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缘起 (一) 引子

引文一

本年旧历正月二十日，该会发起开农民新年同乐大会，到会会员达五千余人，鼓乐喧天，极一时之热闹。该会宣传部白话剧团演《二斗租》之农村悲剧，当以贫农被田主之侮辱时，状最可哀，观众悲愤交集，会场位置鼓噪，而年迈农夫睹此，不觉老泪夺眶。(彭湃，2013d：52)

引文二

我们看见许多文学家、教育家，在报纸上杂志上说农民不应阶级斗争，他们是喜欢阶级调和。有些人说：“农民不必组织农民自卫军。”我们听见这种主张，很容易驳倒他。广东农民运动已经一年，已经成立农民协会的已有三十余县了，而各县的农会都流过血了的。(彭湃，2013j：109-110)

引文一出自彭湃在1923年撰写的《广东农会之组织及经过》一文。这篇文章具体介绍了广东农会的组织经过，并侧面呈现出20世纪20年代初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干部在发动农民、组织农会等过程中的动员方式及其具体效果。如果说引文一中的鼓动方式看上去尚属温和的话，那么在底层民众的情绪被鼓动起来之后，在基层农会中“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在现实中则与代表着地主势力的民团之间构成了相对对立的紧张关系，发生了与田租、田地、乡村权力等相关的一系列现实冲突。由此，就出现了引文二中所呈现的流血的斗争。

到了1927年，毛泽东面对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痞子运动”与“左派幼稚病”的批评，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的激进口号(毛泽东，1976)，而以情绪鼓动为主的仪式性动员以及以此为基础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暴力革命也成为共产党政权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一种重要传统。

尽管在后来的土地革命¹的实践中，共产党已经出台了以经济要素为基础的具体的阶级划分标准，²但革命实践往往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偏离与过火行为。韩丁(1980:316-317) 就曾指出，农民“往往只注意到个人的性格脾气、世仇夙愿以及诸如此类的琐屑问题，而忽视了划分阶级成分的真正标准”。

1. 一般来说，1927年8月到1937年被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共产党政权在乡村社会进行的查阶级、分田地等革命实践被称为“土地革命”。1946年《五四指示》之后，共产党政权在乡村进行的同样内容的革命实践，一般被称为“土地改革”。本文延续了这样的用法。但就本文而言，无论是“土地革命”还是“土地改革”，文章都更为关注共产党政权在其中的具体动员方式，即“闹革命”的组织动员技术。

2. 关于土地革命中量化阶级标准的产生与实践，笔者曾专门撰文进行讨论(可参见孟庆延，2016)，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土地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查阶级”这一政治传统，本身蕴含着“客观经济标准”与“主观情绪动员”这两个历史面相：一方面，是“查阶级”中的“客观”经济与物质面相，其内容主要是家户的经济状况与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是“查阶级”中蕴含的“情绪性与道德性”意涵——在充满着鼓动与宣传意味的群众大会上，客观的阶级标准只是群众最终判定阶级成分的众多因素之一。³“查阶级”这一政治传统，既包括依靠群众大会、仪式性动员、暴力斗争等强调鼓动与斗争的动员方式，也包括了按照生产因素与经济标准进行阶级分析这一“算阶级”的工作环节。这两个看似相悖的工作程序在历史场景中同时并存。本文无意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去讨论这样一种强调情绪动员与暴力斗争的“闹革命”的动员方式的“左”与“右”问题，而只是尝试集中对“闹革命”这一政治传统进行考察。

3. 为了纠正“左”的倾向，中央曾经专门发出过《中共中央工委关于纠正划分阶级上“左”倾错误的指示》(1947年12月)，其中明确指出，“将政治态度和思想列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是错误的(参见《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1988:320)。尽管发出了这样的纠偏指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的革命实践中就完全依据“客观”的经济标准进行划分，无论是韩丁还是柯鲁克，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都明确提到了“查阶级”中的道德与情绪性划分这一面相。

作为共产党革命实践重要组织动员方式之一的“闹革命”之所以重要，在于对这一组织方式的理解关系到我们对革命政党与当时的社会状态之间关系的理解。简单来说，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将自身的革命理念贯彻到革命实践中，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卢卡奇提出的“阶级意识”。卢卡奇(1992)认为，在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中，阶级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正是伴随着阶级意识的形成，原本处于相同生产结构中的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他们乃是同属于有着共同阶级利益与阶级处境的“阶级”。汤普森(2001)则具体呈现了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在其著作中汤普森揭示了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其阶级意识的一个重要传统，即早期的激进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通过散发各种公开出版物(即“小册子”)的方式向普通工人阶级进行政治宣传，从而促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

然而，汤普森著述中所揭示的这一传统却同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具体社会历史状况之间产生了巨大张力。换言之，在20世纪20年代初，一个最初主要由小知识分子构成、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究竟面对着怎样的社会状况？它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底层民众宣传自身的意识形态理念并实现底层社会的组织动员的？更进一步，这样一种组织动员方式具有哪些特征？它又是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体来说，侧重情绪动员与暴力斗争的“闹革命”这一传统是否只是所谓“个人恩怨”与“世仇宿怨”，抑或只是在阶级划分标准与具体阶级划分政策中产生的“偏差”？如果将“闹革命”这一面相放置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我们想要追问的问题是：作为一种组织技术与动员手段的“闹革命”，在具体革命实践中的历史担纲者究竟是谁？换言之，究竟是怎样的共产党干部，将这样一种强调情绪鼓动的动员方式带入了革命的实践中？具体负责农民运动与动员的基层干部，又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习得”了怎样的动员手段？进而，我们还想讨论的问题是，将“闹革命”这一传统引入革命实践的干部，究竟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又在具体的革命历程中形成了怎样的精神气质与思想倾向，使得他们能够真正在基层革命中以“闹革命”这种方式完成对农民的鼓动与动员？

以上这些，构成了本文的核心旨趣。

(二) “动员”之“源”：问题意识与学术史回顾

有关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中的农民动员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海内外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海外中国研究领域关切的核心问题。在既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又基于各自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传统，围绕着具体的经验问题，从多个角度对此展开了研究。

黄宗智(2003)较早在中国研究领域对乡村动员的问题展开了相应的讨论。他用“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来解释“查阶级”过程中对相应阶级划分标准的执行偏差。他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客观阶级结构与阶级理论中的结构存在着很大的张力，因此，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一个不断建构阶级结构的过程。与之有着相似逻辑脉络的是李里峰(2013)的研究，他将1946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中颁行的量化阶级标准概括为“有法之法”，而将具体执行阶级划分与民众动员中的各种过火与偏差称为“无法之法”。他认为，从“有法之法”到“无法之法”之间产生的各种偏离与中共当时宁“左”勿右的政策取向、乡村社会的普遍贫困状态以及国共内战的军事环境和农民的平均主义心态等有着密切关系，并将中共在“有法之法”与“无法之法”之间的调试作为其群众运动的基本特征而加以理解(李里峰，2013)。无论是黄宗智还是李里峰，都已经注意到了中共在执行阶级政策与阶级划分过程中所产生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所带来的一系列具体影响。但是，他们只是将这种张力作为一种“静态事实”去加以理解，进而去分析这一张力的成因与影响，却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所谓“有法之法”或“无法之法”都是由哪些具体的历史担纲者推行到实践中的？换言之，两者是否可以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理解为不同的政治传统与组织技术呢？

在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也有很多学者对“大革命”时期的广东与湖南这两个共产党农民运动的“重点地区”进行过相应的研究。梁尚贤(2004)通过详细的史料考辨，呈现了国民革命运动背景下广东农民运动的具体历史进程，而他的另一篇文章则具体分析了国民革命运动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壮大以及“过火”的历史过程与内在逻辑(梁尚贤，2006)。以梁尚贤为代表的研究以史料为基础，其基本问题意识在于揭示“左”与“过火”这一意识形态判定背后的具体历史进程。

在近现代史领域，王奇生也曾专门撰文对中共早期农民运动进行考察。他的关注点在于具体的动员与参与机制。在对革命时期湖南、广东两省农运的政治生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王奇生(2013)具体讨论了早期农民运动中的动员机制，指出了广东、湖南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地域社会特征对农民运动发展状况的影响，同时还具体讨论了共产党早期革命动员中的“斗争性动员”这一具体机制及其形成的诸多要素。郑建生(2007)则以武汉政权为中心，具体探讨了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的开展状况，并具体从民间团体、国民革命等角度呈现了早期农民运动的历史进程。

此外，围绕着革命政党是如何完成底层动员的这一基本问题意识，部分史学研究者开始深入到地方史中寻找革命的“地方过程”。王奇生和日本学者阿南友亮都曾经对广东农民运动做出过具体的考察。前者考察了“大革命”时期广东共产党的发展，指出宗族等地域性要素在早期共产党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王奇生，2002)；后者同样以地域社会的基本分化机制为视角，突出强调了共产党早期革命中包括宗族等在内的诸多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与限制性因素(阿南友亮，2013)。

中共早期农民运动中出现出的“斗争性动员”固然是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偏差与过火，但这除了同当时在政策层面有关“地主”“富农”等的定义由于尚未出台明确的“量化阶级成分”而具有极大的模糊性有关，⁴更和整个广东、湖南地区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镶嵌在一起。上述研究或以史料考辨为基础，或以地域社会为视角，或描述其历史进程，或展现其具体机制，但在问题意识上并没有将“查阶级”作为一个政治传统进行具体考察

4. 需要说明的是，在“大革命”时期，“阶级”特别是农村阶级成分的具体分析尚缺少以量化标准为基础的详细讨论，同时，当时所有的讨论也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未真正在土地革命中加以贯彻执行(参见孟庆延，2014)。

相较于上述研究传统，围绕着革命的动员问题，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也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其中，郭于华、孙立平等人开创的口述史研究传统将革命中的“动员”作为理解共产主义文明的运作逻辑与微观机制加以考察，包括郭于华、孙立平(2005)、方慧容(2001)和李放春(2010)在内的诸多学者，围绕着土改中的“诉苦”这一权力技术，分别从不同角度展开了讨论。但是，这一强调权力技术运作逻辑及其历史效果的研究传统并未对“闹革命”这一组织动员技术的历史发生学问题进行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应星(2015)从组织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共早期党组织的研究对本文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他以北伐前的江西党组织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对具有不同教育背景、地缘环境、组织资源以及不同精神气质的革命行动者的考察以及对历史进程的微观梳理，呈现了革命政党早期组织网络的生成过程及不同组织形态背后的“行动者”要素。

综上，本文将以彭湃为代表的、深入基层社会发动农民运动的早期农运干部为核心考察对象，通过对其教育背景、组织资源、思想倾向的考察，在梳理其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尝试勾勒这一类型的农运干部的精神气质，进而理解在这些农民运动的“深耕者”的实践中所生成的“闹革命”的组织动员技术。

二、 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运传统溯源考

强调仪式性动员、情绪鼓动与暴力斗争的“闹革命”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以广东、湖南为代表的农民运动中去，而“闹革命”及其所蕴含的一系列宣传鼓动手段，作为一种组织技术被系统地“传授”给具体负责发动群众的基层干部，则可以追溯到农民运动讲习所。

(一) “闹革命”：早期农民运动的具体形态

在“大革命”时期，广东和湖南两省的农民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大革命”时期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的邓中夏(1983)就曾专门撰文总结广东海丰与湖南衡山地区的农民运动状况及其具体经验，尤其强调组织农民协会和重视对农民的教育宣传在开展农民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广东还是湖南，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中都已经呈现出了典型的“仪式性”与“斗争性”的特征。李维汉(1986:97)在其回忆录中明确写道：

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这些做法容易失去社会同情。

梁尚贤(2006：66)在其文章中也曾经指出早期湖南农民运动中使用了大量“法律之外的武力手段”。

不经政府批准，不依法律手续，农会自行决定对“土豪劣绅”实行殴打、游乡、罚款、罚酒饭、逮捕、驱逐直到枪毙。

如引文所述，“随意罚款打人”、“就地处决”等都是激发普通农民愤怒与恐慌情绪的具有震慑性的斗争方式。同时，还需注意的是，毛泽东显然熟稔农运的这一具体方式并持肯定态度。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依靠大众的仪式性动员制造“恐怖现象”。

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1976：214)

“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同样具有鲜明的仪式性特征。如前面引文一所示，在1923年的海丰农会庆祝大会上，就通过公开排演戏剧的方式对群众进行宣传鼓动。不仅如此，1924年5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使用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动员，同时要通过宣传让农民将地主绅士官吏认识为“敌人”。

(18) 宣传的方法除文字上之外应组织宣传队出发各乡，并由农会通告各乡，遇有迎神赛会、打醮、演剧等事宜，通知农会，宣传队则宜依时前赴该处，左近贴出布告，定时演说。(19) 宣传之范围宜使农民认识田主绅士官吏为敌人，作战之方法，始初——农会有相当势力时——可向田主挑战，一面与非田主之绅士及官吏暂时表示亲善，为远交近攻之策，因为农民团体若无受外敌之压迫，易陷于松散，故农会之有敌人，诚为促进农民运动进步之好机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86a:6)

这一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不仅强调通过各种集会、戏剧等方式鼓动普通群众的情绪，同时也充满了暴力斗争。王奇生(2013)曾经指出，与湖南农民运动中游街等斗争方式不同，广东农民运动中呈现出的基本特征是械斗，而这一地域性传统又与地方社会中的宗族组织、地主民团组织密切相关。中共广东区委在1926年所做的《广东农民运动报告》中就明确提到了“械斗”这种地域性传统。

但是管理这种田地的财产权的绅士们，就很可怕了，一般土豪、劣绅，大概都靠管理这些田地养家，常常挑拨乡间很小的事情，变成极大的械斗。……但是他们还是怕农民起来反抗，所以就用武装保护的策略，创办民团。(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86b：24-25)

随着农民协会的兴起并逐步成为农民运动的组织机构，农民协会与地方民团之间围绕乡村政权以及各种资源展开了争夺，甚至在中共广东区委自己的报告中，都对当时双方激烈的冲突提出过批评。

例如民团同农会，农会常站在发难的方面，抱着挑战的态度，使许多人说“民团固不好，农会也不好”。“民团是一等土豪劣绅，农会是二等土豪劣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86b：62-63)

在地方民团有着较强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广东农民运动还尤其注重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组织，即农民自卫军，以此对抗传统的地主民团力量。⁵1925年3月成立的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在各区设立了常备农军小队，拥有武器，执行维持乡村革命秩序、指导乡农军训练及传达、勤务等任务(郭德宏，2007:219)。

5. 农民自卫军的建立有其具体的政治与历史背景。1924年7月15日，经孙中山批准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出的《国民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一次宣言》明确提出：“为防御土匪兵灾起见，特许其在一定计划之内，组织农民自卫军”(参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86c：146)。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广东农运还是湖南农运，主要依靠的乃是强调鼓动主观斗争情绪的仪式性动员以及一定程度的群众暴力行为。实际上，不仅毛泽东对于农民运动中这种恐怖与暴力行为在某些具体情境下给予肯定，彭湃(2013e：44)亦曾感叹早期的农民运动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斗争运动不够“激烈”：

这回对抗田主的办法，湃已有了把握。可是进行上能否依照我们的计划，这就不敢逆料。因为没有同志的关系！——唉！同志在哪里！恐怕这次的运动太过于平和为可惜，这也是归咎于同志不来！

由此可见，强调仪式性鼓动效果、道德性概念范畴以及暴力斗争的“闹革命”，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实践。

(二) 农讲所：早期农运干部的摇篮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从“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自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更是成为整个国民革命运动中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发起者。那么，究竟是哪些人从事发动农民等具体的革命实践工作呢？继而，这些从事基层动员的农运干部又是从何处“习得”了进行农民运动的具体技术与方法？这些技术与方法又从何而来呢？

沿着上述问题进行追溯，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重要的历史渊源也就逐渐浮现出来。1924年，国民党决定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⁶从1924年7月到1926年5月，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开办了六届。从这六届农讲所的生源上看，前四届的生源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内，第五届的生源则侧重于两湖地区，到了第六届农讲所，不仅农讲所的实际负责人变成了毛泽东，其生源也扩大至江西、湖北、山东、河南等省份。⁷同时，这些进入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学员，在从农讲所毕业之后，往往成为特派员，直接进入基层乡村，成为最主要的农运干部。梁尚贤(2004：126)就曾指出：

6. 1924年6月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共产党人的提议，决定“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一个月为讲习期间，讲习完毕后，选为农民运动特派队员”(参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87b:2)。

7. 主持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东曾经明确提出，“民众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案”(参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87c:21)。

1924年8月间农运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生已作为农民部特派员分往各县工作，各地农会正加速发展，更由于各地破坏农会的事件日渐增多，农民部的工作量比前大为增加。

蔡和森也曾经在《向导周报》上撰文评论说：

广东农民运动是国民党改组后实行其新政纲之一部分的产物，从去年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颁行农民协会章程及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派出特派员实地宣传之后，广东遂开始有了系统的农民运动。(和森，1925)

同时，随着农讲所生源从广东扩展至全国，这些农讲所毕业的学生回到各省之后也大都成为重要的农运骨干。以江西省为例，第六届农讲所中有大批来自江西的学员，这批学员1926年9月毕业之后，大多回到江西省内开展农民运动，比如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军事教官的兴国籍共产党员陈奇涵，就以国民革命军特派员的身份，率领兴国籍黄埔军校学生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胡灿、鄢日新、丘倜、萧以左、黄天存、陈其骆、曾燕堂等回江西开展革命活动(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等，1999:42)。

这些出自农讲所的干部后来大都成为农民运动的特派员。正如王奇生(2013)所言，这些特派员下乡发动农民运动时，一般都擅长造势，如成立区、乡农民协会时，召开隆重的开幕典礼，让地方党政机关与各团体派代表参加，参会人数有时多达一两千人；会上，自己代表中央或省党部授旗授印，发表演讲，会后组织群众游行，高呼口号等，借此达到在民众中扩大农民协会影响的效果。

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有着怎样的课程设置与培训，这些后来的农运干部在农讲所中都学到了什么？

(三) 武装、宣传与动员：农讲所的课程设置与基本理念

关于农讲所的基本特征，罗绮园(1983:21)曾做出如下总结：

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授科目之分配，第一注重本党主义之解释；第二注重国民革命基础知识之灌输；第三注重农民运动之理论及其实施方法；第四注重集会结社之实习及宣传之训练；而尤注重军事训练，盖学生熟习军事训练，一方可以当指导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为拥护革命式武装或防御敌方阶级之侵害；一方可以养成有纪律有组织之农民运动的战斗员。

农讲所既是一个农民运动的理论培训组织，同时也很重视理论的具体实践。每届农讲所都会安排学生进行实习。这些实习内容既包括向当地农民进行宣传，也包括协助某地方完成农协的组织与建立。实际上，在农讲所的培训中尤其侧重组织宣传方面能力的培训。

农讲所还非常注意培养学员的组织能力，经常依照农民协会章程组织假(架)设⁸县农民协会，名曰模范县，以学生地理上关系及语言不同，而分为若干区，若干乡，组织各级农民协会。(罗绮园，1983:43)

8. 原文如此——笔者注。

除了组织宣传能力之外，重视军事训练是农讲所的另一重要特征。从首届农讲所到第六届农讲所，尽管参加的学生人数、主要教员乃至课程都有变化，但军事训练一直都保持下来。第一届农讲所至少有10天是完全的军事训练时间。到了第六届农讲所的时候，甚至要求训练10个星期，累计出操128个小时。之所以要进行军事训练，乃是由于：

为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农民运动干员，同时为武装农民之准备，必使学生习惯军事生活及团体行动。(1983:43)

经由这样的培训，农讲所培养出来的农运人才更多地具备了组织动员与宣传鼓动的能力，可以通过各种宣传鼓动方式直接激发农民的愤怒情绪，以调动农民的革命性，从而成功发动农民对于“土豪劣绅”的反抗情绪。

作为基层农运干部摇篮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之所以特别重视宣传动员的实践与军事能力，这也同农讲所的具体学员构成情况有关。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学员入学资格做出过下述规定：

本部前办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皆取材于纯粹农民子弟，系为冲锋陷阵之战斗员。现此项人才，在年来每个斗争中，已足表现其奋斗苦战之特具精神，可以勉强敷用，且已筑起农民协会的基础。此后尤宜注意者，就是上马杀贼有人，下马作露布⁹者仍难其选，且势亦难兼顾。因此，本部为便利农民运动起见，乃决议续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决定考取中学毕业之学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87a：35-36)

9. “露布”意为公开宣布，播诸视听，使四方速知，这里指善于宣传(参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87a：36)。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到，前四届农讲所并没有在文化水平上对学员设置太高的进入门槛。面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农运学员，显然，过高过深的理论教学并不合适，因此，强调宣传动员与军事能力的实践教学成为农讲所重要的培训安排也就不难理解。

总体而言，“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构成了后来中央苏区革命进程中的重要思想资源与组织资源。在理论与方法上，农讲所的重点在于组织与动员方法的训练，尤其重视“仪式性”的宣传鼓动策略。¹⁰农讲所的一整套侧重于通过“游街”、“戴高帽”以及直接激发农民愤怒情绪以此带动革命积极性的农民运动的组织与发动方式，构成了我们理解“闹革命”这一动员传统的重要历史脉络。

10. 例如，农讲所专门对宣传鼓动的具体策略做出如下规定：在宣传的标度上，强调“切痛苦：口号勿太高；言辞要浅显”，同时还特别强调，“在农民经济生活很苦的地方，要进行直接的宣传与挑拨”，而其一般公式在于“省县政如何不好”、“地方族政如何不好”(参见罗绮园，1983)。

从1924年7月到1926年5月，不到两年的时间，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开办了六届。尽管这其中每届的负责人并不相同，从第一届的彭湃到最后两届的毛泽东，整个课程也在不断地调整，但从总体上看，并没有对农讲所基本的理念、培训课程等做出大的改变。因此，需要追问的是，整个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提议以及最初的课程设计等究竟是谁做出的？

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彭湃(以农民部名义)的提议，决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命彭湃为第一届农讲所主任(郭德宏，2007：196)。同时，根据陈登贵(1983：16)的考证，彭湃不仅是第一届农讲所的主任，也是整个农民运动讲习所方案的提出者：

1924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团委代理秘书刘尔嵩同志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关于农讲所问题写道：“本区同志之在民校任职者，曾在民校提出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所，该所已开学两星期，定一个月毕业。”这里提的“民校”是中国国民党的代称，“本区”是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团委。从这个报告便可知道，提出开办农讲所的是在国民党任职的广东区团委的同志。而当时广东区团委有五个执行委员：秘书阮啸仙，组织委员刘尔嵩，宣传委员郭瘦真，农工委员彭湃，学生委员蒋世明。从1924年4月至7月，这五个执行委员在国民党任职的，只有彭湃同志。其余四人均未在国民党中央及属下各部任职。由此，我们可以确证，倡议开办农讲所的是彭湃同志。

彭湃不仅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发起者和第一届农讲所的主持者，同时还是第五届农讲所的主任(郭德宏，2007:237)，¹¹而这届农讲所除了照章教授学科以及严格的军事训练之外，更注重于学员“自治”的活动(黎诚，1984)。

11. 在第五届农讲所开学后，彭湃由于经常到农村去领导农民斗争，故所务由罗绮园代理(参见黎诚，1984)。

实际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只是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诸多实践方式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就开始了其漫长的革命实践过程。

1921年六七月间，彭湃在海丰发起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社”，以研究、传播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参加者多是海丰中学的先进学生、小学教师和自外省回乡度假的学生(郭德宏，2007：46)。同时，他还于1922年和李春涛等共同创办《赤心周刊》，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进行社会革命(郭德宏，2007:66)。除了组织学社、创办刊物、撰写文章之外，彭湃于1922年参加了由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发起的白话剧社，通过戏剧等方式传播革命理念(郭德宏，2007:62)。除上述宣传动员手段之外，彭湃于1922年6月下旬开始深入农村，直接通过街头演讲、农村调查等各种方式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郭德宏，2007)。1926年1月，彭湃所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文在《中国农民》第1、3、4、5期上连续刊登(郭德宏，2007:259)。1926年10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将报告更名为《海丰农民运动》，作为“广东省农民协会丛书”之一种出版，周恩来为本书题写了书名，由陈延年亲自校订，定为学习农民运动经验的重要课本。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又翻印了该书作为教材。

通过上述粗略的梳理，可以发现，彭湃作为乡村革命的“深耕者”，其动员方式既包括了创办学社、创办刊物、排演话剧、街头演讲等情绪鼓动手段，同时也包括帮助农民建立农会等组织手段，更包括了建立农民自卫军等暴力斗争方式。可以说，以彭湃为代表的从事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干部构成了早期乡村革命的“深耕者”，也构成了本文讨论的核心对象——“农运派”。在下文中，我们将以彭湃为核心讨论对象，继续追问下述问题：彭湃作为早期革命中开展农民运动的先驱与骨干，究竟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他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又形成了怎样的精神气质与思想倾向，从而促使他将侧重情绪鼓动与动员的“闹革命”的传统带入到革命的实践中？

三、 从“少爷”到“革命者”：地主家庭出身的“深耕者”

彭湃作为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领袖，却并非出自乡村社会中的底层家庭。彭湃(2013m：123)在《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中有如下自述：

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卅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

彭湃的祖父彭藩是个工商业者兼地主，父亲彭魁哲则一直从商(郭德宏，2007:1)，老百姓对当时居住在海丰县龙津桥的彭氏一族简称为“桥东彭”(苏蕙，1996)。然而，彭湃作为出生在这样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中的富家少爷，却在接受了新式教育¹²之后，走上了与其阶级出身不符的人生道路。在海丰求学期间，彭湃曾和林晋亭、陈复、陈魁亚等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群进会”这一旨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政治学说的组织(郭德宏，2007:15)。不仅如此，无论是在海丰求学期间，还是在后来日本留学期间，彭湃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种以反帝爱国为主题的学生运动中。¹³20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总体性社会危机，彭湃所具有的这种反帝爱国情绪在当时是一种以救亡图存为基本背景的普遍思潮。李春涛(2007：103)曾经这样形容彭湃早期的爱国主义思想：

12. 据《彭湃年谱》记载，彭湃先后进入海丰第一小学、海丰中学读书(参见郭德宏，2007:4-6)。

13. 例如，彭湃在海丰期间曾经和群进会的同学一起，发动海丰青年学生举行纪念“五七国耻日”的反日爱国游行(参见郭德宏，2007:18)；在日本期间，还曾组织留日学生参加1918年5月中旬抗议日本警察迫害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参见郭德宏，2007:25)。

彭湃当1917年初到东京留学时，还是一位褊狭的爱国主义者。他眼见日本人褊狭的爱国狂，亦就以为生做中国人的唯一责任就是救国，当头的急务是排日……直到1918年末，完全是一位热烈的排日人物……然而不久，彭湃竟信仰了基督教，主张博爱……彭湃当时忽有所悟，暗想：“无错！爱国的极致，自然要排斥他国！我断不能向日本人说公理！因为彼我都是为了爱国。”

作为一名出身地主家庭的富家少爷，彭湃在爱国与救亡图存的理想之下，最终选择了一条经由民众运动(农民运动)而达致社会革命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彭湃直接投身到革命的实践中去，不惜从“革自己家的命”开始。

彭湃开始搞农民运动时，社会上的压力大，家里的人大部分也反对。一九二二年秋间，彭湃的大兄彭艮闹分家，彭湃说“我无家可分”，但结果还是分了。当时的分法是：将家产中划出六百石租为公租，其余的按九份分配，每份七十石租，七兄弟每人得一份，工人共得一份，四个女儿共得一份。由我主持抓阄，彭湃一份他不理睬，由我承受，坐筒底，即各人抓阄后最后一只阄就是我的。(彭承训，2007：33)

不仅如此，彭湃在1922年底的一次农民集会上发表演说时，还当众烧毁了分家时分给自己的田契。

一次在县城的龙舌埔前长形旷埔召开农民大会，赴会者约有万多人，并演戏数台。湃将家先翁手创所有的田契铺约一张张地焚烧殆尽，并在台上大声演讲：“我祖父遗下产业是剥削来的，耕者有其田，从此以后，彭家的租谷一升一合归还农民兄弟享受，农友们不要担还给我。”一时嚷声震天。(周凤，2007：27)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到，出身地主家庭的彭湃在革命的实践中以这种极端激进的方式身先士卒，以此来践行自己的革命理念并发动农民。实际上，除了彭湃本身具有的强烈的革命信念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下述材料理解彭湃身上这种强烈的反抗精神的社会来源。

桥东彭虽有钱但却乏势，他在政治上也同样受到陈姓的压迫，这是使彭湃容易和被陈姓压迫得不能喘气的海丰人民密切结合起来的因素之一。(苏蕙，1996：651)

彭湃所属的家族在20世纪初的海丰地域社会中处于有钱无势的状态，不仅如此，即使在彭氏家族内部，彭湃一脉也并不处于优势位置。

彭湃的祖父彭藩，字南金，他继承父业开设“彭名合”杂货店。彭藩娶妻妾两人，妻苏氏生两男两女，妾曾氏生两女，中年去世。彭藩的长子彭清，号恢任，早逝，螟一子彭艮，是为彭湃的大哥。次子彭辛，又名彭经，号恢哲，别字寿殷。彭辛有妾两人，妻王氏生三男一女，即彭达伍、彭泽、彭欣(早逝)，女早年嫁牛湖村。妾周凤生三男三女，即彭汉垣、彭湃、彭述、彭素华、彭娟，还有一女，早年嫁北笏村。(彭承训，2007：30-31)

上述材料告诉我们，彭湃系周凤所生，而周凤的身份乃是妾室，也就是说，彭湃系庶母所生。在强调宗族秩序的地域社会中，这显然并非一个优势位置。有研究者就曾经指出，彭湃乃庶母所生，他的母亲周凤原是一个受压迫的婢女。在嫡庶分野严明的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里，彭湃和他的母亲都免不了遭受歧视，因而经常处在相互矛盾和自我矛盾的环境之中(张文渊，2007)。

救亡图存的总体社会氛围、彭湃身处的家族结构以及彭家在海丰地域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构成了我们理解彭湃这样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革命者”其反抗精神的重要线索。进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彭湃究竟接受了怎样的教育，汲取了怎样的思想资源，进而又进行了哪些革命实践活动，形成了怎样的“农民运动经验”？这就要追溯到彭湃在海丰以及日本留学期间所接受的一系列社会思潮。

四、 从海丰到东洋：多重社会思潮下的“鼓动家”

如果说爱国主义是当时面临着亡国灭种危机的青年学生的普遍思潮的话，那么，在诸多社会思潮之下，究竟选择何种思潮，进而选择何种具体的革命路径，这往往和一个革命者的实践经历密切相关。彭湃作为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富家子弟，最终成为一名共产党的农运骨干，同其自身的教育经历密切相关。

彭湃是广东省海丰县人。海丰在地理位置上接近香港，水陆交通方便。海丰还有从全国各地来的各种报纸(黄鼎臣，2007)，资本主义思想、新文化都传到海丰来。这意味着彭湃身处的环境实际上融合了当时地域社会中各种繁杂的社会思潮。陈修(2007b：88)在其回忆材料中也明确提到了20世纪20年代海丰知识界的复杂状况。

一九二一年间，海丰知识分子思想非常复杂，大部分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支配，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互助论》、《面包略取》、《近世科学与无政府主义》、《工资制度》等书，刘师复主编的《民声周刊》、《风雨晖鸣录》和《师复文存》等书刊，几乎人手一册，互相传阅、互相讨论。陈竞扬、郑志云等就是这一派的代表。其次，一部分青年受由日本传来的人道主义派思想，或者小路实笃在日本建设新村、实行耕读主义的影响，差不多成为这些人的信徒。《第二母亲》、《久米仙人》和《一个青年的梦》等小说，脍炙着这些人的口。马梦晖就是这一派的代表。再次，还有不少人仍旧相信旧民主主义。此外，孔子中庸思想、老庄思想和各种奇奇怪怪的思想在青年中也有市场。从《新青年》、《国民杂志》等新书刊中吸收进步思想的为数很少。

彭湃于1917年夏东渡日本，寄寓于东京神田区神保町十番地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入成城学校预科，学习日语和补习课程，于1918年9月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三年制的政治经济科学习，并于1921年5月从日本毕业回到海丰(参见郭德宏，2007:22-45)。在日本这三年时间中，彭湃实际上接触了包括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也将从基督教与无政府主义这两条线索入手，借此理解彭湃革命实践的复杂思想资源。

(一) 基督教信仰下的救国者

初到日本，彭湃不仅居住在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中，同时也是一名基督教徒。李孝则(1992：149)在回忆彭湃的文章中明确提到：

我稍晚于彭湃留学日本。到日本后，知道彭湃信仰基督教，但不知他何时开始信仰。彭湃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后，认为基督教很不彻底，不能救国，就不信基督教了，而且公开反对基督教。

陈卓凡(2007：45)同样提及了彭湃的基督教信仰：

我在1919年到日本留学时，彭湃同志还是一个基督教徒……这一年的暑假期间，彭湃与杨嗣震(也是信奉基督教)在每天饭后研究圣经，并约我参加。

确实，无论是回忆史料抑或是传记年谱等都明确指出，彭湃后来放弃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但如果我们从日后彭湃所组织发起的某些革命活动及其实践方式来看，依然隐约有着一定的宗教色彩。陈卓凡(2007：46)在其回忆材料中就曾经提到了彭湃在留日期间发起的“烟酒禁绝会”。

在1920年末，彭湃同志发起“烟酒禁绝会”，参加的有李春涛、陈卓凡、杨嗣震、王作新、林孔昭、彭泽、林泉等。还制发会员证章……彭湃同志组织“烟酒禁绝会”是带着宗教色彩的，可是他从这个时候起，已开始放弃了基督教的信仰。

这样一种以戒除自身日常生活中“不良嗜好”为目的的运动方式，显然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不仅如此，彭湃(2013c：9)在日后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中，也隐约透露着基督教“博爱”的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是社会一部分有心人，本着博爱的心肠，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组织)，大抱不平，因而发现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它。但代替的方法，不是学那慈善家、社会改良家步步来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是取一种破坏的方法——社会革命。

需要注意的是，在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传播过程中，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卢坦(2016：44-45) 在其研究中指出，基督教徒是日本明治时期社会主义者形成的早期来源之一，而其中“一位论“派更是在日本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基督教社会主义在日本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潮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各种流变，而彭湃也很快就弃绝了基督教，转而开始接受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潮，但这依然构成我们理解彭湃早期思想形态的历史脉络之一。

(二) 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革命者

我从前是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两年前才对马氏发生信仰，年来的经验，马氏我益深信。(彭湃，2013f：47)

在1923年9月给施存统的这封信中，彭湃坦承自己曾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这构成了我们理解其思想资源的又一脉络。那么，彭湃早期革命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从何而来？这又对其革命实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首先可以追溯到彭湃在日本留学的经历。

1919年9月18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发起组织了“建设者同盟”，彭湃加入这个组织，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各种学说(参见郭德宏，2007:38)。正是在“建设者同盟”中，彭湃开始系统接受了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1919年9月，早大学生发起组织的“建设者同盟”成立，彭湃便加入了这个组织，开始了对社会主义诸家学说和思想较为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不久，他又加入了“劳动者同情会”，经常帮助劳动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彭湃开始和日本社会主义先驱者堺利彦、大杉荣等有过接触和交往。堺利彦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先驱者、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早年译过《共产党宣言》，大杉荣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译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两个人在当时的日本较有声望，在青年中更有影响。(陆精治，2007：61)

早稻田大学的“建设者同盟”是日本当时非常重要的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组织，“建设者同盟”所处的时期正是日本大正末期无秩序状况时期，而“建设者同盟”本身无论从其成员来看，还是从其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都杂糅了社会主义的各派思潮——“建设者同盟”后来的很多成员都参与了具体的实践运动，并在实践中分化为了共产党、社会党、无政府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党派(安藤彦太郎，2010:146)。同时，在早期“建设者同盟”的成员中，还包括大杉荣这样日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堺利彦本人也和当时日本的无政府主义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参见卢坦，2016：162-163)。“建设者同盟”涵盖了包括无政府工联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以及英国社会主义在内的多种社会主义思潮。随着日本的经济萧条，其中的无政府工联主义者明确提出了“到农民中去”的革命理念(容应萸，2007)，这些都构成了彭湃早期农民运动的思想资源。

无政府主义思潮对彭湃的影响不仅仅发生在他日本留学期间，上文我们已经提到，1921年间海丰地方社会的知识界涌现了诸多新思潮，其中很多人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支配。陈卓凡(2007：48)就曾经提到：

彭湃同志在留日期间，曾经回过海丰。当时马育航曾经送两本书，是刘思复¹⁴著的(刘是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介绍者)，马送一本给彭湃，送一本给彭泽。

14. 刘思复，即刘师复——笔者注。

《彭湃年谱》中也有下述记载：

彭湃受克鲁泡特金影响，曾阅读《互助论》、《面包取略》等书。(郭德宏，2007:41)

实际上，马育航与中国早期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是非常好的朋友，而刘师复正是克鲁泡特金著作的译介者。无政府主义的相关思潮正是经由刘师复、马育航等人最早传入了海丰地区。¹⁵

15. 实际上，当时的广东军阀陈炯明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陈炯明是海丰人，还曾启用彭湃担任海丰教育局局长。陈炯明极喜欢社会主义，因此在福建时，对陈独秀其人颇为重视。而陈氏左右人物，如黄居素、张菊圃(张曾任陈炯明民国初期的秘书长，后又被任为南海县长)等，亦尝谈社会主义，甚至涉到无政府主义(参见凛之，1964：77)。

无政府主义早就传进海丰，最早的引进人是马育航。马育航与刘师复是好朋友，刘师复翻译了很多无政府主义的著作，鼓吹无政府主义。(陈修，2007a：144)

那么，无政府主义思潮对彭湃的思想倾向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刘师复曾经将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归结为“破坏”与“互助”两大要点：

其一，改革现社会之组织就要废除财产私有制度，废除政府组织乃至废除“旧社会所据以成立之一切习惯，义务，制裁等”(师复，2009a)。

其二，在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念之下，摆脱了政府、资本、法律乃至宗教束缚的人与人之间，“以互助之感情维持之”(师复，2009b)；“各个人之需要，以互助之精神供给而满足之”(师复，2009a)。

直接进行社会革命和“互助”是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内核理念，而这两点在彭湃早期革命的思想与实践中都有着具体呈现。1921年7月，彭湃在海丰发起组织“劳动者同情会”这一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组织。他在《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一文中明确提出：

我们知道现代教育的缺陷到了这个地方，特组织劳动者同情会，表同情于劳动者。凡我们力所能及的，必欲与劳动者协力工作，互相扶助，交换智识，以促成教育和贫民相近。(彭湃，2013a：2)

而在彭湃组织海丰总农会时，更是将“本合群之天职、互助之精神”写进了临时简章(参见彭湃，2013g)。不仅如此，彭湃还在《告同胞》一文中提出了“破坏法律”、“破坏政府”、“破坏私有财产”乃至“破坏国家”等社会革命口号(参见彭湃，2013b)。容应萸(2007：513)曾明确指出，《告同胞》一文“提出的显然是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是无政府工联主义的观点”。

尽管彭湃也说自己后来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彭湃早期的革命理念与实践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彭湃强调彻底进行社会革命，同时更是深入到农村中进行直接的宣传动员。在宣传动员中，彭湃侧重以各种宣传鼓动方式激发农民对于自身“苦难”及其来源的认知，进而以组织农民协会的方式来促成农民之间的“互助”。无论是在思想上抑或是在行动上，彭湃早期的革命实践都有着较强的无政府主义色彩。

(三) 青年团里的践行者

上文已经提到，彭湃从一个“深信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者渐渐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彭湃一直没有停止其农民运动的实践，并从1922年6月下旬开始深入农村，直接从事农民的发动。彭湃这样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风格，实际上也和他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有关。

彭湃于1918年9月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三年制的政治经济科学习。他所就读的政治经济学专门学部实际上与大学部不同，乃是一个夜读班，它为学生提供更实际的理论知识，保证学生毕业后能马上找到工作，如在政府机关或工业部门里任职(容应萸，2007)。因此，早稻田大学专门部的政治经济科更强调学生的实务能力而非纯粹的理论教学，而彭湃在留学期间也是更多地将时间投入到了各种社会运动中。

彭湃在学业上的成就并不显著……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参与中日激进学生的活动而不是功课上。(容应萸，2007：508)

不仅如此，早稻田大学的“建设者同盟”作为涵盖了无政府工联主义、苏联共产主义和英国社会民主主义在内多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组织，同时还通过演说会、群众大会、巡回演讲、出版宣传小册子及正式刊物等方式宣传革命理念(参见容应萸，2007)。这些宣传动员方式在彭湃的革命实践中都有着具体的体现，彭湃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投身到海丰农民运动中的。

然而，弃绝了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彭湃并没有迅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5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参见郭德宏，2007：45) 到192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见郭德宏，2007：185) 的这三年时间里，彭湃一直以一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身份从事着农运工作。而在这段时间里，彭湃与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领导施存统有着密切的书信往来。¹⁶实际上，在最初阶段，彭湃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在于他和当时以工人运动为核心指导理念的中国共产党在具体的革命策略上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施存统就曾经这样讲道：

16. 根据《彭湃年谱》与《彭湃文集》记载，彭湃在1923年一年时间内，就与施存统有过三次书信交流(参见郭德宏，2007；彭湃，2013)。

我在日本期间，和彭湃见过几次面。彭湃在1921年5月回国之前(约三四月间)，我代表日本留日中国共产党小组和他做过一次长谈。他的主张是：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他强调农民运动，对工人运动似乎重视不够。据我所知，他对农民运动的重视比我们任何人都早。他对党是表示支持的，但跟党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他当时还没有加入留日中国共产党小组。(施复亮¹⁷，2007:67)

17. 施复亮即施存统——笔者注。

从这份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20年代初彭湃复杂的思想倾向。彭湃当时对于农民运动的关注与当时中国共产党以工人运动为核心的路线方针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彭湃都是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自己的组织依托展开革命工作。当时的团组织作为发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重要革命组织，与彭湃自身强烈的“发动群众”的宣传理念有着很强的内在一致性。对于早期的彭湃而言，重要的或许并不是抽象的“主义”，而是切实地帮助农民解除痛苦。

我问彭湃道：“你是信奉社会主义的吗？还是社会主义的一派？”彭答道：“社会主义我是相信的，其中马克思派是我深表同情的。”我又问道：“你们办这个农会是不是本着马克思主义呢？”彭答道：“现在农会还用不着主义二字，不过我们所奋斗的，是注重目前农民的痛苦。要之我们不是叫农民来屈就主义，我们是采取一种主义去帮助农民！”(李克家，2007:130)

彭湃不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组织的白话剧社，还通过组织排演戏剧来宣传革命理念。不仅如此，彭湃在最初组织海丰农会乃至广东农会的时候，都坦承“这章程完全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参见彭湃，2013h:42)。实际上，彭湃早期所组织的农会，正如其基本纲领所列的那样，重点在于“谋农民生活之改造、谋农业之发展、谋农村之自治、谋农民教育之普及”(参见彭湃，2013h:36)。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组织依托的彭湃，以其在过去的新式教育及日本留学生涯中习得的包括演讲、集会、组织农会等在内的宣传鼓动方式，开始了其革命的“深耕”进程。¹⁸但是，面对地域社会中浓厚的宗族传统以及有着一定军事实力的地方民团，彭湃(2013f:47)也深感单纯依靠团组织和宣传手段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

18. 需要注意的是，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领导人物，如施存统、陈延年等，不仅和彭湃有着密切的交往，同时在思想形态上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当然，早期革命中的团组织与无政府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已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畴，对此笔者将另文探讨，不再赘述。

我以为青年团只可供做宣传的机关，还不可做革命的团体。我们快要组织一个极坚固的团体，而且是很秘密的。**(此处有两字原件难以辨认，现暂缺——本书编者注)的共产党我不大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彭湃开始进一步加强农民协会的组织力量，并逐步建立农会自己的武装力量，即农民自卫军。

五、 从“十人团”到“农民自卫军”：地域社会中的暴动者

前文已经提到，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中，除了种种仪式性动员之外，无论是广东还是湖南，都不乏诉诸暴力的斗争性动员。彭湃(2013j:105)就曾坦言：

自有农民运动到现在，每次都经过剧烈的阶级斗争，都是流血的，所以我叫他做血的斗争。

农民运动中之所以会出现流血的暴力斗争，除了仪式性动员本身极具感染力而易于激发普通农民的情绪，进而引发群体行动之外，还和当时地方社会中复杂的情势相关。在《海丰农民运动》一文中，彭湃(2013m:134-135) 就曾具体揭示广东地域社会中的械斗传统。

此是海丰前日各乡各姓有黑红旗之分别，时长发生械斗，当械斗杀人是很厉害的，他的岳父或兄弟等事黑旗，自己是红旗，也不客气把他杀死。

不仅如此，充斥在地域社会中的具备武装能力的民团、乡团，也成为革命的主要阻碍因素。

农民以前没有团结，便没有力量抵抗，只好敢怒不敢言，这是一点。还有所谓什么民团乡团，他们是地主与绅士的武装团体。如果农民不纳租，或违抗了绅士的意旨，马上叫团勇拿获农民。(彭湃，2013j:106)

彭湃(2013k:95)也充分意识到纯粹宣传鼓动的局限性，开始试图组织农会和农民自卫军来进行进一步的革命动员。

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所以农会现已决定扩充农民自卫军一百名，训练三个月，养成下级干部人才。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清党”之后，农民运动更是面临着极为残酷的暴力斗争局面。在1927年以后的海陆丰暴动中，武装冲突成为一种普遍的状态。

自海陆丰先后克复后，工人农民及一切贫苦民众，第一视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自动手的铲除一切剥削阶级的势力。他们完全站在阶级观点上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以为好恶生杀的标准。(罗浮，2007:411)

由此，一个问题接踵而至：面对“大革命”以来严酷的革命形势，彭湃又是采用何种组织方式将普通农民组织起来的呢？换言之，海丰农会乃至后来的广东农会以及农民自卫军，又是如何在一个地域社会的具体情境中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彭湃所言的“坚固而秘密的革命团体”的呢？陈修(2007a:145)在其回忆文章中明确提到：

1923年“七五”农潮之后，农会曾经建立十人团，以开展秘密活动。十人团是从苏联传入的，其英文名称为Ten Mencal。十人团的组织是：全县建立一个总团，总机关设在得趣(书室)，团长是杨其珊，书记是陈修，成员有胡汉恒、林沛、万维新等，郑志云没有参加。总团的成员每人又再发展十人，成为分团；分团的成员，每人又再发展十人，这样一直发展下去，全县曾经发展至100多个团，共约1 000多人。

根据陈修的回忆，十人团构成了彭湃在海陆丰组织农会的重要方式。实际上，彭湃自己在1924年给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彭素民的信中，就已经明确提到了“十人团”这样一种组织方式。

据称现在该处农民秘密团体(即十人团)日甚发达，组织日益严密，训练宣传较之从前公开更为有效……敢请部长将此事提出中央，请求中央经济之援助，大约每月五十元，并使吾党与该处农民发生密切关系，至为重要。(彭湃，2013i:70)

《团粤区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明确指出了十人团乃是农民协会的重要组织形式，而农民自卫团的主要成员更是来自十人团。

农民协会在国民政府治下，宜从速组织农民自卫团，姑无论目前有无枪支亦须组织，其分子以十人团中的分子选择之。……农民协会之会员，应择其最觉悟之分子，组织十人团，为全会之骨干，并须常常开秘密会议，有时虽无秘密之必要，亦须绝对秘密，此为秘密性之训练，以免将来临时措手不及。十人团之入会应设誓或其他表示，尽忠于无产阶级之服务形式，如识字之会员则使其签字。(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86a:7)

那么，“十人团”到底有着怎样的职能，又何以构成农民自卫团的主要来源呢？陈修(2007a:145)曾这样介绍“十人团”的工作：

十人团的工作，主要是对陈炯明的军队设监视哨，送秘密情报，串联和组织农会成员，巩固农会的组织。在东征之前，曾经通过汕尾运载香港的鲜鱼，用油纸包秘密情报，送至香港湾仔鱼台(汉桓之妻)的兄弟处，再由广州派人来收。

综上，可以看出，“十人团”是当时严酷革命情势下的一种秘密组织，这种秘密组织有着独特的宣誓仪式，而且平时有着“秘密性之训练”，更在革命实践中肩负着递送情报、串联组织的重任。农民自卫军便是以经过此一训练的“十人团”成员为骨干力量组织起来的。那么，“十人团”这样一种组织形式，究竟从何而来呢？

其一，“十人团”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和原有地域社会中帮会等秘密会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凡参加十人团、贫人党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挑选，而且要履行手续和举行仪式。其仪式在海陆丰大体一致，而且有些类似洪门组织“三点会”的做法。即要杀鸡、喝鸡血酒和宣誓等，借以强固对团体的观念。陆丰新田区的仪式是每人各拿一支点燃的香，整齐地站着，齐声诵读誓词，然后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用香烧个小孔，接着将香甩灭，以示决心。誓词不完全一样，有的誓词为：“忠心义气，大吉大昌，负心背义，五雷打死半路亡。”各个组织都举有领导人，有严格纪律，活动很秘密，虽夫妻父子也不能泄密。彼此之间的联系，有联络暗号。一般使用手势进行联系，以证明对方是否为同志。(叶左能、蔡福谋，1993:115)

陈修(2007a:145)也在其回忆中明确提到了“十人团”这一组织形式在仪式上带有一定传统秘密会社的色彩：

参加十人团时，采用了“三点会”的仪式，要杀鸡，吃鸡血酒，发誓等，以巩固团员的信念。在发动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如何处理革命政党与包括天地会在内的秘密组织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共产党关注的重要问题。1927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农运策略的说明》更明确提到了“会党问题”，并指出“会党(哥老会)等类组织原来是被压迫阶级起来反抗压迫的组织，他们有很严格的组织，勇敢的精神，很有对于共同奋斗的义气”，进而强调“农协应取得他们的群众”，而不应用“任何形式排拒会党”(中央档案馆，1989a:188-189)。

实际上，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的底层动员时，就已经充分注意到了会党问题。在第一至第五届农讲所的课程安排中，“中国秘密社会简史”一直是重要的教授科目(参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87a:37)。彭湃作为生长于海丰地域社会中的革命者，对地方社会中的秘密会党问题更是不陌生。也正是因此，彭湃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对传统秘密会社中的组织形式加以充分利用和改造，以此完成革命的底层动员。

其二，“十人团”不仅是传统社会中秘密会社的组织形式，也是“五四”运动以来以反帝爱国为宗旨的群众组织。小野信而(1994)指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国内出现了“救国十人团”这一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最初在北京主要以学生运动的方式出现，进而扩展到上海、天津、山东等地，而在群体上则从学生渐次扩展到市民、商人等层面。不仅如此，小野信而(1994:122)还指出，毛泽东于1921年8月返回长沙之后，就开始在组织和领导萍乡和安源的工人运动中系统地应用“十人团”这种组织形式。不仅如此，广东也在1923、1924年间，由中共党员杨殷等人采取“十人团”的形式组织工人运动。

我是粤汉铁路工人，年轻时加入“十人团”。该团是杨殷在一九二二年到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时开始组成的，它是党的外围组织，专门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参加。每个单位有十人参加，即组成一个“十人团”。(李甫，1984：129)

从具体的组织形式上看，无论是湖南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的“十人团”组织形式，抑或是广东铁路工人的组织形式，都和彭湃在广东农民运动中的“十人团”大体一致。

1922年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同年9月，罢工胜利后改组了俱乐部，把十人团当作它的基本组织。每团选一个十代表，十团选一个百代表，十代表大会[全体十代表会议]为俱乐部的最高机关，百代表会议是以矿场为单位选出的总代表会议的复决机关。(长沙市革命纪念地办公室、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1980:189-195)

那么，“十人团”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还有怎样的组织特征，以确保组织的“秘密”与“坚强”呢？在“五四”时期涌现的《救国十人团的办法》中，有着一条独特的规定：

(四)十人互相监督以人格或生命为担保(一人背约九人得自由处分之)。(小野信而，1994:4)

可见，“十人团”这样一种组织形式，除了具有前文所述强调效忠、宣誓以及秘密训练等秘密会社的特征之外，乃是通过其成员的彼此监督来具体运作的。

综上，面对复杂的革命形势以及严峻的来自地主民团的暴力威胁，根植于海陆丰地方社会的彭湃，借助“十人团”这样一种带有秘密会社特征、同时又在“五四”运动之后广泛应用于工人、农民运动中的组织动员形式，来组织农会和农民自卫军，以实现其从“宣传的机关”到“革命的团体”之转变。

六、 总结与讨论 (一) 闹革命：意识形态、革命策略与宣传鼓动

宣传鼓动混淆起来，没有中心的鼓动口号。政治宣传与日常鼓动划分为二而不发生联系固然是错误，同时使鼓动与宣传完全混淆起来，以致每一争斗到来不知提出鼓动的中心口号去发动群众争斗而并行的提出一列政治的宣传口号，这也是错误的。须知鼓动的口号是临时的具体的，鼓动口号是发动群众争斗的动力与目标，一个鼓动口号出去便要能发动群众到一个具体的争斗目标上来；若是临时的鼓动口号与经常的政治宣传口号完全混淆起来，便容易使群众认不清目前争斗的目标，而迟疑或降低其立即斗争的情绪(中央档案馆，1989b:614-615)。

动员问题是革命政党贯彻自身意识形态以改造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宣传鼓动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技术的重要机制。那么，为什么要区分宣传与鼓动呢？上述引文中对宣传与鼓动之间的区分对我们理解中共的政治文化以及理解“闹革命”这一组织动员方式，又有何实质意涵呢？

应星(2016)在其文章中曾指出，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群众路线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三个重要维度。孟庆延(2016)也曾讨论过阶级问题与政治路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革命政党对于革命性质的意识形态判定，除了对具体的革命策略与革命敌友的判断有着重要影响之外，还关涉具体的革命动员问题。例如，布哈林(2015)曾经将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性质界定为“资产阶级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必然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一对当时某一阶段内革命性质的界定及其发展愿景的规定带来了一系列内在张力。

其一，在革命所面临的具体任务层面，既然共产国际认为“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那么，其基本任务在于工人阶级引导广大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既然革命终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就一定意味着废除土地私有制度。如此一来，在革命实践中，究竟应该实行土地国有还是贯彻“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策略呢？一方面，农民有着耕者有其田的基本需求，而倚赖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满足农民的此一诉求；另一方面，正如布哈林(2015)指出的，农民作为小农生产者，不可能“自然”地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目标。上述张力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土地革命之初就面临着一系列争论：在具体的土改实践中究竟是实行土地国有还是土地私有？单纯满足农民的土地私有需求是否就是革命？

其二，这一内在张力实质上就是革命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之间的张力，而这一对张力关系又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构成密切相关。刘少奇(2014:626)就曾指出：

虽然，现在我们党的主要部分是处在农村中，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成分很少，但是将出身于无产者和贫农半无产者的党员联合起来算，就占了大多数。我们党今天的这种情形，以及其他的情形，自然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

刘少奇在上述引文中提出的问题，简单地说，即是由出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构成的中国共产党，究竟如何能够既在革命实践中向普通农民宣传革命的“最高纲领”(即土地国有)，同时又通过满足农民朴素的对于土地的诉求(耕者有其田)来完成革命的动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本部分开头引文中所谓的“宣传”与“鼓动”的区别。简单来看，“宣传”强调的乃是对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与讲解，是就最高纲领的宣讲；而鼓动则是侧重于通过满足底层农民的现实利益来实现革命的最低纲领，进而完成革命的底层动员。因此，革命政党究竟应该如何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的最高纲领，又如何向群众解释党的具体方针政策？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宣传鼓动方式，才能真正让身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的农民“动员起来”？而当农民将自身的情感体验、生活经历乃至最基本的利益诉求带入革命实践中，并和革命的最高纲领产生张力的时候，政党又该如何处理这一矛盾与张力？只有对上述问题予以回应，我们才能理解“闹革命”作为一种政治传统的实质意涵。

(二) 农运派：理论、实践与革命的“深耕者”

汤普森(2001)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自身阶级意识的过程中，揭示了通过刊印各种公开出版物启发阶级意识的“小册子传统”；而伯恩斯坦(Bernstein, 1967)则以“命令式动员”和“参与式动员”一对概念来区分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动员方式。那么，中国共产党面对有着朴素利益诉求的底层农民，又是以何种方式实现了“参与式动员”呢？如果我们将这一传统同样作为“鼓动”方式加以理解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乃是既不同于早期英国工人阶级、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处境。20世纪初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产业工人群体并不发达的社会现实，而最初主要由小知识分子出身构成的中国共产党，究竟通过怎样的鼓动方式来完成革命的底层动员，也成为影响革命成败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派”干部，有着不同于以王观澜为代表的、依靠量化阶级标准推行土地革命的“技术官僚”(参见孟庆延，2016)的精神气质与思想倾向。

其一，出身地主家庭的彭湃，其家族在海丰地域社会中并不处于绝对的权势地位，而彭湃本人又由于系庶母所生而在整个家族结构中处于相对劣势的位置。这些因素同“五四”以后普遍的“反帝爱国”与“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彭湃反抗精神的重要来源。

其二，彭湃身处的海丰地区本就是“五四”以后新文化、新思潮传播较早的地区，而彭湃相对富裕的家庭环境又使得他在青少年时代有条件接受新式教育。同时，彭湃在日本留学期间，又受到了早稻田大学包括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内的多种社会思潮的强烈影响。同时，无论是在海丰的新式教育中习得的自治传统，还是在早稻田大学“建设者同盟”中受到的包括演讲、集会、戏剧、组织佃农抗租在内的多种动员方式的熏染，都促使彭湃直接投身到乡村革命的实践中去，既不甘于做一名纯粹的理论宣讲者，也不会拘泥于理论教条而从事农民运动的发动。

其三，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派”干部的直接诉求在于“解除农民痛苦”和“实现农民利益”。作为根植于地方社会、又深入地方社会进行革命的“深耕者”，彭湃不仅对地域社会中的械斗传统和秘密会社的运行规则有着相当的认识，还充分借鉴并吸纳其中的某些组织形式(“十人团”)来组织农民协会与农民自卫军，以此应对严酷的革命斗争形势，从而真正将“宣传的机关”转变为坚强的“革命的团体”。

彭湃作为革命理念的“深耕者”与“鼓动家”，其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将高高在上的理论“化”为具体的动员实践。出身地主家庭的彭湃，不仅以烧毁田契等方式完成了自身“走向民间”的过程，还尤其注重通过充满情绪渲染的仪式性动员，将抽象的理念与观念转化为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农民能够明白的日常话语而完成鼓动工作，并以此为基础来组织最初的革命武装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作为革命鼓动方式的“闹革命”的实质意涵——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漫长革命实践和复杂斗争情势下逐渐衍生出的组织动员方式，同时这一组织动员方式也在革命实践中深刻地改变着地方社会的历史面貌。

本文只是选取了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中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派”干部的革命实践及其负载的思想资源作为切入点来理解“闹革命”这一政治传统的复杂面相。实际上，无论是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潮同早期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还是在“新文化”运动整体视野下对早期共产党革命中包括戏剧、歌谣、“小册子”传统等宣传方式的深入探究，抑或是从地方史角度对传统秘密会社与革命政党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探讨，都还需要更多细致而具体的研究工作，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拓展我们对这场影响深远的革命实践的理解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