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无疑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惨痛和残酷的一页。从1937年到1945年八年抗战期间，半壁江山沦丧于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无数的城市村庄被炮火夷为平地，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在这场战争中，中国阵亡将士累计达300万人，平民伤亡人数逾1 500万，至少有6 000万至9 000万民众流离失所，而丧失亲人、受伤、致残、被强征为劳工和慰安妇的民众数量更是难以统计。¹

令战争亲历者更加无法释怀的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国土上所犯下的残暴战争罪行——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的恐怖行径、日军在华北地区实施的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和无人区的设立以及对数以百万计女性实施的性暴行。这些还只是侵华日军战争罪行的冰山一角。无论是在身体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这些令人发指的可怖暴行无疑会在历经战争的民众心里产生极大的创伤感，在他们的个体意识里留下无法抹去的印记。²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多年间，这种刻骨铭心的超大规模集体受难和遭受非正义的经历，却长期停留在个人记忆中，没有成为围绕战争所进行的公共领域中话语表达的核心(见Alexander and Gao, 2012; Gao，2011)。研究此段历史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少30年间对待抗日战争的态度可以用“文化失忆”(cultural amnesia)来形容；而在国际社会，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华犯下的滔天大罪更是几乎完全被历史遗忘，成为长期以来“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隐蔽的秘密” (见Alexander and Gao, 2012; Chang，1997; Coble，2007; Cohen，2003; Li，2000; Mitter，2003; Waldron，1996)。或许，“文化失忆”这一说法有失准确，但它确实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抗战民众的受难经历在共和国早期公共领域表达中所处的非中心地位。

原因何在？事实上，很少有学者专门关注新中国早期抗战受难经历在公共表达领域中的缺失。³西方学者在提及此种现象时，往往把它轻描淡写地处理成为毛泽东之后“新记忆”强大复兴之前的“压抑”阶段(见Coble，2007; Cohen，2003; Mitter，2003; Waldron，1996)。研究兴趣的缺失不仅说明这一问题具有令人难以捉摸的性质，同时也说明研究者缺乏解答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有效理论工具。如果说公共领域中记忆的缺失比其存在更加难以定义，那么，本文的首要任务就是先对问题“是什么”进行充分定义，然后再探讨“为什么”集体共有的有关战争创伤的叙事没能出现。

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时，上述西方学者均试图在东亚地缘政治的理论框架内解释关于抗战“记忆”和“失忆”的性质，因而其论著主要研究中日关系、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以及新中国政权合法性建构所必需的国内意识形态环境。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固然是形成集体记忆或集体遗忘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单单研究社会参与者的政治行为和框架却很难抓住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本来可以极大增强民族国家团结的战争创伤记忆却没能在新中国的宏大叙事中扮演中心角色。

如何才能更加明确地定义并深入解释这种令人费解的围绕抗战苦难经历所发生的“文化失忆”现象，本文将借助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理论进行全新的探索。文化创伤理论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最新领域之一。持有文化创伤视角的学者摒弃了启蒙运动及精神分析有关创伤的研究方法中所固有的“自然主义谬误”(见Alexander, et al., 2004；Eyerman，2001)，认为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巨大创伤和痛苦经历未必能够转化到集体层面。确切地说，即便是规模巨大的受难和非正义经历，其本身也不能构成集体性的创伤，正如亚历山大(Alexander, et al., 2004：10)所指出的，“发生的事件是一回事，对于这些事件的表述则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当社会危机成为文化危机，并且痛苦的体验“进入集体关于自我身份意识的核心”时，创伤才能出现在集体层面。也即，只有“当集体成员认为他们遭遇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事件，并且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无可挽回地改变他们未来的身份性质”时，文化创伤才能产生(Alexander, et al., 2004：1)。

如果说创伤是“受社会因素影响和促成的认识”以及创伤建构过程的结果(Alexander, et al., 2004：8)，那么，创伤的社会和文化建构是如何进行的呢？有学者认为，创伤的建构过程始于一个主张。这个主张在本质上是一个有关伤害的叙述，它对事情的发生及其原因、涵义和由此必须完成的任务进行定义，换言之，伤痛的性质、受害者和施害者的性质以及创伤的受害者与更广泛的受众之间所存在的联系——即亚历山大所定义的创伤建构所必须的“四个关键表述”(Alexander, et al., 2004：12)——都必须得到清晰的阐明和解释。提出主张的是“载体群”，即集体代理人，例如党派，由特定民族、性别和种族构成的群体，国家或国家代表等，这些群体具备理念上和物质上的利害关系，而且善于表达其主张。这些载体群通过各种制度化的活动领域对其主张进行传播，以使这些主张能够被成功传达到更广泛的受众当中。

创伤建构的结果受到多种社会因素如权力、地位、物质资源的影响，这些社会因素的作用不是充分条件，却至关重要(Alexander, et al., 2004)。原因在于，一个社会事件在公共领域中往往具有不止一种诠释，而一个主张只能代表其中一种诠释，因而有关这个事件的表述必然会存在争论，随着争论的展开，事件的涵义有可能产生剧烈的变化(Alexander and Gao, 2012)。亚历山大(Alexander, et al., 2004)认为，当一个创伤得以成功建构时，其所包含经历的相关性将通过心理认同的方式在象征意义上延伸至更广泛的受众，从而产生一个新的集体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社会凝聚力也得以产生。创伤的施害者将被迫承认其道义责任，而创伤带来的教训将形成记忆并被仪式化。更进一步，成功的文化创伤建构甚至能够将其载体群推上执政地位，从而使这些载体群的成员能够“得到机会将其对过去事件的诠释以强有力的方式制度化”(Alexander and Gao, 2012：270)。反过来，如果载体群无法“拿出相应的资源、权力或诠释能力对创伤主张进行强有力的传播，从而无法生成足够令人信服的叙述或无法传达给更广泛的受众”(Alexander, et al., 2004: 27)，那么，不管最初受难经历的固有性质如何，都会导致文化创伤不被认可的结果。

文化创伤理论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了两个有力的理论支点：其一，它有助于对于前文所述的公共领域中战争创伤记忆的缺失进行定义，并清晰表达有哪些内容需要解释。抗日战争带来的惨绝人寰的苦难和大规模毁灭从未成为新中国集体记忆的核心，换言之，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并没有对这段于个体来讲刻骨铭心的苦难史进行文化创伤的集体建构。本文要解释的就是为什么在这段时期会出现此种现象。其二，创伤理论能有力阐明有关“为什么”的问题。它能突显文化不言自明的自主性，同时帮助理解在创伤形成过程中各种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抗战创伤的缺失不应单纯理解为政治需要，而应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当时公共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强势文化结构所织成的意义网络中来进行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占主导地位的强势文化结构能极大影响同时代其他文化结构的形成；主导文化结构允许那些与其逻辑相符的文化结构形成，而抑制或阻止那些内在机理与之形成冲突的文化结构。本文认为，由于抗战创伤叙事受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阶级斗争文化创伤的阻碍和约束，因而抗战创伤个案应被认为符合上述之阻抑情形。

本文的主要任务因此由两方面构成：第一个任务是考查新中国成立之初赖以形成新集体意识的文化创伤是如何成功建构的。本文认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创伤戏剧(trauma drama)占据了这一时期文化创伤的核心。换言之，绝对邪恶的阶级敌人被当作旧社会中施害者(perpetrator)的典型代表，无产阶级受害者(victim)所遭受的难以形容的苦难在象征意义和情感体验上成为广大人民共同苦难的反映，于是广大人民通过一个跨越民族、国界的新的普世阶级身份而团结起来。

第二个任务是研究抗战的经历如何与“阶级创伤”这个宏大叙事相融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相融合”(unfits)。通过考查这个时期公共领域对抗战的表述，本文将展现抗战作为一种集体创伤的出现如何受到阶级斗争创伤的有效“抑制”。具体来说，随着阶级创伤在新共和国时期的不断发展壮大，它逐渐成为话语上坚不可摧的核心和巨大象征力量，并由此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符号空间，使得其他创伤主张无法产生。由于阶级创伤和抗战创伤两种叙事之间的根本冲突可能抵触阶级创伤的内在固有逻辑，阶级冲突叙事的强大主导力量决定了抗战叙事必须屈从于前者。阶级冲突的叙事模糊了民族差别(日本人—中国人、我们—他们、施害者—受害者)，而民族差别对抗战集体创伤的建构至关重要。

二、新中国的象征性诞生及其创伤的历史

现代国家作为“记忆的集体”，从诞生伊始就表现为各种集体记忆的集合，并在这些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建立集体身份和国家。由于受压迫和苦难的经历相比辉煌的过去所带来的记忆更具有增强民族团结的潜力(Schwartz，1995：267)，建国神话自然也就往往包含一个以集体创伤为基石建立的宏大叙事，在这个宏大叙事中，“集体成员认为他们遭遇了一个极其可怕的事件，这个事件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Alexander, et al., 2004: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不例外。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前夕的一篇开幕词⁴中就新中国的起源与国家未来的命运起草了一个权威性的叙事。这个建国叙述是一个为新中国的象征性诞生赋予了千禧救赎的上扬叙事(ascending narrative)，它明确指出，新生的含义就是对中国过去走过的严重错误道路进行根本性的拨乱反正。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有力地论述了中华民族如何历经长时间“不屈不挠的斗争”才摆脱了一个多世纪“被人侮辱”的命运而得以解放(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1960：第五册：1-4)。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必须推翻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就这样，新中国的诞生被进一步解读为一场关乎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战役。换言之，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华民族从悲惨命运中得以解救的最后机会。

这篇讲话所述的“诞生创伤”(birth trauma)的基本元素，即以实现超验的飞跃而脱离污浊的“旧”世界为前提的圣洁的“新”世界的积极创建，在1949年之后全国各地的话语场产生强烈反响。“旧”和“新”两者对塑造新生的集体身份均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罪恶的“旧”社会最终取得更加重大的象征意义，明确成为一个具有万能“污染”能力的符号，决绝地指向着1949年之前一切可能出现过的苦难与错误。⁵

只需快速翻阅这个时期学校教科书的内容，就会发现对“旧社会”一连串无穷尽的批判，用词激烈并带有强烈的批判和谴责口吻。事实上，“旧社会”很少单独作为一个词组出现，它的前面往往是一系列相当强烈的贬义形容词，如“万恶”或“黑暗”。旧社会被长期描绘成地狱般的丛林，而生活在旧社会的人们，正如其中一篇课文的作者所指出的，只有一种选择，那便是相互压迫、相互剥削(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1960：第五册：9)。普罗大众在旧社会令人窒息的压迫下所遭受的痛苦被用“水深火热”这类能勾起有关疼痛想象的词语清晰地呈现出来(Alexander and Gao, 2012)。为了进一步揭露旧社会邪恶势力的可怕，人们声称“旧社会”的全部历史是用“吃人”的语言写成的，正如鲁迅笔下那个偏执狂的主人公所下的结论。⁶事实上，“旧社会”作为象征符号已经取得一种近乎“神圣”的极端邪恶意义，以至于这个符号开始具备连带能力，只要和它有牵连的事物都会具有嫌疑，因此，就连音乐教科书的编者在选取那些在旧社会已经成形并具有影响力的民歌时，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借弘扬劳动人民“神圣的”民俗文化为盾牌来积极为自己的选择辩护。⁷

当过去被建构成为一种拥有可怖食人性质、吞噬和毁灭一切的象征符号，代表中华民族“诞生创伤”的苦难似乎已经被完全建立起来。然而，事实很快表明，过去的这段创伤并非仅是美好光明未来出现之前的一个单纯的“诞生创伤”，相反，阶级冲突是需要永远回忆和认同的一种创伤，是每一个基层社会单位要不断重复制作和重复演绎的一出戏剧。

三、“忆苦思甜”文学与阶级斗争的文化创伤

如果没有相应的象征性认同来填补新旧两个时代的时间和心理差距，人民在过去经受的困境和苦难就只能停留在抽象层面。这种符号延伸和情感认同在新中国早期的广大民众中得以成功实现，主要是借助各种文艺作品，通过普遍和一贯的戏剧性手法对过去的创伤描述进行大规模的渲染和夸张。“忆苦思甜”这个新的文学派别就这样应运而生。

“忆苦思甜”是连接幸福的新生活与创伤的旧时代的一种超验机制，目的是促进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对旧社会受害者的象征性认同。这类作品通常采用回忆录、传记或自传的形式，用凄厉的笔墨重现某个特定受害者的悲惨生活，这种表现形式在其表面上具有较大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歌词就是这类作品的一个典型。这首歌曲被编入小学音乐课本，由于旋律优美，至今仍受到小朋友的喜爱。歌曲一开始简短地描绘了今天幸福的新生活，然后开始对过去悲惨的生活进行重建，故事中的妈妈那时候是个没有土地的贫苦农民，在贪婪的地主老财欺压下过着无法形容的凄惨生活。歌词这样写道：

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

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

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

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

不难看出，由于采用了最亲密的家庭成员来代表受害者的形象，旧社会遭受的痛苦经历在这里被赋予个人情感，这无疑更容易取得听众在心理上的认同。这段歌词中尤为显著的是，其主要矛盾冲突是沿着阶级斗争路线明确展开的，受害者是代表贫苦劳动人民的妈妈，而施害者显然是借喻所有剥削阶级的地主。这表明乌烟瘴气的“旧社会”主要是通过阶级敌人之间的戏剧性冲突来建构的，因此与阶级斗争的创伤密不可分。“忆苦思甜”文学在建构阶级斗争的创伤戏剧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阶级斗争也逐渐成为整个社会对过去创伤性描述的核心成分。

当阶级创伤主张的两个最基本要素得到了清晰的定义，受害者一方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施害者一方是剥削阶级，⁸作为叙述过去的公共话语中最普遍存在的主题，即无法形容的折磨和悲伤，就被赋予了另一层含义。旧社会的创伤不再仅仅是已经得到彻底解决或者能被快乐地抛诸脑后从而被永远跨越的一种“诞生创伤”了，而是一种在当下仍必须被不断重新创造和重新体验的永远的痛。实际上，只有通过对旧社会罪恶的黑暗进行持续不断地重建和回忆，新的集体身份才可能形成。以下入选20世纪50年代初中语文课本的课文就清楚表明了这一点。课文的主人公对女儿述说他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在故事的结尾他不禁感叹道：“这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揪心日子呀！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日子，咱们应当一丝一纹地刻在心坎上。活到一百岁，享着天大的福，也不该把它磨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第四册：83)

阶级的罪恶是跨越国界的，而对于苦难的认同必须扩大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民众，只有这样，对阶级创伤历史的不断重现才具有普世意义。“忆苦思甜”文学认识到并促进了这一点。事实上，“忆苦思甜”文学中有一类文章专门描写其他国家劳动人民如何同样遭受着剥削阶级的无情压迫。在入选50年代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的文章中就不乏此种范例。这些文章时时提醒中国人民，世界上2/3的劳苦大众仍旧日复一日地生活在苦难之中，以此把阶级创伤主张延伸和加强到其他民族国家。通过对创伤的普遍性的强调，共同的苦难扩大了象征性认同的边界，形成了一个深深植根于国际主义话语的广泛阶级认同。各国劳动人民通过神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受害者身份紧密联合起来，于是整个世界及其矛盾冲突就被简化成为无法逾越的阶级差别的横向鸿沟，而其他任何社会差异和冲突，包括抗日战争之中的民族冲突，都应该且能够被超越。

四、通过“四史”加深阶级苦难，塑造阶级敌人的“至高”邪恶地位

“忆苦思甜”文学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发展壮大，在中央政府编辑的《全国总书目》中自1960年开始相应出现“四史”这个新细目，即工厂史、部队史、公社史、村史等，专门收录全国各地出版的“忆苦思甜”文学作品。“史”或“家谱”这样的新名称传达了一条重要信息，正如编选者在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系列丛书的序言中指出的，在过去，家谱是用来“记载反动统治阶级历史的”，现在，“我们革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才有权利来续写无产阶级的家谱，来续写革命人民的家谱”(新华日报社《红色家谱》编辑室，1964：序言：2)。很显然，选用这样的名称是为了巩固忆苦思甜作品的阶级界限，进一步增强阶级斗争的核心性。

翻阅一下被归类为“四史”的故事，不难看出它们与其他“忆苦思甜”作品一样，致力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并树立一个象征性的集体身份。然而，“四史”或家谱故事的突出之处是它们尤其执着地强调和加深施害者的邪恶多端以及无产阶级集体所受到的重创，目的是使得这段记忆留下的伤痕永不逝去。事实上，“四史”或家谱故事相比其他忆苦思甜作品似乎能够更加清晰和强有力地建构一个为无产阶级集体身份服务的悲壮的创伤戏剧。在这个建构过程中，有两大基石不可或缺。

其一是要展现人民遭受苦难的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60年代“四史”或家谱故事及回忆录的大规模和高姿态的出版成功实现了这个目的。⁹所有的家谱故事均采用同样的故事框架和叙事发展，主人公几乎涵盖了从事各种行业的所有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在“四史”出版物的序言、结语和编者按里，每一位编者都不忘把焦点集中在如何建构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整体所遭受的痛苦和磨难的普遍性上。他们一方面会强调“阶级仇恨是诉不完的”(新华日报社，1965a：40)，以此表明这些系列丛书出版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因为选录的作品仅能代表全体典型案例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向读者致以歉意。实际上，这些文章中最常用的一个成语就是“罄竹难书”，用以描写剥削阶级的罪大恶极。对旧社会贫苦老百姓的悲惨遭遇给予如此压倒性的宣传，不仅放大了个人的不幸遭遇，增强了施害者罪孽的恶劣程度，而且把创伤从个人记忆的隐秘空间提升到公共领域，于是，工农群众个人遭受的痛苦与不幸也就被升华成为整个集体的苦难。

其二是要加重所有符号代码所承载的象征性重量，深化读者的情感投入。浏览一下1960年到1965年之间“四史”资料的标题，满眼都是触目惊心的呈现暴力和血腥场面的语言。《红色家谱》这套系列丛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套丛书中，回忆录的标题和小标题都顺应了当时的总体趋势，其遣词造句勾勒出恐怖的视觉图像，以提高人民的警觉性和情感投入。譬如，其中一篇回忆录的题目是《怒涛洗净渔家仇》，其第一部分的小标题是“长江水，是血泪水！”另一篇文章的一个小标题是“帝国主义的屠宰场”，还有一篇文章采用的一个小标题是“解放前一滴牛奶一滴血”。¹⁰“仇”、“恨”、“血”、“泪”、“杀”这些字眼的普遍使用警示读者他们将要读到的故事不是一般的罪过或普通的压迫，而是人类流血牺牲的弥天大罪和人间惨案。

正如这些标题所示，所有“四史”故事的目的都是要揭露“血海深仇”，也就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伤。在这些故事中，劳动人民不仅备受压迫、饥饿、折磨、迫害、凌辱、践踏、无情的剥削，而且被谋杀、屠宰、受到身体摧残。每一个故事中必然有一个或多个受害者因为受到各种恶人欺压而丧失生命，这似乎成了惯例。其中有一篇护士的回忆录很有代表性，题目是《“奴婢”和白衣战士》。作者在文中回忆了解放前年轻女护士的悲惨命运：她们中有的被奸污，有的被逼为姨太太，还有的被卖到妓院之后自杀。更有甚者，作者还揭露了她亲眼目睹当时医疗实践中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她说旧社会的医院为了进行秘密的医学试验，故意接收不能负担医疗费用的穷人，许多病人就这样在接受所谓治疗的过程中被毒害致死(新华日报社《红色家谱》编辑室，1964：第二集：90-97)。

显然，类似于好人受苦这样的普通悲情故事通过以“死亡”和“流血”为代表的超验机制被升级成为无辜人民被屠宰的惨剧。通过这样的超验机制，创伤被赋予极其重大的象征意义，而对施害者在不同背景下种种恶行的披露正印证了这种被夸大和加重的罪孽。施害者常常被比作烧杀抢掠的吃人禽兽。譬如，为了揭示所有压迫者所犯下的同样的禽兽行径，一篇文章使用了这样的反问：“哪有‘老虎’不吃人？”(《红色家谱》编辑室，1964：第一集：67)；还有一篇回忆录的作者把国民党反动派叫做“吃人不吐骨头的坏东西”(新华日报社，1965b：38)。

然而，连最残忍的禽兽似乎也比不过剥削阶级的罪恶。因此，更常见的比喻是把阶级敌人比作中国传统文化中残暴的终极化身，其中一个最常用的比喻便是“妖魔”，例如一篇文章的一个小标题是“反动派一群妖魔一身腥”(新华日报社《红色家谱》编辑室，1964：第二集：24)。另外一些常用的称呼是当地农民给地主老财起的绰号，例如恶霸地主常常被比作“活阎罗”(新华日报社《红色家谱》编辑室，1964：第一集：110)。还有一个常用的比喻是“扒皮”，专指那些臭名远扬的特别贪婪、剥削成性的地主老财。

五、诉苦大会与阶级斗争的创伤戏剧

以“四史”或家谱故事的大量涌现为高潮的“忆苦思甜”文学为这一时期阶级创伤的成功建立提供了非常高效的叙事机制。通过大规模的出版发行、亲历者角度的故事叙述以及采用戏剧性夸大和象征意义被加重的符号来表现苦难的性质以及施害者，这样的叙事建构成功地再造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的阶级受害经历。与这种叙事建构相得益彰并使创伤戏剧的成功达到极致的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表演机制，在这里，创伤戏剧不仅被书写和阅读，而且日复一日地在集体社会生活中被真实地复制和上演。

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各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不断进行，于是斗争大会和其他形式的日常仪式¹¹和例会便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其中大概要数“诉苦大会”最为普遍，对公众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它提供了一种相应的高效机制，使阶级创伤真正地成为一出戏，把苦情搬到舞台上重新演绎和体验。换言之，“诉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忆苦”的舞台表现，前者甚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因为它已经超出了理性认知论证的范畴，而是要求观众置身现场，投入情感，并亲身参与表演。

以《斗争韩老六》为例，这是一篇60年代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¹²课文记叙了一场阶级斗争大会前前后后的全过程，通过这篇课文可以了解诉苦运动如何展开以及参加大会的人们如何深受其影响。

课文一开始，地主韩老六这个反派角色和斗争目标就被赋予了非同一般的负面文化编码。斗争大会还未开始，妇女和小孩已经开始唱起现场即兴新编的秧歌，歌词是这样的：“千年仇，万年恨，共产党来了才出头。韩老六，韩老六，老百姓要割你的肉。”歌词表现出的深仇大恨清楚地表明韩老六所背负的象征意义是如此尖锐强烈，作为施害者的他在这场社会戏剧中注定罪孽深重，不得好死。

随着斗争大会的开始，地主韩老六被带到院子中央一个事先设好的斗争舞台上，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公开控诉这个恶人不可饶恕的罪行，诉说他们过去如何受到地主的不公平对待和压迫，甚至是迫害。首先出场的是一位张姓小伙子，他作证说韩老六曾经抓他去给日本人当劳工，他逃跑之后，韩老六为了报复，把他的母亲抓进监狱，害得她最终死在牢里。当小伙子怒吼道：“今天我要给我娘报仇！”周围的人群大声喊：“揍死他！”人们开始拿着大棒朝着院子中央往前挤，喊声此时好像“春天打雷似的轰轰地响着”(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1963：第三册：61)。

这篇课文显示出诉苦大会同时也是创伤戏剧的一部作品，在这样的作品中，受害者的个人不幸被搬到舞台上公之于众，观众和受害者共同承受苦痛，把仇恨指向共同的敌人。如果说每个受害者个人的不幸遭遇分别构成戏剧中独立的一幕，那么每一幕不断积累的能量将最终达到高潮，实现一种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在公众中形成更强大的集体凝聚力。这种戏剧化高潮的形成可以从这篇课文中所描述的斗争大会的最后一幕观察到。

当最后一个上台来控诉的受害人讲完她的故事，向韩老六喊道：“还我的儿子！”这时，“男男女女都挤了上去。妇女都问韩老六要儿子，要丈夫。男的问他要父亲，要兄弟。痛哭声，叫打声，混成一片”。场面如此激烈和令人感动，来自村外的一个年轻的土改队成员小王忍不住流下泪水，“用手背擦着眼睛”(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1963：第三册：63)。

值得注意的是，当小王对村民产生情感认同的时候，课文的读者也同时重温了发生在万恶旧社会的这幕创伤戏剧，无论他们之前是否有过同样的亲身经历。这里呈现出的是创伤戏剧运作的双轨模式，由两个作用于不同层次而又具有明显区别的机制在平行作用：其中一个机制作用于小团体的微观层次，在这个层次，仪式、置身现场感和深化的情感一起制造了具体和有形的集体欢腾，把个人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有血有肉的集体；另外一个机制则作用于更广泛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宏观层次，在这里，一个基于普遍创伤进行的强大文本再造，在更加广大的受众中产生了强烈而广泛的象征性认同和情感延伸，受众确信他们和每一位受害者一起经历了共同的创伤，而正是从这种集体创伤中产生出的新的无产阶级身份认同把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

以上论证清晰表明，阶级斗争文化创伤的稳固确立在新中国国家集体的形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诸如“忆苦思甜”文学等文化结构，尤其是“四史”故事的广泛传播和流行，阶级斗争的文化创伤在各种文化产品中被赋予个人情感并得到普遍和一贯的夸张表述。共有创伤的文本再造又通过斗争大会等仪式得到“表演”和“具象化”(embodied)，极大增强了创伤的影响力。以文本和仪式形式对创伤戏剧进行的持续再生产，成功地实现了以下两个目的：一是阶级敌人“至高”邪恶的地位已毋庸置疑，他们唯一合理的归宿就是被永远地斗争、谴责和消灭；二是描写无产阶级在过去创伤史中所遭受的各种苦难故事被广大公众不断以不同形式重访(revisited)和再体验(re-lived)。正是这种不停“受创”的代入式体验，使得公众能够自觉自愿地认同无产阶级兄弟的受害者身份，积极地缔造阶级团结，从而为新的国家集体打下基础。

那么，如此牢固建立起来的文化创伤与当时公共领域中对抗日战争的表述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在阶级创伤压倒一切的文化环境下，抗日战争是如何被叙述和记忆的呢？本文认为，阶级斗争的创伤直接影响到抗日战争集体创伤的“缺失”，这种影响通过某种“阻抑”过程而实施，其中包含文化和符号两个层面的机制。

第一方面，如前所述，阶级创伤的建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社会是如此之成功，覆盖范围如此之广，且进入程度如此之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视为新中国之社会意义赖以围绕展开的象征性根基(symbolic anchor)。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他的创伤主张能否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主张与阶级创伤中心结构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因为其他创伤的建立在符号资源和媒体渠道等方面将不可避免地与这个中心结构形成竞争。那些在象征意义上与阶级创伤不一致的主张将缺乏表达的符号空间，而有关叙事也将被后者完全塑造并同化(colonized)。抗战创伤的主张就属于这一类，它在受害者与施害者这一中心二元结构以及苦难的性质两方面与阶级创伤均存在差异，甚至互为冲突。

另一方面，由于阶级创伤的内在逻辑决定世界必须按照超越人种、民族和国界的阶级身份横向界限来组织，抗日战争中的施害者和受害者均无法被认定为“具有合法性的”集体或类别，因为这两组人群按照阶级逻辑来讲都不够纯粹，都是介于“神圣”与“邪恶”之间的不易划分而又危险的“混合体”(hybrid)。作为潜在施害者的日本士兵当中有大量贫穷的无产阶级弟兄，不便将他们一律视为邪恶的施害者；而作为潜在受害者的中国民众当中不幸也包括为数众多的剥削阶级成员，不能把他们一律视为神圣的受害者。换言之，由于抗日战争的根本冲突是以民族差别的纵向界限来定义的，与阶级创伤的内在逻辑背道而驰，因此产生难以解决的符号问题。阶级冲突的压倒性优势决定了抗战苦难的集体重要性受到削弱，也决定了抗日战争中施害者和受害者的符号识别被模糊化，以避免与阶级路线相左。

六、抗日战争的记忆：公共领域中淡化的纪念

为证实上述观点，一个必须探寻的领域是新中国早期的中国社会如何在重要的纪念日或场合讲述抗战，而1965年作为抗战胜利20周年，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时间点。抗战结束已经整整20年，人们此时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发生了哪些事，也有充分的时间把依旧令千百万人疼痛钻心的创伤感受转变为集体创伤。然而，这种对于伤痛的记忆和反思却似乎并没有在集体层面出现。对1965年出版物的全面考查显示，建构以抗日战争为基础的集体创伤所必需的任何一个基本要素均未能出现在公共领域；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召集的官方纪念活动不仅数量有限，甚至不乏敷衍和心不在焉的意味。

翻阅1965年《全国总书目》的结果令人吃惊。除了“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军事”两个大类里面分别有两本专著，以及“文学”大类下的“报告文学”细类有一套四册纪念专辑之外，几乎没有明确用来专门纪念抗日战争的书籍。这种关注度的缺失在与其他类别出版物的数量进行对比之后，会显得愈发明显。比如，相形之下，在同一本书目中，代表“四史”专著的细类“部队史、工厂史、公社史、村史、家史等”共列出109个书目，占了整整六页半(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1996:127-133)。

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1966年由人民日报社编辑和出版的《人民日报社论选辑(1965)》，在整整六辑的社论中，没有一篇是专门用于纪念抗日战争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喉舌，其社论等同于省级政府和地方群众的政策指南，正因为如此，抗战纪念文章在社论选集中的缺失就愈发显得非同小可，意味深长。这再次印证了抗日战争在当时的公共话语中被边缘化的象征地位。

比起心不在焉的纪念和出版，分析研究当时公共领域中出现的有关抗战的表述似乎更能得出富有成效的结果。下文将论述在这些表述中普遍存在的三个语义和叙事特征，这些特征在新中国早期描述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文本中均表现得十分显著：第一是符号的等级化(semiotic hierarchy)，即把对敌人阵营的认识划分为“表面的”(conspicuous)敌人和“真正的”(true)敌人；第二是象征意义的模糊化(symbolic ambiguity)，具体体现为把表面敌人进行“纯洁化”(sacredization)的过程；第三是对抗日战争过于浪漫的理想化描述。这些特征不仅证实当时公共领域中缺乏对于抗战创伤的表述，而且清楚阐释了在社会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阶级创伤是通过何种具体机制霸道地笼罩(overshadow)、过滤(filter)并收编(subsume)了有关抗战的文化建构与叙事。

七、符号等级化：表面敌人区别于真正的敌人

抗战叙事被处于中心地位的阶级斗争创伤“同化”(colonized)的方式之一就是日本侵略军作为“表面敌人”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被淡化，他们的存在往往仅限于模糊的舞台背景，而以国民党为典型代表的阶级敌人作为“真正的敌人”则被暴露和重现在光芒四射的中心舞台上。实际上，日本兵很少被单独描述为罪人，他们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对国民党军队的妖魔化；与之形成对比，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常常被单独突出为主要施害者，而且对这个符号进行的文化编码也通常更具诋毁性。

这类语义等级化的例子在抗战叙事中数不胜数。以小学语文课文《平型关大捷》为例，课文描述前线战场八路军战士和日本军队之间一场激烈的直接交锋。在这篇课文中，“表面”敌人日本军队直到课文最后几段才开始出场，而他们的厄运也来得格外迅速，如课文中所描述，“公路上，山坡边，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战争胜利地结束了，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整篇课文足有4/5的部分专门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细节描写，作者笔下的国民党军队，这些人民“真正的”敌人一提到日本人就吓得屁滚尿流，他们贪婪成性，肆无忌惮地抢劫掠夺老百姓，使得人人共愤，被老百姓看作是“比土匪还凶的”，让“老百姓提起他们[国民党军队]就恨得牙痒痒的”(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第三册：7-13)。

很明显，在这篇向孩子们讲述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军队与日本军队之间最著名战役的文章中，“表面”敌人不仅不堪一击，其形象更是沦为一个抽象而模糊的伤亡数字，其意义仅仅是充当这场战斗故事舞台背景上一个必要而被动的摆设。课文作者在浓墨重彩地表现国民党军队的无能、懦弱和邪恶之余，似乎完全没有兴趣再对日本军队进行具体和有形的描述，更不用说着力尝试“建构”他们的邪恶属性了。在给他们匆忙贴上“敌人”的标签之后，作者几乎是敷衍两笔，便连忙以对八路军胜利的高声讴歌来结束文章。

同样，对于表面敌人和真正敌人进行区别对待的现象也出现在由当时国家副主席林彪所撰写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的文章之中。在这篇单独出版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抗战纪念专著中，全篇没有提及日本侵略军的一项战争罪行或暴行，而且除讨论战争性质时使用过“野蛮”一词外，再没有使用更强烈的词汇来形容抗日战争中这个最直接也最野蛮的敌人。相比之下，倒是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派，即专著认定的主要敌人，其行径之卑劣，足以把他们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篇专著指出，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后“背叛革命，杀死了大批共产党人，摧残了所有革命群众组织”(林彪，1965：21)；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全国统一战线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却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林彪，1965：12)；正是蒋介石这个“反面教员”在1941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实行“突然袭击”，“屠杀”许多“英勇的革命战士”(林彪，1965：14)。国民党军队的罪行被明确贴上“阴谋”“屠杀”这样的标签，显然比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更加不可饶恕。

相似的符号和编码的等级化同样出现在历史课本中。几乎无一例外，这一时期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都用浓墨重彩的笔触详细记载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施的惨无人道的多次大屠杀，其中尤以“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和“七·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为甚。以20世纪50年代的一本高中历史课本为例，书中用无产阶级“四史”的经典修辞悲愤地描述了阶级敌人的残暴无度和血腥罪行：“从1928年到1930年，在国民党屠刀下牺牲的革命烈士有七十三万多人。血腥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人民陷入深重的苦难”(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23)。

当“大屠杀”这个在修辞等级上达到极致的符号被不厌其烦地反复运用在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泣血控诉中，在南京发生的由日本侵略者实施的大屠杀却意外地在众多历史课本中缺失，即便短暂提及，也似乎在文化编码的等级上略逊一筹，因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固定历史语汇才首次出现在历史课本中并被详细讲解。¹³

1964年首演的纪念中国革命的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¹⁴提供了一个别有意味的例证：其第四幕名为“抗日烽火”，然而，有趣的是，在报幕员对国民党反动派向“我根据地”发动血腥围攻进行一番激烈声讨之后，当大幕徐徐拉开，人们却发现在这一幕的舞台呈现中根本没有出现过“表面”敌人，即日本侵略军的影子。在唯一一段表现共产党游击队战斗的舞蹈中，作为敌人的人物形象始终没有出现在舞台上，舞蹈的主题坚定不移地集中在游击队员们的高明战术和人民战争的伟大功绩上。这种对日军人物形象表达的实质性回避诚然受到艺术和美学考量的限制，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印证了抗战叙事中存在的敌人的符号等级化：也许“表面敌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孔，但“阶级敌人”将永远是最邪恶、最需警惕的正牌敌人。

抗战叙事中对于敌人界定的符号等级化显示了阶级斗争创伤对抗日战争叙事的“抑制”作用。阶级创伤所树立的阶级敌人的罪大恶极完全剥夺了国民党政府获得象征意义上“救赎”的可能性。作为战时的法定政府，国民党政府不仅组织了大规模抵抗作战，并且为这场正义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强大的阶级创伤文化结构却赋予他们永恒敌人的定位，使得他们几乎不得翻身。事实上，不少研究者都曾感慨大量以抗战为题材的十七年文艺作品对日本军队均没有进行太多的揭露和批判，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针对地主阶级进行的斗争和土地改革则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描述。对于这些作品来说，这场战争的意义只不过是谱写另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主题的社会舞台(刘为钦，2005)。无疑，这个更为重要的主题就是阶级创伤。通过符号的等级分化，抗战叙事被成功地纳入阶级创伤逻辑，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侵略军往往只是舞台上无关紧要、没有具体形象的背景道具，其功能主要为映衬和彰显更加狡猾的真敌人，其残暴的罪行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不足以与阶级敌人相提并论，在实质上被掩盖而变得几乎无迹可寻。

八、象征意义模糊化：作为受害者的日本无产阶级士兵及其救赎

符号等级化把日本敌人塑造为两害之中的较轻者，而象征意义的模糊化更进一步使表面敌人和真正敌人之间的差别超越了量的差异而成为质的飞跃。当正牌阶级敌人由于其无法救赎的性质而失去重获新生的机会，表面敌人却被赋予了极大的象征性超越和救赎的可能性。事实上，在以博物馆展览和纪念文章为主的官方抗战叙事中，表面敌人，即日本军队或更加笼统的日本国家，作为象征符号从来没有被赋予一个统一的负面编码，而始终被清晰坚定地从其内部进行二元区分。比如，前文提到的林彪所撰写的纪念文章，其中有一个段落专门对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反战力量进行了赞扬(林彪，1965：24)：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把不少深受法西斯思想毒害的日军俘虏教育过来。他们在提高觉悟以后，组织了日本人解放联盟、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觉醒联盟等组织，配合我们进行瓦解日军的工作，同我们一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在这个工作中，当时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再比如，1960年在北京建成开放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其以抗战为主题的展厅中，直至今日，依然有一个独立的布展单元以“日本反战同盟在中国”为主题，橱窗中展示着与八路军并肩战斗的日本共产党同志和前日本士兵的照片，展览解说词热情洋溢地称赞这些日本兄弟为中国抗战做出的杰出贡献。

不难看出，作为战争中敌对国的日本及日本军队，其象征意义是被模糊化的，而神圣的阶级横亘正是对这个表面敌人进行内部二元区分的最重要的边界和准则。在这个二元结构中，真正成为敌人的只能是一个作为抽象符号而存在的军国主义统治阶级，作为工人阶级先锋的日本共产党毋庸置疑将自动获得神圣正义的象征地位，而那些曾经在军队中犯下烧杀抢掠罪行的日本士兵，也可以因其正确的阶级属性而被给予重生的机会，由宿敌转换成忠实的同志和盟友。

事实上，不少文学作品，如《敌后武工队》、《新儿女英雄传》中都创造了获得新生的日本士兵形象，他们不仅被定义为“敌人过去式”，而且被认为是深受帝国主义法西斯毒害之后“得救”的“失而复得的兄弟”。以50年代颇受欢迎的一部小说为例——这是当时唯一一部以日本战俘为主要人物的小说——小说中的松山在被强征入伍前是个矿工，小说有意创作这样一个角色来代表日本士兵，表示他们是“日本工人阶级中受到悲惨压迫”的成员(哈华，1951：18)。

小说对松山及家人在日本的悲惨生活作了长篇细致的描写。松山在受审过程中交代的这些故事明显符合“忆苦思甜”文学的叙事模式，故事中有血海深仇(母亲的死和父亲的残废)，有对劳动人民惨无人道的对待和冷酷无情的剥削(饥饿、微薄的工钱、长时间的工作、穷苦的童工)，有残酷的政治迫害(由于被怀疑参与政治活动而被抓进监牢)，所有这些不幸都要怪罪到邪恶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机构日本帝国主义政权的头上。

“忆苦思甜”模式的出现表明松山这个人物被塑造成典型的令人同情的阶级压迫受害者而非战争罪行的施害者。与这个阶级身份相适应，他的悲惨遭遇注定要洗清他加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使他与中国无产阶级兄弟姐妹紧密团结在一起，并很快获得重返神圣同志阵营的“证书”。确实，审问还未结束，八路军干部王明就已经“被这位日本工人阶级弟兄的遭遇深深感动了”(哈华，1951：22)，他宽大地批准松山获得新生，而松山也对此报以热情的回应，两人“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握了手(哈华，1951：24)。

松山及其他“由敌人转变成同志”的日本人物尤为清楚地说明了抗日战争的表述如何被阶级创伤这个无与伦比的强有力的符号建构所覆盖。显而易见，阶级兄弟间的认同和友情是如此之强大，可以完全超越两个正在进行残酷战争的交战国之间的鸿沟。正是由于阶级创伤的逻辑意味着阶级团结的边界必须延伸到日本的劳动人民，因而大部分日本士兵不能被塑造为犯下累累战争罪行的无情施害者，而在多数情况下被认同为遭受军国主义统治阶级毒害和剥削的无辜受害者。作为无产阶级的“受害者”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他们在战争中犯下战争罪行的施害者身份。如果说抗战叙事中敌人界定的符号等级化已经扭曲了受害者和施害者的中心二元结构，那么这个中心二元识别通过对表面敌人象征意义的模糊化又被进一步混淆：不仅阶级施害者被塑造成正牌真敌人，战争中真正的个体施害者又往往被归类为无辜的战争受害者，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则被有力地塑造成无所畏惧的抗日英雄。这样，本来潜在的抗战创伤主张所必需的所有关键要素都被扭曲和摒弃了，矛盾的性质被进一步有效地转移到阶级创伤的框架体系中。

九、抗战叙事的浪漫化：受害经历的缺失和弱化

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语境中，与阶级敌人几近眩目的邪恶相比，日本侵略军的罪行简直黯然失色，而大部分日本士兵因其无产阶级出身更被定义为阶级兄弟和受害者，于是，对于抗战中日军所犯下的战争暴行和中国受害者的创伤叙事就这样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和阻碍。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这个即便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考量也属罕见的对无辜平民实施战争暴行的极端案例，1949年之后却从共和国最被广泛采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悄然消失达30年之久(见Alexander and Gao, 2012; Xu and Spillman, 2010)；¹⁵而全部有关日军在中国境内犯下的战争暴行在这些版本的历史课本中也仅仅被短短的一小段文字一笔带过，¹⁶取而代之的是包括课本、文艺作品、报刊文章等社会文本对于抗战叙事所采取的极度浪漫化描述和为凯旋结局赋予的无限重要的象征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广大民众被塑造为战无不胜的无敌英雄，而敌人则被喜剧漫画般的手法表现得极端愚蠢可笑，整个抗战叙事充满着夸张的乐观主义情绪和几近浮夸的英雄主义模式。

《游击队之歌》的歌词就很有说服力。这首歌是前面提到的《东方红》中那段舞蹈的伴唱歌曲，歌词描绘游击队员能战胜千难万苦，面对任何危险和困难都无往不胜。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显而易见，这段歌词采用了完全欢快夸张的笔调来谱写其中主人公的英雄形象：他们不但拥有超人般的能力，而且好似被注射了某种疫苗，感觉不到疼痛、死亡或折磨。英雄人物的大无畏精神就好像攻不破的“盔甲”。这样理想、浪漫化的描绘必然会自动抑制中国游击队战士和老百姓受害者身份的建构。换言之，抗战叙事中唯一可以出现的中心二元结构遵循的是“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模式(英雄战胜恶人)，绝非“无助的受害者”面对“残忍的施害者”的模式。

孩子们读到的抗战故事更是一味充满不可救药的浮夸的乐观笔触。¹⁷实际上，这些作品似乎形成了一个套路，就是所有中国共产党军队与日本侵略军之间的对抗均以前者的辉煌胜利告终，“我军”永远大获全胜，几乎不损一兵一卒。¹⁸不仅如此，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总会有适当的事情发生，各种天时地利人和总是能凑在一起促成人民的最终胜利。譬如，在《雁翎队》这篇课文中，游击队的一个小分队成功挫败了日军水上兵力的一轮进攻，这里对敌人的描写就如同其他很多作品一样，只是简单地走个过场，因为他们往往一出场就中了游击队员的埋伏，注定逃不过悲惨的下场。果不其然，战斗一开始，几十个日本兵就被轻易干掉了，他们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威风凛凛的现代汽船很快成为欢闹的游击队员们的战利品(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第四册：16-22)。

在课本以及大多数脍炙人口的文学影视作品，如《地道战》、《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中，中国人民的足智多谋、福星高照超乎想象，而日本兵的软弱、愚蠢、倒霉则到了极点，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日本兵常被叫做“鬼子”，可创作者们笔下的鬼子形象却几乎没有什么邪恶的本性，因此这个称呼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有点滑稽的意味。¹⁹比如，课文《白洋淀边》²⁰对“鬼子”形象的描述就很生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第四册：16-22)。一开始，几个进村的“鬼子”兵不干别的，尽忙着追赶公鸡，要捉住了大吃一顿。鬼子笨手笨脚发了狂似的乱窜，公鸡就像游击队员一样机智勇敢，把鬼子甩掉了。鬼子追到草垛边，发现三个年轻姑娘从藏身的草垛里钻出来，鬼子正兴高采烈地欢呼遇到了“年轻的花姑娘”，其中一个姑娘往外投了一颗手榴弹，几个鬼子立时送命。课文描写的“鬼子”明显没什么大害也不构成严重的威胁，三个年轻的平民女子倒成了冷血战士，随身携带致命武器，关键时刻立马派上用场。不但如此，“鬼子”如此轻易就遭殃完蛋，甚至显得有点可怜，毕竟这里他们最大的罪过只是想要食物和女人，这也是人之常情。

比起抗日英雄的高大全和“小鬼子”的可恨可笑，胜利的锣鼓喧天和彩旗招展似乎能够更加有力地为抗战叙事奠定凯旋上扬的浪漫主义基调。如前所述，不仅是课本和孩子们的故事书，新中国所有有关抗战的叙事文本，无论是纪念文章、博物馆展览还是文艺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以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伟大胜利为结局(见Gao，2011; 郭建敏，2008；皇甫宜川，2005；杨厚均，2005)，而这种对于胜利的讴歌和强调往往伴随着对其象征意义的无限放大。前文所提林彪的纪念文章就不遗余力地称颂这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一百年来无数次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林彪，1965：1)，并且将其定义成是为夺取全国政权铺平道路而不可避免和必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阶段”(林彪，1965:8)。

不难看出，最终凯旋的结局在中国的抗日叙事中占据着无与伦比的意义权重，是整个宏大叙事的最高潮所在。在这个叙事中，情节安排无一例外地采取一种上扬的路径，胜利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历史正义不言自明的实现。事实上，抗战的胜利结局所拥有的还不仅仅是印证历史正义的能力，在后革命时代的宏大叙事中，它更是被赋予了可以治愈一切创痛和抚平一切伤痕的奇迹般的愈合魔力，能在大众中产生戏剧般的宣泄效果，把那些深受战争摧残的民众从悲痛和创伤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当历史正义的到来被认为是必然发生和势不可挡的，当到达正义过程中的逆境、残酷或牺牲被认为是可以获得救赎的，是暂时的和无足轻重的时候，战争的苦难便被理解和表达为历史螺旋上升进程中一个暂时的倒退，只有胜利的最终达成才具有真正意义。依照这个逻辑，胜利是无所不能的，没有遗憾，无须反思，只要拥有了胜利，邪恶便被驱走，死者得以拯救，伤者得以治愈，冤屈得以昭雪，伤痕得以抚平，所有承受的苦痛和失去的生命均获得永久的象征性救赎。历史于是可以安心地、毫无困扰地翻开崭新的篇章。

对于胜利意义的无限放大以及对抗日战争的过度浪漫化描述最大限度地掩盖了这场战争在中国土地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和苦难。通过展现我方的战无不胜和最低限度的战争代价以及建构坏人总是被好人打败的美好的二元结构，浪漫化叙事实质性地回避了对于战争暴行的再现，削弱了民众受难的普遍性和深重程度，而战争的重大意义被进一步边缘化。与阶级斗争创伤中所建构的受压迫、践踏和屠杀的无产阶级(包括大部分日本士兵)不同，在这幅美好浪漫的图景中，对战争中中国受害者群体的认同被不可思议地回避，使之成为一个非实体和非存在，正如前面例证所生动说明的，任何潜在的中国受害者都被描绘成英勇的抗日战士，从而从根本上阻止了受害者身份的实现，而所有在战争中实施的暴行和遭受的伤害都被压倒一切的胜利所冲淡，变成高歌猛进的凯旋乐章中一小段虽略显沉重却大可以忽略的音节。

十、结论

不难看出，上述在毛泽东时代抗战叙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符号和象征性特征以及当时公共领域中数量稀少的纪念话语，彰显了围绕抗战所进行的集体创伤建构过程的缺失。如本文所述，这种缺失不仅仅取决于政治需求，也是强有力的文化结构对于其他文化建构进行“抑制”和“阻断”的结果。由于新中国政权致力于把全新的国家集体建立在以阶级创伤为核心的记忆之上，并围绕此核心展开了全方位、强有力的文化建构，使得阶级创伤成为社会意义产生的中心机制，在此过程中，有关抗战的文化记忆和表述因其中心二元结构及基本逻辑与阶级创伤相异而被后者普遍和强力地覆盖与塑造，使得抗战中民族和个体所遭受的巨大伤痛被淡化和削弱。

抗日战争中最主要且最野蛮的施害者，日本侵略军，由于其群体成分异质，不能被简单地归类到一个阶级，因此需要使用笼统而模糊的语言来进行文化编码。他们的行为被描述成不足以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终极卑鄙相提并论，他们的象征意义很大程度上在“真正的”阶级敌人黑暗的“至高”邪恶的对比下相形见绌。毋庸置疑，这些士兵在中国土地上犯下了累累暴行，然而他们阶级出身不同，特别是其中有无数出身工农的阶级兄弟，对于他们罪行的无情揭露和鞭鞑会在文化和逻辑符码上引起与阶级叙事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因此，他们所犯下的暴行被有意且有效地回避，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最终胜利的浪漫化叙述。当日本无产阶级士兵被塑造为战争受害者，并占据相当的文化符号空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却基本上被从这个宏大叙事中略去，取而代之的是堂而皇之地赋予抗日英雄高大全形象的文化建构。于是，有关抗战的潜在创伤主张所必需的所有重要元素，施害者、受害者以及受难性质均被有效转移、回避或抑制，而创伤主张也从未出现。与此同时，抗战叙事被熟练地打造成为与压倒一切的阶级创伤衔接得天衣无缝的又一段情节：毕竟，吃人扒皮的地主应该被毫不留情地消灭掉，而日本士兵则成不了什么大害，作为阶级压迫受害者的一员，他们获得救赎的潜力要大得多。

正如本文在引言部分对于西方论著所进行的文献批判，体现新中国抗战集体记忆特征的并不是一种“文化失忆”，而是一个积极建构的宏大叙事。只是这个叙事把灭绝人性的屠杀和血流成河的苦难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用胜利的欢腾轻盈地抹去了战争所带来的骇人的悲惨境遇和大规模毁灭。换言之，缺失的不是个体甚至集体的记忆，而是以抗战受害者身份为中心的有效文化创伤的建构。诚然，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以抗战经历为核心所进行的新的文化集体建构已经展开，而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建立、历史课本中增补的有关“侵华日军暴行”章节为代表的创伤叙事也似乎已经成为当下抗战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显示着曾经的“缺失”正在得到弥补。然而，必须直面的问题是，曾经欢腾喜悦的凯旋式抗战叙事早已被以电影《地道战》等为代表的文化作品深深刻在几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成为中国最主流的抗战记忆，而这种集体记忆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将会与新的创伤建构形成某种冲突甚至对立，从而使得当今中国社会抗战记忆呈现出光怪陆离、复杂混乱的图谱。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今天大众文化领域中会出现那么多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抗日神剧”。

1.关于抗日战争的中方伤亡情况，自1945年以来似乎未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此处引用的数据参见：张宪文，2001。

2.研究抗日战争的西方学者均指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侵略中国时所实施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针对无辜平民的“恐怖主义”(national terrorization)，企图通过对于包括妇孺幼儿在内的无辜平民进行残暴杀戮来削弱民众和军队的抵抗意志，从而达成其征服中国全境的战略意图。正是这种自上而下贯彻的血腥策略，使得为数众多的日军士兵普遍且肆无忌惮地犯下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而得不到任何意义上的惩戒，也使得中国民众在抗日战争中所遭受的摧残和蹂躏几乎是二战所有受害国中最为广泛、惨痛和深重的(见Chang，1997；Lary，2010；Van deVen，2003；Waldron，1996；Yin and Young, 1996)。中国研究者近期发表的著作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共识(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杂志社，1996；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91, 1994a, 1994b；李云汉，1995)。

3.有两篇最近发表的论文可能是例外，它们集中研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被压抑的”集体记忆(见Alexander and Gao, 2012; Xu and Spillman, 2010)，探讨为什么这个“大规模灭绝的最恶劣事件之一”很长一段时间被忽视并排除在官方记忆之外。

4.这是毛泽东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5.本文主要采取文本分析方法，所采集的文本数据广泛取自1949年之后出版的中小学语文、历史教科书，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上刊登的纪念性文章和新闻报道，博物馆等纪念场所，以及以电影、小说、样板戏、大型文艺演出等为代表的文艺作品。其中，在学校教科书部分，笔者阅读、梳理和分析了1949年到2002年期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几乎全部版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初级中学及小学五六年级语文教科书、教师参考用书及部分其他科目教科书。文末仅列举了本文参考文献中的一部分。本文所选用的很多文学作品的例子和例证大多取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高级小学和初级中学语文、历史课本。

6.即鲁迅的《狂人日记》。该文第一版于1918年出版，1949年之后一直入选高中语文课本。

7.关于学生为什么要了解和学习“旧时代”创作的民歌，编者的解释确实显得很积极主动。举例说明，编者多次提到民歌“富有深刻的内容、丰富的表现力和非常纯朴的情感”，是“极有益的教育资料”，同时强调民歌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是长期以来人民大众智慧和才华的体现(张乐克，1957：28)。

8.这一时期公共话语所指的阶级敌人包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然而，在阶级敌人的建构过程中，正如毛泽东在前面那篇开幕词中的定义，国民党反动派显然是阶级敌人“集中的代表者”，是所有阶级敌人的代罪羔羊。国民党反动派的“典型化身”的地位对新中国政权建设中关于抗日战争的表述产生了重大后果，这种绝对邪恶的地位决定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这场战争中虽然在为“正义”的一方而战，却成为比侵华日军更罪大恶极的“真正的”头号敌人。

9.关于“四史”出版物的数量似乎没有官方统计数据，据一篇有关当代中国口述史发展过程的文章指出，“四史”的资料收集是毛主席号召的全国“四史运动”的一部分，因而“收集了大量人民经历的资料”(宋学勤，2006：5)。在某种程度上，“四史”成为20世纪60年代《全国总书目》的一个细目单列，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该系列出版物的重大意义和出版规模。

10.这三篇故事分别参见：新华日报社，1964：27；新华日报社，1965b：21、35。

11.这里说的其他日常仪式包括“早请示、晚汇报”，在讲话、交谈和文字的起始与结尾处引用毛主席语录，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12.这篇课文改编自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

13.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在1949年后中小学历史课本中的记载，请参见Alexander and Gao, 2012。此处提到的90年代的课本为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四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14. 《东方红》于1964年10月在北京首演。这部大型歌舞史诗是为纪念新中国成立15周年而创作演出的，以歌曲、舞蹈、歌剧和芭蕾的形式生动描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是研究新中国如何向公众表达其国家历史以及如何定义国家的集体身份(包括在公共舞台上如何表现抗日战争)的理想文本。

15.笔者在一篇论文(Alexander and Gao, 2012)中梳理了1949年之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部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发现在1949至1979三十年间，除了在个别版本的教师用教学参考书和一个版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之外，“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完全没有在历史课本中被提及。这种沉默一直保持到1979年才最终在一册并没有被广泛采用的初中历史课本中被打破。而在小学历史课本中，直到1992年才第一次出现了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讲解。与此同时，“南京大屠杀”作为专用历史语汇一直到90年代才真正出现在中学历史课本中。这篇文章也同样梳理了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纸媒出版物，发现尽管“南京大屠杀”作为专有词汇曾经在这些媒介上被多次提及，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它几乎从未被作为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单独讨论、叙述、纪念或报道，全部相关报道或论述都被限制在与当时时政需求紧密联系的语境之中，比如，某些报道中提及“南京大屠杀”是为了有力谴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大兵压境之际丢盔卸甲完全置人民于不顾的丑恶行径，有些则是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邪恶本质从而支持当时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文章指出，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公共表述有力地印证了“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其重大意义在毛泽东时代公共话语领域被有意淡化和回避的事实。同样可资印证的还有直到1985年才建立起来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16.在毛泽东时代出版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对于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几乎只有如下一小段描述：“敌人对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游击区加紧‘蚕食’；在占领区加紧‘清乡’”(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68)。

17.此处仅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编入小学高年级和初中语文课本的文学作品节选，共有八篇。这些作品写作于四五十年代，作者都是共产党解放区的作家。

18.这种情况显然仅限于本文在论述和分析中所倚重的小学语文及历史课本。毋庸置疑，大部分关于抗战题材的小说和电影及其他文化产品中通常少不了对各种战争暴行以及无辜生命丧失的描述，但正如本文所述，在某种程度上，由英雄人物的高大全形象(这其中包含牺牲的烈士)和日本侵略者的漫画讽刺形象构成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昂美学叙事机制有效阻碍了创伤感的形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的集体正义感、效能感和凯旋感。

19.这并不是说“邪恶”或者“坏”这样的字眼没有明确用来描述日本侵略军，只是说对于这个符号的编码等级并没有被提升到相应程度。这样就以自我强化的方式进一步加深了阶级敌人的邪恶地位高于鬼子兵的符号等级。

20.这篇课文被选入五十和六十年代两个版本的初中语文课本，分别是1952年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第四册和1963年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