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Vol. 32
WEI Wanqing, 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Guangxi University E-mail：weiwq20050908@163.com;
ZHOU Shaojun，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新福利经济学认为，民众主观幸福感是评价社会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Veenhoven，1993)，政府任何社会政策的根本目标都在于提升民众福祉和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应该给居民带来幸福感，但转型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却使很多人并没有拥有预期的幸福感。经济发展与居民幸福感脱节甚至倒挂已成为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普遍问题。
如何理解这样一个事实？面对居民幸福感流失的困境，政府能何所为？本文拟对政府行为——主要是财政行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政府职能转变或政府转型的路径。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回顾主观幸福感是反映民众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从认知评价角度讲，指的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Diener，2000)。社会科学对于幸福感的兴趣由来已久(Veenhoven，1993)，对幸福的理解涉及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等多个学科，人格理论、比较理论、目标理论、适应平衡理论和认知动机理论作为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都从各自的角度对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心理机制进行了解释(Busemeyer & Townsend，1993)。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开启了理解人类行为的另一途径。陆铭等(2008)认为，首先，主观幸福是比决策效用大得多的概念，它包含了经验效用和人们想要的许多事物，如工作安全感、地位和权利，特别是收入。人们并非是想要它们本身，而只是为了使自己更快乐。其次，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允许经济学家直接测度福利和效用，这为验证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和结论奠定了基础，丰富了人们对效用函数的理解。经济学对幸福感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Oswald，1997)，较心理学的研究稍晚。在探讨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浩瀚文献中，与幸福感相关的术语也各有差异，主要包括快乐、主观幸福感、满意度、效用和福利等(Blanchflower & Oswald，2000；Clark & Oswald, 1994, 1996；Easterlin，1995；Frey & Stuzer，2002；Oswald，1997；Borooah，2005)。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对幸福感的测量和决定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在解释主观幸福感问题上提出了四种假说：相对效用假说、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假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假说和忽视变量假说(相关综述参见：彭代彦，2003)。
Bok(2010)总结了经济学对幸福感研究感兴趣的主要原因，除了个人兴趣外，他认为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经济政策和制度因素(主要是社会资本)。Bok认为，在微观领域，幸福感与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改进标准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和兼容性；1在宏观领域，经济政策也必须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进行权衡。Di Tella等(2001)、Oswald和Powdthavee(2008)也发现失业和通货膨胀对个人的幸福感具有负面影响；而对于制度因素，Bok认为政府质量和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个人的主观幸福感。Helliwell(2001)利用1980-1999年49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政府的效率和稳定性、法律和对腐败的控制对人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效应，这些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内生于市场化转型和政府转型中。Gimbel等(2002)发现，良好的工作环境与自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企业家群体的重要特征在于企业家担负着企业发展的重担，他们常常要直接面对来自政府的干预及其造成的额外负担。其它研究还表明，影响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宏观因素还包括经济增长、收入、失业状态、消费、民主和政治倾向等(Helliwell，2006)，鲁元平和王韬(2010)对此做了很好的文献整理。
1.关于微观变量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亦可参见Oswald(1997)的综述。
政府是否能有效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对此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居多。一般认为，理性的个体对政府的支持和对政策的拥护，很大程度上是从个体利益出发。公众对政府政策的认同，从根本上说，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和衡量。“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赢得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俞可平，1998)。因此，在积极意义上，现代国家合法性来源于其对整个社会福祉(人民满意度)的促进，这需要以社会经济的增长为基础。因此，任何政府都会致力于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增强自身执政的合法性。但仅靠政绩作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靠不住的，且相当危险，会出现“绩效困局”，从而丧失执政的合法性(亨廷顿，1998)。Di Tella等(2001)对OECD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即使控制了经济周期的影响，失业者也表现得不幸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政府应对失业的各种政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失业导致人民的幸福感下降乃至社会不稳定。Perovic和Golem(2010)在考察转型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时指出，GDP的增长可能不显著，但失业对幸福感影响却显著且为负，他们发现，成功再就业的妇女会给予政府公共支出更多关注。Bjornskov等(2007)、Kim等(2011)和Ram(2009)也对政府提高居民幸福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市场转型和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使中国社会物质财富极速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得到改善与提高，幸福感日益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利用2002年的一个中国住户调查数据，Knight等(2009)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对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田国强和杨立岩(2006)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同时考虑收入和非收入因素，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罗楚亮(2006)研究了中国城乡分割背景下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孙凤(2007)基于北京市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探讨了社会保障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利用CGSS2005和CEIC2005的数据，从社会不平等的两个维度——收入差距和机会不均——对中国的“Easterlin悖论”进行解释，认为保障中国社会机会均等程度，适当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以及农村居民的收入，对提高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研究假设幸福不仅是理性的最终目标，也是公共政策的终极目的(黄有光，2008)。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而且应该是研究个人效用，尤其是经济增长、失业、通货膨胀和制度因素(社会资本)等对个人幸福感(或效用)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集中反映政府行为的宏观税负和政府支出是否影响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除了新闻媒体等的调查报道外，学术界尚无任何实证文献。
宏观税负一直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要论题之一(程安亭，2008；靳东升、陈琍，2003；张德志、王耀波，2005；钟鸣明，2007)，关于“中国宏观税负究竟高或低”的争论也已经持续多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绿皮书》指出，在一些制度外收入和非税收入仍未计算在内的情况下，2010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2.2%。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年增速都在25%以上。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财政收入81 663.34亿元，比2010年同期增长29.5%。
宏观税负本质上是一种收入再分配，在给定的社会财富中，政府集中的财富越多，意味着居民收入所占比例越少，居民的幸福感也会越低。税收收入的“超常增长”、“超GDP增长”和“国富民弱”的反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消费；内需不足，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就有限，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也因此受到限制。基于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事实，本文首先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负效应。
宏观税负仅仅反映了政府收入的来源。仅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等指标衡量宏观税负和税负痛苦指数的高低，有些过于简单。对于高低的评价要综合考虑公共开支的范围、效率和效果。如果政府能将税收真正用到民众最需要的公共产品上，这非但不是增加民众的痛苦指数，反而能提升民众的幸福感。比如在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的情况下，投资基础设施能够提升民众幸福感(彭代彦，2003)。然而，在“以GDP为纲”的“官员晋升锦标赛”激励下，经历了初期的迅速增长后，中国城市基建投资目前存在“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和“过度竞争”状况(孙宁华，2001；汪大海、唐德龙，2005)。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再将公共财政用于基础建设，必然会挤占原本用于民生财政的支出。当前中国与民生状况直接相关的政府社会性支出的不足，是导致增长失衡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长期以来，由于以经济增长代替社会发展，导致政府公共支出份额比例较低，进而导致政府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被削弱。由于拨款不足或支出不到位，国家的财政职能难以履行，一些必要的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也难以提供，从而使公共服务成为收费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当政府公共支出水平不足时，一些部门会想方设法争取更多收入，自行“创收”，扭曲和搅乱了分配渠道，导致“三乱”现象，滋生腐败，制造不公(邱华柄、刘瑞杰，1996)，降低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与个人的幸福感。倘若政府增加公共开支，把更多财政支出投入到扶贫等公共项目，将必然会改善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而促进国民福祉，提升居民幸福感。具体而言，政府公共开支主要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刘尚希，2002)。增加这些民生支出的比重，能起到改善民生状况，纠正增长失衡的作用（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总体而言，政府公共支出能显著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
当前与民生状况直接相关的政府社会性支出的不足，是导致增长失衡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正如前文指出的，如果政府真正将政府财政收入用于提供社会急需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刘尚希，2002；牟放，2001)，以服务的方式将纳税人税收进行返还，民众会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与效用。目前，中国在城市基础建设方面过度投资，而在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又相对不足。因此，增加这些社会性支出比重，能起到改善民生和纠正“发展主义”增长失衡的作用，使民众得到更高满足的效用，从而提高民众的幸福感。由此，提出下面假设：
假设3：政府在民生方面投入的增加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效应。
具体到公共支出结构，可细化为下面两个命题：
假设3a：政府在科教文卫方面投入的增加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效应。
假设3b：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投入的增加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效应。
在考虑政府公共支出对民众影响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户籍。户籍制度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关，在中国，户籍制度除了承担人口管理职能外，还与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密切相关(陆益龙，2008；魏万青，2012)。户籍制度型塑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形成对外来人口的就业机会和待遇以及就业保障的排斥与歧视。由此可推出以下假设：
假设4：政府对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民生项目的投入对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外来人口显著低于本地居民。
具体细化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4a：政府在科教文卫方面的投入对城市本地居民主观幸福影响显著高于外来人员。
假设4b：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对城市本地居民主观幸福影响显著高于外来人员。
二、研究设计与模型 (一) 数据与变量 1. 数据本文数据来自CGSS2006，该调查依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样本覆盖全国28个省级单位的18岁以上的城乡居民，总样本为10 151，其中农村样本4 138，城市样本6 013。根据研究目的与数据本身特点，本文只选取了城市样本。
2. 变量选取及说明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在构建居民幸福感指标时，以往的文献只是测量总体幸福感，如设计问题“总的来说，您现在觉得幸福吗”，赋值为1-5，分别对应着“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5个选项(Frey & Stutzer，2002；Knight, et al., 2009；罗楚亮，2009)。事实上，主观幸福感指标测量本身存在争论(Di Tella & MacCulloch，2006)。相关研究对主观幸福感测量呈现两大取向，除心理健康意义上的测量外，社会经济学科更倾向于从生活满意度角度测量主观幸福感(邢占军，2002)。生活满意感研究涉及到家庭生活、职业的社会特征、职业收入与家庭经济等方面。在CGSS2006的问卷中，既有总体幸福感的测量，也有生活质量方面的测量。本文采用的是对幸福感的测量，即对生活质量各方面的测量。这不仅在测量上更为精细，同时也符合本文研究主旨和心理学的测算。CGSS2006问卷中主要关注了受访者在家庭经济状况、人际关系、个人健康状况、住房状况、所居住的社区、工作和生活等八个方面的满意度，这一测量也符合心理科学的判断依据范式(吴明霞，2000)，根据受访者回答，从“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到“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分别赋值1-4，回答“不适合”则视为缺失值，最后将所得分值累加即为综合主观幸福感指数得分(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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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幸福感指数的测算及结构统计表满意度评价统计 |
从表 1可知，居民对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满意度最高，分别有92.8%和91.1%的受访者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感到非常不满意或不满意的分别只占7%和8.6%。而受访者满意度最低的是家庭经济状况与住房状况的满意度，有近一半(49.98%)的受访者对家庭经济状况表示不满意，45.6%的受访者对其住房状况表示不满意。这说明收入分配与住房问题是提高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其发生背景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住房难等社会问题。
核心解释变量宏观税负。宏观税负是一定时期私人部门因国家课税而放弃的资源总量，其高低表示政府在国民经济总量分配中集中程度的大小，代表政府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占用程度及在经济中的地位。中国学者根据实际状况将税收负担率分为大、中、小三个统计口径，分别代表政府收入、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郭庆旺、吕冰洋，2010；马拴友，2001)。表 2是按三种口径算出的宏观税负比重，由于本文探讨重点是宏观税负比重增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不是具体衡量中国宏观税负究竟有多大，因此选取各省2006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衡量宏观税负进入分析。1
1.本文选取2006年财政收入数据是为了与CGSS2006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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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4-2006年中国大、中、小口径宏观税负情况(%) |
按照研究的目的，公共支出可以按功能、用途和性质等分别分类。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把财政支出按用途分为科教文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及其他开支。考虑到各省人口情况，本文选取的是各项的人均指标，分析时，先是探讨人均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然后探讨人均科教文卫支出、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个体微观层面，本文区分了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支出对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员的差异化影响。分析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性别、年龄、收入、收入的平方、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单位类型、工作状况、受访者收入自评和未来三年期望等变量。社会资本的测算是基于CGSS2006数据三个指标的因子分析得分，指标的选取和计算参考了梁玉成(2010)的计算方法。所有控制变量的选取是基于以往实证文献的研究。最后对缺失值进行列删处理，得到有效样本3 967个(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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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型中主要变量描述(N=3967) |
为验证本文第三部分提出的研究假说，根据以往对影响主观幸福感主要因素的文献回顾整理，笔者构建了如下分析模型：
SWBi=β1+β2x2+β3x3+β4x4+βix′+εi
SWBi表示第i个被调查者的主观幸福感指数，x2表示宏观税负，x3表示公共支出及其结构(包括人均公共支出以及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和人均科教文卫支出)，x4指“是否外来人口”变量。控制变量x′包括教育年限、年龄、年龄的平方、收入、收入的平方、工作状况、单位类型、社会资本以及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的选取是基于以往实证文献对于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的积累，ε为模型的扰动项。为检验科教文卫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对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差异，笔者在上述模型中增加了外来人口与人均科教文卫支出对数和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对数的交互项。对于多变量模型存在的共线性问题，笔者对变量进行了对中处理。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宏观税负、人均财政支出与主观幸福感从表 4可看出，总体上宏观税负、人均财政支出对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假设(假设1、假设2)基本得到支持。控制变量中，社会资本、收入、教育年限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效应。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系统性差异，这点将在后文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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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OLS稳健回归(N=3967) |
模型2显示，宏观税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向效应。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宏观税负占GDP比重每上升1%，居民主观幸福感总体下降0.34分。政府公共支出能显著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模型3显示，人均财政支出每增加1%，居民幸福感就提升0.46分，影响非常显著。总之，目前，中国总体宏观税负水平过重，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如果在控制宏观水平的情况下，政府能增加人均公共开支，将有助于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
(二) 公共支出结构对主观幸福感影响评价宏观税负和税负痛苦指数高低要综合考虑政府公共开支的范围、效率和效果。在控制了宏观税负水平以及人口社会经济变量后，政府增加人均科教文卫等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非常显著，公共支出中人均科教文卫每增加1%，居民幸福感就会显著提高0.63；增加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效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回归系数为0.53)，模型4和模型5统计结果很好地支持了假设3。总的说来，政府如果将公共开支用于科教文卫与社会保障等民生开支，能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在目前中国城市建设过度投资的背景下，如能合理调整公共支出结构，用于当下人们急需的民生支出，弥补政府以往在科教文卫以及社会保障投入的不足，就能极大提升民众效用和人们的幸福指数。这也说明了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必要性与方向。
(三) 公共支出结构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系统性差异研究公共支出的影响，必须考虑户籍制度，它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连。当下户籍制度型塑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对外来人口在公共产品服务方面形成排斥与歧视。在模型中笔者纳入了公共财政支出与外来人口的交互项。模型6和模型7显示，无论是科教文卫支出，还是社会保障支出，对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府对科教文卫支出每提高1%，对本地居民幸福感影响系数比对外来人口的影响要高0.41；类似情况也体现在公共支出中的社会支出水平上。公共服务的社会排斥特征得到了很好的数据支持，假设4得到证实。
四、结论与讨论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占主导的形势下，研究宏观税负和公共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国内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详细论述尚不多见，本文利用CGSS2006数据进行验证分析，尝试弥补国内幸福经济学实证研究在这方面缺不足。研究发现：(1)宏观税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政府公共支出总体上增进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3)从支出结构看，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负面效应，政府用于科教文卫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效应；(5)公共支出结构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无论是科教文卫支出水平，还是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本地居民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外来人口。
近年来，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转型中，政府对经济一直保持较多干预。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政府转型主要体现为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型，即从政府主导经济过渡到市场主导经济。在关于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的研究中，研究者分别提出“地方法团主义”(Oi, 1992, 1995)、“地方政府即厂商”(Walder，1995)、“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Lin，1995)和“谋利型政权经营者”(杨善华、苏红，2002)等观点。丘海雄和徐建牛(2004a, 2004b)在对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后法团主义”观点。中国的社会转型进程是在政治体制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经济改革(Bian & Logan，1996；Cheikbossian，2003；Lau、Qian & Roland, 1997, 2001)。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强调制度的连贯性和互补性，是在政治秩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的市场化改革；同时，这种帕雷托改进式的改革保持了政治体制和利益格局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效率改进(Lau、Qian & Roland，2001)，中国政府成为经济增长奇迹的最主要推手。然而，由于缺少对权力的有效约束(预算软约束)，在区域竞争或“锦标制”竞赛体制模式下，政府深度介入经济，在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外部效应。一是权力寻租与腐败。在市场转型中，各种特权不仅没有被赶出市场，相反，权力机构和享有特权的人常常捷足先登(Walder，1996)。市场制度的兴起为权力提供了寻租机会和手段(林毅夫等，1994；黄少安、赵建，2009；周雪光，2005)。二是民生问题日益凸显。在“锦标赛”治理模式激励下，中国的财政收入多用于经济建设和政府维持性支出，社会保障和科教文卫等民生支出则偏低。一方面，“锦标赛”治理模式和行政与财政分权确实构成地方政府激励的最基本源泉，另一方面，“锦标赛”治理模式自身——尤其是激励官员的目标，与政府职能的合理设计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周黎安，2007)，并导致公共支出中返还给民生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偏低和政府支出效率不理想，各地也出现大量的重复建设和形象工程(丘海雄、徐建牛，2004b；李广杰等，2009)。与此同时，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饮水难和养老难等问题都依然普遍存在。因此，高税负、民生支出与当前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不成正比，这导致社会矛盾凸显，群体性冲突事件数量日益增多。
近年来，社会对这种片面“发展主义”的反思日益增多。发展被理解为一个多维过程，包括社会结构、流行观念和国家制度方面的变迁。本质上，发展必须涵盖全方位的变迁，满足所有个人和群体多样化的基本需求和希望，远离被广泛认为是不满意的生活状况，获得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更好的生活状态。研究者认为，政府应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从以增长为中心的结构政策转向以转移支付为中心的结构政策(周业安、赵坚毅，2004；王绍光，2008)。从财政角度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主线也是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和体制不断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和体制靠拢和逼近的过程，是由“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民生财政、绿色财政、阳光财政”渐进式的演变(高培勇，2008)。政府直接投资增多意味着需要更高的宏观税负水平维持。本文的研究也显示，过高的宏观税负水平对民众幸福感有显著的负效应，这势必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因此，本文从实证角度为政府转型提供了依据。研究同时表明，从生产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把财政收入高效率地用于民众最需要的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支出，能显著提高民众的幸福感。这又给政府转型提供了发展方向——正如社会各界所呼吁的，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同时，还应逐步消除户籍制度，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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