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 我国博士生教育的规模持续增大。2005、2010、2015年全国在校博士生人数分别达到19.13万、25.90万、32.67万, 增幅均为20%以上^[1]。扩大的博士生教育培养了更多高素质人才, 提高了师资队伍的力量, 也为响应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号召提供了保障。然而, 当前我们的博士生教育仍存在"量大质弱"的困境。2016年有学者感慨道"北大自己培养的土博士都去了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2], 博士生的供给质量不容乐观, "金本银硕铜博士"的说法更是质疑着博士生的精英教育。因此, 促成有效供给, 实现"以质图强"是我国博士生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理念。"供给侧改革"首先于2015年11月在经济领域提出, 旨在提高供给水平, 推进结构调整, 激发全要素生产活力, 后也成为各个领域研究的重要导向。在研究生教育方面, 何海燕等(2016) 论证了供给侧改革的特征及其在研究生教育改革中的适用性, 进而提出供给侧视角下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选择策略^[3]; 刘晓芳等(2016) 从教育供给侧角度, 分析了当前研究生意识形态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并提出要从供给内容、供给途径、供给者素质和网络供给阵地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4]; 方超等(2016) 结合人力资本梯度的升级, 提出要进行研究生招生上的供给侧改革, 由单纯规模扩张向结构性增长转变^[5]。然而, 将供给侧与研究生教育结合的文献仅有几篇, 从供给侧的视角来审视博士生教育的研究更为稀少。对此, 本文将从供给侧的视角来回答以下问题:博士招生"申请制"的动因是什么？"申请制"有怎样的优势？如何使"申请制"得以更好地改进？

博士生"申请制"是相对于公开招考、硕博连读、直接攻博外的又一种招生形式, 已是美国、德国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共同趋势^[6]。它是指考生不参加学校的统一入学考试, 由院系所等组织审核个人材料, 确定复试名单并综合考核, 择优录取的一种招生形式。申请制拓宽了博士生的选拔标准, 激发了招生活力, 为进一步的人才培养和评价奠定了基石, 是供给侧改革诉求的重要体现。

教育链是需求链和供给链相结合的, 博士生教育也存在需求和供给矛盾。一方面,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及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国内对博士生教育的需求出现了新变化:第一, 留学趋势抑制国内教育需求。《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指出2015年, 中国现有留学人数126万, 位居世界第一, 约占世界海外留学总数的25%, 意味着每四个留学生中有一个来自中国。强势的留学规模必然抑制对国内教育的需求, 同时, 国内许多用人单位也越来越重视博士生的海外经历, 一些高校在招聘时会优先考虑留学博士, 给出优于国内博士的待遇, 这无疑加剧了对留学的需求和对国内博士教育的抑制。第二, 教育消费的多元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教育消费不只是在学历层次上的单一需求, 越来越看重教育类型、布局、学科和形式等方面的差异。在类型上, 实用技能教育的地位越发突出; 在布局上, 优质地域的教育资源受到重视; 在学科上, 市场接轨密切的专业越发火热; 在形式上, "互联网+"带来的虚拟教育形式也越发明显。这些变化也减缓了对国内博士教育的狂热。第三, 教育投资效益的降低。在"2011计划""双一流建设"等号召下, 博士生的培养标准越来越高, 毕业难度加大, 在校生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 同时也面对越来越多家庭、年龄、就业等方面的困惑, 这就可能降低博士教育的预期投资效益, 最终影响到教育需求。

另一方面, 传统分数导向的招生模式造成博士供给上的弊端, 存在诸多不足:第一, "精英教育"的本质淡化。大众化阶段的教育要承担更多的大众功能, 如公平的升学机会、多元的选择、不同的就学期望等, 而精英教育则更突出要展现学生的个性与专长, 培养尖端人才, 受众少、导师对应、小范围授课等特点决定博士生教育是精英教育^[7]。传统招生的唯分模式无异于高考, 难以挖掘真正具有科研潜力和志向的人, 不利于精英培养。第二, 抑制导师活力。导师制是博士教育的特色, 导师承担着博士生的培养和评价职责, 而在招生上, 唯分模式忽视导师的选择权, 被动地建立师生关系, 导师和学生之间可能缺乏足够的人格了解和兴趣认同, 这无疑会抑制导师进一步的教育活力。第三, 学生成本高。传统模式侧重于学生系统知识和概念的掌握, 注重记忆能力, 学生除了需要为备考付出很多精力等直接成本外, 还会因忽视其它而带来机会成本, 以及专注于备考而放弃所得引发的沉淀成本等。总之, 学生需要为争取高分付出很多成本及代价。

招生改革是博士教育本身在供给一侧的变革, 以提高人才选拔, 激发培养活力, 进而优化博士生的质量和结构, 为市场提供有效的人才供给。申请制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招生考核的对象、主体、内容和时间上。

1.在考核对象上, 重视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生源质量。因此, 一方面在时间上, 要求考生为全日制脱产学习, 且少许高校会对考生年龄做出限制, 如吉林大学2017年要求申请制考生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为确保考生入学后全身心地学习, 学校多会对非定向的全日制学生提供"助学、助教和助研"津贴, 维持学生基本生活开支; 另一方面在考生质量上, 多要求考生品德优良, 成绩突出, 具备一定英语水平, 如上海交通大学2017年要求申请制考生通过CET6等, 且成绩于考试前5年内有效。一些高校甚至对考生毕业的本科、硕士院校作出限定, 如重庆大学2017年要求申请制考生应毕业于"211""985"等院校。

2.在考核主体上, 重视导师组的决策自主权。主要是加强导师和考生之间的交流, 增强彼此认同, 以尊重导师的选择权。对此, 一方面多数院校提高面试成绩的比重, 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7年博士招生规定复试阶段"笔试成绩占30%、面试成绩占70%"。另一方面, 强化导师和考生的相互认知, 如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2017年申请制招生要求考生提供两封推荐信, 其中一封应为所申请报考导师的推荐信。而对于不符合学校申请资格的考生, 导师可以提出再次申请, 如上海交通大学2017年规定对于非重点院校毕业考生, 科研潜质突出的, 特聘教授或以上资深教授可提出再申请。可见, 申请制非常重视导师组的选择地位。

3.在考核内容上, 重视选拔内容的丰富性。申请制主要包括材料初审和复试考核两大环节。在材料初审上, 往往要求考生提供成绩单、研究计划书、英语水平证明、科研成果证明、获奖证书、硕士学位论文(或摘要)等, 招生院校根据考生提交材料组织专家小组评分, 材料评审成绩将作为考生初审成绩。相对于仅以笔试统考获得的初试成绩, 申请制的评价材料更为全面丰富。在复试考核上, 除了考生逐一单独面试的传统模式, 一些学校出现了群体面试, 如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2017年博士招生采用群体无领导小组式考核; 还有一些学校要求考生自我呈现, 如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17年博士招生要求考生先做10分钟的PPT汇报, 之后再接受提问。

4.在考核时间上, 重视考核时间的灵活性。目前, 国内申请制高校存在全面施行和局部试点两种。在全面施行院校, 校方一般只规定二级机构开展考核的时间段, 截止日前提交录取名单即可, 因此, 二级院系等有着较灵活的时间安排, 受到统考统分的约束少。在局部试点院校, 试点院系往往早于学校统考日期, 时间余地更大, 对于申请阶段不成功的考生还可以转入其它报考方式, 如上海交通大学2017年博士招生规定"入学申请未录取的考生将自动转为公开招考"。可见, 申请制为考核主体和考核对象都提供了时间上的选择余地。

申请制从招生侧进行变革, 以促成博士生的有效供给。从供给侧视角来看, 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提升人才供给质量、调整人才供给结构和优化人才供给体制。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提高有效供给能力, 同时增加有效投资"^[8], 也就是说, 要从源头上提高供给水准, 确保投入要素的价值。对整个博士教育环节而言, 申请制从招生源头出发把控人才选拔, 进而提高人才供给质量, 主要表现在:第一, 生源水平提升。精英教育阶段下, 博士生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学生角色, 还承担着合作者、研究者、咨询者、监督者、消费者等多重角色^[9], 因此, 博士生教育要建立在一定已有的科研训练和素质储备基础上。由上可知, 申请制一大特征就是重视申请者的科研潜力和学术能力, 从多层次素养上进行考核, 而不单单是卷面分数, 这就利于选拔出胜任生源, 帮助博士生实现多重角色的过渡, 为博士的后期教育奠定基础。第二, 学生认同感强化。认同感会形成心理资本优势, 使个体更自信、乐观和坚韧, 对行为的产生与持续产生重要影响。而申请制可以强化学生的认同感, 一方面强化师生关系认同, 申请制下导师和申请者需要进行更深入地沟通, 形成彼此学术取向、人格性情和兴趣点的深入认识,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师生关系更加积极有效。另一方面强化学生身份认同。博士教育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否定的过程, 需要付出多方面努力。当前, 实行申请制的院校往往实力较雄厚, 其选拔标准更高, 考核面更广, 申请者需要对博士身份有较高的认同感, 能够面对博士期间的各种困难。因此, 申请制可以选拔出较高认同感的学生, 其攻读博士的意愿也更加强烈稳定。第三, 培养规律得到保障。赫尔巴特、赞可夫等教育学家早就指出教育是一个过程, 具有一定的阶段稳定性, 因此, 人才的培养需要足够的时间长度和稳定的教育环境。申请制大多要求学生全日制学习, 以保证一定阶段的学习稳定性。对学生而言, 可以减少外界环境的干扰, 更专心地接受学术训练; 对学校而言, 可以设计更全面更持久的培养方案, 遵循人才成长规律, 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6年博士培养方案增设了"国际化经历""教学实践活动"等学分。最终, 稳定的培养环境将切实提升博士生竞争力, 保障人才供给质量。

供给侧改革源于供需关系的失衡, 主要有三种形式:有供给无需求、供给低效率抑制有效需求、有需求无供给^[10]。因此, 供给侧改革需要借力于需求, 转变发展方式, 以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8]。对于博士人才供给来说, 就是要合理规划培养规模, 调整人才素质结构, 以达到最佳人力资源的配置。对此, 申请制在市场、品牌和区域上有优势:第一, 传递市场信号。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提出"市场是无形的手", 调整着市场要素的流动, 因此, 供需结构的平衡需要具备市场敏感度。人才培养也应当以市场为导向, 尊重人们实际的教育需求, 发展有效供给。在自主择业的趋势下, 博士毕业生对市场的认知也会深化, 这种市场认知影响着申请者是否决定读博、多大力度申请等行为。申请制突破了传统唯分评价的模式, 注重对申请者的学术素养、科研潜力、成果积累等多方面的评价, 从中可以掌握申请者对就业市场的认知, 进而调整着博士生的供给结构, 如某专业的申请者多为基础薄弱的跨考生, 这就传递出该专业市场需求低的信号, 人才供给量也将会缩小。第二, 塑造学校品牌。波特(Michael E.Porter)将"差异化"作为三大竞争战略之一, 寻找与众不同是发展的重要之道。我国教育正经历着"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打造学校特色, 走出同质化是新教育生态下"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举措^[11]。当前, 国内的申请制并不是一次性全面施行, 而多是从少数院系开始试点, 如厦门大学的经济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部、中山大学的哲学系等, 这些院系往往是学校的优势学科, 实力雄厚。申请制的出现, 一方面利于学校认清自己的品牌, 更好地规划校内发展; 另一方面便于对外宣传, 展现学科特色。总体而言, 申请制推动了新教育生态下学校的品牌塑造和特色人才培养。第三, 服务区域人才战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需求, 国家推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三大区域发展战略, 这就意味着将出现新的区域需求和发展模式, 不同区域的发展规律对高层次人才供给的要求也会产生差异。当前, 申请制主要试点于实力雄厚的"985""211"等工程院校, 这些院校也主要位于经济水平较好的区域, 是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者。因此, 相对于传统唯分式招考, 申请制的灵活性更能适应产业转型和新经济点对人才的突发需求, 便于更敏锐地培养区域人才, 最终助力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

供给侧改革重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一是引领价值创新, 发展价值链高端的要素; 二是引领体制创新, 提高要素配置效率^[12]。对博士教育而言, 既要重视人才供给质量和结构, 也要注重人才供给的体制, 即破除体制障碍, 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调动培养要素的积极性。对此, 申请制在体制活力、体制包容和生成上有优势:第一, 诱发基层培养活力。二级院系和导师是博士生培养、评价体制中最主要的基层主体。传统的统考统招按考试分数高低确定录取, 之后再建立导师和学生的关系, 院系和导师在招生中的主动权较低。在国家招生计划下, 部分高校出现了博士生导师多于可招学生的情况, 因此, 为提高自身竞争力, 导师群体也渴望能主动挑选生源。申请制扩大了院系的考核管理权及导师组的决定权,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基层主体的权力需求, 自由诱发活力, 推动了博士教育体制的积极性。第二, 推动要素的多维共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当前我国发展的五大理念, 体制创新离不开要素的共享和流动。博士教育是精英教育, 需要突破资源的局限, 利用共享渠道来培养高素质人才。由上可知, 申请制下学生的培养规律更完整, 生源基础更扎实, 其培养规格的要求往往也更高, 如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新培养方案要求"国际化经历", 利于促进国际人才标准的共享; 2016年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新培养方案要求"至少参加20次学术报告会", 利于促进文化理念共享等。第三, 促进新制度生成。道格拉斯·诺斯提出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 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受"惯性"影响而难以摆脱^[6]。改革开放至今, 我国进行了三十多年研究生招生改革的探索, 但仍是下放权力不足, 对旧的统招统考模式存在路径依赖, 新制度的生成受到局限。2007年, 北京大学首次在招收国外研究生时采用申请制, 至今已有80多所院校在尝试, 各种完善和监督制度也接着产生^[13]。可见, 申请制的出现不仅有利于与国际现代招生制度接轨, 而且有利于打破国内博士招生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 传达出新声音, 极大地促动了博士教育制度的有效生成。

作为舶来品, 申请制也出现了公平性缺失、价值取向不正等诸多问题。供给侧改革注重"改革、转型、激励、保障", 对此, 也为改进申请制提供了策略视角:

在经济发展中, 市场活力依赖于各种功能和机制的发挥, 即体制障碍会影响市场效率, 形成交易费用。对于申请制而言, 其活力也受制于所处的管理体制, 政府与学校、学校与院系、院系与导师以及学校各部门之间同样会存在管制过度、审批繁琐、信息扭曲、歧视保护等问题, 因此, 需要通过改革来减少制度障碍。第一, 创造性破坏。通过主动让无效率的制度退出甚至死亡, 让更有创造性的制度进入, 进而将资源从低效配置转到高效配置上^[14]。申请制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一考定成败的招生格局, 下放权力, 重视效率, 但匹配的制度设施仍很漏缺, 多受制于旧制度, 如导师权力约束、招生流程详规、评估标准界定等。对此, 应该主动破除旧模式, 设计出符合申请制规律的制度。第二, 多维度整合教育链。博士教育是多个环节相互衔接的共同体, 各环节的命运不是割裂开的。申请制是招生环节, 其制度改革除了在本身内部, 如申请资格、材料审核、复试考核、录取公示等外, 还应考虑其它环节, 如招生、培养、评价等一体化环节, 政府、学校、师生、社会等综合评价环节。通过对各环节、各维度的制度障碍进行整合, 形成完整的教育链改革, 避免陷入"新瓶装旧酒"的困局^[15]。第三, 试点改革, 经验共享。体制变革涉及多要素参与,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 一方面要贯彻申请制的试点实施, 从优势学科中落实, 给予政策保障。当前, 申请制在我国已有近十年的发展史, 但全面实施的院校只是极少数, 多数是局部试点, 也正体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要创建共享平台, 组建正式交流渠道, 包括校际之间、院系之间、导师之间等。总之, 要通过主动、多维、渐进式改革来创造体制红利, 提升申请制的活力。

经济新常态下, 为了形成有效供给, 就需要以需求端为导向, 改变发展方式,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对申请制而言, 为确保有效的人才供给, 就需要改变传统评价模式, 合理设定选拔标准, 具体可做到三点:第一, 公平与效率并进。在通过申请制对人才全面素养进行评价的过程中, 导师积极性的调动有很大作用, 但也存在公平诉求不足等问题。因此, 评价取向中在追求效率的同时, 要强化公平体验。公平体验是指在具体情境中由于受到平等的对待而产生的情绪体验, 它是一种感觉状态^[16]。这就要求在申请招生中减少不公平现象, 如取消对申请者名校背景的资格限定, 在考核中公平地对待各类生源, 切实提高申请者的公平体验。第二, 评价手段灵活化。申请制的考核内容更为丰富, 其评价手段也应更为灵活。当前, 一些院校进行了新的尝试, 如在初审环节,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建立网上评价系统, 要求申请者提交匿名电子版材料; 在面试环节,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组织申请者群体面试, 围绕话题辩论等。灵活的手段不仅可以多维度评价, 更可以打破思维惯性, 带来招生新活力。因此, 要积极探索新型招考手段, 改变评价方式。第三, 评价标准"需求化"。有效的人才供给要适应产业升级, 满足新兴职业需求。因此, 申请制要主动契合经济结构调整, 按照人力资源需求来挑选生源, 具体做到:一方面要注重市场化需求, 发展前沿、交叉学科, 优先选拔能够培养为国家未来发展急需的人才, 另一方面要注重特色化需求, 发展优势、品牌学科, 选拔出能够培养为国家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人才。总之, 要通过对评价取向、评价手段、评价标准上的转变来增进评价效益, 提升申请制的价值。

供给侧改革存在两大直接任务:一是盘活过剩产能, 进行存量调整; 二是推动结构变革, 扩大创新增量^[14]。无论是存量变动, 还是增量变动都需要市场活力的推动, 需要激发全生产要素的创新。申请制作为对传统模式的调整和对新型模式的引领也需要教育全要素的创造活力, 对此, 可以做到三点:第一, 推动要素治理。治理是突破对单向度回归, 将多向度主体整合起来的协调模式, 以释放多要素的创新活力。申请制下放权力, 增加自主空间, 更要推动要素治理。国家治理存在公共善的包容性、治理主体多元性、治理方式网络性、制度改良弹性等基本特质^[17]。据此, 在申请制的要素治理中要明确有效人才供给的公共价值取向, 要重视政府、社会、院系、导师、学生等多元主体地位, 要采用协商、合作、共享、扁平化管理等网络行动方式, 以及灵活的制度机制等。第二, 引入"互联网+"模式。在当今的博士生培养、评价中出现了微课、慕课、VR、AR等教育信息化模式, 这些模式充分利用了碎片化时代下的创新元素, 活跃了教育资源。那么, 申请制在招生环节也可采用信息化模式, 如网上材料审核系统、PPT面试答辩、科研成果检测、心理素质网络测试等。结合"互联网+", 可以激发更多的要素活力, 更多维、更纵向、更动态地挖掘人才, 提升申请制的价值。第三, 转变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下要产生持续的创新, 关键是要改变驱动创新的生成机制, 以市场来驱动创新^[18]。传统招生改革多是在大框架下进行细枝末节的修改, 是政策引导改变或问题诱发补救, 而申请制下放权力大, 要注重利用市场配置在其创新机制中的导向作用, 如面对高新尖行业需求, 申请制如何创新博士生选拔标准等。

供给侧改革, 既需要创造性破坏以带来改革红利, 也需要托底举措维持改革成果。对申请制而言, 在体制改革、方式转型和活力激发的同时也会面对种种挑战, 如各种利益诉求下, 研究生院、导师和学生都会存在不同的行为选择^[19]。对此, 要完善一定的保障机制, 具体而言:第一, 学生方面, 建立分流淘汰制度。总体而言, 申请制的难度小于考试制, 学生入学准备的投入成本要低, 容易造就机会主义者或关系户。对此, 在国外如美国等引入博士生淘汰制, 在入学后再次进行资格考试, 强化筛选功能, 最后能取得博士学位的比例约为60%;而国内如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也要求入学后考核, 以保障申请制的人才供给质量^[20]。因此, 要继续探索分流淘汰制。第二, 导师方面, 合理规制招生权。申请制下导师决策权更大, 在私利诱导下, 导师容易出现权力寻租行为, 即运用手中权力进行教育资源的让渡以获得额外的收益^[19]。对此, 要将招生权下放至导师组, 而非导师, 如申请时隐去报考导师; 招生结果充分公开, 如师生对应名单; 控制导师招生指标; 建立导师权力明细等。第三, 院系方面, 健全监督与申诉机制。院系多具有相同的学科规律, 统一管理的空间大, 也是申请制最直接的执行者。因此, 院系要致力于健全监督和申诉机制, 如确保招考流程透明化, 建立现场视频监控; 及时存储招考信息, 确保材料的完整; 建立考生申诉渠道, 界定有效的受理机构; 协助成立第三方监督机构; 探索责任追究制度等。总之, 通过防范学生、导师、院系等方面不利行为的冲击, 可以维持申请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