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国家正式提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双一流”)，作为“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明确目标和任务要求。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支撑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依托，鼓励“双一流”建设，实质上是支持中国建成知识创新策源地，最终实现创新引领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生教育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知识创新系统的核心^[1]，创新对于研究生教育而言不是一般性目标，而是其本质特征^[2]。在世界高等教育全球化浪潮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从精英教育嬗变为大规模实践。作为教育结构中的最高层次，研究生教育无疑将从导师、专业、学科、科研等多个环节对“双一流”建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双一流”建设方案特别强调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明确提出“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融合到教学科研全过程，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合攻关”。通过大规模的国际化培养，塑造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的新模式，成为支撑我国高校加快建设“双一流”的关键环节。

一、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支撑“双一流”建设的必然性

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化的概念，美国教育理事会(ACE)指出：“由于研究型大学致力于研究生教育和研究，通常能提供范围广泛的国际机会”。近些年，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理念在我国高校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摆脱了过去围绕“国际化与本土化”“依附、借鉴与创新”关系的讨论，从以往以单向度精英人才培养为原始动力，转向重视人才培养国际化在高校国际化建设全局中的基础性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化自近代开始逐步发展为有组织、有策略的“国家行为”。例如，德国“洪堡基金”始于1860年，美国“富布莱特计划”始于 1946年，欧盟“伊拉斯谟计划”始于1987年。本世纪，这种“国家行为”几乎波及到所有发达国家，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出台了专门政策，如巴西的“科学无国界计划”、苏格兰“新人才计划”等。我国自2007年开始实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开启了引领高校研究生教育大范围国际化的步伐。可以说，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理念转变一方面是高校进一步参与全球教育资源竞争与合作的必然诉求，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行为。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既包括研究生来源的国际化、教师的国际化、教材与课程建设的国际化与培养项目的国际化，也包括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的本土拓展。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既能够成为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优化培养方案的战略支点，又能够突破单纯的学生受益，成为链接中外导师开展紧密学术联系、联合申请国际科研项目、共同发表国际期刊论文的重要载体。可以说，由于研究生教育连接学生、学者、教学、科研以及学科建设的特性，使得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能够以点带面，对“适应国家战略”“立足行业发展”“发挥学科优势”“培养创新型人才”“促进联合科研”“培养国际化师资”等产生全方位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如图 1所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生不仅是高校科研产出的生力军，也是国家未来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的重要人才库。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不仅有必要提升到事关培养目标实现和培养质量保障的高度，而且必将成为我国高校建设“双一流”、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支撑“双一流”建设的基础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教学相长，研学互动”态势呈现集聚式发展，不仅研究生科研产出呈现爆发式增长，而且融合“人才回流”趋势导师队伍的国际化视野和学缘结构进一步优化，为支撑“双一流”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一)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助力世界一流人才培养

国家的大力投入为研究生大规模、成体系派出提供了重要通道，国家留学基金委调查显示，55%参加公派的学生留学前没有出国经历，38%有1次出国经历，7%有多次出国经历，出国留学成为国内高层次人才的基本权益。以“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为例，9年来，该项目资助规模持续扩大，2007年选派5000人，2015年，基金委选派各类人员25000人，其中公派研究生增加至8000人；资助类别越分越细，学位类别更系统，实现了各层次、各种培养类型的全覆盖；选派范围逐渐扩大，扩展为全社会高层次人才的基本资源；导向性更强，注重学生、国内外导师的互动，教、学、研的联动，如图 2所示。

另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统计，2011-2013年全国百篇优博论文中有42篇的作者接受过公派项目资助，占优博总数(287篇)的14.6%，占2009-2011年联合培养博士生(全国百篇优博论文评比一般推迟两年参评)的0.6%左右，是全国2009-2011年获得优博学生占全国获得博士学位学生比例的约4倍，78.34％的学生获得国内校级优秀博士论文，4.86%获得全国专业学会优秀博士论文提名，7.43%获得全国专业学会优秀博士论文，6.37%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2.97％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3]。

(二)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力促普惠式教学改革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促使我国高校不断借鉴国际经验推动大面积普惠式教学改革。这一点在研究型大学的医学领域表现尤其突出，许多高校提出要借鉴国外医学教育经验，推进“医学教育改革”，加强“医教协同”。例如，武汉大学医学部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合作，自2009年起逐渐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系统改革。五年来,武汉大学对该项目进行了密集、持续性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的创新能力、临床批判性思维能力、决策判断能力以及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提升明显,人才培养质量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该校医学部拟于2016年全面推广该体系。

此外，研究生层面的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方兴未艾，全国已有硕士层次以上的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17家^[4]。该类机构将人才培养的重点从境外转为境内，从开展基础性、浅层次功能型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向综合性、深入协同型合作的转变；从单层面的利用优质资源向办学机制、管理模式的全面合作转变，使得创新人才培养的示范辐射效应不断扩大。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已形成体系，在成功开办“密西根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上海交大—南加州中美文化创意产业学院”，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共建公共卫生学院等。又如，厦门大学组建了中法核工程技术学院，并与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合作成立了“中山大学—卡耐基梅隆联合工程学院”，同时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共建的转化医学研究机构，也将开展高层次人才合作培养。这种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特殊方式，不仅让更多学生能在本土接受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而且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也极大促进了研究生人才培养能力。

(三)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支撑国际一流科学研究

随着联合研究从教师的个体化行为向团队化、整合式的组织化行为过渡，中外科研合作逐渐从“握手”转向“牵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对教学、科研国际竞争力的衔接作用和反哺作用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高校成规模地将研究生派往世界顶尖高校在新兴交叉前沿领域进行联合培养，培养目标更清晰、研究领域更前沿、对教学和科研的联动效果和反哺效应更突出，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的科研产出呈现爆发式增长。例如，武汉大学在实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培养战略后，研究生发表SCI、SSCI论文以及发明专利授权等高水平科研成果数量，每年以20%-30%的速度递增。仅2013年SCI论文总量较上年增长了33%，SSCI论文增长量达到了73%，授权发明专利增长了30%^[5]。又如，浙江大学依托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创立的“应用数据科学联合实验室”，开展大数据的应用研究和硕士、博士生联合培养，让学生参与联合研究和联合研讨会，给予学生最前沿的教学和研究视角。教、学、研、成果转化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促进。项目仅经过一年的发展，报名人数从2014年的44人跃升为2015年的126人，同时受到英方学校层面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开放的专业从单一的工科2个专业发展到全部四大学部。

我国高校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实践层面业已开展的诸多积极探索，为在“双一流”建设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推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向“大规模、常态化、成建制、交互式、多层次”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可以预见，随着“双一流”计划的深入实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将会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新理念将加速向“双一流”的具体实施延伸。

三、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支撑“双一流”建设的对策 (一) 推动研究生海外留学向交叉学科和创业教育拓展

国际大学协会调查显示，学生流动被国外高校列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和优先权”的首位。国际化培养的研究生不仅是双方科研合作的重要团队力量，并可将学者个体间的学术合作扩展为学术共同体的共享资源网络。世界主要数据供应商汤森路透集团曾发布，中外联合署名的论文可使得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更容易被国际期刊认可。因此，我国应继续坚持选派优秀研究生赴海外攻读学位或联合研究，稳定并适当扩大“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派出规模，还应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高校和地方政府更多投入研究生海外访学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针对国际化人才培养日益呈现出的学科交叉特点，有必要适当改革选派遴选方式，在按学科派出研究生的同时，应单独设立交叉科学组，给予从事跨学科学习与研究的研究生出国留学的更多机会。此外，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火如荼的时代，研究生创业教育也需要和国际更紧密接轨。除了将研究生派往世界名校和知名科研机构之外，可以探索设置短期创业访学类计划，将研究生派往创新创业活跃的地区，让其接受更具国际视野的创业教育。

(二) 推动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在地国际化”

我国一批研究型大学非常重视引入世界一流教材来优化和创新研究生课程体系，提升课程教学在研究生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要特别重视全英文课程体系建设，利用优势学科扩大以学位课程为主干、能体现教学理念先进、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合理的全英文课程模块，既使“本土”研究生受益，又能大力提高接收国际留学生的能力。例如，在实现了学科主干课程的全英文教学基础上，探索系统性建设海外教师主讲的全英文课程，组建海外主讲教师、责任教师和青年助理教师协作的教学团队，海外主讲教师同时从该校带领一定数量的海外学生和本校学生一同上课，高水平的中外学生共同学习。参照国际经验和国内实际，研究生国际化课程可以安排在暑期，以专业化的“暑期学校”方式运行。例如，可以实施“第三学期”或“国际教学小学期”，利用暑期国外师资较为空闲的有利条件，大批量聘请海外知名教授参与暑期学校授课和实践指导，亦可借此改善研究生学制不足、培养期限不够等问题。

针对国内研究生普遍面临的英文能力不足以支撑国际化学习研究的现实，有必要在推动课程体系国际化过程中更加凸显学术英语的国际化教学与培养。国内高校可通过校际合作，分学科邀请海外名 校的学者来校开设短期研究生学术英语课程，通过集中讲授、小班指导和论文写作修改等各种形式，指导研究生撰写高水平英文论文和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三) 推动校际国际合作由“净进口”向“溢出效应”转型

我国高校境外办学最初酝酿通常是从研究生教育国际学生的系统化培养开始。例如，武汉大学陆续开办了“安哥拉水利水电班”“厄瓜多尔水利水电班”“测绘遥感国际暑期班”“澳门信息管理班”“哈萨克斯坦公共管理班”等。目前该校拟与泰国高校合作在泰国开办测绘遥感双硕士项目。随着国家“一带一路”等对外战略的深入实施，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邀请我国高校赴境外办学，许多东南亚国家都从政府层面提出希望我国高校到当地办学^[6]。截至2014年，境外办学机构3个，硕士层次以上的境外办学项目27个。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约旦见证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开办“中约大学”框架协议的签署和2016年2月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正式开学，既表明我国优质教育资源“走出去”进入重要历史发展机遇期，也表明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开始从“净进口”向“溢出效应”转型的条件逐渐成熟。

我国高校要继续坚持以应用技术类学科为重点，将自身教育科技优势与国外需求相结合，为别国发展培养科技类、工程类人才。同时，也要鼓励部分独具特色的传统学科，如中医学、中文，和部分就业市场广泛的商科大胆“走出去”。在这一过程中，还应不断提高在外办学的专业层次，加大研究生层面的办学规模，并且通过“溢出效应”的经济属性实现海外办学的反哺和自我成长。

另外，随着国外研究生来华留学规模的较快增长态势，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研究生来到我国进行联合培养。吸引更多优秀的外籍学生更广泛进入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也是促使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四) 利用“人才回流”推动研究生导师国际化

研究生“导师制”决定了导师质量在研究生创新精神和学术能力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是否拥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师资队伍，是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一项重要评价指标。近些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和“人才环流”的接纳国^[7]。特别是国家“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等一系列人才专项的实施，引发了海外华人专业人才的回国热潮。国家留学基金委曾对公派出国的研究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在回答“留学经历使我回国工作、服务的想法更加坚定”时，53.1%选择了“非常同意”，38%选择了“同意”。近5年，公派出国按期回国率保持在98%以上^[3]。从回国博士的职业分布来看，高校和科研院所是项目主要的就业单位。82%以上进入了高校或科研院所工作。这就充分说明，回流的绝大部分人才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研究生导师。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必须发挥好“人才回流”在短期内快速提高研究生导师学缘结构、学术水平和培养能力的作用，给予研究生更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和海外学术网络。

师资队伍的国际化，不仅意味着教师队伍中有相当比例的海外博士归国人员和大部分教师拥有海外进修经历，而且应该有一定比例的外籍教师。例如，日本外籍教师占全体教师比例为3.4%，德国为9.5%，英国牛津大学比例高达40%。然而我国即便是“985”重点高校，其专任外籍教师平均每校不到40人，仅占专任教师总数的2.3%，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同时也应看到，我国高校外籍教师的引进体现出人才层次更高、专业教师增多、来华从事合作研究的教师增加等新特点，外籍专业人员全职长期聘用取得一定突破。例如，华中科技大学在“十二五”期间，先后聘请了430多位海外一流高校的学者参与研究生课程教学，每位学者至少承担1门研究生课程中16学时以上的教学任务，同时协助建设研究生高水平课程。

(五) 强化研究生国际化的绩效考核和质量控制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向常态化发展，逐渐从以学校为主导、院系为主体，转变为学校引导、院系主导，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绩效考核、制度建设和质量控制将成为发展的必然需求。随着国家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部署工作的日益完善，以质量和内涵为主题的“质量时代”开启^[8]，国际化人才的本土培养和海外培养的各个环节都将全面进入质量调控阶段。

在绩效考核上要将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占比和国际化科研成果产出作为内部考核的重要指标，加快完善培养制度和管理体制从而营造学校、院系、师生多赢的国际化培养环境。尤其是，高校要配合国际化培养出台“指标补偿”政策，最大限度减少导师特别是理工科导师因输送学生出国联合培养对自身课题研究的影响，进一步提升院系和导师输送学生出国的积极性。

在质量控制上要加强对引进的教育资源进行监管，提升涉外办学的层次和质量，并将资源重点向世界顶尖合作高校和重点项目倾斜，注重项目国别、专业的合理分布和可持续发展。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的加快，各类研究生培养目标、方案和质量体系也要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逐步试点学位论文海外评审与国际专家参加答辩，推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质量控制向专业化与规范化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