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作为后结构主义性别研究的代表，其性别操演理论对部分女性主义理论和传统性别研究视角带来犀利挑战。她的性别操演理论，是在消解了传统性别的先在自存性之后而提出的一种对性别及其展演者的全新认知视角。

巴特勒指出，传统上可理解的性别是维系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之间一致的连续关系的性别。而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都是建构的产物，二者无一具有自然合法性，且二者之间的松散关联已导致对性别主体进行界定变得愈发困难。在此基础上，巴特勒(2009a：34)提出了自己对于性别的定义：

性别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一组自由流动的属性。性别的实在效果是有关性别一致的管控性实践；性别是一种行动，建构了它所意味的那个身份，而非只是先于它存在的主体所行使的一个再现。

性别表达的背后没有主体，也没有身份。主体和身份都是由表达通过性别这一规范性行动在身体上的操演而被建构的——虽然后者常常被误认为是前者的结果。这样的性别操演，不仅存在于社会文化的语言层面，更存在于生理的身体层面。巴特勒希望能探究清楚，“我们是如何用自己的身体习惯于性别和性态的”。

在巴特勒(2009b:42)看来，性别是通过认同和操演的复杂实践而形成的，性别并不只是人之所“是”，也不就是人之所“有”，而是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生产与规范化/正常化赖以进行的机器。性别操演理论即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被提出，它“统合了巴特勒对主体、性别、权力的论述，代表一个有关性别认识论上的转向——从基于‘内在性’、具有‘深度意涵’(depth)的空间性框架转为基于‘身体表面意指’、指涉‘管控性重复实践’的时间性框架”(宋素凤，2010：95)。

所谓“时间性框架”，意味着性别并不是一个先在的、一致而完整的本体。它是在时间的轴线上，通过回应文化的性别指令，在身体上、性/别表达上不断趋近规范的性别理想而产生的一种暂时性的实在(substance)假象，由于操演行为是永恒的现在进行式，因而不可能有达成理想规范的完成状态(宋素凤，2010)。

上述观点在理论层面对传统性别研究带来振聋发聩的撼动，但在经验层面有待落实。在多部著作中，巴特勒详实论证了性别操演理论是怎样一种认识性别的全新视角，但却并未给出更为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的指导。宋素凤(2010: 96)认为，“巴特勒并没有对她所提出的颠覆政治形式作出一些具体描绘，她也拒绝对此提出一些规范性的陈述……如此一来，我们无法判定巴特勒所提的政治策略与她所批判的建立在‘先于’或‘外于’霸权话语的性/别政治相比，是否在现实中更具有操作性和效力”。

将巴特勒的性别理论推进到方法论尚不可得，更不用提经验研究了。缺乏经验研究层面的解释和尝试，似乎是性别操演理论发挥解释效力的瓶颈。然而，没有进展并不意味着没有可能。它或许更说明了本体论、本质主义、二元对立框架等积重难返的文化惯性(宋素凤，2010)。在对女性主义方法论进行反思之时，可否从其在经验研究中遇到的棘手问题入手，用性别操演做一些尝试？本文试图做这样的努力。

一、性别操演与打破性别成就差异之迷思

下文将对10位访谈对象的口述资料进行解读。这10位访谈者有7位创业企业家(3男4女)，3位女性企业高管。研究发现，不同访谈对象间、甚至同一访谈对象在叙述上常常不断变化甚至矛盾。本文将从五大方面来观察访谈对象的上述情况，由此思考传统性别成就和方法论存在的问题，以及该如何定义这些知识。

(一) 成就动机与成就价值观

成就动机是性别研究领域的传统内容，学者们多将女性在事业成就上与男性相比较低的原因归于女性的成就取向较低，包括较低的成就动机、归因外部的成就归因和较低的成就自信；或者，女性成就动机复杂，既有追求成功、避免失败的动机，又有成功恐惧的动机(景怀斌，1995；强海燕，1999；闻素霞，2007；买跃霞、闻素霞，2009；史振英，2010)。

在访谈案例中引入“成就动机”作为变量，会发现女性不仅对成功的渴求和迫切没有那么强烈，还常将已取得的成就归于“未计划”、“运气好”甚至“不得已”；不仅表现出较低的成就动机，在部分被访对象身上，还有明显的成功恐惧倾向。

路女士(某国企党委书记)：就是当组织部长，也是意外吧……我当时都不知道组织部那么大涵义，后来到政协，我也不知道政协那么大涵义。……女同志也不会争权争利，就是干活卖力气，没有男性那种，名利、地位、座次都无所谓。

郑女士(某科研机构高管)：反正做课题吧，做得差不多，别人挑不出什么毛病，我反正能做到这一点就知足了，我就没有向更高的科学高峰去攀登。……没有规划，很惭愧。当时大家竞聘副主任，我也不太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好些年前他们都让我竞聘这个，我一直顶着，到最后去年没办法了，就……

程女士(某民营企业总经理)：当时公司没办法，我只能做到总经理来了，我痛哭流涕地不做，哭着不做，我觉得一个女的不能在前面，一个女的在前面冲锋陷阵、张牙舞爪的，我觉得不行。

高先生(某民营企业总经理)：当时社会已经有一些民营企业悄悄地……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就选择了就是自己想干一些事。我们当时做的是北京的酥心糖，当时民营企业还没那么多工厂，我们就越做越好，一天几十吨，没有剩下，利润也非常可观，一吨就挣几千块钱。

白先生(某民营企业总经理)：我这人干活挺有名，84年副科，85年正科。85年利改税，我就代表政府搞拍卖租赁，一步利改税，二步利改税。87年成立试验区，试验区之前让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能起来的萌芽，都是我们在调查。

然而，从性别操演的视角看，我们应重新解读“两性成就动机差异巨大”这个议题。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十分警惕将两性差别做本质性的归因分析，而是关注两性在身体/精神层面如何规训自身，使身体习惯性别，来操演性别规范/话语在自身的呈现，并由此创造自我认同。

与其将三位女性展现的对成功的“不在意”、“逃避”归于女性自身本质上成就动机不足和有成功恐惧，不如将之解读为：性别话语规训了三位女性对“成功体验”的愉悦度，使她们“真的”无法在这些非女性可以愉悦的社会领域感受到精神愉悦，转而在性别规范允许的女性领域内体验愉悦——就像在生理层面。

这一点在民营企业家程女士的叙述中尤为明显。程女士与丈夫创业成立公司期间，企业突遇生死存亡的大困难，丈夫孤注一掷，选择在新领域重新创业，要求她在老公司当一把手，她的反应是“痛哭流涕地不做，哭着不做”。程女士认为女人在公司抛头露面很不得体，“后来没办法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头几年任何书面上看不到我的名字和我的照片，后来我的团队不愿意了，您不能为了您一个人啊，要为了公司啊，要有一些宣传啊”。即使日后公司业绩在她的领导下蒸蒸日上，她依然拒绝承认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和才华，将之归因于其丈夫：“我一直在说，任何公司只有一个核心，我们公司的核心就是我先生。在任何场合我都强调，咱们公司只有一个核心，就是我先生。”

在对其他女性访谈对象的言语展演中，也可以得到类似的印证。

问：有人说你是女强人吗？

苑女士(某民营企业老总)：我特不爱听，他们就不说了。我也没想过为什么，我就是特不喜欢。我喜欢听优雅，有内涵，有品位。我觉得我就是普通的，大家在做事的……我被评为“中国十大经济女性人物”，我感动极了！在央视的直播室里发奖，底下有好多小城市市长，好多政府官员，都没评上，我评上了，我感动极了！

问：你觉得自己是成功女性吗？

程女士:我可不这样认为，但我觉得我特幸福，因为你的家庭很好，你的事业很好。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女性在性别规范/话语下，不仅倾向于在自己被允许体验愉悦的“专属领域”如家庭、人际关系中获得愉悦，同时，在男性领域中如若遭遇“不得不愉悦”的情形，女性也会衍生出诸多有智慧的性别操演策略，诸如选用一些带有女性色彩、感情色彩的词语来弱化男性特征；避免讨论成功，来突出自己的“女性”身份，时刻标示自己也提醒他者：我真的是个女人。例如，上述口述中，女性用“优雅”“有品位有修养”“感动”“幸福”置换“成功”，与性别规范/话语下男性使用的“成功”是基本相对的。类似情形，在后续资料分析里也屡见不鲜。

当抹去性别本质的预设后，我们观察到，两个性别群体在最低限度的经验事实几乎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和女性也能根据各自性别规范/话语对自身规训，操演出极具性别特色的不同。打破对性别本质的想象，可以避免单方面得出要求女性提高成就动机的主观结论。

女性主义学者也对“成就动机”类研究提出过犀利的批判。曹爱华(2008)认为，“成就动机”在评判女性成功与否时，不自觉地采纳了更具有男性本位色彩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力大小等标准，继而提出“成就价值观”一词，试图说明男女两性界定成功的标准是不同的。

成就价值观是个体认为某种成就的重要性程度，是个体对“什么值得追求”的一种选择性偏向(曹爱华，2008)。女性成就价值观具有奉献性、社会性、多元化、注重内心感受和平衡发展等特征。女性的创业动机多在于追求自主和灵活时间安排以获得家庭与工作的平衡，实现对生活的最大控制力，实现自我价值、人性化及社会责任，而男性创业则更偏重功利考虑(高秀娟，2009)。

女性主义成就价值观的理论与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颇有相似之处，二者都强调两性在不同领域的精神愉悦体验不同，男性体验是不能简单复制到女性体验的。然而，二者又有着本质区别。女性主义“成就价值观”建立在认可女性主体和女性独有经验的基础之上，将两性对各自成就领域的偏好做与性别相关的实质性归因，认为两性在本质欲望上对自我实现的领域和成功体验有着不同的偏好；而巴特勒的性别操演则否认此种所谓“实质性先在欲望”的存在，认为性别规范/话语对两性的身体/精神愉悦所做的详细规训，成功使得其性别二元图式下的男性和女性内化、接纳、习惯了此种圈定，甚至将此种话语建构性的“圈定”建构成“非建构”“本质”的样态，来掩盖并维持性别规范/话语的合法性。

在对上述成就动机、成就价值观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默许着自然本质之存在的社会建构论与性别操演的交锋：前者将两性差异归因为有“本质”可回溯的社会文化建构的差异，而后者则将之解读为无“本质”可回溯的性别话语操演。

(二) 性别角色与性别歧视

社会建构论下的性别角色理论认为，男女社会角色分工不同，部分是由于身体的差别，但更多取决于社会文化对男女两性角色的规定，使得女性更多地承担家庭角色，而男性主要参与社会性互动。

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通常包括：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性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适合于私人领域(家庭)的，较低工作地位的，劣等且弱势的(李银河，2003)。当性别角色和性别刻板印象的现象发展蔓延到社会公共领域，压抑女性正当权利表达和利益诉求时，便衍生出“性别歧视”等概念。在职业领域，女性通常会遇到“玻璃天花板”或同工不同酬等问题。

以上述传统女性主义视角来解读企业家访谈资料时，会发现对号入座的类似叙述。

胡女士(科技机构高管)：女同志很多，但是走到正研上的不多，可能十二三个里面有三个。我总结来说，男女这个差距的原因还是很客观的，比如女同志家里要操心的更多啊，大部分还是有差别的。

李女士(某民营企业老总)：……考完了跟我说，不错，挺好的，百里挑一，但我们想要男的。我当时想那没办法了，别的能改，性别不能改啊！

路女士：女同志成长到一定岗位很不容易。实事求是讲，中央工业局到一把手的，开会时就我们5个女的，总人数四五十。我认识一个朋友，女的，副处干了12年，也没人考虑是不是该提。一个小男孩才干了一任，四年，提正处时他说没提他，就开始装病。领导就找他谈，说下次有机会一定提拔你。她说我都12年了我怎么不提？我说你怎么不装病啊？

白先生：实际上85年我就定了副处，已经报市组织部同意了……我当初91、92年时又能入党还能提副处，我都不要。(领导)找我好几次，都找区委书记找我做工作，做了五次。

女性主义视角会将上述口述中呈现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等现象，归因于社会文化对两性的不平等建构。但有趣的是，女性自己对上述现象给出了尝试性归因，如要较多地承担家庭角色，家庭和职场的角色冲突会影响女性事业上进，甚至默认其合法性，这是女性主义视角难以解释的。

性别操演理论不会执着于寻找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背后的性别本质，因为消解性别理论本身即否认性别是一种实在；而是认为，性别作为一种行动，自其肇始，便以性别规范所建构的、以非建构的样态出现的“男性模板”和“女性模板”为参照物，在个体身体上呈现出一种延展性、时间性的操演(-ing)，且永无完成(-ed)之时。性别操演理论不会关注社会文化对两性性别角色的重构，而是关注两性如何将既有性别规范下的性别规训内化为身体的行动，以调动认同，以身体来习惯性别。

性别操演视域下，当女性很好地接纳、顺应、操演了女性主义认为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刻板印象”时，“角色冲突”和“性别歧视”究竟是实在，还是建构？还能称之为“冲突”和“歧视”吗？

苑女士：为人妻为人母就得是这样，甭管在外面多大事业，是你的就得你干。冬天早晨起来做好了(早餐)，温度合适，起来就吃，也不热也不凉的，所有的家务都是我操持。我所有做妻子的义务，你们想象不到的我都会做到。所有细节，他穿的用的，早上吃的喝的。特别忙我早上要讲话，也是早上我做早餐。我们的习惯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白开水，但是我不喜欢喝时间长的，我就是起来现做，做好了凉着，他起来喝不冷不热。我起来早。因为我干事特快。我也没雇人，不习惯。

程女士：我觉得一定要早上起来做做饭啊，做做家务。一个女人在家不做家务就不是女人了，一个女人如果一个礼拜不给先生做一顿饭，她就不是女人了。只有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这一定是这样的。如果我想到自己是一个企业的老总，我还在家做饭，我女儿打电话来，他又坐在沙发上动都不动，我会很痛苦很难受。我会跟先生说，你楼下吃吧，楼下有饭馆。我跟女儿说，你一会儿再打过来。你完全可以这么做。但是我就跟员工说，你想想，你的先生别管他多有钱，外边环境有多好，他不上外边吃饭去，就等着吃你熬的粥，你感觉有多好。你的女儿，千万里之外，打电话过来跟你分享好消息，你多重要啊。所以说幸福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难寻所谓的“角色冲突”。两位女性创业者并未将家庭角色视为妨碍自己工作的干扰因素，反而格外着意强调她们的妻子角色和母亲角色——不妨称之为再一次的性别操演策略——来使得自身主动贴合性别规范/话语对女性领域、女性愉悦领域的圈定，甚至试图去平衡事业上过于成功以至于不够有女人味儿的“男子气概”。

在消解性别的视域下，话语建构本身才是对每个个体大规模“歧视”的体现，个体无法在这样的话语秩序中具有任何个体化欲望组合的可能，因为所有欲望都被非此即彼地划归到男性—女性、正确—错误的序列中了。为了得到性别承认，个体必须规训自己的欲望；落实在身体层面的性别操演来看，不少人都是“成功”的，他/她们很好地操演内化了性别话语的规训，并怡然自得，如胡女士所说：“女性就是女性。我觉得，要管孩子要管家里。社会分工是这样的。”

(三) 职场性别潜规则

“职场性别潜规则”可笼统理解为职业发展生涯中，两性为获取特定资源、职位、利益等，以身体和性作为交换手段的“暗箱操作”，常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色彩，且“被潜规则”者多为女性。

传统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的思路会对此现象提出以下假设：潜规则作为女性晋升的非常规路径能得以存续，是性别歧视的必然产物，如能为女性提供与男性公平竞争的机会，性交易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但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我们发现了别种可能。首先，部分女性对“潜规则”有不同态度：有反对，有默许，也有积极迎合和利用。

胡女士：那现在有些小姑娘告诉我，不想待长，待三年，学点待人接物的常识，认识点人，然后挪地儿了……她说她不想像我这样吃苦。

路女士：潜规则就是存在的，男的要钱女的要姿色，而且人家现在都吃这个，能行的通。……现在的女同志的需求啊，更多的是想走捷径，而且捷径是存在的。

胡女士(某文化创意产业公司老总)：很多女的在领导面前搔首弄姿的，咱不说每个环节都刻意去设计吧，但她起码不愿意失去每个机会。人家不是说一个成功女人后面站着一群男人吗，那一定是有，里面一定是有几个男人是起主要作用的，还有一群虎视眈眈的吧。

其次，传统晋升路径对男性而言，并非如原先预期般的公平透明。

高先生：得了一万五千块奖金……这个离不开领导支持，离不开开票领导人支持，离不开库房支持。结果这么一弄，应该说这一万多块钱还完了，自己还赔了点。

白先生：不好注册，求人呗。财政、税务、工商、文化局的，这些头头都混在一起，办个照呗。

创业时，具有中国特色的“交易成本”对两性而言是同样存在的。在权、钱、人情、关系都无法搞定的情况下，女性较男性甚至多了一种可选的办法——性。“潜规则”从性别歧视变为“性别优势”。

高先生：其实女企业家啊，也非常有她的优势。你比如说咱们这茶城XX集团XXX(女)，首先呢就学会了傍大款。先傍谁呢？区政府某个领导就跟她关系很好……5000块钱一平方现在成了六七万一平方，一下就两个亿，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了……这个只能说是一种人的智商，同样是这么一个东西，人人都会做吗？男企业家就做不到。女同志有一定优势，跟人家弄弄小媚眼儿，是吧？笑一笑，是吧？我觉得都能给人一种传递。

女性主义在此会遇到一种尴尬的处境：一方面，我们极不愿意将部分女性在职场和社会公共领域中表现出的希望被“潜规则”归因为某种本质欲望的体现，然而，将之解读为社会文化建构下的“性别角色”和“性别歧视”，又很难还原这些女性的真实表达和利益诉求，因为“潜规则”本身开始变成协助她们快速获得权力和利益的捷径；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方法论致力于解构的“女性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反而被等待“解放”的对象给重新诠释、消化吸收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彼此相安，互相利用，原本被定义为弱势群体的职场女性、创业女性，反倒因“倒戈投敌”而获得某种优先权，甚至比男性更易于成功，这使得占据道德高地的女性主义陷入自我悲情。

如将视域放宽，从巴特勒性别操演的视角出发，我们或许不会有“救世主”情结，反而容易聚焦观察两性对“性别歧视”和“潜规则”问题的策略性解读，进而尝试理解个体不在二元性别图式下时所具有的多元、多重欲望和利益表达的可能。比如，部分女性以身心去习惯性别话语下对“女性模板”的塑造，将刻板印象中“肉体的”、“感性的”、“情欲的”特点操演为带有性别意味的认同，并有可能将之发展为行动上的资源途径。由此，带有道德预判的女性主义话语中的“歧视”，可以是不带有道德预判的性别操演话语中的“途径”，这或许是个体在以身体激活性别认同时所发生的操演差异。

身体对性别的展演往往是话语在性别、种族、民族、阶级等多个维度上协同运作的结果。性别操演的视角能避免女性主义将女性简单定义为受害者形象，以霸权的话语姿态去圈定被研究对象的特定经验。

(四) 两性管理风格

“柔性化管理”多被用来描述女企业家或领导者的管理风格：着眼于人，以人为本，注重人缘、亲和、沟通、诱导以及领导威信等“软”因素，采取柔性方式实施对人的内在化领导，通常与男性企业家和领导者惯常采用的“刚性领导”——注重制度建设、奖惩设置和规章制度建设——相对应。

在高层次人才访谈资料中，我们发现男女两性的管理风格是一个难以用性别界定的概念。一方面，现代企业架构作为一种现存的有效体系，诸多运营经验是既定的，虽在性别规范/话语中被限定为“男性愉悦领域”，但实为两性企业家均采用的经验，而女性在其中的行为展演常常是具有策略性的“以女性气质为名，行男性管理之实”。另一方面，“柔性管理”、“关怀经济”等具有女性气质的管理风格，对现代企业管理效率的作用又不容小觑，在男性管理者的性别操演中，也不难见到这种操演策略。

苑女士：末位淘汰制，肯定是有10%的淘汰率。工人是个人计件的，每天都知道自己拿多少钱。管理是需要培训的。工资月调，绩效工资，ABC类，有奖金的。有考核办，写日期的表。这种制度是我实践积累的，大家全按规则走。底下人知道我们是夫妻、母子，但他当着我不会叫我妈，就是苑总。他也被考核，他也是绩效工资。我特别讨厌腻腻歪歪的东西。

上述论述中，我们看到的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常规做法，没有任何性别色彩。但这位女企业家在管理风格的叙述中，有自己的叙述策略：在被问及企业架构时，才给出上述回答，而大量主动、生动、描述性的内容往往聚焦于极具“女性气质”的人性化管理：

你只要有业绩，你就是我的孩子。就是一家人……咱们家(企业)十年以上的人可多了……你家里有事我都会管。像我们那个腿轧了，一个河南的大卡车，肛门都爆裂了，骨盆全碎了，都觉得他非死不可了。我当时都快疯了，我赶快冲到现场，我说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救了，多少钱我都花。人家就不救。当天夜里，我看他轧成那样，我就求人家饭店，他爱人直哭，一口东西不吃，我就让人家饭店做的什么翡翠汤。当时他们家感动的就哭了！现在上班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此种叙述—操演策略并非精心酝酿、有意为之。从性别操演视角看，难得之处恰在于这种“自然而然”——女企业家由衷认同、自愿主动、生动而有感情地详细描述的管理风格是与自身性别契合的风格。类似的案例在其他被访者身上也有体现。

访谈程女士的时候，我们没有刻意主动询问公司管理架构如何，而是顺着程女士自己的叙述思路，观察其叙述。

“与经销商共同成长”——我们有个经销商的女儿，就取名叫我们公司的名字。当时她妈妈就是一个下岗职工，当时加盟商要有一定经费，她没有啊。我说没有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啊。就这么做起来的。

“员工创新基地”——我希望因为这个基地节约的钱不拿回来，都给员工。后来这个基地越来越大。

“安全基金”——我的代理商、经销商的工人呢，摔死了，我就第一时间能送点钱送点钱，我帮他以后，他会感觉扛了一种包袱。根据这种情况，我就成立了个“安全基金”，公司拿出来一百万，有个管理办法，什么情况下动用这个安全基金。代理商自动自愿地就来加钱加到这个安全基金里，谁要有困难的话，就拿这笔基金，就是大家在帮你，不是我在帮你，他就没有压力了，会感觉舒服一些。

另外还有为员工办集体婚礼、出资供优秀员工的父母出国旅游等。在程女士的意识中，这些人性化管理的方式是具有优先叙述权的。但作为市场份额曾高达70%的民营企业龙头老大，其公司架构、管理制度、薪资设置等硬性管理经验和闪光点并未被提及。

在男性企业家的叙述中，词语选择、叙述次序和方式都略有不同。

高先生：92年世界糖尿病日。这一天就是专家、厂家为糖尿病人服务，对他们进行饮食方面的培训，整个公园全满了，水泄不通。这个我看了以后，(感觉)这个市场以后肯定非常有(前景)，因为那时候没有无糖食品……抢市场，人脉就是钱脉，我觉得人力资源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就多种思维地去挖企业人才进入我们公司。

李先生(某民营企业老总)：我觉得社会化的服务太缺了，我呢就要建立个社会化的公司……我们整个物业管理这个行业都是为了客户在从事不同的分工。(您母亲是不是对您特有影响？)我现在也考虑一个问题，母亲的好与坏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是最重要的。中国是母系社会，尤其是母亲的陪伴对孩子影响非常大。(所以刚才您说对底层社会和老百姓挺亲，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影响？)跟母亲待得久了，情感色彩特别强。(会关注别人的情感是吧？企业发展中的两种伦理，一种是效率的，所谓挣钱，另一种称为关怀的，人要在心理上有归属的……)我觉得企业初期是为了挣钱，后来就更关注道德。

两位男性企业家在讲述企业发展和管理时，偏好使用更为宏大的专业术语例如“市场”“人脉”“人力资源”“社会化服务”等。在访谈从事服务行业管理的李先生时，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他有意回避将“服务”解读为“关怀”，追问到最后，会诉诸“道德”——这未尝不是一个在女性话语中与“关怀”对位的词语。

在此，我们确实难以判断两性在叙述各自管理经验和经历时的次序、方式、详略安排的差异，究竟是否如女性主义方法论所认为的那样，来自两个不同性别主体的经验差异。

但性别操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警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企业家，优先叙述的、着重叙述的背后，总有没有叙述和简略叙述的部分。两性在性别规范/话语下，不自知地叙述着符合性别模板的内容，而隐去其他。把被明确言说的和未被言说的当做两性的实质差异，做性别化的特点归类，有草率之嫌。那些被淡化、隐去的部分虽然因性别而不同，但并不意味着在企业管理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就可以被低估。

作为一种管控性实践和行动，其刻意暴露出的差异——措辞上，男性偏好宏大词语，女性偏好感性描述；叙述顺序上，男性优先讲述公司架构、绩效考核，女性优先讲述人性管理等——并不必然对应着事实差异。在这里，性别总有一种操演的可能。

(五) 抹去“性别”后的其他发现

当性别操演论淡化、弱化甚至抹去“性别意识”，不再着重寻找“性别变量”带来的差别作用时，我们从两性企业家的叙述中反而会发现一些与性别变量相比更能影响企业家成长的其他因素。

1. 社会资源与社会网络

这是无论男性、女性企业家在创业、晋升时都非常看重的方面。个人社会网络与资源的广阔丰富与否，直接影响创业者的创业动机、企业发展和效益。两性在社会资源与社会网络的获得途径上、发挥作用的方式上，有许多是没有性别差异的。

李女士：我就是想把手里的资源整合整合。我的客户好多是朋友介绍或者客户介绍的。

高先生：我们现在就跟汇源集团、港中集团、新地集团，一下合作二十多家……借了很多很多的力。

2. 政策支持和规范市场

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阶段，两性对政策的需要更在于对企业本身的政策优惠、市场竞争环境的规范方面上，而与性别无关。

苑女士：(你觉得男女企业家是不是有差别？)没有。其实就是做事，做成了和没做成。政策建议，我觉得就应该正常发展、正常发育就够了，给所有企业一个公平的待遇就行了。就是大家凭着本事去竞争嘛。灰色的东西挺多，不是凭品牌的真东西去做。

李先生：我们是纯社会福利型的，这块应该是政府给一些支持，但是没有。

3. 企业发展竞争力

大部分访谈对象均比较认可的观点是：企业靠产品的质量和口碑说话，这是硬性指标和核心竞争力；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个人品质和能力是能不能成就事业的关键，也是性别无法左右的市场规则。

白先生：男女都一样。有个康纯药业的老总叫王XX，女的，这两味药还没投产呢，现在已经病倒了。大家都是有点过劳啊。

程女士：首先要看行业，你这个行业好的话，人才就会聚集过来。再看你的企业，在这个行业里是不是有话语权。那再看老板和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和你的价值观是不是相符合。最后你这个企业就发展了，所以跟男女没什么关系，如果因为男老板、女老板有区分，那你这个企业就不是做事的了。在市场中不分男女的。

胡女士：我觉得做女人不容易啊，男人也一样，你要是说经营好一个企业，你真得靠你的个人魅力和无私奉献去经营。

二、结论与讨论 (一) 高层两性人才的性别操演

本文在运用性别操演理论分析高层两性人才的过程中，尝试将该理论从认识论层面朝方法论层面推进。抹去性别差异假设，不对对象做任何以性别、尤其是生理性别为依据的主体和经验筛选；在最低层次提取经验事实的共性/差异，且警惕不要轻易将这些经验与二元性别做归因性、实质性的一一对应；不要预先将经验当做性别实质的衍生，而是转向观察被规训了的男性/女性，如何在事实相同的情况下，操演出带有性别意味的不同。这种方法论的目的在于，避免先入为主地将研究对象的性别操演当做性别实质来加以解读；避免“有性人”的预判；避免对“自然”、“原初”的回溯。

于是，我们捕捉到不同性别是如何以性别规范/话语建构的各自性别模板为原型来规训各自不同愉悦领域的；如何在对方的愉悦领域或双方共同的愉悦领域中，操演出具有性别意味的不同。在这种操演中，可归纳出以下几个特征：

1. 灵动性

具体可表现为措辞操演——在带有对方性别色彩的社会领域中，叙述时会采用极具自身性别特色的措辞；叙述操演——在叙述顺序、内容详略和取舍等多方面的安排上，都带有性别色彩；即使在事实层面差异不大的情况，也可被两性操演出带有各自性别意味的不同。不同访谈对象之间、甚至同一访谈对象本身所具有的叙述矛盾，恰恰体现出个体在性别操演过程中的自主张力。

2. 真诚性

两性在性别操演中的真诚，主要体现在各自对自身性别在多领域、多维度上的认同。例如，高层女性人才尤其偏好通过强调自己在家庭领域中的作用，来突出自身的女性认同；甚至在传统性别研究视角中，被定义为“性别角色”和“性别歧视”的内容，也在女性性别操演过程中成为自身性别认同的一部分。

3. 中国特定性别文化下的性别身份建构

巴特勒尤为强调性别身份作为一个并不稳定的概念，应当是话语在多维社会领域共同建构的结果。两性在操演自己的性别身份时，在不同领域中采用的操演策略略有不同。“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特定性别文化以及中国传统对优秀女性的“贤妻良母”定位，混合着现代职业建构对相应高层人才的角色要求，令两性在访谈中展现出丰富多样的性别话语操演，进一步验证了性别身份的构成是话语在多领域中协同作用的结果。

同时，高层两性人才的性别操演也凸显了这一群体在“被动操演”和“主动操演”之间的张力——易被性别文化贴标签、下定义，成为易受“身份暴力”袭击的人群；但同时她们也常具有重新定义自我的途径和机会，保有自主操演性别的余地。这样的“被动操演”与“主动操演”恰展演着该群体人为的、动态的、情境化的性别操演的多样生态。去性别化后的性别操演视角，会捕捉到这样一群掌握一定话语权的精英群体在性别操演领域中的特殊遭遇与“特权”。

(二) 性别操演理论经验解释的不足

可以看到，性别操演理论在上述经验解释的尝试过程中，虽展现出一定的解释力，但弱点也非常明显。

与后现代思潮一脉相承的消解性别理论和性别操演理论，从理论落实到经验层面有着自身较难克服的问题。巴特勒之视域对性别主体和身份从生理层面到社会层面的解构，展开了无穷无尽的有关生理性别、欲望、认同和身份的多元组合。“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性别”的碎片化假设，使得后结构主义性别研究拒绝对个体做过多归类化的处理。如此一来，在此视角下所做的经验研究变得无比庞杂和难寻规律，无法得出具有群体共性、大范围推广性和借鉴性的结论。研究似乎是对每个个体性别的临摹，认为每个人都处于性别规范的暴力之下，却无法做任何个体联合。因此，后现代所倡导的性别解放便更显遥遥无期。

(三) 性别操演理论对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反思与评价 1. 对研究倾向的反思

在分析高层次两性人才访谈案例的过程中，本文采取了对性别操演和传统女性主义方法论进行实时对比的方式。在这种对比中，以巴特勒“性别即行动，性别的实在效果是有关性别一致的管控性实践”为定义而发展出的这套性别操演的方法论尝试，或许能够帮助女性主义方法论在经验研究层面避免如下倾向：

(1) 受害者假定。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受害者假定”根源于对“真实女性本质”的憧憬。对男权中心主义研究立场的批判，使得女性主义方法论在实际研究中以价值涉入为鲜明旗帜，因此其研究有“把女性塑造为性别制度下的受害者”之嫌。没有价值预判的性别操演视角可以很好地平衡和反思上述立场。性别操演更关注女性自身是如何对所谓“性别歧视”、“晋升障碍”甚至“潜规则现象”进行解读的。女性对部分“性别刻板印象”的顺应和内化，是其性别操演的结果和性别认同的来源。

(2) 对性别的过度归因。“女性的一切不幸，好像都来自于她们的性别”，这是女性主义最常面对的批判和质疑。性别操演的视角有助于避免忽视两性的共同经验事实，能将两性问题放在包括性别、阶层、种族、民族等多个话语维度下进行考量。

2. 对理论预设的反思

性别操演理论在消解性别之后，对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几个理论预设提出了挑战：

(1) 被解构的研究对象——“女性主体”。女性主义方法论不仅在其逻辑内部无法回答其研究对象的遴选标准究竟为何，且在经验层面默认以“生理女性”为研究对象，面临着自相矛盾、自毁根基的危机；与此同时，女性主义方法论还遭遇着来自其逻辑外部——后现代主体解构思潮的冲击。建立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一致基础上的“女性主体”本身，与其说是等待被女性主义方法论真实再现的先在，不如说是被其以“再现”之名“生产”出的话语建构。

(2) 暧昧不明的研究内容——“女性经验”。女性主义方法论致力于为主流研究补充的女性经验，是一种标准不明的排除性研究实践，无明确标准说明该如何与其致力于区别的“男性经验”做实质性区分。

(3) 需考证的研究预设——“性别差异”。异性恋基础之上的性别规范/话语限定了对性别样态的想象遵循男—女二元性别图式。女性主义方法论以此种“性别差异”为实质，不仅排斥了以未被纳入二元性别图式的同性恋、跨性别者为研究对象，同时也可能高估了“性别变量”在造成差异中所起的作用。

至此，女性主义方法论本身可能变身为具有建构权力的话语：将“女性主体”建构为前话语领域，将普遍经验事实做性别区分，排除性地生产出“女性经验”的一致，凸显性别在个体差异中的作用，以对抗父权话语的性别压迫。

3. 对方法论的评价

在跳出自然—文化、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男性—女性等多种二元性别话语逻辑，以巴特勒的解构视角对女性主义做出话语层面的重新定位之后，再来对女性主义方法论作出评价。本文认为，女性主义方法论在经验层面稍显简单化的处理方式，部分源于其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脱节。女性主义理论较为多元，但操作时易归于简单。例如，女性主义研究努力代表人类的多样性；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多结合阶级因素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讨论；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兼顾跨文化、跨历史、跨种族、跨阶级的多重角度(王金玲，2005：3)。但落实到女性主义方法论和经验层面，性别变量开始与上述视角脱离，或难以找到有效的结合点。

应该意识到，既然女权与男权一样是在同一个以异性恋为基型的性别规范/话语体系下共生的产物，那么，如何使得自身对对方的批判不至于矫枉过正而产生新的压迫，如何反思自身对二元性别模式的不断复制，都是值得时刻警醒的问题，毕竟女性主义研究是建立在“有性人”的假设基础之上的。逐渐不再将“性别”当做稳定的实质性本质，而是看成某种带有霸权意味的强制性归类，是性别研究应当意识到的一个转变。

(四) 性别操演理论与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尝试性对接

本文通过将两种方法论在高层次两性人才访谈中进行实时分析对比，先后发现了二者各自的优劣。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更适合作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补充视角，以平衡后者价值涉入所带来的偏颇：

(1) 提醒性别研究者所遴选的研究主体、经验及其立足的性别差异的研究假设总有被建构的风险。

(2) 在实际研究中，警惕价值涉入或可引向“受害者假定”；经验分析时，从内容和形式等多个维度去考察被研究对象，不仅关注其提供的研究素材，还要关注这些素材是如何被提供的，甚至未被提供的素材也要引入考量范围之内。

(3) 得出研究结论时，警惕将两性差异做草率的实质性性别归因，提防对性别过度归因而忽略其余重要变量，因为性别总有被操演的可能。

(五) 性别操演理论对性别文化心态的开启

巴特勒带有浓厚哲学意味的性别思考，其意义不应仅限于补充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同时还在于开启更开放的性别文化心态。

消解性别一说耸人听闻，让我们无法预知打开的那些欲望、身体、性别、身份的无穷组合，是否会是“潘多拉的盒子”。但摒弃这些恐惧，可以大胆预期，有一种更博大、普世、对生命自由多元的关怀和尊重也在孕育之中。某种性别对某种性别的压迫只是表象，每个生命个体对身份政治的妥协才更值得关注：男性是否同样难逃父权话语的桎梏？在我们成为“男”或“女”之前，我们是否首先都是“人”？如果要得到身为“人”的认可，我们能否抛开对获得既定性别范畴承认的渴求？

性别，从最初作为对人类最宽泛的归类和描述，逐渐变为现在的刻板印象和“身份暴力”，随之而来的还有某种简单化、硬性的划分：“总有一些人被划在正常范畴之外而受到排挤、压迫, 而在范畴内的则大多重复着削足适履的服从文化指令的行为。在这些重复强迫症的行为中, 人们忘却了生命和文化的一些可能性”(宋素凤，2010：96)。

巴特勒所说的一种更为开放的文化和未来，可以是每个个体在弱化身份归类之后所能期冀的自由生命样态；一并而来的，还有来自于性别身份固化被解构后的两性壁垒的消弭。这种自由和消弭，以及包括巴特勒在内的后现代思潮对一切“本质”的拒绝，或许对个体和集体政治都会带来不确定感的冲击，那是身份规范的日趋松动所导致的归属感丧失。

然而，诚如巴特勒所认为的那样，有时候这样的麻烦是必要的, 它直指文化的病因以及个人不自由的根源。认识到此，至少开启了改变的契机(宋素凤，2010)：不以自我为中心自塑壁垒，不自以为是而彼此指责，以一种尊重多元文化及更多生命可能的心态去面对更为开放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