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加快市场化的步伐，并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突出特征和重大成果，中国经济已由典型的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机制主导的体制(林毅夫等，1999)。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不少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也相伴而生，如收入不平等(边燕杰、张展新，2002；刘精明，2006；张义博、付明卫，2011)、性别不平等(张丹丹，2004；吴小英，2009；童梅、王宏波，2013)、政府职能转变(丘海雄、徐建牛，2004；曹正汉、史晋川，2009)、社会资本与网络(张文宏、张莉，2012；张顺、程诚，2012)和公民参与(陈福平, 2009, 2012)等。但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市场化进程所引发的区域发展差距日渐加大。由于经济发展、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东、中、西部居民的政治价值观也会有所差异，进而对政府的期望与认知出现相应的区域差别，并由此引发一种新的政府信任差序格局。这些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了。因此，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市场化发展带来政治价值观上怎样的变化？市场化进程本身是否对政府的公信力带来挑战？居民的政治价值观对政府信任又起怎样的作用？这种作用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是减弱还是加强？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一) 市场化与政治价值观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向，即从所谓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逐渐转向“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并形成三种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第一种是以罗德明(Lowell Dittmer)为代表的“自我限制的权威主义论”，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政治权力稳步去激进化与合理化”的过程，而且此过程几乎没有发生逆转的现实可能性(Dittmer，2006)；第二种观点是以史乐伯(Scalapino)为代表的“权威多元主义论”，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的发展是一种“从强权威主义向权威多元主义”的演变过程(Scalapino, 1998, 2008)；第三种观点是以迪克逊(Bruce Dickson)、戈德曼(Merle Goldman)和塞奇(Tony Saich)等为代表的“平民主义的权威主义论”，他们认为，一方面，当前的政策倾向那些从经济改革中受益相对较少的群体，例如农村和城市中的贫困和弱势人群；另一方面，政府以维护稳定的名义加紧了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这些学者由此断定，中国的政治出现了一种平民主义倾向，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则走向一种平民主义的权威主义(Dickson，2005；Goldman，2007；Saich，2008)。与此相对应，中国居民的政治价值观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戴蒙德(2012：71)所说，“后工业化时代将中国居民从传统与世俗权威中解放出来，造就了一种解放伦理”。国内也有学者指出，伴随着市场化改革，中国居民的政治价值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权威分化(孔繁斌，1998；肖唐镖、余泓波，2014)，尤其对中国城市居民来说，对一些基本价值的追求同世界各地的情况越来越一致(钟扬，2012)。

受中国改革开放前景的鼓舞，更有一些学者推崇欧美的多元主义理论模式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模式，直指中国居民的政治价值观已经向多元主义和民主主义方向发展。他们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居民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等也开始凸显(Zweig，2002；Howell，2006；Li，2010)。甚至有研究指出，与西方其他民主制相对协调的社会相比，中国居民的政治态度与价值的分布是相似的(Shi，2001；Steve，2008)。以往的研究表明，市场化与民主主义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即市场化可以促进民主主义的发展。达尔(1999：175)曾经指出，“多元民主仅仅存在于那些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而从来没有在非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存在过”；波恩荷兹(2000：90)也认为，“现代民主政体只能兴盛于存在着大批经济上独立个人和企业的地方”；李普塞特(1997)对欧洲和拉丁美洲民族国家有关民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研究显示，以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识字率及教育方式等为表征的“现代化指数”和稳定的“民主化指数”之间存在一种令人信服的相互关系；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对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展开的类似研究中也发现，现代化指数与民主化指数密切相关(转引自阿尔蒙德、维巴，1989：12)。

虽然诸多研究在理论上给出判断，认为市场化进程对政治价值观有分化作用——强化民主主义价值观而弱化权威主义价值观，但多数缺乏实证数据的验证。此外，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市场化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在这一进程中起关键的作用(陈天祥，2001)。因此，这种理论判断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能否适用？中国的变化是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演变轨迹一致？鉴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组假设——市场化对政治价值观的分化假设，具体为：

假设1.1：市场化会抑制权威主义政治价值观。

假设1.2：市场化会促进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

(二) 政治价值观与政府信任

英格尔哈特(Inleghart，1997)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表明，个体的价值观是影响政治信任的基础性因素；史天健(Shi，2001)在研究文化价值观与政府信任时指出，“文化”有两个层次：一是规范(norms)和价值观(values)，一是态度(attitudes)和观念(beliefs)。前者是指单个公民在早期社会化阶段形成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后者则是因单个公民将他/她的道德、价值标准用来分析现实生活的结果。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往往比较持久，而态度和观念则更容易受到外部影响。可见政治价值观才是政治文化中具有持久影响的因素。

政治价值观对政府信任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政治价值观和利益诉求的不同，对政府的政治、经济表现的评估也不同，进而影响政府信任(Mishler and Rose, 2001)。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政府信任影响的具体差异在哪里，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通常的观点认为，民主主义国家多为高信任度国家，权威主义国家则为低信任度国家，因为民主的政治文化为信任的产生提供了土壤(Warren，1999；Rainer and Siedler, 2009)。一些学者对此也提出质疑，他们的研究指出，权威主义国家的政治信任也会不可思议地高涨。比如，史天健(Shi，2001)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比较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政治信任后发现，大陆较高的政治信任来自权威主义的传统政治文化；马得勇(2007)也发现，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权威主义价值观作为一个文化的因素，对人们的政治信任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在权威主义国家，政治信任来自政府绩效和权威崇拜(权威传统)，而不是民主政体。如同早期研究政治文化的白鲁恂(Lucian Pye)指出的那样，建立在儒家信仰体系上的中国大部分传统政治文化是影响中国人政治行为的心理约束(转引自威亚尔达，2005：84)，而且也是形成高度政治信任的关键变量。

笔者认为，在这里要区分民主制度与民主意识的差异。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制度可能有利于提高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Warren，1999；Rainer and Siedler, 2009)，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其政治体制可能还是威权体制，但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居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凸显，这种超前意识可能与当下的政治制度并不一致。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增长会提升公民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期待。一旦感到政府的输出与自己的期望存在差距，公民就会表现出对政府的不满意，这种感觉到的差距越大，对政府就会越不满(Miller，1974)，因而会降低对政府的信任度。相反，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依然奉行权威主义政治价值观的人可能对政府保持高度的信任感。因为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政府和政治领袖是整个国家中最重要的权威象征，对权威的敏感、崇拜和依赖自然会导致人们对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信任(马得勇，2007)。一旦公众接受了政府的合法性，也就意味着他们肯定或默认了现行的社会制度结构，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因此会大大减少，甚至提升对其信任度(何显明，2007)。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权威主义价值观可能已经相当遥远，但对东亚国家来说，仍然是支配人们行为的重要价值观念。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都有漫长的专制或权威主义统治的历史，在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传统价值观中，权威主义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我们认为，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体制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将有助于提高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而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则可能会降低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因此，本文提出第二组假设，即政治价值观对政府信任的分化假设，具体为：

假设2.1：权威主义政治价值观对政府信任具有正向作用。

假设2.2：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对政府信任具有负向作用。

(三) 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政府信任

前面两部分分析了市场化与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价值观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本部分将分析市场化与政府信任的直接关系，以及市场化在政治价值观与政府信任关系中的间接效应。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学的经典命题，目前学界基本已经取得共识，即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提倡超越二元论，主张二者之间是共生关系或称伙伴关系(秦宪文，1996；宋世明，1997；张群群，2000；刘祖云，2006；胡钧，2013)。在转型国家，市场机制未能完全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也充当着资源配置的重要角色。已有研究也表明，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的管制越多(Chen, et al., 2005；Li, et al., 2006；Faccio, et al., 2006)。市场和政府作为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主导，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也会要求政府职能做相应改变。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也同样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Bhalla, et al., 2003；Yang，2002；Lu and Wang, 2002；丘海雄、徐建牛，2004；曹正汉、史晋川，2009)。

可是，市场化进程中的居民对政府职能的转变“买账”吗？或者说，他们对政府的各项工作满意吗？已有研究发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一直在下降，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更是急剧下降(Shi，2001)。造成政府信任度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与市场化本身密不可分。例如，市场化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提升了居民的文化程度与反思能力。居民反思能力的提高，必然会提高对政府表现行为的预期。一旦政府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居民就会降低对政府的好感(Levin，1998)。再有，市场化也会带来个体物质福利的增加，使公众开始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评估政府领导人和机构，这可能会导致公众对政治体制和政治精英信任水平的下降(Inglehart，2003；Offe，1999；Patterson，1999)。因此，我们认为，市场化进程可能会降低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直接效应)。

此外，结合前文分析内容，我们也有理由推测，市场化可能通过和政治价值观的交互作用间接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间接效应)。换言之，市场化在政治价值观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可能起调节作用。因为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可能对政府信任有分化作用，即权威主义政治价值观对政府信任有正向作用，而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对政府信任有负向作用。然而，居民政治价值观的形成又深受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市场化所蕴含的现代民主因素可能会促进居民的民主主义价值观，抑制权威主义价值观。因此，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民主主义价值观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大，而权威主义价值观的作用将进一步弱化。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1：市场化进程对政府信任有负向作用。

假设3.2：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权威主义政治价值观对政府信任的正向作用趋于弱化。

假设3.3：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对政府信任的负向作用趋于强化。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图 1所示的模型计量路径。

二、数据、变量以及测量 (一) 数据与统计模型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此次调查覆盖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对中国100个县(区)、480个居(村)民委员会、1.2万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了调查，共完成11 785份有效调查问卷。¹

本研究中使用了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统计方法，主要包括两个层次。

1. 个体层次

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Y_ij=β_0j+β_1jX_1ij+β_2jX_2ij+… …+β_kijX_kij+r_ij

个体层次的主要变量X_kij为性别、年龄、社区类型、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职业状态和年收入对数等。β_kij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r_ij为方程残差。

2. 省份层次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β_0j=γ₀₀+γ₀₁W_1j+u_0j

β_1j=γ₁₀+γ₁₁W_1j+u_1j

在二水平的省级层次，主要的变量W_1j为市场化程度，它对因变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截距层次，即β_0j方程所示，γ₀₁、u_0j为截距层次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残差；二是斜率层次，即β_1j方程所示，γ₁₁、u_1j为斜率层次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残差。其分别反映了二层次变量市场化程度对因变量的直接结构效应(二层次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和间接结构效应(由于二层次变量的作用，使得个体层次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具有结构性差异)。

(二) 变量及其测量 1. 市场化

所谓的市场化，是指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改革过程，它不是简单的一项规章制度的变化，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樊纲等，2003)。市场化是个宏观层次的变量，本研究选用了市场化指数反映各地区间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里的市场化指数主要来自樊纲等(2011)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该报告主要对2009年各省份的市场发育状况进行了评估，其中的市场化指数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樊纲等，2011：13-50)。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省份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从0到12，是个连续变量，指数越高，表示市场化程度越高。统计发现东、中、西部市场化指数平均得分为9.932、7.155和6.105(见表 1)，可见，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序格局非常明显。

2. 政治价值观

政治价值观是社会成员个人或群体所具有的，何种政治模式是值得期待或值得认可的信念(赵孟营等，2009)，是社会价值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天健(Shi，2001)曾将政治价值观区分为“权威主义”²与“民主主义”两种基本类型。这种划分与杨国枢(2009：92)的区分很相似，后者将华人及其生活环境的互动方式界定为“社会取向”，而将西方人与其生活环境的互动方式界定为“个人取向”。“社会取向”是一种“高融合性趋势和低自主性趋势的组合”，“个体取向”则是一种“高自主性与低融合性趋势的组合”。本研究主要在杨国枢的“社会取向”和“个人取向”的意义上界定权威主义和民主主义。对于权威主义和民主主义价值观的测量，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五道题：“政府制定税收政策必须征求老百姓的意见”、“政府官员的工作就是为老百姓服务”、“对于‘领导送温暖’等举动，老百姓应该感激”、“老百姓应该服从政府”和“只要纳了税，就有权利讨论政府怎么花钱”。³答案根据利克特量表设计成5个等级：“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并由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至5分，并用主成分法对这5道题进行因子分析。这5个项目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0.506，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2个因子——权威主义政治价值观和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见表 2)。为了更直观地体现居民的政治价值观，我们运用公式把这两个因子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⁴

3. 政府信任

政治信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信任通常被定义为对政府或政治系统将运作产生出与公民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Miller，1974；Citrin and Green, 1986)；而狭义的政治信任单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又称政府信任。政府信任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和核心关注点。问卷要求受访者分别对包括法院在内的司法系统、中央政府、本地政府、军队、公安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国家正式机构的信任程度进行评价，答案根据利克特量表设计成5个等级：“完全不可信”、“比较不可信”、“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和“完全可信”，并由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至5分。为了解受访者对国家各正式机构评价之间的关系，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对6个调查项目的调查结果进行因子分析。这6个项目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0.866，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1个因子——政府信任因子(见表 3)。⁵为了便于在回归模型中更为直观地分析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情况，我们运用公式把这个因子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从表 3的均值可以看出，居民对于中央政府、军队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信任程度较高，而对本地政府的信任度较低，这同以往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胡荣，2007；胡荣、池上新，2012)。

4. 控制变量

此外，有研究指出，民众个体的特质也会对居民的政治价值观、政府信任等政治态度产生影响(Abramson，1983；Kanter and Mirvis, 1989)，包括个体的年龄、性别、财富、受教育年限、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等社会特征。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也将性别、年龄、年龄平方(用来考察是否具有曲线关系)、社区类型、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就业状态、年收入对数和年收入对数平方(用来考察是否具有曲线关系)等作为控制变量放进模型(见表 4)。

三、市场化与中国居民的政治价值观 (一) 政治价值观的地区差异

在本研究中，我们把政治价值观区分为权威主义和民主主义。图 2和图 3显示各省(市、自治区)居民政治价值观的差异。从图 2可以看到，东、中、西部省份的居民在权威主义价值观的得分上呈明显递增趋势。北京、辽宁、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居民的平均得分都在65分及以下，中部省份居民的平均得分多数在70分上下波动，西部的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居民的平均得分平均在80分以上。统计发现，东、中、西部居民权威主义价值观平均得分分别为67.632分、69.721分和76.502分，格局恰好与东、中、西部的市场化程度相反，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市场化进程与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呈负作用关系。表 5的多层次回归模型也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观点。从图 3可以看到，在居民民主主义价值观得分上，东、中、西部大体呈“U”形分布，东部最高，西部其次，中部最低。天津、河北、上海、广东等省市居民的平均得分在72分及以上，中部省份的广西、江西两省区居民的平均得分最低，只有63.5分和64.7分，西部省份居民平均得分多在65-70分。统计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居民民主主义价值观平均得分分别为70.866分、67.043分和68.490分。东部居民民主主义价值观得分最高，这点很好理解，是因为与市场化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但为什么中部居民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平均得分要比西部更低？这点与我们之前的预设并不一致。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西部多涉及一些少数民族和宗教地区，他们有条件向政府要求获得各种特殊的政策支持，因此，在长期争取利益的过程中形成了自主性和积极性，而这种自主性和积极性的意识正是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产生的土壤。

此外，我们在比较图 2和图 3后发现，居民在权威主义和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上的得分都比较高，这表明，一方面，中国居民还保留对权威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也表明市场化进程所孕育的现代因素已融入中国民众传统政治价值观的内核，构成了一种“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双文化政治价值倾向。在现代生活中，这两种取向的政治文化可能在中国民众的心智系统中同时并存、互动和运作。

(二) 市场化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

表 5为居民政治价值观影响因素的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从个体层次变量看，性别、政治面貌和职业状态对政治价值观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年龄与权威主义价值观呈正相关，但与民主主义价值观呈倒“U”形曲线关系；城市居民在权威主义价值观得分上要显著低于农村居民，说明农村居民在政治价值观上更为传统和保守，对权威的崇拜更明显；受教育年限对权威主义和民主主义价值观的作用呈现相反的趋势，受教育年限越多，权威主义得分越低，民主主义得分越高。这点也很好理解，因为随着个人教育程度的提高，接受的自由、民主观念也更多，自我反思能力与积极抗争的能力也会增强，民主主义倾向因此会更为凸显。在年收入对数上，与权威主义价值观呈倒“U”形曲线关系，与民主主义价值观呈“U”形曲线关系。

在省级层次变量上，本文主要考察市场化指数与政治价值观的关系。从表 5可以看到，市场化指数与权威主义价值观得分呈显著的负作用关系，市场化指数每提高1分，权威主义价值观得分将会降低1.199分，假设1.1得到证实。在市场化与民主主义价值观上，由图 3可知，东、中、西部居民民主主义价值观得分大体呈“U”形分布，东部最高，其次是西部，中部最低。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市场化指数平方”变量，用来考察市场化与民主主义价值观是否可能呈曲线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市场化指数”，还是“市场化指数平方”，在民主主义价值观得分上都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即市场化进程与民主主义价值观得分没有显著关系，假设1.2未能证实。虽然西方多数学者指出，市场化会带来民主化，但也有少部分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自由市场体制并不一定推进政治自由和民主，因为自由市场体制将会导致经济实力的不平等，而不平等的经济实力滋生不平等的政治权力，而不是政治的民主(Hahnel，2009)。此外，舒瓦茨(Schwartz，2002)也认为，民主与市场并非相互促进的关系。

四、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 (一) 政府信任的区域比较

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持续推进，东、中、西部居民由于在经济发展、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也可能使他们对政府的期望与认知出现区域差别，并由此导致一种新的政府信任格局的出现。从图 4呈现的各省(市、自治区)居民政府信任的平均水平可以很明显看到，政府信任的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部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呈递增趋势。东部的天津、上海、福建、广东等省市的政府信任水平较低，都在74分以下；中部除了湖南较低外，其余省份得分都在80分左右；西部的重庆、云南、西藏、甘肃和新疆等省区居民政府信任的得分均在85分以上，笔者认为，这与近几年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西部居民切身感受到国家政策带来的利益，因此自然提升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研究数据显示，东、中、西部居民政府信任平均得分为75.346分、79.644分和84.204分，其格局恰好与东、中、西部的市场化程度相反。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市场化进程与政府信任水平呈现负作用关系，即市场化发展程度越高，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越低。通过对各省(市、自治区)居民政府信任平均水平与市场化程度的拟合曲线的观察，我们在图 5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这一现象，二次拟合曲线与线性拟合直线几乎重叠，二次拟合效果没有更好，因此，本着简洁直观的原则，我们认为市场化程度与政府信任水平呈线性递减关系。当然，这种关系是否在个人层次上成立，还需要后文的进一步检验。

(二) 市场化、政治价值观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表 6为居民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在控制变量反面，我们可以看到社区类型、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职业状态、年收入对数与政府信任显著相关。比如，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加不信任政府；党员要比非党员的政府信任度高；在职人员要比未就业群体的政府信任度高；个人受教育年限与政府信任成反比，这和以往一些研究是一致的(胡荣、池上新，2012)，但与国外的研究结果背道而驰。国外的研究发现，教育程度较高者比较低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更高(Agger, et al., 1961：484；Mc Dill and Ridley, 1962)，这可能是因为在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的质量不高，那些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对本国政治运作过程的消极面看得更清楚，因而生成更多的不信任。另外，个人年收入对数与政府信任呈倒“U”形曲线关系。以往的研究表明，收入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Citrin and Green, 1986；Miller，1983)，经济状况的改善会增进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在政治价值观与政府信任方面，⁶如模型2所示，权威主义价值观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权威主义价值观每提高1分，政府信任就会提高0.367分。史天健(Shi，2001)比较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政治信任后发现，大陆较高的政治信任来自于权威主义的传统政治文化；马得勇(2007)通过对中国大陆、日本、韩国、蒙古、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菲律宾、泰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后认为，权威主义价值观是东亚国家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高学德和翟学伟(2013)也发现，权威主义倾向对政府信任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点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中国老百姓长期以来习惯了对政府权力的绝对服从，居民奉行权威主义价值观，对政府具有天然的权威崇拜，假设2.1得到证实。但我们发现，民主主义价值观对政府信任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假设2.2未能得到证实。这一发现似乎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不一致。英格尔哈特和威尔哲尔(Inglehart and Welzel, 2005)的研究发现，在长期的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物质富足和现代的以城市生活和非体力劳动为主要职业形态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会逐渐形成后物质主义或自我表达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使公民倾向怀疑和批判政府，对政府的信任度较低；游宇、王正绪(2014)对“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第一波和第二波数据研究后认为，持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公众更可能产生政治不信任。但本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民主主义价值观和政府信任之间没有显著的负向关联。原因探讨笔者将在最后一部分展开。

模型3进一步验证了市场化进程对政府信任有负向作用的观点，市场化指数每提高1分，政府信任水平就会降低0.538分，假设3.1因此得到证实。市场化提高了个人的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增强了居民个体自主能力。个体自主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其反思与批判能力的提升，诺里斯(Norris，1999)的“批判性公民”理论就是对西方政体中政治信任在过去三五十年中急剧下降的有力解释。此外，在市场化与政治价值观的交互变量上，我们看到，市场化与权威主义价值观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是负数，且非常显著。这表明，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权威主义价值观对政府信任的正向作用(权威主义价值观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且显著)趋于弱化，假设3.2得到证实。马得勇(2007)的研究也表明，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会随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而逐渐递减，社会经济的发展比政治制度因素对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更为明显。我们同时发现，市场化与民主主义价值观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民主主义价值观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不会随着市场化进程呈现明显的变化，假设3.3未能被证实。

五、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是引起文化结构变化和调整的原动力，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层面的变革也必然会反映在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层面，并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形塑社会的整体结构，推动整个社会的变迁。本文考察了市场化进程下中国居民政治价值观的变化及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市场化对居民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呈现负作用，但对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还没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市场经济是一种主体经济，呼唤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主体自由、平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也是一种现代经济，科学、理性、民主和正义等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王永志、王珂，2012)。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个人政治角色的自主性内涵将随着经济角色的市场化呈现渐强趋势，人们过去被计划经济体制强化的政治客体意识将逐渐被政治主体意识取代。与此相适应，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期待将会变得更加强烈，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将更强，人们对政治参与功效的估价会呈上扬趋势(刘华才等，2006)。因此，居民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随着市场化进程显著下降就不难理解。但本研究发现，在市场化进程中，在权威主义价值观减少的同时，民主主义价值观并没有显著增加，这似乎与我们之前的理论判断不一致。笔者认为，研究中国居民，将政治价值观进行“权威主义—民主主义”两极划分可能不是很合理，中间似乎还存在一个过渡的政治价值观，可称为“权威主义—民主主义”过渡型政治价值观。这种“过渡型”的政治价值观是由权威主义与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成分并存和融合而成的，市场化改革所孕育的现代因素开始逐渐融入中国民众传统政治价值观的内核，构成一种“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双文化政治价值倾向，也即当前中国民众的现实政治价值观。因此，虽然市场化在不断推进，但中国的居民依然没有完全形成西方发达国家所指的自由民主意识。此外，中国的市场化是政府主导型的(陈天祥，2001)，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化有很大不同。市场化对中国居民民主主义的价值观还没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也进一步反映了中国市场化程度还不够深入，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市场化进程出现巨大的城乡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拉低了中国整体的市场化水平。反映在居民的政治价值观上，市场化程度的城乡差异表现为，农村居民的民主主义价值观倾向要显著低于城市居民(彭国胜，2014)，而目前中国的农村人口依然占多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居民自由民主意识的发育。

第二，市场化进程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呈线性递减关系，居民政府信任的东、中、西部区域差序格局显著，即东部最低，中部其次，西部最高。在政府信任的区域比较方面，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分布格局，日本人更信任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Pharr，1997)，美国人也更倾向信任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而非联邦政府(Jennings，1998；Schario and Konisky, 2008)。相比较而言，中国居民更信任中央政府，而比较不信任地方政府(胡荣，2007；邹宇春等，2012)，因为传统观念中对政府“善”的思维预设(Tong，2011)，以及“信上不信下”的思维定式使人们有理由信任政府，并且更容易信任高层政府。当然，对不同层级的政府信任的趋势也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池上新(2013)研究发现，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呈现东、中、西递增的趋势，而在地方政府信任方面，则表现为东西高、中部低的态势。针对政府信任水平的区域差异，笔者认为，市场化提高了个人的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导致居民个体自主能力的增强。在接受高水平教育、长时间参加工作和获得较高收入后，理性主义的思维会逐步在人们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引发对政府的理性认识不可避免，盲目追捧和信任政府的现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前很少出现的问责和质询政府。如此一来，与人力资本较少或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相比，这部分人对政府表现出较低的信任度就不难理解了。此外，市场化也造成中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拉大。有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所在地区的贫富差距就越大(张东生，2009；张义博、付明卫，2011)，那些在市场化改革中失利的人们必然对政府表现出不满。因此，市场化水平最高的东部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最低，而市场化程度最低的西部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最高。

第三，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正向影响会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愈发弱化，而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还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自汉代以来就成为主流政治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表现出明显的权威主义特征。对于依赖血缘纽带和以差序格局存在的中国社会和家庭而言，这种浸润着权威主义的儒家伦理具有强大的亲和力，民众乐于接受。这种权威主义和与之相伴的权威取向曾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民众最基本的政治价值观。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也习惯了对政府权力的绝对服从，因此，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政府信任具有促进作用。但权威主义思想在当前中国不同区域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也出现了差异(马得勇，2007)。随着中国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出现明显的阶梯状分布，东部社会经济发展最快，民主自由思想对人们的冲击最大，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相应的，思想层面的权威主义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也在这三大地区内出现不同程度弱化，由此也导致在政府信任影响力上的弱化。此外，如同前文分析的那样，中国居民当前的政治价值观正处于“权威主义—民主主义”过渡期，还没有完全形成西方发达国家那种自由民主意识，因此未能得出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与政府信任之间的显著负向关联的结论。当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经济层面的变迁将会更加深刻地影响居民的思想意识，中国居民的政治价值观也会随之而变，将会从“过渡型”的政治价值观走向更加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再有，在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方面，一直存在“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的争论，文化固然很重要，但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理性思维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最直接的因素可能还是政府绩效。因此，对新一届政府来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工作满意度，特别是政府在改善国民经济状况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等，都将是提高政治信任和增加政府合法性的有效手段。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第一，市场化指数与政治价值观、政府信任的测量存在着时间差，这可能影响它们的关系强度，如果中间发生过一些重大事件，那么这种测量的时间差更应引起重视；第二，问卷中对政治价值观的测量存在一些局限，尤其是对选举民主和参与民主等较少涉及，可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验证。

注释：

1.关于CGSS2010数据样本与调查的具体情况参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网站(http://www.chinagss.org)。

2.或称“威权主义”，对应的英文均为“authoritarianism”。

3.在台湾大学主持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The Asian Barometer Survey，ABS)与日本学者猪口孝(Takashi Inoguchi)主持的“亚洲晴雨表”调查(The Asia Barometer，AB)中，这些问题也曾经被作为测量“政治价值观”的核心题目使用。与本研究将政治价值观区分为“权威主义”和“民主主义”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将这种政治价值观区分为“传统社会价值观”和“民主自由价值观”(马得勇，2007；游宇、王正绪，2014)。

4.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

5.与以往相关研究不同，本研究在政府信任的测量对象上更为广泛。以往的研究一般只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测量，本研究还将包括法院在内的司法系统、军队、公安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国家正式机构也纳入政府信任的测量范畴，因为我们认为，在中国情景下，这些机构扮演着与政府一样的角色。

6.政治价值观是政治文化中较为持久和恒定的部分，不轻易受外部环境干扰(Shi，2001)；而政府信任则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随着政党或政治制度的变迁，政府信任可能会相应的发生变化(马得勇，2007)。例如，在实行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民众对自己喜欢的政党或政府可能会更加信任，对自己不喜欢的政治组织可能会倾向于不信任。从这个层面上看，政治价值观和政府信任的关系中，笔者认为更多表现为政治价值观(政治文化)影响政府信任(政治态度)，而对于政府信任是否影响政治价值观，至少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