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作为一种次级社会团体，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充分发展。作为中介和桥梁，行业协会起到协调、沟通、稳定、保护、利益代表、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等作用，在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主要是围绕行业协会的政治整合、集体行动和利益代表体系的角色和功能来论述行业协会的作用。对中国行会的研究，最早起于1920年代的加腾繁和全汉昇等史学家(徐振国，2008：78)；自1950年代开展的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行会问题再次引起人们关注(彭泽益，1988)；1990年代以来，转型经济社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活跃的部分就是私人企业和各类组织的兴起，这引发了学界对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社会组织的大量研究。

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的产生是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研究者大多注意到，由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引发宏观外部环境的变化，如市场功能的发挥、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改变等对协会发展的影响，并形成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以及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两种研究取向(郁建兴、宋晓清，2009)。¹前者的研究侧重于将协会作为一种减少交易成本的市场经济治理结构，后者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并形成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两种主流观点的研究。公民社会理论从多元主义的角度切入，强调国家对社团干预的放松和市场发展对协会的影响；法团主义则强调国家对协会的控制与合作，和国家与协会发展的一种特殊关系(王信贤，2006:31-36；Unger，2008；张紧跟，2012)。无论是公民社会理论还是法团主义理论，都敏感地捕捉到因经济和社会转型而发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反过来说，市场经济背景下行业协会的出现为这些理论在中国的活跃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在上述两大类主流的观点之外，还有一类重要的研究为理解当代中国的行业协会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这些研究关注到企业及行业协会对政府机构、政府官员的依赖关系，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依附理论”的视角。王达伟(Wank，2002)建议，对行业协会的研究应该将焦点放在结构性的因素与实际运作中权力的区别上，而不是建立国家与市场二分的理论。这一观点认为，由于国家权力的保留、市场的不完全和政党的控制意识，形成了企业对政府(官员)及行业协会对政府的依附关系，协会并没有得到企业的认同，而仍然镶嵌于国家机构内部(Pearson，1997；Foster，2002；Wank，2002)。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中国学者的足够关注。²

由此而论，依附理论视角可以说为中国当代行业协会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途径。以往对当代中国的行业协会影响的研究，大部分直接关注于国家和协会两方，如国家对协会的支持或控制，以及协会自身内部的治理结构，而较少从企业个体本身的角度去探讨协会的问题。依附理论所补充的个体视角的研究，提供了在这一主题上重要的量化研究途径。其次，在依附理论的框架下，原有研究中被忽略的一些因素引起了研究的重视，如政府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的解释变量，以及国家就经济的干预对企业行动及其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等等，而这些变量恰恰都是当代中国行业协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依附理论的研究强调当代行业协会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为揭示国家、企业和行业协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可行的分析框架。

本文将关注行业协会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尤其是其中依附理论的视角。文章首先回顾公民社会及法团主义视角下协会的研究及其局限，其次介绍依附理论视角下的几个重要的研究和主要观点，最后就依附理论对中国行业协会研究的适用性和前景进行简略的评价。

一、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对中国行业协会的解释

有的学者认为，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这两种理论对社会组织的解释反映了对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中的不同观点的争论(Unger，2008)。³虽然对行业协会现象的解释被两种表面上矛盾的理论所引领，甚至引发了两者的争论，但在对这些文献进一步梳理时可以发现，以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的研究，分别回应了改革开放后我国行业协会的两种不同的形成途径和特征。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对应的是体制外的、自下而上途径的、由市场经济的力量而促进自发形成的行业协会；国家主导型行业协会则是官方授权或委托成立的体制内的、自上而下的行业协会。公民社会的视角将协会与私营经济领域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发展出来的策略结合起来，认为协会是市场经济领域自发形成的整合工具(Whyte，1992；White, 1993; Madsen, 1993；王名等，2001)，法团主义则认为协会是国家的吸纳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建立制度性连接工具和控制手段(Unger, 1996; Saich, 2001)。两种大相径庭的主流研究的观点之所以能在同一领域中共存，正是社会组织领域新涌现多种类型组织的体现，也是转型时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情景多面向特性的反映。

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对应于体制外的、由市场经济力量所促使自发形成的行业协会，这些行会多集中于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特别是小商品生产发达的浙江温州地区或农村地区。重要的研究包括怀特(white, 1993)对浙江萧山地区的研究，陈剩勇和魏仲庆(2003)、贾西津等(2004)、郁建兴等(2008)、沈恒超等(2003)、贾西津等(2004)、江华(2008)等对温州地区行业协会的研究，仝志辉(2005)、于洪生(2005)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协会的研究等等。江华(2008)指出，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没有理顺“地、业、会”之间的关系，加上行业协会组织边界的约束、部门条块分割及其利益诉求、企业家的利益驱动等原因，使“一业多会”在一些地区成为可能。这些研究发现自下而上的、非官方的民间经济组织正在成长，它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自主发展。

法团主义的视角提供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另一种模式(Chen，1993；Unger and Chen, 1995；Saich，2001：207；张静，2005；顾昕、王旭，2005；吴建平，2012)，也提供了行业协会的另一种解释。安戈和陈佩华(Unger and Chen, 1995：106)认为，“公民社会”的观点只关注于社团组织的中间的层面和它们拓展的“空间”，分析框架由于强调独立性而脱离真实的社团实际，相对而言，法团主义则更准确地刻画了社团组织的真实动态。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法团主义是国家控制放松后的产物，而行业协会则发展成为国家控制的替代工具(Unger and Chen, 1995：106-107；Dickson，2000：83-85)。这些由官方授权或委托成立的体制内的、自上而下的行业协会由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组建，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下中国政府体制变革的产物”，行业协会的特征和管理模式是政府主导的(李莉、陈秀峰，2009)，其生成途径和特征与法团主义的“层峰组织”有极大的相似性。安戈(Unger，2008)在12年间考察了某城市的大、中和小商业主成立的三个协会，发现他们虽然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但它们的形式都是相同的，即都在国家法团主义之下运作。考虑国家涉入社会团体的程度，多数持法团主义观点的学者认同中国是一种国家法团主义(Unger and Chen, 1995：105；顾昕、王旭，2005)。其他学者则看到法团主义在中国的特殊性，提出法团主义在中国的变种：中国典型特征的合作主义(马秋莎，2007)；强调利益合作观念的新法团主义(Dittmer, 1995)；“利益契合”的法团主义(江华等，2011)；依附—法团主义(Pearson, 1997)等等。⁴

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都曾经乐观地预测了行业协会的稳步发展。公民社会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中国的社团和协会将会出现更多公民社会的元素，自下而上的协会的自主性和成员认同会进一步增加，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协会的功能将得到充分发挥。在法团主义的逻辑和分类控制理论下(康晓光、韩恒，2005；王信贤，2006)，出于对游离于传统体制外的企业控制的需要和政府经济功能的替代，行业协会是国家鼓励发展的社会组织。因此，在这两种理论的逻辑下，随着国家的支持、协会自主性和成员认同感的增加，这两种模式可能进一步发展并且达到某种程度融合的可能：草根型协会为国家所接纳，国家法团主义走向更自主的社会法团主义(Unger and Chen, 1995)。

但实践却并未如理论的预测那样发展，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行业协会却仍长期只是低活跃度地、形式地运作。怀特在1990年代早期曾质疑蓬勃的社会组织运动是否能使中国导向公民社会，因为新出现的社会组织并不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以及像西方国家的利益集团那样运作的社会环境(White et al, 1996)，20年过去了，怀特的疑问依然存在。在公民社会解释下的自下而上的协会，既没有获得更多的自主性，也没有获得其成员的认可而成为代表他们利益的自治组织，形成与国家制衡的自治领域。法团主义的支持者安戈(Unger，2008)对商业协会的新研究也发现，“由于政府掌控各种变化而将政策倒置，发展已经停滞”。这两种理论虽然描述了协会发展的现状，却难以预测它们的发展方向和可能性，因此，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并没有完全揭示中国行业协会发展的动力和影响其运作的深层原因。

二、行业协会对政府的嵌入和依赖——依附理论的研究

在这两大类主流的观点之外，还有一类重要的研究对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并为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行业协会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这些研究涉及行业协会、企业对政府机构、政府官员的嵌入和依赖关系，他们都同时支持了一类观点，企业家与官僚的依附关系影响了行业协会的运作，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依附理论”的视角。依附主义(clientelism)(华尔德，1996)，或称保护主义、庇护主义(谢岳，2009)、侍从主义(王金寿，2006)。传统的恩赐—依附关系涉及的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之间的依赖关系，然而，在另一个分析层次上，它更注重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模式(Lemarchand，1981:16)，兰德(Lande，1977: xviii)把恩赐—依附关系看做是功能不全之制度的附属品。在现代化理论的视角下，有学者认为依附的程度和结构与社会与经济过程在现代化中的特定的历史情景有关(lemarchand，1981:16)。这种新依附理论的观点认为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使新的资源的动员成为可能，重要的问题是研究新的资源究竟可以由什么人支配，通过怎样的途径进行？依附理论对中国行业协会研究的视角可以为我们理解转型时期企业的行为及集体行动过程提供有建设性的贡献。

(一) 依附理论的几个重要研究及对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视角的批评

王达伟(Wank, 2002)认为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的研究集中于讨论国家与社会的二分，对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的现状缺乏解释力，而行业协会的研究应该更关注结构性的因素与实际运作中权力的区别。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观点相反，依附理论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改革开放后没有明显变化(Foster, 2002)。王达伟(Wank，1999)提出，中国的经济精英与官员存在着“共生的依附主义”(symbiotic clientelism)和“恩赐—依附”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他认为在华尔德(1996)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描述的依附关系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商品化的共产主义”(commodifying communism)，以一种官员和企业之间的商品形式出现, 国家的权力保留和发展经济的政策成为新依附关系的两个支柱(Wank，1999)。这种企业对政府(官员)的依附关系对中国的行业协会的影响是巨大的(Foster，2002)。依附理论的几个主要研究都对公民社会及法团主义的观点在中国的运用直接和间接的提出了批评。

1. 行业协会嵌入政府管理机构

福斯特(Foster，2002)的研究使用了“嵌入”(embedded)一词。他认为，要理解行业协会在中国的产生和角色，必须分析它们与国家及政党组织的联系，及这些联系如何影响它们的特征和运作，同时要考虑地方官僚的功能。福斯特在烟台的研究表明, 几乎所有的行业协会都是政府机构创设的，协会并非“变成”国家的附属物，也不是被政府机构“指派”或被“捕获”，它就是国家装置(器官)的部分，并在这一限制内开展活动。国家机构提供许可给“他们自己”创设协会，政府提供资金资助、场地等，并指定官员，支付薪水。所谓中国的企业在国家之外创设了协会的这种想象显然是误导的。在结构和实际运作上，一方面烟台的行业协会设立了自愿的、合作过程的正式结构，但另一方面，协会是嵌入政府管理的结构和过程之中，行业协会设计并没有代表成员的利益，而是协助政府机构。因此作者同意瑞·叶泊(Ray Yep)的观点，虽然它们在正式的结构上是法团主义的，但其实际存在和运作与法团主义的核心——利益集团政治或中间协调——无关。

依附理论对将公民社会理论运用于行业协会的研究也提出了批评。内维特(Nevitt，1996)认为，中国的协会如果出现公民社会的元素，最应该在SELA(个体劳动者协会)和IFC(工商业联合会)中找到，然而对天津SELA和IFC的调研却发现，公民社会理论很难描述这一现象。实际上，SELA和IFC都与政府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它原来就是政府的政治团体，而不是公民社会情景下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

2. 没有身份认同的私营企业

王达伟(Wank，1995；1999)、蔡欣怡(Tsai，2005；蔡欣怡，2013)的研究从私营企业出发，发现除了行业协会本身的依附性，企业普遍没有身份认同，这是行业协会没有得到认可的原因。王达伟(Wank，1995)在对厦门企业的调查中描述了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互相缠绕的关系。他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和实践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即前东欧国家企业家寻求与其他企业家的联盟，并加强了他们作为政治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的代表性，而这一假设是否在中国成立？在对企业家政治态度的调查中，王达伟发现，厦门的大部分企业主缺乏身份认同，他们没有对民主的要求，也没有显现更多的横向联合的意愿；与寻找新的商业机会相比，优秀而有抱负的私人企业家更重要的是极力寻找机会建立与成功政治精英的联系。王达伟认为，这一现象可以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找到制度的解释, 国家的权力保留和发展经济的政策成为新的依附关系的两个支柱。原来的政治精英通过国家垄断使权力得到保留，通过国家的经济政策，不仅使权力寻租得以发生，并且刺激了保留权力的新动力(Wank, 1999)。蔡欣怡(2013：97)发现，调查数据和案例研究提供的是中国的私营企业的多样性的特征；私营企业中的精英和小企业主的分歧巨大，背景不同和行业不同的企业，难以形成共同阶级和集体行动(Tsai, 2005)。

3. 地方繁荣提高了行业协会的嵌入程度

迪克森(Dickson，2000)在1997年秋季至1999年春季，在浙江、山东、河北和湖南四省的8个地区，对524名大型和中型的私营企业主或管理者，和230名管理私营经济领域的政党或政府机构官员发放了调查问卷。与其他多数研究者一样，迪克森设计问卷的初衷即试图弄清的问题乃是组织自主性的问题，他认为这是理解国家的法团主义战略是否凑效，或者公民社会是否已经出现的关键因素。然而，迪克森发现，在组织的自主性问题上，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大部分商人都认为协会能代表他们的观点、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影响政策执行，但同时他们也认为协会代表了政府的观点(85)。最令人吃惊的发现是，地方繁荣程度影响了企业家对行业协会的看法，发达地区呈现的是更高的嵌入程度，而不是自治性。在迪克森看来这一发现质疑了企业家会成为政治变革的代理人和行业协会会走向社会法团主义倾向的观点(82)。迪克森认为，在中国行业协会的角色从来没有自治过，“法团主义的模式的分析在中国是自我限制的，不能解释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性安排”(64)。

公民社会理论关注的是协会自主性和成员的代表性，但皮尔森对中国的各种商业组织和商业性中介组织的研究表明，在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新经济精英和其所组成的组织，并没有向国家提出政治变革的需求(Pearson, 1997)。相反，新产生的经济精英与政府官员由于各种原因对国家形成了新的依赖(Pearson, 1997；Saich，2001)。中国的私人企业家没有寻求自治地位，没有表现出分享利益和集体行动及更明确的公民意识，他们甚至比不繁荣的时候更支持国家的领导，这与西方精英的公民社会理论是完全相反的，与其寻求自治，他们更寻求嵌入(Dickson，2000:85；Tsai，2005)。公民社会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但很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并非分化了国家与社会，而是更加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的分野(Solinger，1993：270；Wank, 1999；Saich，2001)。⁵

(二) 行业协会依附于政府的原因

依附理论首先从两个方面指出了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研究中的依附关系，一是协会对政府的依附，二是企业对政府(官员)的依附。就行业协会对政府依赖的角度，这一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为这种依附关系提供了温床；并且国家对自组织的控制策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依附。就企业对政府(官员)依附的角度，研究认为企业对政府(官员)的依附是造成协会依附现象的根本原因。其次，依附理论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后权力结构和市场体制的因素，及其政党对社会的控制思维都是造成依附关系的重要原因，这种依附关系并不是基于个人的，而与改革开放、执政体制、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等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因素有关。最后，依附理论认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协会和协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差异体现在中央和地方层面上的分歧及企业家自身的分歧。

依附主义认为造成行业协会依附于政府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 历史上行业协会的双重性——对政府关系的依赖

很多研究者指出中国古代行会的产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传统的皇权体制下，行会是国家统治工商业界的重要手段，与西方基尔特的高度自主性、自律性和排他性的商业组织有巨大的差异(彭泽益，1988；秦晖，1999；徐振国，2008：82-83)。双面性质的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它既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国家统治，有活动的自由，但也缺乏权力，及从私人利益的角度与国家对抗(Pearson，1997：117，147)。大多数研究中国行会历史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的行会与政府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其原因之一是政府必须利用行会达到各方面的目的, 二是行会也需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发挥某些方面的职能, 因而二者之间有着互用互补的关系(朱英，2003)。金观涛和刘青峰(2011)甚至认为，形成中国超稳定政治体系的重要根基之一就是这种利益共生的行业制度。

2. 政党的控制意识影响了协会的依附

历史上协会的二重性在改革开放后被重塑了：政党试图把它打造成为国家和社会之间新的“传输纽带”(Pearson，1997：116-121)；政党的控制意识造成行业协会依附性进一步加深；国家设计的法团的战略与依附主义的互相补充，由此阻止了企业家横向联盟的形成(Pearson, 1997：141；Wank, 1999)。萧功秦(2008：8)指出了中国的渐进演化模式对社会组织发展的独特影响：为了保持了转型过程有效且可控，避免转型危机和震荡带来的后遗症，由国家控制的行业组织是从传统的权威资源中转化出新的现代化权威杠杆。由于国家对自组织发展的控制，行业协会需要更多来自于政府对游离的经济组织的监督和控制，而非经济组织的利益聚合。这解释了行业协会具有的“官民二重性”、“二政府”、“官办脱钩”等特征。并且，从最近3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这种依附式的发展方式没有显现出摆脱这种依附性的趋势，反而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依附性趋势(康晓光，2011：97)。一方面是市场化和自由化的经济改革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国家对社会仍然保持着紧密的政治和行政控制，这两者的张力和矛盾一直存在于协会与政府的关系之中(Foster，2002)。

3. 市场的不完全和国家权力的保留

除了协会对政府的依赖，依附理论认为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是造成依附关系的重要原因。依附理论定义的新依附关系是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由于缺乏完全的市场，改革中权力的保留使政府(官员)掌握了更多的权力和资源，新的依附关系以一种官员和企业交换的形式出现。权力的保留为企业家与官员的依附关系提供了资源、法律保障和财富。市场经济使官员能够将其从官僚控制的职权资源予以商品化, 最典型的例子是价格双轨制。市场改革使他们控制地产、机器和其他低价格的公共资产商品化，通过控制银行贷款和对外贸易，管理部门的官员可以通过控制罚款、许可证、费和税等手段得到好处。对官员而言，这种与市场经济制度性的联合渠道使其有了将公共资源转化为现金的便利。对商业精英而言，通过建立有效的联系，有较低社会资本和社会地位的企业家能够在与官员的紧密关系中得到补偿(Wank，2002)。因此，私人企业极力扩展与官僚的利益结合的途径，商业精英选择了安全、容易建立及有效率的依附主义策略(Pearson, 1997:141)，而不是联合起来与政府博弈。

4. 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是新依附关系形成的重要原因

戴慕珍(1993)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非集体化、市场改革和地方官员的权力之间，并非是任何简单而直接的互相联系, 她使用“地方政府公司化整体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概念，⁶来描述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与社团之间的复杂关系(戴慕珍，1993：99-132)。经济的去中心化和地方自主性增强，使地方政府有动力对经济进行协调和干预，地方权力的增加产生了新的依附和腐败。萧功秦(2008：175-203)把这种现象称为“类苏丹化”，他认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地方庇护网政治，通过在权力体制内部形成庇护关系，来实现非法的分利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自主性加强、低度的政治参与、社会自组织力量的缺乏，为地方出现“类苏丹化”提供了条件。而这种官员内部的地方庇护网络不断自我复制与扩展，及通过潜规则的制度模式化的特征，可能向整个社会渗透蔓延，其结果是大大降低正式的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使整个社会蜕化为“组织依附主义”(萧功秦，2008：195)。

三、依附理论对行业协会研究的贡献

由于西方研究的传统，以往对中国行业协会的研究也很自然地涉及国家—社会关系(Foster，2002)。现有的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是西方国家有关行业协会与国家和企业之间关系讨论的两个主流理论，目前对中国的行业协会研究也沿用了这两种视角。然而，行业协会在当代中国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这些特殊性包括：第一，转型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包含了冲突的元素，而社会控制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矛盾也存在于行业协会的发展中；第二，由于涉及到市场的力量，行业协会受到比其他社会组织的更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对市场中的行动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需要考虑的。在研究中充分讨论各解释变量的特殊性，是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的前提。

首先，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的讨论应该涉及国家－社会关系。在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的产生是国家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放松的结果，但中国目前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与西方社会仍有较大的区别。无论在自愿体系还是在强制的法团主义体系的西方国家中，国家、市场和社会是相对分离的，将私营企业群体作为利益集团以及将行业协会作为其集体行动的组织来讨论是不容置疑的。在中国，虽然私营企业的崛起是改革开发三十年以来最显著的变化之一，然而，中国的私营企业群体是否能被称为一个利益集团，以及国家、社会及经济领域是否已经分离尚未有国内论。讨公民社会理论的倡导者之一王名(王名等，2001：104-118)也指出，中国为数众多的NGO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部门体系尚未形成。即使在浙江温州等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地区，行业协会也不宜完全以公民社会的框架来解释，而呈现出政府与民间合作的模式(贾西津，2007)。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并没有出现具有国家控制力之外的、体制外的、自主的中介团体或社会力量，并且，这些社会组织也没能够相当有效地决定或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Baum and Shevchenko, 1998；萧功秦，2001：207；戴东清，2005：11-16；江华等，2011)，即使一些行业协会在结构上大致符合法团主义的模式，但它们的实际存在和运作与利益集团政治或中间协调无关(Foster, 2002)。有的学者则认为，改革开放并非分化了国家与社会，而是更加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的分野(Solinger，1993：270；Saich，2001)。因此，虽然先行的市场经济改革为私营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兴起带来了重要条件，但就社会组织而言，它们所需要的宽松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仍然没有形成。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市场改革与持续主导的执政体制共存所诱发的多元社会经济改变，使得社会组织产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包含着多元的因素，即传统文化的遗留、党国体制和整体主义传统的执政体制、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冲击，这些因素本身是相互冲突的。支撑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的是西方社会发达的民主政治、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其理论存在的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与我国的现实都有很大的差距。萨奇(Saich，2004)认为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在解释改革时期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时既可能忽略转变中的重要因素，而且存在着将复杂的活力和互动过分简化的风险。这也是这两个理论自用于解释中国的社会组织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之研究以来被不断质疑的原因。

第二，行业协会与其他社团组织的不同在于其成员的性质对组织的创立和运作造成的影响，行业协会和企业与企业的集体行动有关，它的权力是商业力量运行的一部分。卢卡斯(Lucas, 1997)认为，对转型国家而言，行业协会的重要性超过了西方国家中简单的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平衡。因为转型国家的企业普遍面临不规范的投资环境，个体的企业是采取个体行动还是达成集体行动来解决问题，取决于受多方因素影响的这些行动的相对难易程度。国家的能力及对经济的渗入强烈地形塑了市场中企业的活动，进而形塑了协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因此，相关的行业协会的研究，除了关注国家力量对社会组织的直接支持和干预之外，还需要关注国家对经济的渗入是如何影响市场中企业的活动，进而影响企业的集体行动及其组织(即行业协会本身)的发展过程的。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使这一主题的研究在中国具有另一些特殊性，作为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的不成熟和社会组织的弱小，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培育，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和逐渐开放，都是转型时期的重要特征。

基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视点，在行业协会问题上沿袭了对中国其他社会组织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而没有关注到市场力量的影响。这两个角度的研究虽然有不同的理论视角，且在对协会功能的认可上也有差异，但它们共同的一个假设是：行业协会作为一种社会团体，是国家、社会和企业之间的中介、桥梁和连接纽带，获得社团的自治性是发展的关键因素。很多研究认为行业组织的依赖性特征是由政府持续控制造成的，因此，国家控制的放松必然会带来行业协会自主性的增强。

在对行业协会的角色及独立性的问题上，依附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不同于前两种视角的观点，即认为行业协会的依附性不仅是由于国家对协会的直接控制，还取决于国家对企业经营所需要的其他经济资源的控制。依附理论的几个重要研究内容都从企业主态度的调查入手，但研究更关心的是企业主态度形成的深层原因——制度性因素是如何影响新依附关系形成的。在行业协会诸多的影响因素中，政府(官员)与企业的关系成为行业协会研究中首先需要讨论的前因变量。市场转型后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干涉造成了新型的关系，私营企业家与政府管理者之间既不是水平的市场联系，因为他们不是在权利资源上平等的个人，而是涉及国家结构的内外部制度与个人职权方面收不平等；他们之间也不是垂直的、官僚的计划经济联系，因为交换不是通过上级和下级的权力关系进行，而涉及非正式物质交换，这种新关系是具有不平等资源的行动者之间的恩赐-依附关系(Wank, 1995)。由于依附关系的存在，私营企业家尚难形成一个利益一致的群体，也难以采取集体行动，作为其集体行动的组织——行业协会——也没有得到更多地支持或者认可，仍然是依赖于政府的依附工具。争取自治性还是更多的嵌入？私营企业家和行业协会也许都还没有更明确的选择。那种认为在国家的权力放松后，行业组织必然会获得独立性和自治性的假设是单纯的。

从对制度因素的关注来看，国家依然是依附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它关注国家权力对下层的渗透和控制而引发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只不过采纳了新的角度。以往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观点把重点置于国家对社会和社会组织的控制上，依附理论的关注点则是国家对经济资源控制带来的后果。改革开放后的权力结构和市场体制及政党对社会的控制思维，都是造成依附关系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既有来自于市场的自发力量，也有来自国家的控制力量，但其中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干预是根本的影响因素。皮尔森(Preason, 1997：140)认为，以下三个因素塑造了改革开放后的国家—社会关系：(1)获得一定自由的精英避免介入政治；(2)个人纽带继续发挥作用；(3)国家吸纳商业精英的政策。由于体制外是没有权力的，经济领域中的个体和群体并非追求自治而是嵌入，寻求体制内的联合以得到利益最大化。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和私人企业的扩张，勿需国家损失而赋权给公民社会，地方官员通过酌情权衡规制和资源联合，从私人企业得到好处，从而降低了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因此提高的是地方官员和特定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盟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而不是社会面对国家的自主性(Wank, 1995)。

除了依附理论视角之外，目前对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无论是宏观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还是微观行动策略研究，都没能将包括市场力量在内的多种元素糅合到一个具有解释力的框架中。限于研究方法的局限，这些研究大多只是对中国社会组织的产生、种类、特征、运作方式、行动策略等的描述、概念化和类型化的讨论，而较少有在个体层次上的定量研究。公民社会视角关注到企业和协会一方，法团主义的视角则强调国家的角色，这两种理论抓住了中国当代社会团体的两种主要的特征。然而，这两种理论却是相对孤立的，它们仅仅分别提供了对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局部描述；其次，以往对社会组织的微观行动研究虽然涉及了这些组织的行动者之间的多种互动行为和行动策略，⁷但却难以提供一个连贯一致的解释框架。正如张紧跟(2012)所指出的，微观行动研究路径往往偏好个案研究方法，由于缺乏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无法对多样化社会组织的行为模式及其内部演变逻辑给出更合理的解释。

依附理论的一个重要角度是从协会成员，即企业之个体角度的研究补充了其它理论视角的不足, 并为行业协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个体主义的研究途径。依附理论的大部分研究都以考察企业态度和行为作为出发点，通过对私营企业家关注的问题及他们对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关系和态度，来解释私营企业家联合的可能及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这种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可以建立起一个私营企业主、行业协会及其他政治组织行动者之间关系的解释框架，并可以将权力的实际运作展现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之下。在这一框架下，不仅可以将微观行动研究难以整合的行为模式包括在内，以往在宏观分析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下遗漏的影响因素也可能被呈现出来，而这些因素或许恰恰是行业协会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如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企业家群体的差异，等等。

然而，还应该看到，基于依附主义的视角对协会的研究毕竟还不充分。已有的研究有王达伟(Wank, 1995, 1999, 2002)、迪克森(Dickson，2000)、福斯特(Foster，2002)和蔡欣怡(Tsai, 2005, 2013)等对特定区域的企业、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调查。不过，这一视角仍有待于更深入和细化的研究和分析，首先，对影响因素中的复杂互动关系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其次，由于没有地区层面的数据，对特定区域的调查仍然不能表现差异巨大的中国私营企业和行业协会的特点；第三，在对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的现状具有解释力的同时，依附理论却没能提供中国行业协会发展可能的前景。谢宇和韩怡梅(Xie and Hannum, 1996)认为, 区域异质性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时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行业协会的研究也如此，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环境差异，不仅影响了私营企业主的行动策略，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与当地的私营企业主的互动关系。个体经济发达的温州地区的行业协会就是一个例子。郝大海和李路路(2006)认为，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作为变化的纬度，强调地区差异的意义在于揭示未来变化的趋势。中国私营企业家无组织意愿和能力的现象是普遍的吗？如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依附现象及地方政府干预的程度，与私营企业从自由市场上获得的资源的难易程序有关，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差异是否形成了不同的政企关系？随着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减少，中国市场化逐步完善和私营企业的发展，私营企业群体是否会减少依附性而逐渐形成他们群体意识？这些问题都将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地考察。

以上的讨论构成了中国社团发展理论的一部分。显然，基于多元化角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研究能否帮助我们建构一个结构性的理论体系？杜万诺娃(Duvanova，2007)指出，对转型国家行业协会的研究可以揭示转型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未被探寻的部分——国家行为对发展工商业利益的合法集团代表的影响，即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改变经济机构的激励结构塑造市场活动的，这正是政治经济的中心问题。因此，对行业协会研究予以更多关注是必要的。

注释：

1.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的研究途径认为行业协会的完善是现代社会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的环节，它们关注行业协会产生的制度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对协会的研究是对中国市场经济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的探讨(余晖，2003；孙丽军, 2004；郑江淮、江静，2007；孙春苗，2009)。法学的视角一是关注中国现存的外部环境——法制环境——对行业协会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另一个重要面向是从权利的角度展开的论述(杨团，2001；艾里什、西蒙，2001；鲁篱，2002；孔繁斌，2005；何增科，2007; 黎军, 2002；蓝煜昕，2009)。与这些视角的向前看相反，历史和文化的视角把目光投向过去，主要关注历史上的行会组织和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的影响(彭泽益，1988；白吉尔, 1994；秦晖，1999；彭南生，2003；朱英，2004；徐振国，2008；邱海雄、陈建民，2008)。但本文仅关注对协会研究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

2.少数学者关注到了这一视角的研究，周雪光(1999)在对于中国组织与社会制度变迁研究的评述中，提出了西方社会学对中国组织中“庇护”(clientele)关系研究的视角。

3. Unger(2008)认为，其原因在于主题的不同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但他仍然认为或隐或现地贯穿于这些研究主线的是一场公民社会抑或是国家组合(即法团)主义何者能更好地描述中国情形的争论。

4.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到国家对不同类型社团在政策上的差别。这一观点与法团主义的观点类似，强调国家在社团发展的主导作用。康晓光、韩恒(2005)通过考察国家对多种社会组织的实际控制, 提出了“分类控制体系”。在这一体系中, 政府为了自身利益, 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 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分类控制体系是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类型”。王信贤根据社会组织对政权潜在的威胁程度和协助政府进行社会服务的程度这两个维度, 将社会组织简化为四类:高风险高收益, 如工会; 高风险低收益, 如异议团体; 低风险高收益, 如行业协会、商会等; 低风险低收益, 如草根NGO、兴趣组织, 在这四类组织中, 行业协会和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密切，多依附于政府部门，而且与政府当局的利益一致，因此政府的策略是鼓励发展和介入管理(王信贤，2006:42)。

5.除了上述海外学者的研究，多位国内的研究者也提到中国行业协会的双重性和依附性。王颖、折晓叶和孙炳耀(1993)提出了社团的“双重身份”和“半官半民”的性质。康晓光(2011)也以依附式发展概括了中国的第三部门的特点，他认为依附式特征表现在，第三部门无论在数量、发育水平、权力格局上都依附于外部力量，成为政府、企业和海外力量的“买办”；其次，价值上的西化和行为上的中国特殊，反映了第三部门结构与功能上的失调。

6.也有的将local state corporatism译为“地方国家公司”(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之路—对萨克斯和可奈尔的批评》，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但戴慕珍使用的corporatism一词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法团主义的概念是不同的。这里直接参照了甘阳、崔之元编，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中文版的《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的用法。

7.有关社会组织的微观行动研究，请参见张紧跟(2012)“海外NGO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