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致力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2015年年底,我国推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然而就理论层面而言,究竟何谓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应当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等问题似乎还没有研究透彻。鉴于此,本文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本逻辑进行探讨。
一、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典型认识对于学术研究来讲,究竟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大多数学者都期望能够给出一个合乎规范且得到学界认可的界定。然而,当下的一个显著矛盾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是清晰的,但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却是模糊的。正如阿特巴赫曾经所说过的:“每个国家都想拥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但没有人知道世界一流大学到底指的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拥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1]
在一些研究当中,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仍然呈现出模糊化、概念化以及多元化等基本态势。为了给世界一流大学一个较为清晰的界定。一些学者尝试根据当下比较知名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如QS、THE、US News、ARWU)的指标来为世界一流大学下定义。尽管这些排名系统指标不一,但是几乎都倾向于将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特征集中于教育质量、国际化程度、学术成就、教学质量、财政水平、学术自由以及大学自治等方面。菲利普·G·阿特巴赫教授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包含卓越的研究,高质量的教员,良好的内部治理,学术自由以及充足的设备和资金投入。[1]摩洛哥教育经济学家贾米尔·萨米尔(Jamil Salmi)认为世界一流大学要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人才汇聚;第二,资源丰富;第三,治理规范。[2]除此之外,国内也有学者从大学词源的角度来认定世界一流大学。如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有普遍的大学教员、尽可能广泛和多样化的生源以及普遍主义的研究和教学内容等普遍主义的精神气质。[3]
以上诸多认识为我们理解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然而就目前大家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来看,多数还是喜欢从宏大的角度来谈,鲜有人从大学内部的细枝末节来窥探其微观层面的一流。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关心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从排行榜上看到的结果,但是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且是一个有效的过程。对于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来说,其不仅在宏观层面体现出世界一流,在大学内部的微观层面也体现出其卓越和世界一流。比如说,我们还可以从学科的角度看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思维是什么?毋庸置疑,世界一流大学在学科思维上是跨学科的,而且实施跨学科培养人才的比例越来越高,这是因为今天的科学研究早已经突破了学科的界限。然而,就我国来讲,基于专业与学科的大学制度和组织机构以及分类的思维惯性,已经使我国大学的科研与人才培养出现了“鸽笼现象”。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完整的办学体系,当一个大学在许多微观层面上还存在短板的时候,即使在排行榜的位次上很突出,即使硬性指标已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也很难被认定为是一所真正意义上成熟的世界一流大学。就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而言,固有的发展模式已经形成了许多惯性和集体无意识状态,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二、一个概念上的逻辑问题虽然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很难说清的话题,但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与研究过程中,人们总是期望对其做出明确的界定,以便制订各种可操作化的标准体系,进而以规定性的指令进行建设。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种逻辑顺序究竟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规律,是不是需要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前,必须要给世界一流大学一个可操作化的定义。毫无疑问,在进行任何一项研究与实践之前,都需要对所研究的事物尽可能做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界定。但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关心的是概念界定逻辑上的合理性。尤其是在大学排行榜盛行的时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马来西亚最好的两所大学在200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发布的排名中,名次严重倒退,比上一年退步了近百名,为此马来西亚要求成立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f Inquiry)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引起社会上巨大的反响,而事实上,其名次发生倒退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排名方法的改变。[4]显然,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界定,不能够全部聚焦于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各种指标体系上,而应在回归到世界一流大学“形”的建设前提下,着力回归到世界一流大学“神”的建设之中。
毫无疑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最为重要的是厘清概念界定上的基本逻辑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发生偏离,就很可能会出现本末倒置。那么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仅仅当做一项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浩瀚工程,被动地在规定性的指令下完成世界大学排名系统上的各项指标。而应该首先选取一批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对其研究、归纳、总结、对比,在借鉴其办学经验的基础之上,寻找规律,立足本国,守正创新,进而建设一所真正形神兼备的世界一流大学。事实上,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美国常青藤高校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这些学校取得的突出成绩基本上都是学校自己逐步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的刻意行为。比如说,牛津和剑桥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都是按照自身的意志发展的,虽然使用了公共经费,但学校在管理、使命和发展方向等方面享有大量的自治权。[4]总之,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绝非是朝夕之功,也绝不仅仅是达到世界大学排名的种种指标体系要求那么简单,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形神兼备的,这样的大学不仅是卓越的大学,而且还是成熟的大学,不仅有成熟的建筑和设施,还有成熟的精神和文化,而恰恰是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成熟体现出了其世界一流。
因此,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摒弃过于精细操作化的概念思维主义,而且要正确认识世界一流大学的真正内涵,在高等教育运行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以高等教育理论指导实践,在国家政策这一“催化剂”的支持下,理性有效地促进世界一流大学的生成。世界一流大学不在名而在实,盛名与实力相符,传承与改革并重,国际标准与中国特色相结合,才能真正得到世界的公认。[5]
三、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之间的逻辑问题作为双一流建设中的重中之重,一流学科无疑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于世界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学科的实然状态,华南师范大学卢晓中教授在对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RWU)、学科领域排行榜(ARWU-FIELD);《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QS世界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前100名大学及学科进行考察的基础之上,得出了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之间关系的三个基本结论。即一流学科建设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并非都是一流;世界一流大学既与一流学科的数量关系密切,也取决于一流学科的质量。[6]由此可见,拥有世界一流学科是一所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必要条件。的确,非有世界一流学科而不能为世界一流大学[7],考察处于国际顶峰的世界一流大学,可以发现,他们都拥有各自的一流学科,甚至也有不少大学依靠其一流学科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如在2015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除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这些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外,学科特色鲜明的德州农工大学(全球综合排名88,农业特色鲜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全球综合排名109,农业排名第1) 均位列全球综合前150,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无独有偶,在此排名中,国内的以行业特色型著称的高校诸如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海洋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多也处于排行榜之列(见表 1)。
此外,如果对2016年US NEWS学科排名前三的大学加以研究的话,便会发现一个基本事实:该学科领域位居前三的大学基本上都处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前一百位。如表 2所示,除了在农业科学排名第一的荷兰瓦赫宁根大学位于全球最好大学排名第109位以外,其他各大学均位于100名以内,甚至绝大多数位于前50名之内。由此可见,一流学科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一流大学在没有一流学科的情况下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一流学科的发展与壮大促使一所大学作为整体逐步跻身世界一流的行列,一流学科可谓是一所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在“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大学建设绝不是割裂开来一分为二的,一流学科也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置身于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的。相反,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建设是一个相互促进的整体。亦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而这种互动形成的是一个良好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
因此,在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理性考量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加强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按照“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两类布局建设高校,引导和支持具备较强实力的高校合理定位、办出特色、差别化发展,努力形成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体系。
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逻辑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8]这里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是,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办’在中国,还是‘建’在中国?简单的一字之差,背后折射出的却是两种不同的路径和模式。‘办’在中国意味着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中国特色,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坚守大学传统,不仅办成若干所扎根中国大地且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学,而且同时还能开辟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且能够成为全球领导者的高等教育模式。而‘建’在中国则意味着选取西方的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参照系,同时依靠各种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照搬其模式,复制其制度,最终建设成为若干所处于大学排名前列、类似于其参照院校建于中国分校的大学。
依此阐释,我们需要采用的模式和路径是要把世界一流大学‘办’在中国,而不是‘建’在中国。然而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仍有不少地方政府和高校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实践模式,依旧停留在固有的思维方式上,即希冀在各种可量化的指标上与一流大学齐头并进,注重其形,忽视其神,弃自身的大学传统于不顾,以为这样就可以建设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然而这种做法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依葫芦画瓢法建设出来的大学最终只能沦为二流甚至三流。事实上,如果考察大学的发展史,尤其是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史,我们便可以发现每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所在,完全复制与照搬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正如贾米尔·萨尔米在其论文《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九个常见错误》中所论及的,“学术体系的一味外部引进”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九个常识性错误之一,他指出,这个世界上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是独一无二的组织机构,想要复制他们的组织架构以及学术模式是不现实的。[9]总之,我国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在他国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与形成的过程中汲取经验教训,可以在大学排名中认清自己的定位,但如果只是简单进行学术与办学模式移植,那么即便能够落地,也不会生根的。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是要中国的哈佛还是中国的北大?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回答或许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反思,“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10]
此外,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需要用一套适合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大学的成功与否,而不是盲从西方标准。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建立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才有可能诞生更多的一流大学;反之,如果只追求个别大学的一流,结果可能带来一个糟糕的体系、结构。“中国有若干单独的大学跻身世界大学排行榜前列是一回事,而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模式作为全球领导者又是一回事。换言之,体系相互分散的个别大学不能成为游戏的改变者,而一种大学模式却可以。”[11]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德国、美国作为国际上的高等教育强国,都已形成了能够代表自己且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的高等教育模式,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或许更加值得大家研究。
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从办学理念角度讲,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大学办成既具中国特色且又不失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呢?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教授将北大当代的大学使命凝练为“守正创新,引领未来”,并详述了其中蕴涵的要义。[12]概括来讲,就是要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尊重和坚守大学的传统;保持“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挺立时代潮头;突出自身的主动性与首创性并积极推动改造现实和开创未来。其实,这正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当遵循的。这样的使命与追求,也正是‘办’成扎根中国大地且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应有之义。
实质上,任何一种社会组织都有他自己的运行规则与规律。同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件事有其必须遵循的一些逻辑[13]。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仅要明晰其概念逻辑,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之间的逻辑,而且也要关注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如何形成中国模式这一问题。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来看,高等教育体系与结构的调整,不管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都不乏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声音,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这一趋势必将延续,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壮大已成为国家发展以及国际竞争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体系结构调整将导致高等教育原有的治理体系及办学理念的转变,进而催生新的办学模式。我国的双一流建设也必然会带来高等教育体系与结构的调整,在此过程中,我们只有逐渐探索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模式,坚守文化本位,完善治理体系,进而才能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步伐。
[1] | 阿特巴赫P.G., 叶志坚, 等. 世界级大学的代价和好处[J]. 高等教育研究, 2004(9): 21–24. |
[2] | [M]菲利普·阿特巴赫, 贾米尔·萨尔米. 世界一流大学: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M]. 王庆辉, 等, 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2. |
[3] | 丁学良.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J]. 高等教育研究, 2001(5): 4–9. |
[4] | 刘念才, JanSadlak. 世界一流大学:战略·创新·改革[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3-13. |
[5]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专题研究组.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AAU提供的参照与借鉴[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3(3): 18–32. |
[6] | 卢晓中. 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孰轻孰重[J]. 探索与争鸣, 2016(7): 27–29. |
[7] | 眭依凡.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六要素[J]. 探索与争鸣, 2016(7): 4–8. |
[8] | 新华网. 习近平在北大考察: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EB/OL]. [2016-8-23]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05/c_126464523.htm. |
[9] | Jamil Salmi. Nine Common Errors in Building a New World-Class University[J].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11(62): 5–7. |
[10] | 陈平原. 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J]. 探索与争鸣, 2014(9): 13–16. |
[11] | Qiang Zha. China Calls for Smarter Standards for It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J].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16(86): 11–12. |
[12] | 林建华. 守正创新, 引领未来[N]. 人民日报, 2016-3-11(05). |
[13] | 吴康宁.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当放眼世界[J]. 探索与争鸣, 2016(7): 1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