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社会学尤其是芝加哥社会学的历史研究中，常有论者提及“1935年造反”(the 1935 Rebellion)(例如Odum，1951；Faris，1967；Kuklick，1973；Martindale，1976；Lengermann，1979；库隆，2000)。¹表面上看，这个事件体现的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学界内部斗争：“芝加哥社会学”长期占据“专业中心地位”、掌控学界核心资源-如美国社会学学会(ASS)、《美国社会学杂志》(AJS)-的状况，招致部分研究者的不满和反抗；反对者们最终在美国社会学学会1935年的年会上取得一些成果，包括将AJS与ASS分离开来并创立《美国社会学评论》(ASR)作为后者的官方刊物。²

不啻于此，“1935年造反”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社会学史上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更主要的原因显然在于：它标志着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所代表的研究范式的式微。伦格曼(Lengermann，1979：188)指出，这种反抗运动涉及一个重要论题：“什么构成了社会学中合理的科学研究，如何确定这种科学研究的标准以及这个问题与研究资金流入(社会学)专业之间的关系”。“科学问题”是早期美国社会学研究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就是逐渐摆脱和消除其早期大多数研究中所具有的浓厚的主观价值判断色彩，趋向一种更为科学、客观的研究。³芝加哥社会学倡导的以定性研究为主的社会调查研究，一度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导性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借助统计调查方法的定量研究也不断发展，一个主要由年轻学者组成的“定量研究者”(quantifier)群体-马丁代尔(Martindale，1976)称之为“年轻的突厥人”(Yong Turks)-在社会学(包括芝加哥社会学)内部兴起。⁴到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突厥人成为一个理论群体，一种热烈地信奉激进实证主义(radical positivism)和将定量化作为实现这种实证主义的手段的运动”(Lengermann，1979：191)。研究范式的争议也表明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30年代遭遇了“学科危机”。

上述变化显然与美国社会在这个时期发生的重大的社会变迁、历史变迁密切相关，其中影响最巨者莫过于“大萧条”和“新政”。伦格曼(Lengermann，1979：196)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向社会学家们提出了新的经验和理论问题，使专业共同体面临来自公众和政府的新要求的压力，开发出就业与研究支持的新资源，也使得许多社会学家产生了职业上的焦虑，并促成了那些反对芝加哥(社会学)的地区性协会的出现。”时代的变迁吁求“更好的科学和更大的专业精进”，而现存的社会学-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芝加哥社会学“人文主义取向”的研究-则被认为“太哲学”，新兴的“定量研究者”对社会学在“应对危机时的无能为力”感到不满，转而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Lengermann，1979：193)。就此而言，美国社会学界出现的这种“造反”运动，可谓是时代危机在学界内部引发的一种反应。

帕森斯虽然积极支持和参与ASR的创刊，⁵但他在“1935年造反”中似乎是一个旁观者。⁶不过，和当时绝大部分美国社会学家不同的是，帕森斯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回应时代危机，这集中体现在其《社会行动的结构》(Parsons，[1937]1968)一书中(Brick，1993；Gerhardt，2002；赵立玮，2015)。帕森斯为美国社会学-尤其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以后-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的要素和动力，包括对欧洲古典社会理论的系统引介、对社会科学中“一般理论”探讨的倡导等，促使美国社会学在“二战”后步入一个新阶段。一些研究者认为，以帕森斯、默顿为主要代表的“结构-功能理论”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学发展的新趋势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理论范式，因此，“定量研究者和结构-功能主义者都是(1935年)造反的继承人。尽管两者都未(直接)促成这次造反”(Lengermann，1979：195)。库克里克(Kuklick，1973)则认为美国社会学在1930年至1945年间发生了一场“科学革命”，即早期芝加哥社会学的“生态学-互动论范式”逐渐被后来兴起的“功能主义范式”所取代。

需要指出的是，“二战”对美国社会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一方面强化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些发展趋势，如定量研究进一步拓展为大规模的统计调查研究，社会学研究与企业、政府乃至军方的合作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手段和技术不断提升和优化等；另一方面也为美国社会学添加了一些新的因素，例如大量欧洲学者和知识分子“流亡”美国，带来了丰富的思想和智识资源。在社会学方面，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带来的激进批判思想以及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带来的定量化的经验研究模式等，对“二战”后美国社会学的影响都不容小觑。

“1935年造反”事件发生时，米尔斯刚刚进入得克萨斯大学研习哲学和社会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引导米尔斯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正是一些“芝加哥人”。当米尔斯在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在其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想象》(Mills，1959b)中-对“二战”以来形成的“主流社会学”展开猛烈抨击时，其批判对象正是“1935造反”后形成的新的主流研究范式，我们甚至可以仿前称之为“1959年造反”。⁷米尔斯激进的社会批判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全球性社会运动的结合，持久地影响了美国乃至更大范围的社会学发展。

一、 帕森斯与米尔斯：20世纪50年代的相互批评

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和米尔斯最重要的一些著作纷纷面世。就帕森斯来说，社会科学研究在诸多领域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激励了其理论探讨的雄心，其理论建构在这个时期也得到快速推进；米尔斯则相继推出了其最具影响力的《权力精英》(Mills，1956)和《社会学想象》(Mills，1959b)。这使得当时最著名的两位美国社会学家⁸、两种不同的社会学研究范式有了直接的碰撞和交集，一些关于社会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值得深究和深思的问题也日渐凸显。本文的探讨以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相互批评为切入点，再进一步展开论述。

(一) 帕森斯vs.米尔斯：《权力精英》

《权力精英》出版翌年，帕森斯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美国社会的权力分配”(Parsons，[1957]1969)。此文无论是在篇幅上还是论题的广泛性上，都可与丹尼尔·贝尔(Bell，[1958]1968)随后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评论相提并论，而且在理论性、系统性和深刻性方面更胜一筹。

有两点需要预先说明。首先是批评视角。帕森斯(Parsons，[1957]1969：186)明确指出，他是作为一名“专业社会学家”，运用“专业理论”来检视米尔斯的这部论著。以此观之，《权力精英》的诸多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譬如他首先提到一个关键问题：米尔斯使用的“资料”并不足以为其“解释性结论”提供“充分的经验依据”(Parsons，[1957]1969：185)。其次，帕森斯的评论不只是批评，还希望提供“一种替代性解释”。鉴于米尔斯的研究风格，帕森斯特别强调运用“专门的理论图式”的重要性，这也是消除社会研究中的“随意性”的“专业方式”之一(Parsons，[1957]1969：186)。因此，帕森斯的这篇评论不仅在他同样重视的经验问题-美国社会的权力及其结构-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将他倡导的研究方式带入其中。

概言之，帕森斯的评述可归为三个方面：《权力精英》的主要观点以及其中涉及的复杂问题；书中使用的主要概念和术语问题；米尔斯的批判风格以及相关的道德评判和意识形态问题。

帕森斯(Parsons，[1957]1969：186)认为，《权力精英》表达了这样的“核心论题”：“在过去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社会的)权力集中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权力集中在一个小规模的、整合相对紧密的群体手中”，这同“关于美国社会的政治多元主义的传统观点”是相对立的。⁹他认为“米尔斯的分析是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因素的一种微妙和复杂的结合”(Parsons，[1957]1969：190)，但对米尔斯的核心论题中包含的一些对其论证至关重要的论点表示质疑，诸如这样一种小规模的“权力精英”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获得了一种至高的权力职位？这个小群体的相对权力在过去20年里是否得到极大的增长？这个权力群体是如何统一起来的？美国社会已经是一个“大众社会”吗？等等(Parsons，[1957]1969：186)。帕森斯承认，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与两种历史进程有关：首先是“一个日趋成熟的工业社会的动力学”，包括高度工业化的经济本身及其对社会其他部分的影响；二是在一些相关因素(包括美国经济增长和外部变化)的促使下，“美国在世界社会中的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政治孤立转向对国际事务的深度参与。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政府在我们社会中的相对重要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政治权力日益增强”(Parsons，[1957]1969：190)。虽然如此，他依然认为米尔斯着力论述的“权力精英”的三大构成成分是存在问题的。¹⁰

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对主要概念和术语的使用也一直为批评者所诟病。¹¹帕森斯并未对这个问题过多追究，只是强调两点：一是认为米尔斯对“权力精英”这个概念的使用含糊不清，譬如它与“上层阶级”(upper class)、“上流社会”(higher circles)的关系，在经济的意义上对“阶级”(class)概念的使用(如“大富翁”“公司富豪”)等；第二点更为重要也更具实质意涵，即米尔斯对“权力”(power)概念的使用问题。正如贝尔(Bell，[1958]1968：195)指出的：《权力精英》虽然号称是一部探讨“权力”问题的论著，但奇特的是，该书自始至终没有对“权力”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米尔斯(Mills，1956：171)只是强调：“一切政治都是为权力而斗争；权力的终极类型就是暴力。”¹²帕森斯认为，米尔斯的“权力”概念是一种“零和”(zero-sum)概念，亦即“权力是支配他人的力量”(Parsons，[1957]1969：199)。其要点在于：“对米尔斯来说，权力并不是一种履行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中的或为了社会利益的功能的能力，而是被排他性地解释为某种群体-权力的拥有者-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的一种工具(facility)，其方式是通过阻止另外的群体-无权者(outs)-得到它想要的东西”；这种权力概念意味着“将一种总体性现象的次要的和派生的方面提升到核心位置”(Parsons，[1957]1969：199)。为此，帕森斯提出了另外一种对“权力”概念的理解：“权力是社会中的一种一般化工具(generalized facility)或资源……它是为了实现某种一般性的‘公共’承诺已经设定或可能设定的目标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¹³

最后是米尔斯的批判风格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道德评判和意识形态问题。帕森斯指出，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包括以前的某些作品)中“对于人和制度的一般腔调(tone)是极其刻薄的……《权力精英》……同样是一种控诉(indictment)。他甚至没有试图表现出某种科学的中立性。本书是对美国‘上流社会’的自命不凡的一种激烈的和讽刺性的抨击”(Parsons，[1957]1969：189)。在其文章的最后部分，帕森斯分析了米尔斯的意识形态立场，将其归纳为“个体主义取向的乌托邦主义”(individualistic utopianism)。¹⁴但米尔斯的立场中有摇摆：他有时像“一个怀旧的杰斐逊式的自由主义者”，有时又自诩“社会主义者”(非共产主义者)；这种想要与“基于个体主义假定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都保持一致的做法，使得米尔斯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基本张力”。

(二) 米尔斯vs.帕森斯：《社会系统》

在帕森斯的评论文章发表两年后，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出版。在该书第一章，米尔斯对帕森斯于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的《社会系统》(Parsons，1951)展开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批判：这种批判把“激进左派”的批评风格推向极致。不过，很难说这是米尔斯对帕森斯此前的批评文章的一种回应或“报复”，¹⁵此书的主旨显然不在于此。

即使是在对米尔斯及其《社会学想象》持赞同或同情立场的研究者中，也有许多人认为米尔斯对帕森斯的所谓“批评”是不公平或不恰当的。¹⁶实际上，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第一章的标题和第一段已经说明了这种批评的不可靠性。米尔斯“创造”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标签也许适用于某些理论类型，但并不适合描述帕森斯的理论探讨。因此，后者也就算不得这种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了。此外，帕森斯的理论建构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社会系统》只是代表其中某个阶段而已，¹⁷更谈不上帕森斯“最重要的著作”(Mills，1959b：25)。如此，用一部过渡性的著作来为一个理论家的整个研究取向盖棺定论显然是不恰当的。¹⁸

纵观该章论述，米尔斯显然缺乏完整阅读和了解其批评对象的耐心，更不用说去理解作者在500余页的专著中的概念界定、逻辑铺展、对实质问题(如秩序问题)的阐发以及对时代问题的回应等。仅仅以极其傲慢无礼的“改写”(translation)方式、区区数页篇幅的简化和曲解来代替原著的论述，如此“批评”，实际上已丧失了学术意义。¹⁹

虽然如此，本文仍尝试从这种“批评”中提炼出几个问题稍作解释。米尔斯对帕森斯式的“宏大理论”的第一个不满是它缺乏“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Mills，1959b：27)，这似乎主要指其论述风格，不过，理论写作尤其是不同理论家的写作自有其道理和特征。²⁰如果对待那些所谓晦涩难懂的理论著作皆如米尔斯一般进行任意“改写”而弃原著如敝屣，思想界恐怕早就被各种“赝品”所充斥。²¹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宏大理论的“抽象性”或“一般化”特征：“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在于最初选择的思维层次太一般，以至于它的实践者们不能合乎逻辑地着手进行观察”(Mills，1959b：33)。虽然理论探讨的方式是多样化的，但毫无疑问的是：抽象恰恰是理论的本质属性之一，²²而抽象和具体的关系问题也一直是不同理论家所要面对和处理的核心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否定抽象即意味着否定理论思维。米尔斯指责的与此相关的第三个问题是宏大理论的“不现实性”，认为宏大理论家阐述了“一个概念王国”，是一种“概念拜物教”(fetishism of the Concept)(Mills，1959b：35)。²³概念是构建理论的基本单位，理论建构显然不是米尔斯所谓的“对概念的联结与分离”的概念游戏(Mills，1959b：26)。

除此之外，米尔斯的“批评”中是否也像他讥讽帕森斯的理论那样“有点东西”呢(Mills，1959b：27)？米尔斯的批评还真有其“实质性”的一面，在这个方面，他和“激进-冲突”取向的社会学家们倒是颇能达成一些共识。不过，在今天看来，这些针对帕森斯理论的批评早已成为陈词滥调，其中的曲解和鲜明的意识形态指责等问题大多已被相关研究所澄清。大体而言，这些批评者提出的问题(包括米尔斯在本章的相关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帕森斯关于“秩序问题”的探讨；二是帕森斯的理论无力处理权力、冲突、变迁等问题；三是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Mills，1959b：48-49、n.19)。²⁴前两个问题是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第一章最后三节主要讨论的内容，第三个问题则在该章最后一个注释中提及。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对双方的论述展开评述。²⁵

一个温和的理论家、一个激进的反叛者，两种批评、两种风格，学养、水平高下立判。帕森斯(Parsons，[1957]1969：189)认为，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将三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富有洞察力的阐述和分析，经验上的片面性和歪曲以及道德上的控诉和讽刺”。而米尔斯(Mills，1959b：49)则对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作出了如下评判：“它的百分之五十不过是连篇废话；百分之四十是众所周知的社会学教科书内容。其余的百分之十，帕森斯可能会说，我想留给你自己去做经验考察。而我自己的考察表明：这剩下的百分之十可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运用，尽管这种运用是相当含糊的。”撇开这些评判不论，在两位社会学家的相互批评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而不同范式也导致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解释判然有别，进而言之，这种差异的背后蕴含着他们对待现代性问题的不同态度。

二、 理论与想象

《社会行动的结构》(出版于1937年)和《社会学想象》(出版于1959年)是理解帕森斯和米尔斯各自社会学研究进路的关键文本。前者是帕森斯早期研究成果的“第一次主要综合”(Parsons，[1970]1977：25)，奠定了帕森斯社会理论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历史传承的合法性和普遍历史意识；后者则是米尔斯对其前期研究取向的一种纲领性总结。“(经验)理论”与“(社会学/政治)想象”无疑是这两种研究路径的核心要素。

(一)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

帕森斯对社会科学的“理论本身”或“一般理论”的探讨，与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对欧洲社会思想中的实证主义和观念论两大传统的“会通”(convergence)性研究密切相关。帕森斯(Parsons，[1937]1968：xvi、viii)认为，欧洲社会思想在十九世纪晚期出现了重大转变，甚至可称之为一场思想“革命”或“运动”；其中产生了他所谓的“某种单一的系统性理论推理的主体”，或者说“一种特殊的、具有连贯性的理论体系的发展”(Parsons，[1937]1968：xxi、12)。这种“发现”构成了他这项“社会理论研究”的“主旨”：“一项关于社会理论(theory)、而非诸理论(theories)的研究”(Parsons，[1937]1968：xxi)。换言之，该研究真正关注的是从相关论者的诸学说中产生的“社会理论本身”，亦即其“一般理论”的发展。帕森斯这种借助思想史研究来确定和探讨某种“一般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取向，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等著作中的研究方式很相似，实际上强调的是理论或观念自身发展-当然是在和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条件下-的动力学(赵立玮，2015)。一旦确定了这一点，帕森斯也就明确了其学术生涯的“使命”之所在，这也是他自称“不可救药的理论家”(Parsons，1951)之真意所在。从早期的“单位行动”(unit act)(Parsons，[1937]1968)到晚期的“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Parsons，1978)，帕森斯展示了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伟大的“社会理论动力学”的演进过程。

不啻于此，帕森斯对社会科学中“一般理论”的探讨还基于其认识论-方法论思考。帕森斯(Parsons，[1937]1968：6、9)强调，“理论”是科学发展中的“自变量”而非“因变量”：“理论不仅对我们已知的事实给予系统阐述，而且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需要解答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理论”是由命题构成的，而“命题”则是关于“事实”或事实之间关系的陈述(Parsons，[1937]1968：7)。这里的关键点是帕森斯对“事实”与“现象”的区分：“一个事实就其本身而言完全不是某种现象，而是一种关于某种或多种现象的命题”，²⁶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科学理论都是由事实以及关于诸事实之间关系的陈述构成的”(Parsons，[1937]1968：41)。因此，对帕森斯而言，构成理论的命题即关于事实的陈述，而后者指涉的是外部经验世界，所以任何科学意义上的理论都具有经验指涉。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存在着某种“互惠过程”：前者“指导”后者，而后者“反作用”于前者。这种过程也体现为理论的经验“验证”过程(Parsons，[1937]1968：8-9)。另一方面，构成理论的诸命题相互之间具有逻辑关系，“任何理论体系都具有一个确定的逻辑结构”(Parsons，[1937]1968：7)。人们关于经验事实的日益增长的知识是与对此类事实的不断变化的解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理论体系的结构因此也是不断变化的，这构成了“科学知识发展的一般特征”(Parsons，[1937]1968：11)。

在帕森斯看来，任何经验研究都与理论相关联，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经验-理论体系”，而非纯粹的逻辑推演体系。²⁷不过，帕森斯的这种“经验-理论”并非一种经验主义，相反，他的方法论立场恰恰建立在对经验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帕森斯(Parsons，[1937]1968：728-730)分析了“经验主义”的主要类型，认为它们要么“否认一般性的理论概念的有效性”，要么“将一般理论体系具体化(reification)”，否认理论和概念所具有的“科学抽象”特征，因而犯了怀特海所谓的“具体性误置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Parsons，[1937]1968：29)。通过系统分析，帕森斯提出了一种反经验主义和虚构论的、综合欧陆和英美思想传统的方法论：“分析实在论”(analytic realism)(Parsons，[1937]1968：730)。这构成了他倡导的“一般理论”探讨的方法论基础。

因此，帕森斯的著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他孜孜以求的社会科学“一般理论”框架的不断阐发、修正、拓展和提炼：从早期的“行动参照框架”到20世纪50年代初被修正的“行动理论参照框架”；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四功能范式”到此后20余年的不断补充和完善；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社会系统”、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一般行动系统”直至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人的境况”。另一方面，帕森斯在其学术生涯中也撰写了大量经验性论文和著作，论题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²⁸这些经验研究与其一般理论框架的建构过程相互指涉、相互促进，构成了他所谓的“理论-经验的互惠过程”。这种研究取向不仅体现了其方法论的一般立场，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帕森斯式(Parsonian)论述风格。正如罗谢(Rocher，1974：124)所言，帕森斯的经验性著述“是帕森斯著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既与其一般社会学相连接，也同一般行动理论相关联”。

(二) 米尔斯：《社会学想象》

米尔斯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留下了相对丰富的“遗产”，不论是学术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米尔斯在学术界最富影响力的著作无疑是《社会学想象》，该书倡导的核心概念“社会学想象”(sociological imagination)²⁹已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流行、也最常被滥用的社会学概念之一。正如有论者(闻翔，2012)指出的，该著乃是米尔斯的“集大成之作”；同时，此书对于理解米尔斯的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比较集中地表达了“米尔斯式社会研究纲领”，³⁰在这个意义上，称之为理解米尔斯社会学的一把钥匙也不为过。

《社会学想象》为这个“研究纲领”设定了目的、批评对象、理念和具体研究的指导方法。这从该书的结构安排即可看出端倪，全书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可视为“导论”，米尔斯为其所理解的社会(科)学研究许下“诺言”(promise)；接下来的五章是对美国当下的主流社会学的批判；后四章则是“正面”阐述米尔斯所倡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纲领性观念”；最后一部分虽以“附录”³¹形式出现，但实际上是全书内容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说明如何具体“做”米尔斯式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如何激发和运用“社会学想象”，与第一章首尾呼应。

米尔斯(Mills，1959b：4、5、7)只是简单地将“社会学想象”界定为一种“心灵属性”(quality of mind)或者视角转变“能力”，没有明确定义，只有一些修辞性描述：如有助于人们“把握人与社会、个人经历与历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让人们从那些“最不具有个人性和最遥远的转型”转换到“人类自我最私密的特征”，等等。从社会学的观点看，这无非是说在个体与社会的相关关系中来理解双方，表达的不过是一种社会学的“传统观点”(conventional wisdom)。但要点不在于此，米尔斯(Mills，1959b：8)进而提出了“个人小环境中的困扰”(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之间的区分，并认为这是运用“社会学想象”提出的“最富有成效的区分”，这种区分是“社会学想象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不过，这中间显然存在着某种逻辑跳跃问题。当代“公共社会学”(public sociology)的倡导者布洛维(Burawoy，2008：369)就明确指出：米尔斯的这种论述实际上是从“社会学想象”跳跃到“政治想象”(political imagination)，而且“从个人困扰转变为公共议题”是一种“政治规划”；米尔斯因此产生了一种“学术谬误”(scholastic fallacy)，即相信“知识就是解放”。³²

如何理解这种“个人”与“公共”的区分、“学术”向“政治”的跳跃？这需要联系米尔斯对其时代(问题)的判断，如他反复强调其所处时代是“一个不安和冷漠的时代”(Mills，1959b：11)，并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群体中也“遍布智识上和道德上的不安”，构成了“当代智识生活的普遍不适(malaise)”的一部分，³³而他所“期望”的则是“增强这种不安，确定这种不安的某些来源，促进它转变为一种具体的推动力，以实现社会科学的承诺，进而为新的开端清理道路。简言之，就是指明当下的一些任务，以及现在必须做的工作的可资利用的手段”(Mills，1959b：19-20)。这是我们理解米尔斯倡导“社会学想象”的一个关键点。据此，我们既可看清楚《社会学想象》中那些肆意的“批评”，也能理解米尔斯所谓的“社会科学承诺的更为肯定的、甚至是纲领性的观念”(Mills，1959b：132)。譬如他对帕森斯“批评”的关键点是帕森斯对“秩序问题”的所谓“保守主义的”研究取向，而他之所以嘲讽帕森斯抽象、晦涩的理论风格，主要是认为这对于唤醒或培育他所期望的那种“公众”毫无用处。米尔斯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兴起的基于统计技术和大型调查方法的经验研究-他所谓的“抽象经验主义”(abstract empiricism)-的批评，包括对老的自由主义和新的非自由主义的“实用性”(practicality)以及“科层(制)风气”(bureaucratic ethos)等的批评，虽然不乏合理之处，但这些研究与大企业、政府以及军方的广泛合作，即这些研究对现状和现实问题的非批判的研究立场，显然是作为激进左派的他无法接受的。米尔斯的批评虽然也涉及早期美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芝加哥社会学研究，³⁴但其矛头主要还是指向本文初提及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³⁵

米尔斯这种隐含在“学术批评”背后的政治意图，在阐述其所谓的“纲领性观念”的章节中更加彰显。譬如他在关于社会科学对“历史的运用”的论述中，对所谓的“历史特殊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的“社会学原则”的强调，对普遍的历史规律-“历史决定论”“历史命运”(historical fate)-和普遍“人性”的拒斥，目的即在于突出作为“历史创造单位”(history-making unit)的社会和“历史行动者”的人，亦即他在“想象”中构想、在现实中寻找的政治“公众”(Mills，1959b：143ff.)。在紧接着关于“理性与自由”的论述中，米尔斯(Mills，1959b：165ff.)重申了这两种“20世纪的社会科学家从启蒙哲人那里继承的最重要的主题”，以期为其政治“公众”赋予基本的价值承诺。另一方面，他对“没有理性的合理性”(rationality without ration)以及当代社会中已“异化的”“快乐机器人”(cheerful robot)的批判，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其现实政治诉求“幻灭”的一面。《社会学想象》正文最后以“政治”(Mills，1959b：177ff.)主题结尾，既是全书的落脚点，也体现了该书的主旨。在米尔斯列举的学术与政治的三种关系或社会科学家扮演的三种角色中，虽然他自知古老的“哲学王”在现代社会中已无可能，但言语中依然流露出某种自我期许。“国王的顾问”这个角色自然是他不屑为之的，而且在他眼中，其时代的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无疑就扮演着这种角色，沦落为“权力的仆从”(Burawoy，2008：372)。最后，他只能选择做一个将“社会科学想象为某种公共的智力工具(intelligence apparatus)”的“独立研究”者，其“公共角色”有两大目标：对“个体”而言，是“将个人困扰和关注点转向诉诸理性的社会议题和问题”，帮助他们成为一种拥有理性和自由的“自我教育(self-educating)的人”；对“社会”而言，则是“与那些正在摧毁真正的公众和产生一种大众社会的力量作斗争”，或者说“帮助建立和强化自我培育(self-cultivating)的公众”。因此，与大多数读者的理解不同的是，《社会学想象》看似一部“学术”论著，实质上表达的是米尔斯的“政治”纲领，而他所谓的“社会学想象”不过是用来推进其政治诉求的“工具”而已。

帕森斯和米尔斯都从古典社会学传统中探寻其研究基础。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通过对欧洲社会思想主要传统的复杂精深的“会通”分析，不仅确立了其关于社会科学中“一般理论”研究的理论与历史基础，而且开启了现代社会学的历程(赵立玮，2015)。与之相对的是，米尔斯虽然在《社会学想象》中不断提及和援引他所谓的“古典社会分析”(Mills，1959b：6-7、21、36、143、152、165、171、195)，并强调其“社会学想象”即源自这个传统，但在他这种随意、混乱的列举和描述中，³⁶我们看到的却是米尔斯对“社会学传统”极不充分的理解，以及他对这个传统毫不掩饰的实用地、工具性地利用。这也再次让人质疑那些坚持对米尔斯进行“专业化”阐释的研究的有效性。

三、 多元社会与大众社会

帕森斯和米尔斯判然有别的研究范式也影响着他们对其所处的美国社会的判断和看法。在帕森斯看来，美国虽然建国相对较晚，但却拥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虽然自身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却具有比较强大的自身调节能力；总体而言，他认为美国依然是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相反，作为一名社会批评家，米尔斯一方面以基本肯定的口吻论及历史上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美国社会，大体上视之为民众可以积极参与的“公众社会”(public society)；另一方面对二十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的美国社会的变化持激进批判的立场，认为它正在变为少数“权力精英”掌控的“大众社会”。

(一) 米尔斯：从“社会批判”到“文化批判”

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研究通常被归为一种深受马克斯·韦伯影响的“社会分层”研究。³⁷他在二十世纪中期出版的几部主要著作(Mills, 1948, 1951, 1956)也被研究者们称为“美国社会分层研究三部曲”，这可能和米尔斯后来的一些说法有关。米尔斯(Mills，1959b：200)以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作为例证，试图说明“个人的生活经验滋养着其智识工作”的观点：他撰写《权力新贵》是“一种被政治激发的任务”，《白领》则受到他“二战”后在纽约的生活经历的触动，而《权力精英》是受朋友鼓动，要写出一部关于“上层阶级”的著作从而“构成一个三部曲”。米尔斯进而把他的这些研究同他以前对巴尔扎克的阅读联系起来，即“非常欣赏”后者“自我设定的使命”，“期望凭一己之力(在其作品中)涵盖其时代的社会中所有主要的阶层和类型(的人)”。

但这种当事人的“目的性回顾”往往存在着诸多不真实和修饰性的因素。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三部曲”在写作风格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反倒是米尔斯的回顾间接证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他撰写这些著作的过程-也是他诊断和研判其时代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他转变为一个激进左派的“个人经历”(biography)。结合《社会学想象》和后来的相关著作来看，这个“激进化”的脉络就更加清晰。联系前文对《社会学想象》中米尔斯式社会研究纲领的分析，我们很容易在其所谓的“社会分层”研究中解读出其中蕴含的“政治”诉求。

许多研究者(例如Geary，2009：chap. 2)都明确指出，“二战”是米尔斯彻底转变为一个激进左派的关键时期，而《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Mills，1948)则是身处学界的左派米尔斯运用学术研究方法来表达其政治主张的第一部论著，因此这部相对不受重视的著作对于理解米尔斯式的社会研究至关重要。一方面，劳工阶级和劳工运动一直是左派政治诉求的主要载体，米尔斯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寻求某种社会变迁动因(agent)的左派，他在劳工那里发现了一种具有实现其激进愿景(radical vision)的政治运动”(Geary，2009：74)；或者说，他试图“将工人阶级从惰性中唤醒-从自在的公众变为自为的公众”(Burawoy，2008：370)。另一方面，加入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使他能够运用社会学的调查资源和研究方法来检视其政治想象。毫无疑问，米尔斯试图“将权力与智识统一起来”的政治方案最终幻灭，也意味着他所谓的“劳工形而上学”(labor metaphysic)(Mills，[1960]2008：263)-认为劳工运动能够作为左翼社会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难以实现。相比而言，《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ills，1951)则体现出更加阴郁和幻灭的风格，米尔斯把他自己作为书中“新的小人物”的一员的切身体会融入其中，美国左派在“二战”后的迅速衰落以及他本人在学界的遭遇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风格。正如吉尔里(Geary，2009：125)所言：“《白领》是一部彻底幻灭的激进主义(disillusioned radicalism)之作。老左派的消亡与他在社会学专业的日益边缘化正相对应；左派米尔斯是孤独的、困惑的和愤怒的”。这种情绪在后来的《权力精英》和《社会学想象》中得到进一步宣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批判直指他所谓的作为“权力精英”的“上层社会”；而后者的矛头针对的则是他遭受排挤和边缘化却又不得不栖身其中的学术界。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学想象》也可划入米尔斯的所谓“社会分层”研究系列，在他推崇的“巴尔扎克式的使命”中，学界中人显然是一个不可遗漏的重要“阶层”或“类型”。³⁸因此，也可将该书视为在“学术批评”掩饰下对“学术阶层”的一种社会批判研究。另一方面，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幻灭后，米尔斯日益意识到“文化批评”的重要性以及“知识分子”在其政治设想中的重要意义。结合米尔斯195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系列演讲(Mills，[1959c]2008，[1959d]2008，[1959e]2008)³⁹和“致新左派的信”(Mills，[1960]2008)等文献，我们看到米尔斯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重要转向。他在《社会学想象》中明确写道：“本书的目的就是确定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意义”(Mills，1959b：18)；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主题是“文化与政治”；“致新左派的信”中则对“新左派”的兴起以及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寄予厚望，实则期望通过“文化革命”来达致其政治诉求。

因此，在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系列研究中，从“社会批判”到“文化批判”，政治诉求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要脉络：从劳工阶层的政治意义到新兴的美国社会的“新的小人物”-白领-的政治冷漠，再到“新左派”和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使命和担当，米尔斯的诉求虽屡遭幻灭，但仍不断寻求“戈多”(Godot)-那些能够促进或推动社会和历史变迁、改变现存社会秩序与结构的政治“公众”。另一方面，米尔斯的这种政治诉求基于他对其所处的美国社会的时代诊断，因为这种“诊断”是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展开的，因此长期以来诸多研究者都是以专业研究标准对其相关研究展开讨论和批评，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仅仅停留在专业解释层面，将很难领会和评判米尔斯式社会研究的真意、不足及意义。譬如他对美国社会的所谓“分层研究”实质上集中在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权力”是他观察美国社会结构即使不是唯一、也基本上是最重要的维度，而他对“政治”和“权力”的理解又过于简单化。加上他越来越拒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主张独立的、个体性的、价值取向的“工匠”(craftsman)式研究，因此他的大量论著虽然不乏洞察力，但终究难以脱离他钟爱的“想象”层次-如布洛维所言，是“社会学想象”加“政治想象”的双重想象。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结构的“想象”中，美国社会被他描述为一个集权社会：一小撮上层“权力精英”，软弱的“权力中层”，以及一个由患有政治冷漠症的“快乐机器人”构成的“大众社会”。这种“想象”渗透到米尔斯对劳工、白领、上层阶级、学术界和知识分子等诸多研究中。

(二) 帕森斯：“美国社会共同体”

帕森斯的社会理论研究与美国社会密切相关：“美国社会为帕森斯提供了诸多思想的养分，并成为其主要的研究实验室”；因此，在帕森斯的主要著作中隐含着一种“美国社会意象”(image of American society)(Rocher，1974：1、144)。进而言之，这种“意象”既是帕森斯社会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某种意义上也是其社会理论的落脚点。美国对他来说意味着“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参照点，使他能够据此去认识和比较其他社会形态。

虽然对于身处其中的美国社会的关注和研究贯穿于帕森斯学术生涯的始终，但直到“二战”后乃至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才萌生要进行“一项重大的关于美国社会的解释性研究”的计划，亦即所谓的“美国社会研究方案”(Lidz，1991：22)。帕森斯在这个时期提出这种研究计划，至少有两点考虑：一是“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不少关于美国社会的论著问世，其中包括大卫·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⁴⁰和米尔斯的《权力精英》这些影响颇大的“流行作品”，帕森斯认为其中许多研究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歪曲”，这是激发他开展此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帕森斯的“一般行动理论”体系已具雏形，他认为可以运用其理论分析框架确立一种关于美国社会的“严格的客观解释取向”。不过，帕森斯的这个综合研究方案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可谓一波三折，几度中断，直到去世才堪堪完成，⁴¹主要成果是前些年才出版的《美国社会：一种社会共同体理论》(Parsons，2007)，该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帕森斯对美国社会的分析。⁴²

帕森斯对美国社会的研究有两个显著特征：首先，研究是根据其理论框架尤其是“社会共同体”(societal community)理论来展开的，他(Parsons，2007：22-23)强调研究取向“主要是理论性的，而非经验的”，该研究是“从一个理论图示的相关性导向一种经验系统或经验现象，而不是从经验现象的已经独立‘给定的’特征中导出的”。基于这种理论框架，帕森斯的这项研究聚焦于美国社会的“一个抽象方面”，即“社会共同体”，因为该子系统在“社会系统”中对应的主要是“整合功能”，他的研究因此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社会的整合问题。虽然如此，根据帕森斯的系统分析图式，他依然要讨论美国“社会共同体”与其社会系统的其他子系统(亦即其环境)-经济体(economy)、政治体(polity)和信托系统(fiduciary system)之间的关系。因此，与米尔斯的政治取向的简单化描述和分析不同，帕森斯力图提供一种关于美国社会的复杂的、富有理论逻辑的分析。

其次，相对于其他研究，帕森斯对美国社会提出了一些颇为独特的看法，尤其体现在他对文化-价值观与社会结构层次的相关论述上。帕森斯特别强调美国社会的价值取向或价值体系-“(世俗)工具能动主义”[(worldly)instrumental activism](Parsons，2007：145)-所具有的“持久性”(constancy)特征，亦即它“作为一种动态实体(dynamic entity)影响着美国社会的所有历史阶段和一切制度领域”(Lidz，1991：30)；它代表着美国社会中深层次的相对稳定性-“潜在模式维持”功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森斯(Parsons，2007：42)称美国社会是一个“能动社会”(activistic society)。这是帕森斯对美国社会的一个非常独特且重要的论断，他认为这是美国社会得以保持动态整合的一个基本前提。⁴³不过，正如前述，帕森斯对“美国社会”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结构与过程上-该书主要篇幅集中在“实体结构”“社会阶级”“共同体复合体”(Gemeinschaft complex)(族性、亲属关系、宗教、生活方式、教育等)以及“沟通和集体决策过程”(涉及大众传媒和政治过程)等内容上。在帕森斯看来，美国社会是一个结构复杂、充满张力和冲突的共同体，亦即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pluralistic society)(Parsons，2007：48)；与此同时，它还是一个尚处于形成中的共同体，会随着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和调整。

(三) 帕森斯vs.米尔斯：美国社会与现代性问题

帕森斯与米尔斯对美国社会迥然不同的判断不仅与他们各自的研究取向及研究范式相关，而且在更深层次上体现出他们对待现代性问题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尤其是美国社会展现出来的现代性问题，而这又和他们的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

一些研究者认为帕森斯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的理论家”。例如马修(Mayhew，1984)认为帕森斯“对现代性进行了系统的辩护”。霍尔顿和特纳(Holton and Turner, 1986)也强调帕森斯是现代世界的拥护者，对现代性抱持一种坚定的“反怀旧的”(anti-nostalgic)立场。莱希纳(Lechner，1991：177)则指出，帕森斯“为了解释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文明而阐述了一种现代性的模型”，因此可以将他的著作解读为“对现代性的‘建构性’解释的一部分”。莱希纳还进一步明确了帕森斯关于“现代性的意象”：“他将现代社会视为内部分化却具有包容性的相对自主的民族-国家；相比于其他社会，这些社会实现了对其环境的更大程度上的掌控；它们的世俗文化以高度一般化的价值观为中心”。

实际上，无论是帕森斯的“一般理论”框架-多维的、包容性的理论图式，还是其对待实质性问题的立场-譬如他的社会-文化演进理论对社会自由与个体自由的双重发展的论述，他力图整合规范与自由的“制度化个体主义”(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立场等，都体现出一种对待现代性问题的积极、乐观、理性的态度。如前所述，帕森斯的这种立场是以美国社会为现实参照系的，他认为美国社会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逐渐取代英国而成为新的“引领社会”(lead society)(Parsons，1971：86ff.)，是迄今为止“现代性”展现最充分的社会，是“现代社会”最典型和发展程度最高的代表。帕森斯对待现代性问题以及美国社会的上述观点，与他一直秉承的“政治自由主义”立场一脉相承。⁴⁴

米尔斯对现代性的态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则稍显复杂。作为社会批评家，米尔斯的论述中一直存在着理想-现实的双重维度。一方面，他对现代社会的激进批判众所周知，这从上文论及的他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批判可见一斑。不过，要点不在于对现实的批判，而是这种批判的“对应物”，亦即其“理想”维度-恰恰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米尔斯对现代性的真正态度及其问题。

在《社会学想象》的第九章，米尔斯重申了两种最重要的启蒙价值：理性与自由，但却只字不提“进步”这种启蒙的核心价值观。这显然不是无意中的疏忽。如果确如诸多研究者所论，在米尔斯的思想中有一种“乌托邦”要素，抑或他本人常被冠以“乌托邦主义者”，那么这种乌托邦也是一种面向过去而非未来的独特乌托邦。我们在米尔斯的论述中看到的是从具有广泛政治参与的“公众社会”到弥漫着政治冷漠的“大众社会”，从独立的“智识工匠”(intellectual craftsman)到作为权力仆从的“技术官僚”，从充满“社会学想象”的“古典社会分析”到充斥着“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米尔斯的叙事有一种鲜明的浪漫主义怀旧色彩：乌托邦与浪漫主义在米尔斯身上融为一体-浪漫主义的乌托邦。⁴⁵

帕森斯(Parsons，2007：41ff.)在《美国社会》的“导论”部分对当时关于美国社会的著作进行了一种社会学分析，特别是根据西方世界的“政治光谱”分析了左派和右派的激进主义，指出前者的取向是面向未来的“乌托邦”，后者的取向是面向过去的“复辟”或“回归”。据此，激进左派米尔斯的思想中似乎存在着激进右派的“回归”过去的浪漫主义色彩。因此，帕森斯在前述评论中认为米尔斯的意识形态立场中存在着“两难”问题。不过，一个不相信进步(自然也不会提出未来规划)却又想要通过“社会学想象”来“启蒙”人们积极变革的“激进左派”，在不可能回到过去“理想”的情况下，结果只能是“为造反而造反”-只是历史上后来出现的一幕幕荒谬画卷，这位造反运动的“精神领袖”已无缘见到。

四、 结语

对于帕森斯和米尔斯这样著述宏富、牵连广泛的社会学家的比较，区区一文显然难言充分和细致，只能择其荦荦大端。在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的历史上，帕森斯和米尔斯虽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现实中都很难或者说不可能成为主流的研究路径。帕森斯倡导的对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探讨，在认识论-方法论基础、基于“系统”分析的具体理论建构以及对学科交流和知识积累的目标等方面，都具有比较合理和坚实的理据，帕森斯本人也为此倾注了毕生心血。但是，“作为最后的清教徒的社会学家”(Pitts，1980)，他似乎忘记了《圣经》中关于“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古老寓言，他想要终结“有多少社会学家就有多少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诸派之争”状态(Parsons, [1937]1968: 774)，建立统一的社会科学这种现代“学术巴别塔”(Lidz，1991：108)的宏图同样注定是失败的。米尔斯式社会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他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处理以及可能因此危及现代智识学科的自主研究。⁴⁶众所周知，理论与方法是任何一门现代学科发展的基础，但米尔斯却想另起炉灶，注重理论和方法的社会研究被他贴上“概念拜物教”“方法拜物教”“方法论抑制”等标签，宣称“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他自己的方法论者，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他自己的理论家；让理论和方法再次成为某种技艺实践的组成部分”(Mills，1959b：224)。针对米尔斯关于专业社会学研究的批判、“社会学想象”的智力游戏(Mills，1959b：212-216)以及“智识工艺”的布道(Mills，1959b：224-226)，希尔斯(Shils，1960)认为其社会学不过是“想象的社会学”(imaginary sociology)。邓津(Denzin，1990：2、4)曾尖锐地批评：“《社会学想象》是一部关于米尔斯之想象的作品”，是只顾及自己的“一个具有可疑伦理的伪善文本”。布洛维(Burawoy，2008：373)也明确指出：在“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科学学科世界”中，米尔斯推崇的“智识工匠”已成为一种“落伍者”(anachronism)，他“不可能退回到一个不再存在的自主知识分子的世界”。因此，“退回到十九世纪的经典并支持关于不依附的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non-attached free-floating intellectual)的神话”的米尔斯，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双面的社会学家”(Janus-faced sociologist)：其“外在的一面是高高在上的对公众宣讲和对权势者含沙射影的独立知识分子，内在的一面则是抵制专业化的病理学的自恋的工匠(self-absorbed craftworker)”(Burawoy，2008：374)。换言之，在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上，米尔斯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想象”的困境之中。

最后，从晚近的相关研究来看，也出现了一种富有意味的对比。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所谓的“帕森斯复兴”以来，帕森斯生前遭遇的肆意的意识形态批判和简化曲解已日渐减少，帕森斯的理论-经验研究正得到研究者们的认真对待和探究。相比而言，作为社会学史上最著名的“激进社会学家”，米尔斯的思想和研究却在其去世后遭遇持续和广泛的专业化、学术化或“去政治化”的阐释。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社会学想象》一书，它原本是阐述米尔斯的“政治纲领”之作，却长期被视为一部标准的“社会学经典”，这也许是米尔斯本人没想到的。殊不知米尔斯首先是一名“激进左派”，然后才是一个他并不怎么喜欢这个称谓的“社会学家”。对米尔斯而言，“政治”具有首位性-所以他追求的不是科学真理，而是他所谓的“真理的政治”(politics of truth)⁴⁷。没有政治意义的学术研究在他眼中是没什么价值的，这种立场在他就《权力精英》出版一年后对相关批评所作的集中“评论”(Mills，[1957]1968)中展露无遗。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西方学界悄然出现了一种“米尔斯复兴”的势头，只是其中大部分研究已经丧失了米尔斯本人最看重的“批判”视角和将“个人经历”与“历史”相结合的“社会学想象力”。就此而言，澄清帕森斯的社会理论和米尔斯的社会研究的实质，对于我们今天反思社会学中理论、方法、经验、历史、政治、想象等涉及学科发展的基本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说社会学学科依然需要“想象(力)”，其来源应当是理论与经验、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作用和激发，封闭式的“自我想象”只能产生“想象的社会学”。

注释

1.关于这次“造反”的最为清晰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可参见伦格曼(Lengerrmann)的文章。他认为这是一个针对芝加哥社会学的“造反”运动，从1928年奥格本(William F. Ogburn)当选ASS主席开始到1935年年会结束，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Lengerrmann，1979：196-197)。

2.按照法里斯(Faris，1967：121)的说法，针对芝加哥社会学的反抗导致ASS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学会正在背离其传统的学术研究特征，并积极参与全国性的政治和社会争论”。为应对这种变化，芝加哥社会学的一些主要人物于1936年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组织-社会学研究协会(SRA)，这也可谓“1935年造反”的另一个“意外产物”。只是其地位和作用与其创立者的设想相差太远，更谈不上要取代ASS了，很快成为“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功能的组织”(Faris，1967：122)。这也从一方面说明芝加哥社会学的衰落已不可避免。

3.许多相关研究(例如Vidich and Lyman, 1985；Greek，1992)都明确指出了美国早期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这种显著特征，尤其是它与美国新教传统的内在关联。

4.随着奥格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接受过良好的定量研究训练-加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并出任系主任，芝加哥社会学内部的定性-定量研究之争也日益显著，奥格本本人也成为“定量研究者的先知般的发言人”(Lengerrman，1979：191)，而所谓的“年轻的突厥人”中就有许多“芝加哥人”。

5.比较帕森斯在AJS和ASR上所发表文章的时间和数量，可从一个侧面印证当时社会学界的一种说法：前者类似于芝加哥社会学的“内部刊物”，而后者则“日益成为基于东部社会学的一个论坛”(Lengermann，1979：195)。

6.在伦格曼(Lengermann，1979：189)列举的斗争双方的参与者(核心成员和外围参与者)名单里，并没有帕森斯的名字。

7.吉尔里(Geary，2009：173)认为，《社会学想象》并不仅仅代表米尔斯本人对美国社会学的批评，米尔斯在该著出版前曾广泛征求学界中人的意见，获得了一些学者(其中有不少是“芝加哥人”)的赞同和支持(参见该书最后“致谢”部分所列名单)。另外，米尔斯(Mills，[1954]2008)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及美国社会学界的“第三阵营”(third camp)，吉尔里认为该书大体上也体现了这个所谓的“第三阵营”的立场。

8. “毫不夸张地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学已经被两个人所支配：塔尔科特·帕森斯和C.赖特·米尔斯。他们各自是专业性的和平民化的(populist)社会学风格最著名的代表”(Trevino，2012：xi)。

9.有论者(Kornhauser，[1961]1968：39)指出，米尔斯式的美国权力结构图景是一种三层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权力精英”位于顶层，他们占据着“主要决策的位置”，构成整个社会的“指挥部”(command posts)；其下是“权力的中间层次”，是“由利益群体组成的一个多样化的、均衡的复合体”，国会等被归于其中；底层则是由“无组织的和原子化的人们”构成的无权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

10.例如，在经济方面，帕森斯主要质疑米尔斯的一个观点：即“大富翁(the very rich)和公司富豪(corporate rich)在经济体内部的权力是极其巨大的，而且借助积累性优势，这种权力将继续变得更大”(Parsons，[1957]1969：192)。他认为，米尔斯虽然关注到经济领域发生的“管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但“未能恰当地评估它们”。关键是，“商界精英不再主要是一种财产所有者精英，其重心已经转变为职业意义上的专业执行者或管理者”(Parsons，[1957]1969：194)。这背后隐含着基本价值取向的转变：“财产所有权这种先赋性权利(ascriptive rights)让位于‘专业人士’的专业职能”(Parsons，[1957]1969：192)。在政治方面，帕森斯认为米尔斯关于经济精英控制政治/政府的解释是错误的和不合常理的，确实“存在着一种自主的政府权力的真正的增长”，但它的一个主要方面恰恰是“对经济系统的相对有效的控制”(Parsons，[1957]1969：195)；而且，帕森斯认为米尔斯对于“政党”政治的忽略是其对美国政府权力分析的另一个显著缺陷。在米尔斯着力强调的来自军方的权力精英方面，帕森斯虽然承认国内、国际形势在历史和当下的变化(如“二战”“冷战”等)，使得“军方”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和权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但他依然认为米尔斯的相关论述过度强化了这一维，是他“从短期的经验中得出关于主要趋势的夸大性概括”的又一例证(Parsons，[1957]1969：196)。最后，对于米尔斯提出的“权力精英”的第三个构成成分-“政府高官”(political directorate)-的论述，帕森斯指出，目前美国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由“一个相当混杂的群体”来承担的，美国社会虽然还没有发展出“一种整合良好的政治-政府精英”，但其发展趋势是“强化专业性的政府官员这个成分”，而非米尔斯所谓的“借助于某种经济-军事联合的长期支配来解决的事情”(Parsons，[1957]1969：197)。

11.例如贝尔(Bell，[1958]1968：194-199)在其相关评论文章中就专辟一节讨论《权力精英》中的术语使用问题。

12.在《权力精英》出版的第二年，米尔斯(Mills，[1957]1968：245)对相关评论进行了集中回应，其中论及他所使用的“权力”概念，他再次强调：“强制(coercion)是权力的‘最终’形式”，并指出(并无阐发)“权力的主要的和众所周知的类型”：权威、操纵(manipulation)和强制。这也再次印证了帕森斯的相关判断。

13.帕森斯在此提出的“权力”概念已经近似于他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种观念，即(政治)权力-和货币、影响力(influence)以及价值承诺(value commitment)一起-作为“社会系统”的一种“一般化的符号性交换媒介”(generalized symbolic media of interchange)。参见他关于“政治权力概念”(Parsons，1963)的长篇论文。

14.帕森斯(Parsons，[1957]1969：201-202)认为这种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有三种主要版本：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

15.米尔斯对他所处时代的美国社会学的批评由来已久，参见他此前发表的多篇文章(Mills, 1943, 1953, [1954]2008)，这些批评文章中的许多观点都融入《社会学想象》中。从米尔斯的一份比较完整的“著作目录”(包括大量未刊稿)(Mills，2008：269-292)来看，米尔斯早在《社会系统》出版的当年就为《纽约时报书评》写过一篇关于该书的书评(未发表)。另外，据霍洛维茨(Horowitz，1984：95)的一个颇为可疑的说法，米尔斯“赞赏”帕森斯上述批评文章的“审慎”，所以他后来的批评并无“智识性报复”之嫌。

16.曾经深度参与帕森斯理论发展的希尔斯(Shils, 1960, 1961)在其关于《社会学想象》的两篇辛辣评论中，虽然为帕森斯的理论研究进行了辩护，但似乎也未能恰当指出批评双方的研究路向。

17.与米尔斯相似，许多论者对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的印象似乎总停留在某个阶段，尤其是《社会系统》时期，所以“结构-功能主义”这顶极不相称的“帽子”直到今天仍牢牢扣在帕森斯的社会理论的头上。

18.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的理论发展也远远超越了《社会系统》时期的状况。

19.米尔斯(Mills，[1959a]2008：199，1959b：48)在其他地方的“坦承”倒是可以成为他这种做法“注脚”：在谈到读书和做读书笔记的方式时，他坦承近十余年来(应该是他博士毕业之后)并不阅读“整部著作”，只是基于他感兴趣的某些特定主题选择性地阅读其中的某些“部分”，并承认其读书笔记并未“公平地呈现”所阅读的作品，只是使用某些特殊“段落”“观念”等去实现他的“规划”而已。鉴于此，他对《社会系统》的荒谬批评也就可以理解了。

20.虽然许多批评者都指出了帕森斯著作的晦涩风格，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对此提出了独特的理解，例如沃恩(Wearne，1989：83)对帕森斯的“理论-写作”(theory-writing)的精彩阐释。

21.米尔斯(Mills，1959b：34)讥讽地写道：“宏大理论沉醉于造句法，却对语义学熟视无睹”。类似的冷嘲热讽在本章可谓俯拾皆是，在米尔斯笔下，帕森斯这位“宏大理论家”仿佛不具备读写能力(literacy)的孩童。

22.参见帕森斯(Parsons，[1937]1968：6ff.)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对(科学)理论之本质的阐述。

23.基于这种“想象”，米尔斯(Mills，1959b：48)认为“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中未能真正着手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已被下述观念所迷惑：他所建构的那种社会秩序模型是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模型，因为他事实上已经盲目迷恋于他的那些概念”。

24.综合这些“激进-冲突”取向的社会学家们对帕森斯社会理论-《社会系统》是他们抨击的重点-的批评，他们大致罗列了以下几方面：高度抽象、脱离现实的理论；“秩序理论家”，偏重对秩序、(价值)共识的研究；不能有效论述权力、冲突和变迁这些(在他们眼中更为重要的)社会问题；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为当下建制辩护；以及最后一点，未能对马克思的思想及其古典地位予以足够重视和恰当评价。

25.在这方面为帕森斯澄清、辩护的文献很多，可参见亚历山大(2016)比较全面、细致的评述。

26.帕森斯(Parsons，[1937]1968：41)采纳了亨德森(L. J. Henderson)对“事实”的定义：可以理解为“借助某种概念图示(conceptual scheme)而对现象做出的在经验上可以证实的陈述”。

27.帕森斯后来对理论的本质、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关系以及理论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仍有大量论述，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提出了“概念图式的四个系统化层次”：特定的分类体系、范畴体系、理论体系和经验-理论体系，最后一种的系统化层次最高、但也是“抽象性”最低和最“具体”的层次，因此是“科学努力的长期目标”(Parsons and Shils, 1951：50-51)。后来更是为了与霍曼斯等人倡导的“逻辑-演绎体系”(logico-deductive system)的理论类型区分开来，他将其“一般理论”探讨与“普通法”进行了有趣的比拟，认为“发展中的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建构过程”与“(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发展过程”之间、“科学领域的理论家”和“普通法传统中的上诉法官”之间具有相似性；认为其理论探索所提出的具有明确“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概念图式”就类似于普通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Parsons, 1961, 1976)。

28.也有一些研究者(例如亚历山大，2016)特别强调帕森斯社会理论研究中的经验维度，即其在社会学领域的经验研究及其产生的广泛影响。罗谢(Rocher，1974：124ff)甚至列举了帕森斯的经验研究所涵盖的十二个亚领域。

29.关于这个概念，目前大陆的中译本译为“社会学的想像力”，台湾中译本译为“社会学的想像”。本文用“想象”而非“想象力”，意在强调imagination作为思维与认知活动及过程的更为一般的含义；取“想象”而非“想像”，是考虑到“想象/想像”在汉语史上的漫长纷争和心理学的习惯用法。

30.米尔斯的论述虽然集中在社会学领域，但其意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并明确指出他更喜欢使用“社会研究”(the social studies)，而非其眼中已经“异化”的“社会科学”(Mills，1959b：24)。

31.这个“附录”的初稿是米尔斯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哥伦比亚大学指导社会学初学者如何做“独立研究”而撰写的“手册”。1959年它以两种版本出版：一是被收入一个文集(Mills，[1959a]2008)，二是成为《社会学想象》的“附录”。两个版本在内容上有很大差异。值得指出的是：“文集版”显然更接近初稿，多少还有点朴实与亲切感；而“附录版”可能因为注入了“社会学想象”-“文集版”只是在几个地方提及“想象(力)”，通篇未见“社会学想象”-而显得盛气凌人。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相关的二手研究文献均未提及和分析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

32.有些研究者也看出米尔斯论著中“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吉尔里(Geary，2009)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在米尔斯的思想中，学术研究与政治方案之间存在着张力。纵观米尔斯的“学术生涯”及其论著，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条核心线索，但相关研究者们对此莫衷一是。

33.当然，这种“不安”很可能是米尔斯的“想象”而非大多数人的感受；不过，很多人并未感到不安这种事实反而加剧了其“警醒”于上述承诺者的“更加的不安”，并不惮于宣称那些人所做的研究不过是“自命不凡的平庸之作”(pretentious mediocrity)(Mills，1959b：19-20)。

34.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其所谓的“老的自由主义的实用性”(old liberal practicality)的批评，其中几乎涵盖了美国早期以“社会改革”为取向的主流研究，芝加哥社会学自然首当其冲。

35.其中颇有意思的是米尔斯对待默顿的态度。一方面，默顿无疑是这种新兴的研究范式或者说“二战”后美国主流社会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某种意义上，他比帕森斯具有更大的实际影响力，与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研究更契合的是他所倡导的“中层理论”而非帕森斯的“一般理论”(Geary，2009：78)。另一方面，默顿在米尔斯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时曾起到过重要作用，而且两人也一直维持着相对良好的关系。所以在《社会学想象》中，米尔斯虽然对帕森斯、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展开肆意批判，但始终未提及默顿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和接受后者的研究立场，而且，他最终还是以不点名的方式对默顿进行了讥讽式批评：该书在第五章(Mills，1959b：108-111)中用数页篇幅对他所谓的“学界政治家”(academic statement)-游走于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之间-的嘲讽和批评，显然是针对默顿。拉扎斯菲尔德在读到这些具有明显指涉的段落时，也认为是对默顿的“恶意攻击”。默顿本人显然也感觉到米尔斯在这部著作中的不善之意，当时身在国外的他指责米尔斯对美国社会学的无理批评；在米尔斯去世时他也未有任何反应(Geary，2009：172)。

36.米尔斯前前后后共列举了数十位人物和众多概念，但基本上都没有明确阐述其含义和援引的依据；其中唯一明确阐述的是提出了他所谓的“古典社会分析”中的三种问题(Mills，1959b：6-7)，但也不过是一种类似社会学教科书中的常规说法而已。

37.希梅卡(Scimecca，1977：65)认为，米尔斯的“分层理论”源自韦伯的“阶级、地位和政党/权力”的著名三分法，另外加上了“职业”这个维度。他虽然看到“权力”概念在米尔斯的相关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但上述说法不过是大量对米尔斯研究“专业社会学化”的又一个例证而已。

38.据说，米尔斯的这部著作最初拟定的标题是《解剖社会科学》(Autopsy of Social Science)，足见他对其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持的不屑与敌视态度：那些研究在他眼中就如同没有生命力的“尸体”(autopsy)一般(Geary，2009：174)。

39.米尔斯计划在此基础上撰写一部名为《文化机构，或美国知识分子》的新著(实可视为《社会学想象》的姊妹篇)，但他的遽然去世使之成为一部未竟之作。

40.帕森斯(Parsons and White，[1961]1964)同样对该书写过长篇评论文章。

41.关于帕森斯对美国社会的研究以及该书的完成过程，可参见肖蒂诺(Sciortino)为此著撰写的“导言”。

42.除了帕森斯的这部“未竟之作”外，他对“美国大学”和高等教育制度、美国的宗教问题、医疗和健康问题、种族问题等都有大量的重要论述，本节只是提及其研究总体上的几个要点。

43.帕森斯的诸多论著都涉及对美国社会的价值取向或价值模式分析，其著名的“模式变项”(pattern variables)就是其价值分析(但不仅限于此)的一种非常有力的分析图式。

44.关于帕森斯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立场，撇开被强贴的“保守主义”标签不论，许多研究者(例如Brick，1993；Gehardt，2002)都将帕森斯政治立场的形成与“进步主义”“新政”-自由主义、改革主义乃至共和主义等-联系起来讨论。帕森斯本人曾对其政治立场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他是“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既不是任何类型的激进派，也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Parsons，2007：51)。

45.卡尔霍恩(2016：23ff.)在考察现代“激进主义的根源”时，曾指出一种独特的激进主义：传统主义取向的激进主义，与侧重未来方案的“理性主义的激进主义”不同，前者“想要大转变，但不想要任何新东西”。

46.悖谬的是，这恰恰是米尔斯批判其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申称的“正当性”。

47.这也是最新出版的米尔斯文集(Mills，2008)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