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已经高达2.6亿，约占总人口的20%。众多成年子女加速外流的趋势不仅改变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资源传递模式。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权力与资源正逐步从亲代向子代转移(Williams et al.，1999)，老年人家庭地位的边缘化似乎已经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被排挤在家庭事务决策和管理的范畴之外(梁鸿，2000)，而相对弱势的农村老年女性在整个家庭中的地位可能更加边缘。中国人口老龄化存在着城乡倒置的特征，“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高达15%，远高于城镇的11.7%。中国仍有57%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杜鹏，2013)，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邹湘江、吴丹，2013)。由于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长、丧偶率高，导致老年人口中女性的比例越来越高(贾云竹、谭琳，2012)，与老年男性相比，老年女性面临着健康状况差、文化水平低、收入少、贫困等诸多问题(张恺悌，2009)。在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和女性老年人口规模大的双重现实下，农村老年女性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弱势群体，对农村老年女性相关问题的研究不仅是人口老龄化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妇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女性作为家庭及亲属关系的维护者(kin-keeper)，承担着为家庭成员提供信息和支持、保持家庭关系、维护家庭传统等重要责任(Leach and Braithwaite，1996)，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母亲是维护家庭稳定、维系家庭关系的关键人物。作为子女的主要抚养人，母亲对子女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Loeber et al.，2009；张兴慧等，2015)，然而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对子女的代际影响鲜有关注。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持续，老年女性尤其是农村老年女性相对弱势的地位可能会进一步凸显。在快速城镇化与现代化的推进下，代际间的资源鸿沟愈加明显，成年子女掌控着更多的资源以及对重大事务的话语权与决定权，子代更多地决定着家庭生活的选择与发展，而较少考虑亲代的想法与意见(梁鸿，2000)，这可能对老年母亲的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决策中的代际影响进行深入讨论，为提高农村老年女性家庭地位、改善农村老年女性心理状况提供参考。

代际影响(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是指家庭中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信息、信念和资源(Moore et al.，2001)。有关代际影响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之后一直受到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根据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中的论述，代际影响既包括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影响，也包括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反向影响(转洪巧英，2014)。在本文的研究中，代际影响主要是指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影响。目前有关代际影响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经济领域，着重关注消费行为、消费决策的代际影响(Sorce et al.，1989；何佳讯，2007)；而社会学领域更多地使用“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的概念(洪岩璧，2010；王甫勤、时怡雯，2014)，指父母的能力、观念、行为、社会地位等传递给子女的现象(池丽萍、辛自强，2013)，且集中于教育资源、收入、职业、贫困、健康等研究话题(张立冬，2013；王甫勤、时怡雯，2014；李力行、周广肃，2014)，作为衡量社会不平等现象的重要指标。有学者认为代际传递与代际影响是非常相近的概念(何佳讯，2007)，但目前并没有研究对两者进行严格的区分。从词义辨析上来看，代际传递更加强调信息、资源的传承，也有不少学者将“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翻译为“代际传承”，“传承”二字使代际传递的概念更具结果导向，例如贫困的代际传递主要是指贫困状态在两代人之间的传承和复制(张立冬，2013)；代际影响则更加强调信息、资源的传递，过程导向的倾向更明显。代际影响有示范、强化和社会交互三种重要的实现途径，其中社会交互是指针对某一想法或事件进行直接的交流与沟通，通过这种交互可以获得特定的态度、观念或做出行为选择(Moschis，1988)。已有研究用代际影响的概念对父母在成年子女重大决策中的参与程度进行研究，在重大事务决策上子代向亲代进行不同程度的咨询是代际间信息传递、家庭内部社会交互的重要表现形式，即代际影响的体现(Williams et al.，1999)，由此本文将使用代际影响这一概念研究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决策中的角色。

目前学术界有关个体或家庭重大事务决策的研究多以家庭地位或家庭权力的视角为切入点，分析家庭内部的权力格局、决策过程或高低不一的家庭地位(郑丹丹、杨善华，2003；郑丹丹，2004；徐安琪，2005)，而且这些研究的焦点大多是婚姻关系中的夫妻权力模式或妇女家庭地位，极少有研究从代际影响的角度对个体或家庭重大事务决策进行研究。事实上，家庭权力并非单一维度，而是一种立体网状的分布。在这个立体网状的家庭权力结构中至少应该包括婚姻、代际、个体这三个维度(王金玲，2009)，家庭权力理应包括父母权力(McDonald，1980)，体现家庭权力的各种事务决策也必然会涉及多方主体，其中父母对子女重大决策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有研究证实，父母在子女重大决策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子女的同辈群体所发挥的作用(Sillars，1995)，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婚姻等重大决策依旧具有较大影响力(王金玲，2009)。在面临重大决策时，成年子女依然愿意咨询父母的意见，这不仅是对父母的尊重，更是父母家庭地位和家庭权威的重要体现(Williams et al.，1999)。由此可见，从代际视角研究亲代在子代重大事务决策上的代际影响有助于我们了解家庭权力结构的分布，并进一步明晰亲代在家庭中的地位。

在当代中国情境中探讨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决策上的代际影响可能会更加复杂，现代化观念的冲击、资源与权力向子代的转移都可能削弱农民工的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但依旧是一个“讲感情”的社会，母亲是子女从婴孩到孩童期情感依附的主要对象，使得子女与母亲之间具有更亲密的情感基础(Jankowiak，1992；黄何明雄等，2003)。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代际感情、联系与交流也会影响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中的角色。那么城镇化背景下哪些因素形塑着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上的影响，哪一类因素占据着重要地位均有待研究。本文将利用2013年深圳“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引入代际的视角，探讨个体资源、文化规范以及代际关系对农民工的母亲对子女重大事务决策的影响，并试图揭示哪种影响因素的解释力更强。

代际影响研究起源于社会化理论，尤其是儿童社会化。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是子女获取信息和社会规范的基本来源，子女在家庭内部有无数次机会观察并内化其父母的信念、喜好和价值观，并将其视为自然规范(Moore et al.，2001)。由此可见，亲代对子代的决策必然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代际影响产生的因素主要包括代际关系、决策的类型以及社会文化(Sillars，1995；何佳讯，2007)，也有研究从社会交换的视角指出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影响的能力主要是由各自相对的资源和交换中的利益所决定的(Glass et al.，1986)。如果以个体或家庭重大事务决策类型作为切入点，则又可以发现解释重大事务决策权力的理论涉及资源论、文化规范论以及相对的爱和需要论(徐安琪，2004，2005)。综合来看，本文认为资源论、文化规范和代际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决策中的代际影响，具体的理论运用分析如下。

掌握更多资源的个体在家庭决策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决定权(Brines，1994)，代际间资源越丰富、交换能力越强的一代更容易对另一代产生影响(Glass and Bengtson，1986)。有研究指出父母之所以能够对子女的重大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在于父母为子女提供了经济支持(Sillars，1995)。基于各自拥有的资源进行代际支持模式的探讨是养老研究中的重要议题(Cox，1987)，资源较多的父母更有可能获得子女的支持与关注(Goode，1963)。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老年父母所控制的资源逐渐减少并日益丧失在家庭重大事务上的影响力(Thornton and Fricke，1987)，进而大幅度地降低了老年父母的家庭地位(Martin，1990)。一般来说，研究者较多地使用教育、职业以及收入作为资源的衡量指标，用这三个指标来测量农民工所拥有的资源也是学界惯例，但这三个指标能否直接用来测量农民工的母亲所拥有的资源则有待商榷。农村老年女性作为夫权和父权压迫下的弱势群体，在经济收入上具有极高的依赖性，她们较多地依附于丈夫或儿子，很少有自己的独立收入(杜鹏、武超，1998)，因此本文只用教育和职业两个变量对农民工的母亲拥有的资源进行衡量。在城镇化背景下，成年子女的外出就业势必可以大幅度提高其资源拥有量，进而拉大了代际间的资源差，母亲资源相对匮乏的状况更加凸显。依据资源论，个体所掌握的资源越多，家庭地位、代际影响力越大，由此可推断农民工的母亲拥有较多的资源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代际影响力。再结合资源论的双向视角，可知优势方资源的增多会削弱资源劣势方的代际影响，成年子女资源的提升则可能降低其母亲的代际影响。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资源越多的一代越容易对另一代的重大事务决策产生代际影响。

假设1a：在农民工的重大事务决策上，其母亲拥有的资源越多，则代际影响越大，反之亦然。

假设1b：在农民工的重大事务决策上，农民工自身拥有的资源越多，其母亲的代际影响越小。

代际关系对代际影响的作用最为明显，代际关系包括代际间的沟通情况、亲密程度、父母的权威性(子女对父母的尊重程度)等(Sillars，1995；何佳讯，2007)。父母尤其是母亲在子女的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Xu et al. 2004)，母亲与子女尤其是女儿之间会有更多的交流，由此产生的代际影响也更加强烈(Mandrik et al.，2005)。一些研究表明代际间的关系越亲密、子女对父母越尊重，代际影响就越显著(何佳讯，2007)。此外，还有研究指出，在代际影响中，代际间的认知影响和信息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Deutch and Gerard，1955)。认知影响一般是指观念的相似性，而信息影响则是指影响施与方为接受方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建议或选择(Shah and Mittal，1997)。子女所感知到的父母在认知上的相似性越高就越容易寻求和接受父母的代际信息影响(Moore et al.，2001)，而观念的相似性不仅是代际团结的重要内容(Bengtson and Roberts，1991；靳小怡等，2015)，也是成人代际依恋的衡量指标(Cicirelli，1983)，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代际关系的好坏。

重大事务决策则运用“相对的爱和需要理论”分析夫妻间的家庭权力结构。该理论认为出于相互的需求与依赖，依赖方在日常生活中会更加顺从对方，进而影响其家庭地位的提高(Godwin and Scanzoni，1989)；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交换理论，即指家庭成员之间用“爱”交换“权力”(Safilios-Rothschild，1970)。虽然用于解释夫妻间权力结构的“需求与依赖论”难以直接用于家庭代际研究，但代际间与夫妻间具有诸多类似的情境，例如代际关系也需要爱来维持，而且代际间也有相互需要、相互帮助的需求。有学者专门针对代际间的依赖提出了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依恋论，认为成年依恋可以定义为心理上的亲密关系与联系的倾向或趋势，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情感依恋，即情感上的亲密度；二是行为依恋，即为了保持情感亲密度而进行的联系与接触(Cicirelli，1983)。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对其母亲的依赖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基于养育恩情和血缘而形成代际情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成年子女向城镇流动后，老家的农活、家务料理、子女照料等需要父母的支持。情感与行为的依恋程度不仅是代际间相互需求与依赖的体现，同时也是测量代际关系的重要指标。

由上述论述可知，无论以代际影响还是以重大事务决策视角为切入点，代际关系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些能够反映代际关系的代际沟通、代际情感、观念相似性在重大事务决策上均会对代际影响产生作用，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农民工与母亲的代际关系越好(沟通频繁、情感亲密、观念相似)，母亲在其重大事务决策上的代际影响越强烈。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代际影响也有所不同。在消费决策研究中，有学者发现在泰国倡导顺从和尊重权威的文化背景下，父母的代际影响更强烈(Viswanathan et al.，2000)。玛格丽特·米德则从文化传递的角度中提出了晚辈向长辈学习的前喻文化(转洪巧英，2014)。有学者发现我国的“60后”“70后”以及“80后”人群主要表现为对前喻文化的传承(洪巧英，2014)。前喻文化具有稳定性和世代性的特点，我国传统而深远的孝道文化就属于比较典型的前喻文化，孝道文化至今还对家庭行为规范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可推测孝道文化也会影响到代际影响的强弱。

此外，在对重大事务决策的影响途径上，文化规范理论强调文化和亚文化对权威认同、性别规范、宗教信仰和一般社会准则等对家庭内部权力的影响(Rank，1982)。就文化规范论而言，传统的性别分工与父系文化可能是造成夫妻间不同的家庭地位与权力的关键因素；但就代际关系而言，最大的文化规范约束莫过于传统的孝道文化。虽然有不少基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指出在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传统的孝道观念得到了极大的削弱(Williams et al.，1999)，但也有不少实证研究发现孝道观念在指导子女行为方面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张新梅，1999)。孝道文化在维持母亲的代际影响方面可能依旧具有重要作用，由此本文认为文化规范论同样适用于解释代际影响，只是代际间的文化规范侧重于孝道责任的约束。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传统孝道观念保持地越好，其母亲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中的信息传递越有力量。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农民工的孝道观念越强，其母亲在其重大事务决策上的代际影响越大。

由前文所述可知，在有关子代决策的代际影响研究中，代际间的资源、关系以及文化规范都会产生影响。有学者认为代际关系的好坏是影响子代决策的最重要的因素(Sillars，1995)，但是代际影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例如，在相互依赖和紧密程度更高的文化环境中，家庭的亲近度会对代际沟通和影响产生更强的累积作用(Viswanathan et al.，2000)。从现代化的理论视角可知，资源论在代际影响中的作用呈下降趋势，三种理论对代际影响的解释力可能存在差异。在与家庭权力、家庭地位相关的家庭决策研究中，有研究发现资源论、文化规范论以及相对的爱和需要理论也对家庭决策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徐安琪，2005)，但并未讨论哪一种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不少学者认为资源论在西方发达地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受到文化规范的影响(Rodman，1972；赵瑞芳等，2007)。在农民工群体中，文化规范论和代际关系对母亲代际影响的作用可能强于资源论，孝道文化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已经扎根在深层的民族心理之中，内化成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自主意识，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陈树德，1990；张新梅，1999)。代际关系产生的基础是血缘亲情，血缘亲情也是孝道观念形成的基础(姚远，2000)，但前者自子女出生就天然形成，后者则是后天社会化的结果。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代际关系、文化规范论和资源论对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上的代际影响作用依次递减。

本研究数据源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进行的“农村流动人口调查”。调查对象为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目前在深圳生活或工作的16岁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调查内容不仅包括调查对象本人的基本情况，还包括其父母的基本情况及代际关系等相关信息。该调查依据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进行了相对均等的配额抽样，最终获取了2 071份有效样本，其中男性占45.82%，女性占54.18%，平均年龄为30.63岁，已婚占58.55%。虽然配额抽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数据偏差，但鉴于样本量较大，且覆盖了农民工所从事的所有典型行业，因此该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典型性。本研究旨在分析农民工的母亲对其子女重大决策的代际影响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因此删除了母亲去世的样本、农民工或母亲部分信息缺失的样本以及离婚或丧偶的农民工样本，最终进入本文分析的样本量为1 458。

1 .因变量

本文借鉴威廉姆斯等学者(Williams et al.，1999)在代际影响研究中对父母参与子代重大事务决策的测量方法，主要通过询问被访者“在有关于您或您家庭的重大事件决策(如，婚姻、买房、外出打工)上询问您母亲的频率？”答案选项划分为“从不、有时或偶尔、小部分、一半、绝大部分”五种类型。由于本调查的被访者中既有未婚也有已婚，因此在家庭的定义上若被访者未婚则主要是指未婚农民工与父母组成的核心家庭，若被访者已婚则是指已婚农民工自己组建的核心小家庭。此外由于农民工与父母空间距离的阻隔，也有学者将这种家庭称为 “修正的扩展家庭”(modified extend families)，即距离较远的成年子女并未与父母完全隔离，还是会与父母保持互动和代际支持(Litwak，1960)。

2 .自变量

自变量包括对三种理论假设的测量：一是资源论，二是代际关系，三是文化规范论。

母亲的资源主要用教育和职业进行测量，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小学、初中及以上三类，以文盲为参照组；职业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以农业为参照组。农民工的资源则用教育、职业和收入进行测量，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及以上三类，以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职业分为体力劳动者(主要包括非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除体力劳动者之外的其他职业)两类；收入则为平均月收入，取对数作为连续变量加入模型中。

对文化规范论的测量借鉴了成熟的孝道观念量表(Lee et al.，1994)，包括六个题项：(1)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活动应该让父母知道，并让父母参与进来；(2)如果子女住的地方离父母较近，子女每周至少应该看望父母一次；(3)为了给父母提供帮助，已婚的子女住的地方应该离父母较近；(4)有时为了给年老父母提供帮助，子女是可以牺牲一些自己孩子的利益；(5)老年父母可以依靠子女来帮助他们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6)父母应该对子女的帮助提供一些回报，如做家务、带小孩等。答案采用五级测量，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除了第六题采用反向赋值之外，其余题项均以0-4进行正向赋值，将各问题得分加总，分值范围为0-24，得分越高表示农民工的孝道观念越强。在本文中，孝道观念量表的信度α=0.614。

代际关系通过代际团结中的一致性团结、情感性团结以及联系性团结三个指标进行测量(Bengtson and Roberts，1991；靳小怡等，2015)。一致性团结主要是指观念一致性，通过询问被访者与母亲对同一事物的看法的相似度，分为比较相似、一般相似和不相似三类，以不相似为参照组；情感性团结则采用代际情感支持量表进行测量，包括三个题项：(1)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自己和母亲(感情上)亲近吗？不亲近=1，有点亲近=2，很亲近=3；(2)总的来讲，您觉得自己和母亲相处的好吗？不好=1，还可以=2，很好=3；(3)当您跟母亲讲自己的心事或困难时，您觉得她愿意听吗？不愿意=1，有时愿意=2，愿意=3。对这三个问题的得分进行加总，并根据子女数进行平均，得分越高表示情感支持越多，作为连续变量处理，代际情感支持量表的信度α=0.632。联系性团结通过农民工与父母之间的联系频率进行测量，分为较少、一般、较多三种类型，以较少为参照组。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母亲和农民工的个体信息。母亲的个体特征包括年龄、健康(分为不能干农活/工作和可以干农活/工作两类，以不能干农活/工作为参照组)；子女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来源地(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以西部为参照组)。

为了分析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上代际影响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本文首先利用卡方检验和t检验的方法，从资源论、代际关系和文化规范论的角度分析农民工的母亲的家庭地位；其次，为了进一步探析母亲代际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本文采用三种方法进行分析：一是将因变量划分为较少、一半、较多三种类型，分别赋值1到3，对咨询母亲的频率进行最小二乘法(OLS)线性回归；二是利用普通的定序逻辑斯蒂模型(Ordinal Logistic)进行分析，以“较少”作为参照组，经检验该模型满足平行线检验(P=0.803)；三是对OLS模型和Ordinal Logistic模型中的回归系数进行标准化处理，用于比较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对影响程度(郭志刚，1999：202)，以说明哪一类因素对代际影响的解释力更大。论文同时使用两种回归方法是为了增加数据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表 1给出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信息。

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N=1 458)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咨询母亲频率(较少) 一半 0.240 0.427 较多 0.424 0.494 自变量 资源论 母亲资源 教育(文盲) 小学 0.401 0.490 初中及以上 0.385 0.487 职业(农业) 非农业 0.583 0.493 子女资源 教育(初中以下) 高中 0.346 0.476 大专及以上 0.203 0.402 职业(体力劳动者) 脑力劳动者 0.256 0.436 月收入(ln+1) 7.780 1.334 文化规范论 孝道观念 22.639 2.700 代际关系 一致性团结 观念相似性(不相似) 一般相似 0.389 0.488 比较相似 0.396 0.489 情感性团结 7.934 1.195 联系性团结 联系频率(较少) 一般 0.322 0.467 较多 0.418 0.493 控制变量 母亲年龄 55.174 10.075 母亲健康(不能干农活) 可以干农活/工作 0.589 0.492 子女性别(男性) 0.548 0.498 子女年龄 29.984 78.010 子女婚姻(未婚) 已婚 0.609 0.488 来源地(西部) 中部 0.436 0.496 东部 0.335 0.472 注：括号内为参照组。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N=1 458)

本文分别从资源论、代际关系、文化规范三个视角分析了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决策上代际影响的现状，详见表 2。总体来看，即使在空间距离阻隔的情况下，依旧有不少农民工在重大决策上会咨询其母亲的建议，只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在重大决策上较少咨询其母亲的建议。再次从三个理论视角进行分析：首先从资源论视角，母亲文化教育程度的不同会带来差异化的代际影响，随着母亲教育程度的提高其被子女咨询的比例也随之增加；母亲的职业与子女在重大事务决策上的咨询频率之间没有明显关联，假设1a被部分验证。然而，子女资源的差异并不会带来其母亲代际影响的差异，假设1b未被证实。因此，优势方资源的增加会削弱资源劣势方的家庭影响力的结论或许更适用于

表 2

表 2 农民工的母亲代际影响的现状描述 变量 较少 一半 较多 LR/T检验 总体 33.61 24.01 42.39 资源论 母亲资源 教育(%) *** 文盲 28.57 20.57 16.02 小学 39.18 41.71 39.97 初中及以上 32.18 37.71 44.01 职业(%) Ns 农业 43.88 39.14 41.42 非农业 56.12 60.86 58.58 子女资源 教育(%) Ns 初中以下 49.59 45.14 41.59 高中 32.45 34.00 36.57 大专及以上 17.96 20.86 21.84 职业(%) Ns 体力劳动者 75.10 74.57 73.79 脑力劳动者 24.90 25.43 26.21 月收入(ln+1) 7.79 7.84 7.74 Ns 代际关系 一致性团结 观念相似性(%) *** 不相似 33.88 20.57 12.30 一般相似 39.18 42.86 36.41 比较相似 26.94 36.57 51.29 情感性团结 7.66 7.89 8.18 *** 联系性团结 联系频率(%) *** 较少 35.92 22.86 19.90 一般 31.02 33.43 32.36 较多 33.06 43.71 47.73 文化规范论 孝道观念 22.12 23.48 23.14 *** 样本量 490 350 618 1 458 注：***p＜0.001，**p＜0.01，*p＜0.05，+p＜0.1；Ns为不显著。

表 2 农民工的母亲代际影响的现状描述

夫妻之间，而非代际关系，亲代影响力的维护并非全部依仗资源的拥有与提升。其次，从代际关系分析，一致性团结、情感性团结、联系性团结水平的高低会带来母亲代际影响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非常显著，与母亲观念越相似、情感越深、联系越紧密的农民工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咨询其母亲的比例越高，假设2通过初步检验。最后，从文化规范论分析，孝道观念越强的子女在重大决策上咨询其母亲的比例越高，假设3被初步验证，说明孝道观念在维护亲代影响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表 3提供了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上代际影响的OLS和Ordinal Logistic回归结果。为了比较三类因素作用的大小，本文对回归系数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由表 3可知，两种分析方法的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对农民工的母亲代际影响起显著作用的因素在不同回归方法中具有稳定性。从资源论看，母亲资源中只有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其被子女咨询的频率，相比于文盲，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母亲被子女高频率咨询的可能性更高。或许是由于文化程度较高的母亲可以为子女提供更有效的决策建议，假设1a被部分验证。子女的教育、职业、收入等因素对其在重大事务上咨询母亲的频率并无显著影响，假设1b未被证实，与现状分析结果相一致。从代际关系视角分析，观念一致性、情感深度以及联系频率对农民工咨询母亲频率的影响均非常显著，与母亲观念较为相似、感情较深、联系较多的农民工在重大事务决策上更有可能咨询其母亲的建议，假设2通过验证。这与以往代际影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代际关系亲密程度对子代重大事务决策的影响最为明显。从文化规范因素来看，OLS结果显示孝道得分每增加1分，农民工咨询其母亲的频率相应提高0.037个单位；Ordinal Logistic结果也显示随着孝道得分的增加，农民工咨询其母亲的频率也有所提高，而且这种影响在两种回归方法中均十分显著，假设3被证实。

通过对标准化回归系数的比较，文化规范论的作用强于资源论，假设4被部分验证，本研究的结果也再次验证了以往研究的结论，即在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权力结构分析中，文化规范论比资源论更具解释力(Rodman，1972；赵瑞芳等，2007)。此外，通过对三类理论中显著因素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的比较可以发现，对农民工的母亲代际影响的作用大小依次为：代际关系＞文化规范论＞资源论，其中代际关系中观念一致性的作用又强于联系性团结，联系性团结的作用强于情感性团结。假设4通过验证，基于血缘亲情而产生的代际关系是孝道观念产生的基础，而内化的孝道观念的约束力又强于代际分化的资源论观念。

表 3

表 3 农民工的母亲代际影响的OLS和Ordinal Logistic回归结果(N=1 458) 变量 OLS模型 Ordinal Logistic模型 B(SE) Beta B(SE) Beta 资源论 母亲资源 教育(文盲) 小学 0.135(0.059)* 0.076 0.333(0.140)* 0.083 初中及以上 0.104(0.064) 0.058 0.242(0.152) 0.060 职业(农业) 非农业 -0.007(0.045) -0.004 -0.015(0.107) -0.004 子女资源 教育(初中以下) 高中 0.024(0.050) 0.013 0.060(0.120) 0.015 大专及以上 -0.012(0.066) -0.006 -0.011(0.156) -0.002 职业(体力劳动者) 脑力劳动者 -0.008(0.053) -0.004 -0.032(0.125) -0.007 月收入 -0.014(0.0169) -0.022 -0.037(0.042) -0.025 代际关系 一致性团结 观念相似性(不相似) 一般相似 0.279(0.059)*** 0.114 0.670(0.140)*** 0.165 比较相似 0.495(0.060)*** 0.279 1.190(0.146)*** 0.295 情感性团结 0.063(0.019)*** 0.087 0.150(0.046)*** 0.091 联系性团结 联系频率(较少) 一般 0.130(0.057)* 0.070 0.301(0.136)* 0.071 较多 0.194(0.056)*** 0.111 0.472(0.134)*** 0.118 文化规范轮 孝道观念 0.037(0.008)*** 0.157 0.087(0.020)*** 0.119 母亲年龄 0.004(0.004) 0.046 0.011(0.010) 0.058 母亲健康(不能干农活) 可以干农活/工作 0.148(0.048)** 0.084 0.353(0.113)** 0.089 子女性别(男性) 0.021(0.045) 0.012 0.045(0.107) 0.011 子女年龄 -0.014(0.006)* -0.128 -0.036(0.013)** -0.147 子女婚姻状况(未婚) 已婚 -0.022(0.061) -0.013 -0.042(0.145) -0.011 来源地(西部) 中部 0.095(0.056)+ 0.054 0.234(0.132)+ 0.059 东部 0.037(0.056) 0.020 0.109(0.138) 0.026 adj R2 0.130*** LL -1 451.896*** 注：***p＜0.001，**p＜0.01，*p＜0.05，+p＜0.1；括号内为参照组。

表 3 农民工的母亲代际影响的OLS和Ordinal Logistic回归结果(N=1 458)

本文运用2013年“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以资源论、代际关系和文化规范论作为理论依据，深入讨论了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上代际影响的现状及其作用因素，基于前文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发现。

首先，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依旧具有重要的代际影响力，这种代际影响力并非是拥有实权的体现，而是出于对长者尊严的维护。虽然以往有研究基于现代化理论分析指出，快速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大幅度降低了老年人在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力，削弱了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Williams et al.，1999)；空间距离使得子女在诸多重要事务上往往自己决策，不再请教长辈，由此导致长辈对子女的直接影响力逐渐被削弱。但本文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即多数农民工在面临重要事务的决策时依旧会咨询其母亲的建议。向长辈咨询建议的过程就是信息传递的过程，信息传递对子代的决策即使没有直接的影响力，但也会或多或少地产生间接影响力。本文与以往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以往研究更加关注老年人直接影响力的变化，而本文中代际影响力的范围更加宽泛，未明确指出影响力的方式为直接或间接。对于农民工来说，在重大事务上高频率地咨询其母亲不仅是代际影响中信息传递的重要表现，更是维护长辈尊严与家庭权威的体现。在空间阻隔的基础上，农民工能够在重大事务上给予父母话语权，有利于和谐代际关系的构建。

其次，亲代资源的增加有利于其代际影响的提高，但资源对亲代代际影响的提升作用较为微弱，而且代际资源差的扩大不会削弱亲代的代际影响，可见亲代代际影响的维持并不仅依靠资源的增加。农民工的母亲的资源比子女资源更加影响母亲代际影响力的获取，其中只有母亲的教育程度会影响其被子女咨询的频率。与母亲为文盲的农民工相比，母亲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农民工在重大决策上更有可能咨询其母亲，这或许与因变量的测量形式相关，亲代较高的文化程度或许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多有效的建议。从子代资源来看，子女的外出流动虽然可以提升其资源拥有度，并进一步拉大代际之间的资源差距，但这并不会威胁到农民工的母亲代际影响的保持。由此可见，在城镇化背景下资源在维持亲代代际影响中的作用较为微弱，而且相对的资源差或许更加适用于研究夫妻之间的权力模式和家庭地位差异，却并不适用于研究代际之间的权力模式和代际影响力。

再次，文化规范中的孝道观念对维护农民工的母亲的代际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在城镇化背景下文化规范论比资源论在维持亲代代际影响上更具解释力。农民工的孝道观念越强，在重大事务决策上越有可能咨询其母亲的建议。传统孝道文化在维持母亲代际影响中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孝道观念的作用相对稳定。这再次验证了孝道文化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已经内化为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自主意识(陈树德，1990；张新梅，1999)，这种自主意识不仅能够保障家庭养老模式的延续，同时还能保障城镇化背景下亲代的代际影响和家庭权威的维持。此外，从前文的分析可知，无论使用何种回归方法，孝道观念对农民工的母亲的家庭地位的作用始终显著并稳定，而且孝道观念的作用程度始终大于资源因素。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Rodman，1972；赵瑞芳等，2007)，即在发展中国家，文化规范论比资源论更具解释力，资源论或许更适用于经济发达、平等意识更强的西方国家。

最后，基于血缘亲情产生的代际关系对农民工的母亲代际影响的维持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其中一致性团结强于联系性团结。代际关系的总体效应强于文化规范，更强于资源论。在情感依恋上，与母亲观念越一致、情感越深厚的农民工在重大事务决策上就越有可能咨询其母亲，观念的一致性可以为代际双方带来更有效率的沟通与交流，进而有利于维护农民工的母亲的代际影响。在行为依恋上，高频率的联系可以提高农民工在重大事务决策上咨询其母亲的可能性，或许是由于高频次的联系可以带来更多的咨询机会，进而维持了母亲在子女重大事物决策上的代际影响。正如以往研究所述，代际间的联系其实是为了促进情感的亲密度(Cicirelli，1983)，进而为代际联系的作用强于代际情感深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此外，代际关系源于血缘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从子代一出生就开始形成，并贯穿于其整个生命历程；相比代际关系，虽然血缘亲情也是孝道产生的基础，但孝道观念的形成必然晚于代际关系的形成，孝道观念主要是个体社会化的结果，因此，代际关系的作用强于孝道观念的作用也在情理之中。

总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依然具有重要的代际影响，而且这种代际影响来源于多种因素：资源论、代际关系和文化规范论对亲代代际影响的维持均有一定的解释力，其中代际关系的作用最强，文化规范论次之，资源论最弱。基于以上分析与结论，本研究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母亲的代际影响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迅速下降，但要维持农民工的母亲的代际影响仍需从多方面进行努力，保持代际间的情感依恋度、加强代际联系、继续弘扬孝道文化。

本文结合资源论、代际关系和文化规范论，从代际视角分析亲代代际影响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力图丰富家庭权力与代际影响研究，拓展相关理论的研究对象与适用范围，同时为城镇化背景下维护老年人代际影响的有效途径提供参考依据。但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目前代际影响研究集中于信念、观念、行为或者资源的代际传递，对代际沟通过程中信息传递的研究并不常见；本文仅以子代在重大事务决策时的咨询频率作为代际影响的测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亲代在子代重大决策上的参与程度，但难以说明子代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亲代所给予的有助于决策的信息，因此，代际影响中信息传递的测量指标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陈树德. 1990. 传统中国社会与"老年人"[J]. 社会学研究 (6) : 35-40. (0)
[2]	池丽萍, 辛自强. 2013. 信任代际传递的中介机制:一个概念模型[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 140-147. (0)
[3]	杜鹏. 2013.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变化[J]. 中国社会保障 (11) : 13-15. (0)
[4]	杜鹏, 武超. 1998. 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分析[J]. 人口研究, 4 (1) : 51-57. (0)
[5]	郭志刚. 1999.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0)
[6]	何佳讯. 2007. 消费行为代际影响与品牌资产传承研究评述[J]. 外国经济与管理 (5) : 47-53. (0)
[7]	洪巧英. 2014. 转型期中国社会代际问题研究——基于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J].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 (6) : 40-43. (0)
[8]	洪岩璧. 2010. 族群与教育不平等: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一项实证研究[J]. 社会, 30 (2) : 45-73. (0)
[9]	黄何明雄, 周厚萍, 龚淑媚. 2003. 老年父母家庭照顾中的性别研究概观——以香港的个案研究为例[J]. 社会学研究 (1) : 60-70. (0)
[10]	贾云竹, 谭琳. 2012. 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女性化趋势研究[J]. 人口与经济 (3) : 1-7. (0)
[11]	靳小怡, 崔烨, 郭秋菊. 2015.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基于代际团结模式的分析[J]. 人口学刊 (1) : 50-62. (0)
[12]	李力行, 周广肃. 2014. 代际传递、社会流动性及其变化趋势[J]. 浙江社会科学 (5) : 11-22. (0)
[13]	梁鸿. 2000. 边缘化:老年人家庭地位日渐式微[J]. 社会, 20 (5) : 42-43. (0)
[14]	王甫勤, 时怡雯. 2014.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J]. 社会, 34 (1) : 175-195. (0)
[15]	王金玲. 2009. 家庭权力的性别格局:不平等还是多维度网状分布?[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 62-68. (0)
[16]	徐安琪. 2004. 夫妻权力模式与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研究[J]. 浙江学刊 (2) : 208-213. (0)
[17]	徐安琪. 2005. 夫妻权力和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J]. 社会学研究 (4) : 134-152. (0)
[18]	姚远. 2000. 对家庭养老概念的再认识[J]. 人口研究 (5) : 5-10. (0)
[19]	张恺悌. 2009. 中国女性老年人口状况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 (0)
[20]	张立冬. 2013. 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3 (6) : 45-50. (0)
[21]	张新梅. 1999. 家庭养老研究的理论背景和假设推导[J]. 人口学刊 (1) : 57-60. (0)
[22]	张兴慧, 董爱波, 王耘. 2015. 母亲与子女主观幸福感的代际传递: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 : 163-165. (0)
[23]	赵瑞芳, 林明鲜, 唐国建. 2007. 城市老年人夫妻权力模式与夫妻关系研究[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5) : 31-34. (0)
[24]	郑丹丹. 2004. 中国城市家庭夫妻权力研究[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0)
[25]	郑丹丹, 杨善华. 2003. 夫妻关系"定势"与权力策略[J]. 社会学研究 (4) : 96-105. (0)
[26]	邹湘江, 吴丹. 2013. 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分析[J]. 人口学刊 (4) : 70-79. (0)
[27]	Bengtson Vern L, Robert E. L. Roberts. 1991.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Aging Families:An Example of Formal Theory Construction"[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 (4) : 856-870. DOI:10.2307/352993 (0)
[28]	Brines Julie. 1994. "Economic Dependency,Gender,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3) : 652-688. DOI:10.1086/230577 (0)
[29]	Cicirelli Victor G. 1983. "Adult Children's Attachment and Helping Behavior to Elderly Parents:A Path Model"[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 (4) : 815-825. DOI:10.2307/351794 (0)
[30]	Cox Donald. 1987. "Motives for Private Income Transfer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5 (3) : 508-546. DOI:10.1086/261470 (0)
[31]	Deutch Morton, Harold B. Gerard. 1955. "A Study of Normative and 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s upon Individual Judgment"[J].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3) : 629-636. DOI:10.1037/h0046408 (0)
[32]	Glass Jennifer L, Vern L. Bengtson, Charlotte Chorn Dunham. 1986. "Attitude Similarity in Three-Generation Families:Socialization,Status Inheritance,or Reciprocal Influenc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5) : 685-698. DOI:10.2307/2095493 (0)
[33]	Godwin Deborah D, John Scanzoni. 1989. "Couple Consensus during Marital Joint Decision-Making:A Context,Process,Outcome Model"[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 (4) : 943-956. DOI:10.2307/353207 (0)
[34]	Goode,William J.1963.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Oxford:Free Press Glencoe. (0)
[35]	Jankowiak,William.1992. "Father-Child Relations in Urban China." In Father-Child Relations:Cultural and Biosocial Contexts,edited by Barry S. Hewlett. New York:Aldinede Gruyter. (0)
[36]	Leach Margaret S, Dawn O. Braithwaite. 1996. "A Binding Tie:Supportive Communication of Family Kinkeepers"[J].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4 (3) : 200-216. DOI:10.1080/00909889609365451 (0)
[37]	Lee Gary R, Julie K. Netzer, Raymond T. Coward. 1994. "Filial Responsibility Expectations and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Assistance"[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6 (3) : 559-565. DOI:10.2307/352867 (0)
[38]	Litwak Eugene. 1960. "Geographic Mobility and Extended Family Cohes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3) : 385-394. DOI:10.2307/2092085 (0)
[39]	Loeber Rolf, Alison Hipwell, Deena Battista, Mark Sembower, Magda Stouthamer-Loeber. 2009.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ultiple Problem Behaviors:Prospe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thers and Daughters"[J].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7 (8) : 1035-1048. DOI:10.1007/s10802-009-9337-x (0)
[40]	Mandrik Carter A, Edward F. Fern, Yeqing Bao. 2005.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Roles of Conformity to Peers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J]. Psychology & Marketing, 22 (10) : 813-832. (0)
[41]	Martin Linda G. 1990. "Changing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s in East Asia"[J]. Annals of the AAPSS, 510 : 102-114. DOI:10.1177/0002716290510001008 (0)
[42]	McDonald Gerald W. 1980. "Family Power:The Assessment of a Decade of Theory and Research,1970-1979"[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2 (4) : 841-854. DOI:10.2307/351828 (0)
[43]	Moore Elizabeth S, William L.Wilkie, Julie A. Alder. 2001. "Lighting the Torch:How do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s Develop?"[J].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28 (1) : 287-293. (0)
[44]	Moschis George P. 1988.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Studying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s on Consumer Behavior"[J].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5 (1) : 569-573. (0)
[45]	Rank Mark R. 1982. "Determinants of Conjugal Influence in Wives' Employment Decision Making"[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4 (3) : 591-604. DOI:10.2307/351582 (0)
[46]	Rodman Hyman. 1972. "Marital Power and the Theory of Resources in Cultural Context"[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 (1) : 50-69. (0)
[47]	Safilios-Rothschild Constantina. 1970. "The Study of Family Power Structure:A Review 1960-1969[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2 (4) : 539-552. DOI:10.2307/350250 (0)
[48]	Shah,Reshma.H. and Banwari Mittal. 1997. "Toward a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 in Consumer Behavior:An Exploratory Essay." In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24,edited by Merrie Brucks and Deborah MacInnis. Provo: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55-60 (0)
[49]	Sillars,Alan L. 1995. "Communication and Family Culture." In Explaining Family Interactions,edited by Mary Anne Fitzpatrick and Anita L. Vangelisti. Thousand Oaks:Sage:375-399. (0)
[50]	Sorce Patricia, Lynette Loomis, Philip R. Tyler. 1989.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 on Consumer Decision Making"[J].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6 (1) : 271-275. (0)
[51]	Thornton Arland, Thomas E. Fricke. 1987. "Social Change and Family: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the West,China,and South Asia"[J]. Sociological Forum, 2 (4) : 746-779. DOI:10.1007/BF01124383 (0)
[52]	Viswanathan Madhubalan, Terry L. Childers, Elizabeth S. Moore. 2000.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 on Consumption:Development,Validation,and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the IGEN Scale"[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8 (3) : 406-424. DOI:10.1177/0092070300283008 (0)
[53]	Williams Lindy, Kalyani Mehta, Hui-Sheng Lin. 1999.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 in Singapore and Taiwan:The Role of the Elderly in Family Decisions"[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4 (4) : 291-322. DOI:10.1023/A:1006630800469 (0)
[54]	Xu Jing, Soyeon Shim, Sherry Lotz, David Almeida. 2004. "Ethnic Identity,Socialization Factors,and Culture-Specific Consumption Behavior"[J]. Psychology & Marketing, 21 (2) : 93-112.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