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Vol. 38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40年的历程。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这种变迁表现在社会体系的诸多方面，从社会学角度看，主要表现为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巨变呢？本文尝试从社会学角度作一剖析。
一、怎样理解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化？关于中国的整体阶级、阶层结构，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有“四大阶级”的说法：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阶级结构的基本构成，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的构思来源之一。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也是这样表述的，当然，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八大政治报告指出它“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1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国理论界对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曾经有过“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说法，认为社会基本结构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构成的。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说法并不能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也是在上述基础上发生的。由于改革最先从农村开始，所以，社会结构的演变首先在农村发生。到了1992年，中国农村除了种田农民(63.4%)以外，已经分化出农民工(12.2%)、个体或合伙工商经营者(6.5%)、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0.9%)、私营企业主(0.8%)、私营企业受雇者(3.0%)、乡村知识分子(1.1%)、乡村脱产干部(0.6%)等多种社会阶层。3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城市体制改革加速，极大推进了城市社会结构的演变，该变迁包括传统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人队伍的分化、新社会阶层的产生、个体私营业主在城市的发展、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的变化，以及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演变等。
对于这种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学界有多种研究和理论解读。此处仅列两种：陆学艺的阶层解读和笔者的量化社会地位解读。4陆学艺的“十阶层论”把当代中国人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从上到下排列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进入21世纪以来，笔者采用纯粹量化的方法，通过分析鉴别职业地位的精确数值，将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转化为“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发现了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指数值，然后将其展现为社会结构。该研究提出，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从“倒丁字型”演变为“土字型”。5其实，两种解读的结论有相似性，即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演变的过程中，迄今为止，还是社会下层群体规模巨大，但变迁的趋势是中产阶层的比例在持续上升。
当然，社会学界的解读还有很多，如孙立平先生的“断裂论”和笔者的“碎片论”，6以及笔者等人的“四个利益群体”的理论7等。
笔者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理解中国改革40年来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化，有以下几点比较重要。第一，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整体变迁具有重要的社会进步意义。笔者曾经分析过，在改革开放以前，更突出的是一种建立在身份、出身、政治地位基础上的社会分层，更多的是一种先赋因素的社会分层，这是一种比较封闭落后的传统体制。8改革开放以后，身份制大大弱化，家庭出身失去了社会分层标准的意义，自致因素影响明显上升。从分层理论看，这是一种朝向现代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变迁方向。第二，无论是陆学艺的“十阶层论”，还是笔者用纯粹量化方法证明的“倒丁字型”向“土字型”社会结构的变迁，都发现，在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中，中产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这种朝向“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第三，社会结构的演变也表现为收入差距、财产差距、贫富差距的变化，这是广大老百姓最为关心的，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纵观改革40年所发生的变化，改革的前30年确实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攀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是迅速攀升。中国人民大学CGSS的数据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相似，均显示，到2008年前后，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0.49—0.5水平的高峰值，此后，基尼系数逐年下降，9有一种类似于“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趋势。当然，由于这仅仅是近几年的数据，还不足以判断长期趋势，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好的“苗头”，学界已经注意到了。第四，中国是超巨型人口社会，近14亿人口的结构变迁会是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不可能指望可以快速走向现代社会结构，更何况还有一些起负向作用的阻碍因素，包括城乡差异、户籍差异、地区差异、阻碍社会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资源资本的垄断性过强，等等。正是针对这些阻碍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10
二、改革开放40年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变迁社会分层指的就是各种资源在人群中是怎样分配的。所以，伦斯基认为分层的基本问题是：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得到？11笔者认为，“为什么得到”的问题更重要。为什么得到，是指不同人、不同群体得到各类资源的方式、方法或途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获得资源的方式、方法或途径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改革开放以前是计划经济体制，绝大部分的资源是通过国家的制度安排配置的。12人们的劳动收入是严格遵循劳动工资制度。城里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都有十分严格的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各地农村劳动者的收入虽然有差异，但遵循的原则是人民公社计算公分的制度；城市住房采用公共房屋分配制度，甚至连食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都是要配置票证的；农村居民大部分生活资源的获得也是采取集体统一分配的方式。从40年前的改革到今天，上述的大部分资源都不再是采取国家或集体直接干预配置资源的方式了。
近年来，国家干预的部分，更多是采取依法建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将国家控制的资源再分配给不同社会群体。虽然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多方面还做不到全国统筹，有些方面甚至还做不到省内统筹，但是，与改革以前的单位制相比，仅仅限于不同群体内部配置资源，还是有很大进步的。
其次，改革以后的最大变化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到重大作用。采用市场配置的实验最初是从商品市场开始的，即在一定程度上放开商品的价格，让供需双方在市场上博弈。由于当时商品短缺，初期导致很大的价格上涨，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生产者积极性剧增的情况下，价格趋于稳定，市场上商品充盈。接着，又进行了劳动力市场化的实验，“铁饭碗”制度被废止了，劳动力的价格在市场上形成。此后，又推进了房地产市场、金融信用市场、股市期货市场的实验。市场是一个交易平台，竞争十分激烈，优胜劣汰，所以，采取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虽然会激发参与者的竞争积极性，但结果往往是资源在不同群体中的不均等现象锐化，也就是社会分层差异凸显出来，贫富差距也会急剧上升。而且，初建的市场体系漏洞很多，不完善的市场机制还存在很多交易不公正的现象，这就造成了下面所分析的权力介入的腐败现象。此外，市场机制也会因垄断等因素而发生“市场失灵”，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资源配置也存在诸多问题。
第三是权力干预的作用。这里所讲的权力不是作为社会大众代表的公共权力，而是指某些干部出于私人目的，动用公共权力干预资源配置。个人利用公共权力获取财富毫无疑问属于腐败行为。近年来的“反腐”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事件令我们触目惊心。为什么类似事件发生得如此频繁，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呢？对于此，社会学学者要进行制度性思考。中国的所有制体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公共资源规模和比例都十分巨大，进入市场经济改革以后，初建的体制和机制漏洞很多，于是发生控制着公共资源的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现象。比较突出的领域，一个是国有企业转制，所谓“抓大放小”，就是大型国企还是保留国家所有性质, 很多中小型企业通过市场交易转为私人所有的体制。而在这种转制的过程中，原来国有资产的核算存在很多漏洞，也发生了广大职工利益受损而少数人明显获利的现象。另一个突出的领域是土地要素进入市场。土地是一切财富之母，中国在进行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改革以后，土地进入市场有巨大的获利空间。而且，土地出让包括市场式的“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以及土地使用权“划拨”等不同方式，而不同方式之间土地价格差异巨大。这些方面，都可能被腐败分子“钻空子”，从而造成土地资源配置中的极大不公正现象的发生。
第四是私人关系的作用。中国自古就是人际关系极其发达的社会，比如，古代中国的亲属关系有“九族”之说，社会学常常画出“九族”关系图，其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没有其他任何民族可以相比。即使在人际关系、阶级斗争极其紧张的“文革”中，走后门、拉关系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各种资源配置的原则发生变化，过去是政府部门公对公的关系，现在也可以通过市场来调配了，像作为紧缺资源的钢材、煤炭和其他原材料，更成为社会关系的追逐对象。所以，在一段时间里，社会上出现了到处都在找关系、找门路寻找各种物质资源的现象。表面上说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实际上是没有关系，寸步难行。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关系与上面讲的权力干预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社会关系与前面讲的腐败也常常是互相接轨的。只不过，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资源配置上的腐败现象变得极其复杂，如果不深究，很难发现其中的问题。所以，在关系网的作用下，配置资源不公平、不合理，甚至是违法违规的事件频频发生。
第五是其他多种社会力量、社会约束的影响。首先是政治约束。新中国是讲政治的社会，政治约束对于资源分配历来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前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阶级斗争造成一种政治恐惧，如果在资源配置上“多吃多占”，是可能被打成“阶级敌人”的，所以，改革以前资源配置上之所以比较均等，也是因为有政治约束在起作用。政治约束可以从社会惯习、人们自律、人心恐惧等方面影响资源的配置。改革以后，政治约束力一度明显下降，仅从国企转制过程中很多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看，就可以发现约束力的变化影响资源分配和资源配置。当然，近年自中央大力反腐倡廉以来，政治约束的作用又有明显上升，这与资源、财富配置方面新的调整趋势有直接的关系。此外，还有意识形态约束，在中国与政治约束类似。其次是单位的力量。13单位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体制，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对传统单位制有重大冲击，现在，纯粹意义上的传统单位制不存在了，但是，单位制不少特征还处处可见。许多单位是有级别的，级别越高，控制资源的能力往往越强，所以，迄今为止，大学毕业生还是对那些国有的大单位趋之若鹜。这些大单位控制资源或垄断资源的能力强大，所以，就业于这些大单位的职工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尽管这些单位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单位内部的各种资源，包括体育、休闲、教育、医疗、养老等，非本单位成员是一律被排斥在外的。单位控制资源在本质上反映了不同利益群体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与配置，这显然不是公平公正的资源配置方式，广大老百姓对此颇有非议。其他的影响或约束还有不少，比如传统文化的约束等。
第六是老百姓的博弈。在强大的管理机制和强大的市场机制面前，老百姓个体的力量本是很弱小的，但中国人口近14亿，个体累积起来的力量也不可忽视。每当资源配置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尤其是那些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根基相关联的问题时，比如，征地、拆迁、补偿款、住房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拖欠工薪、劳资冲突等，全国各地就会频频发生“群体性事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社会蓝皮书的数据，中国大陆地区每年发生的群体事件达数万，甚至十余万起。14老百姓的抗争往往会引发政府的高度关注，于是，开发商、征地者、工程方、雇主方也常常做出让步，老百姓就在资源配置中也争得了一些利益，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惨痛的，这种博弈常常突破了法律的框架。
三、怎样从调整资源配置方式方面做出努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笔者以为，主要矛盾与社会分层的资源如何配置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本文最后一部分就试着谈几点，怎样从改革完善和调整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方面做出努力，旨在为解决主要矛盾作出贡献。笔者认为以下五方面都非常重要。
第一，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体制机制的建设。工业革命以来造成的资源配置的极大变迁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激化是世界各国，包括发达经济体曾经遇到的通病。城市化率50%上下的时候，往往也是贫富差距较快扩张的时期，这在当年的欧洲是司空见惯的。为了应对资源配置的巨大分化问题，英国和德国是较早尝试构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体制的国家。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就是怎样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制。中国本身的难题是人口基数极其巨大。目前，世界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水平非常高，覆盖也非常高的国家往往是较小的人口聚集群体社会，比如，北欧的挪威(523万)、芬兰(551万)、丹麦(573万)、瑞典(1 006万)。与中国相比，他们一个国家的人口也仅相当于中国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中国要建立覆盖近14亿人口的保障制度，确实是目前所有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从没有遇到过的。笔者最近在调研中发现，全国各地在县域范围内都做出了社会保障体制的很多实验和创新。比如，农民的养老保障，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创造，有些是将农民转变为市民以后，建设参照市民的养老保障体制，有些则是并不改变农民的身份和土地集体所有，在农民土地确权以后将村庄经济股份化。这些村庄在实现了城市文明生活的同时，也建设了类似于城市的养老保障体制。所以，要考虑在社会保障方面有全国统筹的部分，但同时也要鼓励县域内甚至是镇域内的适合本地情况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创新。
第二，反贫困的战略。贫困群体或贫困阶层是指与社会上多数人相比，生活最为困难的群体或阶层。目前国家的战略是到2020年实现“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并不是说从此以后就没有贫困了。既然贫困阶层是与别的阶层相比较的一部分生活水平低下的人，那么，在目前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还比较大的情况下，总会有一部分人处于生活水平的下端。人类与贫困奋斗数千年了，我们也必须做好与贫困长期斗争的准备。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减少贫困人口和减轻贫困程度，与此同时，也必须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但是，贫困问题相当复杂，不是仅仅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就可以解决的。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贫困，一种是因老弱病残而致贫的，对于这部分人，当然要依靠转移支付，依靠完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另一种，社会学通常称为“文化贫困”。15造成这种贫困的原因极其复杂，有教育问题、就业问题、价值观问题等原因，中国西南、西北的一些地区此类问题比较明显。对于第二种贫困，要从教育、技能培训、移风易俗、观念转变等多方面入手，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所以，与相对贫困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第三，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上文已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配置在体制方面的最大变化就是市场机制的建立，尽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社会分化问题也比较尖锐，但还是应该承认市场机制的建立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现在的任务是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包括如何防止出现“市场失灵”问题。当前，中国市场机制建设的关键是完善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的建设，如上文所述，中国是关系社会，一些人总是利用私人关系在市场中占据优先位置，而那些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总是竞争不过那些有权有势的特殊群体，为此，就要建立受到大众监督和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尤其是在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这里面的大宗交易往往获利巨大，要严格监管，让这里的获益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市场机制的完善相当复杂，良好的市场机制需要良好的社会建设作为基础，社会诚信、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广大生产者、运营者和消费者的诚信道德，都是实现良好市场机制的必要条件。在所有这些对策研究方面，社会学这个学科是可以大有可为的。
第四，反腐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上文第二部分阐述的权力干预资源配置和私人关系介入资源配置，都是指资源配置中的腐败行为。腐败导致的资源配置差异和贫富不均是最不公正的，也是最容易激起民愤和最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现象。近年来，中国反腐倡廉的力度很大，并取得了突出成绩。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反腐制度化和法制化，建立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约束公共权力。所谓腐败，就是利用公共权力获取私人利益。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16所以，要对公共权力的掌管者严加管控，而不能是“运动型反腐”，因为“运动型反腐”只能管一时，不能管长久。制度是指一套严格的、持续运作的程序，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照这套程序，以此来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防止个人权力膨胀和权力过于集中。而且，要从制度上规定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作，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能够监督权力。
第五，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在公平公正的资源配置方面，世界各国都非常注重税收制度的调节作用。税收是采用政府干预的方式调节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非常重要的手段。税收制度的内容十分广泛，囿于篇幅，在此仅谈谈对于个人所得税的看法。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对象是所有在中国境内居住并在境内有所得的人，所以范围是非常广的。采用高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制度设计的目的是让高收入者多交一些税，低收入者少交一些税，以此来缓解收入差距。但目前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个人所得税是单位代扣的，起征点偏低，交税的绝大多数是工薪阶层。企业老板常常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工薪，避税很容易，某些老板将很多个人消费计入生产成本也是常常发生的事情。近年来，富人逃税成为热门话题，譬如，关于利用“阴阳合同”逃税的问题。所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当务之急，是让它能够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特别是让那些巨富阶层逃税的行为真正受到惩罚。此外，讨论中的税种还有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通过税收调节社会各个阶层的资源配置是现代国家的通行做法，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建设目标就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40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要真正实现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注释：
1.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N].人民日报,1956-09-15(1).
2. 陆学艺.2004.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论的剖析[J].江苏社会科学(6)：88-92.
3. 李强.199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94.
4. 陆学艺，主编.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李强.2016.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对于中产阶层发展的社会学分析[J].探索与争鸣(8)：4-11.
6. 李春玲.2005.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 李强.2004.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55-178.
8. 李强.2000.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M].厦门：鹭江出版社：9-13.
9.李强、杨艳文.2016.十二五期间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与社会学研究的创新之路[J].社会学研究(2)：18-33.
10.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46.
11.伦斯基，格尔哈斯.1988.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6-8.
12. 边燕杰.2002.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42-80.
13. 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2004.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64-165.
14. 陆学艺、李培林.2012.社会蓝皮书：2013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3.
15. 李强.1989.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27-159.
16. 达尔伯格-阿克顿，约翰·埃默里克·爱华德.2014.自由与权力[M].南京：译林出版社：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