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重新拉开序幕。对当时的西藏来说，实现粮食自给是一项重要且迫在眉睫的治理任务。此前，在世界人口大爆炸的同时，在少有战乱和瘟疫的情况下，西藏人口已经持续下降数百年，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无疑是这一困境的重要成因(戈伦夫，1990；胡颂杰，1995)。

20世纪60年代，西藏农业发展主要依赖传统生产方式内部挖潜，通过增加播种面积，改进传统农具，加强田间管理等手段，1959-1966年间西藏粮食产量从1.8亿公斤增至3.15亿公斤(《当代中国的西藏》编委会，1991：5)。¹然而，传统生产方式潜力终究有限，很快就挖掘殆尽。并且，随着生育率上升、医疗条件和水平的提高，同期西藏人口从118万增至132.15万(西藏党史研究室，2005：9)，加之国防和现代化建设需要，此时西藏仍需大量调运粮食才能保证口粮供应。

在此形势下，根本性技术革新就成了西藏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1971年，国家正式启动冬小麦推广计划，期望以现代高产小麦品种大规模替代传统青稞品种，从而实现粮食产量的高速增长。事实也如国家所愿，1971-1978年间冬小麦在西藏从少有种植发展到占耕地面积近3成，西藏粮食产量也从29.49万吨增加到50.50万吨(强小林，2009)。1975年，华国锋在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大会上宣布，由于冬小麦在高寒地区的大面积高产奇迹，西藏首次实现粮食自给。²

为数众多的西藏当代史书籍和新闻宣传都对这段历史有着浓墨重彩的记述，它被视为西藏现代化的开端，是改革开放前西藏治理的最大成就(《当代中国的西藏》编委会，1991；胡颂杰，1995；徐平、郑堆，2000；多杰才旦、江村罗布，2002；拉巴平措，2005)。这些记述都采用了“英明决策和翻身农奴万众一心共铸伟大成就”的教科书式叙事框架，然而，翻开原始档案，我们却会发现，最初藏族农民曾普遍抵制国家决策，并因此导致冬小麦的推广举步维艰。令人困惑的是，短短两三年后，藏族农民的态度居然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从广泛抵制变成了坚决拥护并热情高涨地参与其中。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藏民主动克服无数环境和生产力限制的努力，原本难以在西藏生产的小麦才能在短时间内变成西藏第二大粮食作物。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一套对本地农业传统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变迁为什么能在当时物质条件落后、思想观念保守的西藏快速实现？在农民抵制新技术时，国家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消解抵制？国家又是如何塑造农民对新技术的认同的？本文希望通过运用一手的档案和口述史资料来回答以上问题，并借此透视改革开放前西藏治理的内在机制。

二、研究进路

现有西藏研究文献对以上问题少有理论解释。好在西藏冬小麦推广并非孤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都发生了以大规模品种更替为核心的农业技术变迁，带来了粮食产量的高速增长(农业部计划司，1989)。对此，经济学家已经投入不少关注，他们用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强制性变迁”解释这一现象：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实现了对农业生产的介入和控制，因此运用行政命令即可实现技术变迁(林毅夫，2008；Wiens，1982)。本文同意这一解释的基本预设，但由于研究目标的原因(其主要目标是分析改革后中国农业的诱致性变迁，此前的强制性变迁是参照对象)，现有解释框架过于简单，往往将农业技术变迁视作国家单方面推动的结果。事实上，诺斯(2008, 2013)一直强调，制度变迁是众多参与者不断博弈的过程。换言之，在农业现代化中，国家并不能单方面决定制度变迁的结果。

对此问题，众多对绿色革命的研究已有深入探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开启了以种植品种更替为核心内容的绿色革命。虽然这些国家的农业组织形式各有不同，但无论是坦桑尼亚等国的集体农庄，还是印度等国的“地主—佃户”模式，它们在以下方面都与中国类似：采用何种技术的权力主要不在农民手中，政府可以发布命令强制推广新品种，土地所有者则乐于执行政府命令。然而，除少量技术性因素外，³多数国家的绿色革命却由于农民的抵制⁴而远不如中国成功，甚至濒临失败(斯科特，2011；Cernea，1985；Shiva，1991)。

为什么不能决定“种什么”的农民对新技术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能成功？对此，斯科特(2007)在研究马来西亚绿色革命时提出了“弱者的武器”的概念。他指出，第三世界农民很少在税收、作物分配、发展政策等问题上冒险直接对抗权威，但他们依然能够通过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诽谤、暗中破坏等手段进行日常反抗。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使政策无法推行。类似景象在同类研究中也反复呈现(斯科特, 2001, 2011；Frankel，1971；Fitzpatrick，1995)。

综上所述，第三世界农业技术变迁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家颁布强制命令，还取决于国家运用何种方式消解可能出现的农民抵制。现有研究之不足在于：一方面，关于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研究较少关注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往往将其视作国家单方面行为的结果；另一方面，虽然两者互动是绿色革命研究的重点，但它们更多探讨的是农民抵制国家的能动性，而较少讨论国家化解农民抵制的策略性(因为这类现象在其研究对象中很少见)。本文则希望在对西藏冬小麦推广的研究中，探讨面对农民抵制时“国家的策略性”。具体来说，20世纪70年代西藏冬小麦推广的实现，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国家拥有下达推广新技术“强制命令”的权力，包括对农业生产的充分介入，推行政策的组织能力等。人民公社体制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经济学家已经揭示的。第二，当农民抵制新技术时，国家怎样消解抵制？面对“保守”的农民，国家又如何改变他们的观念，激发他们对新技术的认同和主动热情？

回答以上问题，需要回到历史中寻找线索。回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中国的最大特征就是不断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一直相信，产生于政治运动的热情能应用于推动经济发展(裴宜理，2001：27)，相应地，“抓革命、促生产”也是贯穿“文革”始终的纲领性口号。具体到农业发展，张乐天(2005：232-233) 曾指出：“公社的种植技术引进带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强烈政治色彩，如果上级想推广某项技术，这一意图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会变成一项‘政治任务’。”

已有不少研究探讨政治运动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具体效用，大致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在土改中，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运动使中共成功介入农村社会，将延续数千年的“外来政权vs.本地农民”的二元划分变成“中共领导劳苦大众vs.少数阶级敌人”的对立结构，有效消解了农民对革命的懈怠、担忧和不配合，实现了动员(何高潮，1997；纪保宁，1998；李里峰，2008；李放春，2010；Shue，1980)。第二，政治运动能改造民众的思想观念，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这种热情不仅能用于战争和土改，也能在生产领域发挥作用。早在“大生产”运动时期，阶级标签、政治规训、政治动员等方式就被用来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裴宜理，2001；周海燕，2012)。1949年之后，政治运动在生产领域有了更广泛的实践，在工厂中，政治运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改造旧工人，塑造新工人队伍，劳动竞赛、革命伦理和社会主义美好愿景等极大激发了工人的劳动热情，创造了诸多生产奇迹(吴长青，2012；贾文娟，2012；林超超，2013；李怀印等，2015)。同样，这一时期中国之所以能完成系统的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治运动激发出的劳动热情(张乐天，2005；韩丁，2008；Blake，1979；Chan, et al., 1992)。

综上，结合档案梳理，本文认为，政治运动在西藏20世纪70年代冬小麦推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广泛开展的阶级斗争分化了基层农村社会，藏族农民间的相互监督使“弱者的武器”成为不可能，国家因此能有效实践，通过人民公社掌握的权力，确保推广计划实施；第二，政治运动又是对农民的思想改造和情感动员，它将冬小麦塑造成翻身农奴的解放象征，激发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和实践热情，最终实现了冬小麦的推广。

研究的档案资料来源有二：一是《西藏自治区农科院科技档案》，它涵盖了1950年至今与西藏农业相关的政府文件、技术报告和经验总结等资料，是目前唯一可用也较全面可信的西藏农业治理资料。⁵二是同期的《西藏日报》。前者主要注重农业，对历史的政治脉络展示不足。作为党委机关报也是当时全区唯一的报纸，《西藏日报》则能较好地弥补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共四版的《西藏日报》一般有一整版专门刊登农业报道，冬小麦推广的重大决议、各地先进经验经常刊登在头版头条。研究也使用了一些公开出版的西藏当代史书籍。口述史资料来源于2011-2016年间我在西藏和内地对这段历史亲历者(退休干部和藏族农民)的访谈。

三、冬小麦推广遇到阻碍 (一) 推广计划的出台

与青稞一样，小麦也是西藏的传统作物，但由于环境限制，过去西藏只有少量春小麦种植，1970年小麦播种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1.3%，克⁶产仅120斤，比青稞还低(西藏农科所，1978：1)。

1952年，中央政府派出西藏科学考察队，其中农业组于同年11月创建了拉萨农业试验场，播种数百份冬小麦品种，开始育种研究。次年秋收，平均亩产达544斤，比对照品种“拉萨春小麦”增产30%以上。⁷1954年，科考队在向中央政府提交的《西藏农业考察报告》中提出，“在海拔3000－4000米的西藏河谷农区可以推广种植晚熟冬小麦，并很可能实现高产”的历史性建议。⁸该建议得到了中央认可，被确立为西藏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1959年，西藏引进了一批可能适合高原环境的小麦品种试种，其中“丹麦一号”在试种中脱颖而出，由于穗大粒多、籽粒饱满，后改称“肥麦”。它就是后来冬小麦推广中的主角，至今仍是西藏种植最广的小麦品种。到20世纪70年代初，经过漫长的田间试验、品种改良和生产试验，“肥麦”大田种植技术基本成熟(西藏农科所，1978：5)。

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在西藏逐步展开。1964年底，拉萨市堆龙德庆县试办了西藏第一个人民公社，1966年全区共试办150多个人民公社。1970年初，西藏已有人民公社666个，做到了县县有公社。1970年，中央批示《关于西藏地区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请示报告》后，人民公社化运动进入高潮，当年底，全区办起了1200多个人民公社。到1975年底，全区1929个乡中的1921个办起了人民公社(多杰才旦、江村罗布，2002；西藏党史研究室，2005)。

在此基础上，西藏冬小麦推广正式启动。1971年12月，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农牧工作会议，决定开展农牧业学大寨运动，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冬小麦大面积推广实现粮食产量高速增长。⁹1972年10月，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开展“远学大寨，近赶列麦”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推进冬小麦推广工作。¹⁰曾任区政府主席的天宝回忆：

20世纪70年代，自治区把推广冬小麦作为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工作来抓……冬小麦成功推广是西藏粮食生产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拉巴平措，2005)

(二) 农民不认同冬小麦

科学育种培育出了适合西藏自然环境的小麦品种，人民公社化运动让国家拥有了决定“种什么”的权力。然而，看似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的冬小麦推广刚一开展就碰上了极大阻力，农民在观念上普遍不认同冬小麦。

有人说：“种冬小麦白出力，吃不上糌粑。”¹¹

有人还说：“冬麦好是好，费工可不少，今天看牲畜，明天看雀鸟。”

71年第一次试种冬麦，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保守思想的老人坚决反对种冬麦，如翁扎说：“我70多岁了，没见过冬天种麦子，肯定要烂掉种子，长不出来，劝你们不要胡思乱想，浪费劳力和种子。”有年轻社员说：“刚收了青稞，又种冬麦，可把人累死了。”¹²

不仅普通农民如此，许多公社干部也不认同国家的冬小麦推广政策。

1971年试种时有干部想不通，说什么“边收边种真够忙，冬天种麦自找苦”。¹³

有思想保守的农民威胁干部说：“收不到粮食，你们要负责。”有的干部也存在“怕”字，不敢大胆领导，认为“种青稞保险，种冬小麦危险”。¹⁴

总的来说，农民不认同冬小麦，有纯粹的认知原因，即受到时代局限，不相信冬小麦能在西藏高产，但也有客观的合理考虑：第一，种植新品种要承担很大风险。青稞虽然产量低，但毕竟比较稳定。当地从未种植过越冬作物，如果不成功，生存就可能出现问题。对小农来说，规避风险远比追求较高收益重要，因而他们会倾向于拒绝新技术(斯科特，2001)。第二，冬小麦的增产虽然会给农民带来实际收益，但耕作制度变化也可能在自留畜、自留地经营上给农民造成损失(后文详述)。

(三) 农民抵制冬小麦

观念上的不认同导致农民行动上的抵制。在公社体制下，虽然农民已经没有公开抵制国家政令的能力，但他们依然可以使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暗中破坏等“弱者的武器”。

“澎波不能种冬麦”的错误结论成为发展冬麦的主要思想障碍，在生产栽培过程中，表现为马虎了事，在坏地上种冬麦，甚至还有的强调忙不过来，就是勉强种植冬麦，牲畜也不加看管，随意啃吃和糟蹋。¹⁵

而在这些现象出现时，人民公社不仅不能消解抵制，保证国家政策推行，相反，许多公社干部还成了抵制冬小麦的主导者。也就是说，人民公社不仅成为国家实现其意志的组织形式，在特定情况下，也为农民提供了抵抗国家意志的组织力。

有个别干部，把种冬麦看成是发展生产的负担，叫社外的单干户和代理人多种，社内少种。¹⁶

洛尼公社、当左公社的个别干部，言行不一，有意捣鬼，把冬小麦种在坡地、沙地、旱地、阴沟地里，下种后又不追肥、不浇水、不围地、不看管，使大量冬小麦冻死、旱死，被牲畜践踏光……有的队有意把冬小麦拿到春天种或者冬天种春天耕，结果造成“种下一袋粮，收回一堆草”。¹⁷

如果盈亏完全由个人承担，即使再不情愿，只要播下种子，农民就一定会尽全力耕作，他们承担不起“种下一袋粮，收回一堆草”的后果。然而，人民公社的集体结算模式却让农民个体承担冬小麦试种失败的损失最小化，事实上助推了抵制行为。

上级政府也意识到了基层公社的抵制行为，试图通过会议、督促、批评教育等手段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这些常规行政手段的效果并不好，许多公社干部不为所动，继续我行我素，抵制冬小麦。

去年徐中现场会议后，他们大反右倾，大破保守思想，冬小麦大面积推开了。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全区还是有103克冬小麦失败了，有的是由于管理不善，没有青苗，有的则把种子拿去分光吃尽，根本未种。¹⁸

沙绕生产队副队长阿旺强巴思想不通，认为人家那里冬麦可以长出来，我们这里就不见得能长起来。因此，虽然在革委会再三催促下，勉强把4克冬麦播下去，管理上马马虎虎，结果收到30克麦子，平均克产7.5克(247.5斤)。¹⁹

在初步抵制成功后，农民运用流言等“弱者的武器”进一步制造出了“冬小麦确实种不好”的舆论氛围。

试种失败后, 有人说：“我们早就说过，冬天种小麦，不会长出来，只能浪费国家种子。”也有人说：“种冬麦，土地翻得深，肥料用的多，又长不出来，浪费劳力，耽误土地，费力不讨好，以后少干这种事。”²⁰

由于缺乏经验，第一年虽然在40亩地上试种冬小麦成功，可是第二年在200亩地上试种的冬小麦却全部死了。这一来又引起不少议论。有人说：“我们祖祖辈辈种地，从来没有冬天种麦，现在冬天种麦是没事找事干！”还有人说种冬麦是“9月麦，10月黄，12月见阎王”。²¹

以上事实表明，在冬小麦推广初期，国家政令由于农民抵制而举步维艰，公社体制下常规的行政手段也无力破解这些问题。那么，后来国家是如何消解这些抵制，让农民接受新技术的呢？

四、以阶级斗争消解“弱者的武器” (一) 阶级斗争的目标

为了消解农民的抵制，国家找到了阶级斗争这一惯用工具。当然，阶级斗争本身并不是因为冬小麦推广才出现的，它是当时中国政治的主导逻辑。在当时的西藏，阶级斗争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深深嵌入基层社会。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纲领下，它们自然而然地指向了当时西藏治理的核心难题——冬小麦推广。²²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需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大面积种植冬小麦是西藏农业耕作制度上的一场革命，从试种到大面积推广，道路并不平坦，自始至终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西藏冬小麦的发展过程，也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过程。²³

在冬小麦推广初期，“弱者的武器”之所以能得到农民的广泛使用并发挥实效，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安全，“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之所以要避免直接对抗权威，是因为“公开的反抗比日常的反抗更易招致迅速而残酷的镇压，后者虽然很普遍，却从不冒险挑战等级制度与权力的正式定义”(斯科特，2007：3、39)。²⁴也就是说，“弱者的武器”可以让农民在极少付出代价和承担风险的前提下，反抗国家政策。低成本和低风险使得农民的反抗活动源源不断，如此一来，国家政策就很难成功。因而，想要冬小麦推广获得成功，国家就必须消解农民“弱者的武器”式抵制。我们从实证材料来看阶级斗争具体是怎样发挥这一作用的。

(二) 谁在抵制冬小麦？

要瓦解农民对冬小麦的抵制，首先得弄清楚：哪些人在抵制冬小麦？他们为什么抵制冬小麦？先来看看国家的叙述：

先锋公社在试种中，阶级敌人说：“让他们种吧，看他们吃什么。”有保守思想的人说：“秋天种麦冬天肯定要死。”²⁵

在档案中，国家将抵制冬小麦的人分为两类：阶级敌人、“思想保守的人”。类似记述比比皆是。然而，除了阶级身份不同，两类人的抵制行为并无本质不同。民主改革在西藏划分了三大阶级：领主、代理人和翻身农奴，前两类人统称为“领代分子”，即阶级敌人。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领代分子在宣传中自然是冬小麦推广不利的主要黑手。²⁶但是，即使官方记载的破坏行为都是真的，领代分子的力量也远不足以在大范围内对冬小麦推广产生有效阻碍。²⁷事实上，“思想保守的人”才是导致冬小麦推广不利的关键力量，其抵制行为在档案中的出现频次远多于领代分子。²⁸

领代分子好对付，难的是翻身农奴。不过，农民内部也有区别。比较穷的农民虽然对冬小麦也有抵制情绪，但不是很强烈。思想更顽固的反倒是那些种田能手、家里自留畜多和自留地经营好的农民，甚至还有一些社队干部，能成为干部的大多也是种田能手。(WFH，2012.5，退休干部)

从访谈材料看，“思想保守的人”主要是家境较好的农业能手。那么，为什么他们更反对冬小麦推广呢？

首先，有前文已提及的小农规避风险的原因。但是，他们之所以比其他农民更积极地抵制冬小麦，主要还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具体来说，相比内地，西藏的人民公社允许农民拥有更多的自留地和自留畜。根据调查，当时每户农民一般能有一到数亩自留地，最多一头母牛或几只羊以及鸡等家禽。农业能手在经营自留地、自留畜上普遍具有优势。

当时我家有4亩自留地，虽然自留地用不上公家肥料，浇水也要往后排，但我会干，家里劳力又足，所以收成不错，还养着一头母牛，时不时能吃上酥油。这比多数人家强，他们一般只有一两只羊、几只鸡。(PQ²⁹，2012.8，日喀则市)

然而，冬小麦推广不仅是要换种子，它的高产还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耕地、施肥、除草、杀虫以及各种工程)，对农业能手来说，这会减少他们在自留地、自留畜上的劳动时间。此外，传统青稞品种是春作物，冬季农田休耕，可用来放牧牲畜。冬小麦生长周期则长达350天，自留畜在冬季就无处可放。因而，这些潜在损失引起了他们对冬小麦的强烈抵制(西藏农科所，1978)。³⁰

这些人抵制冬小麦的实际影响远超领代分子，因为：第一，他们本就主导着社队生产，能有效地阻塞国家政策执行；第二，他们能更有效地发动农民间非正式网络，动员更大范围的抵制。

相比之下，对自留地、自留畜经营不好的农民³¹来说，冬小麦推广带给他们的收益与农业能手差不多，造成的利益损失则要小的多。虽然他们在冬小麦推广初期也有比较普遍的抵制行为，但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前者带动的。³²

(三) 阶级斗争的实际开展

1971年，自治区开始大量下派工作组到基层公社开展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帮助领导基层生产。1973年4月，全区一下派出了由6000多名干部组成的100个工作组(《当代中国的西藏》编委会，1991：592)，覆盖了全部的县和绝大部分人民公社，以推广冬小麦为目标的阶级斗争在西藏农村全面展开。

由上文可知，要想实现冬小麦推广，关键是要遏制农业能手的抵制，消解他们对其他农民的影响力。不过，在阶级斗争的具体过程中，直接矛头首先还是指向了领代分子这个“假想敌”。这既是由当时意识形态决定的，也是治理的现实需要，因为阶级敌人的存在可以让国家对乡村社会保持持续介入(李里峰，2008)，进而展开一系列治理手段，推进政策目标。通过对材料的梳理，可以看出，当时国家大致运用了以下三种策略：

第一，高压震慑，直接遏制农民的抵制行为。“弱者的武器”让农民可以隐蔽地、非公开地对抗国家，阶级斗争却能使隐蔽和非公开成为不可能。对农民来说，原本种不好冬小麦，只是掌握不好技能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能开展培训以提高素质，但是农民依然可以装作学不懂。阶级斗争则将冬小麦推广的意义从生产领域上升到政治领域，它不再只是技术革新，更是伟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能不能种好冬小麦从技术问题陡然变成了阶级问题，种好冬小麦是翻身农奴的应然使命，不好好种冬小麦则意味着不革命。进而，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国家将那些不利于冬小麦的行为逐一定义为阶级敌人的阴谋和反革命行径。

冬小麦试种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加查县冬小麦试种获得丰收，阶级敌人煽动说：“藏族几千年来习惯种青稞，吃糌粑，种小麦是给汉人吃的。”工布江达县试种冬小麦时，一个领代分子放水淹苗。林芝县一个坏分子篡夺一个区的领导权后，破坏冬小麦试种工作，有意延误播种期，造成颗粒无收。林周农场73年正当冬小麦拔节时，一个领代分子把牲畜往地里赶，肆意践踏破坏。³³

这样一来，低风险的隐藏式反抗就变成了对革命事业的公开挑战，农民的风险急剧增加。并且，在阶级话语下，“弱者的武器”的道义正当性也就消失了，正当性转移到国家手中，而道义正当性本是支撑农民持续行动的重要动力。

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包括针对少数领代分子的逮捕和主要让农民参与的重划阶级、学习班、批斗会等形式。³⁴不过，在遏制抵制行为上，重要的并不是对领代分子的直接斗争，而是由此产生的间接威慑力让多数农民感受到压力甚至直接遭受一些利益损失。来看一个例子：GD是澎波农场的农业能手、翻身农奴，但他执行国家政策向来不积极，对冬小麦推广意见也很大。

刚种冬麦时，干部反复和我讲冬麦的好处，农场也派下任务了，但我对麦田就是不如青稞地上心，还老说冬麦不好……后来搞运动了，新来的工作组不和我讲冬麦的好处了，反复让我去旁听批斗会，参加学习班。批斗会主要是揭露各地反革命说冬麦坏话、破坏冬麦生产的行径，介绍如何斗争他们，让我们也揭发身边的破坏行径，批评我不愿种冬麦是站不清立场。听多了我就害怕了。其实，就是老让我参加学习班也受不了啊，参加学习班没工分，照顾不了自留地、自留畜。后来，我就不说冬麦坏话了。(GD，2016.5，林周县)

需要强调的是，对翻身农奴的斗争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威慑再高压也只能是威慑。因为，在革命话语中，贫下中农一直是最革命的力量，虽然事实上他们经常不能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意识，但是国家建设必须依赖他们(马维强，2011)。

WYS³⁵一直在日喀则推广冬小麦，他和我说：“有的群众思想保守，反对种冬麦，可以吓唬他们，但不能来真的。要想种好冬麦，还得靠群众，特别是那些最反对冬麦的农业能手，毕竟他们最能干、懂技术。”(LL，2016.6)

第二，利益分化。“弱者的武器”依赖于农民相互间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网络。在这样的网络中，一方面，分散的农民能作为整体对抗国家，他们的力量得到极大加强，国家施加的压力则会被大大分散；另一方面，所有抵抗行为都隐藏在网络中，国家既难以窥视这些抵抗行为，也很难为自己找到忠实的执行者。因此，国家必须破坏农民间的非正式网络，将更多的农民从自己的对立面变成同盟军。为此，国家充分利用了农民在自留地、自留畜利益上的差别。

工作组和我说：“抵制冬麦是阶级敌人的阴谋，你要认清楚。”我说不对啊，xx、xx都说不能种，他们也是阶级敌人吗？工作组说：“他们当然不是阶级敌人。可人家家里大人多，自留地搞得好，人家上得起阶级敌人的当。你家小孩多，顾不上自留地，继续种青稞继续挨饿，你上得起阶级敌人的当吗？”(LSDZ，2012.8，加查县)

也就是说，对农业能手来说，虽然种冬小麦有增产预期，但也会给他们在自留地、自留畜上带来损失，很可能得不偿失。与之不同，冬小麦的增产预期对那些口粮紧张的农民更为重要，负面影响却要少很多。

很多老百姓糊里糊涂、人云亦云，政府为他好，他还反对。和这些群众做工作就要让他们认清楚政府到底是怎么为他好的。我常和他们说：“别人说种冬麦影响自留畜，你也跟着说。你家有多少自留畜？冬麦多打了，粮食每个人都会多分。加查那边多收的麦秆堆得像山一样，不够你家那一只羊吃？”这些道理多讲几次，不少人能想通，还能帮我们督促别人。(WFH，2012.5，退休干部)

农民一旦意识到相互间的利益差别，“弱者的武器”所依赖的非正式网络就会出现裂痕。革命时期，阶级划分消除了阻塞国家与村庄联系的障碍，有效地把国家意志转变成农民的主动意愿(Shue，1980)。20世纪70年代虽然已经不存在实际的阶级差别了，但利用翻身农奴内部的利益区别，同样能将很大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国家的同盟者。原本是农业能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带动广大农民抵制冬小麦，这时就变成了许多较穷的农民不但自己积极种冬小麦，更反过来督促农业能手。³⁶

第三，大规模改组人民公社，将那些不配合冬小麦推广的公社干部以“混进领导班子的坏人”名义清理出去，让那些表现积极的农民接替他们的位置。一方面，干部更替进一步分化了农民群体，提升政治地位的期望让一些农民更积极地投入冬小麦推广中；另一方面，这对农业能手和还在位的干部又产生了进一步威慑，为了保住权力和不被“斗争”，他们不得不认真执行国家政令。公社领导权又被牢牢攥在国家手中。

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狠抓了整社，清除了混进领导班子的坏人，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人，吸收了一批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使生产出现了新局面。³⁷

五、思想改造

阶级斗争虽然有效，但还不足以解决冬小麦推广遇到的全部问题。具体来说：第一，现代品种的高产很大程度上基于高耐水肥性。“肥麦”需水量比本地品种高一倍以上，特别是需要大量冬春灌溉，这意味着大量的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在缺乏资金和设备的前提下，这只能依靠农民的巨量劳动。第二，各地自然环境千差万别，新品种在推广中会遇到数不清的地方性困难，这些困难是研制新品种的科学家较难直接解决的，需要农民在日常生产中的创造性实践(Cernea，1985；斯科特，2011)。阶级斗争并不能激发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主动热情。而在西藏冬小麦推广中，政治运动不但带来了阶级斗争，也广泛运用意识形态实践改造农民观念，让他们对冬小麦从不认同变成发自内心的热爱，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其中。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的策略和手段很重要，但农民不可能在“吃饱”问题上受欺骗。“无论意识形态多么吸引人，动员技术多么高超，如果缺乏生活经验的支撑，人们不可能积极参与到生产中”(马德森，1990：661)。西藏冬小麦的推广是有物质基础支撑的。具体来说，“肥麦”产量比传统青稞品种至少高一半，很多地区增产甚至超过一倍。虽然在公社体制下大部分增产要上缴，但农民还是能分到更多粮食，足够多数人弥补自留地的损失。

我不愿种小麦，不相信能长出来。农场要种，我也只能种，但心里不服气。可秋收一看，小麦一亩能有四五百斤，比青稞高一倍，这就不得不服气了。收的粮食多，分的也就多了。虽然我到现在也不喜欢吃小麦，但有的吃总比没的吃好。(GD，2012.8，林周县)

此外，相较于青稞，冬小麦不仅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秸秆产量也以类似比例增长，这反而更好地满足了自留畜的冬季饲草需求(强舸，2013)。

在冬小麦推广中，政治运动的思想改造可以分为唤起阶级情感和改造世界观两类，它们分层次重塑了农民观念，激发了他们对冬小麦的政治认同和生产热情。

(一) 唤醒阶级情感

阶级情感可以让农民以更大热情投入到国家建设中(裴宜理，2001)。在西藏，翻身农奴的阶级情感此前已经在平叛、民主改革和中印战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戈伦夫，1990；《解放西藏史》编委会，2006)。现在国家要做的是，为冬小麦赋予阶级情感。

需要强调的是，小麦被赋予阶级情感并不是凭空的意识形态策略的产物，而是建立在小麦的客观优势上。具体来说，小麦有两大优势，一是上文已经阐述的高产优势，二是食用优势。由于面筋度、黏合度等指标远低于小麦，青稞一般只有做糌粑一种食用方式。虽然青稞糌粑有便于携带、烹饪方便等优点，但吃法单调、口感一般的缺点也十分明显。相比之下，小麦则能做成多种多样的美食。历史上，面条、烙饼、图巴、老锅馍馍、巴籽馍姑等小麦食品都是藏族喜爱的传统食品(西藏农科所，1978：1)，但由于产量低、配料燃料缺乏，在旧西藏，一般只有贵族和上层僧侣才能经常享用鸡蛋面条³⁸、包子等小麦美食(河口慧海，2000)。

基于这些客观优势，小麦被赋予了双重的阶级情感。一方面，国家将小麦塑造成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象征。小麦的高产和随之而来的小麦美食³⁹是农民亲身感受到的。进而，通过一系列的交流、展览、报告会和新闻宣传，国家为祖祖辈辈习惯了低产的农民描绘了一幅小麦增产、吃得更饱、吃得更好的美好画卷。当时影响甚广的一篇报告文学是国家这种努力的典型代表：

有名叫索姆央金的老阿妈，过去听说秋收后播种冬小麦，思想不通，不愿参加。可是她在家呆不住，就到地里去看，看见冬小麦下种后，麦苗长得绿油油，心里很高兴。可入冬后看到队里用石碾把麦田压得像打麦场一样，思想又不通了。次年，她见到麦苗齐秆粗，长出了黄灿灿的麦穗，捻开一个麦穗数了数，有120多粒，又高兴得一夜没有入睡。从此，她成了全队有名的“冬小麦迷”。⁴⁰

另一方面，国家将小麦与翻身农奴所受的压迫联系起来，赋予其解放的象征。由于过去种植少、产量低，藏族的小麦饮食文化并不普及，“小麦不是藏族吃的”等文化因素也在冬小麦推广中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不过，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在旧西藏，贵族和上层僧侣的小麦食用量要显著高于农奴，鸡蛋面条等小麦美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上层阶级身份的象征。而在20世纪70年代，领代分子则是国家话语中抵制冬小麦的首要推手。国家敏锐地抓住了其中的契机，在政治运动中着力推广这一叙事：过去，领代分子自己爱吃小麦，在翻身农奴连清水糌粑都吃不饱的情况下，领代分子依靠剥削能吃到鸡蛋面条等美食；现在，翻身农奴有机会吃小麦美食了，领代分子却说“小麦不是藏族吃的”，不让翻身农奴种小麦、吃小麦。⁴¹基于此，国家不仅较好地化解了“小麦不是藏族吃的”这一文化障碍，又将种好小麦与反抗压迫联系了起来。

党支部和驻社工作组狠抓阶级斗争与忆苦思甜教育相结合……广大社员回忆起了在三大领主压迫下“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他们认识到，阶级敌人之所以疯狂破坏冬小麦推广，是妄图重新奴役翻身农奴。⁴²

这样一来，小麦在农民观念中从陌生的作物变成了解放的象征，与个人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种好冬小麦成了翻身农奴践行阶级使命的最佳途径。同时，唤醒阶级情感也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心中“跟着党走不会错”的观念。

阶级敌人反对我们种冬麦，我们就要树雄心，立壮志，在澎波这块土地上种出冬麦来。⁴³

曾一度反对种冬麦的翁扎说：“我过去完全错了，种好冬麦是支援国家、打击帝修反的重要措施。我们要为革命出力，把多打的每一粒粮食都作为打击帝修反的一颗子弹。”⁴⁴

(二) 改造世界观

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观。“安于天命，祈求来世”，“服从自然”而非“改造自然”是西藏延续千年的文化传统。在农业上，驱虫、求雨、除病等一系列耕作过程都依赖于宗教仪式。信奉超自然力量的文化现象存在于所有传统农耕民族中，这不能简单归结为愚昧，更重要的原因是传统农耕民族缺乏改造自然的能力，西藏的环境又远比世界其他地区恶劣，在传统技术条件下，积极应对灾害和改造自然的措施也很难发挥多大作用，那么“安于天命，祈求来世”至少还能起到安慰的作用。

冬小麦推广意味着西藏的耕作制度从传统走向现代。现代技术使人类在面对自然时不再只是无奈，但是，如果文化传统不改变，新的耕作制度的推行就会受到阻碍，因此，改造农民的世界观十分重要(西藏农科所，1978)。这一改造是在以“批林批孔”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实现的。众所周知，“批林批孔”运动的目标是周恩来，可西藏离北京太远，“批林批孔”表面上批判的“天才论”、“天命观”、“中庸之道”等内容反倒能与“高原不能种冬麦”、“亏损有理论”、“安于天命”等实际问题对应起来，冬小麦推广因此成了“批林批孔”运动在西藏的主阵地。

狠批林彪鼓吹的“生而知之”反动天才论和“上智下愚”唯心史观，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树立了重新安排西藏河山的雄心壮志……他们说：“历史上没有的事我们要有，我们要做大自然的主人，不做大自然的奴隶”……“敢”字当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大胆地改变了旧的耕作制度，使西藏冬小麦的种植面积由小到大，产量由低到高，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⁴⁵

从文中可以看出，改造“安于天命”的世界观，让农民明白冬小麦能否高产取决于自己被列为西藏“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目标。那么，农民的世界观具体是怎样被改造的呢？我们以“杀虫”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它是冬小麦推广中最强烈的文化冲突，最能反映世界观改造的脉络。⁴⁶

作为外来品种，冬小麦会遭遇比传统品种更多的虫害，不捕杀害虫就不可能实现增产。然而，在藏族传统观念中，虫是“神虫”，杀虫会造下极大罪孽。因此，国家一直将改造农民的“神虫观”列为冬小麦推广的核心工作。具体过程颇为有趣，可以分为三个步骤：⁴⁷

首先，让农民摆脱“犯下杀孽”的恐惧，敢杀虫。“神虫观”之所以根深蒂固，与寺庙数百年不断的强化分不开。在旧西藏，念经驱虫实际上也是寺庙征收的一类宗教税，是中下层喇嘛的重要收入来源(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2009)。而在20世纪70年代，一方面，寺庙势力在“文革”前期已被摧毁，强化“神虫观”的外在力量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此时的政治运动又不断批判寺庙过去利用“神虫”实施的剥削行为。⁴⁸这样一来，对翻身农奴来说，努力杀虫就有了反抗压迫、个人解放的寓意。

不过，勇敢者终究是少数，更多的农民还是胆小怕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造下杀孽怎么办？许多地区在冬小麦推广初期就因为农民不敢杀虫，导致了严重减产。⁴⁹最终这种思维以极富藏族特色的方式被转变。

干部动员我们杀虫，我们不敢杀。后来干部和我们说：“虫是农场杀的，算不到你头上。老天爷真要怪罪下来，有公社顶着。我们在毛主席的带领下，不怕老天爷。”我觉得有些道理，也不忍心看虫子糟蹋粮食，这些话听多了，大家慢慢就敢杀了，反正有公社顶着，后来越杀越大胆。⁵⁰(GD，2012.8，林周县)

第二，让农民亲身体会国家的强大力量。对于害虫，光敢杀并不够，还得有能力杀。藏族农民之所以会形成“不杀虫”的观念，根本原因还是在传统技术条件下想杀也杀不了，国家则让他们拥有了“杀”的能力。当时农药还是紧缺物资，但手电筒的出现就足以逆转人虫实力对比。

技术进步也是老百姓观念改变的重要因素。大家都知道虫子晚上好捉，可没有照明设备，怎么捉？别小看手电，改革开放前这是很珍贵的。为了杀虫，县里把所有单位、干部家里的手电都收了，从部队也借了不少，全送到农村。有了手电，虫子太好捉了。老百姓那时候把手电当宝贝，不用的时候都要擦干净供起来。(WFH，2012.5，退休干部)

夜晚，田野里到处是手电筒的灯光，人们整夜地在冬小麦地里捉虫。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战胜了地下虫害，夺得了冬小麦大丰收。⁵¹

传统的世界观基于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基础，现代技术的大范围应用使农民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逐步减弱，对现代技术和国家的信任与依赖则不断增加。相较于还需要亲力亲为的杀虫，人工降雨更具有神奇色彩。⁵²

过去都是请喇嘛念经求雨，但时灵时不灵。“文革”时候开始打炮，山那边炮一响，这边就下雨，真灵！现在大家都知道，要下雨，找政府。(BS，2012.8，拉孜县)

第三，新偶像的诞生。藏文化有悠久的偶像崇拜、为现实英雄封神的传统，⁵³“文革”时的政治运动又有强烈的个人崇拜特征，在这两股潮流的共同推动下，对新技术的信任在藏族观念中进一步转化成了对国家的崇拜，毛主席由此成了藏族心中的绝对偶像，毛主席像与佛像在藏族家庭中并排供奉的现象在今天仍然随处可见，不少民俗仪式的祈求对象甚至从各类神佛变成了毛主席。⁵⁴而在当时，大多数农民更是坚定地相信“毛主席比老天爷厉害”，⁵⁵满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投身于国家的各项工程中。

那时候干劲真足，天没亮就去地里捡石头、挑土挑粪、打坝子，老人小孩都不例外，大家相信自己一定能改变祖祖辈辈的环境，过上好日子。我们村这些好地几乎都是那时修好的，就是现在用挖土机、拖拉机弄，也未必有那么快。(NM，2012.8，江孜县)

这在短时间内极大改变了西藏的农业条件，例如：

列麦公社在两个月时间里，改良土壤400克，驮运山肥2700袋(列麦公社当时人口仅400多人)……去冬以来，达孜县有4500多人投入冬季积肥(不包括军区农场，达孜县当时农业人口不足万人)……白朗县杜穷区历来干旱缺水，贫下中农……在年楚河中游拦河引水、劈山修渠，变30000克旱地为水浇地。⁵⁶

总的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直有8-10万劳力常年坚持在农田基本建设第一线(这一数据不包括牧区，当时西藏农区男性壮劳力还不足30万)。到1977年6月，全区共修建梯田、园田、台田100多万亩(超过总耕地的1/3)，水塘5000多个，水渠2000余条，总长达5000公里(《当代中国的西藏》编委会，1991：6)。相应地，西藏小麦种植面积高速增加，1978年达98万亩，占耕地面积的30%，是1970年的24倍。1972-1984年间全区冬小麦平均亩产411.91斤，比同期青稞亩产高128.88斤，13年总增产7.46亿斤。⁵⁷

需要补充的是，这样的世界观改造也是有问题的。观念的颠覆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巧妙运用上。新世界观的基石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依然是对神秘力量的绝对崇拜，只是崇拜对象变了(王力雄，1999)。世界观改造的目标本应是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事实却是绕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唯心主义。这留下了诸多隐患，一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冬小麦的盲目扩种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是当英雄逝去之后，曾经坚定的信仰迅速烟消云散。

80年代，又没人敢杀虫了。大家都说：“现在农场没了，毛主席不在了，再杀就得自己扛了。”(GD，2012.8，林周县)

六、小结与讨论

1951年之后，西藏治理成为世界焦点，国内外各类研究文献层出不穷。然而，不论持何种态度，有关改革开放前西藏治理的文献大多只关注宏观的政策变迁，很少探讨具体事件的内在机制。这就使我们对西藏治理的理解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除意识形态影响外，这一现象的成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研究框架上，现有研究多将西藏治理视为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很少考虑国家与藏族的多重互动；二是由于本文注释5指出的原因，西藏治理的具体档案非常缺乏，某种程度上只能是宏大叙事。

因此，基于难得的一手资料，本文希望重新阐释20世纪70年代冬小麦推广的这段历史，借此透视改革开放前西藏治理的内在逻辑。本文以“国家的策略性”为切入点，研究发现，西藏冬小麦推广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强制命令，更依赖于国家在政治运动中的一系列灵活策略。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策略虽然主要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但是它们能发挥实效也是基于国家对相应物质基础的巧妙运用。

在理论上，现有当代西藏治理研究的分析框架大多只有国家一个行动者。这样一来，治理研究就被简化成了单方面的国家政策分析，因而往往也就难以充分阐释西藏治理的复杂性。本文贡献在于，将藏族农民作为主动行动者纳入治理分析，构架起了强调国家与藏族民众互动的统一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不仅可以用于本文，也能用以分析其他对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中国的西藏治理。

运用这一框架，还需要注意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如何理解藏族民众的行动？国家行为背后的发展主义立场很明确，无需多言，但是，藏族民众做出特定行为选择的目的、原因和驱动机制又是什么？大体来说，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在理解藏文化、藏族思维和行为方式时，现在学术界、文艺界以及大众舆论(特别是后两者，它们的影响更大，早已塑造出了某种社会观念，并反过来影响着学者的思维)常常过度强调特殊性，将藏族想象成只注重灵魂的民族，以为决定藏族民众行为选择的就是纯粹的精神因素。这样一来，藏族“不注重物质的灵魂”与国家的发展主义就肯定是对立的，不论具体治理过程如何，国家和藏族的冲突必然是现代化的唯一结局。

我的实证研究一直反对过度特殊化藏族和藏文化，本文也是如此。西藏并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特殊性(强舸, 2013, 2015)。的确，“小麦不是藏族吃的”、“不杀虫”等文化观念都极具特色。但是，通过本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特殊性都可以进一步化约为自然环境、农业模式、利益分歧等普遍性因素，藏族农民看似基于文化的行为选择实际上主要还是取决于现实利益。同样，国家在西藏的治理技术和应对策略也是普遍性的(当然充分结合了西藏实际)，并且大体是成功的。因此，在当代西藏治理的分析框架中，重要的不是发现藏文化的特殊性，而是用普遍性原则理解不同情境下的民族文化和行为选择。

第二，怎样理解国家在当代西藏治理中的角色？目前大多数研究(特别是国外研究)都将国家当作西藏社会的外来者予以考察。本文呈现了完全不同的事实，国家并非陌生的外来者，它相当熟悉西藏社会和文化，了解藏族农民的观念及利益，因而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化解农民的抵制。一个新问题是：为什么国家能较好地了解藏族农民和西藏社会？对此，本文只能进行初步讨论：坚实的基层组织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优势，它进入西藏伊始就迅速扎根基层社会，一方面，它培养起了一大批属于自己的藏族新精英，这些人熟悉藏族文化、藏族思维方式和本地社会的细微利益；另一方面，多数汉族干部长期与农民共同生活，其中许多人也较好地掌握了藏语。换言之，国家能实现较为成功的跨文化治理的前提是它本身已经本地化。这与其他国家绿色革命中往往是由本国首都甚至远在纽约、伦敦的精英制定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后，虽然本文主要讨论政治运动对冬小麦推广的推动作用，但必须指出，政治运动始终是把双刃剑，它对生产也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它可以强化国家权力，激发人们的热情，并以此实现一定程度的改造自然，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客观规律。西藏冬小麦推广成功的前提是严密的科学理论和科技工作者20年的试验，政治运动的逻辑终点却是“阶级斗争万能论”和“人定胜天”。冬小麦推广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走上了“盲信政治、无视现实”的歧途，再度引发粮食危机。强舸(2015)从人类学角度对此已有详细阐述。从治理角度看，这段历史与“文革”结束、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中央考察团赴藏考察和中共民族政策的根本转折等宏大事件紧密相连，我将在另文中专门讨论。

注释：

1. 西藏统计年鉴在1978~1985年之后才有准确的各项统计数据，此前的数据只能从各类比较权威的著作中寻找。

2. 参见《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在前进》，载《人民日报》1975年9月9日。

3. 相关国家推广的新品种大致符合当地环境。虽然新品种在新地区肯定存在某些不适应，但农业生产本就是适应环境的过程，不存在完美契合。具体来说：第一，生物自身有环境适应性；第二，品种可以人为改良；第三，生产条件也可以改变(例如，灌溉工程能使高需水作物在干燥地区种植，梯田能使平原作物在山区种植)，但后两者需要农民的配合和努力。

4. 可能的原因包括：第一，小农观念中固有的“保守”会使他们倾向于不认同新技术；第二，新技术虽然能带来增产，但在其他方面也可能损害小农利益。因而，在纯粹认知原因外，“保守”在更大程度上是小农对新技术与自身境遇的合理考虑。

5. 自治区档案馆在2008年前收走了各级政府全部档案，但目前又只对外提供1959年前的史料。所幸，农科院由于是事业单位，未在收缴之列。“文革”时期，农科院受冲击较小，承担了很多行政功能，全区农业材料都要给它送，并能得到系统保存。自治区分管农业的副主席坚参在接受访谈时(2013.8) 指出：“农科院的档案是最全面、最好的，政府有的都有，政府没有的也有。”

6. “克”首先是西藏传统度量单位，约等于28斤。做面积单位时，指能播撒28斤种子的耕地，一般略大于“亩”。

7. 这是科学家的小块试验田数据，前面120斤是农民的大田数据。参见刘东海, 1985, 《对我区冬小麦生态区划及其育种目标的研究》(内部文稿)，载西藏自治区农科所编，《农牧科研成果论文选(1960-1984)》。

8. 参见庄巧生, 1959, 《西藏高原农作物栽培的调查研究》，载中国农科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编，《科研报告(1959年)》，第511-526页。该文系根据1954年提交给中央的报告编写而成。

9. 参见《加强党的领导，狠抓路线教育，认真落实政策，夺取社会主义改造和农牧业生产更大胜利》，载《西藏日报》1972年1月14日。

10. 参见《我区“远学大寨，近赶列麦”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载《西藏日报》1973年3月12日。

11. 《加查县两年试种冬小麦的初步总结》，1973年2月，见《西藏自治区农科院科技档案》B0099，西藏自治区农科院资料室藏(后文略去档案名和馆藏)。

12. 昌都地区革委会农牧局：《吉达公社试种冬小麦由失败到成功》，1974年5月14日，C0011。

13. 昌都地区革委会：《芒康县五年来种植冬小麦的情况报告》，1975年6月，C0025。

14. 自治区科委：《西藏冬小麦是怎样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1974年12月，B0035。

15. 参见《澎波农场冬小麦获得大面积高产》，载《西藏日报》1973年11月6日。

16. 《加查县两年试种冬小麦的初步总结》，1973年2月，B0099。

17. 昌都地区革委会：《芒康县五年来种植冬小麦的情况报告》，1975年6月，C0025。

18. 同上。

19. 昌都地区革委会农牧局：《吉达公社试种冬小麦由失败到成功》，1974年5月14日，C0011。

20. 同上。

21. 参见解放军文艺社、成都军区政治部：《翻身农奴创奇迹——记西藏军区生产建设部队澎波农场在高寒地区种植冬小麦的事迹》，载《西藏日报》1973年9月23日。

22.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最初藏族农民普遍不认同冬小麦，但这并不表示冬小麦在科学上不适合西藏，也不意味着藏族无法在观念上自觉接受新技术。事实上，基于产量和食用优势，现在多数藏族农民更偏好小麦而非青稞(强舸，2015)。也就是说，小麦是能被藏族农民自觉接受的，但由于国防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当时国家不能等农民自己想通接受冬小麦，国家需要以最快速度推广冬小麦。

23. 自治区科委：《西藏冬小麦是怎样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1974年12月，B0035。

24. 斯科特反复强调“规避风险”是农民选择“弱者的武器”的根本原因。参见王晓毅，2008。

25. 《加查县两年试种冬小麦的初步总结》，1973年2月，B0099。

26. 自治区科委：《西藏冬小麦是怎样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1974年12月，B0035。

27. 1959年叛乱后，大多数领代分子都随达赖出逃国外(数万人)，留在国内的领代分子也被监管了起来乃至关进监狱。因而，即使依然“贼心不死”，领代分子也绝对没有在自治区层面上阻碍国家政策的力量。

28. 在档案中，虽然开头都会讲阶级敌人疯狂破坏冬小麦推广，戴好“帽子”，但具体叙事中更多是在讲“思想保守的人”的抵制行为。

29. 因为会干农活，还会赶车，PQ自民主改革起就是生产队小队长。

30. 《对我区发展冬小麦生产的初步认识》，1974年7月18日，B0103。

31. 这些农民经营不好自留地、自留畜一是因为家中成年劳力不足，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访谈中，多位科技专家和农业干部都谈到这个问题：旧西藏长期实行庄园制，庄园的农业劳作都是由少数农奴主或代理人统一安排，因而，多数农奴实际上不掌握全面的农业技能。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

32. 昌都地区革委会：《芒康县五年来种植冬小麦的情况报告》，1975年6月，C0025；《对我区发展冬小麦生产的初步认识》，1974年7月18日，B0103。

33. 自治区科委：《西藏冬小麦是怎样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1974年12月，B0035。

34. 参见《我区农牧业学大寨运动奔腾向前势不可挡》，载《西藏日报》1976年11月20日。

35. WYS是这一时期西藏著名的农业专家和推广干部，众多新闻报道和徐平、郑堆(2000)的著作都有提及。在田野调查中，江孜等地的农民至今感念他的功德。

36. 自治区科委：《西藏冬小麦是怎样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1974年12月，B0035

37. 波密县委：《大力发展冬小麦，夺取粮食连年丰收》，1974年4月，C0025。

38. 藏族的鸡蛋面条是指在和面过程中加入鸡蛋(蛋清)和其他配料增加粘性做出来的面条。

39. 由于西藏环境限制(生长季高温不足)，西藏小麦的品质也存在面筋度低、粘合度不足等显著缺陷，烹饪时需要加上鸡蛋、油、糖等配料才能够改善品质，并通过大火高温才能做出面条、烙饼、油炸食品等美食(当然比青稞还是要强，青稞加上配料也做不出上述食品，这是大麦的生物属性决定的)。这在治理中造成的问题是：冬小麦推广早期(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由于小麦占口粮比例还不高，农民有足够的配料和燃料用以烹饪面条、烙饼等小麦美食，所以小麦体现出的是食用优势，受到了农民欢迎。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大规模推广使小麦占口粮比例大幅提高，农民已经没有足够的配料和燃料烹饪小麦了，大多数小麦只能用来做糌粑，而小麦糌粑的口感不如青稞糌粑，甚至都做不熟，相比青稞就变成了劣势，农民又开始反对小麦。对此的人类学叙述，参见强舸，2015。

40. 参见解放军文艺社、成都军区政治部：《翻身农奴创奇迹——记西藏军区生产建设部队澎波农场在高寒地区种植冬小麦的事迹》，载《西藏日报》1973年9月23日。

41. 自治区科委：《西藏冬小麦是怎样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1974年12月，B0035；《加查县两年试种冬小麦的初步总结》，1973年2月，B0099；昌都地区革委会农牧局：《吉达公社试种冬小麦由失败到成功》，1974年5月14日，C0011。

42. 澎波农场革委会：《关于冬小麦种植的几点体会》，1973年2月，B0099。

43. 参见解放军文艺社、成都军区政治部：《翻身农奴创奇迹——记西藏军区生产建设部队澎波农场在高寒地区种植冬小麦的事迹》，载《西藏日报》1973年9月23日。

44. 昌都地区革委会农牧局：《吉达公社试种冬小麦由失败到成功》，1974年5月14日，C0011。

45. 自治区科委：《西藏冬小麦是怎样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1974年12月，B0035。

46. 冬小麦丰收需要三个前提：水利工程、农田基本建设和防治病虫害，前两者主要是累的问题，而“杀虫”既包括了前两者的累，又与藏族“不杀生”的观念有根本性冲突。

47. 这种区分是在逻辑上的，在时间上三者常常相互交叠。

48. 客观地说，其中确实存在剥削，但过去寺庙的介入也确实发挥了安慰剂的作用。

49. 参见《大步前进，大有可为：加查县大面积种植冬小麦的调查》，载《西藏日报》1975年8月19日。

50. 多地访谈中都有类似表述。传统藏族思维方式善于寻找安慰，这在现代社会看来可能有些掩耳盗铃，但这是藏族在低技术条件下面临严酷自然环境的较好选择。

51. 参见《大步前进，大有可为：加查县大面积种植冬小麦的调查》，载《西藏日报》1975年8月19日。

52. 西藏高海拔、多山的地理特征也为人工降雨提供了便利条件。

53. 马丽华四卷本的《走过西藏》通过许多具体事例对这种传统多有呈现。

54. 例如，过去山南市有一项民俗：盖新房前请佛像，以祈求盖房期间不要下雨。现在，农民更爱请毛主席像。

55. 包括藏族农民、藏汉族干部在内的多名受访者都谈到了这一点。

56. 参见《我区“远学大寨，近赶列麦”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载《西藏日报》1973年3月12日。

57. 国家科技进步奖申报书：《西藏高原引种推广冬小麦获得成功并夺得高产》，1985年5月，A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