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随着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博士生在科研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并已成为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方面的生力军。^[1]但是，在博士生教育事业欣欣向荣的背后，该群体也暴露出不少的学术道德问题，严重威胁着博士生教育质量的提升。博士研究生作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高端人群，他们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认知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影响了学术规范建立和学术空气净化的现状和未来走向。^[2]如果博士生对一些学术不端行为采取宽容、容忍的态度，不仅意味着他们没有建立起学术底线不可触碰的信念，而且也预示着他们头脑中滋生着学术不端的温床。^[3]这是学术道德风尚构建的巨大隐患。因此，调查研究影响博士生群体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因素，并向该群体施加更为有效的学术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深入探究科研压力、周围学术不端行为以及自身挫折应对能力对博士生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影响，能全面把握影响博士生学术不端行为的科研因素，打造有利于博士生学术科研的最佳平台。

二、 问题提出与研究框架

高校科研实力的竞争日益激烈，博士生作为高校科研的核心力量，不仅承担大量的研究任务，同时又以研究成果完成学位论文，毕业的标准越来越高，由此承受的科研压力也越来越大。高强度的科研压力虽然有助于短期内强化科研业绩，但同时也会诱发行为的短期价值取向，使得科学创新沦为简单的商品生产。^[4]面对种种“诱惑”，能否坚守学术底线，维护学术正义，是对每一个博士生的严峻考验。

(一) 科研压力与博士生学术不端行为态度成正比

研究表明，科研考核压力是高校学者学术不端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5]在高强度的压力之下，人们可能会变得具有攻击性、冒愚蠢的风险、欺骗甚至放弃。^[6]根据压力源—情绪理论，个体压力感知来自情境压力源，从而引发消极情绪，随着情绪反应的不断累积，不道德行为发生。^[7]科研压力作为情境压力源之一，可能会引发个体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体验，尽管对学术道德有一定的认知，但为了减少这些消极情绪体验的困扰，难免会有一些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流露出宽容态度，甚至会不自觉地打破学术底线，采用一些不恰当的压力处理策略，以应对日益提高的毕业标准和繁重的科研项目。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假设：

H₁: 科研压力与博士生学术不端行为态度呈正相关。

(二) 周围学术不端行为正向调节科研压力与博士生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关系

学术氛围是高校通过各类学术活动的积淀所形成的本质的、深层的文化底蕴，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学校内部成员的工作动机、学术道德和科研态度。^[4]而学术成员的“求真、求善、求美的学术精神”“良好的学术道德”“公平、公正、自由争鸣的学术态度”“良好的治学作风”等是衡量博士生所处术氛围的重要指标，^[8]因此，调查周围同学的学术不端行为，可以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博士生所处的学术氛围。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指出，个体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周围成员的行为影响，如果周围学术不端现象比较普遍，博士生更可能将学术不端行为“合理化”，无意识中放宽学术道德标准，逐渐容忍学术不端行为。反之，则会强化他们的学术道德自律意识。另外，环境氛围与压力感也息息相关，良好的氛围能降低压力导致的消极反应，有助于成员保持良好的工作心态。^[9]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假设：

H₂: 周围学术不端行为正向调节科研压力与博士生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关系。

(三) 挫折应对能力负向调节科研压力与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关系

挫折应对能力是指个体在遭遇挫折情境或失败时，能够耐受挫折、心理复原，从挫折中获得成长的能力。^[10]国内研究者使用“心理承受力”“挫折耐受力”等概念来描述个体的这种心理品质。挫折—侵犯理论认为，挫折必然导致侵犯行为。如果个体在科研过程中遭遇挫折，由此产生的挫败感必然要通过一定的侵犯或攻击行为发泄出来。这种侵犯可以直接表现为抄袭剽窃、篡改或伪造数据等各种学术不端行为。有研究表明，学业受挫后容易导致学习领域的失范行为，如考试作弊、对专业学习不感兴趣等。^[11]还可能会影响其实现目标的积极性，降低其创造性思维活动的水平，减弱其自我控制能力，发生行为偏差。^[12]如果挫折应对能力较弱，重压下就容易降低自我控制能力，对学术不端行为放松警戒，甚至铤而走险做出侵犯他人权益的学术不端行为；挫折应对能力越强，对压力的承受和抵抗能力越强。因此，自身的挫折应对能力是调节科研压力与学术不端行为态度之间关系的重要变量。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假设：

H₃: 挫折应对能力负向调节科研压力与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关系。

(四) 周围学术不端行为和博士生自身挫折应对能力共同调节科研压力与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关系

学术氛围是影响博士生学术态度的重要环境因素，同时也对博士生的学术道德素养和人格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良好的学术氛围能提供给博士生更多的正向引导，潜移默化中提高个体抵抗压力、应对挫折的能力，也有利于自律自觉意识的养成。而挫折应对能力作为重要的个体差异变量，能有效调节个体在科研压力下的反应，缓解压力带来的不良情绪体验，从而降低科研压力对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影 响。因此，本文认为，周围学术不端行为和博士生自身挫折应对能力相互影响，二者的交互作用可以共同调节科研压力与学术不端行为态度之间的关系，即周围学术不端行为越少，自身挫折应对能力越强，二者的调节作用越强。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假设：

H₄：周围学术不端行为和博士生自身挫折应对能力共同调节科研压力与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关系。

针对于科研压力、周围学术不端行为、挫折应对能力以及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关系分析，在假想设定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研究模型如图 1所示。

三、 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一)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的问卷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科研压力量表，采用周菲^[13]编制的问卷的3个条目，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α为0.80；第二部分周围学术不端行为态度量表采用韩丽峰、徐飞^[14]所编制的问卷6个条目，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α为0.84；第三部分学术不端行为态度量表，测量的是被试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接受程度和容忍度，采用赵延东^[2]所编制的问卷2个条目，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α为0.80；第四部分挫折应对能力量表采用修订后的田宝伟等人^[6]编制的大学生挫折应对能力陈述性量表共28个条目，包括乐观积极、追求卓越、关系寻求和调节控制四个维度，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α为0.88。各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

课题组以我校博士生为调查对象，被试以唯一的学号身份登录教学平台，并完成测验。本次调查共回收数据520份，剔除无效数据13份，得到有效数据507份，问卷有效率为97.5%。其中男生305人，女生202人，各占60.16%和39.84%。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年限方面，77人为一年以下，占15.19%，162人为一至三年，占31.95%，176人为 三至五年，占34.71%，92人为五年以上，占18.15%。

对有效问卷进行编码，然后采用SPSS17.0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在调查数据的处理上，我们还特别注重了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的检验，以排除问卷形式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科研压力、周围学术不端行为、挫折应对能力和学术不端行为态度四个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其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 1所示。从整体上看，被试博士生科研压力得分为8.20±2.71，在“我常常为如何完成科研任务而忧心忡忡”“我感到科研工作压力很大”两题中，选择“基本符合”或“完全符合”的比例之和分别为32.8%、39.8%；周围学术不端行为得分为9.52±3.83，在量表列出的六种学术不端行为中得分最高的是“调整或修改数据”，而对周围同学中存在该现象表示“基本符合”或“完全符合”的比例分别是4.54%和1.97%；被试博士生挫折应对能力较强(103.44±11.68)，平均分高于常模平均水平96.32；学术不端行为态度得分为3.34±1.52，对学术不端行为者表示完全不能同情或理解的比例占65.48%，仅有1.38%和0.39%的人表示完全能够容忍。综上可知，博士生整体学术表现比较乐观，但确实存在少量学术不端现象，大多数人能够理性对待学术不端问题，也有较强的挫折应对能力。

从科研压力与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相关分析表明，二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39,p<0.01)。周围学术不端行为与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呈显著正相关(r=0.15,p<0.01)，挫折应对能力与学术不端行为态度呈显著负相关(r=-0.22,p<0.01)，这一结果为后续的调节效应检验奠定了基础。

(三) 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分析的方法依次验证假设H₁-H₄，将自变量科研压力和调节变量周围学术不端行为、挫折应对能力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以消除变量自身差异、数值大小等带来的影响。表 2为分层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1检验了主效应的影响，模型2检验了两两交互效应的影响，模型3检验了三项交互效应的影响。由于把乘积项纳入回归方程可能带来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来判断是否存在此问题。结果表明，两个回归方程中各变量的VIF值都明显小于临界值10，可以认为三个模型中均不存在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问题。

1.主效应检验。 在模型1中，科研压力对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回归系数为0.32，影响达到0.00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主效应显著，假设H₁得到验证。另外，周围学术不端行为对博士生学术不端行为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3，p<0.01)，挫折应对能力对博士生学术不端行为态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2，p<0.01)。

2.调节效应检验。 模型2主要检验的是周围学术不端行为和博士生自身挫折应对能力的调节效应。乘积项“科研压力x周围学术不端行为”的回归系数为0.11(p<0.05)，证明周围学术不端行为能够正向调节科研压力与学术不端行为态度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假设H₂；“科研压力x挫折应对能力”的回归系数为-0.10(p<0.05)，证明自身挫折应对能力能够负向调节科研压力与博士生学术不端行为态度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假设H₃。模型3考察了周围学术不端行为和博士生自身挫折应对能力的共同调节作用，三项交互回归系数为-0.11，解释了1% 的方差变异量，ΔR²显著，表示两者的交互作用能够共同调节科研压力与学术不端行为态度之间的关系，假设H₄得到验证。

为了进一步了解周围学术不端行为和挫折应对能力在科研压力与学术不端行为态度关系之间的调节效果，本文采用了简单斜率回归分析对两个调节变量及二者交互作用的调节效果分别进行了分析。分别按照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划分出周围学术不端行为高分组和低分组，弱挫折应对能力组和强挫折应对能力组，以及两个调节变量的四个交互组。周围学术不端行为、自身挫折应对能力和二者的共同调节作用效果图如图 2、图 3、图 4所示。

图 2展示了周围学术不端行为的调节效果，学术不端行为态度分数越高，意味着对学术不端行为越宽容。虽然两组数据都显示了科研压力与博士生学术不端行为态度之间呈正相关，但相比于周围学术不端行为高分组，低分组的折线更平缓，说明随着科研压力增加，周围学术不端行为低分组的学术不端行为态度得分要明显低于周围学术不端行为高分组。也就是说，周围人员所营造的良好学术氛围能够抵消一部分科研压力对学术不端行为态度造成的负面影响，周围人员学术不端行为越少，越有利于博士生端正学术态度，理性看待学术不端问题。

图 3为博士生自身挫折应对能力的调节效应，可见个体的挫折应对能力高低也能够有效调节科研压力与博士生的学术不端行为态度之间的关系，强挫折应对能力组的折线比弱挫折应对能力组平缓，即科研压力与学术不端行为态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另一组有所减弱，随着科研压力的增加，强挫折应对能力组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得分明显低于弱挫折应对能力组，他们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容忍度始终低于弱挫折应对能力组。表明较强的挫折应对能力可以对科研压力与学术不端行为态度之间的关系起到缓和作用。

图 4为周围学术不端行为和挫折应对能力的共同调节作用图，科研压力相同时，周围学术不端行为多，博士生自身挫折应对能力弱，学术不端行为态度得分最高，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博士生对于学术不端行为所持态度最宽容，并且该情况下折线的斜率最大，意味着科研压力对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增强作用最明显；反之，如果周围学术不端行为少，自身挫折应对能力强，折线斜率最小，表明这种情况下科研压力对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影响最小。此外，在科研压力相同的情况下，自身挫折应对能力对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影响要大于周围学术行为的影响，由此可见，培养自身抗挫能力，提升内在心理素质，对于应对科研压力，维护学术道德更为重要。

四、 对策建议

本研究通过引入周围学术不端行为和挫折应对能力两个变量，深入探究了科研压力对博士生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影响机制，验证了科研相关要素对博士生理性对待学术不端行为的影响。鉴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博士生学术道德教育体系。

1.设置更为全面合理的博士生考核标准，适度调整科研压力。 本次调查不仅了解到当前博士生群体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科研压力，而且研究也证实，科研压力对博士生理性对待学术不端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科研压力越大，越容易迫使个体降低学术道德标准，对学术不端行为采取过分理解或宽容态度，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其他影响因素，但要转变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宽容态度，进而减少学术不端行为，最首要的任务还是将科研压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科研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博士生培养体制和学术评估体系的问题，因此，在设置科研考核目标时要因人而异，因能力而异，考虑目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既要具挑战性，又能激发科研热情。其次，需要重新考量博士生考核标准，除了注重科研成果外，还需兼顾学术道德与个人综合能力的培养，提高他们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慎独能力，培养严谨求实的科研作风，相比于以科研成果作为唯一衡量尺度，这样更为全面合理地设置考核标准才能真正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总之，要在注重“量”的同时更注重“质”，注重科研成果的同时更注重过程培养和素质提升，全面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也才能在保证科研绩效的同时，最大限度遏制学术不端现象。

2.以营造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为手段，净化学术生态环境。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被试博士生群体学术风气主流积极向上，但也不乏少数人员存在不同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在量表列出的六条学术不端行为中，得分最高的是“调整或修改数据”，其次是“参考文献中冒写根本没看过的文献”，这些行为的存在为构建清朗的学术生态环境蒙上了阴霾。对于博士生而言，周围的微观学术环境直接影响着他们对于学术不端问题的认知态度，当周围人员因实施学术不端行为获得好处而未受到惩罚时，会逐渐瓦解个体先前建立的学术道德认知体系，相反，良好的学术氛围却能提供给个体更多的科研帮助和正向引导，减缓科研压力造成的负面影响。

鉴于学术氛围对个体学术道德认识态度的巨大影响力，除了组织开展高质量的学术活动外，学校应注重学术道德教育作用，积极营造博士生之间诚信科研、相互监督、帮学互助的文化环境，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博士生学术道德规范意识，形成严谨的治学态度，以榜样的力量激发其科研热情。同时，针对一些较为频发的学术不端行为要加强排查和处理力度，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学术监督体系，明确导师和学术成员的监督职责，提倡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零容忍，共同维护学术正义。

3.以提高博士生挫折应对能力为基本点，全面提升综合素质。 当前，时代的发展对博士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有高水平的学术造诣，更需要具备全方位的综合素质。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博士生挫折应对能力总体情况较为乐观，在挫折应对能力量表包含的四个维度中，被试博士生在乐观积极、关系寻求、追求卓越方面都有较好的表现，而调节控制维度逊色。挫折应对能力作为心理意志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个体未来的社会适应，还直接影响着个体在科研活动中的认知和行为，较强的挫折应对能力是个体应对科研压力的内在素质，能够促使个体坚守道德底线，攻克科研难关。因此，培养提高博士生的挫折应对能力是增强抗压能力、有效遏制学术不端现象的预防针。

我国高校以往较少关注研究生的挫折教育，博士生的培养更是贯彻“学术专门化”，从长远来看这并不利于提高博士生的竞争力和社会适应力，为此，应适当转变传统的学术道德教育模式，强化挫折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目前，高校普遍开设的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等无疑是开展挫折教育的有效途径，要进一步推广到博士生教育中去。其次，导师作为博士生的直接引导者，应该将挫折教育贯彻到日常教育工作中，言传身教，倡导正确的挫折观，注重道德与心理品质的双向培养，全面提升博士生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