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后期，帕森斯与默顿之间进行了某种或明或暗的“对话”，¹默顿在这个时期撰写的一些颇具影响的“理论社会学”文章(Merton, [1949]1968)，可以说或多或少都与帕森斯的理论探索有关。例如默顿后来收入其《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的首篇文章“论社会学理论的历史与体系”，实际上就是在其评论帕森斯的一篇文章(Parsons, 1948)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²默顿的这篇文章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他关于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史的基本观点，而这种看法与帕森斯的相关立场存在明显差异。如该文标题所示，默顿论证的核心要点是：必须把社会学理论的“历史”与“体系”³区分开来，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他反对的“历史”是“将社会学理论的历史视为一种对过去的诸学说的批判性总结、并佐以主要理论家小传的大杂烩”(Merton, 1968: 2)；他倡导的“历史”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史”(a sociological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eory)(Merton, 1968: 2)，这种历史的意义在于能够促进“社会学知识的积累”。如何进行和评价这种积累？默顿引为典范的是自然科学的积累模式，这在他引述普赖斯(Derek Price)的一段话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自然)科学的积累结构是充满了短距离联结(short-range connexions)的组织(texture)，就像编织物(knitting)一样；而人文主义取向的学术领域的组织更像是一个随意的网络(random network)，其中的任何一点与另一点都有同样的联结可能”(Merton, 1968: 28)。因此，默顿认为在真正积累性的社会学研究中，重要概念、观念和理论都应该像自然科学中的情形那样，可以明确地溯及和勾勒出其历史发展进程，从而形成一个个知识链条，再渐渐地连接成更大范围的知识领域。在这个意义上，默顿对于他在该文标题下援引怀特海的一句话是深以为然的：“还在犹疑要不要忘掉其创立者的科学是迷茫的”(Whitehead, 1974: 115)。

在默顿的这种研究取向中存在着诸多值得进一步探究和批评的问题，比如其中蕴含着十分明显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立场(亚历山大，2006)，⁴他对社会学理论史的研究进路带有鲜明的“辉格党历史”(Whiggish history)或“当前论”(presentism)的取向(田耕，2006)。⁵换言之，这种历史研究取向本身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是颇为值得质疑的，而这些问题在默顿的理论思考框架中又是无法得到令人满意地修正和解决的。帕森斯虽然赞同社会学是一门能够进行知识积累和发展的经验科学，并且在默顿发表此文的十余年前就很深入地探讨和阐述过这个问题(Parsons, [1937]1968)，但他奉行的是另外一种很独特的研究进路，这种研究路向在认识论—方法论、社会学史研究、社会学的理论化方式、社会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等诸多方面，都与默顿倡导的研究路向有着实质性的区别。为了更细致地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最好还是先回到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因为，现代社会学，或一般所谓的“二战”以来的社会学的很多基础性问题，都必须回到这部“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之作才能得以理解。不过，考虑到《结构》涉及的问题极为庞杂，⁶本文只限于就其中涉及的几个与社会理论史研究相关的问题稍作展开。

一、通过社会思想史研究社会理论

《结构》虽然在出版后的前十年里因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而受到忽视，但该书在1949年推出第二版后却影响力剧增，并很快确立了其“经典”地位(格哈特, 2009：3-4)。但在如何理解其研究主旨、如何为其研究定位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可谓歧见纷纭。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是：《结构》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就该书的主旨而言，帕森斯有过肯定和否定两种说法：一方面，它并非一项社会思想史或社会理论史研究；另一方面，它既是一项经验性的专题研究，又是一部理论著作。我们先来看帕森斯的相关论述，然后提供一种解释。

(一) 关于社会理论本身的研究

从内容上看，《结构》的大部分篇幅都用于分析作者所选的几位“欧洲著作家”(European writers)的著作和思想，因而似乎是一项社会思想史或社会学史领域的研究。不过，作者虽然在“序言”(Parsons, 1968: v)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二手研究”，但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对过去的诸多理论、学说的概括或依据当下知识对相关理论命题的验证，而是一种“不太为人所知”的“真正的二手研究”。帕森斯本人似乎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他在该书的“序言”、“导论”以及某些章节和后来的“二版序言”(1949)、“平装本导言”(1968)中反复强调该书的真正研究意图，试图引导读者去理解该书所致力于探讨的那种“真正的二手研究”的意义。

实际上，通常被忽视的《结构》副标题—特别依据一组晚近欧洲著作家的一项社会理论研究⁷—已经比较清楚地指出了这种研究的一些关键要点。概括而言：首先，上述标题指明它是“一项社会理论研究”，“序言”里对此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宣称：这是“一项关于社会理论(theory)、而非诸理论(theories)的研究”(Parsons, 1968: xxi；着重号为原文所加)；换言之，该研究真正关注的是社会理论本身，而非相关论者的诸学说，这应当是帕森斯所谓的“真正的二手研究”的一个基本意涵。⁸其次，这种“社会理论”有一个历史产生过程，主要通过帕森斯选择的“晚近欧洲著作家”的著述体现出来；这几位著作家虽然出身不同、秉性和研究取向各异、传承的智识传统也有很大差别，⁹但细究之下，他们的思想发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却呈现出某种“会通性”(convergence)：“《结构》分析的是理论发展的一种会通过程，这种发展构成了关于社会现象的科学分析中的一场主要革命”(Parsons, 1968: xvi；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在《结构》出版30年后推出的平装本“导言”中，帕森斯再次强调：“本书的主要论题是：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以复杂的方式与其他许多人的著作相关联—代表的不是简单的关于人类社会的四组特殊的观察资料和理论，而是理论思维结构中的一场主要运动”(Parsons, 1968: viii；着重号为引者所加)。¹⁰所以，第三，对这种单数的“社会理论”的揭示和描述需要借助对几位“欧洲著作家”的著作的细致和系统的分析，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中呈现出了“某种系统的理论推理的单一体”(Parsons, 1968：xxi)；“导论”对此说得更加明白：“本研究的核心旨趣在于一种特殊的连贯理论体系的发展”(Parsons, 1968: 12)。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在经验或实质理论的意义上，帕森斯称这种单一的理论体系为“行动理论”(社会行动理论、人的行动理论)，或者用《结构》中特别强调的一种表达：“意志论的行动理论”(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这是全书力图论证的那种从欧洲的行动理论传统中发展出来的“社会理论”，对这种理论体系的产生过程的考察因此成为该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帕森斯想要通过对相关著述的细致分析，呈现出社会行动的“结构性方面”，或行动理论体系(“行动参照框架”)的基本要素及相互关系，因此之故，该书以“社会行动的结构”为其标题(Parsons, 1968: 39)。

基于此，我们再来看帕森斯对该书定位问题的肯定和否定的说法。一是否定该书是通常意义上的“二手研究”或史论著作，例如“导论”在强调“这项研究应当是关于近期社会思想史中的一个特殊问题的专题研究，是对已被称之为‘意志论的行动理论’的理论体系的兴起的研究”(Parsons, 1968: 14)的主旨后，帕森斯又不惜笔墨地做了三点澄清：首先，“它不是关于晚近一代的欧洲社会学理论史(的研究)”，因此它不会对相关的问题和人进行包罗万象的研究，而仅仅考察那个时期的欧洲社会学理论的一个要素；其次，“它不是对所要讨论的著作家的某一部或所有著作的通常意义上的二手解释”，其目的既不在于二手阐释本身，也不想对这些著作进行批判性的评价；最后，其研究也因此不会去“试图讨论这些人的著作的所有方面或关于它们的所有二手文献(Parsons, 1968: 14-15；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肯定的意义上，帕森斯将《结构》定性为一部经验—理论研究之作。例如在全书的总结性篇章里，他重申“本研究始终力图成为一项经验性的专题研究。它一直关注的是事实以及对事实的理解”(Parsons, 1968: 697)。¹¹可能是为了更好地澄清该书何以被称为经验研究，帕森斯在该书“平装本导言”里提出了更加清晰的说明：“《结构》是一部双重意义上的经验性著作。首先，它非常关注西方社会的宏观发展问题，尤其是通过本书所讨论的四位论主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其次，它是社会思想分析领域的一项经验研究”，书中分析的那些以往的著作，在帕森斯看来和历史上的“文献档案”并无实质性区别(Parsons, 1968: vii)。但这还只是该书研究主旨的一个方面，因为“《结构》实质上是、而且也一直意欲成为一部理论著作”，也就是说，它关注的“不仅仅是那些作为经验现象的理论，而且还独立进行了某种明确的理论化工作”(Parsons, 1968: 697)。对经验事实的考察和研究需要理论的解释，依据该书“导论”中在方法论层次上对“理论与经验事实”(Parsons, 1968: 6ff)的一般论述，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动态关系。

总而言之，依据帕森斯的说法，《结构》应当是一项基于对相关论述(文本)的经验研究的理论化探索；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研究是通过思想史的方式展开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对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内在关系的这种强调贯穿于帕森斯学术生涯的始终，但悖谬的是，人们对其理论化探讨的主要指责之一恰恰在于其脱离经验现实的抽象性。

(二) 一种黑格尔式的解释

帕森斯在《结构》一书中展开的独特研究，可归于思想史或学科史范畴吗？帕森斯虽然对此予以明确否定，但如果从伽达默尔(2004: 387ff)所谓的“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 effective history)的视角来看，无论是《结构》中的具体研究内容和方式，还是该著对“二战”后的社会学的影响及其接受史，这部“经典”都可以视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学史领域的一项研究。¹²如果对帕森斯本人的说法稍加修正，可以说它虽然不是通常意义上、但却是一种“真正的二手研究”意义上的思想史或理论史研究，尽管我们在后来的社会学或社会理论发展中几乎见不到此类研究。¹³

曾有论者将帕森斯比作美国社会学界的黑格尔，如果撇开那种认为两者在各自领域都构建了全面而庞大的理论体系这种表面上的相似性，我们发现至少就本文涉及的论题而言，帕森斯与黑格尔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颇具实质性的相通之处。众所周知，黑格尔(1959：“导言”)曾经对哲学史和哲学自身的关系给予了比较详尽的讨论，认为“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此前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因此，哲学史的过程并不昭示给我们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的生成，而乃是昭示我们自身的生成和我们的知识或科学的生成”(黑格尔，1959：9)；他进而主张“通过哲学史的研究以便引导我们了解哲学的本身”，并提出了“在哲学史里我们研究的就是哲学本身”、“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黑格尔，1959：24、34)的著名论断。在黑格尔那里，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哲学史讲演录》与《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是完全一致的。

回到帕森斯在《结构》中的研究，如果借用黑格尔的说法，我们似乎可以将其研究取向概括为“通过社会理论史的研究以便于我们了解社会理论本身”；或者用帕森斯本人的说法，“通过对社会理论史上的诸理论(复数理论)的研究来了解社会理论本身(单数理论)”。帕森斯本人可能不太赞同这种黑格尔式的理解，就其著作(例如，Parsons, [1928]1991: 6ff; 1968: 478ff)中对黑格尔的不多论述而言，他对黑格尔的理解显然过于简单化，也未涉及后者论述哲学与哲学史之关系的要义。¹⁴虽然如此，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对于重新理解《结构》开辟的社会理论研究进路还是颇具启迪意义的，我们不妨对此稍作分析。

帕森斯虽然不像黑格尔—例如在《精神现象学》(黑格尔，1979)中—那样去呈现西方人的“精神”发展史，其主要关注点是“社会理论”—即他所谓的“意志论的行动理论”—在19、20世纪之交的理论产生过程及其内在结构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显然是通过相关的历史研究来实现的。我们看到，《结构》虽然聚焦于某个时期的某种理论发展，但帕森斯却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思想史脉络中来把握其产生和发展的。具体而言，帕森斯认为，在《结构》主要探讨的那个时期之前的欧洲的社会思想传统，主要是通过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和观念论(idealism)两大思想脉络体现出来的；相对而言，前者因其源远流长和影响深远而成为欧洲社会行动理论研究的最主要传统(《结构》在这个方面着墨最多)，《结构》因此追溯到16、17世纪的欧洲现代早期、尤其是霍布斯以降的社会思想，而对德国的观念论传统则仅仅溯及康德。按照帕森斯(Parsons, 1968: 470)的说法，代表欧洲近现代社会思想主流的拉丁语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实证主义(含功利主义)和德国的观念论，是19世纪晚期兴起的一种新的“思想运动”或“社会理论”的“语境”，帕森斯在其中展开的复杂而精微的理论与逻辑分析—例如围绕“秩序问题”而展开的从霍布斯到达尔文主义、行为主义的著名考察，以及对几位“欧洲著作家”的著作的细致和系统分析，很难说不是一种思想史范畴内的研究。

但另一方面，确实如帕森斯所言，《结构》中的这种“史论”又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这种研究归根到底还是要为他所谓的“经验—理论研究”服务的。帕森斯后来在“平装本导言”(Parsons, 1968: ix)中明确了该项研究的“双重关注”：一是“作为一种分析图式的经济学理论的地位”问题，二是“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解释带来了富有成果的共同意涵，即每一种作为分析图式的理论必定是一种更大的和更加一般化的理论工具(theoretical organon)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帕森斯在《结构》中进行的研究，最主要的意图在于通过对涂尔干、韦伯等人关于西方现代社会问题的经验研究的再考查，探究社会科学—《结构》中称之为“行动科学”(sciences of action)—的一般概念图式，进而确定“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这也是全书最后一节的标题，落脚点)。

因此，这种研究与真正意义上的黑格尔式思想史研究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在《结构》的研究中，对于从霍布斯以降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康德以降的观念论传统的研究，虽然贯穿着一个具有核心地位的实质性问题，即秩序问题，并围绕此问题展开一系列精深的历史与逻辑分析，呈现出历史与逻辑演进的次序；但正如前文多次强调，帕森斯的意图不在于展开一项“秩序问题”或“秩序观念”的“现象学”研究，他始终关注的是分析意义上的“社会理论”或“行动理论”自身的发展(当然是在与现实经验问题研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推进的)。正是这个旨趣—帕森斯终身保持着的理论旨趣—将霍布斯、洛克、康德以及涂尔干、韦伯等人纳入其“思想史研究”中，这也许是帕森斯所谓的“真正的二手研究”的意义所在。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帕森斯在《结构》中实际上将历史研究、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融为一体。

二、社会理论与“世纪末”

帕森斯关于《结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思想史或社会理论史研究的声称，固然可以“化解”一些批评，¹⁵但他在《结构》中着力论证的“会通命题”的有效性问题则是无法回避的，而这个问题又直接关涉《结构》这项研究的主题论证的成败；尤其是，当他将这种“会通”过程描述为一场“科学革命”或“理论运动”时，这个问题又涉及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理论与其时代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结构》中的主要分析对象，即帕森斯选择的那些“晚近欧洲的著作家们”所处的时代及其问题，二是帕森斯写作《结构》时所处的时代及其问题。本节先讨论前者，后者留待下节再述。我们还是先了解帕森斯的相关论述，然后再稍作展开。

(一) 社会理论及其时代性

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对“哲学的时代性”问题也颇为重视，他(黑格尔，1959：48)认为“每一哲学属于它的时代，受它的时代的局限性限制，即因为它是某一特殊的发展阶段的表现”，因此，“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同时，黑格尔(1959: 56)还进一步强调了哲学与其“时代精神”的内在关联：“时代精神是一个贯穿着所有各个文化部门的特定本质或性格……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实质的思维，并将此实质作为它的对象。”

《结构》中主要探讨的是社会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这个阶段标志着社会理论所依托的主要智识学科—社会学—的正式确立及被予以制度化的时期，也是社会理论的主要研究范式和传统的确立时期，这大概也是帕森斯选择这个时期的社会理论为其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之一。¹⁶因此，对这个时代及其时代精神的考察，是我们深入理解和评价《结构》这项研究之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如果确如古尔德纳(Gouldner, 1970)等人所批评的那样，帕森斯的社会理论只是与其时代问题了不相干的抽象理论，¹⁷那么这种理论探讨本身的价值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结构》“导论”的开篇第一节讨论的就是(时代)“问题”。该书以一个思想史的“判例”开篇：以斯宾塞为其“典型代表人物”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传统”已经“被淘汰”，尽管这种“关于人与社会的思想体系”在19世纪曾经轰动一时(Parsons, 1968: 3)。至于说它是被其推崇的作为“上帝”的“进化”(Evolution)所淘汰，还是被后来者(如帕森斯选择的那些“著作家”)所超越，则无关紧要；不过，从《结构》的论证来看，帕森斯强调的是社会理论的“内在”(immanent)发展(Parsons, 1968: 5)。因此，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是一个“危机”与“变革”交织的时期。帕森斯对此有很明确的描述：

在对某些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的经验解释领域，一场根本性的变革正在进行中。线性进化论已被遗忘，各种循环论则崭露头角；各式各样的个人主义正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抨击，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有机论。作为一种行动要素的理性的作用和科学知识的地位不断地受到攻击；我们再次被不同种类的关于人性和人类行为的反智主义的(anti-intellectualistic)理论浪潮所淹没。除非追溯到16世纪，否则，很难在一代人这么短暂的期间里发现关于人类社会的那些盛行的经验性解释发生了一场如此重大的革命。

(Parsons, 1968: 5)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看到西方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那些基本的价值取向(理性、科学、进步、进化、个人主义等)受到质疑和抨击，西方社会陷入“非理性主义”或“反智主义”的思潮之中。出生于20世纪初的帕森斯虽然在远离欧洲的“新世界”长大，但(尤其是在游学英、德之后)对欧洲在世纪之交的诸思潮显然并不陌生。问题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兴起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又当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如何反映其“时代状况”和体现其“时代精神”呢？显然，这些都是十分复杂、需要细致和系统的研究方可解答的问题。帕森斯通过在《结构》中的研究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解答。帕森斯曾在“序言”中强调：重要的不是这些著作家提出了什么问题和如何解答问题，而是他们提出和解答这些问题的“语境”(context)(Parsons, 1968: xxi)。不过，在阅读帕森斯的这份“答卷”时，读者十有八九会失望，因为在这部洋洋洒洒800余页的“巨著”中，我们看到的要么是认识论—方法论层次的抽象论述，要么是对那些欧洲“著作家”的著作的逻辑与理论分析，开篇部分提及的那些时代问题似乎消失了，“时代精神”也无从谈起。如果不熟悉这些著作家的生活时代，我们在《结构》中的那些精彩、严密的逻辑分析中甚至看不出这是什么时代的著作和思想。有论者(Brick, 1993: 387)因此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更深刻的层次上，如何在抽象的理论论证和那些曾经在激发帕森斯的反思时起过某种作用的具体、实际问题之间，可以推断出什么样的关联呢？”这确实是阅读《结构》的一个挑战。不过，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分析，我们留待下节；接下来，我们不妨先看看其他研究者是如何论述这个时期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

(二) 身处“世纪末”的社会理论

如前文所述，帕森斯虽然反复强调《结构》不是一项思想史研究，但多少有些悖谬的是：恰恰是《结构》开启了社会学或社会理论对自身历史的真正研究，¹⁸这虽然是帕森斯没想到的一个“非预期的后果”，但也从某个方面进一步证明和强化了《结构》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之作的地位。“二战”后在相关领域出现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研究和论著，下面将通过其中的一些研究来进一步认识被后人建构为“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特征。

修斯(Hughes, 1958)在《结构》出版二十年后推出了他对这个时代(1890—1930)的社会思想的一个相对全面的历史论著：¹⁹《意识与社会：重新定位1890—1930年的欧洲社会思想》。这部史论虽然深受《结构》的影响，²⁰但呈现的却是另一幅思想画卷。他虽然也认为在19世纪末的欧洲发生了“比较广泛的思想革命”(Hughes, 1958: 427)，但对这场“革命”的看法却与帕森斯有很大的不同，该书副标题中的“重新定位”也许意有所指。作为一部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专论，《意识与社会》特别注重时代背景，明确将其论述的主角们—他所谓的“1890一代”(generation of the 1890’s)—放到“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语境中，²¹认为他们共享“一种广泛的心理不安或隐忧(malaise)的体验”，这是一种关于“一个旧社会衰亡的感觉，并与一种关于新社会的形式将会是怎样的那令人苦恼的不确定性耦合在一起”(Hughes, 1958: 14)。因此，修斯所谓的“思想革命”更注重的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层次上的变迁”(Hughes, 1958: 34)；而“1890一代的著作可以视为对一个‘关于现实的新构想’的‘第一次尝试’”：

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从大约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30年间所标明的是这样一个时期：其中比较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家得出的结论是，“以前那些关于一个理性的现实(rational reality)的构想”是不充分的，而且，人类思想将不得不与一个可能不再被设想为一种有序的系统的现实相“妥协”。在这种妥协与调适的过程中，“人类意识的活动”第一次变得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意识似乎提供了人与社会世界及历史之间仅有的连接纽带。(Hughes, 1958: 428。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段话也道出了该著以“意识与社会”为题的原由。和帕森斯在《结构》中强调的“会通性”论题不同，修斯着重论述的是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们²²对于下述问题的探究，即意识问题及“无意识”(the unconscious)的作用；时间和绵延(duration)在心理学、哲学、文学和历史研究中的意义；“精神科学”(sciences of mind)中知识的性质及可能性；政治背后的深层动机问题等的探究(Hughes, 1958: 63-65)。基于此，修斯重点论述了这个时期的“反实证主义”—和帕森斯在《结构》中的理解和论述有很大不同—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等时代思潮，强调了“世纪末”的主观主义、反智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等思想倾向在这个时期的各种著作中的不同体现或对它们的反应。

修斯这部社会思想史论著虽然也存在着明显不足，例如在一项号称“社会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中，修斯甚至没有给涂尔干一个独立论述的小章节，对齐美尔这样最典型地反映了该时代特征的人物的思想竟然只字不提；但相比于帕森斯的《结构》，《意识与社会》的论述似乎更能反映那个时代的人的所思所想，或者说，“时代精神”。此后数十年间虽然出版了诸多相关史论著作，其中也不乏一些视角独特的研究，但像《意识与社会》这样专注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心理状态并将其置于“世纪末”的生身处境的研究，反而极为少见。更为常见的是对社会学或社会理论历史的更长时间的研究。²³这些研究的更为重要的意义也许在于，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维度被逐渐揭示出来，从而有助于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自身予以更加丰富和完整的理解。譬如，在探讨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于19世纪之兴起问题时，大多数的论者往往注重的是与启蒙、大革命的关联，或者侧重从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脉络讨论对时代变迁问题的反映，但也有一些史论强调的是与反启蒙、反革命的关联，以及保守主义(例如Nisbet, 1966)、浪漫主义(例如Mead, 1936; Gouldner, 1973)等智识传统与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内在关联。如果说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主要讨论的是现代性问题，其论域也应同时包括卡林内斯库(2002)所谓的“两种现代性”，²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真正确立时期”，美学或文化现代性的影响可能更为内在和深刻。或者说，早期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与贡巴尼翁([2009]2015所谓的“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更具亲和性，²⁵因为这些观念更能体现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内在精神状态。因此，正如梅斯特洛维奇(Mestrowic, 1991: 37)指出的，人们一旦熟悉了这个智识脉络的文献，再来看那些流行的社会学史时就会有一种“奇特的”、甚至“令人惊异的”感觉：因为“在大多数流行的教科书、二手文献以及专论中，社会学家们通常设定了一种类似直线的发展，从渗透在社会学的那些启蒙运动时期的先驱者的著作中的乐观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到当代社会学”；他认为社会学家们完全未认识到还存在“一种从乐观主义的启蒙运动到我们的犬儒时代(cynical age)的漫长的智识上的弯道(intellectual detour)”，这个智识传统体现的是埃伦贝格尔(Ellenberger, 1970)所谓的“世纪末精神”(fin de siècle spirit)，深受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影响。

梅斯特洛维奇的相关研究(Mestrovic, 1991; 1993)虽然聚焦于涂尔干和后现代主义，但却是少有地意识到所谓的“古典社会理论”与其产生的生身处境，即“世纪末”的内在关联的研究。他强调的“世纪末精神”，指涉的是处于新旧世纪(或世界)更替之处境中人们的内在状态和心理特征：悲观主义、犬儒主义(cynicism)、非理性主义、厌倦(ennui)、无聊(boredom)、不抱幻想(disenchantment)、隐忧(malaise)、忧郁(melancholia)以及颓废(decadence)等等(Mestrovic, 1991: 2, 8)。总体而言，这是一个“颓废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文化或文明处于衰落时期；所以，正如勒佩尼斯(2011)关于西方知识分子的精彩研究指出的，这个时期的欧洲知识分子(当然包括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在内)或多或少都患上了“抑郁症”，“忧郁”成为这个时期人们最典型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就此而言，“世纪末忧郁(症)”构成了所谓的“世纪末精神”的核心内涵。²⁶

梅斯特洛维奇(Mestrovic, 1991: 37ff)认为这是一个“感情/感觉崇拜”(cult of feeling)的时代，以区别于启蒙时代的“理性崇拜”(cult of reason)，或者用卡林内斯库(2002)的说法，这个时代反映了美学或文化的现代性对资产阶级或市侩的现代性的反叛和拒斥。²⁷梅氏(Mestrovic, 1991: 54ff)认为，涂尔干和齐美尔“作为首要的现代性的社会学家”，是“世纪末”的社会理论家的典型代表。限于篇幅，关于梅氏将涂尔干的著作和思想置于“世纪末”的语境中而展开的一些颇具新意的分析，²⁸本文就不再展开讨论。

梅氏的这种研究取向实际上也反映了最近数十年来西方学界关于社会理论和社会学传统研究的一种状况：一方面，学科史和思想史领域的相关论著越来越乏善可陈、教条干瘪而缺乏活力；另一方面，对其历史上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的具体、个别或有限的比较研究则越来越丰富和深入，其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其时代的“语境”之中、结合文本分析展开细致研究。譬如，马克思和尼采对韦伯社会理论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Turner, 1996)，生命哲学对齐美尔社会理论所具有的根本意义(例如，Leck, 2000)等等，都需要放到“世纪末”这个历史脉络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²⁹

三、从欧洲到美国：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

《结构》不是《意识与社会》那样的思想史论著，帕森斯虽然意识到世纪之交的智识氛围，但无意也不愿去展现那种“世纪末”的精神状态；帕森斯也不像黑格尔那样将哲学史与哲学本身的研究融为一体，在展现世界精神发展过程的同时也使各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各安其位，他关注的是比较晚近出现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他在世纪之交的欧洲社会思想中“发现”了一种深刻的变革，他想从这种变革中引申出未来社会理论发展的“基础”。不过，如前所述，问题在于他是以思想史研究的方式来进行其理论论证的，这导致《结构》在“二战”后的社会学中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学史的研究；同时，正如亚历山大(2003: 116)指出的那样，因为《结构》“处于古典阶段终结与‘二战’后之间的空白点上，它既是一个分水岭，又是一座沟通的桥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帕森斯通过《结构》而实现了“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意味着时代和文化场域的变化，而且蕴含着“时代精神”的转化。下面将从两个方面来揭示这种“转变”的实质意涵。

(一) 20世纪30年代vs.“世纪末”

卡米克(例如Camic, 1987；1989)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早期帕森斯”、尤其是《结构》的研究虽然促进和深化了对帕森斯社会理论的研究，但他那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取向的阐释也引起了诸多争论和批评(例如亚历山大，2003)。比如他对《结构》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解释，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对早期帕森斯和《结构》的理解，³⁰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在这方面，布里克(Brick, 1993)和格哈特(Gehardt, 1993, 1999, 2002)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种研究不仅将《结构》放到它“诞生”的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脉络中来理解，而且从某个方面揭示了帕森斯在《结构》中实现的上述“转变”的实质意涵。

布里克的长篇研究论文主要探讨的是帕森斯的早期著作，尤其是《结构》中的“改革主义维度”，当然，这里的“改革主义”(reformism)是在“大萧条”之后美国“新政”的背景中来讨论的。为此，布里克首先探讨了帕森斯的早期成长和教育，认为“在家庭和教育的意义上，帕森斯都是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的一个产物”(Brick, 1993: 367)；而《结构》中力图解决的“观念论与实证主义的冲突”，实际上体现了其早期接受的教育中蕴含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工具合理性”、“宗教与科学、虔诚与理智”之间的“张力”(Brick, 1993: 368)。帕森斯(Parsons, [1928]1991)后来关于德国思想传统中、尤其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实质上是他寻求“以一种进步主义的眼光来解读韦伯和以一种韦伯主义的视角来架构进步主义的改革”的途径(Brick, 1993: 372)。帕森斯的早期教育、思考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基于进步主义的改革方案，而《结构》可以理解为这种“改革主义方案的副产品和顶峰”(Brick, 1993: 373)。基于文本、历史脉络、时代问题等多重分析，布里克提出了他对于《结构》的理解：

既不应解读为一部关于社会学推理前提的全然抽象论著，也不可视为一种对于新政风格的政府的保守力量的反思；而应该将其理解为某个时代的集体化的经济实践(collectivizing economic practices)之可能性辩护而进行的一致性论证，(因为)在这个时代，现代社会中的私有产权的某些方面正受到质疑。换言之，帕森斯的早期著作中存在一种改革主义的维度，它具有超越新政改革所达到的界限的抱负。因此，《结构》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实践目标的具体理论呈现，这种目标是以自由主义风格来概括的，本文称之为“社会改革”。(Brick, 1993: 361)

格哈特(Gehardt, 1993)最初关注的是帕森斯关于德国、尤其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论述，这也构成了他对《结构》的阐释的一个基本参照点。虽然同样是把《结构》放到20世纪30年代的背景中，但格哈特更为强调的是美国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一种“比较的境况”。具体而言，格哈特从多个层面来论述这种比较的状况：一是在“政治”层面上，《结构》阐述了一种“支持民主的、反纳粹主义的政治学”(Gehardt, 1999: 91)。二是在智识层次上对诸多思潮、理论的分析和论述，譬如对构成《结构》之理论核心的“意志论”的阐述(Gehardt, 1999: 94ff)，对实证主义和观念论及其变种—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在英、美)、“种族主义”(尤其在德国)以及“文化悲观主义”³¹等思潮—的批判(Gehardt, 1999: 110ff; 2002: 12ff)。三是在“事实”层次上指出，《结构》具有明确的现实指涉，即当时西方面临的两种现实、两种社会境况乃至两种社会的未来。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格哈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类型学论题，即帕森斯在《结构》中的经验—理论研究蕴含着一种“双翼的(two-pronged)社会行动结构”观念；位于这个结构两端的是“失范的共同体/社会”与“整合的共同体/社会”的对立类型，构成前者的基本主题是“强力与欺诈、失范、以及仪式和卡里斯马”，构成后者的则是“合法性、安全以及合理性”；这种对立的社会类型在现实层次上的指涉是20世纪30年代的“双重现实”：“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元首国家(totalitarian Fuhrerstaat)”和“美国新政下的民主福利国家”(Gehardt, 1999: 136ff; 2002: 41ff)。³²

如果说布里克的研究取向是将《结构》置于美国“新政”³³脉络里进行细致分析，那么，格哈特的研究则是将《结构》置于当时欧美(主要是德—美)的不同社会境况之中展开更为宏大的比较研究。显然，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澄清前文提及的主要问题，如《结构》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研究？它是如何应对其时代问题的？等等。另外，布里克和格哈特等人的研究比较充分地论证了《结构》并非抽象的理论研究，而是充满着现实关切、具有浓厚危机意识的一部济世之论。帕森斯本人在后来的一篇回顾其理论发展的文章(Parsons, [1970]1978a: 28-29)中强调：

《结构》标志着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它的主要成就在于证明了所论及的四位作者之间存在着会通性，同时也伴随着对我自己关于西方社会现状的一些问题的思考的澄清和发展，而这些问题也是几位欧洲作者所关切的。欧洲社会的状况也许可以标示为(经济方面的)资本主义或自由企业，以及政治方面的民主制，但它当时显然处于某种危机状态。俄国革命和共产党控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是我大学时代以来一直思考的重大问题。法西斯主义运动影响了(我)在德国的交谊。本书出版不到两年，“二战”就爆发了；最后是蔓延到全世界的大萧条。

如此看来，《结构》体现的似乎是处于一个危机时代的研究者借助对另一个危机时代的一些思想家的研究、试图为其时代问题寻求解救之道的一种智识努力。如果接受帕森斯本人的说法，即《结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史研究，那么，格哈特等人的研究应该说是很有启迪意义的，有助于对《结构》中探讨的时代问题的深入理解。但从“效果历史”的角度看，由于《结构》在“二战”后的社会学中基本上被视为一部社会学史论著，或者即使我们接受帕森斯所谓的“真正的二手研究”的说法，它也应该面对历史研究必须回应的问题：作为一项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理论的研究，《结构》在何种意义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问题和时代精神？从布里克和格哈特的研究来看，决定帕森斯在《结构》中对世纪之交的社会理论的论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两人也都未将“1890一代”的思想与“世纪末”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帕森斯在《结构》中是基于20世纪30年代的问题意识来阐述“世纪末”的社会理论的。

(二) 美国vs.欧洲

另一方面，《结构》中实现的这种转变不仅关联两个时代，而且涉及两种文化区域，即欧洲与美国在文化上的关系。卡米克(Camic, 2005)在探讨帕森斯早期的“文化”概念时发现：从大学时代到负笈海德堡，帕森斯对文化概念的看法发生了明显改变；他认为这种变化主要是受到当时德国关于文化与文明之研究的影响所致。但令他难以理解的是，帕森斯形成的这种整体性的文化概念与当时德国学界对文化概念的看法并不一致，即使是在对韦伯的解释中，也消除了后者著作中极为明显的文化危机意识和悲观主义倾向。无奈之下，他只能求诸于外来者对当地文化和自身文化的比较解释这种毫无说服力的假说(Camic, 2005: 255)。作为思想史家，卡米克的这项探讨和他之前对帕森斯的那些研究一样，虽然总会带来一些新的见解和启迪，但终究因未能把握帕森斯理论探究的真正意涵而难以令人满意。³⁴实际上，卡米克的这种困惑，和许多研究者阅读《结构》中对欧洲社会思想的解释的感受一样，反映的是同样的问题，即帕森斯是用一种源自美国文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欧洲思想的。

帕森斯很早就对美国与欧洲在文化上的关系问题有过明确的思考。例如他在海德堡求学期间就对美国与德国的大学体制有过简单比较(Parsons, [1927]2005: 257-59)，指出美国大学生享有的密切的“共同体生活”、“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以及注重“户外活动”等特质，美国大学中所强调的这种“对于‘我们文化中的共享(communal)要素’的培养”，和德国大学中强调个体主义、脱离生活的专业化教育等特征形成鲜明对比。不过，他也强调美国学生中最缺乏的是“哲学兴趣”，缺乏对生命、科学、世界观等问题的深刻思考，而且“只有通过与哲学问题的深刻争论，才有可能建立一种新文化—(这是)美国最紧迫的问题”(Parsons, 2005: 259)。

在几年后的一次演讲中，帕森斯对这种文化关系有一个更为明确的说法：

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美国相对于欧洲有点像罗马相对于希腊……和罗马人一样，我们在文化上不是创造性的，我们的天赋在“实践”方面；罗马人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占据优势，而我们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和罗马人一样，我们很容易接受艺术、品味和观念，尽管我们没有创造它们。似乎存在着某种相当的可能性，即我们可以帮助创造出一种社会架构，欧洲文化在其中能够拥有一种相当长的生命，享受和平和愉悦；但不是发展，而是一个显著的享乐主义时代。类似的情形似乎也适用于科学领域。美国在创新方面一直是多产的，但是几乎没有古希腊或欧洲意义上的那些基本的科学观念。与其说我们文化的统一性是那种似乎总会涉及某种创造性文化的基本“共识”类型，不如说是诸经济-法律制度；尽管最辉煌的文化常常出现在对这样一种“共识”的突破时期。

(转引自Wearne, 1989:45)

帕森斯的上述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在《结构》中的智识努力。他不仅要“以一种更加凝练和系统的形式”将欧洲相关的思想文化观念引介到美国，而且需要“创造出一种理论框架”(“建立一种新文化”)，“将它们投射到它们与社会思想的一般发展的关系这个背景上去”(Parsons, 1991: 4)。这显然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不过，最为重要的是，帕森斯在进行这种探究时是受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意识和精神力量引导的，或者说，他的研究视角浸润着美国精神，这使得他的相关阐释带有深刻的美国文化烙印，同样这自然也会使他招致大量的批评。

如果说在帕森斯的研究中融入了一种“美国精神”的话，那么，其实质意涵是什么？帕森斯本人就表达过一些类似的说法，例如他在《社会系统》(Parsons, 1951: 77)中提出了一个被普遍忽视的概念：“美国精神气质”(America ethos)。³⁵帕森斯用此概念来表征美国社会中具有支配性的价值取向：“普遍主义取向的成就模式”(universalistic achievement pattern)。格哈特(Gehardt, 2011: 122-3)指出，这种“美国精神气质”意指“思想自由、机会平等以及道德责任之间的一种结合。‘美国精神气质’调和了那些支配社会关系中的互惠结构的原则：情感上的尊重、安全和适当(adequacy)”。在格哈特看来，“美国精神气质”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反映的是“美国民主的精神气质”(Gehardt, 2011: 93)。

格哈特的这种解释和她对《结构》的阐释一脉相承。比如她找出了不为人知的《结构》初版的“广告文案”，因为上面引述的是熊彼特曾经对该书的一个评论：“它不仅促进了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也增进了最高层次上的‘公民学’(civics)”(Gehardt，2002: 6)。这种“公民学”与她认为《结构》所蕴含的那种“支持民主的政治学”是一致的；同时，她在帕森斯阐述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看到了民主的意象：“对帕森斯来说，民主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组织类型。毋宁说，民主是一种社会行动的结构，意味着公民对其所属共同体的自愿承诺。他在行动者的态度中看到民主的反映”(Gehardt, 2011: 279)。总而言之，格哈特认为帕森斯的学术生涯是“为了民主的学术生涯”(Gehardt, 2011: 276)。

实际上，在更深刻和更原初的意义上，帕森斯所谓的“美国精神气质”体现的是美国的基本价值观：“(世俗)工具能动主义”([worldly] instrumental activism)(Parsons, 1991: 52; 2007: 145)。在根源上，这种价值观是新教伦理“入世禁欲主义”(worldly asceticism)的世俗化版本，或与美国世俗社会相对应的核心价值观(Parsons, 1991: 49)。“美国精神气质”中的两个构成要素，即普遍主义与成就，与“工具能动主义”的精神实质完全相契合：因为这两个要素正是新教伦理的核心要素；换言之，所谓的“美国精神气质”不过是用“模式变项”术语表达的美国基本价值观而已。较之“民主精神”，这种价值观或精神在《结构》中的体现更加显著和重要：《结构》全书论证的最终成果，即“意志论的行动理论”实际上就体现着这种价值观。³⁶就本文论题而言，这种“精神”特别重要：因为“意志论的行动理论”是“综合”欧洲两大社会行动理论传统—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和观念论—的“产物”，如果说后者体现的是欧洲精神，那么《结构》就隐含着以“美国精神气质”来综合“欧洲精神”的意图。

因此，不论是《结构》与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问题(尤其是“新政”)的关联，还是它在阐述和论述中或明或暗地体现出来的“美国精神气质”，都说明这是一部浸润着美国文化精神的论著，虽然它论述的是“欧洲著作家”的思想，但这些身处“世纪末”的理论家们在《结构》中显然被“美国化”了。或者用沃纳(Wearne, 1989)的说法：帕森斯是用一种典型的美国方式来论述欧洲社会理论的。这也导致后来诸多研究者提出古典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去美国化”、“去帕森斯化”等口号，尽管他们可能并未真正理解帕森斯在《结构》中展开的那种研究的主旨。

四、结语

《结构》集中反映了“早期帕森斯”的思想。虽然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方帕森斯研究中有关其早期的思想这一领域里出现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突破性的成果，帕森斯的“早期文集”(Parsons, 1991)也得以结集出版，但诸多关键问题仍有待澄清。长期以来，《结构》之所以得不到与其学科史地位相称的研究，与此不无关系。实际上，《结构》本身有一个值得引人注目、但却很少受人关注的现象或问题：一个有志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美国人，为何要耗费巨大心血、以这样一部煌煌巨制来精心阐释晚近欧洲的社会思想、却置其本土早已兴起的社会科学研究于不顾？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显然有助于理解这部经典，本文对此虽有涉及，但却无法提供详尽解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首先要了解作者，尤其是了解这个典型的“英裔白人新教徒”(WASP)在展开这项研究时的“心灵架构”(frame of mind)—借用他始终奉为“导师”的韦伯(Weber, 2002)在探讨新教伦理时极为倚重、但在他的译本中又过于忽视的一个概念。

前文提及的卡米克(Camic, 2005: 241ff)在探讨帕森斯早期的文化概念时，多少触及这个问题，比如他批评了关于帕森斯思想形成问题的两种“还原论的解释”：“本土培育说”(made in nurture)和“德国制造论”(made in German)，前者强调帕森斯自幼接受的新教文化的熏陶，后者强调帕森斯游学海德堡时意外“遭遇”韦伯的思想而对其学术研究产生的关键性影响。卡米克的批评虽然不无道理，但显然也未能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反倒是前文提及的、卡米克的批评也波及到的布里克(Brick, 1993)在联系“新政”对《结构》予以解读时，先对帕森斯接受的新教教育、大学教育直至在海德堡的“博士论文”研究进行了一个简要的概述，虽然简单，但已大致勾勒出帕森斯在撰写《结构》前其“心灵架构”是如何一步步地形成的过程以及其中的一些关键点。

这种探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帕森斯在致力于《结构》研究时，其“心灵架构”已大致确立，而《结构》的撰写过程最终明确和巩固了这个架构。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就此细致展开。但是，有一点显而易见：即帕森斯的这个“心灵架构”完全是美国式的，是在美国文化的浸润中成型的。这种特质，不论是在其最早的大学“学期论文”还是此后半个世纪里撰写的大量论著中，都是很明确的。当然，还有一个关键要点：帕森斯和黑格尔、韦伯等人一样，是具有“普遍历史”抱负的思想家。帕森斯著作中的这两个因素—也表现为布里克指出的“虔诚与智识”“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张力—纠结在一起；把握住这一点，本文讨论的论题就相对容易理解了。但是，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去批评或抨击他们著作中这样那样的“中心主义”，有意义的也许是需要反躬自问：是永远做他人撰写的普遍历史中的“他者”或干脆“缺席”，还是建构基于自身文化的普遍历史？

注释：

1.实际上，两者的“对话”并不限于这个时期，例如帕森斯(Parsons, 1975)在一篇为庆祝默顿65岁生日而撰写的文章中还论及两人之间在理论研究取向上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帕森斯与默顿之间的研究取向差异实质上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化进路，其中涉及诸多实际上影响着“二战”后一直到今天的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问题。

2.帕森斯在1947年美国社会学学会的年会上提交的文章“社会学理论的状况”(Parsons, 1948)和默顿(他是该文当时的两名评论者之一)对该文的“讨论”(Merton, 1948)，后来一同在《美国社会学评论》(1948年第2期)上刊出。对照默顿的这两个文本，可以看到他在后来修改、扩充的长文中已大大消除了针对帕森斯文章的诸多评论的痕迹，其论述也呈现出更为一般化的特征；当然，这同时也掩盖了该文最初有更为直接的对话和批评的“语境”，这实际上并不有利于人们看清两者所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化进路的差异乃至对立。

3.默顿此处使用的是systematics而非system，前者不仅有体系、系统之意，更基本的含义是指分类学、分类法或分类系统，譬如植物分类学；默顿使用此法透露出其方法论立场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意涵，而这恰恰是帕森斯(system则是他很喜欢使用的概念)始终明确反对的方法论立场。

4. 亚历山大(2006)对默顿相关论述中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提出了批评，并基于其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坚持认为“经典”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核心地位”(这方面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Alexander, 1982)；但他也认为帕森斯的理论化进路在方法论上体现的是一种“新实证主义”(具体分析可参见Alexander, 1984, chap. 6)。

5.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史和学科史研究出现了“当前论”和“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诸多争论，以及随后出现的试图综合二者的“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或“后经验主义”(post-empiricism)和源自解释学传统的“对话论”等，围绕文本、作者、语境、语言、意义、研究者的旨趣、诠释和理解方式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极大地推进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进展。在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史研究方面，例如可参见塞德曼(Seidman, 1983a)、亚历山大(2006)等人的简要评述。

6.卡米克(Camic, 1989)为《结构》出版50周年撰写了一篇长文，对该著涉及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古尔德(Gould, 1991)随后就此文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予以批评，声称前者的评述基本上基于对帕森斯的理论和《结构》的误解。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可称得上帕森斯研究专家(其中一位还是帕森斯的学生)的研究者，一个宣称《结构》是社会学的“一部宪章”(虽然已经过时了)，一个则断言，《结构》“至少领先其时代60年”。本文第三部分将讨论对《结构》的另一种研究进路。

7.这个标题在表达上也颇具意味：在强调这是一项“社会理论”研究的同时，帕森斯使用writers而非(social)theorists来指称他选择的论主们；但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系统》(Parsons, 1951)的“献词”中却自称“不可救药的理论家”。

8.要理解帕森斯此处所谓的单数“社会理论”或社会理论自身，必须联系他在《结构》中对“(科学)理论”的性质及其发展的论述，而“社会”理论不过是科学理论“在社会领域的发展”或“科学自身的‘内在’发展的一般过程的一个例证”(Parsons, 1968: 11, 12)。有意思的是，默顿虽然被称为“科学社会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但他对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认识反而不及帕森斯，像库恩(2003)等人在1960年代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展开的具有革命性的研究，实际上与帕森斯而非默顿的科学观更具亲和性。

9.他们在个人性格和(智识)背景方面“对比之强烈，几乎难以想象”：马歇尔是一个具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取向的英国中产阶级”的一员；帕累托是一个“冷淡的、老于世故的意大利贵族”；涂尔干是一个“(出生)阿尔萨斯的犹太人，激进的、反教权的法国教授”；韦伯是“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德国中上阶层的后代，其成长深受德国观念论的影响，并接受了法学和经济学历史学派的训练”(Parsons, 1968: 13)。

10.帕森斯在论及这种“会通”的理论发展过程时，甚至赋予其某种神秘色彩，例如他指出，这四位几乎可算是同时代人—马歇尔与帕累托虽然出生于1840年代，但他们的主要著作是在1890年之后出版的—却又互不影响(帕森斯认为马歇尔对帕累托的有限影响对于该书论及的那些重要方面是无关紧要的)的欧洲著作家，却发展出“一套共同的观念”，此即他所谓的“理论体系之逻辑的内在发展”(Parsons, 1968: 14；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帕森斯提出的“会通命题”或“会通论证”是《结构》全书论证成败的关键，也是他在后《结构》时期推进其理论化的一种主要策略。对此观念的一种有益的理解和解释，可参见Wearne, 1989: 76ff; 2013。

11.注意帕森斯在该书中借鉴的是亨德森(L.J.Hendenson)对“事实”的界定：一个事实被理解为“借助某种概念图示(conceptual scheme)对现象所做的经验上可证实的陈述”(Parsons, 1968: 41)。

12.例如，亚历山大(2003:121)就指出过：“在《结构》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它逐渐被看作最为详尽的社会学史”。

13.在“二战”后的社会理论论著中，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Habermas, 1984, 1987)可能与《结构》最为类似—哈贝马斯(Habermas, 1981: 173)本人曾经对帕森斯在《结构》中的探究给予高度评价。当然，两者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中关键一点是：哈贝马斯此论虽然汇聚了诸多社会理论传统，但其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诸论而提出其“沟通行动理论”，而帕森斯宣称的则是对“社会理论本身”的研究。实际上，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后帕森斯时代”的社会理论家—卢曼也许是例外—并没有人真正接续帕森斯在《结构》中开辟的这种研究进路。

14.相对而言，帕森斯对康德哲学思想更为重视，受其影响也更大、更深，从其博士论文(Parsons, [1928]1991)到最后的压卷之论(Parsons, 1978b)，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影响；明希(Munch, 1987)甚至认为在帕森斯的社会理论中有一个“康德主义内核”(Kantian core)。

15.实际上，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并无耐心去仔细理解我们在前文引述的帕森斯的相关说法，而是直接将其视为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著作，并就此展开批评；这方面的文献颇为繁杂，仅举几例以供参考：例如卡米克(Camic, 1979)对《结构》中着力讨论的一个问题—功利主义—的长篇批评；20世纪70年代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因质疑帕森斯对古典社会理论家、尤其是韦伯和涂尔干的解释，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所谓“去帕森斯化” (de-Parsionizing)运动(相关文献不再列举，其中关于“韦伯的去帕森斯化”(de-Parsonizing Weber)的相关争论的细致描述，可参见赵立玮，2011)。关于《结构》引发的“解释性争论”的一个概述，可参见亚历山大(2006)。

16.帕森斯(Parsons, 1954: 349)后来在其就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的“演讲词”中指出：涂尔干和韦伯这一代(大约在1890-1920年)的学者才真正为作为一门现代智识学科的社会学奠定了基础，而此前所有理论上的努力都只能算是“初始社会学”(Proto-sociology)；他自己算是“第二代”，是在已经确立的基础上建设的一代。

17.古尔德纳(Gouldner, 1970)对帕森斯社会理论的批评，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激进—冲突社会学的批评风格。以他对《结构》为代表的“早期帕森斯”的批评为例：一方面是先入为主地宣称：在美国人提出的社会理论中，帕森斯的理论“似乎是最不关切其时代问题的”，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仅仅是出于社会理论内部的纯然专业的考虑而产生出来的”(Gouldner，1970: 169)；另一方面，通过一定的文本分析，又自相矛盾地指出：“帕森斯的早期著作是对其时代危机的一种反应”，当然还得加上一点，即这是“一种对社会危机的保守反应”(Gouldner，1970: 195-196)。

18.这并不是说，在《结构》之前没有社会学史方面的论著，除了古典社会学家(如涂尔干)对社会学自身的历史的某些零星、片段式的研究和思考，比较系统的社会学史研究也已出现，例如，大约在《结构》出版的10年前，帕森斯的同事索罗金(Sorokin, 1928)的《当代社会学理论》就已面世；《结构》中对该著多有引用和批评，可以说是《结构》的一个潜在的“对话者”，但是帕森斯显然不赞同索罗金在该书中那种“流派纷呈”的研究方式—索罗金强调的是“分”(divergence)，这与帕森斯本人强调“会通”的“合”的研究取向正相对立。从“二战”后的社会学史研究来看，真正为其学科史研究奠定基础的是《结构》而非《当代社会学理论》。在“二战”后社会学确立和构建自身历史和传统的过程中，《结构》常常“卷入”各种对话、争论、批评和修正之中。另外，正如前文开头提及的，如果说帕森斯与默顿代表着战后社会学理论化的两条主要进路，那么可以说帕森斯和索罗金在另一种意义上也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两种取向。梅斯特洛维奇(Mestrovic, 1991: 38-9)基于他自己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解，认为“帕森斯是至上的后现代的抽象主义者，而索罗金一直强调的是非理性力量的权能”；“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帕森斯代表的是现代性的恶性抽象主义对索罗金(著作中)典型的世纪末风格及内容的胜利”。不过，对相关论者、尤其是帕森斯社会理论的流俗性曲解，在某种意义上极大地削弱了这种比较的意义。

19.不过，该研究的“地域范围”仅限于他所谓的“比较狭义上的欧洲”，即“西方社会‘最初的’中心地带：法国、德国(含奥地利)和意大利”，而同时期的英、美思想家则不在主要考察之列(Hughes, 1958: 12)。

20.同样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的修斯明确指出，《结构》是他自己写作《意识与社会》一书时“十分倚重”和援引的“三部非凡的综合性著作之一”(Hughes, 1958: 433)。

21.修斯(Hughes, 1958: 34)认为，“世纪末”是“一个过度成熟的、倒错的和矫揉造作的颓废的时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22.与帕森斯在《结构》中选择的那些“晚近欧洲著作家”有所不同，在修斯的“剧中人物表”中，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和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位居前列，而涂尔干、帕累托则只能退居次席；同时，对柏格森(Henri Bergson)、索雷尔(Georges Sorel)等在社会学史上讨论不多的人物，则颇费笔墨；另外，该书还广泛论及同时期文学艺术领域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在一个还不是很专业化的时代，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就是更好地反映了其“时代精神”的“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3.例如尼斯比特(Nisbet, 1966)的《社会学传统》，至少在两个方面促进了对社会学自身的理解：一是运用洛夫乔伊([1936]2015)提出的“单元—观念”(unit-ideas)来分析社会学中的基本观念(共同体、权威、地位、神圣性以及异化)。通过对托克维尔、马克思、滕尼斯、韦伯、涂尔干和齐美尔这些主要社会学家著作的细致分析，尼斯比特对社会学史上的“伟大形成时期(1890—1930)”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念史研究。二是强调社会学研究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取向，或者用他的说法，体现为一种“社会学悖论”：“尽管社会学的目标、其主要人物的政治与科学价值观属于现代主义的主流，但一般而言，它的实质概念及其隐含的视角则使之更为接近哲学保守主义”(Nisbet, 1966: 17)。蔡特林(Zeitlin, [1968]1987)探讨了从启蒙运动到曼海姆的社会学发展史；启蒙运动、大革命、反启蒙的浪漫主义—保守主义等要素都在讨论之列。但他的意识形态化和简单化的特征很明显。霍索恩(Hawthorn, [1976] 1987)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研究则另辟蹊径：他认为社会理论家们的“意图”在于回答“如何奠定伦理论证的基础问题”(Hawthorn, 1987: 256)，因此，社会理论“根本不是任何有吸引力的、有重要意义的‘科学’，而是历史哲学”；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分析性方案”，而是一种“伦理方案”(project of ethics)(Hawthorn, 1987: 255; 264)。在他看来，不论是启蒙思想家们想要“在政治中奠定一种伦理学说的尝试”，还是19世纪的理论家们想要“在‘社会’中奠定伦理学说的尝试”(Hawthorn, 1987: 261)，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这部论著与其说是“一项社会理论史研究”(该书副标题)，不如说是一部社会理论的“失败史”(Hawthorn, 1987: 7)研究；或者说，是一部“社会理论的解构史”。到20世纪80年代，象塞德曼(Seidman, 1983b)的社会理论史论著，较之以往的研究变得更加简明。无论是对历史脉络的概述，还是对主要代表人物(往往集中于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少数人)的思想分析，都变得越来越程式化并因此丧失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历史性理解。

24.卡林内斯库(2002: 47ff)将“现代性”区分为“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或“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市侩现代性”)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

25.贡巴尼翁([2009]2015)对所谓的“反现代派”(主要限于法国思想传统)给予了综合性的细致研究，并概括了“反现代派的现代性”的六大主题：反革命、反启蒙、悲观主义、原罪、崇高和抨击，分别体现了其历史或政治、哲学、伦理或存在、宗教或神学、美学以及腔调或风格诸维度或“修辞格式”(贡巴尼翁([2009]2015: 15ff)。

26.福尼内(Fournier, 2005: 55ff)在一篇讨论“涂尔干的生平与语境”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了这种“世纪末忧郁”(他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其内涵)与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的密切关联；这种关联在他几年后撰写的大部头的著作《涂尔干传》(Fournier, 201)中再次体现出来。

27. 卡林内斯库(2002)关于“现代性”的博学而精彩的论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分析这种“世纪末精神”，例如，关于“颓废”和“媚俗艺术”(kitsch)的精彩分析。

28.梅斯特洛维奇关于涂尔干的论述，虽然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总体上看有助于推进“涂尔干研究”，如他特别强调叔本华对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的深远影响(还可参见Mestrovic, 1993)；他联系“世纪末精神”对涂尔干主要著作的文本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后者关于自杀问题、宗教问题等研究也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29.关于那个时代的主要社会理论家的思想与“世纪末”的复杂关联问题，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细致的梳理与文本分析—尽管这是最需要、最能澄清此问题的方式—需另文专论，非本文所能及。

30.卡米克(Camic, 1989)虽然强调了此前研究所忽略的帕森斯撰写《结构》时的一个“社会历史背景”，即美国社会学在1920、30年代的处境及争论，但仅仅把《结构》确定为“一部社会学宪章”的立论，无疑限制了他对《结构》的更为完整、丰富的理解，尽管他的这篇长文是迄今对《结构》的最详尽的论述。

31.格哈特此处论述的“文化悲观主义”(cultural pessimism)，主要指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1918)和索罗金在《社会与文化动力学》(1932-37)中表达的文化/文明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盛行于德国学界(比如韦伯思想中)的那种悲观主义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32.如果联系本文第一部分的相关论述，即帕森斯将《结构》定位为一种经验—理论研究，我们发现格哈特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更为具体的理解。格哈特(Gehardt, 1999: 137-9)根据档案文献对帕森斯的这种“经验—理论”研究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解释，即帕森斯最初从事这项研究的“原初动机”在于他一直对(欧洲著作家们研究的)经验问题的兴趣，但在研究过程中，尤其是对于“会通论题”的“发现”，其研究旨趣已渐渐从经验问题转变为“理论体系”。她进而指出，如果说帕森斯“最初的兴趣在于理解当时的经验社会”，那么，她提出的20世纪30年代的“双重现实”自然就是帕森斯的经验关切中的题中之义了。

33.实际上，在美国“新政”(New Deal)这个名称之下包含着诸多内容，其中许多还是在不断变动和相互冲突的(参见该文开始部分所做的辨析)。因此，布里克的这项细致研究的价值在于：力图澄清帕森斯早期社会理论、尤其是《结构》究竟与“新政”的哪些因素有关，而非笼统地宣称《结构》反映了“新政”的价值取向或政治意识形态。

34.数十年来，卡米克在帕森斯、尤其是早期帕森斯研究方面著述颇丰，且多长篇大论，隐隐有自成一脉之象；作为史论家，其考察、论证颇为细致，但其对帕森斯的解释往往得不到学界认可并招致诸多批评。

35.在《社会系统》(Parsons, 1951: 72ff)中，帕森斯运用“模式变项”之间的组合，构成了四种“价值取向类型”；这些类型在社会层次上对应着四种“社会结构类型”(“一个社会有其支配性的价值取向”)(ibid: 127)；这些价值取向和社会结构类型的每一种都可在现实世界找到其所指涉的经验对象。其中的“普遍主义取向的成就模式”的经验指涉对象是美国社会，而“美国精神气质”即为其“最佳例证”。帕森斯指出，“实用主义哲学是这种取向的典范”。格哈特注意到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并把它放到其关于帕森斯社会思想的新著(Gehardt, 2011)的副标题中。

36.关于帕森斯著作中的“意志论”问题，也是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但能够真正把握其实质意涵的研究者并不多见，可参见普洛克特(Procter, 1978)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