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时空格局、发展趋势及它们间的耦合问题是制约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及发展潜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 封志明和刘晓娜，2013)。早在1935年，中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其《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就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特征，为国内外人口经济地理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胡焕庸，1935)。众多学者在此基础上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从地形地貌( 封志明 等，2007)、气候空间格局( 李树生和田阳霞，2013)、水资源( 封志明 等，2014)、生态环境承载力( 宁佳 等，2014)、交通状况( 张车伟和蔡翼飞，2012)、城镇格局(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2)等方面入手，来研究影响人口分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要素( 方瑜 等，2012)，从而加深了人们对人口分布和社会经济格局的空间认知。受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条件、社会历史条件等约束性因素的影响( 方瑜 等，2012)，中国社会经济长期以来呈现出明显的快速发展与缓慢落后的二元区域经济格局，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状况下，东西部经济差异逐渐增大，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现象，甚至人口经济的不一致性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方瑜 等，2012； 郭斌和文雯，2013)。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口数量增加，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区域差异问题成为中国政府和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 郭斌和文雯，2013； 欧向军，2006)。

20世纪50年代后，因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中国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提出相应的经济政策，且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存在着明显的发展方向，即优先发展东部、振兴中部和辐射西部。20世纪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实行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发展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从而加速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90年代后，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国家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出发，在率先发展东部的基础上，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建设国家经济新区等一系列的经济战略，中国社会经济得到了飞跃式发展，人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 齐元静 等，2013)。为满足21世纪人居环境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分布的均衡化发展，中国根据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200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将全国划分为四大区域、八大综合经济区。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政府报告中指出，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把“一路一带”建设与区域开发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引导产业由东向西梯度转移。因此，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的均衡化、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政府未来发展和努力的方向，而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研究也将为国家社会经济战略调整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和前提条件。

为分析中国近60年来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时空耦合特征，揭示中国近60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与发展趋势，本文以中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数据源，在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支持下，采用空间插值、人口经济重心迁移、空间自相关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从人口与经济重心空间耦合及其空间一致性两个角度来揭示社会经济与人口分布的时空差异，剖析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的联系。

本文整理了1935年、1953年、1964年、1982年、2000年和2010年6期全国分县人口普查数据，为展现和研究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与趋势，需要对1935年—2010年人口数据进行空间插值。由于反距离插值简单易行，可以为变量值变化大的数据集提供合理的结果( 柏中强 等，2013)，因而选用反距离插值对分县人口统计数据进行空间化处理。通过比较，反距离插值后的人口数量与实际人口数量相近，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因而反距离插值能够很好地实现对所获得的原始人口数据的空间化，符合人口分布的基本规律，能准确的再现人口实际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变化规律。

其次，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获取了1952年—2010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GDP)和总人口数，进而采用Microsoft Excel中SLOPE函数统计近60年来中国省级行政单位的社会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并利用GIS实现数据的空间化表达与制图。同时，为分析中国分省尺度上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耦合特征，参考2005年国务院法制研究中心提出的“四大板块”，通过对省级行政区合并，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因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地区的相关社会经济统计不完善，本文采用邻近效应对该数据进行了修补和订正，以体现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分布的整体空间发展态势，但未参与本文分析。

重心原本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物体各个部分由于受到地球的引力作用而使物体上一点的前后左右各个方向上的重量均能保持相对均衡，这一点就是物体重心( 沈旭雷 等，2009)。因此，如果将地区人口数量比作人口分布图上具有确定的坐标和数值的点的集合，那么，人口重心就是平面上全部力矩达到平衡的一点。如果研究区的人口完全平均分布，该研究区的几何中心便是人口重心。因此，人口分布不均的地区，人口重心可以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计算出来。人口重心的计算公式为( Sun和Zhang，2012)

$ X = \sum\limits_{i = 1}^n {{p_i}{X_i}} /\sum\limits_{i = 1}^n {{p_i}} $

(1)

$ Y = \sum\limits_{i = 1}^n {{p_i}{Y_i}} /\sum\limits_{i = 1}^n {{p_i}} $

(2)

式中， n 表示研究区内统计单元个数， X 、 Y 分别表示研究区人口重心的经度和纬度； X _i 、 Y _i 分别表示 i 统计单元中心的经度和纬度； P _i 表示研究区统计单元的人口数量。设第 j 、 k 年份人口重心分别为 P _j ( X _j ， Y _j )， P _k ( X _k ， Y _k )，以第 j 年为起点，第 k 年为终点，人口重心移动的距离模型可以表示为

${{D}_{j-k}}=\sqrt{{{({{X}_{j}}-{{X}_{k}})}^{2}}-{{({{Y}_{j}}-{{Y}_{k}})}^{2}}}$

(3)

(1) 人口与经济重心的空间耦合。参考 樊杰等人(2010)对于1952年—2005年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研究，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剖析中国省人口与经济重心的时空演变特征。重心的空间重叠性是通过计算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空间距离 S 表示，距离 S 的值越小则两者的空间重叠性越高，反之，则表示两者的空间重叠性越弱。其计算公式为

$S=\sqrt{{{({{X}_{E}}-{{X}_{P}})}^{2}}-{{({{Y}_{E}}-{{Y}_{P}})}^{2}}}$

(4)

人口与经济重心的迁移矢量角 θ 是判断人口经济重心空间变动一致性程度的指标。 θ 取值在0°—180°之间，所以它的余弦值可以代替矢量角 θ 作为变动一致性指数( C )。 C 值越大，表示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变动一致性程度越高，当 C 为1时表示二者位移方向完全相同，而当 C 为-1时则表示二者的位移方向完全相反。根据余弦定理， C 值的计算公式为

$C=\cos \theta \frac{\Delta {{X}_{E}}\Delta {{X}_{P}}+\Delta {{Y}_{E}}\Delta {{Y}_{P}}}{\sqrt{(\Delta X_{E}^{2}+\Delta Y_{E}^{2})(\Delta X_{P}^{2}+\Delta Y_{P}^{2})}}$

(5)

式中，Δ X 、Δ Y 分别为人口与经济重心相对上一时间点在 X 方向和 Y 方向上的变化量。

(2) 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空间一致性。人口经济一致性指数( CPE )数值上是指国内行政单元的人口比重与生产总值比重的比值，实际是研究地区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程度( 肖周燕，2013； Thomson，2012)。虽然 CPE 指标能够很好的刻画不同地区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空间一致性，但是它难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行政单元的人口经济分布协调程度。在 CPE 指标的基础上构建的人口经济偏离指数( CD )可准确的衡量较高行政单元或国家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总体一致性程度。 CPE 与 CD 的计算公式为

$CP{{E}_{i}}=\frac{{{p}_{i}}}{{{g}_{i}}}=\frac{{{{P}_{i}}}/{\sum\limits_{i=1}^{n}{{{P}_{i}}}}\;}{{{{G}_{i}}}/{\sum\limits_{i=1}^{n}{{{G}_{i}}}}\;}$

(6)

$CD=\sqrt{\sum\limits_{i=1}^{n}{{{p}_{i}}(CP{{E}_{i}}-1)}}$

(7)

式中， n 为地区数， p _i 为 i 地区的人口集聚水平， g _i 为 i 地区的经济集聚水平， P _i 为 i 地区的人口数， G _i 为 i 地区的经济生产总值。 CD 的取值范围是[0，+∞)， CD 值与人口经济的一致性呈反比关系。 CPE 偏离1的地区越多，且偏离值越大， CD 值就越大，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协调一致性越低( Golley和Wei，2015)。

1952年—2010年中国人口分布依然呈现出“西部稀疏、东部密集”的态势，且在空间分布上，人口增长率比较明显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南部( 图 1(a))。受自然地理要素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约束性要素的影响，中国人口主要分布在“三大阶梯”中自然地理条件相对温和、经济相对发达的第一阶梯，如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地区，人口集聚呈现以平原地区为依托，“沿海、沿江、沿线”的高度集聚( 刘睿文 等，2010)，且增长速度要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即自然地理条件复杂、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第二和第三阶梯。从34个省、市、自治区来看，河南、山东、江苏、广东和四川5个省区本身人口基数大，均位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且人口增长率要明显高于全国其他省份，加之长江中下游各省份人口增长率也相对明显，因而中国人口分布的非均衡性现象日益突出，且若这种态势长期、持续地发展，将严重超过联合国规定的承载极限标准，且不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王可，2011)。

同时，人口密度是人口分布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衡量人口分布空间差异的主要指标。本文以50人/km ²的人口密度为界线将中国划分为东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两部分( 图 1(b))，以定量地反映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特征及其与胡焕庸线间的关系。从人口密度线空间变化来看，1935年—2010年中国人口密度分界线呈现速率不断减小而又持续向西扩张的趋势( 图 1(b))。1935年—1964年人口密度分界线向西扩张的幅度最大，1964年—2010年人口密度分界线随着年份增加而以较低的速率向西扩张。在空间尺度上，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甘肃和云南相对于其他区域的人口密度分界线变化较大，其中宁夏和甘肃区域的人口密度分界线扩张幅度最大。东北和西南地区在1935年—1964年的人口密度分界线整体快速地向西、北扩张，1982年以后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分界线基本保持稳定，而甘肃和宁夏、内蒙古(如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地区则)受中国西部大开发等经济政策的影响则保持快速地扩张趋势。因此，胡焕庸线至今仍能很好的体现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但受中国社会经济空间布局转变的影响，西部地区人口密度不断增长，尤其是甘肃、宁夏和内蒙古地区的人口分布不断向西北扩张，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已经局部突破了胡焕庸线的限制。

1952年—2010年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但在空间上各个省份GDP增长率则呈现着明显的差异，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要明显高于东北部和西部地区( 周扬 等，2014； 王洋和修春亮，2011)( 图 2)。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4个省份的经济增长率最高，其次是辽宁、河北、河南和四川，京津唐地区、湖北、湖南、安徽、福建和黑龙江则保持相对缓慢，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慢，且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在经济增长率快速发展的省份中，广东、江苏、浙江和辽宁作为中国早期经济优先发展的省份，它们依然保持着相对强劲的经济动力；位于中国渤海湾与黄海之间的山东省，其经济增长明显，发展潜力也得到了挖掘和发挥。中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大部分省市(如河南、湖北、湖南、辽宁和黑龙江等)经济发展保持了相对快速的增长趋势，而西部地区，即胡线以西地区(除四川省外)各省市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有待进一步的加强。同时，根据不同省市经济增长率的对比可发现( 图 2(a))，中国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经济增长趋势明显，有着比较强劲的动力，而大西南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则蕴藏着深远的发展潜力。

从 图 2(b)可看出，东部GDP占全国GDP的比例最大，均在40%以上，尤其是2000年以后，东部经济总量已超出其他３个地区的总和；长期的社会经济历史发展，加上地处自然地理环境颇好和对外经济交流频繁的沿海地区，东部经济基础相对其他地区而言较为发达，且在国家“六五”时期之前，社会经济整体得到恢复和发展( 孙铁山 等，2015)；20世纪80年代后，在中国经济政策的大力推动下，东部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的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引起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其经济基础也得到进一步的夯实，尤其是2000年以来，原来以“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渐被东部全面发展的格局所代替。东北部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比例以20世纪60年代为转折点呈现上升—下降的趋势，再次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东北农垦经济和自然资源的开发为中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80年以后，因国家经济政策方向的转变，东北部经济未得到进一步的充分发挥，因而经济发展相对迟缓，这也正是中国当前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的主要原因。中部地区GDP占全国比例总体变化区间在5%，在近60年来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态势发展。西部是4大经济板块中范围最广的区域，其GDP变化比例与中部地区较为相似，总体发展比较平稳，但单位面积的经济总量与发展水平则远远低于其他3个地区。因此，为实现中国经济总体均衡化发展和提高人居环境，中国再次制定了“一路一带”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战略，以加快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实现中国产业布局、人口分布等社会资源向西部转移，以满足当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动态变化，能够清晰的反映人口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变化的轨迹及其均衡程度，揭示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规律与联系( 许家伟 等，2011)。根据人口与经济重心的计算方法，分别计算出1952年—2010年中国人口与经济重心的空间坐标，揭示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与联系( 图 3、 表 1)。近60年来中国人口重心始终位于河南省境内的信阳、确山和铜山一带移动，经度移动了18.01′，纬度移动了17.57′，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未发生较大的转变，人口再分配的活跃程度较低，而经济重心则在河南与安徽两省交界地区左右摆动，其变化幅度比人口重心变化幅度明显，但二者始终位于中国几何重心(103°50′E，36°00′)的东侧，且相偏离距离较大，则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东西部差异相对明显。

从人口重心变化上来看，1952年—1964年建国初期，由于中国经济、政治重心北移，注重京津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尤其是东北地区大力发展矿产资源和农垦经济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吸引了大量人口向东北迁移，因而中国人口重心向东北跃迁了47.72 km。1964年—2000年，在“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等经济战略的推进下，中国人口重心则持续向西南移动了50.06 km，人口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集聚。2000年以后，高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发展速度吸引了大量人口涌入东部沿海地区，中国人口重心则向东迁移了14.23 km。

从经济重心变化上来看，1952年—1964年，中国经济发展在原有基础上整体得到了初步恢复，经济重心仅向西南移动了约4 km，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1964年—1970年，受京津地区和东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重心以32.64 km/a的速度向东北移动。1970年—2000年，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推动下，东南沿海地区得到了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区域经济发展迅速崛起并快速发展，对经济重心的贡献持续增强，经济重心则持续向南部移动，东西部经济差异日益突出。2000年以后，在西部大开发等国家经济政策和战略的调整下，国家加大了西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的投资力度，经济重心向西北迁移了11.75 km。随着中国东部和南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人口和经济的高度集聚，造成了中国东西部差异日益加剧，因而在目前经济新常态下“一路一带”、“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等战略的提出为加速西部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和经济支持，人口和经济重心必将随之西移。

人口与经济重心的距离与偏移是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体现，是剖析经济与人口重心空间耦合态势的有效方法( 樊杰 等，2010； 肖周燕，2013)。1952年—2010年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空间耦合态势可以分为5个阶段( 表 2和 图 4)，即1952年—1964年、1964年—1970年、1970年—1990年、1990年—2000年和2000—2010年。整体上看，1952年—2010年中国人口与经济重心在空间分布上虽然始终处于时而靠近、时而远离的分离状态，但两者始终在河南省境内变动，具有较高的空间重叠性，且变动轨迹具有着显著的一致性。

从人口与经济重心距离值及其靠近的过程( 表 2和 图 4)中可推断，1952年—1964年，在“一五”和“二五”的推动下，中国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但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相对低下，区域差异不明显。相反，在1970年—1990年中国人口与经济重心距离靠近值最大，该时期东北、京津唐、长江三角和珠江三角等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沿东部海岸线呈圆弧状分布，加之其发展较为迅速，从而引起了人口与经济重心靠近，造成中国经济差异缩小的假象。2000年—2010年，经过近10年的西部大开发，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重庆、四川等13个省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口与经济重心距离靠近，东西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同样，在1964年—1970年和1990年—2000年两个时期，由于中国两个阶段经济政策方向的差异，即向京津、东北发展和向东南发展，致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差异不断增大，人口与经济重心远离。因此，在前一个时期和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差异在缩小，但由于发展水平不同，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1964年—2000年的中间3个时期内，为提高中国综合国力和实现小康社会，国家注重人口集聚的东部和南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加剧了东西部区域间的差异。

基于人口经济一致性系数(CPE)和人口经济偏离指数(CD)指标，分别从不同的空间尺度对中国省(区、市)人口经济一致性程度和全国人口经济一致性程度进行评价与分析( 柏中强 等，2013； 沈旭雷 等，2009)。根据人口经济一致性分类标准，对中国省级尺度的人口经济一致性系数进行分类和空间可视化处理，得到中国省级人口与经济发展空间一致性类型分布图( 图 5)。

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空间一致性的地域分异特征十分明显( 图 5)。1964年以前，人口集聚低于经济集聚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京津地区和人口密度较小的新疆、内蒙古等西北地区，人口集聚高于经济集聚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中西部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基本一致的地区则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各省。1964年以后，西部人集聚状况加强，人口集聚逐渐超过经济集聚，中西部各省的人口集聚程度略高于经济集聚程度，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集聚逐渐超过人口集聚。具体来看，1952年—2010年，西北地区的人口与经济集聚一致性程度在不断改善，人口集聚水平逐渐增强，在1970年达到人口与经济的基本一致，之后人口集聚逐渐超过经济集聚；1952年—1982年，东部沿海地区人口与经济基本一致，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经济集聚水平快速提高，经济集聚逐渐超越人口集聚。

因此，区域人口经济的一致性指数的大小受到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人口集聚往往超过经济集聚。人口集聚高于经济集聚的地区通常连成一片且主要位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而人口集聚低于经济集聚的地区则成片状分布在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地域大国，经济体系呈现出多中心的空间分布特征( 许家伟 等，2011)。1980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但各区域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极大的差别，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在空间上错位严重( 刘睿文 等，2010)。本文选用衡量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一致性程度的人口经济偏离指数为指标，来剖析全国及四大区域的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空间一致性，揭示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异规律。整体上，1952年—2010年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空间一致性呈现出逐渐减弱、快速增强和再次减弱3个阶段的变化过程( 图 6)。1952年—1982年，全国人口经济偏离指数从0.45持续下降到0.36，下降了0.09，减幅达到每年6.67%，全国人口经济协调性逐步增强，在1982年达到最好；1982年—2000年，全国人口经济偏离指数从0.36增长到1990年的0.38，到2000年快速上升至0.56，增幅达到55.56%，全国人口与经济的协调性遭到极大的削弱，2000年达到最差；2000年后全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程度得到了提高，偏离指数在2010年下降到0.49，减幅为12.50%。

1952年—2010年中国四大区域人口经济一致性程度及其变化趋势差异明显( 图 6)。从空间上看，东北地区人口经济协调性相对较好，而西部人口经济协调性相对较差，中部与东部的人口经济协调性相近且中部略优于东部。但与全国相比，四大区域的人口经济偏离指数均小于全国的偏离指数，这与四大区域各自内部相似、相互之间差异较大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水平的实际情况相符。从时间序列上看，东北地区的人口经济偏离指数逐渐减小，从1952年的0.12下降到2010年的0.05，人口与经济的协调性程度质量为四大区域之首，减幅为0.07。东部人口经济偏离指数呈现一定的波动变化，在1952年—1964年偏离指数从0.15上升到0.22，而到1982年则下降到0.14，人口经济协调性达到最好，但是1982年—2000年偏离指数再次上升，最终在2000年与2010年分别达到0.20和0.19，人口经济一致性程度减弱。中部的人口经济偏离指数与东部的偏离指数数值相近且呈现出几近相同的变化趋势，总体而言，中部的人口经济协调性程度略差于东部，2010的偏离指数为0.20。西部地区是四大地区中人口经济一致性程度最低的区域，其变化趋势与全国人口经济协调性变化趋势具有相同的特征，且其一致性程度在1964年最高，2000年相对较弱，偏离指数在2010年为0.40。

1952年—2010年中国人口经济一致性经历了减弱、增强和减弱的变化过程，与四大地区相比，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程度相对较差。四大区域人口经济一致性程度及其在1952年—2010年的变化趋势各异，东北的人口与经济协调性相对较高且不断在提高，东部与中部的人口与经济协调性保持稳定，人口经济偏离数值稳定在0.2左右，而西部人口经济一致性程度相对较差且还在继续降低。

本文获取了1952年—2010年中国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在实现人口密度分界线的空间刻画及其变化趋势分析的基础上，从人口与经济重心空间耦合及其空间一致性两个角度来剖析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的空间耦合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1) 1952年—2010年中国人口增长率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三大阶梯”分布，胡焕庸线依然从整体上很好地刻画了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位于胡线以东的华北平原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和珠江三角洲人口增长速率较高，胡线以西地区人口增长较慢；同时，位于胡线附近的大西南、陕甘宁蒙交界、呼伦贝尔草原等地区人口密度线变化比较剧烈，甚至在河西走廊和河套平原等地区人口密度线已迈过胡线向西、北发展。

(2) 1952年—2010年中国人口重心始终位于河南省境内的信阳、确山和铜山一带移动，经济重心则在河南、安徽的交界地区左右摆动，二者均与中国几何重心相偏离，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非均衡性，东西部差异明显，且日益突出。

(3) 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空间一致性的地域分异特征十分明显，且具有较高的空间相关性。人口集聚高于经济集聚的地区通常连成一片，且主要位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而人口集聚低于经济集聚的地区则成片状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南沿海地区，人口集聚具有较高的经济导向性。

(4) 全国和四大经济区在1952年—2010年的人口经济一致性程度及其变化趋势各异，东北地区人口经济一致性程度相对较好且还在改善，东部与中部保持稳定，西部相对较差且呈减弱趋势特征。全国人口经济空间一致性程度比四大区域均低且呈现减弱趋势。

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性，势必造成了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2014年11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指出如何打破中国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规律，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规划、协调发展，促进中国东西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于是，“总理之问”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发展问题，也成为摆在国内外学者面前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2015年6月23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项目《“胡焕庸线”时空认知：聚焦“总理三问”》启动，国内外各个政府机构、研究单位和国内外专家在此次启动会上从“一路一带”、“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和新型城镇化等国家经济战略、生态环境承载力、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展开了热烈、富有建设性的讨论。针对中国东西部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的差异，本文认为：

(1) 正确理解“总理之问”，尊重自然规律。胡焕庸线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自然地理要素的分布格局，同时也揭示了中国产业结构、风俗习惯、城镇格局、交通分布和社会历史条件等人文地理要素的空间格局，单纯地从人口分布上去打破这个规律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没必要的。“总理之问”的提出，人们往往关注于“能不能破？”，而忽略了“如何破？”这一问题，而真正要打破东西部区域差异，则必然要立足于这一自然规律。

(2) 科学规划，认真贯彻执行新常态下国家的发展战略。对中国发展战略而言，“一路一带”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提出，从国家层面上有效地引导了中国东西部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也加强了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的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和合作，为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同时，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必将赢得更好的成就。

(3) 以人为本，加快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协调东西部经济发展，缩小二者间的差异，关键在于加快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1980年以来，中国建成区面积有了显著增加，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虽人居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口城镇化的速度远远要低于建成区面积的增长速度。新时期在巩固东部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加快人口的城镇化速度，同时要因地制宜，着重打造西部多层次城镇空间结构，实现城镇化成果的共享，这也正是理解“胡焕庸线如何破？”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