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满足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融合的需要、构建社会公共教育体系的需要、理工类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对文科人才的需要等诸多需求，理工类院校纷纷开始创办人文与社会科学专业，并开展相应的学科建设，公共管理学科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实践性和综合性较强，公共管理学科在理工类院校中备受青睐。

公共管理在中国是一个年轻的学科，相对没有历史包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在一个高起点上进行学科布局，因此，相比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公共管理学科在理工类院校中的发展可望有更大的空间和潜力。

但是，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许多理工类院校中的公共管理学科并未取得当初预想的成就，一些院校中的公共管理学科依旧无法突破校内强势理工类学科所形成的“学科壁垒”，陷入发展的瓶颈。然而，同期也有一些学校中的公共管理学科迅速起飞、蓬勃发展。因此，基于学科自身的视角而非学校的视角，对理工类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障碍、路径以及模式进行研究，不仅对该学科，甚至对整个学术共同体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此，借鉴德国学者G·Grabher在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研究中所提出的“专业化的锁定(Lock-in)”的理论^①，将该理论应用于理工类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研究。^[1]理工类院校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了较高的比重，其学科的发展往往针对特定的行业、产学研一体化，其学科定位、教学科研、人才培养都会与行业特色紧密相关，呈现出较高的专业化程度。而该类高校中的公共管理学科，乃至于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发展都面临一定程度的“专业化锁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功能性锁定、认知性锁定和政治性锁定。

理工类院校通常专业化程度较高，学科的实践操作性较强，能够有效地对接产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较为紧密，人才培养有着稳定和可预测的需求。尤其是行业类院校往往依托于航天、交通、石油、电力、化工、钢铁、农业等相关的行业或部门，该类院校的功能定位就是服务相应的行业或部门，有着较为明确的教学、科研、培养目标。此类院校的人才通常都会输送到其特定的行业中，而其科研课题也往往是来源于该行业，甚至其课程教学都会充分地对接行业的实践。

然而，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功能定位，即以政府管理和公共事务为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以“公共利益和公共权力”为主要研究核心。这样的学科功能定位，在理工类院校中形成了一种“亚文化”，与学校的总体功能定位难免会形成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如果公共管理学科不能为学校的总体目标服务，就容易导致边缘化的现象，这一现象就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形成了“功能性锁定”。

在理工类院校中，其相应的理工类专业牢牢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学校的主要领导也往往出自此类学科，而公共管理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学科则处于一种弱势、甚至边缘化的地位。众所周知，决策者“有限的注意力和注意力的变迁，是导致政策稳定和政策变迁的基本原因”^[2]。学校的优势、领导的背景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学科发展中的“认知性锁 定”，即过分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其主流的理工类学科的发展，而不关注公共管理等其他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前沿问题，使之错失了创新和发展的机遇。

由于拥有较为强势的学科和较为有力的行业背景支撑，理工类院校在面对公共管理等学科的发展机遇时，容易“选择性失明”，而一味地寻求通过做大做强优势学科以巩固和发展自身实力。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学科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必然会面临较为严重的发展困境。

长期以来，在理工类院校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相关理工类学科通常会力图限制其他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发展，以避免这种发展对其资源控制权力的消弱^[3]。基于这一情况，学科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权力之争。对于公共管理学科来说，在理工类院校中，就面临了这一处境。即便是在整个高等教育界，公共管理学科也处于一种较为弱势的地位。

除此之外，学校领导层出于对效率和效益的考量，也会对其主流学科专业大力扶持，而对公共管理等非主流学科的生存空间予以压缩，例如，某所高校通过压缩公共管理专业的招生指标来增加其主流专业的招生指标，结果导致校内学科发展的两极分化，形成了“马太效应”。因此，在学校领导层面和主流学科联合构筑的壁垒之下，形成了一种“政治性锁定”，公共管理学科的空间和资源不断被侵蚀，最终丧失了竞争力。

综上所述，“功能性锁定”导致公共管理学科的功能定位无法与学校的发展目标相融合，“认知性锁定”导致公共管理学科得不到学校的关注和重视，“政治性锁定”导致公共管理学科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资源被挤压，在这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公共管理学科在理工类院校中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因此，“专业化锁定”构成了理工类高等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主要瓶颈和障碍。

基于对理工类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发展障碍的分析，可以得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所面临的专业化锁定实际上是一种合法性的缺失。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理工类院校本身对其公共管理学科而言，构成了一种“组织域”(Organization Field)^[4]，即与学科发展直接相关的制度环境。由于不能充分融入到学校整个“组织域”的宏观架构中，不能为其总体目标服务，公共管理学科不得不面临一种合法性的困境。从学校的视角来看，单一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取决于该学科对于学校发展战略的支撑力度，即在学校这个大系统中是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二，取决于该学科的自身实力，即在学校的学科体系中是否处于不容忽视的地位。总的来说，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就是看学科对于学校的价值和贡献度。

由于存在较强的专业化锁定，理工类院校中的公共管理学科如果被动地寄希望于学校的重视，依赖于学校向自身输送资源，是不现实的。因此，学科的发展路径以为着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能动性，来争取学校的重视。

组织的能动性意味着“组织在制度环境中，不是被文化模板所塑造的被动的行动者，而是会进行策略选择”^[5]。因此，本研究是基于学科的分析视角，重点强调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以及如何获取合法性、如何获得资源，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

根据新制度主义的解释，合法性机制指的是“那些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6]。作为一种制度环境，理工类院校需要公共管理这类文科学科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其特定的制度环境下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同时，学科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必然会适应其所处的制度环境，追求合法性。

在专业化锁定的效应之下，理工类院校有着特定的办学目标、特定的功能定位，往往处于一个较为独立的系统中，拥有较为独立的组织文化。由于有理工类院校这样一个“组织域”作为背景，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所采取的模式更类似于DiMaggio和Powell所说的“社会规范机制”(Normative)^[7]。在理工类院校的总体文化氛围的影响之下，应当学会自主地分享共同的思维和共同的观念，这是一种主动地适应环境、接受制度约束的策略选择。同时，这种合法性的意义也在于其能够通过影响资源分配或激励方式来对个体产生间接影响，公共管理学科只有接受了理工类院校的制度环境约束，才有可能获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和资源。

因此，理工类院校中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不同于其他综合类院校、文科类院校，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有模仿，更要有学习。通过学习的过程，实现学科自身与差异性制度环境相融入的策略。公共管理学科应当以共性形态为背景，以个性形态为亮点，既能够实现学科定位与学校定位的有机对接，又能够有效地避免高校间的学科发展模式“趋同化”现象^[8]，形成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

前已分析指出，从学校的视角来看，单一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取决于该学科对于学校发展战略的支撑力度，即能否在学校这个大系统中处于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二，取决于该学科的自身实力，即能否在学校的学科体系中处于不容忽视的地位。而这二者，归结起来，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就是看学科对于学校的价值和贡献度。因此，学科获取合法性可以有两条路径：1、以交叉学科为发展重点，争取更多的资源；2、以学术明星为培养重点，集中高效地利用资源。

交叉学科是指“两个或多个学科相互合作，在同一个目标下进行的学术活动，它源于对单一学科无法或是无意对某些重要问题进行研究的认识”，其组织模式分为“自由交叉型、重大项目结合型、科研平台组织型”三种类型^[9]。由于学科之间融合的趋势逐渐加强，使得学科的“去差别化”(De-differentiation)特征日益明显^[10]，因此，在理工类院校中发展公共管理学科，尤其需要注重交叉特色的培养。

公共管理学科在以交叉学科为发展重点的同时，就意味着将自身在学校整个“组织域”中定位为一个支撑学科，强调应用性，为主流理工类学科对接产业和政策提供平台、联结纽带。当前理工类学科的“知识转化机制和政策研究文化，显然还滞后于政策发展的实际需要。面对潜在而庞大的决策需求市场，大学尚不能提供与之匹配和有影响力的政策研究支撑”^[11]。而公共管理学科则可以有效地“生产政策思想，影响政策议程”，适应高校建设“大学智库”的需求。尤其是在理工类院校中，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理论较为薄弱，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则恰好可以弥补这一劣势，从而有效地提升学校的影响力，这样的定位即是一种有效的合法性机制，能够实现学校与学科的双赢。

同时，就自身发展而言，公共管理学科面临的新任务是拓展新的学科增长点，“强调通过理解与智慧化获取知识与技能，而非僵硬的知识累积”^[12]，而相关交叉学科，如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资源与环境政策等都是公共政策之下更为细化的专业性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具有“延续性和开放性”，能够实现跨学科之间的合作，而且研究资金充足^[13]，能够实现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通过重点打造交叉学科，加强与理工类优势学科的合作，突出学科自身的支撑、服务角色，彰显学科的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则能够有机地融入到理工类院校的总体功能定位中，并成为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失为一条有效的增强学科合法性的发展路径。

理工类院校中的公共管理学科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学科在学校整体学科体系中能否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而且也取决于学科自身的实力能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站稳脚跟。由于理工类院校中的公共管理学科能够获取的资源十分有限，如何合理、高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同样是学科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基于对集中资源、提高研究效率的考量^[14]，设置优先领域、培养学术明星，则显得尤为重要。学术明星能够掌握学术话语权，“学校内的重点学科、专业领域中有处于前沿的大师级学术带头人(处于实际一线工作状态)，在推动本学科发展上的作用和潜力巨大”^[15]。

这样一种“重点建设+试验推广”^[16]的发展思路，对于理工类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较为有利。通过对学术明星的重点培养，可以充分集中优势力量，以此来带动拔尖团队和优势领域，提升学科的实力和影响力。学术明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将个人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实现知识分享^[17]，更体现在其能够运用自身的影响力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助推学科的整体发展。

学术明星、拔尖团队、优势领域的形成，对于理工类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发展现状而言，则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面临“出人才、出思想”的学科发展任务，只有加速杰出人才的成长和涌现，才能提升公共管理学科在理工类院校中的认同度和合法性，进而获取资源，使学科发展进入“正反馈”循环，实现优势的积累^[18]。

在合法性的困境之下，理工类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往往是通过两种路径：一是以交叉学科为发展重点，争取更多的资源；二是以学术明星为培养重点，集中高效地利用资源。而借助于这两种路径，下文将重点阐释国内理工类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典型模式。

基于分析框架建构的需要，根据两种发展路径的特征，可分别提炼出两个关键指标：“合法性来源”和“知识生产方式”，以更好地解释相关问题。

合法性来源：合法性来源主要指的是学科在学校这一“组织域”中获取合法性的方式。合法性来源主要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形式，取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目标与理工类院校的发展目标的兼容程度。其中，内生的形式主要体现在两者之间功能定位的一致性，例如，公共管理学科以交叉学科为发展重心，就意味着其将自身定位于一个支撑学科，强调与理、工、农、医等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为此类学科对接实践、投入社会提供支撑与服务。而外生的形式则主要体现在公共管理学科首先在“组织域”之外产生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奠定自身地位、获得合法性，进而将这种外部合法性有效地引入到“组织域”中。

知识生产方式：学科建设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而知识生产方式既可以呈现出集中的特征，也可以呈现出分散的特征。集中型知识生产方式主要设定于学科框架之内，由学科自身为主导，尤其体现为学术明星和重点团队在学科发展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通过以点带面，将个人资源转化为组织资源，从而实现学科发展。而分散型知识生产方式则“在应用的情境中运作”，强调跨学科、跨组织的合作网络对于学科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通过“弥散式知识生产体系”为学科输送和积累资源。^[19]

综合上述两个分析维度，将合法性来源和知识生产方式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坐标系(见表 1)。这两个变量都是连续的。这个坐标系中的四个象限分别代表国内理工类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四种典型模式。

表 1 (Table 1)

表 1 理工类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典型模式 合法性来源 内生 外生 知识生产方式 集中 清华模式 西交模式 分散 华科模式 哈工模式

表 1 理工类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典型模式

对应于这四种模式，分别选取清华大学^②、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四所高水平的理工类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路径作为案例，予以深入研究。这四所院校分别处于我国的东部、南部、西部和北部，案例的选取较有代表性；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这几所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科目前的发展程度都较为成熟。本文所重点关注的是其发展路径和其学科起步阶段的发展模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科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学院的学科体系逐渐健全，形成了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优势研究方向，相关研究机构参与了许多国家重大决策和战略规划，成为享誉中外的公共政策思想库。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则有赖于其独特的学科发展思路：以支撑学科为定位，获取内生合法性；通过重点人才带动学科发展。

公共管理学院的前身之一——21世纪研究院为公共管理学科雏形的形成提供了有效的载体。然而，21世纪研究院在1996~1999年间完成的科研项目主要是在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两个重点领域，绝大多数研究项目都属于产业政策、科技政策、资源环境政策、区域发展等交叉学科领域，并且多是承接相关行业、部门的政策性研究课题，以服务科研、产业、政策，对接现实为主要目标。^③由此可见，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初期主要是以交叉学科为发展的重点，以应用研究为发展的抓手。

形成此种格局，主要是因为学科早期的定位就是作为一种支撑学科，为主流的理工类学科对接产业和政策提供平台、联结纽带。理工类学科承担科技和产业领域相关重大的纵向、横向课题，都不能离开本领域的管理或政策研究，因此，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支撑学科的出现恰恰弥补了这块短板，成为了学校这个大系统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一个子系统。正是这样一种功能定位，使得公共管理学科有机地融入到学校的整体目标中，与相关理工类学科形成了有效的互补，避免了功能性锁定。由于学科的功能定位与学校的发展目标实现了相互兼容，使得公共管理学科在学校的“组织域”中获得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源自于学校对学科的依赖性，因此是一种内生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清华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则呈现出集中性的特征。清华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尤其重视对于重点学术领军人、学术明星的培养。其公共管理学科之所以能从原先的科技政策等单一学科方向独占鳌头，发展为后来的多元学科体系并驾齐驱，主要是因为一些具有关键作用的领军人物的出现，带动了一个学科的兴起。围绕领军人物，注重新生代的成长，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高水平人才的作用不仅在于学科方向的创立和研究领域的开辟，更在于一种战略性的视角，对于新兴学科增长点的发掘和探索。薛澜、胡鞍钢、王名等教授不仅推动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科自身的发展，而且率先在国内开创了各自学科领域的先河，形成了一定的学科影响力和学术号召力。正是由于这些学术明星的出现，带动了其学科团队的成型，并奠定了危机管理、国情研究、社会组织等相关学科在国内公共管理学界的基础和地位，从而也推升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科的影响力。

通过“支撑学科定位—重点人才驱动”路径的作用，获得了内生的合法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科在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质的飞跃，运用集中型知识生产方式，从而较早地进入了“正反馈”循环中，积累了自身的优势，也更加有力地从学校范围内争取到了更多的资源，实现了更大的发展。

华中科技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起步与清华大学基本属于同一时期，并且都处于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院校。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科着力于发展交叉学科，加强学科间的合作，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创新和发展。

华中科技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科起步阶段，顺应了信息技术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应用的新趋势^[20]，充分吸收了信息技术等校内主流学科的成果和经验，强调“信息化、工程化”，“突出现代信息技术在公共管理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着力打造“电子政务”及其相关学科方向，包括数字城市政府管理、移动政务、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等。电子政务的研究既需要较为扎实的公共管理基础知识，又需要较为前沿的现代信息技术，而这两者的结合恰恰使华中科大的公共管理学科抓住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在该领域实现了突破，并始终在国内学界处于领先地位。基于这一优势方向，学院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合作建设“电子决策剧场”，重点发展政府及非政府公共部门的重大决策的现代化仿真模拟及决策咨询。

由于交叉学科强调应用性，能够为政府决策咨询提供技术支持，因此，该校的公共管理学科与地方政府建立了广泛、密切的合作，而这正好为这所理工科院校提供了一扇对接政府的窗口，准确地找到了学科在学校整个“组织域”中的定位，从而与学校的总体目标有机地融合，提升自身的合法性，更容易获得学校的重视和支持。因此，华中科技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科的合法性来源于内生。

在知识生产方式上，该校公共管理学科采用了分散型的模式。通过开展学科间合作，建构跨学科联动的合作网络，多元化的知识生产者分布在多个网络节点上，凝聚校内外管理学、系统工程、安全工程与技术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坚持“软科学与硬技术结合”的研究理念，从网络舆情与社会安全、粮食和食品安全、跨流域调水实时监控与应急响应等全新的交叉学科角度，开展非传统安全研究，试图通过拓宽公共管理学科的外延来探索出新的学科增长点。

西安交通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路径则是依托于人口问题这一公共事务中的传统研究领域。就其学科研究的内容而言，与学校的主流学科兼容性较弱，因此，缺乏内生的合法性来源。但是，西安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主要特色在于其对重点人才的培养。在该校人口问题研究领域，产生了蒋正华、李树茁等学术明星人物，其在“组织域”之外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以一种外部合法性的形式输入到“组织域”中，带动了学科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西安交通大学开始进行人口问题研究，主要是为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在中国开展人口科学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初期，以蒋正华教授为核心，形成了规模较小的研究团队。但是，由于研究方向集中、研究方法创新，该团队很快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高级别奖项。由于其在人口问题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和突出贡献，蒋正华教授担任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步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杰出人才的出现，无疑提升了本学科的社会影响力，并将这种外部合法性输入到学校的“组织域”中，提升了学科在学校中的合法性，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

继蒋正华教授之后，该校人口问题研究领域又涌现出朱楚珠、李树茁等一批杰出人才，尤其是李树茁教授，长期从事人口问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研究形成了学院的强势研究领域，并荣获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等荣誉，强化了西安交通大学在国内外学界的领跑地位。在这样一些学术明星的引领下，西安交通大学的人口问题研究蓬勃发展，并带动了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相关公共管理学科方向的发展。

由此可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体现出集中型的特征，聚合在学科领域内，集中优势资源，通过杰出人才的培养，将个人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以特色学科研究领域的成功带动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截至目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科仍旧只是一个系的建制，隶属于管理学院，仅有9名教师，规模不大。^⑥但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科依旧在国内公共管理学界打出了自己的品牌，而这则取决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一本书主义”^⑦，通过一本学术刊物来提升自身的学术地位。该校公共管理系创办了“全国唯一一份以公共管理学科命名的学术期刊”，即《公共管理学报》。

《公共管理学报》自2004年创刊以来，就着力于通过吸引高水平的稿件，形成稳定的高水平的作者队伍，从而“建立一个代表学界的权威的学术网络”^⑧。《公共管理学报》的创办，可以说，是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界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平台，有利于凝聚研究队伍、打造学科品牌。

这样一个高水平学术平台的建立，对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科而言，就形成了一种“优势集聚(Advantage Integration)”^[21]的效应，即基于《公共管理学报》的平台，在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建立了一个权威的知识生产网络，并将其他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科(甚至是其他学科)都纳入到这个网络中来，使之成为该网络的一个节点，充分发现、挖掘、筛选、吸收和整合学界最前沿的高水平的成果，形成一种“小实体、大网络”的学科格局，促进内外部优势效应的共享化，以整个学界的优势力量做大做强自己的学科品牌。因此，从知识生产方式而言，该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在“组织域”之外建立了一个弥散的知识生产网络，整合学界的资源，呈现出松散型的特征。

同样是由于这种建立于“组织域”之外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形成了一种外生的合法性，输入到学校的“组织域”中，增强自身合法性，公共管理学科在学校中也提升了一定的空间和地位，并有更强的能力向学校争取更大的支持和更多的资源。

学科发展的同时，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保持多样性和竞争性，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所在。在一所理工类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要想在夹缝中发展，必须抓好自己的定位，发挥特色，应当先建立支撑学科，再健全学科体系；先开展政策研究，再开展理论研究；既要拓展学科外延，又要追求内涵式发展；既要引进高水平人才，又要培养自己的队伍；既要开展校内合作，又要开展校外合作。倡导团队攻关意识，在凝聚学科方向、构建学科平台、汇聚研究队伍、集成攻关出大成果方面显示特色。应当善于把后发的劣势转变为灵活的优势，在占领新的学术领域和新的学术制高点上多下工夫，多做探索，发现和创造有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之路。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在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发展策略之间寻求一些可能的新的增长点与交叉点，主动争取达成一种良性的交叉、互动，使公共管理学科成为理工类院校不可缺少的内生性学科，成为学校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有效地推动学科的成长。

① G·Grabher通过对鲁尔工业区的研究，认为资源枯竭型城市中产业转型存在障碍的原因主要是专业化形成的锁定，经过长期发展，该类区域往往形成了高度专业化、区域内部企业高度相互依赖的工业区，区域内的产业基本是长期的、针对特定用户提供产品或服务。

② 清华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被定位为“红色工程师”，重点发展工科，直至90年代末才正式提出要振兴文科，而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则是“文科振兴计划”的一部分，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初期所面临的也是理工类学科占主导的校内环境，因此，本文将清华大学定义为理工类院校。

③ 相关资料均来自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官方主页。参见http://www.sppm.tsinghua.edu.cn/kxyj/xmcg/yjxm。

④ 相关资料均来自于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官方主页。参见http://spa.hust.edu.cn/2008/index.html。

⑤ 相关资料均来自于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官方主页。参见http://sppa.xjtu.edu.cn/index.asp。

⑥ 相关资料均来自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官方主页。参见http://som.hit.edu.cn/html/siuiw.html。

⑦ “一本书”最早是由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提出来的，大意是指一个作家必须写一部立得住、传得下去的书，要有一本足以支撑自己的书。参见百度百科词条“一本书主义”，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5060862.htm。

⑧ 参见《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第1期第96-97页：《公共管理学报》2004年(第一届)编委会会议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