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在高等教育学生分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Zhou，2004；钱民辉，2004；刘精明，2005；吴晓刚，2009)。高等教育的学生分层预示着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加强，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不断上升(李春玲，2003；杨东平，2006；吴愈晓，2013a)。李路路(2002)认为，无论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的结构关系存在一定流动性，但阶层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远强于这种流动性。

对于高校的学生分层，有一类研究集中讨论了入学机会的影响因素，比如，郭丛斌和闵维方(2006)的研究表明，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居前列的优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接受的主要是高等教育，而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均处劣势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子女主要接受初、中等教育。尽管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机会分配仍然以高考为主要手段(以学生的学习能力为基础)，但也有研究发现，目前这种机会分配已经不再是单纯以能力为基础的公平分配，来自优势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和来自弱势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尤其是精英院校)的入学和专业入读上存在机会不均等的情况，“社会分层导致的教育差异依然存在于实施严格选拔的高等教育系统中”(丁小浩，2006；侯龙龙等，2008；李春玲，2010)。

另一类研究讨论了高校毕业生就业与所受教育不匹配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市场转型初期，社会向人们提供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出现了精英循环与再生产共存的局面，教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更多人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但社会优势阶层在工作上仍然会对弱势阶层进行排斥(洪岩壁、钱民辉，2008)。

上述两类研究将高校内部看做“黑箱”，只研究了学生进入高校和从高校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现象，那么，学生通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获得(人力资本理论)或者信号获得(信号与筛选理论)对于学生分层或者新一轮的社会分层有影响吗？现有文献并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倪志伟(Nee，1989)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随着改革的推进，人力资本回报提升和政治资本回报下降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证实。布劳和邓肯(Blau and Duncan, 1967)的“地位获得模型”虽然提到社会分层随工业化发展而变化，教育对流动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但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作用依然显著。

另外一些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教育分层的影响并不稳定。塞姆库斯和艾多卡(Simkus and Andorka, 1982)发现，在匈牙利1923—1973年的社会转型的早期，家庭背景的影响实际上是下降的，后期则比较稳定。吴晓刚(2009)总结说，一系列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革命成功后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型及教育扩张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升学上的更多平等，但是正如在许多其他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那样，教育分层随后又恢复到正常秩序，在这种秩序里家庭背景会发挥着持续而稳定的作用”。

20世纪以来，高等教育扩张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随之而来的是扩张对社会阶层流动影响的争论。艾鲁姆等(Arum, et al., 2007)总结说，一些研究认为，高等教育的扩张更多的是社会阶层的分化(diversion)，优势阶层的子女仍然进入了精英院校(elite institution)，而较低阶层的子女则被分流到较低层级院校(second tier)；¹另外一些研究认为，就算是被分流到低层级院校，也增强了弱势阶层的社会流动(inclusion)。

1.这是符合MMI理论(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的一种假设。参见拉夫特里和霍特(Raftery and Hout, 1993)的研究。

由于中国高校的扩招，高等教育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组织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大学的组织转型而言，其成功的标准在于“合法性”，而非“效率”；组织结构和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对大学应该是怎样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其教育产出的效率(Meyer and Rowan, 1977)。²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扩张尽管带来了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但也可能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进而影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收益，尤其是在社会分层视角下观察到的学生进入精英院校的收益变化。

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没有很好地描述高等教育过程对学生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在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背景下，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后，高等教育扩张对学生分层有影响吗？

本文利用2011年北京市高校学生调查的数据，讨论下面两个问题：优势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是否具有更高进入精英大学的概率; 高等教育质量对学生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分层有什么影响。

目前，讨论这一轮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对社会分层影响的文献并不多。郭茂灿、吴晓刚(Guo and Wu, 2010)和李春玲(2010)讨论了第一个问题，发现大学扩招并没有减少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他们的研究都是采用社会综合调查数据，与本文相比，尽管可以涵盖上大学和不上大学的群体，却遗漏了学生成绩这一关键变量，可能会导致对家庭社会分层变量的有偏估计。另外，本文还考察了高等教育扩招带来的教育质量变化对学生的职业分层可能的影响。

本文发现，家庭的社会分层对学生进入精英大学具有较大影响。鉴于高考的录取制度，这一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提高学生进入重点中学，进而进入重点大学的概率上。我们的结论与“有效维持不平等”(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Lucas，2001)的理论假设一致，尽管高等教育扩张增加了入学人数和弱势阶层学生进入大学的概率，但仍然是来自优势社会阶层的学生受益于扩张政策。其次，在控制家庭的社会分层背景和其他变量的条件下，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进入市场化部门就业的意愿、工作起薪、自主创业和基层创业的积极态度正相关。然而，如果扩张带来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上述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分层将会受到消极影响。

我们的研究讨论了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的忽视“效率”而强调“合法性”的制度变迁是否赋予高等教育更多“精英再生产”功能。高校内部组织变革使其精英取向更加严重，导致其培养学生的功能(培养什么人和对于不同阶层学生的培养)受到影响。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强化是否导致高等教育的阶层自我复制力增强？高校扩招提供给更多人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底层学生是在拥有教育与社会地位获得的某种预期下进入高校的，但如果高等教育“成为一种排斥下层向上流动的手段的话，在整个市场转型过程中受益的仍然是旧体制的精英”(李路路，2002)。

二、高等教育扩张：扩招与教育质量变化

在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规模的扩招，与1958年和1978年的两次扩招相比，³从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一直持续到现在，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接近15%，这是中国政府最早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的政策文本。1999年6月16日，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年初扩招23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33.7万人。⁴继1999年扩招之后，2000年高校继续扩招，并且规定扩招比例要向西部地区倾斜。此后，高校扩招每年都以40万人以上的速度递增。大学新生从扩招前1998年的108万人激升至2011年的675万人。图 1是1986—2008年中国高校本专科学生数量和研究生数量的统计图。20年间，中国高校本专科生数量从不足百万增长到600余万，研究生数量也由数万增长到40余万，尤其从1999年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开始，人数的增长速度陡然加快。中国高等教育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大众化阶段，《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承认了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的事实，并要求到2020年，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由特罗(Trow, 1973)首次提出，他根据毛入学率的不同，将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和普及高等教育阶段，其中毛入学率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意味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与量的增长相伴随的是在教育观念、教育功能、招生方式、课程设置、行政管理等11个维度上质的变化。图 2统计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该指标从1990年前后的不足5%上升到2010年前后的25%左右，这是判断中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重要指标。另外一个更显著的指标是高中生升学率。在扩招之前，中国高中生升学率低于50%，随着1999年开始的扩招，这一数值开始急剧上升，并在2002—2004年达到高峰，自此维持在70%—80%的水平上。⁵

与欧美不同，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主要由精英教育阶段的普通高校通过扩大招生规模来完成。陈汉聪(2007)的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过程中，地方高等院校的规模显著扩大，而部属高校和重点高校则基本上保持了原有规模，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任务是由大量的地方高校来承担。杨德广(2009)则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通过老学校挖潜扩大在校生规模，新建大学园区和大学城，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独立学院和成人教育等途径。

图 3给出了中国高校平均规模1992—2008年的扩张趋势，其中，中国高校本科生规模的上升趋势比专科院校更明显。自1999年高等院校的持续扩招开始，高校规模扩大速度空前高涨。综合看来，中国本、专科院校的发展都表现出较高水平的上升态势，与此同时，每十万人中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也始终处于上升趋势，高等教育大众化特征十分明显。

在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进程中，作为精英教育系统的普通高校面临一系列组织转型：大学的功能定位和治理体制调整，从官僚组织到科层化知识组织调整，从理想主义的知识传播到市场化实用主义倾向的调整等。承担了大众化任务的高校的组织转型可能对高校的教学、科研过程和产出产生影响。潘懋元(2003)强调，在大众化阶段，精英教育机构不应承担大众化任务。在制订重点大学的发展战略时，应尽可能减少已经承担的大众化任务，使精英教育机构能够集中力量保障、提高教育质量与科研水平。陶学文(2011)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办学模式单一，办学主体仍是政府，规模扩张仅依靠扩招，由于过于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阎凤桥等(2006)也指出，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采取了“跨越式”发展的模式，高校规模扩大的速度超过了资源增加的速度，使得高校学生平均占有的办学资源出现下降趋势，这种发展方式有可能对办学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

从数量上看，生师比的不断提高可能是高等教育扩张带来“文凭缩水”的一个重要原因。图 4给出了1992—2009年全国高等院校(包括本科、高职、高专)生师比的变动情况。随着高校扩招，进入本科院校的学生增加，进入高职、高专的学生减少，而短时间内教师数无法有较大变动，这导致1999—2003年本科院校生师比大幅度增加，而高职、高专院校迅速减少。尽管近年来高等教育生师比有所回落，但与扩招前相比，仍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生师比的提高限制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这可能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面临的一个组织转型，也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了少数精英高校外，其他高校的教学过程更倾向于向劳动力市场靠近，课程设置和教学行为更接近市场部门而非学术部门，高等教育向“轻学术、重职业”转变，在市场部门内部，学生又更倾向于进入占据优势资源的部门。这带来的隐忧是，由于家庭背景对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比学生进入高校更大，如果高校的组织转型只是强化阶层复制作用的话，那么高等教育在大众化阶段的转型反而带来了“精英再生产”功能的衰弱。如果社会的阶层流动是畅通的，我们就不需要对这种大学的分层过分担忧，精英学生在哪里上学都可以向上流动。真正需要警惕是，大学的组织分层结果成为社会固化的阶层流动的一部分。

三、方法和数据 (一) 研究假设和方法

针对关心的研究问题，我们提出相应的、待实证检验的假设，并讨论实证估计方法。

假设1：来自优势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更可能会进入精英大学。

如果假设1被证实，就说明扩招后的高等教育仍然是有利于优势阶层的。因为数据限制，本文并不能刻画高校扩招以来的变动情况。同时，由于大学录取主要以高考成绩为标准，我们进一步假设家庭背景对学生进入重点高中的影响更显著，对学生的专业选择影响则较小或者不显著。

如果我们把“985”院校定义为精英大学，学生的入学变量就是二元虚拟变量(1=“精英大学”，0=“普通大学”)，那么二元Logit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是合适的；如果更细致地考查学生在“985”院校、“211”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之间的分布差异，则需要使用多元Logit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基于抽样结构，我们使用“学校*专业*年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假设2：更好的教育质量有助于学生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并追求更高的工作起薪和更积极的基层工作和自主创业态度。

我们认为，选择市场化部门有助于社会的阶层流动，而工作起薪等则体现了高等教育质量的回报。陆学艺(2004)认为，国有部门(体制内)和非国有部门的制度分割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体制内人员更有可能在资源分配中居于优势位置。在市场化改革阶段，如果更多的人仍然倾向于接近体制内职位，这将对于社会的阶层流动无益。⁶我们在第二部分讨论过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可能降低了教育质量。如果假设2成立，我们的结论则是，扩招削弱了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积极作用。

与检验假设2的方法类似，如果结果变量是二元虚拟变量(市场化部门、非市场化部门)，就使用二元Logit模型；如果更细致地考察多种结果(国企、私企、外企、政府等)，则使用多元Logit模型。由于无法把国内企业定义为市场化部门或非市场化部门，本文采用后一种方法。

(二) 数据、变量和描述统计

本文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首都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项目”2011年的“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问卷调查。实际调查院校63所，其中“985”院校6所，“211”院校16所，一般本科院校24所，民办本科院校(含独立学院)3所，高职高专10所。⁷本文关注的重点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的精英高校组织转型对学生分层的影响，选取了“985”、“211”和一般本科等三类学校的样本(46所)(见表 1)。

户籍制度带来城乡和地区隔离，也是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学生来源看，来自乡镇和农村的学生比例合计为33%，这一比例在重点大学略高，但相对于一般本科院校并不显著。

本文主要采用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职业获得和家庭收入三个变量来衡量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我们修正了明瑟(Mincer，1974)推算受教育年限的方法(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职高、中专=12年，大专=15年，本科=16年，研究生及以上=19年)。

与传统研究不同，在职业获得方面，我们将类别变量转换为连续变量，并沿用吴晓刚(2009)的方法，首先将调查中父母的职业转换成国际职业分层标准(ISCO1968)，再将这些职业标记上国际社会经济指数(ISEI)。但与吴晓刚不同，我们没有直接使用父亲的职业变量，而是选取父亲与母亲之间更高的一个。⁸同时，我们还控制了一些个体特征变量和高中变量。从直观上看，有更多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学生进入北京的高校。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北京高校的学生的高中成绩普遍较高(超过50%的学生高三排名在班级前10%，这一比例在“985”院校中达到74%)，我们需要去发现家庭背景有没有在中学阶段就已经出现学生分层。

家庭变量的均值在三类院校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前文已经讨论过，高考选拔制度可能削弱了家庭的直接影响，但就读更好大学的学生显然拥有更好的高考成绩，家庭社会分层对大学入学的影响可能是通过成绩间接影响的。

我们发现，样本中约70%的大四学生选择升学，⁹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的学生比例高于选择非市场化部门的。受数据限制，本文的估计并不能进行全国总体的推断，也不能进行2011年毕业年级的总体推断，¹⁰只能代表北京市高校学生本科毕业后即就业的群体的情况。

本文第二个研究问题的关键解释变量是教育质量，与常规研究中使用师生比、经费等变量不同，本文采用问卷量表的数据构造了这一变量。在问卷调查中，研发团队根据相关学生学业成果评估理论和组织理论，构建了教学质量五分量表，包括对教学内容、教师教学两个方面的评价，信效度分析的结果良好，能够运用于本文的实证研究¹¹(见表 2)。我们认为，这两个量表的分数越高，说明院校的教学组织活动越具有“效率”倾向，教师的教学行为就越具有“规范、学术”倾向，进而具有更高的教育质量。这一设定在学校质量评估中较为常见，也被证明是对教育质量的较好测量(Bryk, et al., 2010)。同时，我们还控制了学校的硬件设施和教学服务的分数。

本文并未简单地使用上述指标的均值，因为这样会导致权重的误估。我们使用的是因子分析构造出教育质量的分数。¹²从表 1可知，“985”院校具有更高的教育质量，符合我们的常识判断。同时，为了减少个体汇报的测量误差，我们使用“学校—年级—专业”的均值。由于数据并未在年级层面进行随机抽样，在估计大四学生群体时，不平衡的样本可能导致偏差。我们也使用“学校—专业”的均值作为替代指标，显然测量误差将导致对系数大小和显著性的低估，真实的估计值应当介于这两个指标的估计值之间。

四、社会分层对学生入学的影响

受谢作栩和王伟宜(2005)、沈祖超和阎凤桥(2006)等的启示，我们采用陆学艺(2004)¹³对中国十大阶层的划分方法，将问卷中的父母阶层与陆学艺(2004)的划分相对应，分别计算首都三类高校的父母职业阶层分布，并根据拟定的比例计算首都高校学生家庭所处阶层的辈出率(见表 3)。¹⁴

表 3分别给出了北京地区普通高校学生的父亲职业阶层、母亲职业阶层和父亲阶层辈出率的统计结果。¹⁵从职业类型分布看，大学生父母职业为农业劳动者的总体水平(父亲职业18.2%，母亲职业20.2%)远低于全国水平(42.9%)；具有同样表现的包括父母职业为产业工人(父亲职业9.1%，母亲职业6.8%，全国17.5%)和父母职业为商业服务人员(父亲职业3.5%，母亲职业5.4%，全国11.2%)的样本。

父母职业位于较高阶层时，学生家庭所处阶层的辈出率的总体水平均大于1.0；当父母职业为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时，总体的辈出率水平达到3.0以上；父母职业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时，总体辈出率则超过7.0。在不同学校之间，较高父亲职业阶层的学生在“985”院校、“211”院校有更高的辈出率，而较低父亲职业阶层的学生在普通院校的辈出率更高。从辈出率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有更多处于社会优势阶层的家庭子女进入了更好的大学。在一定程度上说，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是不同的，这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但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仍然对学生的高等教育获得有重要影响，重点大学的学生更多来自那些父母受教育年限较长、职业地位较高和家庭收入较高的家庭。

这一部分估计社会分层对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影响。我们首先定义样本的“985”院校为“精英大学”，表 4中的模型(1)和(2)给出了二元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2)控制了学生的高中变量。家庭社会经济指数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父母处于更高职业阶层的子女有更大的概率进入精英大学。¹⁶父母的受教育年限系数为正，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对子女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且大于父亲的影响。控制了高中变量后，家庭2010年收入的影响反而为负(统计不显著)，¹⁷这可能与我们只比较样本中的学生进入“985”院校的概率，而非针对所有的高中毕业生样本有关。

为了细致考察学生的家庭社会分层对入学的影响，我们在模型(3)中使用“985”、“211”和一般本科的分类，并相应的使用多元Logit模型进行估计。数据显示，结果仍然是一致的，家庭背景(父母教育、ISEI、家庭收入)对学生进入精英大学(“985”、“211”)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假设优势阶层的ISEI平均高于弱势阶层30分，那么家庭ISEI所带来的0.3个对数比(log odds)的增长就相当于学生高三排名从前25%到10%所带来的对数比(log odds)(2.5-1.1=1.4)的五分之一以上。

然而，高考作为目前较为畅通的一种社会阶层流动工具，其主要的选拔依据是高考成绩而非家庭所处阶层。模型(2)控制了学生的中学阶段变量，结果表明，毕业于重点高中和排名靠前的学生有更大的概率进入好大学。梁晨等(2012)认为，重点中学是学生进入重点大学非常重要的通道，那么，我们担心的问题是，家庭的社会分层在中学阶段已经带来了学生分层，高等教育的学生分层实际上只是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分层的结果和延续。而家庭的社会分层的影响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二是对成绩之外的因素的影响。

模型(4)估计了学生进入重点中学的概率，我们的猜测得到证实，代表社会分层的父母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经济资本(家庭收入)和社会资本(ISEI)都非常显著地提高了子女进入重点中学的概率，处于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子女更有可能接受优质的基础教育，进而提高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的概率。模型(5)估计了样本中学生高三年级排名¹⁸的影响因素。¹⁹我们发现，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对学生的成绩影响小于对学生进入重点中学的影响，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来自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在考试上能够取得更高的成绩。结合模型(4)和(5)，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家庭的社会阶层背景对子女进入更好的大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成绩以外的东西。现行的教育机制似乎更倾向于“精英循环体制”，高等教育的学生分层并不是最重要的体制环节，它只是之前教育阶段的学生分层顺理成章的一个结果。²⁰

另一个我们关心的问题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精英大学，学生在同一所院校的不同专业也可能出现分层现象。以文科为例，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认为，经济学和管理学是最热门的专业(在同一所院校中录取分数最高)，那么就需要去观察是不是有更多社会优势阶层的学生进入这两类专业。我们将经济学和管理学标记为虚拟变量，使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拟合，或者采用多元Logit模型(MNL)对每个专业进行回归，发现结果并不显著，社会分层变量并没有显著地提高优势阶层子女进入热门专业的概率，而高中变量和成绩变量则对结果有显著的正影响。一方面，这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录取机制首先还是以成绩为主；另一方面，与前面的结论相一致，高中阶段的学生分层比大学阶段的要更显著。

本文针对家庭社会分层对高中和大学入学的不同影响的结果与吴愈晓(2013a)使用CGSS 2008数据得到的发现是一致的，虽然家庭社会分层对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这个阶段的影响较小(相应的，高考制度相对较为公平)，但主要是因为“前一阶段在重点学校就读对获得下一阶段重点学校教育机会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在“有效维持不平等”(Lucas，2001)的教育体制中，尽管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但更有机会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的仍然是来自优势社会阶层的学生。

五、教育质量对学生职业选择的影响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既有的高等教育学生分层结构下，高等教育扩张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社会分层(就业分层)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的逻辑是，扩张影响了高等教育质量，而教育质量的变化对学生的就业选择又产生影响。

如果高等教育能够提供较高的教育回报，那么来自弱势阶层的学生将会有机会进入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从而促进社会流动。相反，如果扩招降低了高等教育回报，学生的职业选择还是来自家庭的社会分层的影响(Li, et al., 2012a)，那么扩张政策就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使用多元无序Logit模型来估计高等教育质量对学生就业分层的影响。根据甘泽布姆等(Ganzeboom，et al，1992)的框架，进入不同的工作行业最终带来不同的职业社会经济指数，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学生在毕业时选择的工作去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的社会分层。陆学艺(2004)提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阶层的理论框架，对照其提出的十大阶层，本文使用的数据所采用的“国企、外企、私企、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分类与之高度对应。本文还将对就业起薪进行分析，作为“经济资源”维度的补充。²¹

问卷询问了毕业生已确定的去向，有“继续升学”、“国企”、“外企”、“私企”、“政府”和“事业单位”五类。²²我们采用MNL模型，以“继续升学”作为对照组，只需要比较不同去向之间的系数值大小即可得到教育质量对毕业生不同就业去向的影响(见表 5)。两种教育质量的衡量指标给出了一致的结果(系数符号和大小)。

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教育质量与进入政府、事业单位等非市场化(“体制内”)部门的概率负相关，与进入到市场化部门的概率正相关(相对于非市场化部门，而非继续升学)。

我们还能得到一些有趣的结论。在控制学校特征后，家庭的社会分层对子女的毕业去向似乎没有显著影响。考虑到家庭的社会分层已经显著地影响子女的教育分层，学校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家庭特征解释。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就具有越高的概率进入市场化部门；家庭社会经济指数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家庭收入越高，子女就具有越低的概率进入外企工作；具有城市户口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私企、外企等。

在不同的就业去向之间，男性更有可能进入政府部门和国企。与直观认识不一致的是，党员和学生干部并没有更大的概率进入政府等体制内部门，这可能存在自选择的估计偏差。

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汉族学生进入政府部门的概率与少数民族学生没有显著差异，而汉族学生具有较大的优势进入外企、私企。这与吴晓刚、宋曦(Wu and Song, 2014)的研究结论相似，他们认为汉族学生比维吾尔族学生有更大概率进入优势部门，而维吾尔族学生等少数民族更多在弱势部门。

表 6给出了教育质量的异质性影响。在“985”、“211”等精英院校中，教育质量对学生的职业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更高的教育质量与更高的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的概率相关。

由于毕业去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完全体现学生个人的意愿和偏好。我们使用所有年级的样本，估计了组织转型对学生毕业去向意愿的影响。同时，毕业去向意愿可以涵盖大部分本科毕业后就读研究生群体的意愿。表 7给出的回归结果与前文非常类似，统计显著性得到提高，增加了我们结论的稳健性。表 8给出了教育质量与学校类别的交互效果，在“985”、“211”院校中，教育质量与学生选择外企、国企就业的意愿正相关。

六、进一步的讨论

在前一部分，我们使用职业选择作为就业分层的变量并不准确。因为在任意一个就业方向，同样都会有分层，所以，我们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估计的教育质量对学生离开高等教育系统过后的社会分层的影响。根据陆学艺(2004)的分析框架，为了得到更稳健的结论，我们使用另外一些变量进行估计。

(一) 教育质量对工资的影响

因为收入是衡量社会经济条件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认为，更高的工资与更高的社会阶层相关。由于对样本中的工资收入数据有上下删截，所以更适合的模型是Tobit模型。同样，我们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院校特征(见表 9)，其中模型(1)和(2)分别使用两个教育质量的指标。考虑到这两种指标分别对结果的高估(17.5%)和低估(6.6%)，实际影响约为10%。考虑到三类学校(“985”、“211”、一般本科)的教育质量平均分数约为0.18、0和-0.1，教育质量的差异实际上也是反映三类学校的分层。李宏彬等(Li, et al., 2012b)把“211”院校定义为精英大学，发现其带来10.7%的工资优势，这与本文的估计一致。

(二) 教育质量对学生自主创业态度的影响

在经济转型中，我们认为，有两种激励会导致个人参与自主创业：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由于资源的易得；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人认为市场经济会对智力和个人奋斗给予回报。在问卷中，因变量是一个从“不希望”到“希望”的四分定序态度问题。我们使用定序Logit模型(见表 9)估计了组织转型对学生自主创业态度的影响。

从表 9的模型(3)可知，尽管统计上并不显著，但更高的教育质量与更积极的自主创业态度相关。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选择自主创业的态度就越消极，这是否意味着教育使人更加风险规避？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家庭社会经济指数对自主创业态度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来自于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和男生更倾向于选择自主创业，而独生子女和党员更倾向于规避风险。

(三) 教育质量对学生基层就业态度的影响

另外一个问题是，基于“精英循环体制”的假设，我们认为，来自优势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更不倾向于基层就业(村官、支教、西部志愿服务等)。这同样是一个“从不希望”到“希望”的四分定序态度问题。

表 9的模型(4)证实了我们的假设，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家庭社会经济指数、家庭收入都显著降低了学生基层就业的可能，这也暗示着来自更高职业阶层家庭的子女的消极的基层就业态度；党员和学生干部具有积极的态度；教育质量越高，学生越具有积极的基层就业态度。

受数据的局限，本文还有一些值得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改进的地方。

首先，这不是事前(高考前)的随机抽样数据，而是我们根据已经形成的学生分层分布进行的反事实推断，可能会带来结果的有偏估计，比如，可能会高估来自农村地区学生的社会阶层流动。在本研究中，我们只使用了普通高校学生的调查数据，而没有纳入高职和高专的数据，毕竟如今高等教育的扩张越来越依靠一般本科和高职、高专来完成。如果只看到精英学校对学生社会分层有显著影响，并据此推断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可能会过高估计其作用。由于数据调查时间的限制，缺少完整和确切的毕业生数据，如果采用毕业生调查数据，可能会更好地描述就业分层的状况。

此外，我们使用“教育质量”变量是学生的主观评分，可能会出现内生性问题，但可以使用外生的政策变动等变量进行修正。只有一个时点的调查数据，并不能完整地刻画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动态关系，尽管我们努力从理论和历史事实上说明这一阶段的扩招很有可能降低了高等教育质量。

同样的，我们还缺少学校层面的组织转型数据，如学校升格、学校合并、管理部门转型等，这使得我们在实证分析时只能控制不同类别院校的差别，而不能控制同一类别院校间的差别。在数据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控制院校之间的组织转型差异，从而更加准确地估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校组织转型对学生分层的影响。

我们还关心的问题是，来自于弱势社会阶层的学生如果突破重重阻碍进入精英大学，扩招对他们有何影响？一个直觉的方法是加入教育质量和家庭背景的交互项，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显著的差异。自选择问题可能带来估计偏误，这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此外，毕业生职业选择的结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本文控制了一系列个体、家庭和学校变量，以期控制可以观测的变量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比较了求职意愿和求职结果的回归结果，相似的结果可以作为较小自我选择偏差的佐证。

另外一个局限是，使用的数据只有毕业生的就业分类，而非分层，如果有更准确的分层数据，社会流动的研究者们就可以更好地估计高等教育扩张对学生就业分层的影响了。

七、小结

本文利用社会分层理论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生分层现象，在现有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没有很好地描述高等教育过程对学生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的情况下，通过实证研究试图回答高等教育扩张是否强化了社会阶层复制的问题。

我们运用二元Logit模型和多元Logit模型分析了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高等教育学生分层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首都高校间出现了学生分层，来自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具有更大的概率进入精英学校。高考仍然是目前重要的教育阶层流动的工具，分数是学生进入好学校和好专业的首要条件。我们发现，家庭的社会阶层对子女的教育分层的影响在中学教育阶段更明显，来自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有绝对优势进入重点中学或者示范性中学。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高等教育学生分层只是教育领域的社会分层的一环，只依靠高等教育不能彻底解决阶层流动固化的问题。

接下来，笔者使用多元Logit模型、定序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后发现，在控制家庭的社会分层背景和其他变量的条件下，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进入市场化部门就业的意愿、工作起薪、自主创业和基层创业的积极态度正相关。

让我们感到隐忧的是，如果高等教育扩张使高等教育更具有“合法性”而非“效率”，进而带来教育质量的下降，²³那么，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促进作用将会被削弱。在中国的社会分层背景下，如果说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是“文凭缩水”(diminished value)，那么这一轮的扩张实际上就削弱了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作用，而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复制。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着眼于通过规模扩张，而不是质量提高的高等教育发展策略，并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²⁴梁晨等(2012：118)的研究表明，只依靠扩大招生名额，“最后名额只会流入城市，而提高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的辈出率，对提高大学生源的多样性并没有帮助”。与之类似，王蓉(Wang，2014)在讨论中国政府在高等教育扩张中采用的“抢占制高点”的策略时也认为，来自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女在这一策略和政策实施中更多获益(进入精英大学)。

从上述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更高的高等教育质量应当对社会阶层流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只依靠精英高校解决社会阶层流动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推动一般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的组织转型，改革教学内容设计，改善教师的教学行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打破“趋于定型的社会结构”。²⁵在2012年停止高校扩招两年以后，中国政府宣布对高等教育进行结构调整，在现有近2 500所高等院校中，将有1 600—1 700所高校转向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淡化学科而强化专业，调整的重点是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²⁶这两个政策调整符合本文依据实证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但效果如何，还需要更多、更好的研究进行回答。

注释：

1.这是符合MMI理论(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的一种假设。参见拉夫特里和霍特(Raftery and Hout, 1993)的研究。

2.阎凤桥和康宁(2004)批评新制度学派过分强调“合法性”的作用，忽视效率在大学组织结构变化中的作用的倾向，他们的研究发现，受“党政分开”政策和学校追求效率因素的影响，一些党群机构开始扮演制度层的角色。

3. “1958年，伴随着大跃进的风潮，高等教育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盲目发展的势头，当时的教育部红头文件提出要在15年内普及高等教育，于是，一场大规模的高校扩招运动开始了。大跃进式的扩招持续了三年，到1960年，中国高校招生人数已达32.3万人，比扩招前的1957年增长了3倍多。高校数量发展到1 200多所，增幅达462.9%。盲目扩招的结果是高校不堪重负。在随后而来的经济困难时期，高校招生很快跌入低谷。……1978年，当时全国刚刚从十年动乱中恢复过来，各行各业人才奇缺。在对各类人才的热切期盼中，1977年高考恢复，1978年全国高考正式举行，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多达580万，远远超过高校的招生计划。扩招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北京率先扩招，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跟进，造成了第二次扩招。第二次高校扩招只持续了一年就结束了。”(成林萍，2010)

4.参见：《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教育部关于扩大1999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紧急通知》[计电(1999)62号]和《教育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下达1999年普通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计划的通知》[(99)教电246号]。

5.在2002—2004年高中生升学率达到高峰，一方面与高校招生人数的扩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导致的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适龄学生数的低潮有关。

6.李春玲(1997)认为，“市场过渡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在再分配系统之外的市场系统，它的存在一方面松动了再分配系统的许多限制流动的制度，另一方面，它又制造了一些新的社会流动渠道”；尤其是从收入的代际流动的角度看，“在市场系统中，教育技能资格及其他与个人能力素质有关品质与经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较为明确”。

7.调查采取院校和院系两层抽样。根据首都高校的资料，高等院校(含8所“985”院校、18所“211”院校、29所一般本科院校、6所民办本科院校和13所高职院校)共有74个院校级抽样单位，这些院校作为PSU(初级抽样单元)构成调查总体。

8.使用ISEI=Max(ISEI_father，ISEI_mother)函数得到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指数。

9.根据最近发布的各校2013年毕业生就业报告，这一比例与总体情况相当，可以佐证数据的随机抽样质量。例如，北京大学2013年毕业生继续升学比例约为69%，清华大学约为82%，参见《北京大学2013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和《清华大学2013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10.如果有年级的追踪数据，涵盖继续升学群体学生就业的情况，我们就能推断总体情况。

11.详细问卷参见北京市委教工委、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2011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本专科生问卷)》。

12.限于篇幅，这里不报告因子分析的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13.使用样本中各阶层所占比例除以全社会该阶层所占比例即是各阶层在各类高校的辈出率。

14.问卷中有行政管理人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辅助人员、一般管理及办事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工人、进城务工人员、无业失业及下岗人员、其他等14类。问卷中另有问项询问其他项的具体职业，通过对数据的观察，基本属于受访者未将父母职业归类到前13类，另有一些为不可信回答，因此删除其他项的样本反而有助于我们得到更精准的数据。同时，我们观察到在其他项中填写“教师”的样本约占75%，我们将这一些样本归类到专业技术人员后发现对结果没有显著影响。另一个问题是，在填答问卷时是“退休”状态的样本，我们很难观察到退休之前的职业阶层，如果归于“无业”一类，将会导致有偏估计，同样删除这一类样本。

15.值得注意的是，父亲为失业、无业者的阶层辈出率大于1，这可能与数据统计的是问卷当时的职业状态有关，这部分样本可能在之前仍然是有工作的。

16.值得注意的是，ISEI的系数值较低，但在指数赋值上，优势阶层(如官员、商人)比弱势阶层(农民、工人)数值要高30分以上，因此，ISEI对进入“985”院校的概率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7.一个值得批评的问题是，由于四个年级入学年份不同，使用2010年家庭收入来衡量家庭的经济状况，并估计对入学概率的影响，这个估计可能有偏。

18.在样本中，约有49.6%的学生高三年级排名前10%。

19.控制了学校类型和文理类型过后，结果变化不大。

20.如果要更准确地观察家庭的社会分层对子女的教育分层的影响，需要将三阶段的模型统一起来，一个可能的方法是3SLS。限于研究重点，本文未作进一步讨论。

21.李黎明和李卫东(2009)估计了父代职业地位对子代职业地位的影响，他们使用“省市级及以上党政事业单位储备干部、企业管理储备干部、创业/回自家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暂未就业”五种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职业层次，但与本文的分析逻辑是一致的。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此进行的深入讨论。

22.此外还有“其他”选项，通过对“其他”项的观察，绝大多数的答卷填写的是“无业”，我们删去了这些样本。

23.类似的质性材料比比皆是。在一篇访谈中，刘道玉认为“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了”(参见:方可成，“刘道玉：一位超前的教育改革家”，《南方周末》2012年12月6日)。以及众多针对政府官员的提问中，“高等教育质量是不是下降了”的问题也屡见不鲜。

24.教育部于2012年3月发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稳定规模，保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高等教育规模增量主要用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及扩大民办教育和合作办学。”这意味着始于1999年的高校本科扩招的结束，但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5.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2012年1月9日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

26.参见：鲁昕(时任中国教育部副部长)2014年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发言(http://learning.sohu.com/20140322/n397039059.shtml)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