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价值取向是研究者在从事高深知识探究活动中，对研究的发展方向与目标的一种自觉选择。这种价值选择，直接决定着学术研究的目的与功能的实现，为研究活动提供理念层面的基本指导。研究生，作为以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的学术精英，是学术研究队伍中一支重要的后备力量，他们的成长关系着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关乎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在新时代背景下，研究生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充分发挥精英群体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学术研究，首先是研究生走向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实践活动，在此意义上其价值系统是由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所决定；其次，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它本身有自己的逻辑规则，在根本上规定着与其他实践活动的区别。由此，学术研究的价值系统，由两部分组成：在外是由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决定，在内是由以学术为核心的价值系统决定。所以，高等教育借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既有“认识论”又有“政治论”的成分^[2]：既要以闲逸的好奇追求知识，以“求真”为目的；又要为国家提供人才与技术支持，以“有用”为目的。即，在现代社会中学术研究既要实现学术上的合法性，合乎学术规范，又要保证政治建制上的合法性，合乎社会发展^[3]。前者要求学者必须承担一定的学术责任，后者要求学者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只有如此，学术研究既符合了科学本身的利益，又保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在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保持方向一致。然而，观之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价值取向，却陷入了种种危机之中，具体如下：

一项关于研究生对“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真理、服务社会”的认同调查发现：69.2%的被试认同，27.6%的被试不确定，12.2%的被试不认同^[4]。可见，大部分研究生认同学术研究的目的应是探究真理、服务社会，但是，也有相当部分学生并没有学术志趣，并未意识到学术研究的职责所在，在实际中开展学术研究的动机多是迫于就业与生活的压力，尤其是在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的背景下，想通过读研进入高层次院校、增加就业砝码成为研究生的常态。如此一来，在读研期间有些研究生比较迷茫，依旧停留于不断地听课、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对学术研究却不钟爱，研究态度非常不端，甚至经常存有学术失范现象，如参考文献中的用而不引、不读而引，伪造与篡改数据、重复他人研究成果等等。可以说，在研究生群体中，踏踏实实沉下来做研究的几乎只是很少一部分，以致有调查指出“硕士研究生的科研水平极其低下，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几乎为零”^[5]。在这种功利的心态下，研究生的研究者这一属性，愈来愈得不到彰显，其研究能力的低下已成为制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要困境。

库恩曾指出：科学革命是无形之中世界观的改变^[6]。从一种范式到另一范式的转换，期间变化的不只是科学研究的工具与主题等，更是研究者对他们所及的世界的看法的改变。不同范式下的主体可能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对于我国的学术研究，要想建立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首先需要研究者重视在世界观领域的信念。只有确立了一种科学的、符合中国境遇的世界观，才能建立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区别于其他体系的根本标志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体到学术研究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通过对某教育部直属大学2000-2016年间教育学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780份学位论文的方法论与理论基础进行文本分析，发现：对方法论做出阐述的文本寥寥无几，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更是微乎其微，不到1%；明确指出理论基础的占46.41%，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只占14.36%，运用较多的其他理论基础还有结构主义、建构主义、人本主义、行为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

由此，对部分研究生展开访谈，他们认为：在多元文化时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受政治束缚的影响，在提倡学术自由的环境下，学术研究也应当走向多元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会导致研究视野的狭窄与思维的僵化，更有学生指出：马克思主义包括经典文献通常是政治的产物，缺乏学术价值，对这些文献研究与运用的往往是御用文人，有阿谀奉承的倾向，不是真正的学者。透过这些数据与访谈，可以发现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范式正在走向“多元化”。多元化固然是思想解放的表现，但是这种所谓的“多元化”理念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盲目否定、对其它西方思想盲目崇拜的前提下，实质上是一种“西化”倾向，他们上可用至古希腊，下可用至后现代，却唯独跳过了教导多年的马克思主义，背后蕴含了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与欠理智的学术态度，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种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与偏见，对西方的多元文化产生了一种盲目的崇拜与向往，并认为学术研究只有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追求西方的理性至上，才能实现科学化。

现代在部分程度上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与传统的决裂，现代化过程中最本质的口号就是“造新”。“新”是现代最根本的价值标准，人们渴求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新”^[7]。对“新”的渴望，使各级各界不断在评价标准上求创新。目前，人们听到最多的一词就是“创新”，各种各样的制度都在不断地激发受众的创新潜力，以学术评价制度为例，根据学者的学术生产力来制定奖励与考核标准，呈现出较强的等级化与定量化倾向。对研究生而言，如果在一定等级的期刊报纸上发表不了论文，就无法评上奖学金、无法毕业。在此要求下，有人积极奋斗着，有人却走向了投机取巧。这些制度如同“黑洞”一样，把学生好的、坏的行为都激发出来了，既激发其斗志，起着某种积极作用，然而又促生了浮躁等不良行为。

研究生群体也开始追求“量化”“等级化”，心态浮躁，难以沉潜，对前辈先贤的经典之作欣赏地过于急躁，往往停留于表面的观点选取，而弱化了对观点背后深层向度的精神体系的汲取，缺乏立场与精神层面的沟通、交流与共鸣，造就了学术研究的低层次、重复化，趋同性、机械性较强，个性化、创新性不足。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经常遵循一个模式“理论依据—现状调查—原因分析—路径建构”，部分现状调查设计的问卷通常不科学、实效性低，样本选择缺乏代表性，难以确切地反映现状，停留于对别人问卷的简单借鉴与套用，理论基础经常是明确地罗列出来，而难以贯通到整个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建构的对策，又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学生们普遍无法达到深层次的“融入”研究的状态，经常很肤浅，学术的独立性与批判性缺失。对创新的渴望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的浮躁与腐败之风，为了出新，很多研究者经常无心读“旧”，而只求把握前沿，如此其理论功底愈来愈薄弱，反而陷入难以有所突破的怪圈中。

现代化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迫使任何人都只能在自己一定的特殊范围内活动，且通常难以超出这个范围，如此造就了个体社会活动的固定化，使得自身活动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的物质力量。可以说，人本身组成的共同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自身相对立的力量，支配着个体的意志和行为，压迫着个体的发展^[8]。当前，社会对人的控制的最直接形式就是技术对人的控制，通过对人的需要和欲求的满足实现对个体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控制。但是，这种需要究竟是不是个体充分发展所必须的似乎无人能来得及思考，只是社会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些流行的普遍被接受的利益。这种社会控制强求过度的生产与消费，强加这些外部需要成为每个个体自身的需要，使每个个体都还处于社会的奴役之下，大量的生产和分配占据着个人的全部身心，个体与外部社会在无意识中保持了一致的步调，逐渐习惯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人们没有意识去反思现状。如此，造就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个体沦入社会已确立的话语体系与行为领域^[9]。对物质利益的强调，使得人们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发展，一切实践活动的展开都以明显的利益来衡量，人发展成为“单向度”，造就了工具理性支配下价值理性的缺失，科学理性至上批判理性的式微。现代化在改善人类物质生活、成就人类主宰地位的同时，遗忘了“人”存在的超越性，造就了人的精神“异化”与自我的丧失。研究生，面对“而立之年”的压力，在这种时代影响下，愈加注重一切活动的实用性与经济效益，功利主义盛行，腐蚀着学术研究所应有的精神境界。

研究生学术研究价值取向的问题归根到底仍旧是个体价值观的问题，这与当前的价值观教育脱不了干系。对研究生而言，主要接受的是高校德育的影响，高校德育承担着对其进行价值引导的任务，引导其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当前高校德育的主要途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政课”)及日常教育，与“思政课”相比，日常教育没有具体的教学设计与明确的教育目标、教学评价等，使得很多老师认为高校德育等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日常生活教育，这一维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或等于简单的社会实践活动，有趣味而无意义。思想政治理论课，顾名思义，是对政治理论知识的传授，目前仍偏重于知识本位取向，整个话语体系多以宏大的政治叙事为主。可以说，“思政课”的环境与生活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脱离状态，学生在课堂上与课堂外面对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两套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思政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个相对同质性的单一场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行动的指南；生活世界则是一个多元文化思潮并存的异质性的多变场域，没有一套确定性的价值体系与行动准则。生活世界的多元化与教学世界的一元化之间如何连接，以实现教学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指导，成为一个最重要的议题。

当把高校德育局限于政治教育时，其整个语境是政治化的，而且是宏大的政治叙事，主流文化也被置于政治化的氛围之中。在当下世俗化的时代中，其他非主流文化更多地是以经济、娱乐等通俗化的语境形式隐含于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大众愈来愈关注自我的境遇下，主流文化离大众相对较远，而非主流文化则无处不在，如此就造成了一种趋势：主流文化逐渐脱离大众的生活，而非主流文化则不断侵蚀大众的生活。每个文化都内涵有不同的价值理念，或与主流文化相一致，或与主流文化相冲突，冲突性的文化长此以往势必腐蚀主流价值理念，消解大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与信仰。高校德育缺乏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意识，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知识教学内容难以有效地指导生活实践。很多思潮如消费主义、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已经对各年龄群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高校德育却很少直面这些思潮，很多教育者并未意识到各种各样的文化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蕴，很少引导学生批判性地面对选择这些与生活相联系的实际问题。这种脱离于学生日常生活的课程体系，致使高校德育的效果总是难以令人满意，无论学校如何教，学生就是不信其传递的理念。

研究生的学术行为与学术规范教育息息相关，二者之间存有一些共生关系，通过学术规范教育，研究生了解学术研究的整个要素，并对学术规范有所把握与践行，通过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行为，又不断促进学术规范研究的深入与全面，促进教育的体系化与科学化。由此，研究生学术研究价值取向存有的危机，说明了学术规范教育存有很大的漏洞。当前很多学校都出台了研究生学术行为规范读本或教程，但是，翻开这些读本一看，基本都是关于学术论文写作的步骤方法：学术论文的结构，如何选题、如何检索搜集阅读文献、如何有效地发表等，根本没有涉及方法论层面、价值层面的理念性东西，都是一些简单的技术操作问题。研究生看了这些读本之后，在学术研究中也就照搬一套基本的操作程序，根本不曾意识到这些方法与实施程序背后内含的方法论，所以，经常发现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中似乎处于一种很混沌的状态，不知道自己在研究中坚守了一种怎样的立场。

在答辩过程中，老师们经常说除了少量的理论研究外，大量的实证研究论文似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些问题究其根由，在于研究生方法论意识的缺失。他们对研究方法有明确的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常停留于如何机械地照搬操作程序上，而无法从抽象层面反思方法涉及的思想基础及理论体系是否符合个人的研究立场以及应用何种思维方式来展开研究，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模式而不自知。学术研究中，采用何种方法收集与分析数据固然重要，但是采用何种理论作为分析、解释数据的基础更为重要，基础不成立，研究结论肯定受到质疑，再精彩的量表与数据往往都是徒劳无功。多数研究生只顾着如何根据研究对象选择合适的方法，却没有意识到方法背后的逻辑层面何以统领整个研究。布迪厄曾指出我们需要保持“方法论上的警醒”，即：“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始终保持对所用的方法的适用范围及其背后的理论假设的反思性关注，并在研究中尽量避免各种彼此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危险倾向”^[10]。这正是当前学术规范教育所缺失的地方，其存有的巨大漏洞，直接导致了研究生学术研究价值取向的危机。

学术研究之于一国的作用，历史与现实早已告知。民国时期，蔡元培先生就曾提出“学术兴国”的思想，指出“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11]。在现代看来，这种思想是“教育兴国”论的延伸，过于夸大教育的职能。但是，在另一方面，可以观之，学术对一国之崛起的意义，德国的古典大学、美国的现代大学，都为世界高等教育的楷模，在学术研究上都有卓越的表现，在国家的兴起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在当代，全球中的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实力领先，且学术研究水平也处于领先地位。研究生，作为学术研究的后备力量，其素质不仅反映着一国创新能力的高低，更代表着一国思想领域与精神境界的状况。因而，亟需正视其学术研究价值取向的危机，并引导其走出危机。

信仰，缘于人们对生存意义的探寻，是人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对存在之确定性的一种把握，给人以价值上的引领、行动上的指导与约束。顾名思义，信仰是由“信”与“仰”两部分组成：“信”是“确信”“相信”，“仰”是“崇奉”“尊崇”。一个人是否已经形成某种信仰，关键在于对信仰对象是否“确信”^[12]。只有在“信”之后才会有“仰”，“信”是信仰的基础。信仰的形成，意味着人生价值的最终指向与行动态度的准则。因而，人人皆有某种信仰，人们对一种信仰的选择意味着对另一种信仰的遗弃。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社会主义运动，也即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不仅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形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差别，而且也提供了一整套的价值观”^[13]。这一整套的价值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现代转向，更需要建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体系。主流价值体系的最终建立取决于其是否被社会各界所认同，而认同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把其信仰化。

高校德育，作为主流价值体系的重要传输系统，自然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高校德育教学在本质上偏重于由外向内的理论灌输，学生通常很难意识到这些理论在实际生活中所发挥的价值与作用，所以，在兴趣上并不浓厚，在学习上并不积极，在心理上并不认同。面对多元社会对个体价值体系的剧烈冲击，高校德育需要转变其理念，从“教会顺从”转向“教会选择”、从“结论给予”转向“过程引导”^[14]。首先，加强课堂教学的实践拓展，促进理论对生活世界的有效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从知性教育、知识中心主义转向主体性教育、生活教育。主体性的教育模式，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从对立到互动，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与学生的能动作用。教师的引导必须能唤起学生的主动建构与觉悟，以促进人性化的他律与主动性的自律相结合。其次，教学内容的话语体系不应当只是政治知识话语，而要走下神坛，直面生活世界，与生活实践相融合，创建实践话语、生活话语体系，这样既可发挥其权威性与指导性，又使其不至于自说自话。再者，加强实践课程的规范化建设。实践课程，不意味着单纯的社团组织活动，也不意味着简单的参观红色文化，而是要把这些实践活动体系化、规程化，发挥其深层次的价值引导。追求德育的生活性、实践性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这门课的思想性^[15]。德育的生活性与实践性意指学校德育与现实生活的融合，在课程设置与实施上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以实现德育的生活化；但是，德育，除了对世俗生活的指导之外，还有超越性的一面，生活化了的德育也要引导人们的现实生活走向更完善、更理想的境界^[16]。那么，这种理想的世界就是德育的思想性与超越性的体现，德育除了生活化之外，也需要在此基础上开展信仰教育，实现人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

学术规范乃研究者的立身之本，不遵守学术规范，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它是学术共同体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就如何产生、传播及交流知识所达成的一系列共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技术层面，涉及学术研究的基本写作规范、引文规范、数据使用与处理规范等；价值态度层面，涉及学术观、学术道德及学术品格等，体现为个体在学术研究中的精神气质；逻辑思维层面，涉及从事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如批判性、创造性的理性思维。学术规范最核心的要素即创新，这也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17]。对照学术规范的内涵与层次，学术规范教育的内容也应从上述三方面展开：第一，基本技术规范的教授，技术规范有较固定的格式与执行标准，所以，教学的重点在于通过课堂系统全面地告知学生如何检索、收集、分类与处理文献，如何使用与收集数据，如何进行引文与注释的标注等。第二，价值观念的教化，引导研究生正确认识研究者的角色，认识从事学术研究需要的基本态度与精神。步入研究生行列的瞬间，学生首要的事情即明确研究生的主要角色与任务，即努力以一名研究者的身份从事学术研究，而从事学术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气质，如批判精神、合作精神等。第三，思维方式的训练。不同于中小学的普通知识与简单思维，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高深学问，充满了专业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要求匹配一种复杂性的思维方式才能理解、发现它，即“以非线性思维、整体思维、关系思维、过程思维为主要特征的考察事物运动变化的方式”^[18]。学术研究对思维方式的高度要求，决定了只能通过日积月累的学术训练而非单纯的课堂教学就可实现，需要研究生在与导师的不断互动交往中，结合实践经历思考、反思与建构中才能有所进展。

通识教育是以追求人的真善美为价值导向，其目的在于培养人的理性，提升人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我们这个时代所经历的、由全球化所描绘的巨大的转型式进程，除非从文化的概念性词汇着手，否则就很难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同样，这些转型所改变的恰恰就是文化体验的构造”^[19]。各个时代文化的特征无疑都被久经考验的经典名著所呈现，透过这些作品可以把握整个文明的发展历程以及人类的思想与智慧。所以，面对当前社会文化的俗化与人的物化趋势，首先高校需要增设经典文献研读课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导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西方哲学、文学艺术品鉴等。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目前高校普遍开设较少，学生通常是零散地、自发性地学习，如何有效地开发传统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对传统文化做出现代诠释，提升教育的文化之境，力求以文化人，是高校课程体系应当扩展的空间。其次，研究生导师一定要主动引导学生研读经典原著，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的现实意义与长远意义。当前的专业课程理论蕴含了较多西方话语体系，部分理论背后的价值立场，存有消解主流意识、淡化主流思想的倾向，但是部分学生并没有对如此价值立场做太多的深入反思与批评借鉴。鉴于此，研究生导师尤其应当引导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以批判的眼光全面认识多元话语体系。

部分学生研究价值取向的异化，是建立在学术自由的旗号下，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会限制学术自由，只有在西方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才是真正的自由，由此大力赞扬西方多元文化，更有甚者支持“意识形态终结论”“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这种不当的观念，究其实质，是对学术自由的误解。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不代表对学术自由的抵制，相反，鼓励“学术研究无禁区”，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并不否定学术流派与学术思想的多元，坚持的是一元主导下的多元并存。其二，学术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有存在基础与限度的。个人的绝对自由是以牺牲他人的自由为代价的，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必须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契约，所以自由是有限度的。其限度有二：第一，真理限度，学术自由是在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之中才享有的，是以对真理的无私辩护为前提，意味着对学术共同体规范的遵守，任何以学术自由的名义传播个人的不正当观点都是不合乎理性的。第二，道德与责任限度，基于知识对社会大众的普遍福祉，基于学术的功利主义的工具属性，学术研究要以“善”为终极价值诉求，寻求学术自由实践活动的知行统一，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和道德正当性的统一^[20]。马克思主义，是被证明了科学的、先进的价值体系，顺应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诠释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学术研究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积极吸纳其他思想之精华，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思想的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