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本文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与机制的变迁轨迹及其特点，并就社会流动模式与机制变迁的制度根源进行分析。

一、中国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特点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发生了如下重要变化：

(一) 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分层标准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资源，垄断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直接控制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乃至每一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机会。政治权力及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划分阶层的唯一标准，社会结构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或可称之为政治主导型的社会流动模式。

1978年以后，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开启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大大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推动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力量推动着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变。这一转变在社会领域则体现为社会利益不断分化、社会分层的标准开始多元化。除政治标准外，职业、收入(资本/财富)、教育、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要素在划分社会成员阶层中的功能开始恢复，并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与此相适应，社会结构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模式发展为更加复杂多元的模式。一些学者提出利益群体论¹、层化论²、碎片论³等，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分层标准的多元化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进行了讨论。

(二) 社会流动空间不断扩大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进，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源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以及对交粮纳税后的剩余农产品的处置权。农户自身的经营能力和经营水平决定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当时占全国劳动力约70%的农民的积极性，而且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由于不同农户生产经营水平的差异，农村社会开始出现收入与财富积累的分化。具有较强生产经营能力的部分农户，逐步成长为专业经营大户。国家对农户生产经营范围控制的不断松动，为农民创造了新的选择和发展机会。部分农户的家庭副业生产经营范围逐步从农业、种植业和简单的手工业扩展到加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农民无需通过社队企业、城市招工、上大学或参军，就能实现向非农职业的转换。⁴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提供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式的非农转移的初步空间。1979年至1987年，乡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从3 150万增加到8 130万，增幅达158.1%，年均增长率为11.5%。⁵1989年起，中国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突破城乡政策特别是户籍政策藩篱进城务工经商的“民工潮”。据保守估计，1978年至1988年进城“农民工”数量累计约137.6万，⁶到2016年增加到1.7亿。⁷

由工业化带动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为包括城市居民在内的全部劳动者提供了向上流动的空间。1978年，全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创造的产值比例分别为28.1%、48.2%、23.7%，1988年分别为25.7%、44.1%、30.2%，1998年分别为18.6%、49.3%、32.1%，2017年分别为7.9%、40.5%、51.6%。1978年，全国劳动力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为70.5%、17.3%、12.2%，1988年分别为59.3%、22.4%、18.3%，1998年分别为49.8%、23.5%、26.7%，2017年则变化为27.0%、28.1%、44.9%。改革开放40年，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是第一产业的产值比例急剧降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例保持稳定，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例急剧提高；同时，就业结构的特点是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急剧减少，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稳步增加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快速增长。产业和就业结构此消彼长的调整和变化，为多数劳动者特别是原来的中下层劳动者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巨大空间。

(三) 社会流动渠道不断增加，新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并成为新中间阶层的主体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魏昂德(Adrew G. Walder)在分析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社会的流动渠道时，提出了著名的“二元路径模型”：一条途径是既有教育文凭又有政治凭证(即中共党员身份)的社会成员，其结果是走向拥有声望极高、权力较大和享有明确的物质特权的行政管理岗位；另一条途径是要求教育文凭而不要求政治凭证，其结果是走向具有高度职业声望，却只享有有限权力和较少物质特权的专业技术岗位。前者强调的是特殊主义的政治忠诚，后者突出的是普遍主义的专业技术资格。魏昂德提出的“有选择的政治审查和吸纳”模型是分析社会主义国家优势群体形成的新思路。他的研究发现实际上说明优势群体是分离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是向上流动的有效凭证。⁸

改革开放以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倡导下，经商办企业成为部分体制外社会成员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另外一条途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民所有制单位无力接纳、不愿接纳的返城知青和两劳释放人员成为最早一批个体工商户。20世纪80年代，待业青年和农村富裕劳动力部分转为个体工商户；20世纪90年代，因企业改制被分流的下岗失业职工被迫转为个体工商户。同时，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则是主动选择流向这个新社会阶层。1978年，全国城乡个体工商户共183万户，1998年为3 120万户，2017年为6 579万户；全国私营企业数量1989年为9.06万，1998年为120.09万，2015年增长为1 908万；私营企业主1998年共263.8万人，2015年增长为3 560万人。

2006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2015年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规定，新社会阶层主要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组成。中央统战部201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约4 800万人，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1 400万人，自由职业人员约1 100万人，新媒体从业人员约1 000万人。如果加上3 560万私营企业主和5 400万个体工商户，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总规模大约为1.73亿人，占当年就业人口的22.29%。从新社会阶层的职业性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认同等方面来判断，这部分人是我国中间阶层和社会中上层的新来源。

(四) 社会流动率不断提高，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是主流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先生领导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研究结果，1949~1979年，就业人员的代际总流动率为41.4%，1980~2011年为54.0%。同时，这两个时期的向上流动率分别为32.4%和40.9%，向下流动率分别为9.1%和13.1%。从初职与现职的代内流动率来看，1949~1979年的总流动率为35.3%，1980~2011年的总流动率为38.2%，两个时期的向上流动率分别为23.8%和22.6%，向下流动率分别为11.5%和15.6%。从前职与现职的代内流动率来看，1949~1979年的总流动率为13.3%，1980~1989年的总流动率为30.2%，1990~2001年的总流动率为54.2%，三个时期的向上流动率分别为7.4%、18.7%和30.5%，向下流动率分别为5.9%、11.5%、23.6%。⁹

根据另外几项调查的结果，1990年全国社会成员的总流动率为50.0%，1993年为47.3%；¹⁰上海大学201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总流动率达到66%。¹¹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社会在地域空间方面更开放了。再看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比例，1990年为40.1%，1993为35.8%，上海大学2012年的调查结果是47%，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增多了。社会流动性比20世纪更加显著，当然代际流动呈现一定程度的子承父业，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的职业获得和社会流动有重要影响。

从社会流动率不断增长的趋势来看，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社会流动率的增加不仅体现在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向下流动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升级，这必然带来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加，这也是所有工业化国家社会流动的普遍趋势。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工业化的进程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部分人经历了向下的社会流动，进而导致向下流动率的上升。

此外，短距离的流动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长距离的、大跨度的、两极式的社会阶层流动并不占主导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从最高阶层到最底层、甚至从最底层到最高阶层的两极式流动曾经很普遍，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现象还在延续，与当时处在急剧转型时期的社会流动规则不确定、不明朗有一定的关系。

二、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收入、财富和资本成为地域流动和阶层上升的重要拉力

1978年以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倡导下，经济收入、财富分布和收入分配的“结果公平”开始转向“机会公平”或“程序公平”，这是社会分层机制的重大调整。无论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合同制、承包制、计件工资制、下岗分流增效、产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制度的出台；无论是鼓励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还是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大力引进三资企业的重大举措，都标示着经济收入、财富甚至资本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标准。通过合法劳动、投资积累个人和家庭的财富成为多数社会成员的奋斗目标，也成为人们提升自己和家庭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笔者认为，以收入、财富和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标准已经取代了政治标准，不仅成为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而且成为多数社会成员实现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的重要拉力。

不同阶层社会成员利益分化的直接体现是各阶层收入差距的逐步拉大，也使收入、财富和资本成为各阶层在职业流动和社会流动时考量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的全民经商、政府官员“下海”经商热潮和2015年前后出现的新一轮官员“下海热”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收入和财富是引导人们社会流动的核心驱动力。

(二) 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成为阶层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

教育以及培训经历、从业经验、专业资格证书等人力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上升，成为推动社会成员阶层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文革”期间，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被忽视，特别是当时人力资本最丰富的知识分子被排在社会分层结构的底层，其中许多人摆脱不了被批斗、被劳改、被下放的命运。

1977年以后，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重新确立了教育在社会分层及社会声望评价中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逐步恢复了学士、硕士、博士等系列学位制度、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技术证书制度(会计师、律师、资产评估师、建筑师等)，使以教育文凭和专业技术证书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在社会流动中的功能不断凸显和强化。我国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和录取率不断攀升，从1977年招生人数27万人、4.8%的录取率，到1999年的159.7万人、56%的录取率，再到2017年的700万人、74.46%的录取率。这不仅说明教育在提升人们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体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型，中国正在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三) 身份社会逐渐向阶层社会过渡，户籍、家庭出身等先赋因素的作用式微

改革开放前以家庭出身和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标准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被以收入、财富和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标准所取代，后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而强化。改革开放前，家庭出身是一个人政治身份的代码，是一个人政治地位的标识，所谓“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人处在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层，而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出身的人则被视为有政治污点，是被社会歧视、被国家压制的一类人。这种偏见在“文革”时期登峰造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曾经一度甚嚣尘上。¹²

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身份制度、身份体系逐渐瓦解或衰落，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户籍身份的限制开始弱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最初是“离土不离乡”，现在是“离土又离乡”。农民中出现了“农民企业家”，甚至百万富翁、亿万富翁。2003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条例》的废除和2014年7月30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城乡居民的身份平等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到2017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达到2.86亿人。¹³此外，那些不具有本地户籍的外来常住人口，包括具有外地非农户籍的新城市人，也正是突破了户籍身份的限制实现了地域流动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

第二，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之前，1到24级的行政级别和从国级到科级的10级单位级别是各种社会资源配置以及相应级别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发放的主要依据。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官本位制”逐渐松动，开始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决定人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相对位置。改革开放前干部与工人身份的严格界限逐步消解。

第三，档案身份已经突破。改革开放前，人才和劳动力难以流动的原因是中国特有的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档案身份是人才单位所有和部门所有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档案身份对体制内劳动者的束缚大大减少。

第四，工作单位的所有制类别作为一种身份标识的作用逐渐减弱。1978年以前，人们初次就业和职业流动的首选单位类型是全民所有制，其后是集体所有制。1978年以后，随着个体户、私营企业等体制外单位的涌现，特别是外资企业的快速发展，单位所有制类型在职业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中的重要性日趋下降，大量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所谓体制内的就业者向体制外特别是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流动。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所有制身份不再作为社会流动的屏障。

(四) 社会资本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社会资源

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与职业地位获得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以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家庭背景为核心的微观社会资本在初次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14、15、16有关中国大陆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改革之前的再分配时期、双轨制时期和转型期三个历史时期，发挥社会网络的作用实现职业流动的比例分别为57.8%、66.4%和84.9%, ¹⁷说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是实现职业流动的一种重要机制。另外一项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是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流向个体、集体、外资合营、外国独资、新经济部门或无主管上级的市场化的经济实体。¹⁸此外，社会成员的科层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越丰富，表现为社会网络规模较大、网顶较高、网差较大，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联系也较多。社会成员的市场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越高，社会网络优势越明显。尽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社会资本的差异，但是阶级阶层地位和与职业相关的社会关联度是两个不可忽视的视角。阶级阶层地位限制了人们自由地拓展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职业活动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机遇。阶级阶层地位优势以及工作场域中的职业交往优势，可以转换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优势。人们一旦具有了社会资本优势，将会产生主客观的积极效应。¹⁹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作为一种获取短缺、紧俏商品的手段，改革开放后则转化为社会流动特别是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一种机制，成为人们资源获取和资源维持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结语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特点表现为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分层标准多元化。社会流动的空间不断扩大，社会流动的渠道不断增加，新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并成为新中间阶层的主体。社会流动率不断提高，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是主流，短距离的流动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社会阶层流动与地域的迁移是相伴相生的。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则呈现为，收入、财富和资本成为地域流动和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拉力，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成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身份社会逐渐向阶层社会过渡。户籍、家庭出身等先赋因素的作用式微，社会资本成为促进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一种重要社会资源，中国社会的开放性越来越高，阶层固化或社会封闭的判断并没有实证依据。但是，中国要形成一个完全开放的高流动性、中间阶层占主导、公正公平合理的社会结构，还需要继续推进以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彻底破除所有阻碍社会成员流动的制度及非制度屏障，比如地方保护主义、城乡区隔的二元结构，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逐步迈向稳定有序、充满活力、自由平等、公正合理的现代社会。

注释：

1.李强.1993.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陆学艺. 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孙立平. 2004.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4.陆学艺. 2004.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77.

5.本文所引用的数据，除特别说明之外，均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提要》。

6.陆学艺. 2004.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83.

7.李培林.2017.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及对策[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6)：5-16.

8.Walder，Andrew. 1992. “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5:405-424.

9.李春玲. 2008.移民与社会流动[G]//社会学与中国社会.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01-502.

10.李欣欣. 2000.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55.

11.来源于上海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2012~2013年在上海、广东、吉林、河南、甘肃、云南6省市城乡完成的“社会发展状况”随机调查的结果。

12.张文宏、刘琳. 2013.市场转型与家庭成分问题研究——以“黑九类”的子女们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4)：40-46.

13.参见国家统计局2018年4月27日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14.Granovetter, Mark.1995.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2^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Lin, Na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edited by Peter V. Marsden and Nan Lin. Beverly Hills, CA: Sage：131-145.

16.Bian, Yanjie. 1994.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lbany, NY: SUNY Press.

17.边燕杰、张文宏. 2001.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77-89.

18.张文宏. 2006.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作用[J].社会26(6)：27-44.

19.边燕杰. 2004.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3)：136-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