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而研究生作为当前科学研究工作的参与者和未来科学研究工作的传承者，其创新能力的培养就成为研究生教育当中至关重要的问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反映在理论创新，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能力上。但是，在哲学类研究生培养中，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经学”考证轻学术创新等不良倾向，从而导致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创新和学派发展薄弱，不能适应时代对哲学和文化的需要。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和人文学院，通过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立项和创办学子与大众共同学修的“中华文化大学堂”，把学术传承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探索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新路，为其他理论类研究生能力培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 中国哲学“综创学派”的源与流

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称为学派。陈士俊认为，不同观点的学派之间可以竞争、融合、更替，并以此推动学术发展。^[1]中国哲学“综创学派”是以中国哲学大师张岱年(1909-2004)“综合创新论”为基础，由众多学者丰富、完善、发展起来的一支中国新文化建设学派。张岱年作为“综创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作有《张岱年全集》《中国哲学大纲》《天人五论》等；据有的专著研究认为，“综创学派”的第二代主要是亲自受教于张岱年先生或认同“综合创新”观点的学者，主要包括刘鄂培、衷尔钜、方克立、程宜山、王东、刘仲林、李存山等，^[2]代表作有《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和《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等著作和一系列专论；第二代学者的再传弟子可作为“综创学派”第三代。例如，中国科大刘仲林教授培养的“创学”方向博士研究生，通过一系列博士论文，可算作“综创学派”准第三代组成部分。本文拟以中国科大中国哲学博士生培养为例，从“综创学派”第三代成长的视角，探索“学派”传承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

以下我们对“综创学派”思想和观点的创立、发展进行简要梳理。

(一) 张岱年及其“综合创新论”思想

张岱年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表诸多论文，阐述其建设新文化的理论--“综合创造论”(1980年代改称“综合创新论”)。1936年，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张岱年先生明确阐述了“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观点。^[3]“综合创新论”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长处融会贯通，汲取三种哲学中最有价值的思想，通过“综合”进而创造一种新的哲学。此一派观点，为建设中国新哲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路径。

“综合创新论”可以概括为“天人论古今，综创贯中外”，^[4]其内容为中、西、马哲学之精华，其方法和方向为“综合”。张先生以“创造”为核心的“动的天人合一”思想，超越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以“伦理”为核心的“静的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创造创新的时代脉搏，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新哲学建设提供了新方向。

(二) 第二代代表学者对“综创”学派的发展

“综创学派”第二代突出的代表是著名中国哲学家方克立先生。方先生《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马魂 中体 西用》等著述深入阐释并发展“综合创新论”。方克立对于“综创”学派的贡献，首先是明确其在哲学和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不仅首先将“综合创新”的观点置于与“全盘西化”派和“儒学复兴”派的比较之中，并列为三大中国现代思潮，而且使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概括“综创”派的基本文化主张。^[5]之后，方克立进一步发展了“综创”理论，尝试使用 “马魂、中体、西用”。^[6]观点一经提出，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讨论(参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综创学派”第二代代表之一刘仲林，从中西会通、文理交融的跨学科视角，弘扬和发展了张岱年以“创造”为核心的“动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系统理论建构和大众实践方面做出了新探索。在理论方面，出版《新精神》《新认识》《新思维》系列专著，^[7]张先 生在该丛书序中说“将‘创’作为核心范畴，融入中华文化内核。由此提出了将‘仁学’等传统思想转化提升为‘创学’的新观点。”“创学”一词从此叫响。2001年刘仲林出版《中国创造学概论》，进一步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现代创造学融会贯通的“创学”理 。论^[8]2010年中国科大创立面向学子和大众同学共修的“中华文化大学”，通过“百姓日用即道”的理念，将综创学派的思想落实到大学生和社会大众实践。

二、 中国哲学“综创学派”研究生培养--以中国科大为例 (一) 中哲专业“创学”方向博士研究生培养概述

中国科大培养中国哲学“综创学派”方向研究生，主要是依托人文学院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进行。中国哲学“综创学派”即创学方向的博士生由学位点负责人刘仲林指导。

自2004年首届博士生入学以来，刘仲林教授至今共指导培养了12名“综创学派”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他们是“综创学派”理论体系的弘扬者，也是该学派思想的继承者。他们全部以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创新建设为研究方向撰写博士论文(见表 1)，毕业之后全都进入高校、研究机构，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以这些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分析对象，梳理“综创学派”在此一支发展的理论脉络，并区分出各自学术观点的异同，对“综创学派”学术体系进一步发展，以及该学派后继人才培养或许有借鉴意义。

(二) “创造学派”博士研究生理论发展的脉络分析

纵观12位博士的学位论文，整体学术观点的发展脉络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或者说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部分)为阐释“创造”的内涵和范畴阶段，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中“创造”追本溯源，意在说明创造在中、西文化中的含义及演变过程，并进行比较，得出联系和区别，发掘“创造”思维融会两种文化的可能性。第二阶段(部分)为创造的表达和路径，通过对创造过程的分析，试图打开创造过程这一“不可言说”的黑箱。第三阶段(部分)为“创造”的目标和方法，以中西汇通为发展目标，以创造思维为桥梁和纽带，以大众参与、百姓日用为方法，建设新文化和新哲学。现分述如下：

第一阶段，“创造”的内涵和范畴。深入挖掘“创造”与“创新”的含义，不仅仅是要厘清“创新、创造”与其他相似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而且还要通过概念演变的探索，搞清楚“创新、创造”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文化为精粹的西方文化地位和意义，为进一步探讨“创造”融合两种文化提供可能的基础。王忠从《易传》和《中庸》中，把中国传统创造价值观概括为“生生”和“成物成己”，并考证了中文“创”词的演变过程。^[9]汪寅则把重点放在了科技文化更加强调的原始创新上，分析了原始创新与创新、创造、发现、发明之间的关系，并对原始创新的动力、社会环境、内在过程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0]科学文化是由近代西方文化产生的精华，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文化的代表，毛天虹从创造的视角回顾了斯诺“两种文化”、凯利和布鲁克曼的“第 三种文化”观点，阐述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从创造成果、创造过程和创造境界三个层面探讨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问题。^[11]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归于创造，简红江则从创造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中西创造学发展的历程和观点的异同。^[12]

第二阶段，“创造”的表达和路径。尽管西方创造学精于各种创造技法，但是创造的实现过程仍旧近似于“黑箱”，难以言传和学习，这也正是创造的价值所在。漆捷认为意会知识的表达主要目的在于实践中的创造，他认识到意会知识的本体性质决定了其表达上可分为言可尽意和言不尽意，主张“主体对客体的选择性构建”可以作为意会知识表达的方法论，并结合科学、技术、生活和文学四种具体语境分析了意会知识表达存在语境的特殊性。^[13]在论文最后，他将意会知识的表达问题回归于创造，认为由于直觉、灵感、顿悟等创造性思维具有整体化的特征，意会知识其实是一种形式的创造。石仿更加明确了意会认知在科学创造中的作用，她认为创造过程就是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交织的过程，而非逻辑思维就无法直接表达，需要借助于审美等方式获取。^[14]而且正如裴晓敏所说，当前大多数创造学重于能够表达的“形而下”的技法和应用，忽视了创造过程中的思维特质。裴晓敏将创造过程中技法和思维，概括为第一性问题与第二性问题，而统一二者的方式在于“基于知识、面向人的创造实践”，进而用“天人合一”阐述创造过程内在价值的统一。^[15]

第三阶段，“创造”的目标和方法。中国哲学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而儒家中的精髓是“仁”学。赵四学系统梳理了“综合创新”论在儒家理论中的源头和萌芽，以及在近代熊十力、梁漱溟等人对该思想进行了发展，并且较为系统地整理了刘仲林对“综合创新”的理论发展。^[16]杨孝青以历史为维度，追溯了仁学的发展，从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仁孝思想，到宋明理学家的仁生思想，再到现代新儒家的仁创思想，给出了仁学发展的轨迹，并将此趋势合理推演，认为新时期文化建设可以创学为目标，以贯通中西，超越传统的儒家仁学。^[17]金丽认为中国哲学的生命力在大众，需通过“百姓日用”的文化传播方式，以完成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大众实践的结合。^[18]因而在文中建构了以中华文化大学为愿景，以中华文化大学堂为实践阵地，以中科大公共课为课堂，在综合创新思想指导下的大众实践体系。王永伟则在中国新哲学建设的方向上更进了一步，他将中国式的理学与格致学和西方的理学-自然科学纳入成物为目的的理学范式，将中国传统的心学、新唯识论和西方的心理学纳入成己为目标的心学范式，并以“成物成己”的“创学”作为汇通两大体系的方向。^[19]王永伟认为大众文化普及是创新的土壤，在文中也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化大学堂等中华文化普及的实践情况。提高研究生的创造力是创造理论的一个应用，燕京晶运用中西创造力理论，对合肥地区理工科大学研究生进行了深入考察，提出加强意象思维、审美逻辑分析方法等培养措施。^[20]

至此，“综合创新”学派中的一支“创学”学派思想脉络就较为清晰地显现出来了(见图 1)。该学派的发展分为，创造内涵塑造和界定、创造表达和过程分析、创造在中华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作用和意义三个阶段。此三阶段相互衔接，前后呼应，初步搭建起较为完整的新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框架。

(三) “中华文化大学堂”的建设与研究生培养

张岱年先生在倡导追求个人“天人合一”境界的同时，还要“与群为一”，就是要求不仅超越自己，同时还要关心大众觉醒，促进社会发展。^[21]因此，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建设除了“文化整理及批判工作”和“学术创建工作”以外，还需要进行“普及的文化革命工作”。^[22]长时间以来，我国在哲学研究生培养上，仍是以坐而论道的“经学”式的研究为主流，文化普及作为新文化和学派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种种原因还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秉承张岱年先生文化普及思想，并受到王艮“百姓日用之学”的启发，2010年在中国科大“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支持下，人文学院发起创办“中华文化大学堂”。推动传统文化及创学思想的大众普及实践。经典名著《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华文化大学堂”以此为宗旨，定位是“承道统，启新命，同修行”，即继承古代“大学之道”的传统。开启以“创造”为核心的文化新命，学子与大众一起学修。新华社等多种媒体对此作了报道。其后又陆续创办中华文化大学网、骨干培训班、网络视频课堂、在线课堂等，由此发展成较为完整而多样化的“中华文化大学”教学体系。

博士生不仅参加中华文化大学的课程学习、写作、讲课、辅导、编辑等，而且作为志愿者，参与接人待物、宣传推广等工作，通过与各界人士交流接触，获得了许多课堂上不能获得的实践知识。不仅如此，一些博士生还参加了《中华文化精修入门》《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等中华文化大学普及教材和相关书籍的撰写。他们把这些实践经历写入博士论文，增加了理论的实践检验力量。博士生参加中华文化大学的实践活动，是中国科大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一个亮点，也是哲学类博士生培养中的一项全新实践探索。

三、 总结与评论 (一) 哲学文化类博士生应该勇于站在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创新发展的前沿

目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亟待新理论、新文化发挥思想引领作用。传统“经学”研究的范式，浮躁社会急功近利的取向，中西水火难容的思维方式，难以产生引领大变革时代需要的新哲学、新文化理论。中国科大文化“综合创新”方向的博士生培养，把哲学文化创新放在首位，继承和弘扬哲学大师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思想，不是单纯的评价论述，而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着力创新发展，形成各有视角和重点且有机统一的博士论文群。

更具特色的是，培养不止于理论，而是密切结合实践，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支持下，创办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大学”，把新理论、新文化放到学子与大众同学修的实践下检验，这一探索具有鲜明的原创性。

(二) 研究生参与“学派”传承创新研究有利于百家争鸣、学术繁荣

2011年，教育部推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之后，许多高校纷纷响应，颁布了各自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并在计划中提出打造“学派”的思路。^[18]而建设中国学派恰恰要在研究生培养阶段开始，建立起学术传承和发展的学派培养意识，才有可能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有中国话语权的学派。中国科大进行“学派”建设式的研究生培养，是朝着这一方向进行的尝试和探索，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 研究生培养创新是上下协同创新的系统工程

目前在研究生培养创新探索中，口号式、跟风式炒作很多，而有个性、原创性的实践模式很少。研究生培养模式真正的创新，不是个人行为，单位和相关机制要素的理解和支持不可或缺。以“中华文化大学堂”的创办为例，其成功实践不仅是因为有一个创新思想，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得到了学校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没有这些重要因素的协同作用，这项创新探索是难以顺利实施的。

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来看，刘仲林教授及其研究生团队从2011年到2014年，曾以“中国传统哲学创造性转化研究”“传统价值观与创造观通贯研究”等不同题目申报项目，但因为跨学科等问题，四次申请都如石沉大海，使这一方向的研究生培养始终缺乏有力的基金项目支持。面对现实困境，2015年重新融合相关资源转向贵州“孔学堂”申请，顺利通过国内专家评审，获得重大项目资助，从而为“创学”研究的深入推进打下了良好基础。

这使笔者想起刘仲林说的一句话：原创性探索，不是走人喧马叫的大路，而是荆棘丛生的小路，“创学”的根本就是建设尊重并自觉“原创”的中华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