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文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或者“两个一流”)，将是我国接下来要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重大国家工程。它一旦正式启动和实施，必将对我国大学产生非常重大甚至革命性的影响。因此，大学为了适应国家“双一流”建设这一大政方针，尽快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一流学科，就必须要对自身的学科布局及时进行合理的调整。那么，在这之前，世界一流学科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关系是什么，在“双一流”下进行大学学科布局调整的逻辑与原则是什么，就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结合世界大学排行标准和我国高校发展实际对上述问题作初步探讨。

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李克强总理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等重要文件均提出通过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世界一流大学把我国建成高等教育强国。这说明我国中央政府、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虽然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但最需要的是世界一流学科的支撑，世界一流学科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根基。尽管过去我国在大力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中也有加强学科建设的内容要求，但并没有将它单独明确提出来，所以导致一些高校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投入的资源和改革的方向没有重点聚焦于学科建设，而多用于建设大楼和其它硬件。

从基本的逻辑来看，我国大学要承担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1]这四大基本任务，就必须要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毫无疑问，一所大学的学科实力越强，就越能吸引到众多的高素质人才--卓越的学生、杰出的教学和科研人员，这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大学，让其更好地培养人才，拥有更多更好的卓越校友，产出、发表更多更好的重要科研成果，获得更多的科研项目、政府拨款和校友等捐赠，以及更好的国内外声誉，从而让大学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相反，如果一所大学没有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一流学科，那么它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想象一所没有世界一流学科的大学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矢志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我国现在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要重点着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根本原因。

放眼全球，综观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七所世界最顶尖的大学^[2]，我们便能发现在世界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学科的关系上，世界一流学科都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基或关键。这些全球最公认的顶级世界一流大学都有众多世界一流学科。比如，在著名的英国高等教育咨询公司夸夸雷利·西蒙兹(Quacquarelli Symonds，QS)按年度发布的2016年“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by Subject)中，哈佛大学的会计与金融、人类学、生物科学、商业与管理研究、发展研究、法律、医学、药物与药理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心理学、社会政策与管理、社会学这12个学科全球排名第一，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学∕建筑环境、化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化学工程、土木与结构工程、电气与电子工程、机械与航空及制造工程、语言学、材料科学、物理学与天文学、统计与运筹学这12个学科全球排名第一，牛津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地理、历史、现代语言这4个学科全球排名第一，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历史、数学这3个学科全球排名第一。^[3]而且这个排名结果与它们在全球四大著名大学排行榜--英国夸夸雷利·西蒙兹、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和我国“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上多年的世界排名位次具有非常高的一致性。

世界一流大学不但离不开拥有世界一流学科，而且还必须要拥有世界一流学科。虽然一所大学要世界一流并不单单只是学科世界一流就可以了，还得在师生比、国际师生与本国师生比、学校收入等指标上要高，以及拥有良好的国际声誉等，但是我们综观上述全球著名的四大大学排行榜标准，便能非常清晰地发现它们对世界大学进行排名的标准其实都与大学学科是否世界一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比如，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2015~2016年世界大学排名”采用的一套指标体系包括教学(学习环境，30%)、研究(产量、收入与声誉，30%)、引用(研究影响，30%)、国际(教员、学生与研究，7.5%)、工业收入(知识转让，2.5%)等5个方面。单就其中的教学这一项来说，它包括声誉调查(15%)、教员与学生的比(4.5%)、博士学位获得者教员的比例(6%)、学校收入(2.25%)、博士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2.25%)。^[4]我们仔细想想便能发现，教学与大学的学科世界一流与否密切相关，因为如果一所大学的教学是世界一流的，那么这所大学就肯定离不开其学科要是世界一流的。众所周知，大学学科世界一流的表现往往是教员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比例高和教员人数多且实力强大，而这将显而易见地直接带来教学声誉好，并且还能间接地带来学校的收入多等。

再比如，英国夸夸雷利·西蒙兹“2015~2016年世界大学排名”(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2015-2016)采用的一套评价指标包括学术声誉(40%)、雇主声誉(10%)、生师比(20%)、平均每名教师的被引用率(20%)、国际教师比(5%)、国际学生的比(5%)。^[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科世界一流必然带来良好的学术声誉和高的平均每名教师被引用率，而且还将通过教学和科研带来良好的雇主声誉，并间接对师生比、国际教师比与国际学生比产生积极影响。至于我国“世界大学学术排名”采用的评价方法，则更是高度凸显了世界一流学科对一所大学是否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影响。其指标体系包括教育质量(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10%)、教员质量(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20%)，各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20%)、研究产出(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的折合数，20%)，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收录的论文数(20%)、上述五项指标得分的师均值(10%)等六个方面。^[6]毋庸赘述，按照这样的标准，一所大学只要很多学科都是世界一流的，特别是有许多学者世界一流，那么其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上的名次就必然很高。

由此可见，我国要实质性地大力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就必须实质性地重点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换句话说，“双一流”建设必须要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为重要抓手。对于那些瞄准世界一流的大学，尤其是著名的“九校联盟”(C9)大学^[7]来说，由于世界一流学科是贯穿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所以它们就必须要在如何强化学科特色与实力，特别是如何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上作更深入的思考，做更多的努力。

总体来看，我国“双一流”下的大学学科布局调整的逻辑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政府主导”的逻辑；第二种是“市场主导”的逻辑；第三种是“学术主导”的逻辑。这三种不同的逻辑将导致“双一流”下的大学学科布局调整出现不同的结果。

所谓“政府主导”的逻辑，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省级(含副省级)政府以政策文件和科研项目与课题的形式，或明或暗地要求大学进行学科布局调整。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国家和地方根据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国防等急需，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对大学提出学科布局调整要求。大学要获得这两大至高的国家级基金项目，就必须将其学科布局调整到符合这两大国家级基金项目的要求上来。例如，在国务院去年8月31日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8]和今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二十七章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9]后，今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就大量设置了大数据方面的项目。这就要求大学必须主动适应国家的大数据战略，组建大数据研究机构--大数据学院∕研究所∕研究院∕研究中心等，否则要获得这些国家重金支持的大数据国家科研项目难度就很大。一些高校对此已经快速行动起来。例如，为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复旦大学去年10月8日成立大数据学院和大数据研究院；^[10]为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对接国家大数据发展重大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去年12月20日成立统计与大数据研究院；^[11]为推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东北师范大学与长春市政府今年7月2日创建东北师范大学大数据研究院。^[12]还有，为了适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教育新使命，^[13]很多大学也已行动起来。比如，北京大学整合优势学科资源加强“一带一路”研究；^[14]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一带一路”经济研究院；^[15]为解决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大数据科学技术问题，云南大学今年2月27日成立大数据研究院。^[16]这些全都可以视为“双一流”下大学学科布局调整的政府主导逻辑，政府以国家科研项目和巨额研究经费强有力地引导大学积极进行学科布局调整。

所谓“市场主导”的逻辑，就是各种大学专业排行榜和就业排行榜诱使甚至迫使大学根据它们调整自己的学科布局，砍掉自己一看就无望取得较好专业和就业排行声誉的学科，从而集中有限的各种资源(智力、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时间、空间等)，重点加强建设已经取得和有望取得较好专业和就业排行声誉的学科。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逻辑。在这种逻辑下，那些对大学的存在和改革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对排名不利的学科，比如与自然科学相比本来就是弱势学科的哲学、历史、教育学^[17]等人文社会科学将首当其冲受到伤害，遭到裁撤或者合并。这方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山大学大规模撤并学院。^[18-19]而且即便是那些便于国际统计，也较容易在科学引文索引(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理工科学科，也有可能因为这种市场主导的学科布局调整的逻辑而遭致裁汰。最糟糕的是，由于我国大学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英语水平不好，致使他们难以在英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而如果按照国际大学排行榜和专业排行榜的有关指标数据统计，这将极其不利于我国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最终很有可能出现的是，大学将只保留并强化那些自认为最有竞争实力和发展前途的学科，砍掉那些自认为没有实力和发展前途的学科，致使大学不幸地成为各种市场排行的奴隶，或者说被市场排行左右。客观而言，市场主导的大学学科布局调整的逻辑有其好的一面--集中有限的资源加强特色学科，也同时有其不好的一面--功利主义使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残缺，不利于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数据来源和权重分配的问题，各种排行榜是否与事实一致一直都是很大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么被市场主导的“双一流”下的大学学科布局调整的逻辑就很明显有问题。对于其利弊得失，我们需要冷静、谨慎、全面、系统分析，做到尽最大可能趋利避害。这其中就应该包括“要有教育情怀，不能草率”^[20]，兼顾自觉和他律^[21]，注意学科在育人和研究中的生态^[22]，以及不围绕各色大学排行榜转^[23-24]，从而避免大学排行榜对学科调整的消极影响。

所谓“学术主导”的逻辑，就是大学以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为主导，对学科布局进行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调整。一般而言，综合性大学必须既要有人文和社会学科(文科)，又要有自然学科(理科和工科)，这样才能称之为一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因此，这就要求综合性大学必须文理共同发展，而不能功利地砍掉文科或理科或工科。而且即便是一所理科或工科或理工科为主的大学，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也需要有人文和社会科学，这一方面能为学生作为健全人的成长提供思想、道德、伦理与价值观等方面的重要指导和影响，另一方面可为学生进行跨学科思考提供产生火花的碰撞与合作机会。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即便是以理工科为绝对主导学科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帝国理工学院等这些世界一流大学，它们不仅有人文和社会学科，而且有的人文类学科还是世界一流学科。例如，在英国夸夸雷利·西蒙兹发布的2016年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中，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位列第一，艺术与设计位列第二，商业与管理研究位列第六，哲学位列第十，社会政策与管理位列第十二，现代语言位列第十九，政治与国际研究位列第二十一，社会学位列第二十四，传播学与媒体研究位列第二十四，人类学位列第三十二，英语语言文学位列全球第三十三。^[3]再比如，综合性的世界一流大学芝加哥大学虽然现在没有教育学院，但是仍然有教育学科存在--以教育研究联合中心、城区教育研究所、初等数学与科学教育中心、增进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中的研究与沟通中心、教学与学习中心，以及芝加哥教学中心等研究中心为其共同载体。^[25]

学科布局是大学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活动的关键和基础，它直接关系到大学整体功能的发挥和长远发展。在国家即将正式启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双一流”建设，以强化特色学科发展，进一步发挥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功能，那些志向远大的我国著名大学就必须要及早开展学科布局调整的工作。这种调整应该坚持控制学科规模、加快学科升级转型、突出学科建设重点、打破学科壁垒限制、优化学科资源配置五大原则。

第一原则是坚持控制学科规模。一所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并不需要具有全部学科，成为像全科医生一样的全科大学。一方面，这是因为大学的资金、空间、师资力量有限，以及由办学历史和发展定位等决定的；另一方面，即便大学的资金、空间、师资等允许，也没有必要非成为全科大学，因为学科样样都有，就会难以凸显自己的特色学科。所以，在夸夸雷利·西蒙兹发布的2016年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的42个学科领域中，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哈佛大学应该没有农学与林学、传播学与媒体研究、化学工程、土木与结构工程、矿产资源与采矿工程、地理、护理学、表演艺术、兽医学这9个学科，斯坦福大学应该没有农学与林学、地理、牙医学、护理学、药学与药理学、兽医学这6个学科，耶鲁大学应该没有地理、兽医学、牙医学、发展研究、教育学、土木与结构工程、电气与电子工程、矿产资源与采矿工程、机械与航空及制造工程、材料科学、社会政策与行政管理这11个学科，^[3]不然这三所世界顶级一流大学的这些学科不可能连全球前100名也排不进去。而反观我国的大学，39所“985”大学几乎都是大而全的全科大学，也就是具有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13个学科中除去军事学的其它所有12个学科^[26]，造成学科臃肿与特色不鲜明。因此，我国大学在“双一流”下进行学科布局调整，就必须要首先坚持控制学科规模原则。经由权威、科学、公开论证后，该削减的学科坚决削减，不该新增的学科坚决不新增，以确保学科不是面面俱到的，而是有主有次，特色优势学科为主且突出的。如此即能使大学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精力、时间、空间等资源，把学科建得专业、正规、强大，这样才能尽快建成世界一流学科，也才能同时有利于学校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世界一流大学。

第二原则是加快学科升级转型。学科升级转型是指学科由定位与发展目标不明确导致的粗放发展、低质发展，以及只进行理论研究(纯学术研究)或者实践研究(社会服务)，向定位与发展目标明确的集约发展、高质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共同进行转向。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它们的学科之所以世界一流，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们注重学科升级与转型。每一个学科刚建立时和建立不久都不会立即成为世界一流学科，但是经过学科定位与发展目标不断清晰化和持久建设，就能逐渐成为一流学科。因此，我国大学在“双一流”下进行学科布局调整，就需要大力推动学科进行升级和转型。一方面，一个大学的一个学科不能什么都研究，也就是要有针对性或者至少是有侧重。另一方面，一个大学的一个学科不能只进行纯理论的学术研究而不进行实践研究，或者只进行实践研究而不进行学术研究，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让研究既接地气、有实践意义，又能推动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否则就会演变为书斋式的、纯象牙塔式的闭门造车。在学科升级与转型的过程中，既要研究高深学问，又要研究国家、社会、国际和人类发展中遇到的种种迫切需要解决与应对的现实挑战问题，尽可能让研究发挥实际作用，避免纯粹意义上的空谈。大学的许多学科都升级与转型成功了，并且不断精进，即可朝着世界一流学科迈进。因此，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下必须注重加快推动学科升级与转型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学科升级与转型并不只是重点学科独有的。非重点学科尤其需要升级与转型。虽然大学可以砍掉一些薄弱学科，但是有些薄弱学科是不宜轻易砍掉的，比如哲学、教育学科(高等教育学)，以及其它人文与社会学科等，这是因为它们对大学更好地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才，提供跨学科育人和研究机会，以至更专业、更正确、更有长远眼光地办学至关重要。对于这些薄弱学科，大学应该做的是努力促成它们升级与转型，让它们为大学发挥更多、更好的积极作用。

第三原则是突出学科建设重点。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即建设重点学科和优势特色学科。一所大学的重点学科可以有一批，但优势特色学科一般只能有少数几个。我国大学要建设“双一流”，尤其是若要速成或者尽快建成世界一流学科，那么最有希望的就是从学科角度进行突破。而这就需要那些矢志于世界一流的大学突出学科建设重点，特别是将优势特色学科作为重中之重进行全面打造。在夸夸雷利·西蒙兹发布的2016年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的42个领域中，我国大学入选全球前50强的学科达到65个，在去年50个的基础上新增了23%。其中北京大学26个、清华大学21个、上海交通大学9个、复旦大学4个、同济大学3个、浙江大学1个、中国农业大学1个。清华大学3个学科进入前十，分别为建筑学∕建筑环境(第8)、土木与结构工程(第8)和材料科学(第10)。北京大学2个学科进入前十，分别为现代语言(第8)和语言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并列第10)。我国大学的15个前11~20强学科同样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大学分享。清华大学在前11~20强学科中取得6个席位，分别为化学工程(第15)、电气与电子工程(第15)、机械与航空及制造工程(第15)、化学(第17)、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第17)和环境科学(第20)。北京大学在前11~20强学科中取得4个席位，分别为化学(第16)、牙医学(第16)、矿产资源与采矿工程(第17)、社会政策与管理(第20)。^[3]由此可见，如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再接再厉，持续重点建设这些学科，确保位列前十名的学科不被挤出前十名之列，并让现在位列第11~20名的学科进一步提升到前十名，那么它们肯定就能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当然，其它位列第21名至第50名的我国大学的学科，借助国家“双一流”新政策，持续强化发展它们，先力争进入前20名，然后再经过多年持续努力，逐步跻身前十，成为世界一流学科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此，大学便坚持了突出学科建设重点的原则。

第四原则是打破学科壁垒限制。我国大学和学科要与世界接轨，就有必要与现在的世界主流学科划分尽可能保持一致。在夸夸雷利·西蒙兹发布的2016年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的42个学科领域，许多学科都是跨学科的。比如会计与金融、农业与林学、建筑学∕建筑环境、艺术与设计、商务与管理研究、传播学与媒体研究、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发展研究、地球与海洋科学、机械与航空及制造工程、矿产资源与采矿工程、统计与运筹学。虽然我国现在的13大学科划分与夸夸雷利·西蒙兹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的学科划分很不一致，但是只要大学在“双一流”下努力打破学科壁垒限制，促成学科交叉融合，以及研究人员进行跨学科研究，那么这将不仅有利于学科发展，而且产出的研究成果还能在夸夸雷利·西蒙兹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上得到显现甚至凸显，让我国大学的学科获得更多的世界认可，成为公认的世界一流学科。综观全球研究的现在发展和未来趋势，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研究是跨学科的，并且未来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人类今天和未来面对的很多问题不是单一学科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跨学科才能解决的。比如发展的问题就涉及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环境科学、农学与林学、国际关系研究等。那么我国大学要在国际学科排行榜中有好的名次，就必须也进行学科融合，从而以大量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成功跻身全球世界一流学科之列。那种死板地固守传统学科模式，不积极进行跨学科改革的大学，不仅不利于其学科本身的长远发展和在国际排行中的名次，而且还不利于大学本身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一所大学就是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ASU)。在迈克·克洛(Michael Crow)校长的领导下，该校成功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森严壁垒，对原有院系、专业、科研机构设置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大力进行跨学科研究和教育，取得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卓越成就。^[27-28]

第五原则是优化学科资源配置。所谓优化学科资源配置，就是学科的各种资源共享和对重点学科加大各种资源投入。对于前者来说，一方面，学科的图书、期刊、数据库、电子资源、师资、专家等要共享；另一方面，学科的研究所、研究院、实验室等教学与科研办公场所，及其内置设施、设备、器材等要共享。对于后者来说，就是校方要想方设法筹措资源，大力、持续地为重点学科投入，让重点学科在丰富的资源中发展壮大，直至最终成为在全球能排进前20名的世界一流学科。在“双一流”下，我国一些大学的优势重点学科要努力成为世界一流学科，校方就必须优化学科资源配置。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把一个或者几个学科办成世界一流学科，大学就必须想方设法四处寻找资源，持续不断地加大对学科的投入，而且投入的还要是优质资源。除了我们认为的常规优质资源--资金，还需要在海内外猎聘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对一个学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优质资源。在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和未来，我国的一些大学要向世界一流学科冲刺，就需要选好、引进、留住学科带头人，让他们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船长的统领、导航与团结作用。现在，我国不仅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而且还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万人计划”)四大国家精英人才计划。两院院士和这些计划与基金的入选者都能对大学的学科发展起到学科带头人的作用。想法设法把他们争取到自己的大学，将对大学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虽然我国大学在“双一流”下优化学科资源配置是一项复杂且艰巨的任务，但是那些矢志于冲击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大学会在卓越校长的正确领导下不畏艰难，激流勇进，坚忍不拔，智慧地克服困难、险阻和挑战，成功实现优化学科资源配置。

总而言之，国家“双一流”建设大背景下的大学学科布局调整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学按照合理的逻辑和五大原则，进行国际视野、科学规划、权威论证、主体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分工、精心组织、有序实施、得力保证、动态评估的积极调整。大学一定要特别注意精简学科数量、凝练学科方向、优化学科结构、改善学科生态，进一步合理配置资源，力争早日实现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所必需的“学科发展规模适度、学科结构布局合理、学科建设层级清晰、学科目标定位明确、学科整体生态平衡、学科竞争优势持续”的学科建设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