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普遍实施，中国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变革，这激发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的研究，“市场转型与性别平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关于中国市场转型与性别平等的关系问题，目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市场化推动了性别平等的进程，性别这一先赋性因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减弱。比如，在中国农村，改革被认为是为女性提供了非农就业的机会(Matthews and Nee, 2000；Michelson and Parish, 2000)。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化强调效率优先，女性在计划经济时期受到的制度性保护逐渐消失，结果是加深了性别的不平等，导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被边缘化。许多研究都将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男女收入差距归因于从再分配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Parish and Busse, 2000；Shu and Bian, 2003；潘锦棠，2002；王天夫等，2008)。然而，市场转型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并不只是体现在这些方面，职业性别隔离同样是衡量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指标之一。职业性别隔离(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是指男女因性别不同而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职业和工作中(Gross，1968)。职业性别隔离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是RC28¹在回顾和总结55年来社会分层与流动领域得出的19条经验之一(Hout and DiPrete, 2006)。职业性别隔离不仅是男女收入不平等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甚至远远大于同工不同酬的作用，同时还会对在职培训、晋升机会、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一系列非经济影响(Charles and Grusky, 2004；England, et al., 1988；England，1992；Petersen and Morgan, 1995；Treiman and Hartmann, 1981)。通常来说，那些女性比例越高的职业，收入水平越低，提供的培训、晋升等资源和机会也越少。也就是说，职业性别隔离的程度越高，表明男女在不同职业类型中的分布愈加不均衡，收入和许多非经济资源的分布愈加不平等。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一系列研究开始讨论不同国家中的职业性别隔离。近几年来，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也开始受到关注，相关研究围绕中国市场转型下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主要讨论自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性别隔离的水平及其变化趋势(Shu，2005；蔡禾、吴小平，2002；李春玲，2009；吴愈晓、吴晓刚，2008；易定红、廖少宏，2005；张成刚、杨伟国，2013)。在现有对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研究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不同取向的结论。比如，蔡禾和吴小平(2002)分析了1985—2000年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状况，认为职业性别隔离程度正在提高，性别隔离的职业种类也在增加，其中对女性隔离的职业数量多于对男性隔离的职业数量；李春玲(2009)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1982—2005年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自开始进入市场转型阶段至今，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的真实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为了更准确、更可靠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回顾了结论相悖的已有研究，发现导致其结论相悖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在方法上存在严重的缺陷：职业类别划分过于笼统(吴愈晓、吴晓刚，2008)。在进行职业性别隔离的历时性比较时，必须处理至少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为了具有可比性，需采用统一的职业分类系统；二是职业分类体系要尽可能的详细，因为职业类别越详细，计算得到的隔离指数才越接近真实的情况(Bielby and Baron, 1984；Jacobs，1989)。目前，大多数关于中国职业性别隔离趋势的研究并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例如，蔡禾和吴小平(2002)是通过1985年的49种职业、1990年的51种职业和2000年的44种职业的数据来分别计算当年的隔离指数；李春玲(2009)采用1982—2005年合并、统一后的73种职业，得出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论。值得一提的是，吴愈晓、吴晓刚(2008)的研究克服了这一不足，计算得到了1982—2000年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性别隔离指数，发现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呈上升趋势，而在90年代不断下降。除了方法上的不足，已有的研究还没有区分职业性别隔离两类性质的影响因素：一是来自职业性别准入或两性职业选择的真实变化；二是结构效应，即职业规模和构成的变化。换句话说，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职业内部的性别构成，二是不同职业类型的规模(Blau and Hendricks, 1979)。职业性别隔离的历时性比较必须要基于对社会和历史趋势的准确把握，尤其是劳动力结构的长时期变化。最后，中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升已取得重大进步，但经济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仍然存在，特别是在近十几年来还出现女大学生就业难和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等新的问题，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关注到将近几年职业性别隔离的变化。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劳动力市场中性别不平等的最新状态及其持续性变化。

基于此，本文将首先回顾关于职业性别隔离变化的主要解释，并提出在中国情境下的分析思路和研究假设。然后使用1982年、1990年、2000年与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采用有效的测量和计算，克服已有研究的不足，验证从中国经济改革开始至今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及其变化趋势，为检验一些竞争性的理论解释提供更加全面、可靠和准确的经验支持。

二、职业性别隔离的理论争论和研究假设

近几十年职业性别隔离的变化是发生在中国深刻的社会转型中一个复杂的过程，同时受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回顾和讨论职业性别隔离变化的四种主要机制：从再分配机制到市场机制的过渡、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缩小、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和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迁。

(一) 从再分配机制到市场机制的过渡

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国家主导的再分配机制，劳动力的招收和工资分配都由国家统一安排，“统包统配”“铁饭碗”“大锅饭”是对这一时期用工制度的描述。在这一背景下，再加上政府鼓励和保障妇女就业的制度和政策，就形成了女性不断扩大其就业领域，并与男性劳动相融汇混合的特点(金一虹，2006)。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保护机制的国家逐步退出，企业自主权增大，劳动力市场配置的时代开始到来，这必然影响女性在劳动就业领域的地位。具体来说，在效率优先的市场机制下，企业可能出于对女性有更多的家庭责任的考量而偏好男性，女性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企业通常不会雇佣怀孕或有年幼子女的女性(Zhang, et al., 2008)。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女性面临着更大的下岗风险，下岗工人中女性的比例超过70%(王汉生、陈智霞，1998)。与此同时，女性为了平衡家庭和工作，也可能主动选择那些对人力资本要求较低和市场回报也相应较低的职业。一些有孩子的女性会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Parish and Busse, 2000)。这些正是经济学领域理性选择和统计歧视理论关于职业性别隔离形成的主要观点。一方面，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通常会更看重家庭责任。作为理性的个体，她们会倾向某些特定的职业——这些职业对从业者的人力资本要求较低，初始工资高，既易于离开，又比较容易再次进入，对女性中断就业的“惩罚”(penalty)最小。也就是说，女性“理性”地选择了某些职业，以达到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的目的，从而形成职业的性别隔离(Polachek，1981；Zellner，1975)。另一方面，雇主在招募雇员时，会有意或无意地根据其以往的经验，使用包括性别在内的有关特征来判别应聘者的生产力，从而将女性安排在某些特定的职业，如一些事务性的工作(Phelps，1972)。一般而言，男性和女性的表现和优势在不同的领域被认为是不同的。比如，在语言能力、手指灵敏度、人际交往技巧，以及在单调、重复的工作环境下的耐力等方面，女性的表现更为优秀，男性在计算能力、空间感觉、上肢力量等方面的表现比较优秀(Bielby，2001)。在此，雇主遵循的是统计学(大多数)原则，即一种理性的“统计性歧视”。

可见，在中国的市场转型中，当政策性和强制性的平等让位于市场竞争后，劳动力市场机制就推动了两性职业的分化，职业性别隔离程度随之上升。舒晓玲(Shu，2005)的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1990—1995年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也不断提高。吴愈晓、吴晓刚(2008)也指出，在改革的第一个十年(20世纪80年代)，职业性别隔离水平呈上升的趋势。据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在中国市场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职业性别隔离程度将逐渐提高。

(二) 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一直都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开始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为基础教育提供了坚实的保障。1999年的大学扩招政策使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高等教育机会显著增加。25—29岁的人口中获得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从1982年的0.8%上升至1990年的3.3%和2000年的6.7%，2010年更高达20.6%(Xie, et al., 2014)。同时，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最近甚至出现女性超过男性的趋势(Treiman，2013)。教育获得通常被视为最主要的人力资本因素。²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男女人力资本的差距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化——女性的人力资本普遍低于男性，雇主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女性安排在一些对人力资本要求低、收入也低的职业中，职业的性别隔离由此产生。伴随着中国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加，特别是女性受教育层次的显著提高，女性的人力资本有了大幅度增加，男女教育趋同，这些都有助于女性劳动力向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职业流动。例如，李春玲(2009)指出，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女性劳动力向白领职业扩张，这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所带来的。而且，性别偏好有时候使雇主偏离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从长远来看，基于经济上的理性偏好，歧视会逐渐弱化(Becker，1971)。因此，随着中国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缩小，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会逐渐减弱。

(三) 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和妇女地位的提高

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开始批判父权制对中国女性的压迫，探讨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和实现平等的途径。1949年以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男女平等，特别是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国家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天”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推广，“三八女子带电作业班”“女飞行员”“铁姑娘队”等在各地纷纷出现(谭深，1997)。这些不仅改变了社会对女性能力的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拓宽了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广度，她们尝试了许多过去没有从事过，甚至是传统上以男性为主的生产活动(金一虹，2006)。在改革开放之后，男女平等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2010年的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女性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和独立意识，86.6%的人“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88.9%的人“在生活中主要靠自己，很少依赖他人”；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受到挑战，88.6%的受访者同意“男人也应该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其中女性为91.2%，男性为82.0%(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2011)。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社会文化和观念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化；二是西方妇女运动的影响和女权主义的引入强烈冲击了中国的父权制和传统的性别观念；三是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绝大多数家庭子女都是独生的，男孩和女孩在父母的照看或教育投资等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因此更容易接受和养成性别平等观念(Shu，2004；Shu and Zhu, 2012；叶华、吴晓刚，2011)。制度和文化的变化是社会学领域用来解释性别不平等变化趋势的主要观点。社会化理论认为，社会通过各种手段教化个体有关性别规范和相关的象征意义，而个体通过这一过程，学习和使用性别规范及其象征。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知和定位，而这些观念、规范或制度通过长期的社会化得以强化和维持。社会化促使男女产生不同的兴趣和观念，建构起不同的职业期望，偏好某一性别类型职业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只教化个体与其性别相对应的职业所需的技术，只提供关于某一性别类型职业的信息(Reskin，1993)。于是，男性和女性带着这些偏好进入劳动力市场，选择了不同的职业，性别隔离由此产生。与社会学理论一样，女权主义也强调制度和文化的因素，不过它们将职业的性别隔离归结于父权制的作用。一方面，父权制强调男女在生育功能上的差异，以此迫使女性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女性的家庭责任进一步导致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即男性占据了高收入的职业，女性即便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往往也从事某些可以兼顾家庭但发展空间有限的工作，换句话说，这些职业不过是家务劳动的延伸(Strober，1984)。当男女平等观念成为中国社会公众的主流意识，以及父权力量逐渐式微之后，妇女地位会显著提高，男女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流动也会随之改变，从而降低职业性别隔离程度。

(四) 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迁

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职业内部的性别构成，二是不同职业类型的规模(Blau and Hendricks, 1979)。以上三种解释围绕的是职业性别准入的变化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也就是通过具体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动来说明职业性别隔离总体水平的变化。如果职业的相对规模是固定的，那么职业性别隔离的变化可以基于上述三种解释得以说明。但是，当职业的相对规模随时间变化时，隔离程度还应当被看做是结构效应(compositional effect)，即职业规模和构成变化的结果。雅各布斯(Jacobs，1989)指出，对于历史趋势的把握是解释职业性别隔离变化的基础，最主要的是劳动力总体的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整个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主要是经济改革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结果，具体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产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从1982年的33.4%骤降至2010年的10.1%；第二产业的比重略有波动，基本维持在40%—50%之间；第三产业则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中，1982年的比重是21.8%，到2010年翻了一倍，上升至43.2%(国家统计局，2011)。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自改革开放以后不断下降，从1982年的68.1%下降到2010年的36.7%，而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持续增加，分别从1982年的18.4%和13.5%上升至2010年的28.7%和34.6%(国家统计局，2011)。与之相伴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 278万人，男性农民工占65.9%，女性占34.1%。制造业(36.0%)、建筑业(17.7%)、服务业(12.2%)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就业领域。³通常来说，农业部门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要远低于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社区中，经济活动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展开的，男性和女性都被纳入农业生产(Thornton, et al., 2007)。此外，虽然工业化为女性提供了非农就业的机会，但在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地，同样出现了分性别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相关的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女性通常集中在那些不需要技术、工作时间长和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谭深，1997)。可见，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带来了非农职业规模的扩大和非农劳动力人口的增加，从而导致职业性别隔离水平不断增高。

综上所述，关于中国市场转型以来职业性别隔离的变动趋势，我们可以提出两类截然不同的假设。一方面，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强制性的、政策性的平等主义让位于市场竞争，同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这些都导致职业性别隔离的提高。另一方面，男女教育趋同与妇女地位的提高使职业性别隔离的弱化成为一种可能。固然，这些趋势是截然相反的，不可能同时得到验证。也正是这些竞争性机制同时起作用，才使不同的研究发现得以生存下去。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基于客观数据对不同的趋势及机制做出一个有依据的判断。此外，我们还将明确区分职业结构的变化和性别构成的变化这两类性质的影响因素，充分考虑职业结构的变化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探索职业性别隔离变化的原因。

三、数据和方法 (一) 数据

本文使用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中16岁及以上在业人口在每一类职业中的性别分布。这样做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1982年至今的四次人口普查涵盖了中国几乎整个市场转型的过程，使我们得以把握职业性别隔离的持续发展和最新状态；第二，人口普查采用的是中国社会当时最详细的职业类别。正如前文所述，职业类型越详细，计算得到的职业性别隔离指数就更接近于真实的水平(Bielby and Baron, 1984；Jacobs，1989)。

但是，这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四次人口普查使用的职业分类系统是不同的。其中，1982年使用的是“1982年中国标准职业分类”(CSCO1982)，共289类职业，其中非农职业265类；1990年使用的是“1990年中国标准职业分类”(CSCO1990)，共306类职业，其中非农职业283类；2000年使用的是“1999年中国标准职业分类”(CSCO1999)，共408类职业，其中非农职业378类；2010年使用的是“2009年中国标准职业分类”(CSCO2009)，共410类职业，其中非农职业380类。因此，我们有必要建构一个统一的、可比的职业分类系统。本研究是以“1990年中国标准职业分类”(CSCO1990)为基准，经过归类之后，得到的职业类别共计183类，其中非农职业为172类。⁴据此，我们生成一个以职业为基本分析单位的数据库，主要变量包括每一个职业的总人数和分性别的劳动力人数。需要说明的，采用哪一个职业分类系统为基准进行归类并不会对隔离指数的计算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Jacobs，1989)。

(二) 职业性别隔离的测量方法 1. 隔离指数

职业性别隔离的测量一直是困扰研究者的问题。最主要的测量指标是使用奥迪斯·戴德里·邓肯和贝弗莉·邓肯(O. Duncan and B. Duncan，1955)推荐的隔离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D)。其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 D{\rm{ = }}1/2\sum\limits_{i = 1}^n {\left| {{W_i}/W - {M_i}/M} \right| \times 100} $

其中，n是职业的数量，W_i是职业i的女性劳动力数量，W是女性劳动力总数，M_i是职业i的男性劳动力数量，M是男性劳动力总数。它的值在0到100之间，能够反映男女在不同职业类型中分布的不平衡程度。隔离指数的值越大，职业间总体性别隔离程度越严重。当隔离指数为0，职业内部的男女比例大致相同，隔离基本上就被打破了；隔离指数为100，说明男性和女性分别被严格集中在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处于一种彻底的隔离状态。此外，隔离指数的值还表示需要有相应百分比的女性(或男性)改变现有的职业，才能完全消除隔离。

标准化隔离指数 隔离指数的变化不只是由职业内部的性别构成所导致，还受到职业相对规模的影响。例如，某一隔离程度高的职业规模扩大时，即便职业内部的隔离保持不变，隔离指数也会变大(Jacobs，1989)。

为了测量排除职业相对规模影响的性别隔离程度，吉布斯(Gibbs，1965)提出了标准化隔离指数(size-standardized index of dissimilarity，D_standardized):

$ \begin{array}{l} {D_{standardized}} = 1/2\sum\limits_{i = 1}^n {\left| {\left[ {\left({{W_i}/{T_i}} \right)/\sum\limits_{i = 1}^n {\left({{W_i}/{T_i}} \right)} } \right]} \right.} \\ \left. {\;\;\;\;\;\;\;\;\;\;\;\;\;\; - \left[ {\left({{M_i}/{T_i}} \right)/\sum\limits_{i = 1}^n {\left({{M_i}/{T_i}} \right)} } \right]} \right| \times 100 \end{array} $

其中，n是职业的数量，W_i是职业i的女性劳动力数量，M_i是职业i的男性劳动力数量，T_i是职业i的男女劳动力总数。标准化隔离指数反映的是，当职业的相对规模保持不变时，职业性别隔离的程度和变动趋势。与隔离指数一致，它的值同样在0到100之间。标准化隔离指数的值越大，表明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越严重。隔离指数和标准化隔离指数是反映职业性别隔离的十分直观的指标。

隔离指数的分解  职业性别隔离存在两类性质的影响因素：职业性别准入的变化和职业规模的变化。因此，职业性别隔离指数的变动可被分解为两部分：一是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化，二是不同职业类型的规模变化(Blau and Hendricks, 1979)。这两部分对于不同年份之间职业性别隔离的作用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 \begin{array}{l} 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化效应 = 1/2\left[ {\sum\limits_{i = 1}^n {\left| {\frac{{{q_{i1}}{T_{i2}}}}{{\sum\limits_{i = 1}^n {{q_{i1}}{T_{i2}}} }} - \frac{{{p_{i1}}{T_{i2}}}}{{\sum\limits_{i = 1}^n {{p_{i1}}{T_{i2}}} }}} \right|} } \right.\\ \;\;\;\;\;\;\;\;\;\;\;\;\;\;\;\;\;\;\;\;\;\;\;\;\;\;\;\;\;\;\left. { - \sum\limits_{i = 1}^n {\left| {\frac{{{q_{i1}}{T_{i1}}}}{{\sum\limits_{i = 1}^n {{q_{i1}}{T_{i1}}} }} - \frac{{{p_{i1}}{T_{i1}}}}{{\sum\limits_{i = 1}^n {{p_{i1}}{T_{i1}}} }}} \right|} } \right] \times 100 \end{array} $

$ \begin{array}{l} 职业规模的变化效应 = 1/2\left[ {\sum\limits_{i = 1}^n {\left| {\frac{{{q_{i2}}{T_{i1}}}}{{\sum\limits_{i = 1}^n {{q_{i2}}{T_{i1}}} }} - \frac{{{p_{i2}}{T_{i1}}}}{{\sum\limits_{i = 1}^n {{p_{i2}}{T_{i1}}} }}} \right|} } \right.\\ \;\;\;\;\;\;\;\;\;\;\;\;\;\;\;\;\;\;\;\;\;\;\;\;\;\;\;\;\;\;\left. { - \sum\limits_{i = 1}^n {\left| {\frac{{{q_{i1}}{T_{i1}}}}{{\sum\limits_{i = 1}^n {{q_{i1}}{T_{i1}}} }} - \frac{{{p_{i1}}{T_{i1}}}}{{\sum\limits_{i = 1}^n {{p_{i1}}{T_{i1}}} }}} \right|} } \right] \times 100 \end{array} $

其中，p_it=W_it/T_it, q_it=M_it/T_it。W_it是t年职业i的女性劳动力数量，M_it是t年职业i的男性劳动力数量，T_it是t年职业i的男女劳动力总数。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化效应指的是，当不同职业的规模保持不变时，隔离的变化源于具体职业内部性别构成在不同年份间的变动；当控制了职业内部的性别构成时，隔离变化的唯一来源就是不同职业类别的规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职业规模的变化效应。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是以初始年份的性别构成和职业规模为基准进行加权，权重的选择并不影响研究结果。这两类效应相加并不一定等于两年之间隔离指数的差，残差可以被看做两类效应的交互作用(Blau and Hendricks, 1979)。

2. 职业的性别类型

为了简明需要，我们在本研究中还使用了性别类型职业(gender-typed occupations)测量指标(Reskin，1993)，它是基于各职业内部的女性比例对所有职业进行分类。最为广泛接受的标准是将女性比例超过70%的职业称为“女性职业”(female-dominated occupations)，女性比例低于30%的称为“男性职业”(male-dominated occupations)，女性比例处于30%—70%的是“中性职业”(gender-integrated occupations)。尽管这一指标无法像隔离指数那样精确计算隔离水平，但它能够反映具体职业性别构成的变化，即哪些类型的职业在发生变化以及变化的程度，从而揭示隔离水平变化的内在构成和特征。

接下来，本文将基于1982—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所建构的职业数据库，计算隔离指数和性别类型职业，勾勒出在过去30多年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程度及其变化趋势。

四、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发展趋势 (一) 职业性别隔离的总体水平

图 1反映的是1982—2010年中国职业的性别隔离指数及其变化趋势。首先，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始终存在性别隔离现象。1982年的性别隔离指数是18.3，1990年是18.1，2000年略有上升，为19.1，之后上升趋势明显，到2010年隔离指数是24.0，达到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在2010年，如果要消除职业的性别隔离，约24%的男性或女性需要改变现有的职业。

在全部职业的性别隔离整体上持续提高的同时，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这与吴愈晓、吴晓刚(2008)关于1982—2000年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研究发现基本一致。具体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呈上升趋势，从1982年的40.7增加到1990年的45.7，但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减小，到2000年下降为41.3。本研究还进一步指出，自2000年以来，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仍在下降，2010年为37.1，是3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在非农职业领域，只有约37%的男性或女性改变现有的职业才能消除职业的性别隔离。

我们看到，职业性别隔离的总体水平和非农职业性别隔离的发展趋势截然不同。正如前文所述，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要远远高于农业部门的职业性别隔离。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第二、三产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随着农业劳动人口的锐减，中国全体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不断提高，而非农职业性别隔离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上升期后持续下降。实际上，在控制了职业规模后，标准化隔离指数也在不断下降。标准化隔离指数在1982年是41.4，1990年是40.3，到2000年下降到33.1，2010年仅为28.2，这和非农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

(二) 职业性别隔离变化的分解

职业性别隔离指数的变化可以被分解为两部分：一是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化，二是不同职业类型的规模变化(Blau and Hendricks, 1979)。表 1呈现的是1982—2010年职业内部性别构成和职业规模两大因素在隔离指数变化中的相对作用。我们首先来看全部职业的性别隔离。全部职业的隔离指数在1982—1990年的变化很小，仅仅下降了0.3，职业内部性别构成与职业规模都起到一定作用。从1990年以后，隔离指数开始上升，到2000年增加了1.0，这主要是职业规模的效应(+2.6)。隔离指数的上升趋势在2000年以后体现得更为明显，到2010年增加了4.9。尽管职业内部性别隔离在降低(-1.1)，但职业规模的变化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隔离指数的上升(+6.5)。职业内部性别构成与职业规模的交互效应在这三个时期都很小。

在非农职业中，性别隔离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1982—1990年，隔离指数变大(+5.0)，最主要的原因是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在上升(+3.7)。1990—2010年，隔离指数持续下降，在两个10年间分别下降了4.4和4.2。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程度在降低，性别构成效应均是-3.8。这三个时期的职业规模效应和交互效应都很小。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全部职业的性别隔离水平在上升，主要是职业规模的变化在起作用，即农业劳动力人口及其比例大幅度下降。其中，隔离指数显著上升的拐点出现在2000年，我们所计算的农业人口(即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数量及其比例正是在2000—2010年这10年间锐减，从64.4%下降至47.3%。⁵与此同时，第二、三产业快速发展，非农职业规模和就业人口显著增加。其次，非农职业性别隔离的变化主要源于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化。具体表现是：在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间(20世纪80年代)，非农职业内部的男女构成失衡，性别隔离程度有所上升；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非农职业内部的性别分布日趋平衡，性别隔离水平持续下降。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全体职业中，还是在非农职业中，性别构成的变化整体上减少了职业性别隔离。由此，我们明确区分了职业结构的变化和性别构成的变化这两类因素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然而，性别构成的变化对我们理解性别不平等是最有实质意义的。我们接下来主要借助职业的性别类型这一常见的测量指标来考察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效应，特别是来解释非农职业性别隔离变动的内在构成和特征。

五、职业性别类型的分布和变化

职业的性别类型是基于各职业内部的女性比例对所有职业进行分类。通常来说，女性比例超过70%的职业被称为“女性职业”；女性比例低于30%的被称为“男性职业”；而女性比例处于30%和70%之间的是“中性职业”。通过分析这三类职业在不同时期的分布，以及具体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动，我们可以看到哪些职业在发生变化以及变化的程度。

(一) 职业性别类型的分布

究竟是哪些职业发生了改变？具体是怎么改变的？表 2是1982—2010年职业性别类型的分布，非农职业共有172个。由表 2可知，在非农职业领域，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的数量自1982年以来不断减少。男性职业从1982年的82个下降至2010年的53个，降幅较大；女性职业从1982年的21个降至2010年的9个；与此同时，中性职业的数量大幅度上升，到2010年多达110个。分时期来看，在1982年，近一半的职业都是男性职业；从1990年以后，中性职业在所有职业中的数量和比重开始超过男性职业，2010年的比重高达64.0%。女性职业的比重始终是最低的，并从1990年以后逐渐减少，2010年仅占5.2%。

相对规模的变化同样体现了这一趋势。图 2显示，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的人数占所有工作者的比例均有所下降。其中，男性职业下降的幅度更大，1982年占45.1%，到2010年减少了近10个百分点，为36.6%。同时，中性职业的相对规模不断增加，从1982年的43.9%增加到2010年的53.9%。总的来看，从改革开放以来，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减少，中性职业持续增加，非农职业的男女分布日趋平衡。

我们接下来通过比较不同年份之间职业性别类型的分布来看职业性别类型的变化趋势(见表 3)。结果发现：1982—2010年，共有39.5%的职业在性别类型上发生了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向中性职业的转变，分别有一半的男性职业和61.9%的女性职业变成了中性职业。另有近20%的中性职业转变为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但几乎没有发生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之间的互换。

分时期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共有12.8%的职业类型发生变化，分别有15.9%的男性职业和14.3%的女性职业转变为中性职业；到了20世纪90年代，又有26.7%的职业变成了中性职业，男性职业中变化的比例有31.9%，女性职业中的比例高达47.6%；在2000—2010年，发生变化的比例共有14.5%，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中的比例分别是20.0%和46.2%。和上文所述一致的是，中性职业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迅速。而且，与男性职业相比，有更多的女性职业变为中性职业。

总的来说，非农职业性别隔离的变化主要是职业内部性别构成变化的结果，其具体表现就是职业性别类型逐渐走向中性化。非农职业的中性化趋势主要出现在1990年以后，隔离指数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下降的。

(二) 职业性别类型的中性化

如上文所述，非农职业逐渐走向中性化是性别隔离程度不断下降的具体体现。然而，具体是哪些职业，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性别不平等是至关重要的。具体来说，男性职业的中性化究竟是女性的进军，还是男性的撤退？女性职业的中性化究竟是男性的占领，还是女性的退出？不同的答案代表了性别不平等逐渐弱化或不断加剧这两个完全相反的趋势。

首先，对于男性职业的中性化，我们可以来看女性比例上升最快的职业是哪些。如果是最好的职业，就说明女性进入了一些传统上以男性为主、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职业，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下降可以被认为是性别不平等在减弱。相反，如果是不好的职业，就反映女性不过是接管了那些男性为了追求更好职业而剩下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职业，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下降不仅不能被视为性别不平等在降低，反而是性别不平等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我们通过职业的ISEI、声望和各职业中女性比例上升的变化率来回答这个问题。图 3-1和图 3-2分别表明的是2010年与1982年两个年份间女性比例在不同的职业ISEI和声望得分上发生的变化。职业的ISEI是由甘泽布姆等(Ganzeboom, et al., 1992)对邓肯(Duncan，1961)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Duncans’SEI)的改进，是基于职业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收入计算而来；职业声望是由唐启明(Treiman，1977)整合60个国家的职业声望量表编制而成。这两个指标代表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测量的两大维度：社会经济维度和声望维度。如图 3-1和图 3-2所示，2010年与1982年女性比例之比呈显著上升的职业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职业。其中，相比于职业的ISEI，这一特征在职业声望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也就是说，女性比例上升最快的是社会经济地位高的职业。

表 4列举了1982—2010年女性比例变化增长最快的前十种职业。由表 4的上半部分可知，女性比例上升最快的10个职业大多属于专业技术类。这些职业在1982年全部是男性职业，但到了2010年有6个变成中性职业。我们也看到，在从男性职业变为中性职业的41类职业中，近70%都属于专业技术类。女性向白领职业扩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中高层白领职业中，女性比例上升尤为突出(李春玲，2009)。女性开始进入这些传统上以男性为主的生产活动，一方面反映出男女分工和职业类型的一些传统观念被打破了。比如，“消防人员”往往被认为是富有男性气质的职业，在1982年的女性比例仅为1.5%，到2010年上升至8.8%，增加了5倍。另一方面，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她们有能力进入那些对人力资本要求高、市场回报和社会声望也高的职业中去。例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机构负责人”的女性比例从1982年的5.7%上升至2010年的20.3%。

女性职业变为中性职业究竟是男性的占领还是女性的退出？我们有必要看女性劳动力参与是否发生变化，也就是女性劳动力在各职业中比例的变化。实际上，表 4的下半部分报告了1982—2010年女性比例相对下降最大的前十种职业。这些职业几乎全部属于第二产业(制造业)。在1982年，这些职业大多属于中性职业，而在2010年基本都成了男性职业。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的服务型职业是以女性为主，伴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女性从第二产业流入第三产业，这可能带来一些以男性为主的职业更加男性化，或更多的女性集中在传统的女性职业(吴愈晓、吴晓刚，2008)。我们统计了女性在所有职业中的比例以及2010年与1982年的比率。表 5报告的是1982—2010年间女性在所有职业中的比例上升幅度最大或下降幅度最大的前十种职业。由表 5的上半部分可知，女性在专业技术类、服务业中的比重增幅最大；表 5的下半部分表明，女性在第二产业的职业类型中的比例显著减少。

从整体上来看，女性劳动力中的生产人员、运输人员和有关人员及其比重不断减少，从1982年的56.6%下降至2010年的35.2%；商业、服务业人员逐渐成为女性劳动力的主体，从1982年的18.8%增加至2010年的38.8%，已经高于前者的比例。相应的，在生产人员、运输人员和有关人员这一职业大类中，女性在四分之三左右的职业小类中的比例都在减少；而女性在近80%的商业、服务业职业中的比重增加。除了商业、服务业，女性劳动力的分布也越来越集中在专业技术和办事人员领域。从女性职业变为中性职业的13类职业中，约一半都属于第二产业的职业类型。总之，伴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女性劳动力的确正在从制造业中流出，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商业、服务业领域, 制造业变得越来越男性化。从这个角度出发，女性职业的中性化反而是深化了性别不平等。

综上所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性职业的数量和比重逐渐增加，非农职业的中性化成为大势所趋。突出的表现是，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劳动力进入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职业；另一方面，女性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商业、服务业领域。前者与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密切相关，后者可能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这些是中国非农职业的性别构成逐渐趋向于平衡分布, 性别隔离程度随之持续降低的具体体现。

六、结论与讨论

利用1982—2010年中国四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详尽、统一的职业分类系统，我们得以克服已有研究在方法上的不足，对中国经济改革至今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及其变化趋势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明确区分职业结构的变化和性别构成的变化两类影响因素来探索职业性别隔离变化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研究发现:

首先，职业性别隔离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始终存在的现象。其中，职业总体的性别隔离程度自1982年至今持续上升，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则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前者主要是职业规模的效应，具体而言, 就是农业劳动力人口及其比重锐减，而农业部门的职业性别隔离要远远低于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后者则是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效应，也就是非农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程度上升或下降所导致的。

其次，非农职业性别隔离的上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前10年(1982—1990)。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非农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提高。也就是说，职业内部的男女分布更加不平衡。这一时期的主导因素可能是从再分配向市场化的转型——在市场化初期，国家保护机制骤然消失，劳动力市场配置起了主导作用，女性劳动力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在随后的20年间(1990—2010)，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不断下降。这主要是因为非农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在降低。其表现就是大量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向中性职业转变，中性职业的数量、比重及相对规模不断增加。到2010年，大多数非农职业都已经是中性职业，即职业内部的男女构成趋向平衡分布。

第三，尽管职业性别类型的中性化是性别隔离水平不断下降的具体表现，但这并不等同于性别不平等的弱化。一方面，男性职业的中性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女性的进军，也就是说，大量女性进入传统上的男性职业。这些职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高，社会经济地位也相对较高。这不仅说明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缩小降低了男女人力资本的差距，使女性得以进入上述职业，同时也反映性别分工的一些传统观念被打破。另一方面，伴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商业、服务业人员成为女性劳动力的主体，而某些制造业职业更加男性化，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深了性别不平等。

通过以上这些研究结果，我们证实职业结构的变化是影响职业性别隔离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进行职业性别隔离的历时性比较时，绝不能脱离对劳动力市场的整体考察。更重要的是，我们明确区分了职业结构的变化和性别构成的变化这两类因素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后者对我们认识性别不平等更有实质意义。

还要指出的一点是，本研究使用的是人口普查数据，无法对所列举的不同因素对中国职业性别隔离及其变化的影响作严格的检验。职业性别隔离的上述影响因素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考虑到职业性别隔离对于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职业性别类型的中性化是否会带来职业回报的变化？是否会减少收入差距？这些都有待更加详尽的数据和相关的后续研究来证实，并进一步推进职业的性别隔离研究。

注释：

1. RC28是国际社会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下属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Mobility)。它是该学会的第28个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mmittee 28)，故简称为RC28。

2.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是经济学用来解释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主流理论取向，其重点是关注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教育、培训、工作经验等)对个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果、部门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教育与就业之间的正相关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越高，劳动参与的可能性越大(Mincer，1974)。

3.数据来源：2011年中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fxbg/201204/t20120427_16154.html。

4.我们以“1990年中国标准职业分类”(CSCO1990)为基准进行归类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保留职业小类，得到一个统一的、可比的职业分类系统。其中，非农职业指的是除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这一职业大类以外的所有职业，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人员，运输人员和有关人员，以及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有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该职业分类系统。

5.这里计算的是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这一职业大类的从业人员及其比例，数据来自1982—2010年的四次人口普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