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Vol. 38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人与环境的关系就具有对立与统一的两面性。一方面，从环境中获取资源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活动总是会产生一定的环境影响，体现为环境的消耗、衰退乃至破坏；另一方面，过度的资源攫取和环境破坏最终也将会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基于生产生活实践中对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人类都会以特定的方式将环境因素纳入社会建设的诸种行动之中，努力谋求人类社会与环境相协调。在此意义上，社会建设从来就具有环境之维，所不同的只是其历史的阶段性、差异性。这种阶段性、差异性一方面体现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对于环境状况及其影响的认知，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环境因素纳入社会建设行动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本文试图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建设是如何纳入环境因素并逐步迈向一个绿色社会的。这里的绿色社会，指的是人类在认识社会与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自觉推进社会变革以谋求社会与环境相协调的一种社会过程和状态，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甚至是具有弥散性、渗透性影响的重要内涵。
一、社会建设：从开发环境到保护环境如果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建设的重点，那么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85元，世界排名非常靠后。按照现行贫困标准回溯，当时97.5%的农村人口都是处在贫困状态，缺衣少食。在此情况下，如何更大规模、更快速度、更有效率地将环境中的资源转化为商品与服务，脱贫致富，自然成了当务之急，由此开发利用环境便是一种主要的社会行动取向。
1986年出版的《富饶的贫困》1一书，在当时很有影响。该书讨论的是西部地区为什么落后于东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摆脱贫困的途径，其核心观点就是要提升人的素质，推动社会基础结构的变革，重新看待环境资源以及转变资源开发的利用方式。作者指出，西部地区虽然有着令人震惊的富饶资源，然而，人们“在干什么成什么的资源基础上，干什么不成什么”(王小强、白南风，1986：40)，原因就在于“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商品生产素质低下的人，无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及人的素质的低下，又牢牢拖住了社会基础结构步履蹒跚的腿。这就是幼稚社会系统及其贫困恶性循环”(王小强、白南风，1986：92)。作者认为，拘泥于传统农牧业是西部地区贫困落后的渊薮，“在人类生产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上，现代生产方式，表现为对自然资源多层次的立体开发和多次利用”(王小强、白南风，1986：217-218)，因此，要转变人的观念，革新生产生活方式，按照商品经济规律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以摆脱贫困。此书虽然是讨论西部地区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讨论中国发展的。其在人与环境资源关系上的看法，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的确，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等大大改变了人们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了经济发展，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和经济增长的成就是全民受益、举世瞩目的。但是，我们也观察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声音日益强过对环境资源的简单开发和利用。在提出环境保护为基本国策(1983年)和可持续发展战略(1995)的基础上，2005年3月，中共中央在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则明确将污染防治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期间要坚决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重要论述，非常形象而又深刻地阐述了社会建设进程中有关环境保护的内涵。例如，“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等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注重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开展了一系列体现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使生态环境治理走上了标本兼治的快速路，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由此，环境因素在新的意义上被结合进社会建设进程中，并推动着社会自身的深刻转变。
二、推动社会转变的主要内生动力如果说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际环保浪潮的影响，那么，我们今天持续深入地推进环境保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更多地则是回应国内发展需要的自觉努力。尤其是相对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种种倒退和由此掀起的国际性的环保逆流，我国社会的绿化事业更是凸显了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并非是随波逐流，受制于外力。有人要问，推动我国社会绿色转变的内生动力是什么？其实它涉及了全方位、多层次、多类型的力量。概而言之，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环境质量面临严重威胁。在数十年的传统型高速增长之后，我们对生态环境的欠账已经太多，成为明显的短板。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11.5%，却消耗了全球21.3%的能源、45%的钢、43%的铜、54%的水泥，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量居世界第一。31985年我国废水排放量341.542亿吨，此后一路攀升，到2016年达到711.095 4亿吨。在二氧化硫排放方面，1985年是1 325万吨，后来持续攀升到2006年2 588.8万吨的峰值，之后才逐步下降，到2016年仍有1 102.864 3万吨(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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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废水数据1985-1989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1990》，1990-1994年来源于《中国环境状况公报1990-1994》，1995年来源于《全国环境统计公报1995》，1996年缺失，1997-1998年来源于《中国环境状况公报1997-1998》，1999-2015年来源于《全国环境统计公报1999-2015》，2016年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其中1990-1995年数据不含乡镇工业。二氧化硫数据1985-1989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1990》，1990-1994年来源于《中国环境状况公报1990-1994》，1995-2015年来源于《全国环境统计公报1995-2015》，2016年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其中1990-1996年不含乡镇工业，1996年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图 1 全国废水和废气(二氧化硫)排放趋势图 |
按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7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4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只有99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全部城市数的29.3%；另外239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70.7%。在全国112个重要湖泊(水库)中，Ⅰ类水质的湖泊(水库)6个，占5.4%；Ⅱ类27个，占24.1%；Ⅲ类37个，占33.0%；Ⅳ类22个，占19.6%；Ⅴ类8个，占7.1%；劣Ⅴ类12个，占1 0.7 %。在地下水水质监测中，水质为优良级、良好级、较好级、较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分别占8.8%、23.1%、1.5%、51.8%和14.8%。事实上，不仅是空气污染、水污染依然严峻，而且固废、土壤等其他形式的污染还非常严重；岂止只是环境污染严重，而且生态破坏也令人堪忧，在全国2 591个县域中，生态环境质量为“优”和“良”的县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42.0%，“一般”的县域占24.5%，“较差”和“差”的县域占33.5%；更有甚者，不仅是环境质量衰退，而且由于环境质量衰退而导致的食品药品安全和生命健康威胁也日益严峻。这些是我们开始立誓重构“绿色社会”的基本背景和重要动力。
二是人民需求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的一个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实质性地提升了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基本满足了人民的物质需求，解决了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占比已经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7年的3.1%，而且在全国城乡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制度上给予全体人民基本生活需求保障。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25 974元。从恩格尔系数看，1978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分别是57.5%、67.7%，到2017年整体水平已经降到29.3%，达到联合国划分的富足标准。更重要的是，居民资产积累增多，抵御风险能力增强。比如说，居民住户存款总额从1978年的211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62.6万亿元。在此基础上，人民需求更为广泛多样，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更加强调安全、舒适和可持续。吃上放心的食物，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享受舒适的环境，过上可持续的生活，成为日渐扩大的基本需求。由此，公众对于环境质量也日益关注，环境议题已经成为公众和媒体非常熟悉的重要议题之一。笔者在1995年曾经参与组织全民环境意识调查，调查数据表明有23.6%的被访者认为自己“不知道”何为环境保护的概念；16.5%的人认为自己的环保知识“非常少”；66.9%的人认为“较少”；16.1%的人认为“较多”；只有0.5%的人认为自己有“很多”的环保知识。与此同时，大部分城乡居民对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缺乏了解。认为自己“了解”和“了解一些”的人只占31.8%，认为“很了解”的人仅占其中的0.5%；认为自己“只是听说过”的人占到了42%；根本没有听说过有关环保政策法规的人占到26.2%。与此相比，笔者参与设计的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则表明，70%的受访者已经意识到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65.7%的受访者表示对环境问题“非常关心”和“比较关心”，表示“完全不关心”的只占3.1%。5
三是因为环境损害(风险)而引发的社会紧张与冲突日渐明显。缓和社会关系，化解社会冲突，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涵。在社会转型期，劳动纠纷、征地拆迁、社会保障等曾经是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环境权益意识觉醒，实际的环境损害，以及可能发生环境问题的潜在风险也已然成为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推动社会的绿色转变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需要。从国家公布的数据看，一段时间内，因环境污染上访的人次和批次都呈现增加趋势。1987年，因环境污染上访有77 673人次，2000年则已达到139 424人次。2001-2010年找不到统计数据，到2015年仍有104 323人次(参见图 2)。有些上访是人数较多的成批上访，1996年上访是47 714批次，2005年达到88 237批次。2001-2010年找不到数据，2015年仍有48 010批次。这其中，可能有统计口径变化的原因，实际的上访批次也许不止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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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1987年-1996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8-1997》。1997-2000年和2011-2015年数据来源于《全国环境统计公报1997-2000》、《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11-2015》。 图 2 全国因污染来访人次 |
新世纪以来，一些因重大的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动辄成千上万，影响广泛，引人注目。比如说，2007年福建厦门PX事件；2009年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广东番禹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事件；2011年辽宁大连PX事件；2012年天津PC项目事件、江苏启东日本王子纸业集团事件、四川什邡宏达钼铜有限公司事件，等等。这些项目有些在环评阶段就引发了抗议冲突，如江苏启东事件，有些是在项目建设期间引发了冲突，也有些项目是在建成运营之后引发的冲突，包括大连PX事件等。有研究表明，从2003年到2012年这十年间，经媒体披露的较大规模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有230宗，在数量上呈明显逐年上升态势，2011年一年就达到58起。6这种情形也可以从环保部门负责人的言论中得到证实，并与其他形式冲突的下降形成对照。据报道，前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曾经指出：“在中国信访总量、集体上访量、非正常上访量、群体性事件发生量实现下降的情况下，环境信访和群体事件却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上升”。7
四是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调整与主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调整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普遍贫困的社会状况，加快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加大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种具有现实性的优先选择。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依然关心环境保护，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的队伍建设、机构建设和制度建设，使环境保护的力量得到不断增强(参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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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环保系统人员数1985-1994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1995》，1995-2015年来源于《全国环境统计公报1995-2015》。环保系统机构数1995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1996-2015年来源于《全国环境统计年鉴1996-2015》。 图 3 环保系统人员和机构发展趋势图 |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趋势，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8
正是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整体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党和政府从人民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更进一步强调了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精心布局环境保护攻坚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2015年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明显地进入了快速的、实质性的推进阶段。继2015年1月开始正式实施“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之后，《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等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相继出台，生态文明建设也纳入了“十三五”规划。特别是，基于《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而建立的环保督察机制已经实现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全覆盖。按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7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督察进驻期间共问责党政领导干部1.8万多人，受理群众环境举报13.5万件，直接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8万多个。仅在2017年，环境保护督政工作就约谈30个市(县、区)、部门和单位，全国实施行政处罚案件23.3万件，罚款金额115.8亿元，比新环保法实施前的2014年增长265%。事实上，日趋严格细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将环境保护的压力从中央传导到地方，从政府传导到企业，从国家传导到个人，党和政府掀起的督政督企、传导压力的绿色风暴，正在开辟复合型环境治理的中国道路。9对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党和政府而言，这种主动调整和作为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五是企业在环境衰退、人民消费偏好变化和政府的管制与治理投入中发现了新的盈利机会，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绿色行为倾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等加速发展，在满足社会新需要的同时也推动着社会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保护投入逐渐增加，1999年占GDP的比例首次超过1%，“十二五”期间占到了3.5%，直接推动了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2000年环保产业年产值1 080亿元，到2010年已经达到了11 000亿元。10
除了环保产业之外，在其他各类企业中，以开发矿产资源为主、为社会提供矿产品以及初级产品的资源型企业具有重要地位，但同时也在生产过程中具有严重的环境影响。2013年我国资源型企业工业固废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分别占到工业排放总量的97.1%、77.7%、和92.4%。但是，近期有研究表明，资源型企业的绿色行为表现也已日益明显，虽然还有一些方面的不足。例如，调查中84.5%的资源型企业将环境保护纳入了企业目标体系，注重企业环保形象的有80.4%，定期开展员工环境意识和环境管理技能培训的有70.3%，员工能积极参加企业环境管理实践活动的有69.4%，在生产设计时考虑了节能降耗和循环利用等问题的有83.5%，选择生产材料时优先考虑可再生易回收材料的有77.6%，在生产过程中建立了物料、废物循环系统的有79.4%，采用环境友好生产工艺有80.8%。11这些迹象表明，企业基于逐利理性的绿化行为也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转变的内生动力。
三、绿色社会建设的成效与未来绿色社会建设的成效是多方面的，环境影响是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基于环境保护的角度，生态环境部负责人用了五个“前所未有”来形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旨在改善环境质量的深刻社会变化：思想认识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制度出台频度之密前所未有、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12
的确，相关数据资料表明党的十八大之后的五年里，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确实取得了阶段性的突出成效。例如，我国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从2012年的21.38%上升至2016年的22.3%；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22.7%；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分别下降39.6%、34.3%、27.7%；“水十条”实施以来，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断面比例从6%提升至67.8%，劣Ⅴ类断面比例从9.7%下降至8.6%。132017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是这样作出总结的：“全国大气和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土壤环境风险有所遏制，生态系统格局总体稳定，核与辐射安全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的积极变化。”
从节能减排方面看，2008年之后中国GDP的增速明显快于能源消耗总量的增速。再往前回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万元GDP的能源消耗量持续下降(参见图 4)。笔者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测算，到2016年已降至0.588吨标准煤。在“十二五”规划实施期间，我国碳强度累计下降了20%，超额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的确定17%的目标任务。14前文图 1也显示，在二氧化硫排放方面，2006年达到峰值后有着持续、加速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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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ztjc/ztsj/201502/P020150212308266514561.pdf 图 4 1952年-2014年中国万元GDP能源消耗以及万元GDP煤炭消耗 |
如果说绿色社会建设确实产生了一些显著的环境改善效果，那么我们仍然应该对此持有以下两个基本态度：一是要充分认识到绿色社会建设方向的正确性，风雨无阻、坚定不移地推动社会的绿色转变，继续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二是要保持科学冷静，要有不断的反思精神，充分认识到目前环境改善效果的突击性、阶段性、局部性，充分认识到绿色社会建设的局部性、过程性、阶段性和复杂性。如果没有全面深入持续的绿色社会建设，目前环境改善的效果就是不可持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是难以企及或者难以有效保持的。
为什么这么说？建设绿色社会无疑是形势所逼、规律所在、民生所需，但这是一个艰难的长期过程。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相对于环境系统自身的演变而言，人类的干预和影响仍然是有限的。一些环境问题很复杂，既有人为原因，也有自然原因，还有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努力治理空气污染，但是仍然难以深刻影响气候变化和地球环境系统长周期的复杂的演变规律，而这些往往是加剧空气污染或者抑制空气污染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我们目前对地球乃至宇宙系统运行演变规律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我们很难陶醉于自己对自然的“胜利”，需要更自觉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第二，相对于可视性强、具有流动性的和有明确污染致因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而言，一些可视性不强、易固化而又致因复杂的污染往往容易被忽视，由于其不断的累积性、极端的复杂性和滞后的社会影响等，这类污染也更难治理，比如说土壤污染、基因污染、生物多样性损失等等。事实上，这类污染可能对人的健康和社会持续具有更深层次、更为全面的威胁，而我们目前在这些方面的应对还很薄弱。第三，在社会转变方面，目前的工作重点是转变行政体系、行政行为和调整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等，这是非常艰难的工作，尤其是持续转变是需要考虑其所面临的客观挑战的。但是，相对于此，调整生活方式、引导大众行为、凝聚全社会的共识，才是更为艰难、更不易迅速取得成效的事情，我们目前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有不足，有效措施还很有限。第四，相对于制度建设而言，制度的执行是更为复杂、更为艰难的，尤其是制度内化为社会成员自觉的行为习惯，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其中甚至还会有扭曲、冲突与反复，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也是可以充分汲取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智慧的重要方面。我们需要更多关注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绿化，以日常生活实践为中心，以绿化生活为目标，更加细致地再造日常生活基础设施、重构日常生活机会与空间、设置方便有效的日常生活引导，以推动深层次的、本质性的绿色社会建设。否则，社会表面的变革将会因为深层的原因而延滞、失灵甚至颠覆。第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发展与环境的矛盾仍然具有长期性，我们仍然需要平衡发展与环保，在推动环境保护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比较大，社会价值多样化，所以绿色社会建设过程中也将面临比较突出的环境公平问题。正视并妥善处理好环境公平问题，将会增加绿色社会建设的内生动力；而忽视和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将会损害绿色共识并加大绿色社会建设的内在阻力。
因此，当前中国的绿色社会建设只能说是曙光初现，其全面实现还任重道远。真正的绿色社会，不仅需要形成广泛的具有支配性的绿色共识、科学全面系统细密的制度安排，而且要有严谨有效常规化的制度执行实践，开发适宜的技术手段和传播知识信息，有广泛的活跃的绿色社会组织和绿色社会活动，有公众日常生活实践的系统性重构与再造。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区域性的绿色社会建设也必将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需要与外部社会开展有效互动与协调。在当前的发展态势下，最终的绿色社会必然是全球性的，需要全球社会协调一致的深刻变革，需要全世界人民切实敬畏自然，珍爱我们身处其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释
1.王小强、白南风.1986.《富饶的贫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邢宇皓.生态兴则文明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述评[J/OL].2017-06-19.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zoology/2017-06/19/c_1121167567.htm.
3.董峻、王立彬、高敬、安蓓.开创生态文明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纪实[N].经济日报, 2017-8-3(1).
4.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7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EB/OL].http://www.zhb.gov.cn/hjzl/zghjzkgb/lnzghjzkgb, 2018-05-22.
5.洪大用.2014.公众环境意识的成长与局限[J].绿叶(4):4-14.
6.张萍、杨祖婵.2015.近十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简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5(2):53-61.
7.搜狐新闻.中国崛起需跨“环保门”，环保群体事件代价沉重[J/OL].2009-08-28. http://news.sohu.com/20090828/n266295203.shtml.
8.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11.
9.洪大用.2016.复合型环境治理的中国道路[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3):67-73.
10.新浪网.十三五环保产业年增速或超20%，总投资达17万亿[J/OL].2015-11-02.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1102/222723655477.shtml.
11.谢雄标、吴越、冯忠垒、郝祖涛.2015.中国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调查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5(6)：5-11.
12.新华网.中央环保督察威力大：2016年到2017年两年内完成了对全国31省份的全覆盖[J/OL].2017-11-07. http://www.xinhuanet.com/2017-11/07/c_1121916536.htm.
13.新华网.中央环保督察威力大：2016年到2017年两年内完成了对全国31省份的全覆盖[J/OL].2017-11-07. http://www.xinhuanet.com/2017-11/07/c_1121916536.htm；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7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EB/OL].2018-05-22. http://www.zhb.gov.cn/hjzl/zghjzkgb/lnzghjzkgb/.
14.中国政府网.新闻办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6年度报告有关情况[EB/OL].2016-11-01. http://www.gov.cn/xinwen/2016-11/01/content_51270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