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高等教育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的进程中，导师和研究生始终是一支高凝聚力的学术主力军。导师制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导师与研究生的“导学关系”成为导师制维系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导学关系是在学术逻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教育关系，其本质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不仅体现教师与学生之间基于知识传授的学术交往关系，而且涵盖精神交往和道德教化关系。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师生关系正遭受现代性弊端的冲击，研究生导学关系中的知识传授关系、道德教化关系和行政管理关系都在经受严峻挑战，从而影响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本文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基础，剖析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内在特质，从交往理性、生活世界、话语伦理三个维度建构研究生师生关系的分析框架，挖掘研究生导学关系的交往本质，以期构筑以学术文化为导向的生活世界，减少非学术权力对师生交往环境的干扰，使研究生导学关系回归以学术为轴心的交往理性环境，成就高质量的研究生培养。

交往理性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Habermas)的代表性理论，他认为早期的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存在一定缺陷，过多强调以主-客体二元对立关系把握人的主体性和理性能力。在哈贝马斯看来，策略行为和交往行为是存在于人类社会关系的两种主要行为方式。策略行为受工具理性支配，代表了社会中最典型的主-客体关系；交往行为则受交往理性或价值理性支配，其行为关系建立在强有力的语言理解的共识力基础之上。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往工具，语言的重要社会功能是建立或保持某种社会关系，发挥协商、协调作用，并对行为产生约束力。但在策略行为中，行为者往往是通过非言语行为(如外在强制力等)对行为语境以及行为者之间所施加的影响来获得协调效果^[1]。人们在市场领域普遍运用策略行为维系社会关系，而在社会公共领域，交往行为更能解释行为者的社会关系和行为特点。哈贝马斯认为，任何社会理论始终都与理性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交往行为的本质是一种交往理性，它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基础，依赖语言符号系统开展行为交往，并在行为者之间建立规范化的理性交往空间。交往行为是至少两个主体之间，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语言为媒介，以相互理解为前提的行动合作化、个人社会化的行动过程。交往理性超越了工具理性的樊篱，它从价值层面深层次分析社会关系和人类行为。

自德国近代大学创立研究生教育以来，研究生导师制应运而生并延续至今。从德国研究生教育早期采用的“学徒制”，即研究生充当导师的科研助手从事科学研究，到美国现代大学研究生教育的“一主多辅”导师制，以及后来的教学科研与社会、企业紧密结合而产生的“联合导师制”，包括中国学位制度下模仿欧洲“学徒式”的“导师制”，其共同特点是：研究生导师制的导学关系建立在遵循严格的学术逻辑基础之上^[2]。尽管中国导学文化或多或少受“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观念以及“师父带徒弟”的工匠作坊模式影响，导学关系更加密切，也更多掺杂一些非学术元素，导师成为研究生在校生活的主要负责人，肩负着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多方面的价值塑造和价值判断责任，相对而言，中国导学文化在学术交往的纯粹性程度上可能不如西方大学。但是，从学校制度设计上看，中国的研究生导师始终以“学术导师”为身份定位，以引导和帮助学生的学术成长为重要己任^[3]，紧紧围绕以学术为轴心的理性交往关系发展，培养并保障研究生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和学术技能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

从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看，今日大学已从“象牙塔”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具有更多社会服务职能，但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其主要目标依然是培养探索真理和知识创新的高端人才，导学关系的本质仍是在求知探索的学术殿堂里仰望星空，在追求真理的理性光辉引导下围绕学术事务展开互动和交往。以学术为轴心的理性交往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但核心是必须具备求知探索的理性精神、平等自由的学术文化以及维护学术制度健康发展的机制。作为培养人才和创新知识的一种活动，学术是贯穿于研究生导学关系的主线，因此，导师与学生在教学、科研互动中必然建立起一种以学术为轴心的理性文化，在彼此共享的学术规范中，在知识传承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相互促进，平等互动，实现各自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解释，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启蒙运动中人义论对神义论的替代，导致价值领域的分离，科学、道德、美学等领域的理性观念取代了原本统一的基督教神学及其形而上世界观。韦伯认为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观念在现代社会毫无疑问已发展为工具理性，导致意义和自由的丧失。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理性启蒙逐渐演变成工具理性，强调以技术规则、程序性操作为前提，为了达成某种听似崇高的目标，越来越重视采用具有战略性、高效性的方式达成目标，甚至将人与机器一并视为战略性和程序化操作的因子，工具理性演化成一种技术意识形态，这是“现代性困境”的根源。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也对技术理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科学技术把存在者之间复杂而多元的关系简化为‘赋予意义的主体’与‘无意义的客体’之间的单纯的一元关系......将一切存在物置于狂妄自大的主体的主宰之下，在摧毁自然的同时，也摧毁了人的本质与自由”^[4]。哈贝马斯继承并发展了韦伯的理论，用理性和合理性概念对现代性进行新的探讨，他认为现代社会除了主体中心理性之外，在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还大量存在交往理性，主张以语言为媒介、以相互理解为取向建构人类社会的交往合理性。

现代大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现代性困境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大学，反映在研究生教育及师生交往关系上，过度彰显学术和教育活动的工具理性和操作化效益，单向度地追求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和控制，忽视教育过程中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人的自由个性和独立性受到限制。工具理性至上，交往理性缺失，势必导致研究生导学关系功利化，削弱以学术为轴心的理性探索精神和平等自由的学术文化。

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工具理性和技术发展对人类的影响日益扩大，随之产生的负面因素对研究生导学关系带来一些不良影响，导致师生关系功利化、冷漠化，其原因主要反映在研究生就读目的不纯，带有太多外在功利化目的，甚至一些名校的学霸都是在为文凭而学，为一份好工作而学。本课题组在对广东省的三所综合性大学进行研究生问卷调查中了解到，为了就业好、拿名校文凭、获得高学位等非学术目的而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占了92%；关于在读研究生的压力问题，受访者读研期间最大的压力来自就业(占42%)和学术(占41%)。就读目的功利化极易导致研究生与导师学术交往关系的功利化，一方面，功利化的就学目的使研究生心态浮躁，更多关注学术以外的世俗生活，无法沉下心来专注学术，他们与导师的交往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现实，更谈不上共同维护追求真理和独立自由之创造精神；另一方面，就业的不确定性和世俗诱惑的影响使研究生的学习成效大打折扣，他们无法按要求完成教学、研究任务，导师对研究生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产生质疑和不满，导学关系紧张，甚至师生交往出现裂痕。受访研究生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有社会兼职经验，且大部分兼职与自己所学专业关系不大或者没有关系，兼职的目的多与获取经济收入和未来就业有关。不仅如此，学生功利化就学还直接影响导师对研究生的学术指导，有些导师出于无奈，有些出于“关心”学生而降低学术标准甚至放弃应有的学术要求和规范。这极有可能导致研究生教育陷入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功利性就读导致研究生被动学习、消极学习，无法按要求完成导师布置的教学科研任务，因而其学习和科研效果低于导师期待，学术共同体共享的探索真理、自由创新的理性精神和学术文化受功利主义侵蚀，价值观的差异必然影响导学关系的维系和发展，偏离应有的学术文化和理性精神，长此以往将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进一步影响研究生未来就业竞争力，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加，研究生导学关系进入非理性交往的循环怪圈。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是由“系统”和“生活世界”共同构建的双层架构，现代性困境是由这种二维架构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产生的，即系统的分化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现代社会中作为系统运行机制的工具理性日益冲击着交往理性所建构的生活世界，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与交往理性的扭曲。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始终运行于其中的境域，研究生师生交往的生活世界从宏观层面看是国家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这个系统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研究生导学关系所处的生活世界及其个体产生影响。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研究生教育中导学关系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导师的教学、科研工作负担过重，导师无法潜心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师生良好的学术交往关系难以维系。我们在对导师的访谈中了解到，影响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二是研究生教育性质的改变。由于扩招，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10.3万人增长到2016年的51.7万人，研究生招生规模持续扩大，而生源的整体质量成为很多导师担心的问题。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性质发生改变，无论从生源质量还是从教学内容、教育方式、教学反馈等方面看，研究生教育越来越接近“本科后教育”。单一的班级授课制代替了师傅带徒弟式的师承关系和深度交往，学生缺乏对学术的内在兴趣，导师和学生的学术交往趋于程式化、任务化，学术标准大打折扣。研究生师生交往除了规定的课堂教学以及理工科的做实验，其他交往基本以老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程序来维系，即按照学院的规定进行定期的阶段性的毕业论文指导，研究生和导师很难有深层次的学术交往，原本丰富多彩的研究生导学关系异化为简单的论文指导关系，缩小甚至偏离了交往行动者应有的生活世界和活动视野。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不是简单复归传统的规范伦理学，而是基于现代社会背景、消解传统伦理道德的形而上基础、脱离强权与绝对命令的交往理性，它强调主体间的道德共识而达成交往的有效性与话语的规范性。他认为对人的理性交往的分析必须落实到语言，因为个体的理性能力及其社会化是在实践中生成并在语言对话和主体之间构成的生活世界里生成和发展的，只有在主体间交往的语言互动中，每一个单个的主体才能充分的理性化、社会化。现代大学管理制度对导师的绩效评价往往忽略教育教学标准，而更多关注导师的课题级别、论文发表期刊级别以及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等指标。功利性、粗放式的评价方式违背了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规律，将人变成制造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的机器，并导致大量为发表而发表的学术垃圾，同时也使得师生关系功利化、世俗化。为了达到这些指标的要求，有些导师甚至带领研究生制造学术垃圾。研究生是具有完整独立人格和道德认知与价值判断的成熟个体，由于师生之间基于主体间的道德共识与学术话语的规范性受到挑战，因而影响达成理性交往的有效性和话语伦理的共识性。从长远目标看只会加剧学术的行政化和功利化，导师沦为“学术民工”，教授们围绕课题、经费、成果转化，学术被急功近利笼罩。导师为了完成各种学术工作量，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将工作重心放在自己的学术发表上，而较少关注或者很少关心自己的研究生。研究生也因缺乏导师的潜心指导而难以真正了解和把握学术研究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规律，有些研究生刚掌握点学术的皮毛就想着去发表，急功近利，对研究生个人成长非常不利。如此导学关系完全破坏了以学术为轴心的师生交往的合理性，打破了主体间的道德共识而难以达成交往的有效性与话语的规范性。

交往理性是隐含在人们日常话语结构之中、参与者共享的理性。传统的单维度的个体理性侧重以个体的主体为中心，过分重视命题间的逻辑关系，强调目标达成和任务的高效完成。工具理性至上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个体的主体理性过于彰显，而群体的交往理性与共识逐渐丧失。与此不同的是，交往理性注重多重维度的理性交往，突出的是群体作为主体所应保持的整体和谐，通过主体间的语言交流，尤其注重精神层面的对话与沟通，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多主体间、平等互动的关系共同体，强调具有主体性的人在实践中的多向度交流，使不同个体之间平等对话、协商讨论、理解沟通而达成共识，维护群体内部共享的“话语伦理”。他们在实践中“通过共识关系实现相关性和一致性，体现不同主体在构建共同世界过程中的和谐互动及良性交往”^[5]。

许多社会学和教育学学者都对“权威”做过专门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教育哲学家彼得斯(R.S.Peters)的观点，他认为权威是一种发布命令及做决定的权力，权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所设立的规范和价值体系为众人所接纳^[6]。在彼得斯看来，一个人被赋予的权威与他实际能行使的权威并不对等，比如一位老师在学生面前通常是有权威的，他可以发布指令和布置任务，但有可能没有人遵守；还有一种可能，一位不惧任何权贵和社会影响力的人说的话可能被很多人信服。被赋予的权威之所以与实际能行使的权威不对等，是因为权威有形式权威(Formal Authority)和实质权威(Actual Authority)之分。彼得斯用“当权者”(in authority)和“权威者”(authority)来区分这两种权威，前者是因被赋予发布命令与决策的权力而成为“当权者”；后者则是因本人能力为众人所信服而成为“权威者”^[7]。如果一位教师在课堂发布指令而没有学生遵守，说明老师是徒有形式权威而无实质权威，只是凭借教师身份的形式权威在发出指令。通常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一旦权威者发展成为当权者时，就是韦伯所说的具有精神感召的人物产生了。作为传承知识、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研究生导师，他理应是同时具有专业权威和道德感召的学术前辈与精神导师，他既是“当权者”，又是“权威者”。导师作为“当权者”的责任是确保知识在教育系统中持续发展并保持教育系统的良性运转，进行知识传承，引领社会道德与文化；作为专业领域的“权威者”，导师渊博的学识、严谨治学的人格魅力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的丰富经历等，自然会让研究生产生仰慕之心而努力追随之。因此，在研究生教育的各种教学、科研活动中，形式权威与实质权威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这两种权威应该适时交互使用，不应该只偏于某一方。

但是，在知识经济和科技空前快速发展的时代，不可避免伴随而来出现一些社会乱象，家长制、师道尊严等传统的权威时代逐渐消退，多元开放的社会正以一股无法抵挡的力量迎面扑来，多元价值观、个人主义等引发师生交流不畅，师生关系冷漠、紧张，传统教师角色正在转变，教师权威也随之式微。彼得斯也认为，教师的权威在当今社会已经无法再仰赖他们的传统权威，而必须表现出他在其他某方面的权威，才能将其权威合理化^[7]。教师权威的整体性被割裂，研究生教育中导师的实质权威遭遇工具理性绑架而沦为只是盲目追求功利目的的机器，例如研究生导师制主要由研究生处(院)来安排, 包括导师教学任务的安排与确定, 导学关系的建立, 导师工作的评价等, 主要由研究生处(院)和二级学院共同负责，导师的学术话语权经常受制于行政权力，导师甚至在招收研究生时完全没有自己的决定权，这无疑对导师的实质权威产生负面影响。更严重的是，研究生导师的学术权威逐渐蜕变为行政化系统及其科层化的附庸，导师的专业权威直接听命于行政化指令，按照上级行政要求的教学工作量和科研成果数量安排学术工作，研究选题和内容也越来越紧跟所谓“主流”的“高大上”及“顶层设计”。为了所谓的学校发展(比如排名)急功近利，违背科学规律，过分强调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制造学术虚假繁荣。导师的实质权威是良好导学关系在学术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基础，也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努力维护导师作为专家、学者、师者在知识传授、学术研究、道德修养和训导方面的实质权威，尽量减少行政文化对学术文化的排挤，丰富日益贫瘠化、空洞化的专家文化，将导师的权威从行政主导的形式权威转变到让导师拥有真正学术话语权的实质权威。

研究生教育给导师和研究生创造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生活世界，它是一个充满智力互动和文化交流的学术世界，导师和学生都是主动的学习者、研究者和探索者，他们一起工作并相互促进。导师一方面通过教学、科研活动引导和培养学生，使其在学术方面迅速成长，同时，学生的成长和建树也会给导师的研究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导师和研究生从事的研究活动，其本质是以自由探索为基础的教育活动，这种学术共同体最大特点是任何人在真理面前自由、平等，它与以往的任何教育形式都不同，是在广泛的知识背景和专门学科领域突破原有认知局限，不断揭开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奥秘并取得创造性发现的精神享受过程。导师与学生的交流互动是平等的理性交往，没有上下级关系，没有雇佣成分。尽管有经验丰富的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更多是建立在独立研究基础之上，他们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决定自己的研究课题、确定自己的学习和研究进度。

首先，导师不单纯是传授知识的老师，对研究生来说，导师更应该是研究生灵魂的引路人。因此，导师的责任并不仅仅只是交给研究生知识，指导研究生写论文、做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自身的言行表率，培养研究生高尚的情感、端正的态度和踏实的精神。导师在指导研究生进行学术论文写作或者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尊重研究生的主体个性，给研究生自由创造的空间。对于研究生的培养，不仅需要规矩，更需要空间。另一方面，也要创造机会，让研究生能够进入学术前沿。导师作为其所在领域的专家，往往对其所在学术领域内有价值的问题有着比较清晰的了解，有着特殊的学术洞察力。因此，导师能够也有必要将学生带到学术和科研的前沿，做有价值的研究。其次，研究生要改变依赖的思想，坚持独立思考，对导师的学术研究要敢于质疑，要自觉努力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争取更多的机会和导师共同科研。研究生对导师要尊敬有加，重视导师的引路人作用，善于从导师的身上学到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品格。最后，学校教育系统要关注研究生群体，用学术文化影响和感染研究生，缓解他们的生存压力，用制度和政策支持研究生专注学术。在物价高涨的今天，作为成人的研究生对其感受相比于其他层次的学生要深刻，很多研究生在就读期间都会选择做兼职以缓解生活压力，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从事的兼职与专业毫不相关，甚至是一种廉价劳动力。因此，社会和学校一方面有必要加大财力物力的投入，为研究生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让他们能够安心于学术，消除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要建立严格的淘汰机制，对难以胜任学术研究的研究生进行淘汰，用学术规范和教育标准敦促研究生不过分追求金钱，将心思真正放在学习和研究上。学校尤其要从制度层面，改善研究生培养的学术文化，促进师生合作。改革容易产生一些刚性化、冷漠化的制度设计，例如学校人事管理制度、绩效考评、学生考评制度等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非人性化的量化标准，可能导致师生学术文化的离散。因此，用鼓励合作的体制机制来引导研究生主动合作、善于合作、有能力合作，同时尊重研究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鼓励研究生进行创新性研究，多参与合作性研究，尤其是与导师的合作。用合作性的学术文化代替离散的学术文化，是引导研究生主动形成交往热情，与导师建立理性交往的必要途径。

规范和谐的话语环境是师生关系健康发展的桥梁，真正的对话总是蕴涵着一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8]。研究生教育是一种高层次、高水平的智力活动，师生身临其中的教学、科研活动是学者自由意志在学术共同体充分释放的过程，是不同学术见解和思想充分碰撞的过程，支撑这一过程的重要方式是对话沟通。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人类基本的社会行为，语言作为交往行为的媒介，发挥着增进理解、行动合作化、个人社会化的职能，同时，交往行为参与者提出的、相互承认和普遍赞同的合理要求，将成为大家自觉遵守的规范，这是主体出于理性的动机、通过语言交往获得、并以语言形式而存在，其实质是基于主体间的伦理存在和话语伦理。交往是一种基于语言活动的行为，交往双方存在一套共享的话语伦理，研究生师生之间的有效对话符合话语伦理的普遍原则，师生之间的交往没有强权与压制，导师不能也不可能通过压制、命令等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威，学生也无须担心与导师的观点不一致。这是一种面向学术生活世界、超越特定文化形式、以开放性的话语论辩建立起来的共识和理性。师生之间的平等自由、相互尊重、相互忠诚靠的是他们对学术自由精神的追求，通过辩论、讨论、切磋甚至争执和批判实现沟通与交流。尤其在快速发展的信息社会，网络、微信、微博等电子媒介的流行给师生对话提供了更多便利，导学关系在以对话为媒介的学术交往中变得更加频繁、实效和快捷。

首先，尊重导师的实质权威，但同时要打破导师的权威垄断。重视导师的实质权威并不意味着导师拥有绝对权威，绝对权威是对实质权威的绑架。中国目前单一的导师负责制，研究生在校的几年中师承一人的指导，学生的培养质量极大地依赖于单个导师个人的学术造诣和学术道德，容易形成权威垄断，应借鉴国外的研究生指导委员会(supervisory committee)制度，由相关领域的多位导师共同指导，还可避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绝对权威必然导致师生之间的距离感、沟通不畅或理解障碍，甚至产生错误信息，影响导学关系的正常维系。作为研究生应努力争取并且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话语权，摆脱依赖思想，培养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导师应鼓励学生畅所欲言，研究生如果没有信心或畏惧导师的权威而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理性的学术交往则难以实现。作为学校管理者应该营造平等自由的学术氛围，创建师生间真诚、开放的对话机制，以客观、真实、真诚的双向对话代替单向独白。

再者，完善学术话语体系。研究生导学关系建立在真实、规范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学术话语是导师和研究生通过言语进行交往的媒介。言语行为往往以相应的交往性规则资质作为假想前提，言说者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意向是作为合法的人际关系而获得主体间承认的规范现实，它必须具有语言交往行为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交往的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这是话语获得交往成功的必要条件，任何交往参与者要想让这种交往继续下去，就必须兑现这样的有效性^[9]，否则，无法实现共同体的和谐。学术治语可以理解为切中当下学者生存经验和学术规范，对探索真理、增进人类知识、促进社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力的话语，同时也是能够直面学术问题和学术探究，自由、直率、真诚地表达自己思想和见解的话语。按照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解释，就是致力于建构共同体内部人们相互理解的言语行为的一般规则，随着话语体系的形成，基于言语行为基础上的主体间性结构也随之形成，每个人可以有独立判断，一种普遍的和非强制的共识意向明确地表达出来，而独立判断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能掌握的唯一理念^[10]。学术话语体系建立在各学科领域的学术规范基础之上，学术规范是保证学术共同体成员平等自由、客观公正地开展学术活动的先决条件，也是维系良好的研究生导学关系、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本准则，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基本的学术道德和制度规范，如价值观规范、学风规范、科学研究规范、学术评审规范、学术管理规范等；二是学术研究中的具体规则，如文献引证标注规则、立论阐述的逻辑规则、论文论著发表出版规则等。因此，完善学术话语体系，必须遵循学术秩序和规范，坚守严谨认真、自由探索的科学态度和探索精神，形成良好的学术话语习惯，以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作为群体间交往的理性原则，通过师生对话创建规范和谐、积极主动的学术文化和话语伦理。

此外，营造真实有效的对话氛围。应鼓励和引导师生进行真实有效的对话，建立良好的对话平台是关键。办大学是办一种氛围，良好的研究生导学关系更需要一种让师生频繁参与交往的身临其境的氛围。定期的导师、研究生见面会，导师吸纳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师生共同申报科研奖项、参加学术会议、参与社会调查等等，都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营造对话氛围、促进交往的有效途径。对于学校管理者来说，要让师生合理的诉求能够得到合理、合法和及时的解决，在符合学术规范和共同的话语伦理前提下，消解缺乏沟通和理解的交流障碍，促进和谐有效的交往。

研究生教育是学问圣殿里的高级阶段，相对于其他层次的教育形式来说，以学术为轴心，以探索未知、发现真理为目标的导学关系更注重人与人之间基于精神层面和共同理念的对话与交往，无论导师还是研究生，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人在各种学术交往中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出个体的主体理性，进入群体的、多向度的交往理性，这是他们共处学术“生活世界”、维护共同“话语伦理”以达成共识关系的基础，也是形成研究生教育生态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