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教育处于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其不仅承担着为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历史重任,更是基础科学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创新成果的重要生力军,因此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培养更显得至关重要。通过对研究生国际化能力的培养,不仅可以在思想层面上使研究生认识到国际化的重要性,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使研究生具备在国际社会中开展各项工作所必备的技能和知识。因此,着重提升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不仅是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水平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有效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必由之路。从历史发展来看,自1981年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30多年间我国共培养硕士研究生426万人,博士研究生49万人,其中近5年培养的研究生约占培养总量的50%[1]。而且据有关报告预测,2020年左右,我国在学研究生总规模将达到290万人[2]。因此,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机构如何在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前提下,培养具有国际化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以应对全球化时代对人力资本需求的新挑战,已成为未来我国研究生教育面临的重要时代命题。
多年来,清华大学等顶尖研究型大学作为我国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桥头堡,一直致力于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化教育,培养研究生的国际竞争意识和能力,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更好地满足国家发展对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人才的需求,以有效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那么我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国际化能力发展现状究竟如何,以及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是否与之存在差距?基于国际化能力量表,本研究旨在通过中德两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比较,了解我国研究生国际化能力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研究生国际化能力提升的应对策略。
二、研究设计 (一) 国际化能力测量框架确定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世界范围内目前尚无关于国际化能力的权威阐释与统一标准。国外对国际化能力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90年代初,Schechter首次提出了国际化能力的概念,即帮助学生获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就业所需的知识和能力[3]。此后,Lambert、Olson和Kroeger、Hunter、刘扬和吴瑞林等人分别从国际化能力的内涵阐释、维度界定和量表开发等三个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4-7]。在对前人文献进行总结,特别是借鉴英国乐施会教育培训机构(Oxfam GB)提出的“全球公民”核心要素的基础上[8],本研究认为研究生国际能力包括“知识与理解”、“技能/经历”和“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并将其定义为:掌握世界历史、文化、语言、地理以及全球公共问题等基础知识以及专业相关领域学术研究前沿等专业知识(知识与理解),拥有对全球化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多样化的文化和价值观保持理解和尊重(态度与价值观),并且能够运用相关知识有效开展跨文化交际和学术研究的能力(技能/经历)。其中,“知识与理解”包括“世界知识”、“全球化理解”和“国际学术能力”三个方面;“技能/经历”包括“工具使用”和“跨文化交际”两个方面;“态度和价值观”包括“国际化意识”、“国际化态度”和“价值观认同”三个方面。
(二) 研究工具在测量工具方面,本研究在刘扬和吴瑞林编制的大学生国际化能力量表的基础上[7],通过专家咨询的方法对其进行修订,形成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以及29个具体阐释指标的“研究生国际化能力量表”,用于测量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表 1)。
量表采用5点李克特式自评方法设置题项,同时根据得分具体情况将国际化能力水平分为三个等级:3分以下为较差;3~4分为一般;4~5分为较好。同时,本研究对问卷的信效度进行检验。信度检验采用常用的Alpha信度系数,量表整体的α系数为0.913,其中“知识与理解”维度的α系数为0.924,“技能/经历”维度的α系数为0.912,而“态度与价值观”维度的α系数达0.894。这表明,量表整体及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均接近甚至超过高信度水平,因而量表整体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检验主要采用结构效度分析的方法,其KMO值达到0.907,说明量表整体的结构效度良好。
(三)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德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国际化能力比较调查研究项目,调查时间为2016年11月至2017年2月。清华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作为中德两国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其国际化程度都非常高。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最新发布的“2017年全球最国际化大学排名”,两校的国际化水平分别居于本国的第4位和第1位。因此,选择两校开展中德顶尖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比较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研究主要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研究对象,根据性别、学历层次和学科类别等三个层次对研究生群体进行分层。清华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最终回收有效样本分别为489份和464份,回收率分别为68.6%和54.8%。总体来看,清华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研究样本结构有很大相似性(见表 2)。从性别来看,两校均以男性为主,占六成左右。从学历层次来看,以硕士研究生为主,占七成左右。从学科类别,以理工学科为主,占六成左右;社会学科次之;人文学科最少。
从一级指标来看(表 3),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处于一般水平;柏林自由大学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处于较好水平。柏林自由大学研究生(M=4.04,SD=0.74)的国际化能力显著高于清华大学(M=3.82,SD=0.78)。在国际化能力三个维度的平均水平中,两校研究生均为“态度与价值观”水平最高;清华大学在“技能/经历”上得分最低;柏林自由大学在“知识与理解”上得分最低。从两校的比较来看,清华大学研究生在“知识与理解”和“技能/经历”两个维度上均低于柏林自由大学;在“态度与价值观”上,两校研究生无显著差异。
从二级指标来看(表 4),清华大学研究生在“国际化态度”、“价值观认同”和“国际化意识”等3项指标得分较高,处于较好水平;柏林自由大学研究生在“国际化态度”、“国际化意识”、“跨文化交际”、“价值观认同”和“全球化理解”等5项指标得分较高,处于较好水平。从两校的比较来看,清华大学研究生在“国际学术能力”上显著高于柏林自由大学;在“世界知识”、“全球化理解”、“工具使用”、“跨文化交际”和“国际化意识”等5项指标上显著低于柏林自由大学。在“国际化态度”和“价值观认同”2项指标上,两校研究生无显著差异。
将两校研究生国际化能力的二级指标的具体阐释指标得分列出(表 5)可知,清华大学研究生在9项具体阐释指标表现较好(4~5分之间),占总体的31.0%;其余20项指标表现一般。柏林自由大学在17项具体阐释指标表现较好(4~5分之间),占总体的58.6%;其余12项指标表现一般。其中清华大学得分较高的阐释指标主要分布在“国际学术能力”、“国际化意识”、“国际化态度”和“价值观认同”等4个二级指标;柏林自由大学得分较高的阐释指标主要分布在“全球化理解”、“跨文化交际”、“国际化意识”、“国际化态度”和“价值观认同”等5个二级指标。从两校的比较来看,清华大学研究生在“我会及时了解自己研究方向的国外最新成果”上显著高于柏林自由大学;在“与外国人沟通时,我愿意尝试去欣赏对方的文化和价值”等20项指标上显著低于柏林自由大学。在“我会经常关注国外同行的研究进展”等8项指标上,两校研究生无显著差异。需要指出的是,清华大学研究生在“跨文化交际”的6个具体阐释指标的得分均大幅低于柏林自由大学。
本研究以研究生国际化能力量表为研究工具,对中德顶尖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显著低于柏林自由大学,其中清华大学研究生在“知识与理解”和“技能/经历”2个一级指标上均低于柏林自由大学;在“态度和价值观”上,两校无显著差异。这说明虽然中德两国的研究生都对全球化持较为积极的开放性态度,能够对文化差异抱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但我国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在全球化所需的基础知识以及运用有关知识在国际环境下开展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方面尚不及德国。
从二级指标来看,清华大学研究生在“国际学术能力”上显著高于柏林自由大学;在“世界知识”、“全球化理解”、“工具使用”、“跨文化交际”和“国际化意识”等5项指标上显著低于柏林自由大学;在“国际化态度”和“价值观认同”2项指标上,两校研究生无显著差异;其中从“跨文化交际”的6个具体阐释指标上来看,清华大学与柏林自由大学的差距尤为巨大。这说明与德国相比,我国研究型大学在培养研究生的“国际学术能力”上表现较好,这可能与我国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中较为注重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研究/发表能力有关。根据《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2013~2014)》中权威期刊所刊载的12347篇论文的数据显示,研究生以第一或二作者发表的论文篇数为8269,占总数的67.0%。可见,研究生群体已成为我国学术研究/发表的重要生力军,对我国的学术进步推动的贡献非常大。同时,二级指标及其具体阐释指标的分析结果进一步说明,与德国相比,我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虽然对全球化持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但是欠缺全球化相关知识和运用知识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总体来看,与国外相比,我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在“态度和价值观”上已保持较高水平,但在“知识与理解”和“技能/经历”上却亟待加强。这种现象的形成可能是有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是虽然我国的研究生已经意识到国际化能力对其自身的发展的重要性,但当前研究型大学尚未构建出有利于研究生提升其国际化能力的体制机制,也未提供充足的相关资源与条件,尤其是“跨文化交际”的资源;二是研究生自身虽然对国际化抱以积极支持的态度,但却缺乏将思想上的支持态度转为实际行动的动力。因此,我国研究生国际化能力提升策略应围绕高校和研究生个人两方面展开。一是从高校层面来看,应着重加强高校制度建设(办学理念和目标)和提供充足的资源条件(师资队伍和课程建设),并实现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便更好地契合和满足日益增长的提升研究生国际化能力的要求;二是从研究生个人层面来看,应有效推动其意愿与行动的统一,即激发研究生自身积极提升其国际化国际化能力的热情,使之真正付诸行动,进而通过实际行动弥补自身在国际化知识学习和技能运用方面的不足。
(二) 研究生国际化能力提升策略 1. 建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和目标办学理念和目标是高校长远发展总体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它指明了学校的发展方向,可以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提供系统的理论指导。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要求高校在制定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时,把研究生的国际化水平置于核心。研究型大学作为我国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的主力军,建立系统科学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办学理念尤为重要和紧迫。但从目前来看,我国高校普遍未制定系统、科学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规划或政策,这就在制度层面上决定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远不及欧美等发达国家。美国的众多一流大学在很早就确立了国际化办学的目标,例如,密西根大学提出了“为全世界服务”的办学目标,波士顿大学则将其使命定位为培养“世界公民”,华盛顿大学的培养目标增加了“国际理解和交流”,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则推出了“全球校园”的战略布局等。
因此,建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和目标已迫在眉睫。当然,由于研究型大学的历史积累和自身特色不同,国际化水平体现的层次、类型、结构和程度也就有所不同,这就需要各大学挖掘自身特色,根据自身的外部环境,制定切合实际的国际化水平的办学理念和目标[9]。在制定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和目标时,必须遵循全面战略管理的基本思路,考虑能够影响学校国际化水平的各种要素,比如,办学理念、师资队伍、生源情况、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文化氛围等。这些都是推动高校国际化发展所要着力的地方。此外,对国际化办学理念和目标的实践情况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监督、评估体系,以确保其能起到有效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作用。
2. 加强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和课程建设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建设是研究型大学推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关键。大学教师在促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如果教师拥有国外留学、讲学经历,他们就可以通过讲课和讨论与学生分享这种经历,从而使研究生受到国际化的教育和熏陶。但从目前来看,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师资队伍的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根据《重点高校国际化调查分析报告(2015)》的数据显示,我国重点高校中外籍专任教师平均不到40人,仅占专任教师总数的2.3%,远低于德国的9.5%。因此,加强国际化的师资建设以提升其在国际竞争力已势在必行。总体来看,加强国际化的师资建设包括“走出去”和“引进来”方面。首先,应该为本土研究生导师创造出访合作交流的条件,通过国际科研合作、出国研修、考察访学、国际学术活动等方式,增加其接触世界学科前沿理论的机会和拓展其国际化视野,努力提升本土教师的国际化交流能力和国际化科研水平[10]。其次,聘请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的专家学者、国际顶尖研究机构的科研工作者以及具有国际留学经历的海外留学人才作为研究生导师来华任教,其拥有的国际化知识结构和全球视野将有力促进研究生的国际化科研及创新能力的提高[11];另一方面邀请外籍顶尖专家学者来华参与科研合作项目或短期讲学,促进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以便国际先进技术、思想以及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引进,以及推动研究生教学和科研向国际一流水平迈进。
课程建设要最大限度地反映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实际需求。但根据《重点高校国际化调查分析报告(2015)》的数据显示,我国重点高校平均使用全外语授课的课程仅占开设课程总数的2.5%。因此,大力推动课程建设的国际化已经迫在眉睫。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课程的建设,必须从课程内容、课程管理、教学方式、外语教学等多种途径进行改革。通过开设专门性的国际课程,穿插国际学科的前沿性知识,增设国际认可的课程门类,运用先进的科学手段,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人才。比如,课程的设置应该尊重学生多元化的国际化需要,针对不同国家需要、民族传统和文化特色,增加课程选择的弹性;推进全英文课程建设;开设注重国际主题的公共课程,如国际关系、国际比较文化;引进英文原版教材及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作为研究生的教材,等等。
3. 积极开展国际间研究生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开展国际间研究生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的有效着力点主要包括发展留学生教育和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等两个方面。首先,留学生教育作为衡量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其能通过与不同国家留学生的学术交流、合作和相互学习,有效促进研究生教育方法、内容、手段和模式的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目前,从数量来看,世界一流大学留学生的比例一般都在20%以上,我国的研究型大学普遍远低于这一比例。比如,数据显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留学生的比例分别仅占5.8%和8.1%。从结构来看,来华留学生结构相对单一,基本由来自亚非拉国家的学生构成,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较少。有研究显示,北京大学中的留学生有近70%来自亚洲,其中仅韩国一个国家就占40%左右[12]。因此,对于我国的研究型大学来说,如何进一步提高留学生比例和优化留学生结构是关键。
其次,作为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外合作办学可以使研究型大学在国际上通行并实践的办学模式、师资培训、专业课程设置、质量保证措施等方面的经验得到共享,并有效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帮助学生树立中西合璧的教育理念。目前,我国中外合作成效显著,数据显示我国各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达到2403家,其中90%左右分布于高等教育领域。但目前在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区域分布、专业设置以及健全法律法规等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13]。因此,要想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的长远健康发展,如何科学、合理应对其质量提升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显得尤为关键。
4. 鼓励研究生为提升国际化能力做好积极准备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的职业选择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14],但不论其选择何种职业,国际化能力越来越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必备技能。因此,按照国际化的标准培养人才已成为我国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核心。调查结果显示,有近70%的研究生认为国际化能力对其未来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研究生群体却没有将这种思想上的支持态度转为有效的实际行动,仅有不到30%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处于较好水平。
因此,应该通过塑造能激发研究生提升其国际化的环境和机制,激励研究生自身花费更多的资源、时间和努力提升其国际化能力。比如,鼓励并引导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海外短期访学或联合培养项目、建立多种形式的国际学生协会组织、鼓励与外国留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等等。丰富多样的国际化相关活动或项目可以使研究生了解国际化发展路径、理解国际化动力因素,有力地提高研究生应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压力与挑战的能力,促其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找准自身的位置。同时,针对研究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较弱的现象,研究生自身也要主动利用研究型大学较为丰富的国际化资源,注重与来自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背景的学生交流与合作,努力通过多种方式提升自身的国际化能力。
[1] | 中国教育在线. 全国研究生调查数据报告[EB/OL]. (2015-8-18). [2017-5-10]. http://www.eol.cn/html/ky/report2015/e.shtml. |
[2] |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正式发布[EB/OL]. (2017-1-23). [2017-5-10]. 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sy/syzhxw/282772.shtml. |
[3] | SCHECHTER M. Internationalizing the university and building bridges across disciplines[M]//CAVUSGIL T. Internationalizing business education:meeting the challenge,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129-140. |
[4] | LAMBERT R 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993, 28(3): 309–325. DOI:10.2307/1503761 |
[5] | OLSON C L, KROEGER K R. Global competency and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1, 5(2): 116–137. DOI:10.1177/102831530152003 |
[6] | HUNTER W D.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s, and experiences necessary to become globally competent[D]. 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2004:27-41. https://www.mendeley.com/research-papers/knowledge-skills-attitudes-experiences-necessary-become-globally-competent/ |
[7] | 刘扬, 吴瑞林. 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学生国际能力评价量表设计和检验[J]. 复旦教育论坛, 2015, 13(1): 44–49. |
[8] | OXFAM. Education for global citizenship:a guide for schools[EB/OL]. (2011-10-13).[2017-5-10]. http://www.oxfam.org.uk/education/gc/. |
[9] | 程永波, 巴素英. 国际化背景下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思考[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0(3): 32–37. |
[10] | 初旭新, 宗刚. 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培养的现状与对策[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5(5): 18–22. |
[11] | 刘丽霞, 刘惠琴. 加强国际化培养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0(12): 21–24. DOI:10.3969/j.issn.1001-960X.2010.12.005 |
[12] | 郭丛斌, 孙启明. 中国内地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比较分析——从大学排名的视角[J]. 教育研究, 2015(2): 147–157. |
[13] | 薛卫洋. 质量建设进程中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基于《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报告》的思考[J]. 中国高教研究, 2016(2): 12–19. |
[14] | 胡德鑫, 金蕾莅, 林成涛, 等. 我国顶尖研究型大学工科博士职业选择多元化及其应对策略——以清华大学为例[J]. 中国高教研究, 2017(4): 7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