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发展规划处, 安徽 合肥 230026
科技与教育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就像引领向前的两架马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民众素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三次产业革命无不是科技与教育结合的产物。而研究生教育是建立在本科教育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专业教育,是一个国家教育系统的最高层次,是高层次人才输出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我国人才强国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的结合点与制高点,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特征是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统一,这也注定了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紧密相关[1, 2]。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已成为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引擎,研究生教育规模、结构和质量的提升为区域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提供了人力保障与智力支持。可以预见,未来区域的科教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该区域经济竞争力水平的高低。因此,加强对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性的关注,对于缩小区域之间的科教差距、提升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水平、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层次人才、不断增强区域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教育与科技的互动关系也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在教育领域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协调互动领域做了一些有益探索。庞青山(1995)梳理了英、法、美、日等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历程,尤其是对各国工科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3]。沈百福等(2010)通过选取教育和科技指标进行两两指标位次对比,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与科技协调发展的地区达到24个[4]。袁本涛等(2013)利用协整方程、误差修正模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科类结构、区域结构与科技发展的协调性进行了探测[5, 6]。
总的来看,现有文献从区域或省际角度对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协调程度进行测度的研究并不多,且多利用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指标在全国的排位差近似反映二者协调程度,或选取单一指标构建方程进行测度,在二者协调度的科学合理评价方面尚有改进的空间。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互动机制,引入协调度模型,同时构建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主客观结合赋值方法,利用协调度模型从区域和省际差异角度对全国八大区域和30个省市的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水平进行测度,以期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全面协调提供理论支持。
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协调度模型构建 (一)指标选取
测度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涉及到研究生教育和科技两个子系统。鉴于两个系统耦合的复杂性及多维性,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本文依据系统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和可获取性原则等,对两个系统进行全面深入的描述,以尽可能反映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保证各评价指标定义明确、来源可靠、可采集性强,同时能够较好地体现横向差异性和可比性。
为了更好地表征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协调发展的程度,本文在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办学规模、培养质量、科研效益三个维度来衡量研究生教育水平;用科技投入、科技产出两个维度反映科技发展水平。为了保证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完备性,我们深入研读了相关文献[7, 8, 9, 10, 11],并筛选出其中的高频指标进入指标池,然后采用专家咨询法对指标进行二次筛选,最后对各项指标进行整理与归集,从而建立了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评价体系(见表 2)。
(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确定
为了综合考虑赋值过程中的主客观因素,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相结合来确定指标权重的突变综合评价法。具体来说,就是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功能层指标赋值,通过构建判断矩阵,采用1~9级量表对各指标相对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通过最大特征根法计算权重向量和最大特征根,并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随机一致性比率小于0.1时表明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反之则须重新进行两两比较,直到符合条件为止。由此得到的数值可以较为科学地反映功能层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在评价层指标赋值方面采用熵值法,指标值的差异程度越大,则表明该指标载荷的信息量越大,即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反之则认为其载荷的信息量较少,即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作用不明显。因此,利用熵值法对标准化后的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可以较好地反映指标的客观性。而各指标的综合权重为功能层指标权重与评价层指标权重的乘积,从而使得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评价体系同时反映主客观因素,在保证计算高效简洁的基础上又不失科学性与合理性,进而可以更好地测算二者协调程度。
(三)协调度评价模型的构建
设x1,x2,x3,…,xm是反映研究生教育水平的m个指标,y1,y2,y3,…,yn是反映科技发展水平的n个指标,利用协调度的测算方法对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进行测算,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Ex,Ty分别表示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水平,ai和bi为各指标的权重。 其中,C为协调度(0≤C≤1);K为调节系数(K≥2)。C反映了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性的数量程度。C越接近1,表明二者协调程度越高,C越趋近于0,则两者协调性越低。然而协调度C存在仅从数量角度反映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不能较好地体现各系统发展水平之缺陷。因此,本文对其进行了适当修改,在原有基础上对协调度和系统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进一步表明系统中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协调度,用CD表示: 其中,α和β为待定系数,且满足α+β=1。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协调度CD值的大小将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协调程度划分为5个类型,见表 1。
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本文以我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为比较对象,数据来源于《201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2012年~2013年中国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
(二)数据标准化与指标赋权
1.原始数据标准化。鉴于各指标对系统的指向不同,单位也存在不一致性。为此,本文采用直线型无量纲化方法解决各指标间量纲不同而难以进行综合汇总的问题。在数据收集后应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过程如下:
2.权重赋值。根据已构建的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各专家打分测算出功能层指标的权重,利用熵值法根据各指标客观数据测算结果得出评价层指标权重,各项指标综合权重为功能层指标权重与评价层指标权重的乘积。
(三)结果与分析
本文分别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对功能层指标和评价层指标的权重进行赋值,利用Matlab可以得出各项指标的综合权重,如表 2所示。根据协调度测算公式,经专家系统决定,令公式中K=2,α=β=1/2,代入标准化后的各项指标数据,即可得到30个省市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的得分,测算结果如表 3所示。
1.省市分析。根据对各省市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的测算结果,结合协调度类型的划分标准,可将30个省市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水平划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为高度协调型,只有北京入围,是我国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程度最高的省市;第二类为中度协调型,包括江苏、广东、上海、浙江4个省市;第三类为初级协调型,包括山东、天津、湖北、福建、陕西、辽宁、四川、安徽8个省市;第四类为低度失调型,包括湖南、河南、重庆、黑龙江、吉林、河北、山西、江西、甘肃、广西、内蒙古、宁夏、云南、贵州14个省市;第五类为严重失调型,包括青海、新疆、海南3个省市。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间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协调度较高的省份少,大部分省市处于初级协调或低度失调状态。同时,通过对比各省市研究生教育水平与科技发展水平排位差和二者协调度水平可以发现,排位差虽然可以根据各省市研究生教育与科技事业发展水平在全国的位次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二者发展的同步程度,但尚不能较好地体现二者内部的协调程度。此外,通过对比研究生教育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及二者协调度的排名次序,各省市科技发展水平评价值排序与二者协调度评价值排序几乎完全一致,表明科技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两者的协调程度。
2.区域分析。为了更好地反映我国不同区域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融合程度的差异性,本文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课题组的相关研究论文中[12]对于全国八大区域的划分(如表 4)为依据,对不同区域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性进行评价,结果如表 5。
均值数据反映的是不同区域的平均水平,从测算结果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研究生教育水平评价值、科技发展水平评价值、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评价值均为八大区域首位,而北部沿海地区三项指标评价值均列次席,表明东部沿海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的研究生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遥遥领先的同时,科教融合程度高,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相互促进。与之相对应的是,大西北地区和大西南地区三项指标评价值皆垫底,研究生教育水平落后,科技发展动力不足,研究生教育与科技缺少互动,处于低度失调状态。总的来看,研究生教育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与二者协调度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向关联性,研究生教育水平较高、科技发展水平较好的区域二者协调程度也相应较好。此外,无论是研究生教育水平、科技发展水平还是二者协调度水平,沿海地区明显优于其他各区域,表明我国科教资源分布不均,各地区科教融合程度呈现“马太效应”。
标准差反映的是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具体来看,研究生教育水平方面,沿海地区各省市间差异较大,而大西北地区各省市之间最为接近。在科技发展水平方面,南部沿海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各省市间差异最大,大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各省市间差异最小。在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方面,南部沿海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内部各省市间差异较大,大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内部各省市间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差异较小。北部沿海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各项指标标准差均高于其它区域,表明在区域内部,科教资源较为集中在个别省市,也说明综合实力处于优势地位的北京、天津、广东等省市对区域内部其它省市的辐射效果还有待加强,从而进一步带动区域的共同发展与协调发展。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依据研究生教育与科技互动发展内在耦合性构建了区域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性地将协调度模型与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相结合,进而对我国30个省市的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程度进行测算,同时根据测算结果对我国八大区域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水平进行评价,通过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整体上看,我国研究生教育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与二者协调度水平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向关联性,研究生教育水平较高、科技发展水平较好的区域(省市)二者协调度水平也较高;此外,无论是研究生教育水平、科技发展水平还是二者协调度水平,沿海地区明显优于其他各区域,表明我国科教资源分布不均,各地区科教融合程度呈现“马太效应”。
第二,我国各省市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差别较大,其中,协调度较高的省份少,多数省份处于初级协调状态,低度失调省份达到14个,另有3个省市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同时,现有研究中常用的排位差方法仅能孤立地反映各省市研究生教育水平与科技发展水平在全国的位次差异,无法较为科学合理地测算二者协调程度。
第三,与研究生教育水平排名次序相比,各省市科技发展水平评价值排序与二者协调度评价值排序几乎完全一致,表明科技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两者的协调程度,因此,为了提高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协调程度,不仅需要重视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功能,还要加快发挥科技引领的作用。
总之,对我国八大区域、30个省市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的测度研究,对于加速科教融合、提升区域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程度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决策指导意义。鉴于协调度模型、层次分析法、熵值法以及指标选取等用于测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将考虑寻找其他评价方法对二者协调程度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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