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莱利实情”(TOF)的主持人比尔·奥莱利(Bill O’Reilly)会在每周日晚8点定时分析新闻。“奥莱利实情”是由福克斯有线新闻网出品的，立足于各方观点的新闻分析节目，自从2001年在评级上击败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拉里·金现场秀”(Larry King Live)后，一直是福克斯新闻夜间节目的领头羊(Fox News，2009a)。2009年4月，这档节目举办欢宴，庆祝自己连续100个月稳居美国有线新闻平台收视冠军。该节目每次平均约有300万的观众(Stelter，2009；Pew Research Center，2006)。

在急速增长的新闻分析节目中，“奥莱利实情”是最成功的案例。20世纪末21世纪初，专门的无线新闻频道开始出现且不断增加，24小时滚动新闻崛起，新闻分析节目也在这一时期出现(Silvia，2001)。每周七天全天候的国内、国际新闻报道给有线新闻频道带来了挑战，有线运营商为了应对威胁，采取的策略之一便是在有线平台上划拨出固定时间请人讲(talk about)新闻，而非报道(reporting)新闻(Clayman，2005；Ben-Porath，2007；Baum，2003；Bae，1999)。与传统的电视新闻相反(Tuchman，1972)，这类节目放弃了客观性原则，无意于据实报道，而是安排主持人和嘉宾就有关时事新闻展开交谈和争辩，抒发意见。两类新闻节目的区分大致相当于新闻编辑与社论的分别。若把这些节目当作个体单位(individual units)看，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们的每一个时刻都是经过精心编辑的。这样，它们通常就变成了证据甲(exhibit A)，演示了作为新媒体内在特质的娱乐资讯节目和党派性节目的兴起(Kurtz，1997；Schudson，2003；Clayman，2005；Project for Excellencein Journalism，2007；Ben-Porath，2007；Baum and Groeling, 2008；Delli Carpini and Williams, 2001)。

美国有线新闻核心时段的节目安排表都被新闻分析节目塞满了，这种现象是有目共睹的。任意指定一个晚上，你在7点到11点之间打开电视，观看福克斯新闻、美国有线新闻(CNN)、头条新闻(HLN，美国有线新闻第二频道)和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MSNBC)，它们播放的全是新闻分析节目：“奥莱利实情”、“坎普贝尔·布朗”(Campbell Brown)、“汉尼荻”(Hannity)、“拉里·金现场秀”、“南希·格瑞斯”(Nancy Grace)、和“凯斯·奥尔伯曼一起倒计时”(Countdown with Keith Olberman)、“兰彻·玛德秀”(The Rachel Maddow Show)、“克里斯·马赫不手软”(Hardball with Chris Matthews)、“简·维尔兹-米歇尔谈时事”(Issue with Jane Velez-Mitchell)、“葛丽泰·范·苏斯特伦纪实”(On the Record with Greta van Susteren)和“卢·多布斯之夜”(Lou Dobbs Tonight)(截至2009年9月)。傍晚6点到夜间11点，在FOX、CNN、MSNBC这三大主要有线频道(同样截至2009年9月)，15个小时的总时间里只有4个小时是属于传统新闻节目。舒德森(Schudson，2003:112)曾指出，新闻业日益表现出“解读性和判断性”(analytical and judgmental)的趋势，这类节目便是这种趋势高调且极致的代表，它们牢牢控制了夜间有线新闻的生态环境。

新闻分析节目是如何运作的？一般的模式是，主持人首先会对当天某些话题进行自以为是的介绍，接着邀请一系列嘉宾参与到辩论中，并讨论从新闻头条里摘取的话题。这类节目通常会策划嘉宾与主持人两者在党派政治路线上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是充满矛盾与共识的综合体(Goffman，1963)。主持人单一的意识形态认同在表面上的简化会促成下面的错误看法：新闻分析节目仅仅是展示了新闻中的党派色彩，后者正好与观众的视角及他们所持有的偏见相一致(Morris，2005；Iyengar and Hahn, 2009；Tsfati and Cappella, 2003)。但是，党派性这个概念的内涵是需要限定的。当然，在媒体研究中，这是一个被经常使用的概念，这可能跟它的意思看起来是如此眀晰易懂有关(Coe, et al., 2008；Iyengar and Hahn, 2009；Webster，2005；Sunstein，2001；Baum and Groeling, 2008)。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思考党派性和新闻分析之间的关系。为了从观众的视角对新闻进行介绍或分析，这一节目到底采用了什么办法？对节目主持人而言，仅仅坐在摄像机前，流利地读完一串新闻事件，再解释这些事件如何印证了观众的政治偏见和社会偏见，这样做就无懈可击了吗？这样的表演要想吸引三百万的观众，简直难以想象。就“从观众的视角介绍新闻”来说，这并不足以描述新闻分析节目为保证自身的观赏性所做的幕后工作的全貌。这类节目实际上在创造充满意义的情景、冲突和解释困境，其方式是将这些情景、冲突和解释困境所产生的结果设计成某种众所周知的政治视角的同盟。仅仅做到党派化还远远不够，这种党派性还必须看起来像真的。笔者将这种沟通类型定义为“党派实在论”。“党派实在论”是一个文化系统，即一个充满意义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具有政治动机的各种表征能够把自己象征性地表征为是在实在论类型中运作的。通过联系事实，将新闻的分析呈现为事实、逻辑辩论结构，以及一个神圣和邪恶的系统，党派实在论的运作方式在能够保持新闻事实的政治党派结果不被质疑的同时，也让新闻分析节目主持人保持讲述事实(truth-telling)的实在论者的外貌。

正如下文将会说明的，意义创造的动态过程相当复杂，这就是有线新闻分析节目中“党派实在论者”看起来简单的原因。这类节目运用多种多样的意义创造技术，将当天发生的新闻同每一期节目联系起来，并在形成具有辨识度的分析风格的过程中，将所有节目串联起来。通过这些做法，这类节目建构出话语竞技场中政治胜利的假象。新闻分析节目本身并不简单，实际上，它们是十分复杂的文化产物，建构且推销了一个用于理解新闻的简陋架构：自己永远是正确的，对手永远是错误的。坦率地讲，这个架构确实像卡通世界的还原。这类节目的制片人遭遇的挑战是，在任何既定的情况下，他们都必须使结论的得出看起来是节目分析所自然而然达成的成就，而不是事先设定的；节目中呈现的党派视角是文化预期效应，而不是提前给定的社会事实。正是新闻这一概念包括了简化操作以及对完整生活过程进行特定瞬间切割的人为指定的意涵——它筛选出那些据说最为重要的事情(Gans，1979；Fishman，1980；Schudson，2003)。新闻分析节目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它将新闻融入现行的更广阔的意义海洋中，使之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象——不但按自己的逻辑定义事件的重要性，而且将自己的逻辑安插在事件中。“党派实在论”是一套文化意义系统，它用实在的斗篷遮蔽这些党派色彩和政治动机。

本文通过诠释学分析方法，展示作为新闻分析类节目典型的“奥莱利实情”是如何生产这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解释架构的，并且说明这档节目是如何使用“党派实在论”方式的。

一、研究方法

除本文外，康维等人(Conway, et al., 2007)撰写的一篇学术论文也将“奥莱利实情”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将两文对比，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便可以得到有效说明。为了研究党派偏见，康维等人(Conway, et al., 2007)根据宣传分析方法来研究该节目及其主持人。这有助于识别对“(一种)关注其修辞策略以及人物和观念表征的系统性的、不偏不倚的路径”的需求。但是，他们的分析框架能否完全达标，这一点很快就备受质疑。实际上，该文提出的第一个研究问题——“依据国际语音学协会所定义的七大政治宣传手段，如何在这些手段的使用上比较库格林神父(Father Coughlin)和比尔·奥莱利”(Conway, et al., 2007)——负载了太多的倾向性，导致它直接表露了自己的政治劝说性。库格林神父是一位臭名昭著的反犹分子与纳粹卫道士，作者把研究对象同库格林神父的类比作为文章的开头，无论其动机为何，这种做法与不偏不倚都相去甚远。本文所做的分析试图进一步接近康维等人所设定的标准。康维等人的研究还存在两个更为严重的缺陷：首先，作者将大量的精力都集中于“谈话要点备忘录”(Talking Points Memo)。这只是完整节目的一部分，其间主持人奥莱利会把镜头聚焦在某个特定话题的简短争论上。节目的这个部分和其他部分有重要差别，康维等人对此并非没有认识，只是未加强调。在节目的所有部分中，这个部分在措辞上故意表现得最富争议和最为尖锐。基于此类状况，得出奥莱利是“一位不擅政治宣传的冒失鬼(与库格林相比较)”(Conway, et al., 2007：215)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对这个特殊部分的细致分析尽管很有价值，但无论如何，都不足以简洁地再现这档节目。本文是基于完整时长的“奥莱利实情”，将节目中更具层次感的象征性互动作为分析对象。其次，尽管康维等人的文章转向系统的修辞分析是有效的，但他们的分析方法限制了他们认知该节目中意义构造的复杂性的能力。康维等人揭示了排列为各种对立的二元关系的这些宣传符号的结构化游戏是如何组织每期“奥莱利的实情”节目开始时2—3分钟的“谈话要点备忘”中的讨论的。不过，他们所识别出的二元逻辑仅仅是整档节目里意义表演的要素之一，而且那些由康维等人辨别出的二元结构——左翼媒体、左翼分子、外国人和学者都是恶棍；美国人、布什时代的美国政府、基督徒都是圣贤——是零碎和局部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真正在节目中发挥作用的是一个更广义的二元结构，康维等人所总结的元素都归属其中。也许是因为他们将分析单位局限在节目的介绍性部分，而非整档节目，所以他们很难发现这一点。简言之，“奥莱利实情”有非常丰富的元素等待挖掘，康维等人的宣传分析只揭示了其中的冰山一角。

为了进行分析，笔者采用如下方式：为了提出基础理论，同时发展出有关这档节目作为意义结构的工作原理的解释，2004—2005年，笔者定期观看这档节目。随后，为了能够进一步详尽阐释、测试和发展的这些想法，200—2009年间，笔者又不定期地观看这档节目。本文所引用的例子都是这种分析的例证。

本文对于“奥莱利实情”的解释大致遵循“结构诠释学理论”(structural hermeneutic theory)，该理论是由亚历山大和史密斯在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他们这样写道：“结构主义和诠释学可以成为互助互惠的伙伴。前者为围绕文化自主的一般理论建构、预判和论断提供了可能性，后者能够把握住社会生活的来龙去脉。”(Alexander and Smith, 2003:26)我把这种理论的方法学维度视为诠释学循环的一个变体。对于这种针对电视节目的分析，本文是以个体性的言说、话题、主题、片段、插曲和其他具有类似具体特征的“文本”为起点的。文章对这些要素的关系进行观察，并将其发展为结构性理论。这样做有助于从更好、更为系统的角度理解所有细节，反之，这些细节本身又可用于改良和检验结构性理论。一个研究者运用结构诠释学所能“发现”的，不是诸如意义系统的永恒真理之类的东西，而是一种诠释表象(interpretive representation)。这种诠释表象提供了一种简化的框架，用于理解一套意义系统的工作原理，及其产生效果A而非效果B、C、D的原因。因此，该诠释表象具有科学上的可信性。为了说明意义的结构和这些结构的不同元素间的系统化互动，本文借用了节目里的许多片段。因为新闻分析节目使用的是存在争议的媒体文本，而非传统的客观新闻报道，所以尤其适合这种分析。在通常情况下，对于传统新闻节目播报内容的信任是建立在无倾向的客观性和冷静直白的表达风格的基础上的(Tuchman, 1972, 1973)，而新闻分析节目的特点是不要求任何客观性。那么，这类节目所主张的价值都隐蔽在一个不断紧密和愈发复杂的文化技术网络中，这些技术被用于生产福柯所谓的“真相效应”(Foucault，1980:118)。为了发掘这个网络并加以理解，必须采用类似结构诠释学这种可以深入意义迷宫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同它的分析对象“奥莱利实情”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为了分析新闻，“奥莱利实情”发展出一套运作于有线传媒与保守政治背景下的诠释架构。本文为了分析这档节目，也发展了一套运作于媒体社会科学理论背景下的诠释架构。同样作为意义系统，两者关键的差异在于论证的模式和各自架构的评价标准。基于文本与证据，本文发展出一种结构性理论，其解释策略是诠释性的，而“奥莱利实情”和与之类似的新闻分析节目所采取的解释策略恰恰是“反诠释学”的。这种“反诠释学”的解释策略使得事实、新闻和生活本身遭受某种主导意义结构的支配。

本文的目标是分析作为媒体文本与作为意义结构的“奥莱利实情”的运作原理，而不是解释这档节目为什么流行，也不是检验观众对于我所厘清的该节目结构中的不同范畴的反应。观众民族志或者其他类似从观众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可以作为本文结构性分析的补充，但本文的结构性分析并不依赖于这些研究。同理，这些研究若在未来出现，也应该借助本文的这种分析来加以充实。

二、分析

1996年“奥莱利实情”第一次播出后，随即成为当时刚成立的福克斯新闻有线频道的一档主打产品，最初的节目名称叫做“奥莱利报道”(The O’Reilly Report)。在新闻集团创始人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看来，美国媒体市场存在自由主义的偏见，于是他建立了福克斯新闻，用以矫正自由主义倾向(Auletta，2003；LA Times，1995)。默多克任命罗格·埃利斯(Roger Ailes)为新频道的主席，埃利斯曾经长期担任共和党的政治顾问，这种做法似乎印证了上述目的。但是，为了同其他左翼的媒体相区分，福克斯新闻并不将自己塑造为意识形态的右翼，反倒是自始至终宣传自身的“公正与平衡”(它的商标口号)。根据尼尔森(Nielsen)的评级，自2002年以来，福克斯一直保持着美国最受关注有线新闻频道的地位(Pew Research Center，2004；Project for Excellence Journalism，2008)。在1996年，这一电视网并没有取得大范围的成功，尤其是对阵当时的媒体巨头CNN时，它似乎也未造成太大威胁。《洛杉矶时报》在1995年的报道中写道：“泰德·特纳(Ted Turner，CNN创始人)称周三他将‘像踩死一只虫子一样’击溃一套全天候新闻电视网(福克斯新闻)，这套电视网由媒体巨头鲁伯特·默多克创立，目的是与特纳的全天候有线新闻电视网一决高下。”(LA Times，1995)但是，凭着建立在强硬的新闻分析和意见新闻(opinion journalism)基础上的节目的稳重性，福克斯很快便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观众基础并借之枝繁叶茂。它的成功对于有线新闻的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正如波特(Potter，2006/7:78)所言：“福克斯有线新闻上华丽的图像、狂热的节奏和固执己见的主持人在电视新闻圈引起大量的模仿。”在所有的有线新闻电视网中，新闻分析节目在主要时段占主导地位，这都是因为福克斯的影响。尽管意见新闻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但它在有线新闻的支配地位还是应该被恰如其分地称做“福克斯效应”。“奥莱利实情”是一个重要且有趣的媒体文本，理由有三：第一，它的观众基数大，2009年中期每晚平均有200万—300万受众[参考尼尔森评级(Nielsen Average)，2009年9月14日那周的观众数量大致在400万]。第二，“奥莱利实情”是新闻分析节目的典范。它进入这一领域很早，获得巨大且持久的成功。这意味着其他电视网和主持人都研究过这档节目的形式，并经常认真地模仿它。奥莱利本人已成为美国传媒界的极化偶像(polarizing icon)，这档节目被轮番称赞为自由主义封闭空间里的一缕清新空气，也被诋毁为代表共和党利益而经过精心编织和延长的一场宣传运动。或许最能表明“奥莱利实情”偶像地位的便是它衍生了一档夜间滑稽模仿秀——“科尔伯特喜剧报道”(The Colbert Report on Comedy Central)。这个节目的特点是，科尔伯特扮演一位滑稽的右翼和奉行国家主义的主持人，人物的形象与整体表演风格显然是对“奥莱利实情”的模仿，目的是博取观众的笑声。这一案例中的滑稽模仿并不单是为了溜须拍马，而更多的是表达了如下的事实：“奥莱利实情”再现了某些在文化上标新立异且引入注目的东西。第三，作为新闻分析节目的典型，“奥莱利实情”提供了一个契机，得以研究该节目中符号和修辞的复杂性是如何与“有线新闻节目的观众是在寻找同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相一致的信息”(Morris，2005)的观念相调和的。从本质上讲，信息与新闻节目都不对应于某种政治立场。相反地，新闻分析节目与观众的政治倾向产生共鸣有必要被解释为一种创造性成果。通过对“奥莱利实情”的分析，本文揭示了上文引用的“一致”(coincide)一词中隐匿的太多的文化操作和复杂性。本文的观点是，就其本身而言，“奥莱利实情”并不简单，它是一个复杂的诠释系统，用极度简化且始终政治化的方式主导着新闻事件的解释。

为了描述作为文化系统的“奥莱利实情”的运作方式，本文析出了四个相互影响的分析范畴：奥莱利的形象、节目的深层意义结构、诠释剧本(interpretation drama)和修辞技巧。

三、奥莱利的形象

在《博尔赫斯与我》一文中，博尔赫斯(Borges，1964：246)写道：“有所作为的是另一个人，是博尔赫斯，……我喜欢沙漏、地图、18世纪的印刷术、咖啡的滋味和斯蒂文森的散文；博尔赫斯也有同样的嗜好，不过略带虚荣的将那些嗜好变得像演戏。”在某种意义上讲，“奥莱利实情”这档节目既是关于新闻的，在同等程度上也是关于奥莱利的。他在每期节目的大部分时间里占据屏幕的中心位置，在节目所报道的每个故事和每个话题中，他都是解释与诠释的焦点，并居于赋予这档节目以生气的道德秩序的核心。不过，这里分析的对象不是奥莱利本人，而是处于偶像地位的奥莱利形象。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奥莱利本人的显著特点都浓缩其中，并清晰地呈现出来。奥莱利的形象超越实际生活中的任何人，也超越其本人，它表征着重要的意象。

通过奥莱利著作中的自我表述，我们可以很好地讨论奥莱利的形象。这些相同类型的自我表达在节目中被定期重复。尽管奥莱利采用自传的形式来呈现这些细节，但在这里，这些细节被当作人物形象建构的一部分——超现实的自我表象——的部分材料，正如博尔赫斯所言，“将那些嗜好变得像演戏”。

在2000年出版的《奥莱利实情》(The O’Reilly Factor)中，奥莱利(O’Reilly，2000：5)写道：“无论此生我已有何作为或将有所为，我永远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比尔·奥莱利”。他不时提及自己作为工人阶级后代在少年时代遭遇各种窘迫的细节。在其著作《文化斗士》(Culture Warrior)中，奥莱利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次，他受邀参加作家茶座，一同受邀的还有自由派喜剧演员兼作家艾尔·弗兰肯(Al Franken)。在座谈期间，弗兰肯指责奥莱利并非工人阶级出身，证据是奥莱利就读的高中与大学都属于私立天主教学校，甚至小小年纪就曾去过佛罗里达度假。奥莱利不容自己的身世受到诋毁，辩护道：“当时先父和我含辛茹苦地工作，因此才有机会入读私立高中和后来的马利斯特大学，这所大学的学费在当时并不昂贵，……我们一家人的确去过一回佛罗里达，……但坐的是灰狗巴士”(O’Reilly，2006：96)。这个故事也出现在《奥莱利实情》中，毫无疑问，他赋予了该故事重要的意义(O’Reilly，2000：5)。奥莱利的教育经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阶级意识塑造个人观念的进一步反应。他写道：“如同所有工人阶级的孩子，当离开里韦顿的老家进入更大的世界时，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阶级体系和它的死板性。当我还是马利斯特大学的新生时，……我与同等阶级的大多数人一样，种族上属于少数民族，而不是老牌新教徒；社会地位上恰好处于中产阶级的中间；在社会交往中，处事方式略带粗鲁，不受欢迎”(O’Reilly，2000：7)。当奥莱利还在为凑齐学费“含辛茹苦地工作”时，“一些富裕的学生……哗然煊耀西班牙的烂醉经历，或者在威尼斯运河旁参加的性感派对”(O’Reilly，2000：6)。实际上，奥莱利和他的朋友们“根本不是常青藤的材料”，没有经济能力“穿得像普林斯顿老虎队那样光鲜或像模像样地谈论划船比赛”(O’Reilly，2000：7)。强调自己卑微的出身，不但有助于反衬出后来他在教育方面的成功和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而且使奥莱利的形象不会被玷污，他与那些通过不法手段得到地位的社会精英毫无瓜葛。财富、成就，以及波士顿大学与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并没有损害奥莱利作为工人阶级的形象，相反，它们组成了他成长为社会精英的成功叙事。奥莱利尽管面对精英统治的社会结构的阻碍，依旧获得成功。奥莱利的职业生涯——最初在地方新闻工作，随后任职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新闻频道，接着又主持“新闻内幕”(Inside Edition)，最后突然进驻福克斯，到达有线新闻平台的制高点——也全然仿效这种模式。奥莱利在主持人生涯中尽管多次面对上司的恶意刁难和众多对手的挑战，但他依旧不懈拼搏，最后功成名就。所有这些都未能使奥莱利远离自己的根基。相反，他在大众传媒世界的顶尖地位使他得以有机会引领媒体精英回到他们应当一直坚守的价值体系。奥莱利(O’Reilly，2000：191)写道：“所有的媒体记者都应该回归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感受力。”于是，奥莱利的形象正在终点指引着前进的道路。

奥莱利的形象包含一套与众不同的表演风格。他是一位知名的采访者，在他看来，为了真相，即便言行粗鲁也不为过(O’Reilly，2006：103)。他常常提醒观众，在自己的节目里绝不容忍“带有倾向性的解释”或者“高谈阔论”的存在。在每期节目的开头，奥莱利经常用一个警告来提醒观众和受访者：“注意！你即将收看‘实话实说’！”奥莱利的形象把他本人呈现为事实和理性的信徒。他总是能够以理性的方式结束采访，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感到非常自豪。比如，在对《倾向性》杂志(Spin)的阿兰·莱特(Alan Light)——说唱歌手艾米纳姆(Eminem)的捍卫者——的访谈中，奥莱利和他进行了如下对话：

莱特：作为一个好人，他没有得到回报。他的回报来自他创作的艺术性和他为唱片所写的歌词。数以百万计的人购买了那些唱片……

奥莱利：好的，莱特先生，那么让我告诉你，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卖出了那么多。感谢你来到这里。(O’Reilly，2001：41)

莱特维护艾米纳姆，他的上述说法是为了迎合大众观念里的合法性。但是奥莱利将艾米纳姆同希特勒联系起来，有什么做法能比这种做法更能投众人所恶？

奥莱利经常提到他是一个大块头，身高6英尺4英寸，体重达200磅(O’Reilly，2000；O’Reilly，2006：103、105)，在打架时拥有良好的自控能力。他告诉大家，他年轻时就“曾经因为告诫白人不要对黑人指手画脚而打过很多架”(O’Reilly，2000：158)。这种对于自身体型的提示正好同奥莱利形象中无所畏惧的采访风格深度契合。奥莱利的形象是一位敢于向掌权者讲真话的人——他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的副标题便以此为噱头：“同美国的当权者及名流的冲突”——并且，这反过来深化了奥莱利形象的建构，他一夫当关，抵挡周遭敌人的进攻。他不断地告诉观众“世俗进步运动”(Secular-Progressive Movement)对他饱含敌意。这一运动的参与者将他视为“法西斯、恶棍和穷凶极恶之人”(O’Reilly，2006：143)。由于奥莱利对自由派政治议程和自由派节目形成了严峻挑战，这种敌意随之就成为劲敌的象征。奥莱利提到，有一次他受邀参加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新片《晚安，好运》的首映仪式，当场舌战身为记者的爱德华·莫罗(Edward Morrow)，情况惊险，以后他便“决定雇一位保镖”(O’Reilly，2006：155)。这种强调具有象征性，奥莱利进入自由主义精英的领地，身边拥沓着自由派精英。他饱受仇视，甚至可能会招致暴力袭击。

奥莱利的形象也是一个爱真理胜过爱教义的传统主义者。他说：“很多时间我都在挑战社会上流行的看法，因为正义感和对真理的热爱使我义愤填膺。那种愤怒化作我生命的激情……和我的职业。我将自己的热情挥洒在黄金时段的国家电视台，如今我收获了这整档运作良好的电视节目。” (O’Reilly，2000：2)这意味着他自愿接纳保守派准则。在“奥莱利实情”中，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意识形态的卫道士，奥莱利持有许多古怪的立场，这些立场使保守派原则得以表征。他写道：“尽管我或许是福克斯新闻频道团队中呼声最高的传统主义者，但我的看法并不等同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正如节目的观众所知道的，我们对所有的权贵都进行讽刺挖苦，……我们是警惕的看门狗，不是可爱的宠物。”接下来，他提到许多重要的话题。在这些话题的论辩中，他出人意料地败北，原因便是他对真相与正义的信仰始终胜于对政治正统的忠诚。他写道：“说到自由派，在‘快船争议’(the Swift Boat Controversy)中我支持约翰·凯瑞(John Kerry)，在‘特丽夏沃混乱’(Terri Schiavo mess)。里我站在佛罗里达的法官一边，并在顽固右派的面前替丹·拉瑟(Dan Rather)说话”(O’Reilly，2006：62)。他削弱意识形态的意愿扩大到许多问题，比如，他反对死刑。奥莱利提到对乔治·W·布什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这种古怪的合法性被完完全全地呈现出来。我们先假定布什把耶稣作为引导他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奥莱利质问了当时的布什总统一个别人可能不会提的问题：“如果阁下深受耶稣的影响，那如何解释你强烈支持死刑的行为？因为耶稣是不会赞成的。”他自豪地写道，那一刻布什总统禁不住有点瞠目结舌(O’Reilly，2001：102)。值得一提的是，奥莱利对死刑的反对主要是基于理性，理性对他来说是一个关键符号。“我反对死刑”，他写道：“因为我认为死刑施加的惩罚过于宽容，……我有更好的提议，建议对(俄克拉荷马城炸弹手)麦克维这类无人性的罪犯施行一种更为适当，同时也更为恐怖的惩罚”(O’Reilly，2001：104)。他的提议便是将这类罪犯囚禁于阿拉斯加的联邦监狱，让其从事艰苦的劳动。倘若这些杀人犯和强奸犯试图反抗这种“残酷奴役的生活”(O’Reilly，2001：105)，就尽可能地频繁关禁闭。他也认同死刑极具风险，因为法院有误判的可能，同时也是因为这些惩罚形成了一种威慑模式，这种模式是奥莱利形象的另一个关键符号(O’Reilly，2001：105)。这些奇怪的立场使如下说法变得可信：奥莱利是一位信仰真理、正义、理性和事实的传统主义者，而不是一位纯粹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卫道士。

奥莱利形象甚至不给奥莱利本人留下余地。上文的分析还未触及这种自我揶揄的倾向。例如，节目末尾他总是标志性的咧嘴一笑，告诉观众：“绝不高谈阔论，那便是我的工作。”这种温和的自嘲贯穿于他的书籍和节目，例如他在《奥莱利实情》中写道，青年人“常常喜欢在未经询问的情况下和大家分享知识(回头想想，我也差不多)”(O’Reilly，2000：141)。这些自嘲的片段给奥莱利的形象平添了生活气息，使之充满人性、个性饱满，看起来更为可信，也更受欢迎。他还告诉大家，自己年轻时“像一台不知疲倦的跳舞机器”(O’Reilly，2000：101)，这些时刻都透着谦逊和幽默，打破了奥莱利形象中极其傲慢又过度表演的行为方式。而那位追随奥莱利的主持人西恩·汉尼迪(Sean Hannity)则表现得极为愤恨，甚至近乎歇斯底里，这些自嘲使得奥莱利的象征形象变得更为柔和。

在科尔伯特对奥莱利形象的戏仿中，他有效地剔除了一种元素。科尔伯特的大量戏仿有助于塑造奥莱利的自嘲形象，这种方式观众很难意识到，自己所观看的节目实际上是一种介入性建构。这些人格特质的细节、谦逊的品格，加上随处可见的对个人实力与民间合法性的标榜，以及无政治倾向的方式，都为奥莱利主持风格的成功奠定了基础。霍尔顿和沃尔(Horton and Wohl, 1956：215)在《大众传媒与准社会互动》中写道：“收音机、电视和电影这类新型的大众媒体有许多显著特征，其一便是使受众产生同表演者之间有面对面关系的错觉。”但是，这种说法错误地将面对面关系同理想类型的关系情景混为一谈，而介入性关系试图仿效后者。五十年来，我们可以发现，在像奥莱利形象这类事项中，媒体人物间的准社会互动的方式具有独特的个性和动力，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面对面的互动。他们所描述的准社会互动与面对面互动并不十分相似，因为准社会互动创造了介入性亲密关系的新形式的基础，与我们进行互动的荧屏人物具有一种超现实的地位，他们的所有特质都昭如日月，并且是连贯整合的。正如霍尔顿与沃尔(Horton and Wohl, 1956：217)所说：

在观众眼里，电视上的主持人形象也许被视为自己的朋友、咨询师、安慰者或者榜样。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交往，媒体上的人所拥有的高尚品德是根据他的角色表演“公式”而标准化地生产出来的。这种公式是经由他本人和他的经理人制作，并包含于相应的“生产模具”中。因此，在一个充满干扰和不断流转的世界当中，他的角色和行动类型基本保持一成不变。

这意味着，我们很容易设想，电视与电影角色同我们本身的差距为我们指引了一种明确的理想，在充满面对面互动的复杂性与社会困惑的世界里，提供给我们的只能是无限趋近的身份。但这种身份不能在面对面的互动中获得，而是如霍尔顿与沃尔所说的，是通过某个“生产模具”造型加工的。在与介入性人物的关系中，我们所体验到的任何亲密感都被很好地探索过，它渗透在这种模具生产的细节之中，也融入坚固且连贯的象征系统的建构。这一象征系统的产物便是一位可靠的、具有高辨识度的人物形象。霍尔顿与沃尔的研究有助于阐释人物形象的本质，后者作为媒体生产的工艺品包含一系列的技术与加工。他们写道：“当错觉消失，局部且造作的真相被揭穿，人物形象便不再能让观众生出梦幻。人物的表演都是可理解的目的性行动，这样做能使观众落入想象的圈套，但是他自己不会掉进去。”(Horton and Wohl, 1956：216)作为一种符号建构，奥莱利的形象为观众想象力的假定延伸提供了基底。通过观众对其所看到的表演进行社会性的感知，奥莱利在荧屏上的表演被想象性地融入到一种身份和人物形象之中。那个想象中的人提供了观众与节目之间的关系接洽点，如果我们对某个党派知根知底，那么这个党派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这个事实：观众所熟悉的奥莱利形象是一个意义系统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奥莱利形象的这些特点——工人阶级出身、向权贵讲真话的勇气、对于真相与事实的信仰胜过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是由不计其数的目的性表演生产和巩固的，这些特点并不单独存在，而是同节目文化系统的其他维度相互呼应，相互巩固。

四、深层结构

在每一期节目里，奥莱利和节目嘉宾的谈话内容几乎包罗万象，比如移民、医疗保健、抗议、音乐、艺术、政府监管、报纸等等。自该节目开播以来，报道的话题已经数以千计，许多话题还被多次报道。到目前为止，这一节目可以轻而易举地讨论任何毫不相关的话题。尽管涵盖了如此广阔的话题空间，它仍能保持连贯的观点和视角。解释这种成就的最好方式就是借助意义的深层结构这一概念。在亚历山大与史密斯合著的《美国公民社会的话语》中，他们为这种方式提供了一个模式。他们写道：“在叙事风格之下存在许多更为基本的结构，这些结构将概念和对象组织为象征类型，并将它们转化为符号”(Alexander and Smith, 1993：156)。他们认为，类似于民主/反民主形式的二元文化结构建构了美国的公民话语。当事件能与典型的编码——例如，公开对保密或公民对敌人——相结合，当这些编码本身充满了神圣或丑恶的意义时，这种形式的二元关系便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意义。当把这种理论框架应用于“奥莱利实情”时，我们会发现，任何节目片段都是与某个特定话题相关的，例如，2009年9月，为了抗议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计划，抗议者进行示威游行。在节目的背景下，这个话题是与节目紧密相关的，其原因不仅在于该话题出现在新闻里，还涉及这档节目怎样与更深层次的、充满道德负载的各种主题和张力——这些主题和张力是该节目历久弥新的关注点——建构一种典型性的关系。所以，在节目中，这种抗议就同有关个人权利与越权的联邦政府之间的斗争相关联(个体对抗体制，下文再进行讨论)，也同有关自由主义媒体偏见与抗议者之间的斗争相关联(公正对抗媒体偏见)。通过将这些典型的二元对立附着于相应的事件上，“奥莱利实情”为事件建立起一套诠释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结果早已注定(在个人与体制的对抗中，谁更可能得到支持？)。通过把事件与首要且持久的价值冲突形式联系起来，该节目甚至会拓展和增强事件本身的意义。

如同表 1所总结的，“奥莱利实情”的深层意义结构可以简要地表示为一套二元代码，其形式为神圣与丑恶的对立。

这个列表也许没有罗列出所有的二元对立，但它提供了一个全方位且十分简要的分析框架，用于辨别“奥莱利实情”里的每个话题、每期节目，以及每一年度中意义建构的方式。这些二元意义结构主要在两个关键地方发挥作用。第一，它们为节目的所有既定片段设计了一个巧妙的修辞框架。在此框架中，奥莱利的首要任务是将某个给定话题的一方与二元结构的一方联系起来。节目的辩论与其说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各种观念自由碰撞的论坛，毋宁说完全是围绕由不同二元论立场鲜明的各方而展开的一系列演习(下文关于修辞的文字会就这一点做更深入的讨论)。第二，它们指导了节目对于话题的筛选。作为一档新闻分析节目，“奥莱利实情”有决定从新闻中选取某个话题进行播报的自由。一个话题越符合一个或多个二元结构的规范逻辑，就越有可能被报道，甚至进行多次报道。通常，节目筛选的话题使奥莱利在讨论时很容易贯彻保守主义或者说共和党的视角，将这种视角与二元关系的神圣维度联系起来，同时将民主党、自由派和“极左派”与被报道话题的丑恶维度联系起来。随后，奥莱利的任务就简化为点明话题各方与二元结构各方的关系。本文整理了9月21日—25日每期节目的前三部分(见表 2)，这个表格为以上说法提供了很好的佐证。所有其他星期的节目也如出一辙。

这种对于节目片段模式和节目视角的分析不但适用于节目的前三部分，也可以推广到节目的每个部分，也适用于“奥莱利实情”从一个星期的节目到整套节目运作。正如深层意义结构这一名称所暗示的，作为节目骨架的深层结构，外面包裹着新闻周期和事件快速流动的血肉。这种分析框架并不能始终精确地定位话题，节目中也存在少数定期的片段，它们完全不适用于这种分析框架，例如，2007年奥莱利对保尔·安卡(Paul Anka)的采访。尽管如此，意义的结构理论还是抓住了节目中意义制造机制的关键维度，即意义是如何在事件与典型的、规范的、持久的诠释代码的互动中被制造出来的。

五、诠释剧本

意义的深层结构揭示了“奥莱利实情”要表达的最根本的东西，但这种结构深度唯有借助荧屏的成功展现才会生效。亚历山大(Alexander，2004)把这理解为舞台演出的挑战，这里的舞台演出是指将文本搬上舞台并转化为充满意义的表演。在“奥莱利实情”这个案例中，这种舞台演出采用了新闻分析节目的典型模式——诠释剧本。在诠释剧本时，主持人同一个或多个嘉宾进行讨论，分析某些事件、情境和观念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尽管他们之间的讨论是这类节目最明显的特征——如果观看一期“奥莱利实情”，就会发现几乎所有时间里人们都忙于相互论辩，但诠释剧本不能被视为是中立的或者不证自明的。奥莱利的形象与节目的深层意义结构正是依靠这种熟悉的社会互动形式才孕育而生。

“奥莱利实情”采用的“诠释剧本”形式有别于奥莱利进行自我表达的演讲(他经常演讲，不过只是在每期节目开始的2—3分钟内)，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种诠释方式为潜在的抽象且异化的诠释实践创造了一个熟悉的社会接合点。观众们熟知支配他们的辩论形式和非正式规则，以辩论之名行新闻诠释之实，观众们也乐意接受这种方式。相比于人们可能在工作或者生活中就某件事情的意义进行讨论时的体验，奥莱利事件所呈现的，仅仅是一个渐渐地变得更为正式的互动。这就引申出诠释剧本的第二个特征，即其戏剧性(the drama piece as it were)。节目中的辩论形式促生了一种讲究输赢的竞争性框架。框架化的诠释动力作为一种要么赢要么输的重要问题，给这个互动平添了额外的意义和戏剧化的推动力。当作为传统主义力量图腾的奥莱利形象在节目中对阵激进主义分子，或者他参与到与节目深度二元结构的神圣方相关的情景之中时，上述效果尤其明显。如果观众对于美国人与反美国人的话题感兴趣，那么节目就会制作一场辩论，主持人和嘉宾分别代表神圣方和持相反观点的丑恶方。由于孰胜孰负意义重大，因此论辩的结果是极为戏剧性的。通过将新闻分析搬上舞台，该节目意在使它对新闻内在意义的决断能够对观众造成更大影响。

诠释剧本的辩论形式也同该节目的意义二元结构的一个元特征即基本的对立逻辑(如上文所讨论的“X” vs.“Y”形式)产生了一种选择性的亲和关系。文化战争中的好人与坏人框架、诠释竞争中的对与错、赢和输的框架渗透在“奥莱利事实”的每个环节，并根据永恒冲突观塑造一种再现世界的模式。奥莱利在《文化斗士》中抓住了这种辩证的诠释风格：

面对美国当前如火如荼的文化战争，我志愿加入其中，成为一名斗士。用战争来形容当前的形势恰如其分。战场的一方是像我一样秉承传统主义的士兵，他们坚信美国根基良好，她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则是代表世俗进步运动的丑恶势力，他们妄想戏剧性地改变美国。(O’Reilly，2006：2)

通过诠释剧本将节目搬上舞台，这种做法利用了类似的冲突逻辑，并对之进行再生产。它同样利用了相关的还原逻辑，即把事件本身的复杂性降到最低，最终表现为二元冲突。例如，奥莱利对当代美国媒体的复杂现状进行了极其简化的处理：

然后就有了针对抗议者的诽谤，指责他们是去参加茶话会(tea parties)或这样那样的活动。……人们蔑视这些抗议者，把他们叫做“纳粹”，还有很多这种疯狂的事情。这个国家似乎面临一场迫近的媒体战争，福克斯新闻和电台达成同盟，《纽约时报》和自由网络互有协议，双方间战火一触即发。(TOF，2009年9月18日)

这种“媒体战争”的二元建构完全基于典型的辩证逻辑，也基于将行动者进行非敌即友的划分方式。这种建构完全无视那些微妙的、模棱两可的和不同框架的立场。

作为新闻分析节目的典范，这种诠释剧本的成功能够掩盖其刻意造作和建构的特征。为揭示这种舞台感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人为的积极努力把该节目塑造成一个意义系统，人们只要考虑一下其他替代性节目形式即可。为什么不采用不那么固执己见的节目形式来进行分析？比如像一些采访，主持人保持客观中立，嘉宾用自己对新闻的分析来回答。毕竟，这是“拉里·金现场秀”和其他老式解读节目采用的形式，这种形式分工明确，主持人负责提问，嘉宾负责分析。之前的分析展示了诠释剧本的形式是如何利用该节目中更为宏阔的意义结构并进一步丰富它的。这种表演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与节目里其他元素互相呼应。例如，观众很难想象好斗且道德自信的奥莱利形象会披上新闻中立的外衣，或者发展为拉里·金那种平心静气的谈话。观众同样难以想象，如何把一个恪守美国公民生活规则的二元对立逻辑和论战逻辑的道德世界整合进这种冷静的访谈风格。“奥莱利实情”形成了一个连贯的意义系统，这源于林林总总的系统亲和力和各部分间的多元互动。通过诠释剧本的表演，该节目得以自圆其说，并增强了总体的文化效应。

六、修辞技巧

同样的系统整合也适应于“奥莱利实情”所使用的许多修辞技巧。本文所说的修辞技巧，一方面指那些在节目中被反复使用用于勾连事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逻辑手段与辩论手段；另一方面指用以联系行动者与二元结构里神圣维度或丑恶维度的方法。节目中存在六种关键的修辞技巧：反驳论证、转喻、类型化、情感呼吁、流行语和主题模式。

(一) 反驳论证(the elenchus)

诠释剧本构成了节目的主体，在该剧本的表演过程中，奥莱利总是尝试赢得辩论，他所使用的方法是证明对手所做的宣称与二元结构的丑恶维度相关，因此其立场是错误的。此处他完全继承了反驳论证的辩论形式——苏格拉底赢得论辩的方法。反驳论证的形式是，在一次对话中向对方抛出一系列需要回答的问题。罗宾森(Robinso, 1953: 7)的解释是：

从广义上讲，反驳论证是指就一个人说过的话对讲话者进行审查，通过向对方提出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以期这些问题能够判定说话人首次陈述的意义和真实性。在多数情况下，所得到的真实性是假的。从狭义上讲，反驳论证是一种交叉检验的形式，也就是证伪。

这种辩论方法意在通过大量提问，以揭示更宽泛意义上的，且通常存在缺陷的各种意涵和假设，这些意涵和假设是特定辩论所必需的。弗拉斯陀斯(Vlastos，1982)展示了反驳论证作为证伪技术是如何运作的。苏格拉底就主题A向色拉叙马霍斯发问，色拉叙马霍斯使用假设B来定义主题A。苏格拉底接着问了他一连串问题，目的是让色拉叙马霍斯对主题A进行二次断言，产生立场C。随后苏格拉底便向色拉叙马霍斯展示C与B之间存在矛盾，那么B不能作为A的定义，真正的定义是C。其框架结构如下：

A：正义；

B：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C：有时候，强者从自身出发看来是有利益的事物，并不一定都是对的。然而，优秀的领导能力可以通过教化习得，同样能引致利益。

由于C表明，除力量外，还存在某种重要的东西，它甚至能够很好地运用力量，所以B和C是矛盾的。因此，B是不正确的，因为要确保利益，仅靠力量是不够的。

在节目中，奥莱利的对手在许多问题上不但没能做出有效的解释，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见得同意自己的说法，这时反驳论证就可以派上用场。这种做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出，那些对手的观点与该节目二元意义结构中一个或多个神圣维度相矛盾，而同丑恶维度相一致。2005年，奥莱利采访了陶德·克雷蒂安(Todd Chretien)，后者是提议禁止在校园内进行士兵招募的“旧金山议案”的撰写人。这次采访为上述说法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概略地讲，在此次访问中，克雷蒂安的立场及解释如下：

A：禁止在旧金山的学校里招募士兵；

B：禁止招募的提议是与发生在伊拉克的战争唱反调。

奥莱利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一直强调观点C，这一观点削弱了对观点B的辩护力度，同时也破坏了观点A的有效性。C的内容是，如果禁止士兵招募，“你同你的家庭便侮辱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位军人，如你所知的，他们对于发生在伊拉克的战争没有丝毫责任。那是一项政治决议”。克雷蒂安随后展开争论，反对观点C，他说维护观点B实际上是支持军队，因为结束战争意味着士兵们可以回到家乡：

克雷蒂安：那便是我们认为士兵们现在应该回到祖国的原因，为了停止……

奥莱利：不，(这个提案)与士兵归国无关。对了，如果你想让士兵们回到祖国，那么请把这一点写进提案。

这次访问的剩余部分便是不断纠缠这样一个问题：这份提案是否侮辱了军队。奥莱利又说：

你对于美国派兵去伊拉克作战持有异议，我尊重这一点。但这跟伊拉克的战争没有关系。并且你如果想要针对伊拉克的战争提一份议案，那就应该直接写一份。可是先生，你必须明白这无异于给了美国军队脸上一巴掌。这是由志愿者组成的军队。这些男女士兵在前线拼命，为的是保护我们。

当反驳论证来到C这一步时，苏格拉底证明起来相对轻松。因为柏拉图确信，同他老师对话的人最终将同意放弃自己的论点。“奥莱利实情”的反驳论证很少有苏格拉底般简洁的结论，但也算足够简洁了。由于克雷蒂安默认了采访的前提，把最根本的问题当成他的议案是否侮辱了军队，于是他掉进了一个经典的“苏格拉底陷阱”，从自身观点的软肋进行辩论。对于发生在伊拉克的战争，他曾多次严厉批评，但在这次辩论中，他一直囿于自己的议案是否持有反对军队的立场，直到节目结束。何以至此？他的议案的确挑战了招募学生的军事逻辑，也很有可能无意间侮辱了军队的某些成员，但为何克雷蒂安不直接告诉观众，是为了反对军事主义制造的伊拉克灾难？在采访中，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似乎意识到了士兵在修辞上的神圣性。他也清楚，如果他的提案确实侮辱了军队里的每一位士兵的话，撇开提案的其他缺陷不谈，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他输掉辩论。至少在“奥莱利实情”的语境中，这样的结果不可避免。这种策略无疑驱动着奥莱利的表演。他极力坚持整场讨论与伊拉克无关，也拒绝讨论伊拉克的主题。因为在2005年，围绕伊拉克战争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当时社会对于它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相互冲突的视角，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主流看法。如果奥莱利承认克雷蒂安的提案的确是有关伊拉克的，那么辩论的最终结果充其量也是模棱两可的。但通过把提案所代表的观点与反对士兵的立场相联系，从奥莱利的角度看，诠释的复杂性就大大降低了。为了使克雷蒂安的提案遭受质疑，奥莱利只需要第三步：

C：这份提案与其说是为反对发生在伊拉克的战争，不如说是在侮辱军队中的所有成员。

这使得克雷蒂安这位旧金山市议员——奥莱利在访谈的后期称他为“极左派”——同他的提案一起走向了节目二元意义结构里的错误方。在节目的反驳论证逻辑里，假如这个提案冒犯了士兵，而士兵又是神圣的，那么这份议案肯定是错的(注：所有未注明出处的引述都出自2005年11月14日的“奥莱利实情”节目)。

(二) 转喻(Metonymy)

在《在呼应关系里特殊现象的解释力》一文中，格尔茨(Geertz，1983：xi)曾谈到转喻。在节目中使用的转喻利用关联法则：象征联想的解释力(与比喻中采用的相似性相反)。雅各布森(Jakobson，1990)在谈论转喻的经典论文《语言的两个方面与失语的两种形式》中清楚地说明了转喻和比喻之间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与两种不同的语言病理学联系起来，它们分别是影响语言的组合性失语和选择性失语。比喻属于第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失语削弱了组词成句的能力，但这并不影响在相似词语间进行替换的能力，例如，“煤气灯代替火”(Jakobson，1990：126)，二者都与火有关。转喻属于第二种失语，它很难完成上述那种相似词语间的替代。比起“深色”这个概念，语言选择性失语更可能借用“死亡”一词来记忆“黑色”(Jakobson，1990：125)。这时，在失语的转喻类型中，火与煤油灯之间相似的关系被阻断了，但这并不影响词语间接续的关系。黑色和死亡并不存在相似，但它们彼此接续，因为人们在参加丧事时会身着黑色。“王冠”对于“女王/女王的统治”的象征更像是转喻，而不是比喻，因为这完全不是指女王在某种程度上和王冠是相似的。我们更可能认为这是在影射女王与她头上的王冠在物理上的亲近性。另举一例，恋人问对方，“我可以将你比作夏日吗？”如果她/他采用这样的表达，意味着表示她/他所深爱的人如同七月的早晨，洋溢着温暖，无比舒适，给人以无限可能。

在“奥莱利实情”中，转喻穿插于极端的观点、行动、象征和代言人的使用之间，用以形容实际上更为主流且更为复杂的观点、事件和社会运动的特征。本文从奥莱利的“谈话要点备忘录”中选取下面的例子，这种独白片段通常作为节目的开始：

威廉姆·阿尔金(William Arkin)身兼国家广播公司新闻(NBC News)分析员和华盛顿邮报分析员两职，这个人的意图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我们长期以来的跟踪报道显示，这些一直被左翼媒体所忽视，阿尔金深信美国军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并且走狗屎运，美国人民对他们不屑一顾。阿尔金这样讲过：“这种遍布紧张、狂躁和恐惧的突发事态，象征着一个极端分化并被仇恨情绪充斥的美国。我才不会……为指责军队的事情道歉。”……这很有趣，他反感这种引用——“充满仇恨的美国”，然而很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那反对军队的冗长文章对于我们的士兵以及士兵的家人造成了令人发指的憎恶与伤害。但那就是“极左派”我行我素的风格，将意识形态奉为圭臬。(TOF，2007年2月8日)

在奥莱利的措辞中，阿尔金同其他反感军队的人不一样。奥莱利将阿尔金的视角解释为“极左派”，这个“极左派”也包括许多会极力否认对军队怀有憎恨的人。无论阿尔金实际上说过什么，或者他言下之意是什么，他都由憎恨军队这一观点所表征，接着他又被用来表征通常意义上的“极左派”。这并非由于阿尔金的论点与“极左派”的观点之间有任何必然的相似性，而是由于他的政治观点同“极左派”的观点表现出亲缘性。在“奥莱利实情”的转喻逻辑里，只要阿尔金憎恶军队，那他就是“极左派”的一分子，所以，“极左派”也憎恶军队。

奥莱利频繁使用转喻方式来驳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两个热点问题上做出了巨大努力：挑战禁飞名单实施的宪法依据和质疑军队对被拘留者采取刑讯手段的合法性。基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做法，奥莱利询问经常受邀的纽特·金里奇：

好的，我们引入下一组话题。如你所知，ABC新闻显然是一个负责任的组织。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使得人们可以自主决定认可的对象和行使认同的权利。相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我看来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组织。它在偏离自己的方向，帮助基地组织。这一点上，我认为ABC新闻跟它不是一丘之貉。我是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秉着自以为是的态度，做他们自以为对这个国家有益的事。然而这个组织所憧憬的国家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为虎作伥。你同意吗？(TOF，2005年12月12日，转引自：Media Matter，2005b)

奥莱利对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个组织的描述与事实相去甚远。它是一个复杂的全国性组织，在各个州设有分部，其工作涉及各种各样的目标、项目和主题。将它同基地组织及其目标联系起来的做法不足以说明这个组织的真正特征。在奥莱利的思维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反对禁飞名单和对恐怖事件嫌疑人进行酷刑审讯，大概基地组织也反对这两点，那么就表明两个组织的目标非常接近，于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基地组织就是一路货色。奥莱利在此使用了以偏概全的描述策略，在该组织对于禁飞名单和严刑逼供的合法挑战中，他滥用极其卑鄙的反美国人的术语来描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整个组织。在这里，理解转喻和比喻之间的差别至关重要。基地组织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实际上完全没有相似性。“基地”这个恐怖组织想要震慑美国，并尽其所能地摧毁美国的政治、社会、法律与经济秩序。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意在捍卫宪法所赋予的自由权利，并且是在美国的法律系统内进行合法的保护。为了使两者产生关联，奥莱利依靠转喻手法的毗邻逻辑，使得错误连续关系的建立更为简单，同时也使有效地对节目对象进行丑恶化或神圣化的工作变得更加简单。

(三) 节目体裁(Genre)

节目里每一部分发生的事情都需要在观众心里建立起重要性，节目的类型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有助于对正在发生之事的意义进行提前分类。在一出喜剧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进行话语攻击：“我要杀了你！”这句话十分巧妙，引爆了观众的笑声，紧接着剧情高潮，演员们狂欢作乐。在一部戏剧里，存在一成不变的剧情路线，它很可能是行动的关键诱因(hook)，或者是对角色之间将要发生的剧情的暗示，也或者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推理剧中，故事的路线也许是某个线索或者某种威胁。剧情路线都是相似的，但是叙事的方向和象征的结果是不同的。

“奥莱利实情”这档节目的主要体裁是浪漫主义。此处对于浪漫主义的定义与雅各布斯(Jacobs，2000)相同，他曾经谈到，在浪漫主义中，“英雄拥有强大的力量，非常清楚敌人是谁，并且敌人通常也拥有强大的力量，整个故事发展脉络就是一场冒险，英雄战胜敌人，取得最后胜利”。这一点与“奥莱利实情”的辩证风格和诠释剧本相呼应。在节目中，奥莱利的看法与嘉宾的看法要么相同，要么相反。他反对一些人物事件，而这些人物事件往往与节目里二元结构的丑恶方是相联系的。这种浪漫主义体裁具有重要意义，部分是因为它将奥莱利的形象塑造为英雄。这为理解奥莱利的表演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框架，也为节目的深层意义创造了一种背景框架。节目里偶尔发生深层意义结构的混乱和垮塌，这个浪漫主义的背景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留观众对于正在上演的节目的惯性理解。2008年10月2日，奥莱利对共和党人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进行采访，引发了极大轰动。这次采访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它主要是为了明确弗兰克在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公司倒闭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节目一开始，奥莱利便使用经典的转喻手法，暗示观众正是由于弗兰克与民主党议员联手利用这些机构为低收入群体提供自有住房，才导致两家公司最终倒闭，因此这些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次采访令人震惊，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因为整场采访逐渐变成了弗兰克和奥莱利两人间的互相咆哮。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是骗子、笨蛋，喜欢恐吓他人，擅长夸夸其谈，缺少男子气概。在采访中，奥莱利表现得相对冷静些，坚持了迄今为止一成不变的节目脚本——在“奥莱利实情”的符号世界里，他通常都是赢家。在本案例里，节目对于辩论获胜的正常建构倒塌了，所以输赢如何不得而知。在类似的案例中，节目的正常意义结构出了岔子，观众看不明白，而这种英雄主义体裁有助于填补符号上的鸿沟。观众可能不知道此次访谈在节目深层意义结构方面表现的结果，但至少可以通过节目与浪漫主义叙事风格的关联，弄明白在两人的对峙之中谁更岌岌可危。

(四) 情感呼吁(Affective appeals)

“奥莱利实情”的主要情感取向是愤怒。采用转喻手法的论点，通过关联的手法使用极端的例子，并用这些极端例子代表更为温和微妙的立场，这些立场在社会中更具有普遍性，也更加重要。这种做法主要是利用非常极端的案例取代本质上不那么极端的事物。节目里的转喻手法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即能够将情绪上的愤怒之源与奥莱利的观点结合起来，因此，它被用于介绍事件和观点，而这些事件与观点亵渎了节目二元结构的神圣维度。例如，在2007年1月18号那天，奥莱利提醒观众：

大家也许还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弗蒙特州的法官爱德华·卡什曼(Edward Cashman)将一名性侵6岁女童长达四年的罪犯送进监狱，监禁60天——才60天啊！卡什曼本想恢复这个罪犯的名誉，但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后，他将刑期改判为3年——这一量刑仍旧太轻。(TOF，2007年1月18日，转引自：Fox News，2007b)

例子中的犯罪行为扭曲了正义，玷污了纯洁的儿童。这唤起了观众的愤怒情绪。在节目中，愤怒的情绪与保守主义的节目嘉宾相结合，找到了重要的宣泄渠道。这些嘉宾经常受邀讨论激怒他们的话题。例如，2008年2月27日，在那段标题为“明尼苏达州非法移民杀死四个孩子”的节目里，作为美国人的代表，米歇尔·巴赫曼(Michelle Bachman)评论了一则新闻报道，一位从危地马拉非法移民到美国的女性开车撞上一辆校车，导致四个孩子死亡。这位驾驶员曾因无照驾驶受到处罚，但她非法移民的身份并没有被识破。“这个话题是关于法律准则与社会失范的对抗”，巴赫曼在节目上讨论到：“如果我们对于四个无辜孩子死于非命的事不感到愤怒的话，我不知道将来我们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巴赫曼采用转喻的手法把话题从驾驶员过渡到非法移民，该驾驶员后来被提起公诉，罪名是驾车过失杀人。这期节目同样创造了另一个情感联系，将四个无辜美国儿童之死所引发的愤怒同通常意义上的非法移民联系起来。这便是节目里频繁使用的结构性接合，在某种主题上选择极其恶劣的例子，然后采用转喻手法散播愤怒情绪，并将这种情绪联合起来。

(五) 流行语(Catch phrases)

在“奥莱利实情”的修辞技巧里，流行语的使用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这种高度凝炼且容易综合的信号物里，这些典型的说话方式被不断重复，用以捕捉并揭露道德话语和政治话语的一系列张力与亲和力。这些流行语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莫过于“极左派”(far enemy)这个词。它定期出现在节目的讨论中，具有一种开放性。只要奥莱利使用“极左派”表征某个对象，这个对象便被包括其中，因此“极左派”可以涵盖任何个人、组织和话题。在节目里，“极左派”直接指涉那些观点毫无价值的激进的边缘分子，也包括左翼政治家和那些追随他们的妄图颠覆美国梦的同路人。借助“极左派”(far left)这一说法，奥莱利创造了一个极端的敌人(far enemy)，它囊括了所有最令人愤怒的人物和事件，同时，根据转喻部分所介绍的接续性逻辑，它还动用其各种反美国人的观点来威胁要对主流“左派”污名化。

奥莱利在这些流行语的使用上表现出不同的频率，节目中取名为“傻瓜和爱国者”的部分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在这个部分，奥莱利会从新闻中找出一个“傻瓜”，并将他同节目里二元结构的一个或多个反面联系起来，同时选取一位同正面相联系的“爱国者”。通过把“傻瓜”“爱国者”这两个词与节目的意义结构相联系，这类原本饱含深意的术语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所承载的意义就会变得更加强烈，以至于它们成为一种速记方式，用以区分行动者及其行动的种类。例如，在2006年10月23日的节目中，奥莱利讨论了黛米·斯金纳(Tammy Skinner)的案例，这位怀胎九个月的女子用枪射击自己的腹部，后来她因为在法官驳回案件审理请求之前进行了非法流产而遭到审讯，当时肚子里的胎儿已经九个月了。奥莱利说：“尽管这个女人提出虚假指控并杀死了肚子里的婴儿，但是她的行动自由并未被限制。美国怎么可以发生这等事，这个‘傻瓜’法官怎么可以对此视而不见？”他的第二句话产生了双重的象征意义，其一是对美国的暗示，其二是将法官定位为“傻瓜”。在节目中，“傻瓜”这个词是“爱国者”的对立面，它和二元结构的非美国方有紧密的关系。

“人们”(the folks)在符号上是另一个载满意义的流行语，奥莱利经常使用它来表示主流中的温和右派，他们是些平常百姓，是替左翼分子追求变革的野心埋单的冤大头。

事实是，经济公平与社会公正理论在美国并未扎根，奥巴马总统却被这些理论百般阻挠。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勤奋的国家，在慈善事业上的贡献远比其他国家多。但我们并不尊重施舍，尤其当这些施舍有可能败坏整个国家的时候。那就是奥巴马的两难处境。在价值观上人们同他分道扬镳，并且我相信他们永远不会跟随他。(TOF，2009年7月30日)

“奥莱利实情”十分有规律地发展和运用这类流行语。这样的例子包括：实话实说、主流媒体、文化斗士、传统主义者、世俗进步、圣诞节的战争和“极左派”。然而，这些词之间更多的是不同程度的共性，放在一起的话，这些流行语便组成了一整套环环相扣的词汇，它们被用来调用和重铸节目中意义的重叠结构。本文从2005年11月25日那期节目的谈话备忘录里引用如下一段话。笔者强调按规律使用的流行语，但也提到一些术语，这些术语将概念与特定的案例联系起来，例如文化战争。

我们正在进行名为“被围困的宗教”(Religion Under Siege)的系列报道。在美国，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领导的世俗力量想要铲除公共场合里宗教传统的所有剩余，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场战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各大报纸也不断加入进来。位于佛罗里达州希尔斯伯勒县的教育委员会，从校历上移除了绝大多数宗教节日，而一位穆斯林学生所申请的伊斯兰教节日却被写进了校历。教育委员会并不想处理这个问题，而是通过投票决定移除所有宗教仪式的校历提示。我们以极其诚实且公正的态度向观众播报这些新闻，但是我却在《坦帕论坛报》(Tampa Tribune newspaper)遭到了攻击——一篇社论称我为“骗子”，我遭到“极左派”专栏作家的恶毒诽谤。这类可耻的行径并非鲜有，美国的“极左派”力量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但是我主张出版商吉尔·西伦(Gil Thelen)应当为这一可耻事件承担个人责任。这是一个全国性运动的例子，这一运动想要从公共学校体系中将宗教教育斩草除根。20年前，宗教在美国并没有遭到围攻，但是现在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只有你们这些人们才可以熄灭战火。(转引自：Billoreily.com，2005)

引文中使用了“世俗主义”和“传统”两个词，这种做法将例子中的争议定位于传统主义对抗世俗进步的二元结构。“战争”的概念不仅揭示了节目里典型的冲突逻辑，而且将宗教教育话题同广义的文化战争联系了起来。使用“极左派”一词，不但将《坦帕论坛报》同二元结构里公正与偏见的对抗联系起来，而且将更广的移除宗教节日的主题同不断重现的左翼“主流媒体”概念捆绑在一起。“极左派” “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的说法同二元结构里客观事实与政治倾向的对抗相一致。“围攻”一词再次提示了文化战争。奥莱利把对“人们”的呼吁作为结尾，像变戏法一样蹦出了庞大的、具有合法性的右派合唱团的形象，这些人将要评判刚刚描绘的剧本里的行动者。在这段表达的末尾，当时节目的布景变成了这样：战场的一边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坦帕论坛报》、一位咬文嚼字的专栏作家和世俗的极左力量，他们包围着宗教；战场的另一边是奥莱利、传统主义者和捍卫宗教的人。这个简要的段落不顾美国宗教信仰的实际人口状况，有效地将一个佛罗里达州教育委员会的决定改头换面为一场浩大的文化战争，这场战争将会吞并整个国家，并威胁到宗教本身的发展。这种做法的有效性主要是由节目里的深层意义结构和流行语之间的交互作用赋予的。

(六) 主题类型(Thematic patterns)

“奥莱利实情”所报道的主题有两类周期：长周期与短周期。属于长周期的主题直接与节目里意义的二元结构相关联，表征了一系列不朽的信仰。例如，奥莱利对《纽约时报》和国家广播公司(NBC)新闻的持续批评，认为这些主流媒体带有自由主义的偏见。其他属于长周期的主题有犯罪处罚过轻、文化战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福克斯新闻自身、非法移民等等。属于短周期的主题都是从时事新闻上选取的，节目将会在几期或者是数周时间内进行关注。短周期的主题通常是一些紧密对应节目深层象征旨趣的新闻事件，在数天时间里会被反复重申。与节目旨趣不太相应的新闻有可能会被报道一次，但不会成为短期主题。本文摘取了“谈话备忘录”2009年9月9日到10月9日的标题，该列表展示了节目中长周期的、短周期的和无周期的新闻报道：

陷入水深火热的美国中情局(2009年9月9日)；

分析奥巴马的医疗保健演讲；

回应奥巴马的医疗保健演讲；

悼念“9·11”；

审视抗议者；

“即刻改革社区组织协会”(ACORN)的解体；

投票资助“即刻改革社区组织协会”；

白宫调查“即刻改革社区组织协会”丑闻；

公平无偏地评论奥巴马总统；

奥巴马总统，星期天早晨的邻家男孩；

阿富汗再现危机？

调查神秘的“即刻改革社区组织协会”的监督部门；

奥巴马总统、核武器和阿富汗；

伊朗的谎言被揭穿；

伊朗与阿富汗：对奥巴马总统领导能力的考验；

自由派的两连击：教育和媒体；

“极左派”会拉奥巴马下台么？

奥巴马政府同伊朗对话；

奥巴马总统vs.军队；

“即刻改革社区组织协会”事件传出更多坏消息；

阿富汗战争8周年纪念日；

民主党内讧？(2009年10月9日)

所有这些备忘录定然是与节目里意义的深层结构相关的。以“悼念9·11”一期为例，节目制片人在大街上策划了一场带有恶意的突击采访，受访者是某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专门曝光中央情报局(CIA)特工的行踪。这正好勾连了美国对抗非美国的二元结构。但这并不足以使该组织成为长周期或短周期报道的主题，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够有名，或者是由于他们的目标和行动策略太过模糊，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性话题的例子。与之相反，“即刻改革社区组织协会”是一个短周期主题，该协会的代理人在进行内幕交易时遭到逮捕，他们从事的是卖淫、逃税等非法活动。2009年9月16日，奥莱利首次报道该事件。9月17日，当议会以83:7的投票结果否决用联邦财政资助“即刻改革社区组织协会”的提案后，奥莱利将注意力集中在7位投赞成票的议员身上，他把他们的投票行为同他们对纳税人的税金与政治腐败的不负责任挂起钩来。奥莱利并没将丑闻的发生归咎于媒体的监督不力，而是认为这其中有意识形态的原因。“算了”，奥莱利说：“美国的保守媒体对于曝光左翼的腐败行为不感兴趣。”9月18日，节目关注了南希·佩洛斯(Nancy Pelosi)离开该组织的事，也报道了白宫为使总统不受丑闻余波的影响所做出的努力。直到9月24日，该话题才再次被拿出来讨论，这期节目的焦点是在曝光该组织非法行为时，一些议员对曝光手段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奥莱利对该问题进行了批判。最后，10月7日，奥莱利又回到该话题，暗示这个组织涉嫌的腐败行为可能远比先前预期的更为恶劣，并质问为何总检察长下令追查中央情报局，而不是追查“一个影响选举的腐败政治团体”。“即刻改革社区组织协会”事件构成了很好的短期话题，因为它使得庞大的左翼组织尴尬不已，并为用转喻方式联系起这个组织和自由派政治家的做法创造了大量机会。

这份节目名单里还有其他的短周期话题：奥巴马总统对阿富汗的政策及总统与军队领导人之间的罅隙；民主党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内部分歧；伊朗核计划的危险性以及重要性，因为它是对总统领导能力的检验；还有奥巴马在医疗保健问题上使用的媒体闪电战。9月30日，“自由派的两连击：教育和媒体”这期节目融合了一次性话题和长周期话题。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课堂上，学生们合唱了一首力挺奥巴马的歌曲，该合唱被录了下来。就本身而言，该话题在未来不会受到进一步关注，是一次性的。但它为奥莱利提供了平台，用来讨论自由主义媒体偏见这个长期性话题，并分析福克斯新闻在对抗那种偏见时的独特作用，那种偏见源于主流媒体对福克斯和奥莱利本人的憎恨。奥莱利在那期节目里讲到：“对于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攻击证实了这一点(自由主义媒体偏见的说法)。福克斯新闻频道是美国唯一一家由传统/保守的立场主导的电视新闻组织。‘左派’憎恨这样的事实，并对我、格伦·贝克(Glenn Beck)和西恩·汉尼迪进行攻击，这些攻击极其无情、非常个人化且令人厌恶。”(Fox News，2009c)对比2006年12月1日奥莱利在“谈话备忘录”中所做的评价：“如你所知，美国的‘极左派’正以讨伐异教徒的方式来攻击福克斯新闻。他们有一大堆憎恨我们的理由，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坚持保守和传统的观点，不以自由主义观点为尊。其他全国性新闻社绝大多数都表现出严重的‘左倾’倾向。”(Billoreilly.com，2006)奥莱利发表该评论时正逢丹·拉瑟起诉福克斯新闻，起诉内容是福克斯新闻鹦鹉学舌地恶搞布什白宫讲话的要点，奥莱利不以为然。两个评论在话题和语气上都表现出相似性，这表明了该主题是长期性的，在数年内被多次强调。

关于福克斯角色和主流媒体偏见的主题多年内在许多期节目里不断重现，使它成为经久不衰的长周期话题。这些长短周期话题共同为节目建立起了一个主题阵地(thematic ground)，该阵地负责评选出长短周期里最为重要的话题。节目采用具有轰动效应的一次性话题或者短周期话题，是为了确保节目的主题空间与每天出现的话题保持关联。就话题与节目里意义结构的其他元素的关系而言，短周期包含着最具暗示性和说服力的话题，允许它们得到发展，也赋予它们极高的重要性。长周期将节目和具有持久重要性的话题勾连起来，并且为节目里深层意义结构的抽象特征贴上为人熟知的话题标签。公正与媒体偏见之间的对抗提供了一种抽象层面的意义，而福克斯新闻和《纽约时报》之间的对抗提供了现象层面的意义。这两个二元结构相互呼应并相互支撑，后者将前者应用于大量的案例中，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神圣化/丑恶化的具体目标。最后，节目讨论的这些主题之间有许多交集，这些交集将一次性话题同长周期话题接合起来，也将短周期话题和各种长周期话题连接起来，将节目里重复出现的一次性话题转化成短周期的等等，这些交集有助于将短时间的复杂的主题阵地缝合到一块儿。这部分的分析展示了“奥莱利实情”如何将新闻里多元且通常是奇特的主题统合在一起，这种统合的方式促生了节目里时序复杂但结合紧密的意义视野。重述某个话题会给观众造成一种印象，即他们在数天内或数年内一直在跟踪某个持续发展的事件，即使这种重述只发生在“奥莱利实情”上。《纽约时报》和“奥莱利实情”之间存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是这场战争仅出现在“奥莱利实情”的符号世界里，是通过一个长周期话题建构起来的。尽管如此，新的节目在拖沓的斗争中不断重新确证它所谓的现实和所谓现实的重要性，为它们查漏补缺、添砖加瓦并自圆其说。

(七) 结论

“奥莱利实情”对于新闻的诠释简单明了，但成就这种简单性的过程非常复杂。以“奥莱利实情”为模式的新闻分析节目受到普遍批评，认为它们仅仅模仿了观众的视角和偏见。即使认可这是“奥莱利实情”一类节目的最终结果，本文的分析也表明，为了达到新闻分析的简单性，该节目借助了一个包含许多可辨识的分析范畴的意义系统。考虑到“奥莱利实情”作为一个意义系统所具有的复杂性，它没有为了竭力把自身化约为对其观众之前就存在的观点或者一些简单技术的鹦鹉学舌式地重复，而满足于节目的经验性正义(empirical justice)(Conway, et al., 2007)。相反，它是“党派实在论”领域的一次演练，是由符号学和句法的意义网络共同建构起的媒体空间，这种意义网络强有力地导向某种特定的政治视角。在“奥莱利实情”中，成功与失败、意义与无意义，都由这类可以预见的政治模式生产出来，因为为其建构行为创造语境的符号学网络在作为一种精准地通向此目的的整合性系统而发生作用。在节目中，新闻的意义能被有效地简化，不仅是因为涉及的话题是片断的，或者主持人是有偏见的，而且是因为该节目的符号学结构作为一套复杂的系统在运转，它把新的事件与互动带入其既定的政治意义结构的序列。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派理所当然总会获得胜利，因为他们在传统主义与世俗进步这个二元结构中的神圣—极站稳了脚跟。同样理所当然的是，民主党的政治家通常表现得差强人意：在转喻的使用下，他们所属的党派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相联系，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反过来与“恋童癖者”和“基地组织”相联系。奥莱利愤怒了？他可是工人阶级出身的比尔·奥莱利，为美国，也为弱势者打抱不平。由于该节目的结构逻辑是从极其抽象且具普世性的深层意义结构层面向下延伸到Z最为具体的面对面访谈时所采用的修辞技术层面，所以，奥莱利和制片人选择报道的任何既定故事，其诠释的结果从一开始基本上就被决定了。剩下的便是修辞技巧的具体使用和在华丽修饰下诞生的意义，而这华丽的外衣是在节目的语境中发展起来的。在“党派实在论”观念中，实在论和党派色彩同等重要。总之，这种政治话语和政治分析的意义在于表明，真理、事实性以及生活的实在唯独存在于自己这边。当“党派实在论者”试着去表明他们的对手是狂热分子和反动派，对手对事实持错误立场，并与现实脱轨时，“党派实在论者”并不需要进行太多争辩，也不必要表现得太过于反对。通过政治党派方式持续生产出一套连贯的党派色彩文化系统，这一系统是在真相与假象，事实与错误的表象下建构的，这种建构就是这种政治对话形式的核心。

依据上述观察，有必要对“信息娱乐”(infotaiment)现象做不同的诠释。记者伯尼·安德森(Bonnie Anderson)抓住了这一术语中惯有的嘲讽意味，他写道：“这种精心设计的为给观众提供信息娱乐而不是告知真相的‘骗人把戏’和‘廉价新闻’(cheap journalism)的结果之一便是观众的持续失语”(Arderson，2004：29)。但本文对“奥莱利实情”的分析表明，至少在新闻分析节目这类案例里，安德森的信息娱乐节目向“小把戏和廉价新闻”退化的看法仍旧过度简化了原本复杂的文化产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它们挑战传统新闻的性质。真正使“奥莱利实情”以及类似节目与众不同的地方，并不是因为它们将新闻进行了简化处理(即，奥来利的形象、节目不可寻常的深层意义结构)和在难度上的降低，而是因为它们用特别的戏剧性架构取代了构建“正在发生什么”和“为什么发生”的解释。正如上文提到的，任何对于“新闻”的建构都包括了简化和意义层次的创造。正如本文的分析，“奥莱利实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独特的简化技巧，也在于它依据节目的背景来判断不同话题的重要性。传统新闻将“什么最重要”这个问题广义地理解为：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当天发生的所有事件什么是最为重要的；而在“奥莱利实情”中，这个问题变成另一个问题：对于这档节目的具体意义结构而言，什么是最为重要的。因此，在2010年2月18日，当约瑟夫·斯塔克(Joseph Stack)驾驶着一辆飞机撞向位于奥斯汀的美国国税局大楼时，“奥莱利实情”的头条新闻却是“医疗保健高峰论坛是一个‘陷阱’吗？”把话题引向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计划召开的关于医疗改革方案的高峰论坛。只有了解“奥莱利实情”的结构才能够理解这种对重要性的等级划分，因为从节目的符号结构出发，民主党给共和党设圈套的事件要比一次政治立场上模棱两可的袭击政府建筑的事件重要得多，在袭击事件中，美国国税局的工作人员是唯一的受害者。通过分析这档节目的意义结构对回答“什么最为重要”这个问题的强烈影响，就创造了一个有关“奥莱利实情”的更为密集的意义网络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一个人理解并接受了节目的意义系统，那么随后节目每一期中的所有报道和所有部分都可以在与这些意义的关联中得到理解。本文的分析想要说明的是，“奥莱利实情”这类新闻分析节目对于传统新闻所造成的挑战的本质并不在于那些“小把戏”，例如将新闻塑造成具有明确立场的正反方的观点辩论。其本质是它们提供了一些传统新闻一般不涉及的东西：对于为什么某一特定事件具有重要性这个问题早就注定的答案。“奥莱利实情”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很重要，因为它同节目的意义结构相关。“奥莱利实情”所代表的挑战与其说是降低了新闻的内在复杂性(dumbing the news down)，不如说是将新闻的意义极化到这种程度：它参与了新闻问题意识的空前绝后的置换，在这里“为什么重要”成为首要的问题，“发生了什么”不过是为了抵达这些节目中“新闻”建构的诠释核心而安排的一种设置。即使事件本身的诸细节在党派的和辩论的迷雾里被掩盖或扭曲，对于“奥莱利实情”这一文化系统中的特定主题而言，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总是能用晶体般通透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并通过这种沟通达到如下程度：距离重新想象“奥莱利实情”这类节目将自身塑造为一套实现自我再生产并借以永存的文化系统的终极目标，已不再遥远。

从随机观察的角度看，对“为什么它所报道的故事非常重要”问题的回答所具有的自我指涉特征，连同节目的清晰性和连贯性，最终都有助于形成如下印象：“奥莱利实情”仅仅在专注于原始的简单化操作和党派宣传。本文竭力避免对该节目进行类似错误的特征化，而关注其内在的意义机制。这种内在的、结构化的和诠释学的路径所呈现的是如下的观点：一个拟新闻(news-like)的文化产品——它对如下问题的回答既保持了连贯一致的党派性又没有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在这档栏目十多年如一日的节目制作中，为什么这里筛选的每个主题都是很重要的——的产生依赖一个文化结构，这个文化结构是由各种意义和诠释技术组成，后者能够把多样化的主题和介入性互动形塑成一个自然而然的待认知的且富有意义的模型。这种把诸事件与各种意义勾起起来的能力远非显而易见的、自动的、党派性的或者原始的，而至少是在结构层面上展开的。该节目一个令人震惊的特征是：由于“奥莱利实情”被视为一次党派信息娱乐节目的演练，因此，这种文化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被该节目表面的简单性遮蔽了。本文隐含的另一个目的是讨论一种矛盾现象。笔者在前文指出，“奥莱利实情”的“党派实在论”是依靠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来生产其简单化的“党派性结论”的。但这种效果有赖于这类复杂的文化诡计的隐匿性。例如，本文对“党派实在论”的建构主义剖析就不可避免地表明了一个矛盾。建构主义是对实在论的诅咒。撇开本文关注的新闻主题不谈，结构诠释学对任何类型政治共同体内的“党派实在论”假象都具有祛魅的效果，这也表明，它拥有打破党派性在实在基础上获取控制力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