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国家人才竞争的重要支柱，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要素。“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1]，研究生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研究生教育立德树人的首要责任。党和国家对研究生导师切实发挥立德树人职能历来高度重视，2018年教育部还专门颁布《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教研〔2018〕1号)。然而事实上，研究生导师真正发挥立德树人作用并非易事，其受制于诸多深层矛盾的阻碍。深刻揭示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需要突破的关键瓶颈和深层困境，是切实有效地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前提基础。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2]。世界形势飞速发展，国家和社会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求日益更迭，对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挑战要求也日新月异，亟待其加快提升自身立德树人的水准，然而研究生导师育人能力的提升却是一个缓慢的、复杂的、具有一定周期性的艰难历程，二者出现发展不同步的深层矛盾。

一方面，时代发展不断向前，挑战要求日新月异。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以及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深水区和攻坚区，社会环境变化的迅捷与复杂、育人影响因素的多元与交错，使研究生导师在湍急的时代潮流中坚守立德树人的阵地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挑战和更具时代性的要求。一是对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挑战的日新月异。“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不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国际间的竞争与博弈逐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凸显出来，从“萨德”事件到中美贸易战，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科学技术取得的飞跃成果更是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加紧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4]。从互联网到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从手动到自动化，再到智能化、网络化、平台化，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演进也加剧着这种日新月异的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青年意识形态的渗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媒介，新事物、新语言、新思想以及新生活方式的不断涌现，使境内外敌对势力同我争夺阵地、争夺青年、争夺人心的斗争日趋激烈。在信息呈指数级增长的知识爆炸时代，良莠不齐的海量讯息、花样翻新的电信诈骗以及层出不穷的“心灵毒鸡汤”等，在当代青年人的身上打下了“佛系青年”“社会巨婴”的时代烙印。个别研究生的生活自理能力低下、心理疾病多发等状况都是对研究生导师提出的日新月异的严峻挑战。二是对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要求的日新月异。自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党和国家先后发布了13份研究生教育的相关文件，从最初的《关于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教党字〔1987〕084号)，国家对于研究生导师育人职责的规定只是注重其教书育人的作用，到《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社政〔2000〕3号)逐渐认识到导师是研究生德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再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教思政〔2010〕11号)明确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负责人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当首要责任，最后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七项职责。由此可见，国家文件的规范内容由单一到全面、由笼统到具体，充分体现了对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要求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的不断更迭。同样的，仅是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就体现出诸多的全新要求，在2014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提出教师队伍要成为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和仁爱之心“四有好老师”，成为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在2016年看望北京市八一学校师生时提出广大教师要做学生的“四个引路人”以及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四个相统一”和“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的“三因”方法论要求；在2018年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更是提出“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5]的重要论断，这些都为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划下了努力践行的高线，在党和国家对立德树人重视程度不断加深的未来还将继续对研究生导师提出日新月异的要求。

另一方面，研究生导师育人能力的提升却是举步维艰。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研究生导师育人能力的提升不能够迅速实现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育人能力自身的复杂性。研究生导师育人能力的构成复杂，需要掌握和具备多元的知识技能才得以提升自身的育人本领。育人能力自身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研究生导师需要掌握专业知识的多少，更要从“知、情、意、行”四个维度加以审视。研究生导师要想在立德树人方面“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6]，就要打造自身成为政治过硬、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智慧型研究生导师，不仅需要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思考，加强对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专业知识的掌握，更需要其具备坚定的文化自信以及“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精神等意志品质，关注时事热点并在实践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回应现实问题。由此可见，育人能力是由理论与实践、专识与通识、素质与品质多元要素构成的复杂体，这就要求研究生导师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形成这种具有复杂性的能力和素养，本质上体现出了育人能力提升的艰难。二是育人能力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育人能力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周期，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辩证发展从形式上看，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方向是前进上升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7]。研究生导师育人能力的提升势必也需要经由育人理论的学习、育人经验的积淀、育人理念的修正，再将育人心得投入到新的育人实践中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发展历程，才能从不断量的积累最终达到质的飞跃。这一过程是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也是符合育人能力发展客观规律的，研究生导师必须完成一定的能力形成周期、经历一定的能力发展阶段，在引导研究生形成“四个正确认识”^[1]、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和实践创新能力等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并在反思中前行，才能促进自身育人能力的增长。“欲速则不达”。研究生导师育人能力的提升若是跨越这些必经的形成周期、发展阶段和提升环节是必然无法实现的。三是育人能力的形成需要多维条件的支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能力的形成与提升也需要多维条件的支撑。良好的环境氛围是提升育人能力的重要因素，高校需要加大对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能力的培育力度，校际和院系之间积极开展相关教师培训和促进交流的组织活动，院系内部形成树立典型、分析经典育人案例的承袭传统，这些都在研究生导师育人能力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三全育人”理念和“十大育人”体系所形成的“大思政”格局，更是强调在形成这种环境氛围的基础上加强育人合力，促进各要素之间的协同发展，思政课教师、辅导员队伍以及高校其他成员与研究生导师的相互配合，也是其能力提升的关键条件。更重要的是，研究生导师育人能力的提升还需要研究生群体自主意愿的配合，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只有充分调动研究生群体的需求才能激发研究生导师育人能力提升的内在动力。由此可见，育人能力形成所需的多维条件支持也牵制着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能力的迅速提升。

综上可见，这种挑战要求的日新月异意味着研究生导师只有快速提升自身的育人能力才能够跟进时代的发展需要，但事实上，通过分析可知研究生导师育人能力的提升是需要长期积淀和多维支持的、有着自身规律性和周期性的漫长、艰难又复杂的发展过程，是无法恰切地契合时代发展需求快速实现的。由此，育人能力供需之间不相匹配所产生的差距造就了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之间亟待跨越的巨大障碍。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5]德才并育作为塑造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原则，理应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一以贯之，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二者由于内在动力的失衡常常遭遇“避重就轻”的尴尬局面。

一方面，育德过程十分艰涩，效果也很潜隐。古语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是培养研究生形成良好思想品德、塑造研究生具备多维能力素养的缓慢过程。一是育德过程自身具有复杂性、多端性以及周期性长的特点。与智育、体育、美育过程相比，育德过程尤为复杂。这主要是因为道德法则的本质是要求人以利他或者超越的方式处理好利益关系，道德教育所要完成的任务往往是对个体利益的调整、态度的改变和行为的约束^[8]。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曾表示，“总的来说，道德能力被正确地视为高于理智能力。”^[9]因为道德能力要远比那些对特殊领域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重要。道德能力还意味着理解事实，能够运用知识，以及最重要的，能够为自己的知识负起责任的能力^[10]。换言之，能力也具有道德的成分^[10]30，其培育过程的复杂程度可见一斑。育德过程的多端性则主要表现为，导师立德树人可以从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相互渗透作用的知、情、意、行任何一个心理环节开展，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内容维度进行实施。这就需要研究生导师在育德过程中充分抓住和利用这种多种开端的规律，开辟多种渠道，有的放矢地使受教育者在知、情、意、行几方面都得到相应的提升^[11]。“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道德的培养有其自身的长时周期，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只有在不断提升研究生的道德认知、陶冶其道德情感、锻炼其道德意志，最后培养其道德行为习惯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对研究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二是育德效果潜隐，短期内难有成效且难以测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研究生导师育德的结果很难像育才那样得以直观的外显与量化，更多的是“于细微处见真章”。导师对研究生道德品质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这种影响和培育仿若“水滴石穿”，虽然作用是实实在在发生着的，但是往往在表面上无法看出明显的变化。科尔伯格提出了道德教育的三个基本原则^[12]，体现在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过程中则表现为导师必须首先了解研究生道德发展的水平、阶段，必须引起真正的道德冲突和意见不一，向研究生揭示出高于他已有发展程度一个阶段的道德思维方式。这样的原则遵循实质上是在帮助研究生完成道德发展的“意义建构”，即把导师所传授的道德知识内化为道德情感，引发研究生产生共鸣并逐渐形成一种自发的意志品质和精神状态，最后落实到实践应用中，再次加深对这种理念的理解与认同，在大脑中长期存储的这种理解与认同的“图式”便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认知结构，从而指导研究生执行道德行为。由此可见道德的培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只有当这种认知外显为行为时，才最为直观的符合监测与评价的量化指标，这种性质也决定了育德效果的不易测量。

另一方面，育才却有着相对更加速成且外显的特性。正所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学业的培养效果较之德育却是立竿见影的，且具有直观外显、可量化的特性。一是育才的周期性相对较短。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学业的培养与研究生对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周期是相互吻合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自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引进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家们便尝试用信息加工(IP)理论来模拟学习过程的结构，其中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加涅认为人类的学习过程就是一个信息流程，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周期与八个有机联系的阶段。这就意味着研究生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也类似一个环节清晰的信息加工过程，研究生导师育才的步骤明确、节奏可控、效果可显，通过短时间的指导与练习就可形成相应的技能，如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一定的阅读积累与写作训练，都能在规定的时限内顺利的完成学位论文。随着“新三论”即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兴起，人们更加注重学习过程的内在机理与能量转化的关系，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质量互变理论经由“突变论”的深入发展，更加能够说明研究生导师对于研究生某一领域专业技能的系统、强化、深入的单点突破式培养完全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卓越成效。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设立硕士博士点的高校基础设施齐全、学术资源丰富、教师队伍实力雄厚，这些都为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持，大大缩短了研究生导师育才的周期。二是育才的效果更易量化。相比于康德“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才学的养成更像是脚下沃土里生长出的果实，可触可见、直观外显、易于量化、可以计数。研究生导师育才的效果便也是这般可以根据一系列量化的指标成果直接进行检测的。首先是对研究生学习效果的考核主要可以通过对学生在校期间论文发表的数量与质量、参与科研立项的次数与等级、学分绩点的评定等可量化的指标进行测量，测量的结果可以通过直观的统计分析图表显现出来，研究生导师对其学业培养的状况在结合各指标的测量与统计分析后变得一目了然；其次是这种易于量化的特性不仅加重了高校和导师的育才导向，更是直接关系到对高校和研究生导师的评定，例如“双一流”的评估更多采用的是可测性强、具有稳定数据来源并易于操作的指标，偏重于对人才培养、教师质量、科研成果、国际声誉和物质资源等方面的测量。对研究生导师的入职遴选和职称评定也是更加注重其科研成果的产出如发表文章数量、负责课题等级、主持项目次数等，这些直观外显又可量化的评价指标更符合评价体系对人才培养的评定标准，从而为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才学方面的培养增添了充足的内在动力。

研究生导师德才并育的理想状态只有在育德与育才的内在动力相平衡，个体将育德和育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方得以实现，达到并驾齐驱的效果。然而综上可见，由于育德过程的艰涩且效果潜隐，不比育才效果的速成与外显，因而造成了研究生导师在育德和育才两方面内在动力的倾斜，二者在现实中常常失衡的状况成为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重要阻碍。

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需要突破的瓶颈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即“一定社会发展的要求同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之间的矛盾”^[13]，具体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差异成长与统一培养的矛盾冲突。研究生群体无论年龄分布、人员类别、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还是学识阅历等方面都呈现出多样分散的特征，个体成长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然而，研究生导师对每一个研究生的培养目标都是使其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不因教育对象的差异特征有所改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差异成长与统一培养的矛盾冲突。一方面，研究生群体的思想观念多样多元，呈现出差异成长的特点。研究生毕业于不同的本科院校，接受过不同风格校园文化的熏陶，个体的价值观达成程度参差不齐，思想观念的起点基础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表现在不同个体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解程度各异；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以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认识深度各异；个体理想信念、人生价值取向、生命价值态度各不相同；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认知及践行程度多样等。除此之外，年龄的差异和成长经历的不同也会导致研究生思想观念的多元。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道德发展一般遵循阶段性发展规律，不同的年龄阶段只能完成当前阶段的道德教育任务，一般难以跨越完成其他阶段的教育任务，不同年龄阶段的研究生固有的思想观念存在显著差异。同样的，研究生由于家庭出身、经济状况、情感经历、工作经验、身份角色的不同，个体思想道德发展状况和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多样的特征^[14]。另一方面，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教育职责要求对研究生进行统一培养。研究生导师对每个研究生道德品质的培养目标都是由国家统一规划的，需要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武装研究生的头脑，帮助他们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其形成学术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能力、指导其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使研究生具备其他优良的意志品质等，塑造他们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提出了对青年的殷切期望，强调“新时代青年要乘新时代春风，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放飞青春梦想，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担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们的奋斗中梦想成真！”^[5]由此可见，国家对于人才培养规格的统一规定和要求充分体现了立德树人的规范引领，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育人宗旨便都是通过提高研究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并促进其全面发展从而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服务，最终使他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综上可见，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5]。客观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研究生群体差异成长的现实状况作为存在着的客观事实，不会因统一培养的育人宗旨而发生改变，这就为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从而造成了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突出瓶颈。

二是心理防御与规范引领的矛盾冲突。研究生作为具备更系统的专业知识、更成熟的思想观念以及更丰富的成长经历的青年学生先锋队，自然表现出这一年龄段特有的朝气与锐气，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的是较强的心理防御机制。然而，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规范引领却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不容置疑的必要环节，需要研究生群体的积极配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心理防御与规范引领的矛盾冲突。一方面，研究生与导师的年龄差距较小，有些甚至比导师年长，个体因自尊保护而引发的心理防御机制更加明显，易对研究生导师传统“发号施令”的育人方式产生抵触情绪。除此之外，作为研究生的他们有着各自不同丰富的知识背景，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一定程度的理论自信和批判质疑的思维能力，长时期的学术训练使他们具备相应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知识结构更趋于完备，思维架构也更成体系，对事物有着各自独到的见解，不盲目跟风，对外界试图植入的信息自然表现出排斥的倾向。与此同时，由于研究生具有强烈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意识，虽然他们会意识到自身在思想水平、政治观念、道德要求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更希望和习惯于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个人喜好进行学习内容和形式的选择，他们渴望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独立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在的思想宣传工作。另一方面，“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研究生群体作为国家培养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理应在研究生导师的规范引领下练就过硬本领，塑造优良品格，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16]根据列宁的“灌输论”可知，先进的思想理念不会自发的从人的头脑中产生，研究生导师只有通过对研究生思想、品德以及行为等方面的规范引领，才能提升其思想政治素质，使其具备求真务实和无私奉献等的高尚精神，才能真正塑造其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由此可见，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规范引导作为研究生培养阶段中必不可少的育人环节，是培养研究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经途径。“无以规矩，不成方圆”。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规范引领作为研究生培养的必经阶段，是提升其思想政治素养的必要手段。然而，研究生群体由于自身特性所引发的心理防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着外界的干预力量，这就使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面临着一定的阻力从而陷入了立德树人的深层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