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创业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已成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创业教育主要是为了激发受教育者的创业意愿，提升其创业技能。在我国，伴随创新创业成为国家战略，创业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创业教育作为培养高层次创业人才的重要方式，对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国家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1]。以高水平创新为驱动的创业型经济的发展，必须依赖高层次人才通过创业将高新技术产业化。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放缓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培养大量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去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专业学位研究生既掌握前沿科技知识又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应该成为高科技创业的主体。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群体的创业意愿，能为国家的技术创新注入活力^[2]。但是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尚未探明，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冲突，鉴于此，本文依据情境学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相关数据，就创业教育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创业意愿有何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一、 理论背景

情境学习理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让·莱夫教授和独立研究者爱丁纳·温格于1990年提出的^[3]。该理论认为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个体性的内在心里建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性的、实践性的、以差异资源为中介的参与过程。情境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自身的意识是在学习者与学习情境，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互动的结果，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参与和实践的过程中与环境及其他主体进行信息和资源交换的作用结果。情境学习强调两条学习原理：第一，在知识实际应用的真实情境中呈现知识，把学与用结合起来，让学习者像专家、"师傅"一样进行思考和实践；第二，通过社会性互动和协作来进行学习^[4]。

从根本上来说，情境学习理论要求学习者将学习到的知识、技能应用到情境中进行学习。情境学习理论的内涵就是学习者希望将所要学习的知识应用于何种环境就应当在何种环境中学习。在特定的环境中，将先前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在实践环境中加以应用，形成继理论学习之后的另一种形式的学习，并在特定情境下对之前学习的理论与知识进行反思和总结，实现更高层次的领悟和掌握。所以情境学习理论认为个人认知的形成是理论知识学习经由社会情境化实践学习实现的，而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环境的交互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理论为我们研究创业教育的过程机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创业活动的独特性决定了创业教育活动有别于传统的教育活动，创业教育应更关注社会实践，强调在社会学习中深化理论学习和课程学习。

本文将创业教育划分为学校创业教育和社会创业教育两种不同的形式，学习者个体认知(即创业意愿)，是理论学习(即学校创业教育)通过实践学习(即社会创业教育)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据此，我们提出了如下研究模型：

二、 研究假设

本文基于情境学习理论，根据教育内容和教育情境把创业教育划分为学校创业教育和社会创业教育。学校创业教育主要是在学校教育的情境下，以理论学习为核心内容；社会创业教育则是在社会实践情境下，以参与创业活动和商业企业管理实践为主要学习内容。

1. 学校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

学校创业教育就是学校为学生提供商业企业管理和创立新企业的系统的知识^[5]。学校创业教育是通过系统的知识传播让学生掌握创业的技能，了解创业的过程。

通过在学校参与各种形式的理论学习，学生能够很好地了解创业活动的相关情况，系统掌握创业的主要理论、知识和方法。所以学校创业教育的开展能够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创业基础认知，增强其自主开展创业活动的自信心，所以能够提高创业意愿。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学校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2. 社会创业教育的中介作用

情境学习理论十分强调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指出实践学习是个体认识形成的中间环节。所以实践学习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认识形成的必要过程。

社会创业教育的过程是对学校创业教育过程的补充和继续，是将通过学校创业教育所学习到的各种创业知识移植到社会创业的真实情境之中进行二次学习。创业活动的实践性特点决定了单纯的学校创业学习很难形成全面的、深刻的创业认识，只有通过情境化的实践学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所学到的创业知识。通过情境化的学习，实现理论知识和社会认知的融合。

所以，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设身于具体的创业情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学校学习到的创业知识，学校创业教育的结果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学习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可见，社会创业教育在整个创业教育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性的作用，是实现学校创业教育到创业意愿提升的重要桥梁。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社会创业教育在学校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3. 生源地类别的调节作用

情境学习理论告诉我们教育对象创业意愿的认知形成过程中，其与社会各主体所发生的交互关系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些主体包含了社会、国家和家庭。而其中家庭是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主体，家庭情况对其认知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本文的研究中，选取了生源地类别作为调节变量进行研究，主要是因为生源地的差异决定了学生社会资源情况的差异。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了我国城乡发展的二元性和不协同性，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与城市发展的差距仍然较为明显。城市比农村具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所以生源地的差异往往代表了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家庭和社会资本状况。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将生源地类别视为等级变量，以生源地为农村作为参照标准，越靠近农村生源地类别的得分越低，越靠近城市生源地类别的得分越高。

生源地类别越高，代表其资源水平越丰富，创业教育与其社会资源能够更好地对接，学生接受创业教育的效果就更好，创业意愿的提升就更为明显。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生源地类别对社会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生源地类别越高，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越强。

同时，考虑到生源地不同的学生，在求学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存在差异，同样是获得硕士学位后选择创业其所承担的机会成本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在面临风险的情况下，二者对创业的初始态度存在较大的差异，自然创业教育在影响其创业意愿的过程中作用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本文认为，生源地不同的学生，社会创业教育的中介作用是有区别的，生源地类别越高，社会创业教育的中介作用应该越强。据此本文提出了假设4。

假设4：生源地类别越高，社会创业教育在学校创业教育和创业意愿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越强。

三、 研究方法 1. 样本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搜集。样本数据采样于国内某“985工程”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共投放300份问卷，回收256份，回收率达到85.33%。其中25份为无效问卷，有效问卷231份。

2. 变量测量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和信度，本研究在已有文献的成熟量表的基础上，再根据研究目的和具体情境加以适当修改。测量创业教育和创业意愿采用的是5点Likert量表，从1表示“完全不同意”到5表示“完全同意”。

(1) 创业教育

目前，对于创业教育的测量并没有权威的量表，通过对现有文献综述和中国创业教育实践的研究^[6-7]，本文选取了创业教育的主要内容创造了测量量表。该量表包含了创业课程，商业计划，与创业相关的协会等。结合学校和社会的具体情境，分别形成了学校创业教育和社会创业教育的量表。

学校创业教育包括6个测量题项，例如：“我在学校参加创业相关的课程”“我在学校参加与创业有关的社团活动” “我在学校参加有关创业的讲座”“我曾在学校安排下去中小企业或新创企业考察”。

社会创业教育包括6个测量题项，例如：“我参加社会上举办的创业比赛”“我参加社会上的创业协会、俱乐部等创业组织”“我参加社会上举办的有关创业培训的报告、讲座”。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学校创业教育和社会创业教育的信效度达到了研究要求，详见表 2。

(2) 创业意愿

本文采用Francisco Lián and Yi-Wen Chen对创业意愿的测量^[8]，共有5个题项，例如：“开办自己的公司才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我对开办自己的公司有过系统深入的思考”“对于开办自己的公司，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等。

(3) 生源地类别

在测量中本文使用城市、郊区和乡村三个题项对不同生源地的研究生进行区分，其中居住地在乡村赋值为1，居住地在郊区的赋值为2，居住地在城市的赋值为3。

(4)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研究生的年龄、性别、本科专业作为控制变量。显然性别的差异会显著地影响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创业意愿。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其年龄跨度相对较大，不同年龄研究生的创业意愿存在明显的差异；此外本文还将考量其之前的学科专业可能会带来的影响，进而将本科学习专业也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四、 数据分析和结果 1. 信度和效度

采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分析。所有研究变量信效度指标均达到了相应的要求，具体各项指标如表 2所示。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和区别效度如表 3所示。为验证各变量的区别效度，本文采用平均变异提取量(AVE)比较法，结果显示AVE的均方根均大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因此变量间具有很好的区别效度。

2. 假设检验

本研究主要采用层次回归的方法(Hierarchical Regression)来进行假设的验证。

主效应：假设1提出学校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我们首先将创业意愿设为因变量，其次加入控制变量 (年龄、性别、本科专业)，最后将自变量 (学校创业教育) 放入回归方程。层次回归的结果列在表 4中。从表 4中，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M4,β = 0.138，p ＜ 0.05)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1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中介效应：我们根据Baron和Kenny(1986)^[9]建议的分析步骤，运用层次回归的方法来验证社会创业教育在学校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层次回归的结果列在表 4中。由表 4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M4,β = 0.138，p ＜ 0.05)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社会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M5,β = 0.270,p ＜ 0.001)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加入了中介变量社会创业教育后，学校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M6,β=-0.029)的影响变为不显著，而社会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M6,β= 0.283,p ＜ 0.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社会创业教育在学校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支持了假设2。

调节效应：假设3提出生源地类别会强化社会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首先将创业意愿设为因变量，其次依次引入控制变量、自变量(社会创业教育)和调节变量(生源地类别)，最后加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乘积项。为了消除共线性，在构造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乘积项时，我们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分别进行了标准化。层级回归分析结果也列在表 4中。从表 4中的模型8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创业教育与生源地类别之间的交互会对创业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M8,β = 0.153,p ＜ 0.05)。这表明，生源地类别高的学生社会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越高，支持了假设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4提出，生源地类别会影响社会创业教育在学校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为了验证这两个假设，本文根据Edwards和Lambert(2007)的建议，运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 method)，分析了在生源地类别不同的情况下，社会创业教育在学校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列在表 5中。由表 5我们可以看到，生源地类别低的时候，社会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r = 0.159,n.s.)，而生源地类别高的时候，社会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显著(r = 0.471,p ＜ 0.01)。同时，这两个影响系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Δr = 0.312,p ＜ 0.05)。因此，生源地类别会显著影响社会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地支持了假设3。同时，从表 5我们还可以看到，学校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间接影响(通过社会创业教育)在生源地类别低的时候不显著(r = 0.100,n.s.)，而在生源地类别高的时候显著(r = 0.260,p ＜ 0.01)，且两者的差异亦显著(Δr = 0.160,p ＜ 0.05)。因此，假设4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五、 讨论

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一直存在争议，实践上各国为了提高学生创业意愿的工作往往建立在创业教育能够有效提升创业意愿的假设之上的，但是不同学者的研究却出现了矛盾的结论。本文基于情境学习理论以国内某“985工程”高效专业学位研究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及其影响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1)学校创业教育能够显著地正向影响创业意愿，社会创业教育在其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2)社会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会受到生源地类别调节影响。生源地靠近城市的学生比生源地靠近农村的学生，社会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之间的正向联系更强；(3)生源地靠近城市的学生比生源地靠近农村的学生，社会创业教育在学校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就更强。

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同类型的创业教育在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本文的研究中，根据情境学习理论，基于不同的创业教育内涵和特定情景对创业教育进行了分类，划分为学校创业教育和社会创业教育。结果显示，两种创业教育都能够正向地影响创业意愿，但是学校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受到了来自社会创业教育的完全中介。社会创业教育实质上是学校创业教育所传递的知识在特定情境的再现，同时也是对 学生在学校通过理论学习创业知识的补充。社会创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学校创业教育的替代，是理论学习实践化的过程。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同研究中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影响的结论的矛盾，证明了在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创业教育的过程中社会创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突出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生源地类别在社会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同时对社会创业教育的中介作用也起到了调节效应。生源地类别集中反映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家庭所在地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实质上是包含了学生的家庭状况和社会资源情况的综合性变量。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生源地类别不同的学生可利用和整合的资源差异是巨大的，所以接受教育的效果自然出现了差异。而且在选择创业时所承担的机会成本也是不同的，生源地类别高的学生所承担的成本要低于生源地类别低的学生，则其对创业教育的敏感度也就出现了较大的差异，体现为社会创业教育的中介作用强度的差异。

六、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和相关培养单位，在提高研究生创业意愿的教育活动中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 加强学校创业教育，提升创业教育效果

大力加强学校创业教育，不断提升创业教育效果，首先应优化和改革创业教育课程体系。通过丰富现有的创业教育课程，提供研究生更多的创业教育学习机会，在单纯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商业模拟竞赛、创业比赛等更具趣味性和竞赛性的商业课程，丰富和完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其次，加大对高校创业教育的投资。资金方面，政府主导与高校和各类社会公共组织共同成立研究生创业教育基金，为高校开展研究生创业教育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设施方面，应建设更多的专业性创业教育基地，完善高校创业教育硬软件设施建设；人才方面，坚持对外引进和自主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发展道路，积极引进创业教育领域专业人才，同时完善创业教育学科建设，提升自主人才培养能力。

2. 积极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相结合

积极推动创业理论学习与创业实践学习的结合，以理论学习促进实践学习，以实践学习带动理论学习。实践学习的开展需要社会各主体的协同配合，高校应与社会各主体积极开展合作与交流，构建多平台全方位的学校与社会主体其他教育主体合作的新模式。

首先，在师资配备上应大力发展研究生创业教育校外导师制度，学校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有经验的商业管理人员和创业企业高管担任研究生创业学习校外导师。

其次，政府主导开放企业孵化器、创客空间等创业支持平台，为研究生参与创业实践，进行社会创业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三，学校应积极与商业企业开展合作，开设实习基地，组织参观考察，设计联合培养方案，构建校企合作推动研究生实践学习平台。

3. 针对不同生源地学生制定针对性的教育方案

由于不同生源地的学生创业教育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创业教育活动开展的同时，应当针对不同生源地的学生进行差异性的创业教育方式制定，形成针对性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对于生源地是城市的学生，应努力挖掘其社会资源，与学校创业教育进行结合，帮助其发挥资源优势，提升其自主创业的意愿和能力。在教育模式上应以社会创业教育为主，辅以开展创业理论学习，强化其创业情境学习。

对于生源地是农村的研究生，则应帮助其构筑社会资本，借助学校力量，通过校友联谊会和学校创业基金等机构，为其提供创业社会支持和资金支持，提升其创业成功可能性，降低其创业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在教育模式上应分阶段开展创业教育，逐步由创业理论学习过渡到创业实践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