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的本质》是一部经典著述，初版于1954年，1979年又出版了25周年纪念版。它的篇章结构为讨论和理解群际关系尤其是偏见问题设定了界域。它的智识创见对后世启发深远，“当我们中的许多人正要为自己的新发现而惊喜时，却发现奥尔波特早已在那里等我们了”(Fiske，2005)。该书对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即使在今天，它仍旧是偏见研究领域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

奥尔波特对于偏见这一主题有着广泛且深入的探究。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他将大量与偏见有关的、甚至完全不同的观点组织在一起，内容庞杂，视角多元。在纪念该书出版50周年论文集的导论中，编者将奥氏对偏见问题博大精深的讨论概括为三个主题：偏见的认知过程、动机过程和社会文化过程(Dovidio, et al., 2005)。当然，这三个过程的区分只是为了分析的需要，在真实世界中，它们通常是交织融会的。

尽管奥尔波特具有超凡的整合能力，但由于该书涉及丰富的资料和多元的视角，因此，奥氏的分析也不乏前后矛盾的地方。例如，他有时将刻板化和范畴化看做是人们正常思考过程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有时又将偏见视为一种非理性的憎恨。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现象的复杂性，例如刻板印象究竟是偏见产生的原因还是结果，对此奥尔波特的态度摇摆不定。时至今日，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也尚未有完全确定的回答。

本文以一种批判性的反思来表达对原著的敬意，在总结奥尔波特巨大贡献的基础上，指出其因受学科发展阶段和个人旨趣的限制而表现出的局限性，并展现相关主题的最新研究进展。

一、奥尔波特学术思想的社会理论意涵

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 1897-1967)作为一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其经典著作除《偏见的本质》之外，还有《人格：一种心理学的解释》(1937)、《谣言心理学》(与波斯特曼合著，1947)、《国际紧张局势》(1950)、《个人及其宗教：一种心理学的解释》(1950)以及《成长：人格心理学的基本看法》(1955)。在《偏见的本质》一书出版的同一年，奥尔波特(Allport, 1954b)为权威出版物《社会心理学手册》(由他与林赛组织编写)初版所撰写的卷首论文《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背景》，已经成为主流社会心理学正统而权威的历史解释文本。作为卷首论文，它后来被继续收入在第二版(1968)、第三版(1985)《社会心理学手册》中。

奥氏反对经验主义的零打碎敲，对宽广理论有着持久的兴趣。奥氏学术思想的社会理论意涵可以概括为下述三个方面。

(一) 弘扬人性，反对无人化

在奥氏所处的时代，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是心理学领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两大势力。它们主张外部环境决定论，强调潜意识和童年经历的影响，人的自由、选择和责任等主体性因素被完全遮蔽。作为对主流心理学无人化和生物主义倾向的反抗，奥尔波特与马斯洛、罗杰斯、罗洛·梅和布根塔尔等学者在借鉴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人为本体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使其成为可以与上述两大势力相抗衡的第三势力。

奥尔波特竭力弘扬人的尊严与价值，认为心理学要注重发展人的自尊心和自重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尊重，社会就不可能得到长期的安定团结。今天，个人甚至在压迫之下，仍然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向往和规划一个更为美好的民主社会，在那种社会中，每个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发展都将受到至高无上的重视”(转车文博，2000)。

(二) 以常态取代变态/病态

奥尔波特整个一生都表现出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不满，这促使他开创了人格心理学。与精神分析不同，他的人格理论不是以神经病患和病态人格为研究对象，而是专门探究常态的健康人；他不是以潜意识和前意识的自我为讨论主题，而是集中研究有意识的理性自我(车文博，2000)。

从“变态”到“常态”的转向不仅表现在奥尔波特的人格理论中，在对偏见的研究上他亦有深入发挥。在奥氏之前，偏见被看做是一种病态人格的体现，代表不良心智状况。奥尔波特与这种主流观点决裂。正如《偏见的本质》第二章的标题“预前判断的平常性”所揭示的，奥尔波特将“偏见”看做是人们认知机制正常运作的副产品。他的观点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社会认知革命。

(三) 注重个体, 轻视群体/社会

现代社会心理学从诞生之始就带着严重的个体主义色彩，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尔波特的胞兄——F.奥尔波特¹。奥尔波特摒弃了其兄的行为主义立场，但对个体主义，两人秉持同样的理论偏好。这一点从奥尔波特为社会心理学所做的界定中可以看出：所谓社会心理学，乃是致力于理解和解释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受他人实际的、想象的和隐含的存在的影响。

如果说，弘扬人性是奥尔波特对心理学领域中无人化倾向的一种对抗，那么，彰显个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他对社会学领域社会决定论的反叛。涂尔干是社会决定论的典型代表。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涂尔干主张“社会第一性、个人第二性”(阿隆的概括)，认为具有本体意义的实体并非个人，而是社会，必须用集体状态解释个人现象，而不是相反。在对范畴/分类(classification)的看法上，涂尔干认为，原始分类源于社会本身，其动力是集体情感。²

奥尔波特在个人与社会的经典二元对立中，选择了个体一端。尽管奥尔波特关注偏见的多元致因，号召重视社会结构因素和人格因素，但是在他那里，社会、文化、历史力量永远要通过人格的传递，其效用才能得以彰显，社会因素本身并不能独立产生影响。对于范畴/分类的形成，奥氏强调认知(而非社会)因素的作用。

二、偏见的认知过程

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奥尔波特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对偏见形成过程中认知因素的强调。奥尔波特的认知视角体现在两个方面：范畴化和刻板化。范畴化解释了刻板印象的起源，刻板印象是有关范畴的一套固定信念；合法化解释了刻板印象的内容，人们对某一社会范畴或群体持有怎样的刻板印象，取决于人们想要实现的社会文化目的，因此，刻板印象的内容经常是不合逻辑的、与事实相反的(Jost and Hamilton, 2005)。

(一) 范畴化

奥尔波特以一种在他的时代前所未有的态度强调社会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对偏见的作用(Dovidio, et al., 2005)。“社会范畴化主导着我们整个思维生活……人类心智必须在范畴的帮助下才能思考……范畴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平常的预前判断(normal prejudgment)的基础。我们不可能避免这个过程。生活中的秩序端赖这个过程”(Allport, 1954a:20)。范畴化倾向是人们为了在一个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生存而发展出来的一种自然趋势。我们依据“最少努力”原则(least-effort principle)对事件进行归类，因为新刺激或新体验总是要被纳入旧范畴，我们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范畴化让我们对生活的调试快速、顺畅和一致” (Allport, 1954a:21)。

范畴化的一个结果是，范畴内部的相似性和范畴之间的差异性被夸大，并且人们对范畴的看法一旦形成不会轻易改变。人们将那些与观念中的范畴不相符合的新个体和新体验当作特例看待，而对整个范畴的看法维持不变。范畴化在降低社会世界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同时，提升了不确切性(Yzerbyt and Corneille, 2005: 175-191)。

与范畴化相伴随的是本质主义信念的发展，即相信一个社会范畴拥有某种固定的、与生俱来的、不可移除或改变的本质，这种本质为该范畴的所有成员所共有，并且可以据此解释该群体外显的行为表现。社会范畴原本是文化的产物，而本质主义却将其视为自然范畴。越是被自然化的社会范畴，越有可能成为偏见的受害者。

在奥尔波特对范畴化的讨论中有一点需要强调，即价值系统对于范畴形成和外群偏见的影响。他认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范畴是他所持有的价值, 个体对其价值有积极的依恋和偏爱, 人们之所以贬低和憎恶他人，是因为他人的价值对自身价值构成了威胁和挑战。

作为对这一取向的延续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成形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同样讨论到了价值系统与偏见的关系。当死亡的必然性被启动，人们开始思考存在的价值。为了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人们会倾向于更加维护他所信奉的文化世界观。文化世界观中蕴涵一系列的价值标准，群体成员认为，坚信这种文化观并遵守价值标准的人可以不朽。内群文化价值是个体自尊的来源，它让个体感知到他们是共享价值体系中有意义、有价值的成员，由此获得安全感和永生体验。因此，在死亡启动、恐惧提升的情况下，那些对内群价值和世界观构成挑战的外群成员(如妓女、践踏国旗者)将会遭遇更严重的偏见和歧视。

(二) 刻板化

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奥尔波特最有影响的遗产之一。“刻板印象不同于范畴，刻板印象是与范畴相伴随的固定信念”(Allport, 1954a:191)。刻板印象一词最初提出时只是作为对群体的描述，而奥氏将刻板印象的作用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它不只是一种群体描述，更是一种认知结构，具有型塑人们思想、情感和行为的能力。正是因为信息加工者对刻板印象的依赖，人们头脑中预先存在的信念和偏见才得以维持，现状才得以长久存在。

除最大化认知效率，刻板印象还能够解释偏见性的文化和制度形式，并将其合法化，而后一种功能更重要，即“刻板印象所具有的合理化(rationalizing)和合法化(justifying)功能要超出它反映群体特质的功能”(Allport, 1954a:39)。因为存在着“黑人是懒惰的、愚笨的，犹太人是精明的、不诚实的”这种刻板印象，对黑人和犹太人的排斥、贬低以及这一群体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才具有合理性。

宙斯特和巴纳吉(Jost and Banaji, 1994)将刻板印象的合法化功能总结为三个方面：自我合法化、群体合法化和系统合法化。奥尔波特对刻板印象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自我合法化功能，即人们通过刻板印象贬抑他人，进而获得对个体自身的良好感受。奥氏对群体合法化功能虽有提及，但没有详细讨论其背后的运作机制，即刻板印象将指向外群体的歧视行为合法化，并同时提升内群体的正向特异性。对于系统合法化功能，奥氏则完全没有讨论到，而这恰恰是刻板印象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具体而言，它是指刻板印象为那些明显体现偏见的制度形式提供合理性，使其看起来合法、合理、必须甚至高贵，例如奴隶制、种族隔离制、种姓制、父权制等。由于奥尔波特强大的学术影响力，他的主张左右了当代群际关系研究的关注点，使认知视角一度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理论路径。其贡献在于，他使人们将偏见看做一种常态现象。但是，社会认知路径也因其“去社会性”(asocial)而受到抨击，因为它无法解释刻板印象如何为社会成员所共享，也没有讨论为何对内群的刻板印象是积极的，而对外群的刻板印象是消极的。在这一点上，社会认同论显示出其独特的解释力。

社会认同论通过引入自我范畴化/自我归类(self-categorization)，将刻板印象与社会认同联系起来。人们有积极看待自我或尊重自我的动机，而在自我归类之后，社会认同(群体资格)成为自尊形成的重要源泉。这一动机的实现途径是，建立起提升内群、贬抑外群的积极群际差异。对于刻板化感知中的我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仅从认知路径无法提供完备的解释，只有借助社会认同，我们才能理解偏见生成背后的心理过程。

刻板印象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共享性。共享性起源于社会影响，这种影响被自我范畴化所增强，即群体内部参照性信息的影响导致对内群规范的遵从。建立在自我范畴化之上的社会认同过程，为社会一致性或者说内群共享认知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豪格，2011:91-93)。

三、偏见的动机过程

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奥尔波特同时强调认知因素和动机因素。前者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认知路径那里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动机和情感因素却受到严重忽视，无论是社会认知论还是社会认同论都没有将它们纳入研究视野。这种理论焦点的转变和遗失，既有学者研究旨趣的原因，也是社会历史背景使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重新认识到，必须将认知因素和动机因素整合起来，才有可能对偏见有相对全面的理解。认知过程指涉外在世界，动机和情感是对内心的观照，涉及自利性的考虑。在偏见的形成中，认知是冷因素，它指导行动的方向；动机和情感是热因素，它赋予行动以能量，正是动机和情感将认知转换成了实际的行为(Fiske, 2005)。对于情感，本文将在后文详细阐述，这里讨论偏见的动机因素。

奥尔波特承认偏见的功能性本质，即偏见之所以生成，是因为它满足了一定的功能需求；物质收益和自我提升两者都是偏见背后的动机过程，也就是说，无论是为了满足物质欲望，还是为了满足自尊需求(获得/维持更高社会地位)，都可能创造或强化偏见。

本文对动机过程的讨论分为三个主题：心理动力机制、人格和宗教。物质欲望和自尊需求可以通过投射和寻找替罪羊这样的心理动力机制来满足，而由这种需求所引发的焦虑感或威胁感会促使人们寻求“精神支柱/依靠”(crutch)，它向内作用于个体人格，导致人类群体分化出不同的人格类型：偏见型人格和包容型人格；它向外，使得个体向社会制度(例如宗教)寻求庇护，而宗教内在化后，将成为人格的一部分。

(一) 心理动力机制

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奥尔波特讨论的心理动力机制包括投射与寻找替罪羊。投射(project)，是指“一个人认为某一外群体具有某些特质，并因这些特质而憎恶该群体，事实上是该个体因为自己身上同样的特质而深受困扰”(Allport, 1954a:200)。人们将一些不良特征投射到外群身上，仿佛这些特征与自己无关，同时对外群的偏见和歧视也因此而顺理成章。与投射相似，寻找替罪羊(scapegoating)也是偏见的一种极端体现，即某一外群因为被看做是内群不幸的源头而受到不公正的责难。

在奥氏看来，投射和寻找替罪羊都是一种非理性的自我防御机制，是个体层面的事情。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理论发展表明，它们是集体过程而非个体过程。仅仅将它们看做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某个人会责难他人，并对其发起攻击，但是它不能解释为何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将某一群体认定为投射的对象，都将其看做是替罪羊，进而群起攻之。也就是说，它无法回答社会共享信念和社会共识是如何达成的。社会认同论指出，集体性的挫折和遭遇(例如经济危机)会导致社会中有组织地寻找替罪羊的运动。

“被选为替罪羊的并不总是没有防御能力的少数族群”(Allport, 1954a:243)，确实如此，那些成功的少数族群，也就是那些被嫉妒的群体(例如犹太人、亚裔美国人)，最有可能在危机时代被主流群体认为是替罪羊，因为这些群体有能力也有意图对主流群体构成威胁(高明华，2010)。

投射和寻找替罪羊满足了人们基本的心理需求。在艰难时世，人们的安全感、自我和群体的价值、生活的可控性和可预测性、未来的希望等，统统遭受挫败，而通过投射和寻找替罪羊，辨识出一个敌人，并共同与之战斗，这些集体行动让内群有机会重树优越性，从而实现了人们对价值、归属和超越性的需求。

(二) 人格

“我们最确信的事实之一是，那些拒斥一个外群的人，也倾向于拒斥其他外群。如果一个人是反犹太人的，那么他很可能也反天主教，反黑人，反对任何其他群体”(Allport, 1954a:68)。奥尔波特(Allport, 1954a:73)认为，正是这种“概化的偏见”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偏见根本上是一种人格特征”。奥氏将“人格”视为是偏见的基本决定因素，他区分出两种人格类型：偏见型人格(prejudiced personality)和包容型人格(tolerant personality)。前者也被称为权威主义人格，因为它与阿多诺等人的“权威主义人格”的确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和诸多相似之处。

偏见对那些偏见型个体具有心理上的功能，满足了存在于他们人格深处的某种需求。依据奥尔波特的观点，偏见型个体具有一种“本我的柔弱性”(ego weakness)，他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全、焦虑和恐惧使他们偏好确定性、两极化、制度化和外在归因，愿意服从权威。这些特征不可避免地会导向偏见。奥尔波特认为，偏见型人格和包容型人格的形成与早期的人生经历有关，主要包括家庭的氛围和父母的养育方式。

奥尔波特将一幅复杂的图景简化为本我的柔弱或个人的不良调试、焦虑和无力，将偏见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还原为个体人格，因此，必然要遭遇一系列困境和无法解释的问题(Brown, 1995:31-37)。这一解释路径低估了社会—文化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群体规范、群际关系等对人们态度的型塑作用。³人格无力解释偏见的群体一致性，即为什么某个群体全体成员的偏见态度通常具有一致性，也无法对“偏见怎样在社会中达成共识”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在纳粹德国、在南非，人们表现出一致的种族态度与行为，尽管他们的心理特质是各异的。偏见的历史特异性是其理论的另一盲点。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反犹主义在十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了令人发指的极端；1942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发生了快速的转变。可见，偏见在历史上的跌宕不可能归于人格。

尽管人格解释备受诟病，但它强大的影响力仍使其在当代宏观社会心理学中借尸还魂，其表现是恐惧管理论和社会支配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 SDT)(方文，2011)。在方法进路上，两者均有浓厚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色彩，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社会支配论曾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营养，而恐惧管理论的主导思想则来自存在主义，最近更与进化心理学巧妙结合。这意味着，抗衡北美社会心理学方法论个人主义霸权的努力从未停止过，但力量仍然薄弱。

(三) 宗教

奥尔波特本人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因而他切身体会到了人生的悖谬：尽管几乎所有宗教教义都宣扬普世的包容与同情，但在现实中，许多仇恨、冲突都因宗教而起。此外，在奥尔波特的时代，多项调查得出了一致的发现：在平均水平上，有宗教归属的人(或者说那些去教堂的人)比没有宗教归属的人(那些不去教堂的人)偏见程度更高。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奥尔波特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宗教性⁴：制度化的宗教(institutionalized religion)和内化的宗教(interiorized religion)。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中，奥尔波特(Allport, 1963, 1967)将这两种类型的宗教分别称为“外在型宗教”(extrinsic religion)和“内在型宗教”(intrinsic religion)。制度化宗教的个体关注的是宗教的政治和社会面向，宗教对他们来说是获得社会地位和个人安全的工具，是寻求庇护和支持的港湾。一些迫害活动之所以看起来是因宗教而起，只是因为他们将宗教当成了挡箭牌，用宗教信仰来合理化他们对权力、名望、财富和本群体自身利益的追求。这种宗教性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偏见。而内化宗教的个体已经将宗教信仰内在化，他们信仰虔诚，愿意为之奉献个人，对他们来说，宗教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这种宗教性会降低偏见。

在1967年的文章中，奥尔波特(Allport, 1967)将个体的“心理需求”纳入进来，完善了人格解释。他认为，宗教有时之所以与偏见相关，并不是因为宗教灌输或教唆偏见，而是因为两者(宗教和偏见)满足了同样的心理需求，服务于相同的功能。缺乏安全感、怀疑自我的人，通过偏见的形式贬低他人而提升自我价值，宗教则给他们提供了安全感；对于那些有负罪感的人，偏见让他们找到替罪羊，而宗教则给他们救赎和解脱。也就是说，偏见和宗教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是那些有某种心理需求的人(尤其是当社会处于失范或危机状态时)会同时向两者寻求帮助。

作为一位宗教徒，奥尔波特从不认为是宗教信仰导致偏见。他坚信，偏见与信徒群体无关，它只体现在一部分宗教徒身上(即制度化宗教的人)，宗教“是高度个人的事情，在不同人的生命中，宗教有不同的意涵”(Allport, 1954a:421)。但是，奥尔波特立足于个体差异的论断并没有得到经验发现的一致支持。虽然有研究证明，内化的宗教的确不会带来种族偏见，但它与对同性恋的偏见和对外宗教群体的偏见呈显著正相关。因此，奥尔波特的观点似乎有些言过其实。

既然偏见同时存在于制度化宗教和内化宗教的成员当中，那么，如何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杰克森和汉斯伯格(Jackson and Hunsberger, 1999)认为，不是个体的宗教取向，而是群际过程(如群体之间为争夺资源和价值而展开竞争)促进了对宗教外群成员的偏见。从群际视角来看，人们基于自身的群体身份/认同而偏好内群，排斥外群；对外群宗教成员的偏见存在于所有对所属宗教有认同感的人当中，而不论个体的宗教取向是制度化的还是内化的。偏见的群际视角并不是说全部群体成员有一致的偏见形式，而是强调，外群偏见源于群际关系而非人格结构。

对群体身份的强烈认同感导致偏见甚至暴力，对此阿玛蒂亚·森有精彩论述。“身份认同可以杀人。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可以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群体内部的团结每每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和”(森，2009:2)。以单一维度(诸如宗教)划分世界的方式割裂了人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忽视了人们还拥有其他身份，属于其他群体。这种简化主义助长了实际政治中的暴力。只有以多元身份对抗、挑战和制衡单一身份，才有可能回复理性与和平。

在对宗教与偏见关系的分析中，人格路径与群体路径具有整合的可能。依据奥尔波特的观点，内化的宗教之所以能降低偏见，是因为宗教内化为个体人格，意味着个体对于宣扬普世包容和同情仁爱的宗教教义的虔信和忠诚，它能够消解范畴边界带来的障碍，超越内群偏爱和我群中心主义。而用社会认同论和自我归类论的术语来解释，内化的宗教能够降低偏见是因为对普世包容教义的忠诚即满足了个体自尊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再范畴化，即对涵括范围更广的群体的认同：从认为自己是某一宗教群体的成员，到认为自己是人类群体中的一员，范畴从群体层次上升到人类层次，这样，原来的外群体成员(异教徒成员)就成为了兄弟姐妹。但是，仅仅寄希望于教徒虔信并内化普世仁爱的教义来降低偏见，显然是不够的。奥尔波特认为，重要的是要行动起来，积极与其他群体进行互动(无论自身是优势群体成员还是偏见的受害者)，言行一致，将实际行为与信念皈依相结合。

四、偏见的社会文化过程 (一) 语言与法律

偏见也能够嵌入社会文化机制例如语言当中。群体标签，尤其是侮辱性的群体称呼，不仅是偏见的表现，同时也是偏见传播的载体，进而维持并加深群体间的敌意。甚至是一些看起来中性的群体称呼，如黑人、华裔、犹太人、南方人、农村人等，其中也包含某种感情色彩，更不要说是像黑鬼、南蛮子、乡巴佬等侮辱性的称呼。人们在使用这些群体标签称呼某人时，并不仅仅是在指涉其群体身份，也是在贬低和排斥他们。奥尔波特(Allport, 1954a:177)认为，敌意性的群体标签有下述几种作用：反映社会区分，直接表达敌意性偏见，加强社会排斥，促成暴力，并直接伤害偏见对象，使其缺乏安全感，在群体相遇时，会时刻提防有人以这样的标签指称他们。

除群体称呼外，语言、口音、方言/土语上的差别也会成为反感和敌意的诱因。人们在听到不同的语言、口音和方言/土语时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一点在奥尔波特那里没有得到展开。此后的实验研究证实，当被试听到同一个人以不同的语言和口音说话时，他们更加偏好内群的语言和口音。这种群际敌意的语言面向在双语言或多语言环境中表现尤其明显，例如外来移民如果说东道国的语言有时会被本国其他移民视为一种背叛。

对于法律，奥尔波特一方面承认，法律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化主体会对态度产生深远影响，当现实社会充斥着各种偏见的表现时，大部分人不会主动改变自身的观念态度，但是一旦现实在法律的规制下发生了改变，人们也会受到既成事实的影响，受到新规范的再教育。另一方面，奥尔波特(Allport, 1954a:437)也看到，法律对于偏见的降低只有间接影响，法律不能够强制思想或灌输包容，它只能够控制不包容心理的公开表达(言语或行为)。

但是，近来的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外显行为最终会作用于个体内在的思维习惯和感受。因此，法律可以被看做是降低偏见(包括公开的歧视，也包括私下的偏见)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是私下的偏见可能要在法律实施很长一段时间后方能见效。

(二) 接触假设

通过社会干预降低偏见具有广阔的前景。奥尔波特(Allport, 1954a:445)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描述了一些社会干预策略，包括正式教育项目、联谊项目、群体再教育项目等。奥尔波特指出，只是致力于改变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是不够的，它必须伴随着社会中机构和制度的改变，尤其是那些导致收入、教育、权力和医疗不平等的因素的改变。

在奥尔波特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所有讨论中，影响最大的是他提出的有效降低偏见的策略——接触假设(contact hypothesis)。当今许多改善群际关系的项目都是由奥尔波特时代的项目发展而来的，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努力实践奥尔波特在接触假设中所设定的条件。甚至有学者认为，《偏见的本质》一书之所以到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在接触假设中所展现出的洞见。

1. 接触假设的核心主题

奥尔波特的贡献并不局限在学术领域，他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同样深远，有关学校和居住方面的公共政策至今仍要参照他提出的接触假设。接触假设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观点之一(Brewer and Brown, 1998)，是“心理学领域最有效的改善群际关系的策略之一” (Dovidio, et al., 200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开始探讨“接触”在偏见降低过程中的作用。当时一个隐含的假设是：仅是接触本身就可以带来积极的效果。奥尔波特(Allport, 1954a:264)质疑了这种主张，“从理论上来讲，每一次肤浅的接触只能强化我们已有的负面联想”。他提出，接触要想达到降低偏见的目的，必须满足四个条件：平等地位、共享目标、群际合作和权威支持。“平等地位”通常很难定义，研究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一术语，但他们在关键一点上没有争议，即两个群体都认为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此外，双方要为了实现共享目标而积极努力，群体之间合作而不是竞争。最后，还需要有权威、法律或习俗的支持，群际接触才会产生更积极的效应。奥尔波特的这四个条件后来被称为“最适宜的接触条件”。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学者们依据上述条件，在不同背景下(如学校、住所)，针对不同目标群体，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考察接触的作用。结果证明，接触总是能够带来积极效应。但同时，质疑的声音从未平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争论主要围绕下述几个问题展开：

首先是因果顺序问题。究竟是接触降低了偏见(接触效应)，还是相反的因果顺序在起作用，即偏见低的人更愿意与外群接触，而偏见高的人则尽量避免发生这种关系(偏见效应)？最近的研究(Binder, et al., 2009)表明，接触效应和偏见效应同时存在，偏见效应并没有削减接触效应的解释力。

其次，如何正确看待奥尔波特的条件？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接触产生了更大程度的积极效应，这意味着，在接触情境中建立奥尔波特的最适宜条件的确会有良好收益。但同时，这些条件又不是绝对必要的，不满足这些条件的接触也显著降低了偏见。因此，将奥尔波特的条件看做是促进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是恰当的。更深入的考察证实，制度支持(institutional support)对于促进积极的接触效应来说尤为重要，但不能因此认为制度支持可以孤立地实施。这些条件最好被视为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而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Pettigrew, et al., 2006)。此外，在实际生活中，不应该“将接触的理想条件置于优先地位”(Dixon, et al., 2005)，而应更多关注俗世中的相遇与互动，绝大部分的日常接触都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

再次，接触产生影响的背后过程是什么？这涉及接触降低偏见的中介机制。皮提格鲁(Pettigrew, 1998)总结了接触促使态度改变的四个过程：首先是了解外群。“无知促进偏见”，对外群成员独特性的了解有助于否定外群刻板印象，进而降低偏见。其次，接触外群是行为上的改变，它将促进态度的改变，以重建认知平衡。第三，接触促进情感联结和群际友谊的产生。群际接触激发的积极情绪有利于降低群际焦虑，群际焦虑是人们在群际背景下体验到的威胁感和不确定感。最后，接触让我们重新评价内群。与外群的接触使人们有机会认识到内群规范与信念不过是管理和理解社会世界的多种可能路径中的一种。一旦内群地位从“唯一”转变为“之一”，也就意味着我们对内群有了重新定义，随着内群偏好的降低，对外群看法也会更少偏狭。

最后，接触效应的群体差异问题。一个普遍的预设是，多数群体成员(majority group)对少数群体成员(minority group)存有偏见，因此，研究大多关注接触对于多数群体成员对少数群体成员态度的影响，而甚少考察少数群体成员的态度如何因接触而发生改变。两类群体在接触中有不同预期，因此他们以不同方式体验相同的接触情境。与多数群体成员相比，少数群体成员对双方的权力不均衡更加敏感。因此，奥尔波特所要求的最适宜接触条件在少数群体一方更难满足。纵贯研究(Binder, et al., 2009)表明，接触会显著降低多数群体成员对少数群体成员的偏见；而在少数群体成员中，接触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即接触并不会实质性地降低少数群体成员对多数群体成员的偏见。

2. 接触假设的后继发展

自奥尔波特提出接触假设之后，接触理论在两个方面有了长足发展:第一，效应的推广, 即接触带来的积极的态度改变能否超越当下的接触情境，扩展到新的情境和整个外群体，甚至是没有接触过的其他外群体；第二，接触概念的拓展，即除实际接触(即面对面接触)外，间接接触或想象的接触是否同样有利于群际关系的改善。这些方面的推进和发展对于群际接触作为干预策略的广泛有效性至关重要。

从范畴化区分的角度，学者们讨论了促进接触效应概化/推广的三种方式。这三种策略可以被看做是随着接触的深入而顺序展开的，也可以认为它们是互补的。

(1) 去范畴化策略(Brewer and Miller, 1984)，即通过降低群体显著性来实现效应的概化。在群际互动中，引导双方群体成员将其自身和对方看做是独立的个体，或者是进行更加个人化的互动。个人化的接触瓦解了外群刻板印象的有效性。但是，由于范畴化的前行情倾向(predisposition)，去范畴化是不稳定的，难以长久维持。

(2) 显著范畴化策略(Hewstone and Brown, 1986)。群际接触伊始是去范畴化的个人之间的互动，而一旦接触建立，就要求有显著的群体范畴，只有当群体资格显著，接触的积极效应才能够推广到外群整体。所接触的外群体成员如果被感知为是其所属群体的典型代表，而不是孤立的个人，那么对外群整体的积极态度就会被强化。简言之，外群体成员的典型性是接触效应概化的调节变量。此外，要强化群体间合作性互依关系，即认识到群体双方有不同但潜在互补的技能和资源。具有特异性的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而不是竞争)能够降低偏见。

(3) 再范畴化策略(Gaertner and Dovidio, 2000)。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建构范畴(即超然群体)，弱化原初的“我们”(us)—“他们”(them)边界，构造一个更具涵括性的“我们”(we)。改变双方对各自不同群体资格的感知，认识到他们同属一个定义更广泛的超然群体，有共享的内群认同。

从一开始，奥尔波特就偏好一种有关群体的主观定义，而不是基于某种纯粹的客观标准来划分内外群。“内群资格并不是永久不变的。因为特定目的，一个人也许会肯定某种范畴资格，而因为其他目的他可能又会采用一个更大的范畴来界定自身，这取决于个人自我提升的需求是什么” (Allport, 1954a:35)。奥氏还给出了一个“包含圈”范式：一个人潜在的内群在涵括性上是有层级变化的，例如从家庭到邻居、到城市、到国家、到人类，而且不同大小的同心圈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Allport, 1954a:43)。再范畴化策略和共享内群认同模型就是对奥尔波特相关洞见的进一步拓展和提升。接触能够产生二次迁移效应(secondary transfer effect, STE)(Tausch, et al., 2010)，即与某一外群体的接触促成对没有被包含在接触中的其他外群体的广泛接纳，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概化。在不同社会场景及多元群体中的研究表明，这种二次迁移效应广泛存在。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学者们对接触效应的讨论都是建立在实际接触(actual contact)之上，但实际接触受到接触机会的限制，当群体之间是高度隔离的(在物理空间上或社会性因素上)，或者当群体几乎没有进行接触的动机时，实际接触的干预形式难以建立，而这样的社会场域恰恰是最需要进行群际接触干预的。那么，如何在没有任何实际接触的情况下创造出积极的接触效应，便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焦点(Crisp and Turner, 2009)。于是，拓展的接触(extended contact)作为一种间接的接触形式被揭示出来。

拓展的接触是一种间接体验的接触，即人们知道他们所认识的人当中有人曾与外群体成员有积极的互动，即使他们自身并没有卷入这种互动。由于它不依赖于个体体验，而仅仅取决于社会网络成员中接触经验的存在，因此，当实际接触机会很少时，拓展的接触对于建立良好的群际关系至关重要(Wright, et al., 1997)。

但是，拓展的接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缺少接触机会的问题。在因宗教和种族冲突而高度隔离的地方，即使在宽广的社会网络中也没有人拥有外群朋友，或者只是秘密地保持跨群友谊，他人无从知晓。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是拓展的接触也无从实现。于是，有了更进一步拓展的接触形式——想象的接触(imagined contact)。它是对与一个或多个外群体成员进行社会互动的心智模拟(mental simulation)(Turner, et al., 2007)。

想象的接触有两个关键要素：其一，要依据脚本(实验中指导语会给定这一脚本)真正地去想象与外群体成员的社会互动，而不是仅仅想象一个外群体成员；⁵其二，互动/接触要是积极的。积极的接触想象比中性的接触想象产生的效果更好。

研究证实，想象的接触能够降低群际焦虑，并能同时改善对外群的内隐和外显偏见，更重要的是，它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在实验中体现为，被试在自身与外群体成员之间设置的座位距离。相对于控制组被试来说，实验组被试在经历了积极互动的心智模拟之后，他们设置的座位距离更近(Turner and West, 2012)。

想象的接触克服了机会的限制，为我们呈现了一副激动人心的图景。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想象的群际接触可以替代既有的干预形式，如实际的接触或拓展的接触。多元接触策略各有其独特的贡献，它们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在多元接触构成的连续统中，在促进包容，降低偏见的征途上，想象的接触是迈出的第一步(Crisp and Turner, 2009)。

五、偏见之本质的当代探索

无论是学者还是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奥尔波特的观点受到当时有限的经验基础和盛行的社会观点和价值的制约，这使他忽略了偏见之本质的某些重要方面。由于他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深远影响，他的盲点在一段时期内也是这个领域的盲点(Dovidio, et al., 2005)。

奥尔波特最基本的不足与他对偏见的定义有关。奥氏将偏见定义为：“因为错误和僵化的推论，而对某一群体的成员产生反感或厌恶的情绪”(Allport, 1954a:9)。奥尔波特对反感和厌恶的强调，将学者的目光引向那些产生排斥与暴力的偏见而忽略了其他新型的和内隐的偏见以及不同于反感和厌恶的偏见。

(一) 旧的还是新的?

在奥尔波特写作《偏见的本质》的时候，合法的歧视和隔离仍旧广泛存在，因此, 奥氏认为偏见是一种表现为厌恶的负性情感, 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但是，该书出版后不久，由于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学校中的隔离不再合法。此后，民权运动和选举权运动蓬勃展开，最终使歧视和隔离失去了政治和法律的支持。这促使偏见以一种非直接的、微妙的、隐蔽的方式显现，但是偏见的根本特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形式有了不同，由原来的旧式种族主义转变为新式种族主义。

新式种族主义虽然被学者们冠以不同的名称，但它们都有一些相同的特点：人们在公开场合接受种族平等，但对黑人的负性情感依旧存在(Sears, 2005)。多项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显示，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白人的种族偏见出现了急速而持续的下降，绝大多数白人都宣称自己没有种族偏见，但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发现，那些在传统的偏见量表上得分低的白人仍旧持有对黑人的负性情感。这些负性情感是通过使用一些微妙的指标和测量手段揭示出来的，例如说话时的声调、目光的接触、眨眼的频率、落座时与黑人的距离、是否愿意向求助他的人(黑人或白人)提供帮助以及应用假渠道技术之后的自我报告，等等。最明显的是，对于那些有利于改善黑人或其他不利群体状况的政策干预，如就业和教育领域的肯定行动、中小学的义务校车计划，大多数白人持反对态度，在政治上则表现为支持保守派白人候选人，而不是自由派黑人候选人。

对于这些负性情感和对政策的反对意见，白人会以非种族的价值对其进行合理化的解释，例如传统道德、个体主义和新教工作伦理。白人试图以这些理由表明，他们的反对与种族偏见无关。新式偏见阻碍了那些旨在降低种族不平等的公共政策的实施，成为美国社会种族不平等持续存在的意识形态原因。

(二) 外显的还是内隐的？

一旦对黑人的歧视行为能够以其他非偏见的托辞得到解释，即使公开宣称自己是非种族主义者的人也会表现出歧视行为。这些发现促使研究者在内隐偏见(implicit prejudice)和外显偏见(explicit prejudice)之间做出区分。对外显偏见的测量是在意识层面进行的，直接要求被试者给出他们的态度(通常采用问卷或访谈的方法)。由于社会赞许性的原因，被试经常控制他们的真实想法，给出符合社会规范的答案。内隐偏见的测量是在无意识层面进行的，被试通常在不知道自己被测量的时候已经给出了答案，这种回答不受被试的控制，是自动产生的。人们面对外群成员时的自动反应是由内隐态度决定的，它通常与人们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外显行为不一致。

由于内隐偏见不能通过问卷或定性访谈而直接测量，因此心理学家发展出一系列间接测量技术，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启动(priming)和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Quillian, 2006; Fazio and Olson, 2003)。这些新方法对社会学家有重大启发。社会学研究偏好问卷调查和定性访谈，这些“直白”的方法只能测量到外显的、可以被人们控制和管理的态度，却无法探测到真实的内隐偏见，而心理学的测量技术恰巧可以弥补这种不足。

如前文所述，奥尔波特反对用无意识过程解释人的行为，作为对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反抗，这种转向具有历史意义，但是它也产生了矫枉过正的效果，忽视了无意识偏见的作用。

(三) 单数的还是复数的？

奥尔波特将偏见视为对某一群体的反感和厌恶(antipathy)，受此影响，社会心理学领域长期关注的偏见类型都是鄙视/厌恶型偏见。近年来，偏见研究的一个普遍趋势是超越“简单反感”，也就是超越对鄙视型偏见的关注，考虑偏见的多态变化，从单数偏见(prejudice)转向复数偏见(prejudices)。

“认知—情感—行为”的系统关联在群体关系中对应着“刻板印象—偏见—歧视”。偏见作为情感，源于对于群体的刻板化认知，并最终表现为行为上的歧视。刻板印象内容模型(Fiske, et al., 2002；高明华, 2010, 2013b)认为，人们在双维度(能力与德行)上对群体进行评价和分类，并且对于大多数群体的认知是混合刻板印象。⁶此外，能力与德行双维度可以分别由社会地位和竞争性这两个社会结构变量预测。卡迪等学者在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偏差地图(BIAS map)⁷的概念，在上述双维度形成的四分类刻板印象的基础上区分出四种不同的偏见情感：鄙视型偏见(奥尔波特讨论的)、家长式偏见、嫉妒型偏见和敬佩。⁸

家长式偏见，即对有德无才群体的同情和怜悯。它看起来像是一种正面情感，但这只是表象，事实上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支配群体认为自身有权像家长一样对待不利群体。在性别歧视的研究中，男性对于那些符合传统性别期待的女性(如家庭主妇、护士、秘书)比较友善，这是一种男权意识形态的体现，是男性的家长式偏见；一旦女性不符合他们的预期(如“女博士”、“女强人”)，男性的友善就会转化为敌意和排斥，因为他们的“家长”地位受到了挑战。

针对亚裔美国人和犹太人的偏见是嫉妒型偏见，这是由于个体自身没有取得类似成就而引发的嫉妒与愤恨。嫉妒型偏见发展到极端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会导致对某类社会群体全体成员的攻击和仇视，例如屠杀犹太人，并且这种攻击和仇视通常会冠以“正义”的名分——待宰的羔羊总是被披上狼的外衣。

敬佩，人们通常不将其视为偏见，但它也是一种基于对外群的预前判断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属于四种组合中的一种。敬佩的对象通常是那些拥有地位、权力、优势，同时具有较高品行的外群体。它也被称为“外群偏好”(outgroup favoritism)(Duckiit, 2003)。

通过进行类型区分，人们对偏见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和细致。此外，由于对大部分群体的认知是一高一低的混合刻板印象，所以，对于这些群体, 人们持有的也是矛盾型情感，如同情(带有优越感的怜悯)、嫉妒(夹杂着怨恨的敬佩)。关注复数偏见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揭示出矛盾型情感的大量存在。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里的矛盾型情感既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矛盾情感，也与认知失调有本质区别。弗洛伊德的矛盾情感源于乱伦本能，而这里的矛盾情感基于群体之间的刻板印象认知，并最终由社会结构变量预测；认知失调只是一种随着失调的解决最终会消失的短期心理状态，而偏见中的矛盾情感建立在群体的认知评价之上，因此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久性，是群际关系的常态，而不是等待转变(或需要转变)为一致情感的过渡状态。

六、结语

奥尔波特是一位近乎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偏见的本质》每一部分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些主题为后来的学者开展研究洞开了一片天地。在实践层面，他提出的接触假设在今天仍旧是群际关系政策需要重点参照的智识文本。理解“本质”有助于消解“偏见”，了解“人类偏见的本质，这个问题是基本的，因为不知道敌意产生的根源，我们就不能有效地利用我们的智识去控制它的破坏性”(Allport, 1954:ⅹⅶ)。奥尔波特对偏见之本质的论述以及后辈学者的补充和修正，对于中国学人及政策制定者应对和处理当下复杂的群际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当今中国，偏见无处不在：对弱势群体的偏见，如农民工(参见王桂新、武俊奎，2011)和农民工子女(参见高明华，2013a)、艾滋病人、乙肝病毒携带者(或乙肝患者)；对优势群体的偏见，如权势群体(官、富、警)、明星艺人(戏子说)；地域群体间的偏见，如南方人和北方人、内地人和港台人(蝗虫论)、四川人和广东人(增城事件)；民族间的偏见(藏汉、维汉)，等等。这些偏见都是潜在的火药桶，一旦由于某一促发因素被点燃，就会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揭示这些偏见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是消解偏见的前提，同时也将为偏见的社会心理学贡献中国经验。

1967年，奥尔波特离世。这是一个会被“社会心理学的历史编撰家铭记的历史时刻”，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世界图景从这一年开始重构(方文，2001)。在这一年，北美社会心理学独断的符号霸权也逐渐走向解体。英国的泰弗尔、法国的莫斯科维奇等欧洲学者试图通过对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批判，建立社会心理学的第二个知识中心(周晓虹，1993)。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论扭转了奥尔波特时代“非社会的社会心理学”的支配性地位，将“社会”还给社会心理学，开始从群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偏见的本质。遗憾的是，奥尔波特没有看到它的到来。

注释：

1.F.奥尔波特，也被称为大奥尔波特，他在1916-1919年间进行了有关社会促进的一系列研究，将实验法引入了社会心理学，因而被称为“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此外，在1924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F.奥尔波特通过对先前盛行于社会心理学界的各种“群体心理”理论的批判(斥其为“群体谬误”)，确立了现代社会心理学中的个体主义立场。

2.《原始分类》一书的法文版初版于1903年，《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法文版1912年初版。奥尔波特有阅读法文文献的能力，这一点从他为《社会心理学手册》所写的长篇论文的参考文献可知。虽然奥尔波特没有明确说明他的主张是针对涂尔干的，但不能排除这是其背后的动机，正如奥尔波特很少提及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名字，但是存在主义对其建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却是这一领域的学者人所共知的。

3.一个经常被提到的例子是米纳德1952年在西弗吉尼亚的煤矿社区开展的一项研究。米纳德发现，在地上和地下白人矿工和黑人矿工的关系完全不同。在地上，他们之间是隔离和歧视；在地下，他们是接触和合作。此时，决定双方如何互动的是源于工作危险性的情景规范和依存关系，而不是稳定的人格因素。

4.宗教性在这里是指宗教融入个体人格或性格的不同方式。

5.一个典型的脚本(作为实验指导语的一部分)是：请花5分钟左右的时间想象一下你与一位^****(某一外群体的名称)的一场交谈，他/她在公交车上坐在你的邻座。你们之间聊了大约30分钟，直到你到站下车。在这场交谈中，你发现了一些有关他们的有趣和积极的事情。请将这些事情列在下面。这个启动程序之后，研究者将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进行因变量的测量。

6.也就是说，大部分社会群体在上述两个维度上都是一高一低的。那些能力强的群体, 通常在德行的维度上得分较低，或者相反。只有少数群体是双高(高德行也高能力)或双低(无德亦无能)的。

7.BIAS map中的“BIAS”源于“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首字母的缩写，意为“源于群际情感和刻板印象的行为”。

8.鄙视型偏见针对的是双低群体，家长式偏见(同情/怜悯)指向高德行、低能力(即有德无才的)群体，嫉妒型偏见指向高能力、低德行(即有才无德的)群体，受到敬佩的是双高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