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攻击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心理学对攻击的探讨大致可以归为两个方面：一是攻击性的来源，即攻击性是先天本能还是后天习得；二是攻击行为的发生机制，即攻击行为受哪些因素影响。

对于攻击性的来源，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生来除了具有“生本能”外，还具有“死本能”，后者导致攻击行为。洛伦茨(K. Lorenz)以动物研究证明攻击本能具有进化意义，它保证了物种的生存和繁衍(阿伦森，2007：186)。但主张后天习得的观点更强调社会环境的作用。亨特(Hunt，1940)曾以易洛魁的印第安人为例说明攻击性来自社会环境的变化，认为易洛魁的印第安人之所以变得“凶残并最终成为斗士”，是因为贸易竞争所引发的一系列战争。

长期以来，“本能论”和“习得论”争论不休，但两者争论的前提是共同的，他们都承认人具有内在的攻击性，争论的焦点是其来源。许多证据表明，攻击性无论是否来自先天本能，都是可塑的，都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既能增强攻击性，也能抑制攻击性(阿伦森，2007：185-187)。由此可以追问，是哪些社会因素增强或抑制了攻击性？

对于攻击行为发生机制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实用”性质，研究者试图通过探讨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减少攻击行为。多拉德等(Dollard，et al., 1939)首先提出“挫折-攻击假设”，他们认为，“攻击总是挫折的结果……攻击行为的出现预示着挫折的存在，相反，挫折的存在也总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对于这一过于绝对的结论，博克威特(Berkowit，1990：494-503)提出“攻击线索理论”予以修正，在挫折与攻击之间加入认知元素，认为人在遭受挫折以后，只是引起一种攻击的唤起状态，如果环境中不存在给人以引导的认识线索，挫折不一定会导致攻击。安德森和布世蒙(Anderson and Bushmen, 2002：27-46)在综合以往理论的基础上，将人格、情景、内部状态，以及对情景的“评估和决策过程”等各种因素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模型中，即所谓的“一般攻击模型”，以解释攻击行为的发生机制，该模型认为，人格因素和情景因素通过改变个体的内部认知状态来影响最终的攻击行为。

只要稍加注意便会发现，“攻击行为发生机制”与“攻击性来自先天还是后天”两者所探讨的“攻击”存在明显区别，前者是攻击行为，后者是攻击性或攻击倾向。攻击行为与攻击性虽然密切相关，但并不等同：攻击行为是外在的行为，因具体情景而产生，攻击性是内隐的心理特点，不依赖具体情景而存在。这一区别表明，对于攻击的研究可以从现实的攻击行为入手，探讨具体情景(以及同情景有关的认识、情感等)的作用，也可以从潜在的攻击行为入手，探讨个体的生活经验在攻击性或攻击倾向形成中的作用。

攻击倾向是个体现象，怎样从社会层面解释个体现象，或个体现象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弗罗姆(2000：16、47、187)曾提出“社会性格”的概念，他认为经济制度决定了人的生活模式，生活模式塑造了人的性格结构，而社会性格是“在一个群体共同的基本经历和生活方式作用的结果下，发展起来的该群体大部分成员性格结构中的共同成分”，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社会性格。性格结构不但决定人的思想和感觉，而且还决定人的行为。弗罗姆的社会性格概念也许存在可商榷之处，但其观点有助于我们将视角转向社会结构性因素及其影响之下的个体生活经验，寻找攻击倾向的形成原因，从而从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解释攻击倾向的扩散。

心理学的“攻击理论”曾经也对集体行为、社会运动的研究产生过影响。在第一代社会运动理论家那里，心理因素始终处于解释的中心地位(赵鼎新，2005)。如戈尔(Gurr，1970)把“相对剥夺感”看做人们造反的原因，认为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强，人们造反的可能性越大，造反行为的破坏性也越大。戈尔的理论显然是基于“挫折-攻击模型”的研究路径提出的，挫折并非来自绝对剥夺，而是来自相对剥夺，相对剥夺是攻击(造反)的原因。

但是，这一重视心理因素的研究取向随着美国资源动员等理论的兴起而终止。“资源动员理论”把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做理性行动者，一个人对社会运动参与与否，参与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他在行动中获取的收益和付出的代价(冯仕政，2003)。自此以后，心理因素被排斥在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之外，之前强调心理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理论几乎全都遭到严厉批判，淡出研究者的视野(赵鼎新，2005)。

集体行为、社会运动是人的攻击倾向最易得到宣泄和表现的冲突情境，具有某些心理特点的人很可能是集体行为的积极参与者。这些因素本应该引起集体行为理论和社会运动理论的关注，却被拒之于研究之外，这样便造成了理论解释上的一个空白点，比如，资源动员等理论无法解释泄愤类集体行为参与者的动机。

霍弗(2008：12-21)把个人心理特点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所有群众运动的初期追随者都是以失意者居多，即，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认为自己的人生被毁坏或浪费的人，“即使没有外来的煽动游说力量，失意者本身即足以产生‘忠实信徒’所特有的大部分人格特征”，而所有群众运动能够吸引到的追随者也都具有这一类人格特征。

霍弗的著作称不上是标准的学术论文，观点也缺乏学术论证，但他的失意感概念包含了“挫折”和“不满”等心理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因此，我们用“失意感→攻击倾向”的关系取代“挫折→攻击”的关系，并将社会结构性因素和个体的生活经验等心理因素纳入其中，形成一个“社会结构性因素→生活层面的心理因素→失意感→攻击倾向”的关系链，从中探讨失意感在攻击倾向形成中的作用。

“失意感→攻击倾向”这一关系隐含的假定是“不满导致攻击”，但这一假定不一定成立。各种经验事实表明，不满有时导致攻击，有时却导致沉默，不同的人面对不满，其行为选择是不同的。那么，什么人倾向于攻击，什么人倾向于沉默？攻击与沉默之间有什么关系？这就要求将攻击与沉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为此，我们将上述关系链中的攻击倾向扩展为行为倾向，其中包含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并以“人原本没有行为倾向”为前提预设，¹以上述关系链为基本框架，探讨失意感、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的社会影响。

二、 研究假设

根据“社会结构性因素(社会地位、流动人口)→生活层面的心理因素→失意感→行为倾向”这一关系链(见图 1)，可得到以下研究假设。

(一) 社会结构性因素假设

由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确定的社会地位是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反映，直接影响个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感受。一方面，社会地位低的群体更易感受到社会剥夺和社会贫富反差，从而不满现状，产生失意感，进而导致攻击倾向增强；另一方面，社会地位低的群体，往往感到自己力量渺小，容易出现“搭便车”心理，从而使沉默倾向增强。

随着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流动人口已经改变了城市社会的人口结构和阶层结构，其本身也已成为不能忽视的结构性因素。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往往受到一系列带有歧视性的对待，大多属于城市社会的下层群体，适用于社会下层群体的分析也大致适用于他们。因此，综合上述分析，得到以下3个假设：

假设1.1:社会结构性因素影响失意感。

假设1.2:社会地位低的群体和流动人口群体攻击倾向较强。

假设1.3:社会地位低的群体和流动人口群体沉默倾向较强。

(二) 心理因素假设

社会地位和流动人口均是客观状况，它们必须被人感受到才能产生影响，因此，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失意感的影响受到心理因素的调节。生活感受和公平感是重要的心理调节因素。这里的生活感受是指人们对日常生活满意与否的感受，公平感是指人们对自己工作中的劳动报酬是否公平的感受。虽然生活感受和公平感是表层心理，具有不稳定性、暂时性等特点，但它们都是认识社会的心理起点，也是社会经验的主要来源。由此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2.1:生活感受和公平感对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

失意感是指个体生活信心和未来希望降低的一种情感体验，是深层次的和具有核心意义的心理因素。来自生活感受和公平感的不满是表层的心理因素，但会趋向稳定，并转化为深层的对自身价值、生活价值的不满，它们构成了失意感的心理来源。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2:不满的生活感受和不公平感导致失意感。

一般说来，当人处于不满状态时，往往会寻机发泄，尤其当不公平程度过大时，更会产生被剥夺的愤怒感受，对制造不公平的人产生敌对情绪和攻击行为(Shaw and Costanzo, 1982：106)，所以有以下假设。

假设2.3:不满的生活感受和不公平感导致攻击倾向增强。

失意感强的人不仅缺乏生活热情，不珍惜生活，甚至会漠视生命，并因此自暴自弃，行为顾虑少。由此有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2.4:失意感是影响攻击倾向的关键因素，失意感强的人攻击倾向增强。

假设2.5:失意感强的人沉默倾向减弱。

三、 数据、变量与数学模型 (一) 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为2011年6月笔者设计和参与的一次问卷调查，调查范围为上海市的B区和M区。抽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随机抽取本地户籍居民。抽样步骤为：在两区的每一个街道(镇)内随机抽取3个居民小区，每个居民小区随机抽取20户，由访问员入户调查，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的成年人。计划调查1 500人，实际调查1 493人，获取有效问卷1 484份。第二部分按同伴推动抽样(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²方法抽取没有本市户籍的外地来沪人员。实际调查1 566人，其中有效问卷1 561份。两部分合计有效问卷3 045份。

(二) 变量

变量分四类。第一类是反映个体社会地位的家庭(月)收入、个人(月)收入、个人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的4个变量。第二类为两个流动人口变量：来沪时间和居住形式。来沪时间分为“4年及以下”“5-9年”和“10年及以上”三种情况，上海户籍为参照群体；³居住形式分为“租房(含群租、单位宿舍等多种形式)”和“居住于自己的‘产权房’”两种情况。第三类是4个心理变量：行为倾向、失意感、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和生活感受。第四类为3个控制变量：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下面对4个心理变量的操作化进行具体说明。

行为倾向为因变量，对应的调查问题是“若您的权益受到侵害，您会怎么办？”，共有7个回答选项，分析中归为三类，即攻击、沉默和依法三种倾向(见表 1)。

这一调查问题是一个没有侵害情节和程度等内容的抽象情景。这种情景不具有认识价值，但具有方法意义，或者说，这种情景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我们不是探讨这种情景本身，只是通过这种不存在的情景建构一个没有内容、不受情景干扰和只反映内心“性情”的行为倾向，以保证行为倾向的形式化。如果存在“内容”，则难以判断行为选择是“内容”导致的还是内心“倾向”的真实反映。形式化还可以保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数学模型具有普遍性，其研究结论对于理解现实情境下的行为同样具有价值。

回答项设计为“最多可选3项”。这一设计在变量操作化中的作用是：“可选3项”相当于给调查对象3次选择机会，如果3次机会全都选择同一行为倾向下的子项，就反映他对该行为倾向存在内心偏爱；如果调查对象仅选其中1项或2项后不再作其他选择，或某行为倾向下的子项只有2项，调查对象作出选择后就不再选择其他项，即他宁可放弃机会，也不选择其他行为倾向，同样说明他具有内心偏爱。也就是说，所谓倾向，就是调查对象在多次选择中表现出的行为偏爱，或者说，我们以调查对象对某类行为的偏爱作为行为倾向的指标。如果调查对象同时选择不同类行为，就说明该调查对象内心不存在行为偏爱，我们将其定义为无行为倾向。无行为倾向不是指行为意向的空白，而是指各种行为意向混杂在一起的未分化状况。我们将无行为倾向视为沉默、攻击和依法三种行为倾向形成或分化的基础，统计上将其作为参照类别。对于“依法”行为倾向本文不作探讨。

操作步骤是，将调查问题的7个选项先合并为三类，形成3个二分变量：“沉默”“依法”和“攻击”，再剥离其中的交互部分并将其单独作为一类交互类，综合3个二分变量和交互类，得到一个四分类的单一变量“行为倾向”(见表 1)。

失意感来自表 2中的3个调查问题。问题的提问部分构成了失意感的3个指标，即：“未来没有希望”“自身价值难以实现”和“生活没有意义”；5个选项“从没有”(这些感受)、“有时有”、“一半时间有”、“经常有”和“天天有”量化了“失意”的持续时间或稳定程度。操作中先对3个问题的调查结果进行总加，得到一个量表分数。由于量表分数只能说明失意感均匀变化造成的影响，难以反映高失意感特有的影响，因此，我们对量表分数作分类处理，分为“无失意感”“低失意感”和“(高)失意感”三个类别，分析重点是“(高)失意感”。

生活感受来自表 3中的9个生活问题。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感受作出1-5分的“好”“坏”评价，分数越高，说明生活感受越好。对这9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两个公因子，根据因子负载将其分别命名为“物质生活因子”和“情感生活因子”(见表 3)，即生活感受有两个变量，分别反映人们对物质生活和情感生活的感受，因子值越大，说明生活感受越好。

公平感根据亚当斯(Adams，1963；422)的公平感公式($ \frac{{{O_p}}}{{{I_p}}} = \frac{{{O_o}}}{{{I_o}}} $)设计。调查问题为“与您同一单位的人相比，您认为您的劳动付出(体力和脑力)同您的收入是否相称”，共有“收入明显高于付出”“收入稍高于付出”“收入与付出基本相称”“收入稍低于付出”和“收入明显低于付出”5个选项。由于选择“收入明显高于付出”的人数很少，我们分析中将其与“收入稍高于付出”合并，统称“收入高于付出”。调查结果为：“收入高于付出”128人，“收入与付出基本相称”1 421人，“收入稍低于付出”764人，“收入明显低于付出”617人。

(三) 数学模型

由于因变量为分类变量，因此，采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其基本形式为：

$ \log it\frac{{{\pi _i}}}{{{\pi _m}}} = {a_i} + {B_{i1}}{x_1} + \cdots \cdots + {B_{ik}}{x_k} $

其中，$ \frac{{{\pi _i}}}{{{\pi _m}}} $为因变量中第i个类别相对于参照类别m的发生比或发生概率，x为自变量，B为回归系数，α为截距。连续型自变量以协变量的形式引入模型。

在具体分析中，本研究共建立4个模型，分为两组嵌套模型，因变量分别为“失意感”和“行为倾向”，具体模型在分析中予以介绍。

四、 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 影响失意感的因素

失意感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我们建立两个多项逻辑斯蒂模型，模型1分析失意感的客观来源，即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失意感的影响，模型2增加了3个心理变量，以比较社会结构性因素和心理因素在失意感形成中的作用。模型1的表达式为：

$ \log it\frac{{{\pi _i}}}{{{\pi _{无失意感}}}} = {a_i} + {B_{i1}}{x_1} + {B_{i2}}{x_2} + \cdots \cdots + {B_{i9}}{x_9} $

其中，$ \frac{{{\pi _i}}}{{{\pi _{无失意感}}}} $分别指“低失意感”和“(高)失意感”2个类别相对于“无失意感”类别的发生比或发生概率，即共有2个子模型，分别用模型1.1和模型1.2表示。2个子模型的右边形式相同，x₁至x₄为4个客观社会位置变量，分别是“家庭月收入”“个人月收入”“职业”和“学历”；x₅和x₆分别指“居住形式”和“来沪时间”2个流动人口变量；x₇至x₉为3个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

模型2在模型1的表达式右边增加了两个生活因子和公平感共3个心理变量，其余与模型1完全相同。模型1和模型2的主要统计指标见表 4。

1.社会结构性因素影响失意感。

由于(高)失意感比低失意感更具有分析价值，因此，我们直接分析(高)失意感。从模型1.2可看到，经济收入影响失意感，如果个人收入每提高1 000元，失意感的发生率就会降低20.1%(由1-0.799得到)；家庭收入每提高1 000元，失意感则会降低7.6%。因此，收入越高，失意感就越低，或收入越低，失意感越高。教育水平同样影响失意感，学历越低，失意感发生率就越高，比如，“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失意感比“大专及以上”学历者高49.6%(由1.496-1得到)；⁴职业中唯一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的是“工人、营业员等”，但“工人、营业员等”的失意感反而比“各级(类)管理者、技术人员等”低37.7%。这些结果说明低收入、低学历群体是失意感相对较高的群体，但“工人、营业员等”是失意感相对较低的群体。

流动人口的两个变量中，租房者是失意群体，租房导致他们的失意感大幅提高，与有房者相比，其失意感要高出1.273倍。来沪时间的影响是，来沪时间越短，失意感越低，来沪时间越长，失意感越高。但是，来沪时间无论长短，均比上海籍的人失意感低。来沪时间在“4年及以下”“5年至9年”和“10年及以上”的人，其失意感比上海籍的人依次降低60.6%、41.2%和23.1%。这一结果表明，对新生活的向往提升了来沪者的希望，他们抱着希望来到上海，但随着时间流逝，希望逐渐消退，最后变得与上海本地人没有差异。

上述变量影响方向不一，从中我们难以形成社会地位或流动人口的失意感更高或更低的综合结论，但是，根据这些变量，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辨别失意群体，这意味着，这些客观因素是失意感的来源之一，假设1.1得到证实。

2.心理因素对失意感的影响及心理因素的调节作用。

考察引入3个心理变量后的模型2，其卡方由模型1的241.661提高到584.884，这是引入心理变量后导致的，反映了心理因素的重要性。我们仍直接分析“(高)失意感”，即模型2.2。

根据模型2.2中的exp(b)值可得到两个结论。首先，良好的生活感受会降低失意感。物质生活因子每提高一个标准分数，失意感就会降低61.8%，情感生活因子每提高一个标准分数，失意感就会降低45.5%。其次，不公平感导致失意感增强。“收入稍低于付出”的轻度不公平感导致失意感增加1.339倍，“收入明显低于付出”的严重不公平感更使失意感增加2.398倍。这两个结论说明，表层的“暂时”心理特点会转向深层的“持久”的心理特点，对生活、工作的不满会转向对自身“生活意义”和“生活价值”的消极感受。因此，生活感受和公平感构成了失意感的心理来源，假设2.2得到证实。

对比模型1.2和模型2.2可以发现，模型1.2中对失意感具有明显影响的个人收入、家庭收入、学历、工人等和租房等5个变量在模型2.2中不再具有影响。两个模型两种结论，应以哪个为准？我们对此作如下解释：个人收入等5个客观变量对失意感原本没有影响，之所以在模型1.2中表现出有影响，是因为个人收入等变量影响生活感受等心理变量，而模型1.2却没有引入这些心理变量，致使这些心理变量附着或混杂在个人收入等变量身上，暗中发挥影响，从而歪曲了个人收入等变量与失意感之间的关系，导致统计结果出现所谓的显著影响(见图 2左图)。模型2.2引入这些心理变量，相当于将其从个人收入等变量身上剥离出来，将其影响分离出来。于是，个人收入等变量与失意感之间的无关关系便显现出来，同时形成间接传递关系(参见图 2右图)。

因此，个人收入等变量的作用不是消失，而是通过生活感受、公平感等心理变量间接影响失意感。模型2.2并不否定模型1.2的结论，只是将直接影响修正为间接影响，表明客观因素的影响必须首先被感受到，转化为对生活的不满或不公平感，才导致失意感增强。这种转化反映了生活感受和公平感对客观影响的调节作用，由此证实假设2.1。

(二) 影响行为倾向的因素

为分析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我们建立了模型3和模型4。模型3反映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模型4增加4个心理变量，通过与模型3的比较，分析失意感等心理因素对行为倾向的影响。模型3的表达式为：

$ \log it\frac{{{\pi _i}}}{{{\pi _{无倾向}}}} = {a_i} + {B_{i1}}{x_1} + {B_{i2}}{x_2} + \cdots \cdots + {B_{i9}}{x_9} $

其中，$ \frac{{{\pi _i}}}{{{\pi _{无倾向}}}} $分别指“攻击”“沉默”和“依法”3个类别相对于“无倾向”的发生比，3个子模型，即模型3.1、模型3.2和模型3.3的右边形式与前文的模型1完全相同。

模型4在模型3的表达式右边增加了两个生活因子、公平感和失意感共4个心理变量，其余与模型3完全相同。两个模型的主要统计结果见表 5。

1.影响攻击倾向的因素

从模型3.1可以看到，低收入家庭、个体经营者和租房者是攻击倾向比较明显的三个社会群体。家庭收入越低，攻击倾向越明显；收入提高，攻击倾向就会降低；收入每提高1 000元，攻击倾向降低17.9%。“个体经营者”的攻击倾向比“各类管理者、技术人员等”高1.730倍，“租房者”比“有房者”高96.1%。

这些结论能否证实假设1.2？尽管家庭收入、个体经营者和租房3个变量支持这一假设，但模型3.1中的其他变量并不支持，因此，证实假设1.2的依据不很充分，统计结果对假设1.2难以作出明确回答，但可以说明攻击倾向的形成具有客观基础。

相比于模型3，模型4多了两个生活因子、公平感和失意感等4个心理变量。模型4.1的特点是除控制变量“单身”外，影响攻击倾向的因素只有2个：个体经营者和失意感。个体经营者的exp(b)值与模型3.1几无差别，也就是说，4个心理变量未能对个体经营者与失意感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这说明个体经营者攻击倾向较强的特点不受这些心理变量的调节。失意感中仅“(高)失意感”对攻击倾向具有影响，相比于“无失意感”，其攻击倾向高1.316倍，而低失意感是无关紧要的，并不加剧攻击倾向。

另外3个心理变量，即两个生活因子和公平感对攻击倾向都无影响。特别是公平感，一般认为，当人遭受明显的不公平对待时，就容易出现攻击性(Shaw and Costanzo, 1982：106)，但这一特点在模型4.1中没有得到证实。因此，假设2.3被推翻。

综合模型3.1和模型4.1的结果，影响攻击倾向的因素包括控制变量在内一共只有5个，而模型3.1的家庭月收入、居住形式两个变量在模型4.1中已不显著，因此，影响攻击倾向的因素只剩3个：婚姻状况、个体经营者和失意感，也就是说，影响攻击倾向的因素很少。但由于经济收入、学历水平、流动人口，还有生活感受、公平感等因素(见模型1.2和模型2.2)全都影响失意感，也就间接影响攻击倾向，这使攻击倾向的来源变得非常广泛，尽管许多来源非常间接。图 3对这些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作了简要归纳。

根据图 3我们可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失意感是形成攻击倾向的关键因素。从影响路径看，失意感几乎是枢纽，间接因素全都汇聚到失意感，而后影响攻击倾向。这意味着，这些因素只有上升到失意感层面，才会影响攻击倾向，如果没有上升到失意感层面，就不会导致攻击倾向。结合模型2.2生活感受、公平感具有调节作用的结论，这一结论还可拓展为，只要没有被感受到，或者虽被感受到但没有导致失意感，不利的生活条件、生活状况就不会提高攻击倾向。exp(b)值只能证明失意感对攻击倾向具有影响作用，但不能证明这一作用是关键作用。而在这里，一方面，所有间接影响攻击倾向的因素都要经过失意感，另一方面，除了失意感外，直接影响攻击倾向的因素只有两个。两方面相结合，可以证明失意感对攻击倾向具有关键影响作用，由此证实假设2.4。

第二，难以区分攻击倾向群体。就直接因素而言，有攻击倾向的群体虽可区分，但实用性不大：个体经营者攻击倾向较强，但个体经营者属少数群体，范围偏小；单身者攻击倾向较强，但单身者包括了大多数年轻人，范围过大；失意感高者攻击倾向较强，但失意感是心理因素，内隐于心，不是实体。就间接因素而言，租房者和家庭收入低的人攻击倾向较强，但须经过失意感的调节，其余因素的影响，除来沪时间外，都是“间接再间接”，这种影响方式不仅蜿蜒曲折和方向不一，而且最后全都汇聚到失意感，又回到了心理因素。经过心理因素的调节，客观因素的影响变得非常模糊，难以区分，因此，攻击倾向的滋长往往是隐蔽的。人们可能感受到攻击倾向在滋长，却不清楚在哪些群体中滋长。

2.影响沉默倾向的因素。

根据模型3.2的exp(b)值，家庭月收入每提高1 000元，沉默倾向就会降低8.3%，因此，低收入家庭是沉默的群体。职业地位最低的“无业、临时工等”群体也是沉默倾向明显的群体，其沉默倾向比“各类管理者、技术人员等”高出54.2%。虽然其他社会地位变量没有影响作用，但考虑到“低收入家庭和无业、临时工等”所占人口比例较大，⁵我们倾向于认为，社会下层群体是沉默的群体。

在同一模型中还可以看到，租房者的沉默倾向高出有房者41.4%；来沪时间在4年及以下者是沉默倾向高发群体，高出上海户籍者74.1%。据此可认为，流动人口是沉默的群体。结合“低收入家庭和无业、临时工等”群体的结论，假设1.3基本得到证实。

模型4.2比模型3.2多了4个心理变量，但影响沉默倾向的因素却只有2个，失意感和来沪时间中的“4年及以下”。低失意感不影响沉默倾向，但高失意感影响明显，比无失意感者沉默倾向高68.5%，这一结果与假设2.5相反，因此，推翻假设2.5。

模型3.2中具有影响的4个变量，在模型4.2中只有“4年及以下”仍具影响，其余3个，即家庭收入、“无业、临时工等”和租房的影响作用消失，即它们的影响作用通过心理变量形成间接影响。

影响沉默倾向的因素虽不多，但影响失意感的因素却是众多。这一特点与影响攻击倾向的情况基本一致，据此可得到类似的结论：失意感是影响沉默倾向的关键因素，其他因素只要没有增强失意感，便不会导致沉默倾向。

无论攻击倾向还是沉默倾向，失意感都成为关键因素。但模型4.1和模型4.2中失意感对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的影响只处于0.01至0.05的显著性水平，即统计可靠性并不很高，失意感的影响作用能否称得上关键？对此，我们结合Logistic模型中参照类别的含义加以说明。

在Logistic模型中，凡是分类变量，其影响程度都是通过与参照类别进行比较来衡量的，参照类别是比较的基准，基准不同，结果也不同，但各个类别之间的关系相同。我们以“人原本没有行为倾向”为前提预设，将“无行为倾向”设为参照类别(见图 4左图)。若改变前提预设，将参照类别换为倾向“依法”，则结果如右图所示，含义为：以依法倾向为参照，失意感者攻击倾向发生率比无失意感者高4.833倍，沉默倾向则高3.244倍，且显著性必定达到0.001的水平。结果虽与左图不同，但反映的关系完全相同，而依法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若将其作为参照，理由同样充分。由此可见，失意感的作用非常显著。

(三) 攻击倾向与沉默倾向的关系--心理同构体

前面结论表明，失意感既提高沉默倾向，也提高攻击倾向，其在两种倾向上的发生率exp(b)值均大于1，即对两种倾向的影响方向相同，图 4更是直观表明了这一点。然而，沉默是“胆小退缩”，攻击是“胆大侵犯”，两者方向相反，但在失意感的作用下却变化方向相同。这一现象耐人寻味，由此可以追问：失意感究竟提高哪种倾向？两种倾向究竟是什么关系？

观察模型3和模型4的数据，可以看到还有不少变量具有上述特点：它们在两种倾向上的exp(b)值均大于1或均小于1；同时也可看到相反现象：exp(b)值一个大于1，另一个小于1。按exp(b)值的含义，前者导致两种倾向的同向变化，后者导致反向变化。我们将具有上述特点并且exp(b)值达到显著性水平的变量全部列出，以比较它们的异同(见表 6)。

表 6左边共有3个变量。失意感是心理因素，客观因素家庭收入和“租房”在模型3中对行为倾向均有明显影响，引入心理变量(模型4)后，之前的影响便消失，也就是说，之前的影响是未分离的生活感受、公平感、失意感等心理因素导致的。生活感受、公平感、失意感均与生活(包括工作)满意程度有关，据此归纳，可以得到第一个结论：不满以及受不满调节的变量导致同向变化。

这一结论表明，攻击和沉默两种相反倾向都包含“不满”。所谓方向相反只是表达不满的方式相反，攻击倾向向外发泄不满，沉默倾向向内忍受不满，不满是它们的共同成分。客观因素首先要被感受到，转化为心理上的不满，然后对行为倾向产生影响。因此，所谓心理因素的影响或调节，实质是不同的人将不满以攻击倾向或以沉默倾向两种不同方式积蓄起来，但不满是共同的。这在统计上表现为这些心理变量或受这些心理因素调节的变量对两种倾向的影响作用是相同的，不存在差异，⁶它们同时提高或降低攻击倾向与沉默倾向。因此，沉默倾向和攻击倾向具有同一性，根据上述因素无从区分哪些人趋于沉默，哪些人富有攻击倾向。

表 6右边共有4个变量，其中，年龄和性别是生理变量。个体经营者和单身两个变量在引进生活感受、公平感、失意感三个心理变量前后的两组模型中，显著性水平和exp(b)值变化很小，即它们很少受这些心理因素的调节。由此得到第二个结论：生理变量和不受不满调节的变量导致了非同向变化。

根据第一个结论无法回答为什么有的人趋于沉默，有的人却富有攻击倾向，第二个结论则表明，每个人都会根据自身特点“积蓄”不满，这些特点导致两种倾向呈非同向变化，我们以此可区分哪类人更易出现沉默，哪类人更具攻击性。统计结果表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个体经营者4个变量对两种倾向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别。⁷男性比女性更具攻击倾向，更少沉默倾向；年轻人攻击倾向明显，随着年龄增长，攻击倾向降低而沉默倾向增长；单身者和个体经营者攻击倾向较强但沉默倾向较弱。这些变量的影响作用同样受心理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心理因素与不满基本无关，比如，单身者的攻击倾向可能与其无家庭牵挂和行为顾虑较少有关，年轻人的攻击倾向可能与其易冲动的年龄特点或由身体强壮而产生的力量感有关，个体经营者的攻击倾向可能出自其对生存环境的认知。

因此，在本研究的变量范围内，沉默与攻击两种倾向的同向变化是由那些包含不满的心理因素建构出来的，若没有“不满”的建构，两者就不会呈同向变化，这说明沉默倾向与攻击倾向是一对源于不满的心理同构体。正因为是同构体，所以两种倾向结伴而生，才会出现失意感既提高沉默倾向，又提高攻击倾向的现象。这一现象意味着，如果一个社会中失意感的人增多，那么，具有沉默倾向的人和具有攻击倾向的人都会增多，在沉默倾向增长的同时，攻击倾向也在滋长。

五、 结论和讨论

在这里，笔者对本文的分析思路作一下归纳。本文是按照如下思路展开分析的：第一，以嵌套模型(模型1和模型2)分析影响失意感的因素，结论是客观因素必须首先被感受到，转化为对生活的不满或不公平感，才导致失意感增强；第二，以嵌套模型(模型3和模型4)分析影响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的因素，结论是直接影响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的主要因素是失意感；第三，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模型4是递推模型，两组模型相结合，便可看到尽管直接影响攻击倾向的因素很少，但间接因素很多，社会结构性因素、生活感受、公平感等心理因素均通过失意感间接影响攻击倾向，对于沉默倾向同样如此，因此，失意感是影响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的关键因素；第四，通过归纳各变量exp(b)值在攻击/无倾向和沉默/无倾向两类子模型中的同向或非同向变化，得到两个结论：一是“不满”以及受“不满”调节的变量导致了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的同向变化，二是生理变量和不受“不满”调节的变量导致了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的非同向变化，因此，沉默倾向与攻击倾向是一对源于不满的心理同构体。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失意感是从表层心理向深层心理转化的结果，反映了偶然不满向持久不满的转化，对生活不满向对生活价值不满的转化；失意感汇聚了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结构性因素和心理因素对攻击倾向的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失意感间接发生的，这些因素如果没有转化为失意感，就不会提高攻击倾向；失意感不仅提高攻击倾向，也提高沉默倾向，各种因素同样通过失意感间接影响沉默倾向，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是一对源于不满的心理同构体。

这一结论表明，如果失意感人数增多，具有攻击倾向或沉默倾向的人数也会增多，这将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因此，失意感与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之间的关系还应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讨论。从攻击倾向、沉默倾向和失意感三个概念出发，有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一是攻击倾向与攻击行为、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二是沉默倾向对社会的影响；三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失意感的影响作用。

第一，攻击倾向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可归为心理或态度与行为的关系。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在心理学中始终争论不休，攻击倾向与攻击行为均具有伤害的性质，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两者的关系比一般意义上的心理与行为的关系更为复杂，集体行为比个体行为又远为复杂。因此，根据攻击倾向预测个体攻击行为已是困难重重，更遑论预测集体行为了。

攻击行为一般都与具体情景有关。本研究的攻击倾向是排除了具体“内容”，仅剩一个“抽象情景”的形式化概念，仅反映个体的内在倾向，以这样一个与具体事件毫无关联的“纯”心理特点去预测与具体事件密切相关的攻击行为，这是做不到的。

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心理基础的角度看待攻击倾向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心理基础指社会心理背景，即与攻击倾向蔓延状况相关联的社会心理状态，作为状态，其变化是相对缓慢的，在一定时期内可看做相对稳定。这样，攻击倾向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就变成了背景与事件(具体行为)的关系，这与预测关系具有明显区别：预测关系是在变量之间建立数学关系，根据变量A预测变量B。背景则是一种相对不变的状态，事物变化的原因不可能从不变的因素中去寻找，根据相对不变的东西去预测变动的东西，也就是根据常量去预测变量，这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根据心理基础去预测具体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心理基础并不直接导致具体攻击行为，它的作用只是强化具体事件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使原先不易导致攻击行为的具体事件变得容易触发攻击行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将攻击倾向的蔓延状况看做攻击行为的心理基础。

将视角转向心理基础，自然会追问攻击倾是否会变得普遍。本研究只是证明失意感与攻击倾向之间存在关系，没有涉及攻击倾向的蔓延。但作为一种心理成分，攻击倾向的演变特点应值得警惕：一是攻击倾向在个体身上同样存在从不稳定趋向稳定的特点；二是伴随着攻击倾向的稳定化，“恶性”程度也会趋强；三是攻击的对象从当事者扩散到无辜者，进而以社会为对象。攻击倾向若如此演变，在此背景下，可以推测原本不一定会引发事端的因素变得容易引发事端，事端容易被激化，原本容易解决的小问题容易演化为大问题，恶性事件增多。

这些特点只说明攻击倾向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说明个体行为会演变为集体行为，个体行为的蔓延也只是众多的个体行为，而不是集体行为。集体行为的关键在于将个体连接起来。如果攻击倾向蔓延，就意味着个体心理现象向社会心理现象转化，这样便可从三个方面看待个体特征与群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一是攻击倾向强的人很可能成为集体行为的潜在参与者；二是相似的失意感和攻击倾向等心理特征容易成为个体之间相互情绪感染的基础，从而将个体连接起来；三是这些相似特征也容易成为动员的基础，降低了集体行为的动员难度。因此，在这些基础上，个体事件容易触发集体事件，提高了集体行为的发生概率。

第二，在心理因素建构下，沉默与攻击两种倾向成为一对心理同构体，攻击倾向的增强伴随着沉默倾向的增强。由此，自然会追问：沉默倾向是否会转化为攻击倾向？如果会转化，则沉默倾向同样也是群体行为的心理基础；如果不会转化，是否意味着沉默倾向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没有依据能够证明两种倾向会转化。有沉默倾向的人可能会始终保持沉默，但这并不意味着沉默倾向是无害的。孙立平曾对社会动荡和社会溃败作过区分，社会动荡指严重的社会冲突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其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则指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其反面是社会健康。⁸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与社会动荡和社会溃败似有对应之处：攻击倾向的蔓延导致攻击行为增多，引发社会动荡，直接威胁社会稳定；沉默倾向的扩散则可能导致社会溃败。沉默者因为心怀不满，大多缺乏主动精神和社会热情，也缺乏社会责任感，他们往往以冷漠的态度看待社会，若无其事地旁观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以不作为的方式回应社会。尽管沉默倾向不一定会转化为攻击倾向，但其没有具体行为的不作为方式，同样会对社会机体造成严重侵蚀，导致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社会邪恶得不到抵制，社会正义得不到响应。

第三，社会结构性因素构成了失意感和行为倾向的客观基础，这已在研究中得到证实。但应看到，社会地位、流动人口两类结构性因素对失意感和行为倾向的影响方式大多是间接的，甚至是“间接再间接”的，这不仅使失意感群体和具有攻击倾向的群体变得难以辨认，而且使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作用显得比较“遥远”，失意感和攻击倾向似乎变成了主要是心理因素之间相互调节的结果。

这与定量研究的局限性有关。定量研究往往难以将许多社会因素定量化而纳入研究。但这不妨碍我们根据失意感的具体含义做进一步的讨论。本研究的失意感指的是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对未来失去希望，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一种心理状态。换句话说，在失意感强的人看来，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比较渺茫，目前的窘况难以改观，由此可引申出向上流动能消融失意者内心失意感的结论。因此，能否实现向上流动是影响失意感的重要因素。

孤立地看，失意感是个体心理现象，但如果失意感从大量个体身上表现出来，它就转化为社会心理现象，这就需要从社会方面寻找原因。那么，是否存在阻碍人们实现向上流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孙立平(2006：25-30)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化趋势时，曾提出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的概念，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相对稳定的阶层已经逐步定型化，出现了部分阶层的社会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凝固化的现象，机会结构越来越锁闭在本阶层或本群体内部。如果说孙立平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化状况，那么，失意感就是这种社会阶层结构的定型化机制在个体身上的反映。正是这种机制阻碍了人们向上流动，导致人们对未来失去憧憬和想象，而目前状况又不尽如人意，因而生活变得没有意义。若能如此解释，则社会阶层结构的定型化机制就是导致失意感的社会结构性因素。

如果把社会阶层结构的定型化看做导致失意感的社会机制，那么，降低失意感也应从这一机制着手，打破阶层之间机会结构的锁闭状态，促进阶层之间的流动，使个人能充分发挥能力，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实现向上流动，这也是实现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

1.行为倾向是先天决定还是后天造成，是一个难以讲清的问题。本研究只是将其作为预设，无需对此问题的真伪作出回答。

2.同伴推动抽样是针对特殊人群的一种抽样方法，该方法有效解决了传统抽样方法在难接近人群抽样中存在的问题(孙修福等，2007)。

3.“来沪时间”在调查中仅非沪籍者回答，沪籍者无需作答。因此，若直接使用，将导致沪籍调查对象全部缺失。为此，将沪籍调查对象单独补作一类，由此形成“来沪时间”。

4.“失意感提高”的解释并不严谨，提高或降低的是“失意感”对“无失意感”的发生率而不是“失意感”，这里的解释是简化的，但便于表达和理解。对exp(b)的解释在表达上非常拗口，完整的表达应为：在模型中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比“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失意感”的发生率(以“无失意感”为参照)高49.6%。后文均按简化方式解释exp(b)。

对于模型中数据，只需观察两点：首先观察数据后有无“*”号，若无“*”号，表明该自变量(或类别)对因变量没有影响，“*”号越多，越能肯定该自变量(或类别)具有影响；然后观察exp(b)是否大于1，若大于1，表明该自变量(或类别)增强了因变量的发生概率，若小于1，则该自变量降低了因变量的发生概率，偏离1的程度越大，说明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越大。

5.无业、临时工等包括了农民，所以这一群体所占人口比例较大。

6.这一统计结果是按模型4的所有变量、将“攻击”作为参照类别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的(将“依法”和“无倾向”两项设为“missing”)。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卡方为76.777，具有差异影响的变量只有“性别”“年龄”“单身”和“个体经营者”4个因素，exp(b)值依次为0.419^**、1.054^**、0.224^***和0.258，其余变量均无差异。也就是说，根据心理变量或受心理因素影响的变量均不能区分哪些人倾向于沉默，哪些人倾向于攻击。由于统计结果篇幅较大，而试图说明的问题比较简单，故未列出。

7.同注释6。

8.参见：孙立平，“中国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南方日报》，2009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