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已经成为社会学界乃至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党中央文件使用的是“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概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使“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已有研究认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壮大中产阶层是重中之重，有助于我国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建设全面小康的社会(李培林，2015)。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是什么关系？我国中产阶层以及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中产阶层的发展趋势如何？发展中遇到了哪些结构性问题？本文运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试图从收入、职业、教育三个维度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趋势及结构性问题。本文发现我国中产阶层的分布在城乡、区域和产业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最后本文也尝试提出壮大中产阶层的一些对策。

一、 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一) 怎样界定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

“中产阶层”的界定历来是一个难题，有多种理论与分析方法，参照的标准有收入、财富、职业、生活方式，等等。其中，收入是最常见的一个维度。李培林和朱迪(2015)将中等收入者界定为收入分布在城镇居民第25到第95百分位之间的人群，并计算出2013年我国城镇人口内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为25%。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曾提出，每天消费2美元至20美元(购买力平价)的人群就算是中产阶级，由此推算出中国2007年就已经步入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占比高达89.1%。¹与收入相近，财富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瑞信(Credit Suisse)2015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5》以个人拥有财富5万美元至50万美元为标准，认为中国大陆的中产阶层人数居世界各国之首，达到1.09亿，占比约为10.7%。²

1.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引自“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http://hdl.handle.net/11540/2043)，浏览于2016年11月28日。

2. 瑞信：“全球中产阶级的财富净值自2000年以来倍增至80.7万亿美元，占全球财富32%”，引自“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https://www.credit-suisse.com/cn/sc/about-us/press-release/pr-10132015.html)，浏览于2016年11月28日。

每一个收入或财富指标的提出，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被中产”的争论。究其原因在于，中产阶层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问题(李路路，2016)。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界定中国的中产阶层需要多元指标，而不仅仅是收入或财富(边燕杰，2016；李春玲，2016)。笔者曾经尝试从经济收入、职业和教育三个维度界定中国的中产阶层(李强，2010：157-165)。

在测量社会地位方面，职业是最为重要的指标。社会学家对中产阶层的研究最早也主要是从职业角度切入的，中产阶层与白领阶层常常是同义语。这与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1951]2006) 的白领研究相关。陆学艺等学者也从职业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的中产阶层主要由脑力劳动阶层构成，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以及私营企业主中的中小私营企业主。据此，2005年我国中产阶层占比约为11.7%；如果加上个体工商户，占比可以达到21.84%(“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8)。笔者(李强，2015a)曾从职业结构的角度分析过中产阶层的分布，分析结果表明2013年我国中产阶层所占的比例约为19.1%。

笔者(李强，2011：99) 认为教育也是现代社会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人们通过教育获得文凭、证书，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中产阶级最重要的特征是拥有教育和证书。笔者历来认为大学是培育中产阶层的温床，使人们接受社会主导规范或中产阶级的规范(李强，2001)。当然，笔者还认为教育指标与收入和职业不同，教育应作为附加指标而非独立指标，即单纯靠教育指标来区分上层、中层、下层是不合适的。尽管如此，人们普遍感受到教育对个人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影响越来越大。近年来学者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关注、³中产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焦虑，⁴都是这一现象的突出反映。对中产阶层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主观认同的关注，实际上也都体现在教育方面。一个人要维持一定的社会地位，需要有一定的教育水平。特别是面临经济波动时，人们可能暂时失去稳定的收入或职业，但是良好的教育能够帮助个人及其家庭较快地恢复其生活水平与社会地位。除了上面阐释的收入、职业、教育三大指标以外，学界测量中产阶层的指标还包括主观认同、生活方式(刘欣，2007；李培林、张翼，2000)以及综合了职业、收入、消费的多个指标(李春玲，2003；刘毅，2006)。

3. 李培林：“不要让大学生进入到中产阶层以下，社会才能平稳增长”，引自“财经网”(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61104/4195395.shtml)，浏览于2016年11月28日。

4. 熊易寒：“‘学而思’热背后是中产的焦虑：全民都在抢跑，谁敢退出？”，引自“东方早报网”(http://www.dfdaily.com/html/63/2016/11/22/1383524.shtml)，浏览于2016年11月28日。

综上，从建设橄榄型社会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对中产阶层的研究本质上是对社会结构的研究。除了较高的收入和财富水平，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还应该有更全面的发展指标。仅仅以收入作为指标不够稳定，因为收入可能受到调查难度、经济周期、地域消费水平差异等许多因素的干扰。学术研究和国际经验普遍证明，壮大中产阶层需要提升民众的职业地位与教育水平。在现代社会，职业地位是人们首要的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往往更准确、更全面地表征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因此，本研究将职业和收入作为主干指标、教育作为附加指标，以避免仅使用收入作为单一指标的不稳定性。

借鉴已有的分析方法(李培林、张翼，2008)，笔者首先从收入的角度来界定“中产阶层”。本研究以我国城市户籍人口的平均年收入作为参照“基准线”，将低于基准线50%以下的群体定义为“收入低层”，将基准线50%以上到基准线3倍⁵以下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据此，本文的数据分析表明，2012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46.02%，但是，通过对实际生活水平的分析可以得知，如此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中仅有一部分人达到了“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因此，本文将中等收入群体分为两部分，达到中产阶层生活水平的群体，本文称之为“收入中产”；另一部分没有达到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但又明显高于低收入阶层的群体，本文称之为“收入中下层”。具体的划分标准是：我们将收入为基准线到基准线3倍以下的群体定义为“收入中产”，将收入为基准线50%到基准线以下的群体定义为“收入中下层”，将收入为基准线3倍及以上的群体定义为“收入高层”。以上就是从操作定义上区分的“中等收入群体”与“收入中产阶层”。

5. 根据李培林和张翼(2008)的研究，按照国际经验，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一般为中等收入群体的2.5倍到3倍。

上述收入分层以相对收入作为衡量标准，实际测量的是收入分配的情况，即收入结构中有多大比例的人群居于中间部分。本文认为，这比绝对的收入或财富标准更能准确地反映社会结构。用绝对的财富标准来分析中国社会，相关研究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人口规模和总财富都居世界首位。但是从财富分配的结构可以看出，中国底层人群的比例非常大，远不是橄榄型社会，而国际上的经济发达体则明显更加接近理想的财富分配结构。⁶有学者指出，用相对收入的方法有利于认识和判断我国收入结构的整体变化(李培林，2015)，特别是有利于进行跨时期、跨地域的比较，并能够发现结构性的问题，而这正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

6.甘犁：“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已超过两亿，财富太过依赖房产”，引自“腾讯网”(http://news.house.qq.com/a/20151117/014417.htm)，浏览于2016年11月28日。

从职业的角度定义中产阶层，本文采用国际常用的测量社会地位的方法，即“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简称ISEI)，将分值为40分及以下的职业划分为“职业低层”(典型职业为“农民”)，41分至66分的作为“职业中产”(典型职业为“办公室职员”)，67分及以上的作为“职业高层”(典型职业为“医生”)。

从教育的角度区分中产，情况比较复杂。一般认为中产阶层需要具有大专及以上的教育水平，但是反过来，认为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一定属于中产阶层显然是不对的。因此，本文将教育作为判断是否属于中产阶层的一种附加指标或参照标准，以是否获得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为准。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2010年、2013年的数据，分析的结果根据当年的权重系数进行了加权。调查中询问的主要是受访者及其家庭在调查前一年的情况，因此实际反映的是我国2004年、2009年和2012年的社会情况。

(二) 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

如果仅以收入作为指标，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已经相当高(见表 1)。2004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为41.58%，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一比例在2009年有所下降，但随后逐步回升，到2012年已经达到46.02%。虽然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很高，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没有达到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根据前面提出的操作定义进行计算，2012年真正的“收入中产阶层”仅占18.89%，其余的27.13%属于“收入中下层”。虽然两者可以统称为“中等收入群体”，但“收入中下层”与“收入中产”还有距离，由此我们也更容易理解“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的区别。从表 1不同年份数据的比较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主要依靠的是收入中下层(2012年占所有人口的比重为27.13%)，收入中产的比例仅增加了1.7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中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人群其收入位于平均线以下，这也与人们感受到的自己“被中等收入”的现象互相印证。因此，要真正壮大中产阶层，需要增加劳动者收入，促进人们向收入中上层的流动，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从职业角度来看，我国职业中产阶层的比例明显低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如表 1所示，2004年职业中产的比例为16.28%，2012年为20.86%，增加了4.58个百分点，但也明显低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从收入结构的角度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的比例已经较高，但是职业结构的发展仍然明显滞后。有相当比例的人群其收入有所增加，但职业与社会地位的提升遇到障碍。因此，壮大中产阶层需要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的调整，拓宽劳动者的职业地位晋升渠道。

通过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析，进一步印证了仅仅看收入是远远不够的，我国中产阶层的比例仍然较小。数据分析表明，2004年、2009年、2012年我国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中等收入群体”在所有人群中分别仅占6.23%、9.01%、11.81%。在2012年达到收入中产水平且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群仅占7.44%。这表明我国真正具有较高教育水平且收入稳定的中产阶层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很小的。要壮大中产阶层，亟需进一步提升整体的国民教育水平。

二、 我国中产阶层的结构性问题

通过数据分析，本研究发现我国中产阶层的分布存在三大结构问题，即城乡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和产业结构问题。

(一) 中产阶层的城乡分布

1. 中产阶层越来越集中在城市，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数据分析表明，我国中产阶层主要集中在城市且城乡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在历年的数据中，中产阶层集中在城市的比例都超过80%。不同的定义方法下都呈现了相似的结果。如图 1所示，2012年，城市人口占收入中产的比例为87.75%，在职业中产中的比例为91.18%。城乡差距在2004年至2012年调查期间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在收入中产、职业中产中所占的比例分别增加了3.56和2.39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中产阶层越来越集中在城市，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7. “收入中产”指个人年收入在当年基准线到基准线3倍以下的人群，下同。

中产阶层向城市集中是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这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推动城镇化，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提升生产效率，有利于促进中产阶层的壮大。第二，从国际经验来看，要真正实现社会健康发展，建设橄榄型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均衡发展。我国要真正壮大中产阶层，难度最大的是农村地区，应该着力促进农村地区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2. 城市地区已接近“橄榄型”，农村则仍然是“倒丁字型”

从城乡内部的分布来看，在城市地区中产阶层已占相当比例，接近橄榄型社会结构，农村则始终是“倒丁字型”，底层比例较大。如图 2所示，我国城市地区“广义中产阶层”⁸的比例在2004年就已经达到48.91%，表明在职业或收入上已经有相当比例的人群达到了中产阶层的水平。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一比例在2009年有所下降，但随后迅速恢复，在2012年达到53.54%。这些都表明，在我国城市内部中产阶层已经占相当高的比例。

8. “广义中产阶层”是指按照前面的操作定义，在收入和职业两方面只要有一个维度达到中产的标准即划入中产阶层，属于比较宽泛的定义方法。下同。

然而，农村地区中产阶层的发展却遇到了较大困难。从2004年到2012年，虽然农村广义中产阶层的比例增加了0.38个百分点，但明显滞后于城市的增速(4.63个百分点)。农村的底层比例始终非常巨大，中上阶层群体非常弱小，城乡社会中产阶层分布的差距越来越大。

3. 中产阶层发展在城乡方面的主要问题

首先，农村居民的收入确实有所增加，但增速较慢，同时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也同样值得关注。如表 2所示，在调查期间，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增加了1.45个百分点，2012年达到21.20%；农村收入中产增加了0.55个百分点，2012年达到6.06%。这显然与近年来国家的惠农政策密不可分，但这一增速仍是较慢的。值得注意的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迹象。与2004年相比，2012年城市地区收入上层和收入低层的比例都有所上升，表明城市内部收入分配有两极化的趋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整体的基尼系数在下降，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值得研究者注意。

其次，城乡在职业结构上的差异越来越大，农村的产业结构转型以及人才培养面临困难。如表 2所示，2004年到2012年，城市的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职业中上层所占的的比例不断上升，农村的职业结构优化则相对缓慢。对受教育程度的分析表明，2012年，城市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占比已经达到24.69%，而农村地区则仅占2.05%，并且增速非常缓慢。这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农村的产业结构转型和人才培养都面临极大困难。

(二) 中产阶层的区域分布

1. 中产阶层越来越集中在东部地区，区域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从区域分布来看，中产阶层进一步向东部集中，中西部占比不断下降。如图 3所示，在历年的数据中，中产阶层集中在东部的比例都超过了50%。2012年，东部人口占收入中产的比例达到了65.77%，在职业中产中占比为55.33%。区域差距在2004年至2012年调查期间一直在拉大，东部地区相应的比例分别增加了15.49和14.12个百分点，而中西部的占比则不断下降，中部地区在收入中产和职业中产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下降了10.95和9.6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则分别下降了8.40和8.37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中产阶层越来越集中在东部地区，区域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2. 东部地区已接近“橄榄型”，中西部地区则仍呈“倒丁字型”

如图 4所示，东部地区中产阶层增速明显，2012年广义中产阶层的比例为53.87%，已经接近橄榄型社会；而其他地区则仍然有较大比例的底层群体，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甚至出现了中产阶层所占的比例下降的趋势，与2004年相比，2012年分别下降了6.14和3.19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不同地区中产阶层分布的差距越来越大，中西部地区的中产阶层不仅没有增加，反倒流失了相当比例的优秀人才。

3. 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发展的问题

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在收入和职业等不同维度的中产阶层的比例上都以接近甚至超过10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的比例却出现了下降。如表 3所示，2012年东部地区收入中产阶层的比例达到33.37%，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则分别仅占7.96%和11.31%，并且在2004年至2012年调查期间分别下降了5.17和2.53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收入低层所占的比例均超过60%，并且在2004年至2012年调查期间不降反升。这表明，中西部地区居民与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结构差距越来越大，增加中西部地区民众的收入仍然是重点工作。

此外，在职业中产维度，中西部地区所占的比例也出现了下降，而同期东部地区则增速明显，2012年东部地区职业中产的比例已经超过30%。特别是在职业中上层、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方面，中西部地区在2004年与东部地区并没有太大差异，如2004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别为8.90%、7.40%和6.98%。但在2004年至2012年调查期间，东部地区的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则停滞不前或增速缓慢，流失了大量现代化素质比较高的人才。例如在教育方面，2012年东部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25.79%，而中西部地区则仅为9%左右。

(三) 中产阶层的产业分布

1. 第三产业是中产阶层的主要就业领域

研究发现，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中产阶层的主要就业行业，不同维度定义的中产阶层都有超过60%的成员在第三产业就业。如图 5所示，2012年，64.69%的收入中产是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职业中产相应的比例更高，达到75.81%。可以看到，新增的高收入、高职业地位的人群主要流向了第三产业。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是壮大中产阶层的重点策略之一。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是中产阶层占比较大、增速较快的行业。数据表明，收入中产所占的比例较大的行业是制造业(18.14%)，批发和零售业(14.1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8.69%)。增长较快的是批发和零售业(3.76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3.64个百分点)，建筑业(2.71个百分点)。职业中产所占的比例较大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20.77%)，制造业(17.30%)，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13.54%)。增速较快的行业是住宿和餐饮业(3.18个百分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70个百分点)，卫生和社会工作(2.2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仍然是壮大中产阶层应继续扶持的基础产业。国际经验也表明，先进的制造业是发展壮大稳定的中产阶层、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途径。

2. 第二、三产业内中产阶层已占较大比例，第一产业则存在精英流失的问题

如图 6所示，我国第二、三产业内中产阶层已经占相当大的比例，2012年分别达到50.44%和63.94%，接近“橄榄型”结构。与此同时，第二、三产业内中产阶层增速明显，2004年至2012年分别增长了12.04和8.90个百分点。这表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是我国中产阶层壮大的主要动力，且内部的结构在不断改善。但是，第一产业内则有非常高比例的低层群体，2012年中产阶层所占的比例仅为3.19%，在2004年至2012年调查期间甚至还下降了0.10个百分点。可见第一产业内中产阶层的壮大遇到了非常大的障碍。

3. 中产阶层发展在产业分布方面的主要问题

首先，第一产业面临精英流失的问题，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及农业管理与技术人才刻不容缓。如表 4所示，第一产业内各个维度的中产阶层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收入中产、职业中产的比例都非常低。近年来，第一产业内收入中产的比例有一定增加，这固然可喜，但职业中产的比例却下降了0.25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三产业的收入结构以及职业结构都在迅速优化提升。这表明在2004年至2012年期间，存在农业精英流失的情况。党中央、国务院近来非常重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本研究发现，第一产业内中产阶层的壮大确实存在困难，精英流失严重，应该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增收能力，拓宽增收渠道，鼓励教育水平以及职业技术水平较高的精英人才从事新型农业、有机农业，挖掘现代农业的增收潜力。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农业精英的流失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国还应该进一步扩大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的数据，2014年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为29.5%、29.9%和40.6%，产业贡献率分别为4.8%、47.1%和48.1%。《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一步指出，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0.5%，首次突破50%。这表明，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部分，但就业人口比重明显与产业贡献率比重不符，农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仍然过大，未来仍会有大量农业就业人口流向第二、三产业。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些流向第二、三产业的人口在向中产阶层转变的提升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碍。笔者对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从2000年到2012年，我国技术工人的比重不升反降，从2000年的11.2%下降到了2010年的9.8%。这并不是因为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不高，而是大量拥有技术的人才无法依靠过硬的技术实现地位上升。同时，在第三产业方面，笔者(李强，2015b)的研究也发现，在过去十几年里，中产阶层大规模的发展是在商品市场中发生的，中小经营者的比例急剧扩张。“六普”数据显示其中58.2%是农村户籍，可见中小经营为农民实现身份转变和社会地位提升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我国台湾地区也是如此，正是中小资本的蓬勃发展支撑了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但是我国近年来的城市管理政策恰恰对这些群体存在排斥的倾向。实际上，城市竞争力的提升需要的不仅仅是高端技术人才，综合实力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更是至关重要的。加强对第三产业内中小经营者的扶持和引导，提升城市的服务水平，既有助于壮大中产阶层，也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三、 壮大中产阶层的政策建议

结合上文的分析，笔者就进一步壮大我国中产阶层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中产阶层不等于中等收入群体，壮大中产阶层，需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调整产业结构、普及教育。本文的分析证明，中等收入群体并不都属于中产阶层。虽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已经较大，但真正的收入中产阶层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小。特别是同时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的中产阶层比例仍然非常小。

壮大中产阶层，首要的任务是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本文对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内中产阶层发展的分析也证明，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主要障碍是收入增加的问题。这些都充分证明，发展经济、增加民众收入是壮大中产阶层的首要任务。应该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让劳动者获得与其教育水平、职业地位相符的收入。特别是通过精准扶贫、转移支付、产业政策等途径，实现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劳动者的收入提升，进一步壮大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

应该推动供给侧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我国目前的产业和职业结构仍偏低端，社会结构中偏低层的占大多数。应该推动产业和职业结构的提升，推动建立一套完善的现代化职业结构体系。这对于教育普及也是有意义的，一方面应该推动教育的普及，通过教育来孵化更多高素质的中产阶层；另一方面，应该强化职业结构与教育结构的相互匹配，既加强教育与市场的联系，也可以通过职业结构的提升创造更多符合大学生教育水平的就业机会，让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能够成为中产阶层。

第二，推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的壮大，实现均衡发展。研究表明，我国中产阶层的分布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地区、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内中产阶层的壮大遇到了非常大的障碍。应该承认，优秀人才集中于城市地区、发达地区以及第三产业符合资源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也应该意识到，长远来看，这种差距的不断扩大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不利于收入差距、区域发展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对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健康发展也非常不利。

因此，本文认为，应该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增收乏力和精英流失。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城乡、区域统筹发展，根本的出路还是要推动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生产效率，提高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吸引劳动力就地、就近城镇化，一方面带动民众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实现良性循环。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历来认为，产业转型和城镇化绝不是要放弃农业，恰恰相反，农业也需要走上现代产业化道路。我们需要的是现代农民，现代农民完全可以是一个具有高水平农业技能的技术人员，也可以是一个现代的农业经营管理人员(李强，2016)。通过培育新型农业、新型职业农民，将非常有助于提升农民收入，提高农业对精英人才的吸引力，促进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的壮大。

第三，支持农民工通过技术晋升、自主经营进入中产阶层。壮大中产阶层不仅要靠对高端人才的培养，就我国而言，农民工人数众多，他们能否进入中产阶层是我国能否进入橄榄型社会的关键。本文的分析表明，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是中产阶层占比较大、增速较快的行业。对农民工而言，这些恰恰也是主要的就业机会。

笔者认为，应该扶持农民工通过技术晋升、自主经营进入中产阶层。一方面，基础制造业仍然是我国中产阶层就业的重要渠道和主要来源，应该重视实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推动产业技术以及劳动者职业技能的提升，完善技术工人的薪酬激励机制，营造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特别是打破户籍等制度的束缚，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可以依靠职业技能的提升进入中产阶层。另一方面，在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应该遵循市场规律，面对客观现实，认识到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从业者在内的广大小微创业者是我国中产阶层的重要来源之一。应该鼓励商业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清除创业壁垒，降低创业和经营成本，引导广大小微创业者提升服务质量，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