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政策的转变，勾勒出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下国家人口政策的重大变化。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必会导致适龄教育人口的减少，研究生生源也必然会受到相应影响。研究生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劳动人群、促进国家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式，在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下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亟待转型发展。为此，本文拟对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下的研究生教育转型问题进行探讨，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转型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

一、中国人口出生率状况分析 (一) 中国人口出生率波动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波动情况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如图 1所示：第一阶段为1978年至1987年，总体表现为波动上升。原因一是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人口逐步达到生育年龄，二是1980年婚姻法的修改，使得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提前进入婚育行列，阶段表现为人口出生率上升，并于1987年达到峰值23.33‰。

第二阶段为1987年至今，总体表现为下降趋势。1988年人口出生率为22.37‰，2015年降至12.07‰。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2014年人口出生率为13.27‰，较2013年上涨0.29‰。原因在于2014年是“单独二孩”政策施行的第一年，原本积累已久的二孩生育需求得以释放，当年中国出生人口1687万，比上一年增加47万。然而这一上升趋势并没能继续下去。2015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回落至12.07‰，即“单独二孩”政策已充分释放前期积累的生育需求，以生育政策刺激人口增长所能达到的效果十分有限。同样地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的2016年，人口出生率较上年增长0.87‰，而这一政策刺激下的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有待观察。相应地，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表现出相同的走势特点：1978年至1987年波动上升，1987年达到峰值16.61‰，之后一直保持下降趋势，近年因外部政策导向而表现出小幅波动。

(二) 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将成为长期趋势

人口出生率的波动可由总和生育率来解释，总和生育率又与经济发展水平间存在倒U形的关系：总和生育率处于高水平的国家，GDP增长率较低；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GDP增长率上升，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一定水平时，GDP增长率达到极值；伴随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总和生育率较低的国家，GDP增长率也较低。^[1]由此得出，三个主要人口转变阶段，即“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三阶段的依次更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外部生育政策并非主要原因。

中国的情况也满足这一结论。如图 2所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发展，除去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人口异常波动，总和出生率分布也符合倒U型特征。观察发现，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到1980年的2.24，10年间大幅下降了3.57，而从1980年的2.24到2015年的1.05，35年间也只下降了1.19。相较而言，1983年出台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强烈，说明生育政策并非是影响总和生育率的主要因素。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城市，如北京的总和生育率为0.71、上海为0.74，^[2]均低于中国平均水平，这一现实也佐证了上述观点。2016年中国总和出生率在“全面二孩”政策的冲击下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上升，根据齐美东(2016)^[3]的研究，“全面二孩”的政策影响仅会在未来五年内对人口出生率起到拉动作用，表现为短期波动，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效应逐渐显著等原因，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将成为长期趋势。

二、出生率下降对研究生教育的影响分析 (一) 出生率下降对研究生生源规模的影响

人口出生率下降对研究生生源规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人口出生率对生源规模的直接影响。伴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不断走低至零时，人口总数达到最大值，根据国家卫计委预测，中国人口峰值将出现在2028年，总数达14.5亿，在此之后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基数的下降必然带来研究生生源数量减少，报名考试人数也将相应下降。

二是人口出生率下降通过人口结构间接影响生源规模。与人口出生率下降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将日趋严重，社会的适龄劳动人口数量降低。那时，社会对青壮劳动力的需求加大，而社会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原本出于增加竞争优势目的而就读研究生的人群将会直接转向就业，对研究生生源产生挤出效应。

2008年研究生报名人数首次下降之后，2014年我国考研报名人数第二次下降，2015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报考人数再次出现下降。2016-2017年报名人数反弹主要被认为是由于宏观经济下行导致就业困难，面向就业的专业硕士报考势头强劲拉动了这一数值。观察图 3发现，我国研究生报考人数2014-2015年的两连降正处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这一现象成为未来研究生生源人数下降的一个预警。

(二) 出生率下降对研究生教育资源的影响

伴随人口出生率下降而来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动，少子化和老龄化将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资源将重新进行分配，研究生教育资源也会受到影响。作为老龄化国家的代表，日本的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作为我国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参考。

日本于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1994年进入老龄社会。在这一现实下，1997年大学审议会发表了《2000年以后高等教育未来发展设想》(2000-2005) 的报告，报告基于人口变动因素指出：“今后在考虑高等教育发展方向时应把积极接受国民高等教育的愿望作为基本思路”，充分表明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日本为维持国力有必要进行研究生教育改革，以确保高等教育的一定规模和品质。^[5]针对国家的转型发展需求，日本提出了科学创造立国论，通过加大研究生教育投入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我国也已提出“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促进教育发展，但与日本“先富再老”的情况不同，我国却是“未富先老”，未来国家的开支将有很大部分用于社会养老。这必然会对我国的教育支出增加产生挤出效应，有限的教育资源对研究生教育的“精耕细作”提出了挑战。

(三) 出生率下降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影响

人口出生率下降通过研究生报名人数对研究生教育质量产生间接影响。研究生报名人数下降、招生规模上升的“剪刀差”日益明显，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正日渐由原本的“精英式”培养转为“大众式”培养。在基数扩大的过程中，教学资源没有适应性的增长，研究生教育质量难以保证，导致社会上有“一流的学士，二流的硕士，三流的博士”的说法，以就业率为代表的研究生社会认可度一度低于本科生。

根据图 4，可以以1998年为界可将我国研究生教育招生分为两个阶段：1998年及以前研究生教育采取高门槛选拔性招生，硕士研究生的报录比不断升高；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研究生招生计划改变以往的温和增长，招生人数增长率由10%跳升至24%，2000年更进一步比1999年猛增43%，之后持续了较高速增长。直到2005年，招生计划的快速增长势头才开始回落，进入10%及以下的温和增长阶段，2016年甚至出现了17.94%的降幅。这一过程中，硕士研究生的报录比不断下降，由1998年的4.72下降至2015年的2.62，录取率上升近一倍，研究生考试的选拔性作用大幅降低，生源质量下降成为必然。在未来，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及满足社会发展需求，高校不会进行大规模的“缩招”，即研究生规模将继续增长或保持不变。在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下，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减少，而招生规模不减甚至还在扩张，研究生招生考核失去其选拔性作用，生源质量将成为制约高校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

三、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下研究生教育转型的必要性 (一) 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人口素质亟待提升

出生率下降将带来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将导致我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缺乏动力。在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的情形下，社会对高质量劳动者的需求将大幅增加。在数量难以满足的基础上，为维持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发掘新的人口红利，以改革红利推动人口红利的转型发展，^[6]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以质量代替数量，进而推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让人才、科技、创新成为国家转型发展的新动力来源。在研究生招生人数逐年增加，教育资源限制的条件下，社会对高质量劳动者不断扩张的需求向研究生教育模式、教育效率提出了严峻考验，加快研究生教育转型成为当务之急。

(二) 中国人才供需矛盾加剧，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随着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结构性问题愈发明显，市场人才需求与高校人才供给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在需求侧，用人单位大幅减少对中低端人员的使用而转向对高端人才需求旺盛；在供给侧，研究生数量众多但质量普遍不高，矛盾主要可以概括为时间差、知识差、专业差。^[7]时间差即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仍然存在着“一停二看三通过”的思想，缺乏远见，教育发展与当今市场新技术、企业新要求相比严重滞后。知识差是时间差的结果，即知识的传授更新慢，不能与最新的市场接轨。专业差即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上，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尚不能达到国民经济中优先发展行业要求的专业高度。人才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市场人才需求与高校人才供给间的矛盾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跨越这一障碍对宏、微观主体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精英教育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人才流失不容忽视

近年来，中国学生出国读研持续升温。研究生毕业后，大多数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但与此同时仍有少部分人在国外环境、人才政策的吸引下选择留在国外从事相关工作，而这部分工作恰恰是最具有技术含量而国内又十分稀缺的尖端工作。由于教育质量不高而导致的人才流失问题已愈发严重，权威数据显示，中国科学和工程领域人才出国滞留率平均达87%，人才流失世界第一。人才作为国家发展的血液，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活力来源，因此，应直面我国人才流失严重的问题，不断增加高等教育的高质量供给，为国家留住宝贵的人才资源，向经济转型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四) 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遭遇瓶颈，既有模式急需突破

在国家对高等教育高度重视的背景下，高校为迎合市场、满足自身利益盲目扩张规模，在数量提升的过程中却未更新相应的管理制度，现有的高度标准化的教育模式致使研究生素质呈现出“高均值低方差”^[8]的特点，管理理念落后，管理制度积弊深重，无法激发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面对外部日益激烈的竞争和现有内部管理的弊端，如何处理不断扩张的研究生规模和日益复杂的研究生结构，实现长远发展成为高校考虑的首要问题。在面临多重发展困境下，高校只有转变管理思路，更新管理理念，突破既有模式下的发展限制，实现研究生教育转型，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屹立不倒。

四、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研究生招生考试形式单一

我国现行的“初试+复试”两阶段招考制度存在显著弊端。首先，学生备考周期长，时间的机会成本很大。其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高校的自主权有时可被滥用，造成考生之间的不公平。最后，最为重要的是单一的考试方法无法衡量学生真实的学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单一的考试形式不仅难以综合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有被人牟利的可能，损害考核的公平性，无法有效筛选到适合科研的人才。即使高校通过复试科目的设置增加了自主选拔的权利，但其选拔方式仍主要以考试为主，对综合能力的考察十分有限。

(二) 高校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问题突出

当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在教师、教学、教育环节上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导师队伍建设中，导师数量增长速度显然跟不上研究生规模的扩张速度，即使导师高度负责也难以个个兼顾，更有高校盲目扩张导师规模，导师队伍整体水平下降严重。教学过程中，未针对研究生结构的改变做出相应的教学调整，专业硕士从选拔到培养仍然照搬学术硕士的方案，存在严重的“移植现象”，理论讲授偏多，实践性教学不足。研究生课程设置没有表现出与本科生课程设置在深度、广度上的区别，数量众多的课程无助于研究生聚焦于某个方向，反映不出学科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学生创新能力提升自然无从谈起。

(三) 研究生教育的制度保障体系不健全

首先，我国当前还未建立起研究生教学体系的长效评估机制，教学质量水平既无横向也无纵向的比较，学生、教师、学校都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其次，我国高校在学位授予过程中，存在不规范和不完善的问题。不断增设的硕士点、博士点和“宽进宽出”的淘汰机制不仅浪费了有限的教育资源，也难以培养出真正符合社会要求的合格研究生，让研究生学位含金量大打折扣。最后，现有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法律条文和规定过于笼统，没有凸显研究生教育与本科、专科教育的差别，使得后续执行过程中难以就具体情况进行细化管理。

(四) 研究生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不强

虽然近年来中国优秀高校在国际上表现突出，但中国研究生教育总体竞争力仍不高。从教育投入看，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在多年努力后终于达到4%的水平，但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4.9%，并且其中还包含了行政费用等不合理成分。教育投入不足导致基础设施、教师培训等外部条件无法与国际水平相提并论，引进国际教育资源少，中国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无法感受到来自国际的竞争，自我激励水平低。从教育成果看，我国研究生很少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原因一是国际期刊多要求使用英文，对作者的英文水平要求很高；二是我国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不足，在接触国际前沿研究领域过程中存在滞后性，缺乏创新性和国际化视野，提出原创理论的积累和能力不够，难以达到高水平的国际要求。

五、推动中国研究生教育转型的对策

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面对多重困难，教育作为经济的支持产业应主动面向市场，努力克服与市场之间存在的时间差、知识差、专业差，以自身改革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推动经济发展，从而形成研究生教育与国民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在研究生教育改革过程中，高校应积极配合宏观调控政策对需求端企业的影响，针对现阶段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以研究生素质为抓手将重点放在研究生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 完善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

改变现有的单一的入学考试方式，规范推免生选拔，增加资格考试环节。将研究生的入学考试考察重点由基础知识转向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综合素质，加大复试权重，增设外部性评价指标。并从更好地促进研究生就业这一维度出发，提高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匹配性，培养类型由以学术学位为主转变为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协调发展。培养方案制定的过程中需统筹利用国际与国内、企业与学校的有利资源为有不同学习、工作背景的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可采取联合培养、区别培养等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自身潜力。

(二) 推动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

改变以往以规模扩张为目的的粗放式发展，从教师、教学、教育三个方面共同推动研究生教育注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首先，从源头上加强师资引进与管理，完善导师选聘制度，建立以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为根本标准的导师评价机制。其次，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深化和推进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制定符合学术研究生和专业研究生的区别课程设置，注意教材选取的时代性、前沿性，鼓励教师创新教学形式，关注学生的课程满意度。最后，大学的职责重在“育人”，大学要将综合素质培养作为一项长远的工程，转变以知识传授为主的单一培养体系，建立起以校风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紧跟时代的思想道德体系，面向社会需求的能力培养体系，多维度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

(三) 完善研究生培养管理制度，加强教学质量监控

统筹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分别针对学生、导师、学校设立相应的评估指标和互动机制，使得三者能够相互促进，构建教育质量的共同体。指标设立过程中要充分体现激励和约束作用，改变以往以在校培养质量为主的单一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实现在校培养质量与职业发展质量并重的综合评价。学位授权监管部门要加强学术规范，培育学术道德，并定期清理高校教育系统内不合格的培养点，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大立法与制度建设，明晰责权，形成互相制衡有效的约束机制。同时加强高校对外信息披露，让社会参与到高校的运作监督中来，使研究生教育在符合社会要求的道路上发展。

(四) 提升高校国际竞争力，实现特色立校

教育国际化是学习国际优秀经验的重要方法，也是自我提升的必然路径，高校作为文化的先行者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积极走“引进来，走出去”的道路，对接现有的“一带一路”等政策优势，推行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战略，与国际质量标准衔接，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培养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人才。在这一过程中，更要积极将我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增加国际交流，充分展现自身特色，实现特色立校，在国际中打造中国教育品牌。

(五) 研究生教育改革须从供给侧、需求侧同时发力

综上，现阶段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方向可概括为实现四个转变，即组成结构由单一学术型培养向学术型、专业型协调发展转变；培养效率由注重规模的粗放式发展向注重综合素质的内涵式发展转变；质量评价体系由单一内部评价体系向内外部综合评价体系转变；发展方向由封闭式发展向深植本土、面向国际转变。在我国人才市场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均不足的基础上，单纯从供给侧上进行结构性改革不足以改变市场的整体供求匹配程度，同时还须在需求侧发力。在需求侧上，通过宏观调控不断推动企业的横向规模扩大、纵向精细化发展，提高用人单位岗位技术含量，一方面能够增加对研究生的需求数量，另一方面也能够以市场需求引导高校研究生输出结构转变和综合素质提高。引导企业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健全的人才选拔机制激励高校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只有将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人才与市场之间的动态均衡，完成我国研究生教育转型，以加快我国经济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