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从性别视角出发看待收入差距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Parish and Busse, 2000；Shu and Bian, 2003；Shu，2005；王金玲，2000；谭深，1994；景天魁等，2001)。相关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女性收入占男性收入的百分比大多集中在31%-68%之间(Sørensen，2003；Rosenfeld and Kalleberg, 1990)，但中国女性收入占男性收入的百分比却高达84%(李春玲、李实，2008)(见表 1)。这说明，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分配领域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两性收入不平等现象显得不那么严重(Parish and Busse, 2000)。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可知，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开创期，党和政府将男女平等的理论作为政治目标，在宪法和一系列宪法性文件中都明文规定了男女平等，从而奠定了男女平等的社会基础，缩小了性别差异(谭深，1994)。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的性别平等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型，开始了从国家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过渡。这一过程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不同阶层权力和地位的转换，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遭到了被市场边缘化的命运(吴小英，2009)。现有的大部分实证研究显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女性收入占男性收入的百分比确实在下降，即不平等程度在加深。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也显示，2009年中国女性平均年工资收入仅占男性平均年工资收入的69.56%。由此可以初步看出，中国社会转型期两性在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现象(Bian, et al., 2000；张丹丹，2004；谢嗣胜、姚先国，2005；李实、马欣欣，2006；吴愈晓、吴晓刚，2008)，并且与转型初期相比，这种不平等程度似乎呈现加深的趋势。

不仅性别的收入差距在拉大，社会资本的作用力在市场化发展进程中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市场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对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有着明显的影响。有关社会资本与市场化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研究角度既包括市场化与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也包括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方式。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的作用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减弱，也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发挥的作用不同，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同(张文宏、张莉，2012)。本文将着重探讨作为影响收入回报重要因素之一的社会资本(Granovetter, 1985, 2002；Coleman，1988)与性别在市场化过程中是如何共同影响人们收入变动的(England，1992；边燕杰等，2012)。

二、文献回顾 (一) 市场化背景与性别收入差距的关系

社会转型时期的性别收入差距变化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Entwisle and Henderson, 2000；Gustafasson and Li, 2000；Liu，2000)。对转型期中国市场化与性别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¹第一种是“政治平等论”。该观点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对女性有着较为倾斜的政策以保证性别的相对平等，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机制发生了变化(Szelnyi，1978；Nee, 1989, 1991；Bian and Logan, 1996；Zhou，2000；Walder, 1986, 1992)，对女性的政治保障在以竞争为主的市场经济中受到了冲击，因此，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性别的收入差距在拉大(Gustafsson, et al., 2008；王天夫等，2008)。第二种是“市场平等论”。这一观点认为，在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传统文化对两性的制约减少，两性的资质和能力得以平等展现，不平等会被削弱。因此，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收入的性别差距会逐渐缩小(郝大海、李路路，2006)。第三种是“市场变化论”。该观点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市场机制导致了两性收入差距的扩大，之后影响两性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性别歧视，即市场转型使得两性的收入差距出现了先拉大再缩小的变化趋势(李春玲、李实，2008；Boserup，1971)。第四种是“市场无关论”，即认为性别的收入差距有其自身的逻辑，与市场化进程并无关联(张崭新，2004；Bian, et al., 2000；Shu and Bian, 2002，2003)。

无论是强调市场化与性别差异有关的“政治平等论”“市场平等论”或“市场变化论”，还是更注重性别不平等本身的“市场无关论”，都关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或收入回报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的变化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一变化与社会的经济、政治进程存在联系(陈一筠，1988)。从政策的角度出发，市场化削弱了国家对女性较为倾斜的政策作用，女性在“公平”的市场面前与男性的竞争并不乐观。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给予了女性更多的机会，很多女性与男性一样优秀甚至比男性更优秀，使得传统文化(包括男权文化)对两性在社会中发展的影响有所削弱，但是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依旧存在，传统文化对女性社会角色的限制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从政策角度和市场角度出发的对立性解释，分别从政治平等和市场平等的角度指出了在市场化过程中，性别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发生相反的变化趋势：即前者认为市场化程度高的情况下，性别的收入差距会更大；后者认为市场化程度高的情况下，性别的收入差距会缩小。无论哪一种解释更符合实际情况，本文首先认为，市场化背景下性别的收入差距是在变动的。

(二) 市场化背景与社会资本作用变化的关系

影响两性收入不平等变动的机制有很多，既有宏观层面的政策力量削弱和市场力量冲击，也有中微观层面的职业性别隔离和两性人力资本差异(吴愈晓、吴晓刚，2009)。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市场机制是对市场缺陷的补充(Bowles and Gintis, 2002)，并且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回报发挥着重要作用。学界对社会资本概念体系的讨论也非常充分(Bourdieu，1986；Coleman，1988；Putnam，2001；Fukuyama，1995)。林南(2005)在其社会资本理论中将社会资本操作化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从社会网络的观点出发，个体的行为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网络会影响个体所获得的信息、所遵从的社会规范，等等。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通过人情资源渠道和信息资源渠道在市场化转轨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中国社会的“关系”在改革进程中的劳动力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所做的解释包括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Xie and Hannum, 1996)、中国劳动力市场部分改革(Nee，1991)、文化视角观点(Liang，1949；Fei，1992；Hwang，1987；Yang，1994；Yan，1996)以及制度视角“体制洞”的观点等(Bian，2002)。关于市场化背景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边燕杰(2004)从网络作用空间的角度指出，市场在从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社会网络的作用在不断变化。他通过对五城市调查数据的分析指出，网络的作用空间在市场化程度增强的过程中呈现倒U型曲线(Bian, et al., 2000)。

本文试图用社会资本在市场化背景下作用的变化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变化进行解释，探究社会资本因素到底是加剧了性别的不平等，还是削弱了性别不平等。首先，社会资本的质量既包含了网络资源也包含了阶层关联。阶层关联是基于网络资源的社会资本的变异性产物，从而影响着社会资本的强度(边燕杰，2004)。网络资源的拥有量和网络资源的阶层关联虽然都是社会网络的特征，但是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回报有着不同的影响。边燕杰的研究指出：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对收入的影响不大；网络差异的影响是存在的；与精英阶层中的领导层之间的纽带关系对收入有正向影响；与经理层和知识层的纽带关系对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文将分别从网络资源的维度和阶层网络的维度去考察社会资本对收入的性别差异在不同市场化发展水平下的影响。网络资源的维度主要指网络资源在网络结构中的基本构成，包括社会网络的大小、差异、密度以及顶端；阶层网络的维度主要指与各个精英阶层之间的纽带关系，包括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市场化背景下，一方面社会资本的作用在发生着变化，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内部构成在这一变化中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 市场化背景下两性的社会资本对收入回报的影响差异

已有文献关于社会资本与性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二者关系的探讨。然而，在市场化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社会资本对两性在收入回报方面的特殊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市场化、社会资本与性别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两性的社会资本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在哪些方面有差异？根据刘宗粤(2001)的归纳，性别社会差异的相关理论学说包括角色自居说、性别定型说、自我归类说、生物社会说等，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解释两性如何由于性别习得机制的差异，在社会文化、社会分工和社会实践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性别角色(李小云、林志斌，1999)。同样，两性在社会资本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关于两性社会资本差异的观点普遍认为，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的社会网络成员拥有更加多元化的职业和更高的职位，男性可动员的社会资源积累速度更快，进而造成更大的性别不平等(张文宏、杨辉英，2009)。博特(Burt，1998)从网络结构的角度指出，社会资本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同时，他指出，男性可以通过建立大规模、低密度、低等级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社会资本的丰厚回报，但女性却不同，因此女性应该通过借用社会资本而不是建立社会资本来提高其投资的回报。现有的对两性个体社会网络差异的实证研究显示，女性不仅在社会资本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欠缺，获得的社会资本回报也相对更少，因而有学者建议，需要通过动员女性的政治资本来弥补社会资本所带来的差距(朱锡平，2008)。对干部职业群体的调查结果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动用社会网络资源来获得这一职业地位，社会网络因素对女性干部的职位升迁则无明显作用(周玉，2009)。与上述研究结论不同的是，也有学者指出，虽然两性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存在明显差别，但两性在使用关系网络找工作的过程中并没有显著差异，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未婚男性和未婚女性之间的差异，未婚男性倾向于用弱关系或强关系找到工作，而未婚女性几乎都使用强关系(桂勇、张广利，2003)。

既然两性的社会资本存在着差异，那么社会资本作为影响两性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作用机制是什么？这是本文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资源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Lin, 1999, 2001)被普遍认为存在于网络之中，已有研究认为，两性在社会结构中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由于性别因素的限制，两性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以及对这一资源的动员能力：首先，两性处于不同的社会位置之中，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女性的性别隔离仍旧存在(邓峰、丁小浩，2012)。其次，两性对社会资本的获取机制不同，由于女性本身所处的劣势地位，导致在进一步获取社会资源的时候与男性已经存在着起点上的不平等。再次，两性对社会资本的动员机制不同，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网络资源的建立和积累，另一方面是与精英阶层网络关系的建立。因此，男性所拥有的网络资源以及与精英阶层的网络关系比女性更具优势，即男性在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网络资源和阶层网络——较女性而言都有优势。本文试图结合市场化这一宏观背景，分析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女性的劣势地位是否会因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而产生变化。

本文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在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两性收入差距的。有关社会网络的作用，已有研究认为它与经济改革的转型主流是一致的(张文宏，2006)。而本文的关注点在于，在市场化程度不同的情况下，两性之间社会资本的差异是否会呈现相同的变动趋势。也就是说，无论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与社会资本力量的强弱之间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如果将两性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也许会掩盖这一现象背后的性别差异。市场化程度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基于性别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变动趋势。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市场化背景下，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对社会资本作用的强弱以及性别的收入差距都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并且两性社会资本的差异也进一步影响了两性的收入。本文将对市场化背景下性别的收入差距进行分析，从而挖掘或验证不同理论对于性别视角下的劳动力市场的解释效力。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1. 研究问题

本文试图探讨市场化背景下社会网络关系对两性工资收入回报的影响差异。性别的生理角色和社会角色对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回报产生着不同的影响。两性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差异就是社会性别角色建构的产物之一。随着市场化的发展，社会网络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两性的社会网络关系在市场化进程中是遵循着同样的变化轨迹还是有各自的变迁方式？社会网络关系对于两性收入的回报产生了何种影响？具体需要讨论四个问题：第一，市场化与两性收入差距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第二，市场化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第三，社会资本与性别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第四，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与两性收入差距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对于市场化的测量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历时性的数据，另一种是使用横截面数据并根据变量进行分类。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横截面数据，采用第二种方法。中国社会改革是渐进性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与传统体制相断裂的现象，传统的体制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持(孙立平，2008)。本文认同体制内部门可以反映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计划经济环境，体制外部门可以反映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市场经济环境的观点(边燕杰，2002；刘精明, 2006a, 2006b)。因此，采用体制内部门和体制外部门的分类方式可以较好地反映出社会转型后的经济现状和不同的市场化发展水平。

2. 研究假设

针对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市场化对性别的收入差距是有影响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对收入影响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市场化作为一种宏观的制度性因素对个体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并且通过对个体其他因素的影响间接地导致了性别收入差距的变动。因此，市场化既作为社会背景直接导致性别收入差距的变动，也作为控制因素通过对其他社会条件的影响间接导致性别收入差距的变动。对于市场化背景下经济体制的转变，本文通过将单位体制类型分为体制内部门和体制外部门进行操作化，并认为体制外部门的市场化程度高于体制内部门。根据前文提及的对立理论，本文提出一组对立性假设，即根据政治平等论(蔡禾、吴小平，2002)，市场化程度高的情况下，性别的收入差距会更大，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1：体制外部门性别收入差距大于体制内部门。

根据市场平等论，市场化程度高的情况下，性别的收入差距会缩小，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2：体制外部门性别收入差距小于体制内部门。

针对第二个问题，基于权力维续论，本文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作用会得到增强(Bian and Logan, 1996)。那么，无论是体制内部门还是体制外部门，社会资本都存在着影响作用。权力维续论认为，市场转型过程中传统的精英阶层利用自身拥有的权力资源，仍然占据优势地位。如果权力维续论成立，即社会资本的作用在市场化进程中会得到增强，那么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体制外部门，社会资本的作用就要比体制内部门更强。由此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体制外部门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回报作用大于体制内部门。

有关社会资本的内涵，本文分别从网络资源的一般性特征和网络资源的精英化特征两个维度进行说明。网络资源的一般性特征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顶端和网络差异四个方面，用以说明个体所拥有的一般性网络资源。网络资源的精英化特征包括被访者与领导层纽带、经理层纽带和知识层纽带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用以说明个体与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根据以往研究，社会资本的网络资源和阶层网络对收入的回报不同，本文试图将社会资本的一般性特征和精英化特征在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对收入的回报作用分别进行探讨。因此，假设2可以进一步细化为：

假设2.1：体制外部门的网络资源对收入的回报大于体制内部门；

假设2.2：体制外部门的阶层网络对收入的回报大于体制内部门。

针对第三个问题，本文认为，两性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是存在差异的。对于两性的社会资本而言，存在性别偏好(童梅，2012)。女性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相对于男性处于劣势地位，其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也处于劣势地位。男性的社会资本状况体现在其对社会资源的拥有及社会网络的建构方面，男性普遍拥有更利于工作发展的社会网络资源。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更倾向于家庭和情感，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并不具有明显优势。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社会资本对男性的收入回报高于女性。

由于对社会资本的检验可分别从网络资源维度和阶层网络的维度进行分析，因此假设3也可以细化为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3.1：网络资源对男性的收入回报高于女性；

假设3.2：阶层网络对男性的收入回报高于女性。

针对第四个问题，本文认为，两性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其收入回报存在差异。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当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已成为其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两性社会资本的不同所带来的收入回报差异就变得更为突出。男性在市场化进程中通过其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可以扩大自身的社会资本，并对其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的回报产生正向作用。然而，女性所拥有的以家庭、情感为主的社会网络资源在市场化进程中并不一定会继续扩大，同时该类型的社会网络资源对于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并不具有普遍性效力。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在体制外部门，社会资本对男性的收入影响尤其高，即体制外部门男性社会资本的回报既高于体制外部门女性，也高于体制内部门的男性和女性。

同样，假设4也可以细化为：

假设4.1：在体制外部门，网络资源对男性的收入影响尤其高；

假设4.2：在体制外部门，阶层网络对男性的收入影响尤其高。

(二) 研究数据与研究变量 1. 研究数据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2009年在全国八个城市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包括长春、广州、济南、兰州、上海、天津、厦门和西安。调查采用统一的抽样程序和抽样框进行，首先在每个城市进行分区，再在不同的区中随机抽取街道以及居委会，然后进行入户调查。在入户调查时采用生日法选择被访户中生日最接近7月1日的年满18周岁的家庭成员作为被访者。

2. 研究变量

(1) 因变量

本文采用个体的年工资收入作为因变量。将数据中每月40 000元以上的受访者剔除，从而避免奇异值影响数据的整体分布。在回归模型分析中为处理收入的偏态问题，将年工资收入取自然对数纳入模型。

(2) 自变量

性别变量是本文最重要的自变量。为了进一步突出女性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地位，本文将男性作为参照类，女性编码为1，男性编码为0。

体制部门变量是本文另一个重要的自变量。本文对被访者目前所在单位类型进行了区分，其中，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和集体企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市场；个体经营、私营企业、外资/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市场(Bian，2002)。本文将计划经济下的单位类型作为体制内部门，编码为1；市场经济下的单位类型作为体制外部门，编码为0。²

社会资本是本文需要重点说明的自变量。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可以从中获得回报的社会关系(Lin，2001)，在测量时通常操作化为社会网络资本(王卫东，2009；翟学伟，2009)，拜年网作为定位法是对社会资本的结构位置和网络资源非常有效的测量工具(Hsung and Hwang, 1992；傅仰止，2005；Lin and Erikson, 2008；尉建文、赵延东，2011)。本文通过使用春节拜年网对个体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来反映被访者的社会资本特征(边燕杰，2004；张文宏、栾博，2007)。第一步是对社会资源总体结构特征提取因子值1进行分析，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顶端和网络差异(边燕杰，2004；边燕杰、李煜，2001)。网络规模是指被访者在春节期间互相拜年和交往的亲属、好朋友或亲密朋友和一般朋友或相识的总人数；网络密度是指被访者在春节期间拜年的人中亲属所占的比例；网络顶端是指被访者拜年所交往的人中职业声望得分最高的分值；网络差异是指被访者拜年所交往的人中职业声望得分最高的分值和得分最低的分值之间的差值。通过对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顶端和网络差异四个变量提取因子值1来代表网络资源纳入模型。第二步是对被访者与不同阶层纽带关系提取因子的测量，包括与领导层纽带、经理层纽带和知识层纽带(孙立平，2008；边燕杰，2004)。与领导层的纽带关系指受访者拜年交往的人当中与政府机关负责人、党群组织负责人是否有关系，有为1，没有为0；与经理层的纽带关系指被访者拜年交往的人当中与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是否有关系；与知识层的纽带关系指被访者拜年交往的人当中与科学研究人员、法律工作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大学教师是否有关系。将被访者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纽带关系提取因子值2，即阶层网络纳入模型(具体见表 2)。

(3) 控制变量

此外，本文还将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和职业级别，政治资本中的党员身份，结构性因素中的行业类型和地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其中，人力资本使用了三个变量，分别是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和职业级别。教育年限变量根据被访者所填写的目前所拥有的学历换算为时间进行测量，作为连续变量纳入模型。工作年限用2010减去被访者开始第一份工作的时间进行测量，为了避免收入与工作年限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模型中增加了工作年限的平方项，为避免数值过大，将工作年限的平方除以100作为连续变量纳入模型。职业级别根据被访者目前工作所拥有的行政及专业技术级别划分为二分变量，即精英类和非精英类，精英类编码为1，非精英类编码为0。其中精英类包括：拥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有一定级别的负责人员或办事人员，如科级、处级；处于管理职位的商业、农副业服务人员。非精英类包括：无级别的企事业办事人员以及技术和非技术类的服务业人员。

政治资本的测量使用党员身份变量。党员身份为二分变量，是中共党员编码为1，不是编码为0。

有关结构性因素，本文主要控制了行业类型和地域类型两大因素。行业类型根据被访者目前工作所处的行业分为二分变量，垄断或半垄断行业编码为1，非垄断行业编码为0。其中，垄断或半垄断行业包括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及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社会团体；非垄断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地质勘探业，水利管理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饮食业，社会服务业。地域类型则根据被访者所在地域分为内陆和沿海。我国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发展不同，东部沿海地区市场化程度普遍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因此，本文将长春、济南、兰州和西安四个城市作为内陆地域，编码为1，将广州、上海、天津和厦门四个城市作为沿海地域，编码为0。具体变量描述见表 3。

(三) 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统计模型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因变量为收入取自然对数。该方法将模型中性别收入差距看作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性别因素本身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是其他相关因素所导致的收入差距。通过建立基准模型和完全模型以及由此可以产生的一系列嵌套模型，来测量各因素对收入的影响作用。根据这一分析思路，本文首先建立基准模型，通过不断加入控制变量，最终建立完全模型。在建立嵌套模型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通过交互项对不同体制部门间两性的社会资本收入回报进行检验。同样，本文在全样本模型中，将检验性别与体制部门的交互项的影响，然后分别对不同体制部门中性别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进行检验。

四、数据分析 (一) 市场化背景与性别收入差距的关系分析

根据研究设计，本文将总样本分为体制内部门和体制外部门，从而将代表不同市场化发展水平的部门中两性的年平均工资进行均值比较。表 4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在体制内部门还是在体制外部门，男性的平均工资水平都远远高于女性。其中，在体制内部门，男性的平均工资为26 272.87元，女性为19 716.40元，女性收入占男性收入的75.045%；在体制外部门，男性的平均工资为39 506.55元，女性为25 757.40元，女性收入占男性收入的65.198%。可以初步看出，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体制内部门，体制外部门两性的收入差距更大。

为了进一步证明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情况下，性别的收入差距更大，本文分别对体制内样本和体制外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模型控制了教育年限、工作年限、职业级别、党员身份、行业类型、地域类型、网络资源因子和阶层网络因子，将体制内部门和体制外部门的性别系数进行了比较(见表 5)。数据显示，体制内部门的性别系数为-0.171，体制外部门的性别系数为-0.266，并且均在p < 0.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通过计算可以得出，体制内部门Exp性别系数为0.843，说明体制内部门女性工资占男性工资的84.3%；体制外部门Exp性别系数为0.766，说明体制外部门女性工资占男性工资的76.6%。数据结果说明，即便在控制了一系列个体差异和结构差异的相关变量后，体制外部门的性别收入差距仍然大于体制内部门。据此可以证明政治平等论对于本文更具解释力，即市场化程度高的情况下，性别的收入差距会更大。体制外部门性别收入差距大于体制内部门，假设1.1得到了验证，否证了假设1.2。以往的经验研究也发现，体制外部门两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高于体制内部门，研究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体制内部门，国家的性别平等政策和制度的安排更具有约束力(张崭新，2004；边燕杰等，2006)；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体制外部门，由于距离再分配中心相对更远，所以性别歧视就更为严重(王天夫等，2008)。

(二) 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

根据表 6的社会资本模型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对收入回报的影响：网络资源因子和阶层网络因子对于收入都有正向作用，系数分别为0.102和0.088，并且都通过了p < 0.001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总的来看，社会资本是影响收入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体制部门下社会资本对收入回报的影响差异，表 7的体制×社会资本交互模型将体制部门分别与网络资源因子和阶层网络因子进行交互。数据显示，体制部门与网络资源因子的交互项系数为0.081，通过了p < 0.01的显著性检验；体制部门与阶层网络因子的交互项系数为-0.106，也通过了p < 0.0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体制内部门劳动者拥有的网络资源对收入的回报大于体制外部门，而体制内部门劳动者拥有的阶层网络对收入的回报小于体制外部门。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回报确实具有体制差异，但网络资源和阶层网络却呈现出不同的体制差异。网络资源在体制内部门对收入回报的作用大于体制外部门，即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网络资源对收入回报的作用在下降；然而，阶层网络对收入的回报在体制外部门大于体制内部门，即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阶层网络对收入回报的作用在上升。因此，假设2.1不成立，假设2.2得到了验证。

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社会的关系主义文化使得人们更加注重关系的实质内容及其多样性和精英化，进而使得拥有同样结果的网络因为资源内容的差异而体现出不同体制部门的差异。因此，网络资源与阶层网络在市场化背景下对收入的回报呈现不同的变动趋势。个体拥有的网络资源对于收入的正向作用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情况下受到了削弱，但是个体与精英阶层的网络关系对收入的正向作用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情况下得到了增强。本文认为，导致社会资本的两个不同维度在市场化过程中发挥相反作用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下文将要着重探讨的性别因素。

(三) 市场化背景下两性社会资本的差异

根据表 8两性社会资本分布的均值比较可以看出，网络规模从小到大的排序、亲属网络密度从大到小的排序、网络顶端从低到高的排序、网络差异由小到大的排序、与经理层的纽带由小到大的排序以及由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差异和网络顶端提取的网络资源因子值由小到大的排序均依次为体制内女性、体制外女性、体制内男性和体制外男性。可以看出，女性的社会资本相对于男性而言处于劣势，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Fisher and Oliver, 1983；Wellman，1985；Marsden，1987)；并且，体制内部门女性相对于体制外部门女性处于劣势，体制内部门男性相对于体制外部门男性也处于劣势。这说明在市场化进程中，人们对社会资源的拥有情况以及与经理层的纽带关系得到了提升，但社会资本拥有量的增加是否可以增加对收入的回报尚有待继续探讨。

此外，与领导层的纽带关系由小到大的排序为体制外女性、体制内女性、体制外男性和体制内男性。这说明，就与领导阶层建立的网络关系而言，女性相对于男性依旧处于劣势，但是体制内部门女性相对于体制外部门女性具有优势，体制内部门男性相对于体制外部门男性也具有优势。这说明与领导层的纽带关系仍旧是在体制内部门更有优势。与知识层的纽带由小到大的排序依次为体制外女性、体制内女性、体制内男性和体制外男性。这说明与知识层建立的网络关系，体制外部门男性最具优势，女性整体还是处于劣势。

综上所述，女性的社会资本相对于男性而言处于劣势，体制内部门相对于体制外部门处于劣势，但是也存在特例，比如体制内部门男性与领导层的纽带最强，体制外部门男性与知识层的纽带最强，体制内女性与领导层和知识层的纽带关系都强于体制外女性。

(四) 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对收入回报的性别差异

在前文证明假设2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网络资源因子和阶层网络因子分别代表了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在不同体制部门呈现出相反的作用变化趋势。表 5验证了在不同体制部门中性别与网络资源因子和阶层网络因子的交互项对收入的回报差异。

数据显示，对于网络资源因子而言，体制内部门样本中，性别与网络资源因子的交互项系数为0.068，通过了p < 0.05的显著性检验；体制外部门样本中，性别与网络资源因子的交互项系数为-0.01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体制内部门，女性的网络资源对于女性获得收入的正向作用高于男性，而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体制外部门，网络资源对于收入的回报不存在性别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两性的网络资源对于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时会逐渐消失。数据表明，在体制内部门，男性的网络资源回报小于女性，在体制外部门，两性的网络资源回报没有差异。数据结果与假设3.1相悖，即在体制内部门网络资源对女性的收入回报更高，在体制外部门则没有差异。

对于阶层网络因子而言，体制内部门样本中性别与阶层网络因子的交互项系数为-0.093，通过了p < 0.05的显著性检验；体制外部门样本中，性别与阶层网络因子的交互项系数为-0.113，通过了p < 0.0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无论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体制外部门还是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体制内部门，男性阶层网络关系对收入的正向回报都高于女性。数据结果证明了假设3.2，即与精英阶层网络的关系对性别收入差异的影响在不同市场化发展水平下都不利于女性。

进一步将样本分为女性样本和男性样本来看体制背景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表 9的数据显示，女性样本中，体制部门与网络资源因子的交互项系数为0.111，通过了p < 0.001的显著性检验；体制部门与阶层网络因子的交互项系数为-0.08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对女性而言，在体制内部门工作拥有的网络资源对于收入的回报高于在体制外部门，但是所拥有的与精英层的阶层网络关系对收入的回报在体制内外没有差别。男性样本中，体制内部门与网络资源因子的交互系数为0.03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体制内部门与阶层网络因子的交互系数为-0.105，通过了p < 0.0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对男性而言，劳动者所拥有的网络资源对于收入的回报没有体制差异，但是体制内部门的劳动者所拥有的与精英阶层的网络关系对收入的回报小于体制外部门。体制外部门阶层网络对男性的收入影响尤其高，假设4.2成立；体制外部门网络资源对男性的收入影响尤其高，假设4.1不成立。

上述分析说明，无论在何种市场化背景下，与精英阶层的网络关系所导致的性别不平等都存在，但所拥有的网络资源的多少所导致的性别不平等会由于市场化的发展而消减。对于女性而言，在体制内部门拥有社会资源的多少显得更为重要，但在市场化更高的环境中会出现消减。对于男性而言，与精英阶层建立的网络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并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环境中会得到加强。

就社会资本的网络资源维度而言，个体网络特征的资源总量对于体制内部门的女性更有意义，对于男性而言则没有体制差异，即市场化的发展并没有影响到男性网络资源对收入的回报，反而降低了女性通过网络资源获得的收入回报。在验证假设2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网络资源在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对收入的回报作用在下降，对此，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和社会的开放，人们对于“关系”的重视度在提升，从而提升了个体社会资源的拥有量，但是社会资源拥有量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收入回报也随之提高，因为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情况下，市场的透明性和公平性削弱了普遍性的社会资源所发挥的功效。第二，网络资源在两性中发挥的作用不同。随着市场化的发展，网络资源在女性群体中的作用发生了下降，在男性群体中的作用依旧存在，但没有发生明显的趋向性变化。因此，总的来看，网络资源的作用在整体样本中发生了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资源的作用消失了，仅意味着网络资源对于女性的作用在降低，从而导致了女性在收入回报中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地位进一步加深。

根据前文有关女性的社会资本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体制外部门女性拥有的网络资源高于体制内部门女性。既然如此，为什么女性的网络资源在体制外部门还出现了降低？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倾向于使用网络资源的女性都更倾向于选择较为稳定的体制内部门；而倾向于追求公平竞争，不动用网络资源的女性主动选择或是不得已进入了体制外部门，由此造成对网络资源使用偏好不同的女性不平衡地分配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劳动岗位。第二，进入体制内部门工作的女性较少更换工作，在工作过程中积累了稳定深入的网络资源，而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女性工作流动的可能性和机会更多，网络资源的持续性降低，但网络资源的多样性增多。因此，体制外部门女性看似拥有更多的网络资源，但是体制内部门女性所拥有的网络资源带来的收入回报更多。希望以上解释会在以后的研究中通过实证分析加以验证。

就社会资本的阶层网络而言，女性的阶层网络对收入的回报不存在体制差异，体制外部门工作的男性与精英阶层的关系网络对收入回报更有意义，即市场化的发展并没有影响到女性阶层网络对收入的回报，反而提高了男性通过阶层网络获得的收入。在验证假设2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阶层网络在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对收入的回报作用在上升。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和社会的开放，人们对于“关系”的重视度在提升，人们在提升社会网络资源拥有量的同时，也努力提升自身与精英阶层的纽带关系。虽然市场的透明性和公平性削弱了对普遍性社会关系即网络资源的使用，但是根据“权力维续论”，精英阶层的权力并没有削弱，那么与精英阶层的纽带关系所带来的收入回报就相对地得到了提升。第二，两性在与精英阶层建立纽带关系的过程中，女性相对于男性处于劣势地位，因此，随着市场化的发展，阶层网络在女性群体中作用的提高没有显现出来，而在男性群体中则更明显地发挥着提高收入的作用。

此外，在前述关于阶层网络的性别差异分析中可以看出，与领导层的纽带关系以及与知识层的纽带关系，体制内女性比体制外女性有优势，而与经理层的纽带关系体制外女性比体制内女性有优势；在体制内工作中对精英网络的使用主要是领导层，在体制外工作中对精英网络的使用主要是经理层。因此，女性在不同的体制部门具有不同的阶层纽带优势，而不同的阶层纽带优势对应了不同体制部门所需要使用的精英网络，因而最终的结果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五、结论与展望

收入分配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不仅是中国更是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社会问题。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市场化程度的不同，性别收入差距也呈现出不同的状况。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资本是影响性别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结合2009 JSNet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市场化不断深入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也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体制外部门的性别收入差距大于体制内部门，即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性别收入差距较大。

第二，社会资本是劳动力市场中导致性别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网络资源对收入的回报在体制内部门高于体制外部门，与精英阶层的网络关系对收入的回报在体制内部门低于体制外部门，即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环境中，网络资源的作用在减弱，而与精英阶层网络关系的作用却在增强。网络资源和阶层网络分别代表了社会资本的一般性和精英性两个维度。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一方面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在变化，另一方面人们对建立社会资本的重视度也在提高。网络资源维度社会资本的建立相对于阶层网络维度社会资本的建立更具有普遍性和便利性，因此，网络资源拥有的普遍性反而降低了网络资源可能会带来的收入回报。阶层网络维度社会资本的建立更具特殊性和条件性，因此阶层网络对收入回报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和关键。

第三，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体制外部门，女性的社会资本回报小于男性；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体制内部门，女性所拥有的网络资源对收入的回报大于男性，但是女性与精英阶层的网络关系对收入的回报小于男性。这一发现说明，在女性相对男性而言占优势的网络资源方面，市场化的发展使得网络资源对收入的回报作用在下降，从而更进一步拉大了性别的收入差距。女性网络资源的拥有量虽然随着市场化进程普遍地得到提升，但是由于网络资源发挥作用的空间并没有相应地得到提高，从而显得在体制内部门网络资源对收入的回报作用更大。在市场化过程中，男性对于阶层网络的建立相对于女性更有优势，而阶层网络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得到了提高，从而使得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男性其阶层网络对收入回报的作用更大。

总之，本文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因素对于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引入这一因素之后，不仅可以找到导致不同体制单位性别收入差异的重要来源，也可以为性别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提供新的依据，并检验已有的相关理论。无论是基于社会网络资源的视角还是阶层网络关系的视角，对性别世界真相的揭示都是不全面的，只能说在已然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体系中，关系资源的多样性和阶层网络的精英化都分别对收入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注释：

1.其中，“市场变化论”“市场无关论”是本人在西安交通大学工作坊汇报该研究时边燕杰教授建议使用的概念。

2.本文使用的数据中体制内部门的国有企业人数比例较高，可能有部分被访者是国有企业部门中的合同工或是临时工，这也是为什么体制内部门的比例较高(65%)的一个可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