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三十年来，有关公民身份问题的讨论达到了空前受人关注的程度，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大亮点，同时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科学所有相关的新旧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公民身份话语。对此，有人乐观地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实现了“公民的回归”(Kymlicka and Norman, 1994)或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公民身份时代”(Cardoso，2000)，还有人把公民身份研究的这种复兴视为黑格尔(2009：16)笔下的密涅瓦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来寓意其对特定时代的理性反思(Scobey, 2001)。但是，也有人反对这种终结论，认为“对于国家主义视域下的理论家来说，公民身份是一项未竟的(unfinished)工程，而对于后殖民或激进民主主义者来说，公民身份是一项无法完成的(impossible finished)工程。所以，应抵制任何表明公民身份发展的终结论”(Purvis and Hunt, 1999：457)。在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看来，公民身份的工程之所以无法完成，就在于认同研究已经深深介入到公民身份问题之中，以至于公民身份的认同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换言之，如果说现代国家化与民族化的过程是民族公民身份认同逐渐获得主导性的正当化过程，也是其他层面和其他群体的认同形式被压制和被边缘化的过程的话，那么，当欧洲民族国家遭遇欧盟而陷入争议时，从民族—国家“牢笼”中释放出来的多层、多元认同形式又重返其共存、冲突与竞争的无序状态。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把有关公民身份问题的研究视为学术史上的“凤凰”，它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受了烈火的洗礼而达到涅槃并重获新生开始进入到与认同重构的时代。

公民身份认同研究是公民身份与认同这两个不同理路研究议题部分重叠的产物，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那么，这两个既联系又冲突的领域是如何相互勾连、部分交叉的呢？如何理解由二者结合而产生的公民身份认同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呢？笔者以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公民身份研究文献的梳理为基础试图来阐明这个问题，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探讨公民身份与认同这两个研究领域的结合过程；其次，厘清公民身份认同新研究的三种外在分形(即三种理论思潮的不同探讨)；第三，廓清公民身份认同的三种内在分形。从公民身份认同的新领域的形成出发，我们可以揭示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文化转向状况及其内在动力机制。

一、公民身份与认同研究的结合过程

公民身份在西方文明的观念史与制度史中源远流长，而来自认同问题的挑战是其变迁的基本动力。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形态的原初意义上，公民身份是指公民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特定的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价值、角色特征等等。显然，这是一种描述的、静态的、单一的心理认同、单一的归属与责任，排斥其他个体成员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漠视或压制公民与部落文化、种族、血缘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公民作为平等、民主、同质性的个体或群体角色，成为一种排他性的霸权话语(Collins, 2006; Keyt, 2007)。如果说在中世纪的神学政治时代，公民身份曾一度转换为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子民与世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话, 那么，到了近代它就逐渐演化为消极被动的公民(自然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雷森柏格，2009：第三章、第三章)。相应地，公民身份由此构成个人(公民)在民族国家内部一系列权利关系的依据，一方面，基于这种正式成员的平等地位(马歇尔, 2008：8)，它起着规范社会群体内部人们的行为与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被当作“统治策略”(迈克尔，2008)，发挥着调节社会冲突的功能，而且基于法律制度的相应机制，将具有公民身份的社会成员规训为权利义务的承担者。应当注意的是，公民权利内容的每一次扩展以及获得过程，与大众的社会抗争运动、民主化及现代化过程是处于同一进程的。¹不管怎么说，在现代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话语的双重支配下，近代以来的公民身份形态似乎成功地应对了来自地方主义和世界主义双向认同的挑战，以至于成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法律概念。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公民身份逐渐泛化为个体/群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换言之，所有个体或群体都以“公民”的名义或角色来表达自我的主体意识，而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都被提升到政治共同体的层面上来理解，以至于文化与认同问题在当代公民身份研究中都具有中心地位(Somers, 2008; 里斯特，2010；金里卡，2009)。当置于民族共同体层面时，公民身份成为民族构建、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等议题讨论的核心概念；当置于地方层面或亚民族层面时，公民身份与侧重群体差异认同的文化政治学相结合；当置于超民族层面时，公民身份又与世界主义观念相勾连，对接到经验上的全球化与欧盟进程，而后两者撕扯着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单一联系。总之，公民不再仅仅作为个体的、消极的权利享有者，而且也作为特定群体的积极参与者，尤其表现在那些自视为弱势群体的社会行动者逐渐汇集到争取公民身份权利的新社会运动形式如工人运动、女性运动、残障人运动、同性恋运动、绿色环保运动之中。

公民身份研究自然会与同时代各种新型的社会政治思潮或理论结合在一起，如共同体主义、多元主义、民族主义、激进民主主义，共和主义等，还会关涉各种基本社会政治问题，其中包括单一与多元、内部与外部、共同与多样、自我与他者、时间与空间等，具体而言，涉及移民与难民问题、土著居民与少数族裔的群体权利与文化权利问题，并且，其研究往往会卷入有关民主、平等、社会正义、认同、承认与归属等议题的讨论，对政治政策、福利再分配、地方公共事务安排与重组等现实层面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可见，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分析策略，可以运用于任何公共议题，以至于“公民身份”与越来越多的作为定语的形容词相结合，构成了许多新的概念，如生态的、全球的、世界的、亲密的、性的、后殖民的、多元文化的、跨民族的，等等(郭忠华，2008)。这些概念的出现，一方面增加了“概念延伸”的危险和公民身份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²但另一方面也为拓展公民身份的经验研究，包括移民、宗教、教育、军事、群体抗争、生态政治、社会正义、监控、剥夺等相关研究带来了契机，而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公民身份认同恰恰是在公民身份概念延伸及其研究范围扩展的背景下得以发展的。

晚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社会各种少数及弱势群体要求获得特殊权利，张扬群体差异和政治表达，认同研究也出现了大致与公民身份研究趋势相似的图景。包括女性的、社会性别的、种族与民族少数群体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都认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台词背后，现代国家规定的普遍公民身份存在系统的支配与压迫形式，以至于这些群体都遭遇着“系统性压迫”(包括被剥削、被边缘化、被殖民、无力感、文化帝国主义)(Young, 1990：5-14)。在这种语境下，认同成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关键词，³而且，无论从认同研究本身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剧增趋势来看，还是从认同问题所体现的的多层级与多种类的特点来看，公民身份研究与认同研究的汇通无疑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两者的汇通也是现实与理论发展的必然。讨论公民身份与认同关系问题的文献非常多，涉及的主题包括公民身份与个人认同(如Portis, 1986)、公民身份与社会认同(如杂志特刊讨论Mazas and Klein, 2003：1-8)、公民身份与政治认同(如Gamberale, 1997)、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Miller, 2000; Schauer, 1986)等，而公民身份与欧洲认同却是欧洲社会理论学者讨论最多的问题(如Delanty, 1997; Moreira, 1997; Lehning, 2001)。

要探讨认同研究介入公民身份研究的过程，还得廓清同样复杂的认同概念，并且还有必要弄清楚认同概念是如何在认同政治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语境中被运用的。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认同问题在学术界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程度的关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许多方面，‘认同’取代了‘后现代主义’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知识分子的时髦用词。而认同的流动性与多元性是后现代转向的主要组成部分”(McCrone，1998：31)。而且，与公民身份概念有所不同，认同不是那种曾经早已被使用并成为固定和基础性的概念，相反，它所指的涵义总是变动的、语境的、关系的和转换的。因此，作为对这种流动和转换的所反映出来的缺乏理论严格性的担忧的回应，它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常常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Brubaker(2000)。

不过，进入20世纪50年代急剧的社会变迁期后，很多人开始面临深刻的认同和身份确认问题，identity由此成为西方社会科学中一个时髦的词汇(Gleason, 1983)。一般而言，认同主要有三层含义：其一是“同一”(sameness), 一个事物的性质和属性没有发生改变，这在社会科学的运用中与群体成员对身份平等的意识相关，强调与差异相对的同一性；其二是“归属”和“确认”，一个群体的成员通过辨识共同特征而归属于某一个群体，强调情感依附与心理安全的保障；其三是“赞同、同意”，这关涉忠诚、义务、责任问题。但这些含义在不同学科领域中有不同的侧重。比如，认同在社会学研究中主要描述为一种特殊的集体现象，包含群体特性和群体意识两个层面，即：(1)一个群体的成员具有重要乃至根本的同一性, 即群体特性；(2)群体成员团结一致、有共同的性情意识和集体行动。政治学者用认同来解释政治行为的非工具性(non-instrumental)，强调身份和集体认同对个人行为的深刻影响。例如，有学者把关系到“我是谁？”这个问题的个人认同区别于关系到“我们是谁？”的社会认同，认为其是个人自尊或尊严的起源，并进一步将社会认同区分为类型认同与角色认同。⁴但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不是彼此割裂的，正如泰勒(2008：37)所指出的，“认同问题往往被人们表述为‘我是谁’……而理解这个问题是理解‘我们是谁?’的关键所在”。不仅如此，identity还是群体成员归属的一种自我或他人构建，因此它可以分为主观维度——即认同和客观维度——即身份。主观维度是对自我意义的心理感知和判断，客观维度是有关自我如何被他人构想的，换言之，客观上的身份是他人据于某种生物学或社会事实构建出来的自我。⁵主观的认同与客观的身份构建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一方面，不仅个体对外界赋予的各种身份意义进行自我感知、自我选择、自我构想与判断，由此形成主观认同与客观身份之间的或一致或错位或冲突；另一方面，个体在主观上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与行为以适应所属的社会群体和环境, 相应地，这种调整也改变着群体外的评价与制度构建(米德，2005：136)。

虽然学术界对认同概念有诸多界定和不同的划分方法(比如Brewer and Gardner, 1996)，⁶但卡斯特(2003：3)关于认同概念的界定及其类型学划分对理解公民身份认同概念的内在分形更有说服力。在他看来，认同是社会行动者构建意义的来源，是行动者面临外来压力和矛盾的来源，行动者的外在“身份”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和社会舆论来产生，但只有行动者内化这种“身份”并在此过程中建构意义，才能视为认同。而意义是由行动者跨时空并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所建构的，而“认同的建构所运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制度、集体记忆及个人的幻想、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卡斯特，2003：4)。根据材料运用目的的差异，卡斯特(2003：4)把认同的社会建构划分为三种形式：(1)合法化的认同，即权威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介入以使其支配合理化，如古代城邦、现代民族国家；(2)拒斥性的认同，即在支配逻辑下行动者基于被贬低或污名化的处境所产生的，如宗教、部落、少数族裔等；(3)重新规划的认同，即社会行动者建构一种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其社会地位，进而试图全面改造社会结构，如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激进民主主义。而且，三者之间密切联系并相互促进。没有合法化的认同就不可能产生拒斥性的认同，而后者可能创造出全新的认同形式。当然，后两种形式之间无法严格划分，内在因素有着高度重叠与交叉，但拒斥性的认同是第三种形式的逻辑与理论基础。

为何可以从认同角度来研究公民身份？原因一，社会心理学家给这个本质上混乱的认同概念带来不同理解，因此有利于从他们的理论与经验知识来丰富社会认同过程的研究(Mazas and Klein, 2003：1)；原因二，社会认同本身的研究有利于公民身份研究，因为社会认同源于社会群体中的个体对成员身份的自我认知，以及与那种成员身份关联的价值、情感意义(Tajfel, 1981：255)，因此它处于群体间关系的当代理论即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Tajfel and Turner, 1986)；原因三，公民身份的新维度，尤其是超民族、亚民族以及公共领域的多重认同的出现，要求把社会认同研究与公民身份研究在观念与行动层面关联起来。社会认同传统非常依赖于认同的现象学界定，集中于与群体成员身份相关联的认知、评价与情感(Turner，1987)。群体行为只是这种自我界定的结果，同时也是嵌入行动之中的。即使许多群体的形成源于历史与宗教偏好，但这毕竟也是他们对自我身份的一种积极构建。认同不是对特殊社会情境自我论证的结果，而是通过公共领域中的争论和冲突构建起来的，只不过行动与认同之间的联系不局限于公共领域的诉求。

那么，公民身份与认同之间在理论上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在过去十余年里，相关的争论在社会科学尤其是在政治理论中获得高度关注。这是因为，公民身份与认同是回答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视角，即什么概念工具可以有效界定所能意识到群体权利的公民身份？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认真对待群体差异的或多层的公民身份(Isin and Wood, 1999：2)？当然，人们也认识到，作为归属、安全、忠诚、责任等前提的认同与公民身份之间既存在矛盾的一面，但也有着相互强化的一面。

关于公民身份与认同二者之间存在冲突的认识得到广泛的支持。有学者哀叹：“许多人奢望通过不断强调所认同的特殊社会群体来实现他们的政治愿景。他们不是把自己视为主权民族国家的公民，更不用说世界公民，而是首先视之为种族、族群、语言、宗教或性群体的成员”，因此“人们不是努力去追求人性的共同利益——权利的平等、物质需求的满足、个体尊严的普遍尊重，而是宣扬他们自己群体的权利”(Littleton, 1996：1)。显然，公民身份与认同之间的基本冲突源于各自的具体构想，公民身份是政治共同体内普遍有效的和平等的归属，而认同是特殊的、独特的和差异的归属。弗里德曼(Friedman，1989：61-62)也指出，随着民族—国家的衰落，公民身份被视为“国家统治社会的抽象成员关系”，而认同则是“一种居于‘原始忠诚’的、种族的、宗教的、地方共同体的、语言和其他的具体文化形式”。尤其在涉及新出现的欧洲认同和民族主义问题时，有学者也把认同与公民身份视为两类相互冲突的归属，不仅“动员从共同体中获得相互性与理想的温情和感受，并维持一种熟悉和亲缘的关系”，而且还表现出“心理认同问题与公民身份与民主问题脱钩”(Morley and Robins, 1995：186)的取向。

另一方面，公民身份本身也是一种认同形式，因为它包含地位、忠诚、义务与权利，“首先关联到的并不是另一个人，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即国家”，而国家的权力产生于其成员的“认同与美德”(Heater, 1990：2, 182)。由此，公民身份是基于社会互惠性和共同利益，通过一系列信仰、仪式和象征的强化，本身成为一种对传统、族群或生活方式的感知，只不过公民身份是个体所感受到的诸多相互竞争的认同之一。但区分公民身份认同的方式是其道德成熟的必要性、调和其他认同相互分割的政治潜力，因此“公民身份有助于驯化其他认同相互撕裂、分化与离散的冲动”(Heater，1990：184)。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身份与认同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原则，因此，许多学者不是消除二者之间的对立，而是将其视之为对群体权利的新认同与对普遍公民身份的一种挑战，虽然民族认同本身是一种群体认同形式。“我们寻求一种新的公民身份构想并且强调民主实践，以此抗议满足面临高级资本主义挑战的多元和多层公民。”(Isin and Wood, 1999：4)

二、外部分形

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家对公民身份与认同的复杂关系已经进行了深刻讨论，典型的有宪政爱国主义、多元主义、激进民主主义。三种学术流派与社会思潮的理论讨论有着明确的政治主张，推进了公民身份研究与认同研究交集部分的深度交织，从而催生了公民身份认同研究作为一个新领域的形成，它们构成为公民身份认同研究的外部分形。

(一) 宪政爱国主义

哈贝马斯(2003：654-681)经典地阐述了民族认同与公民身份之间在事实上的紧张：(1)德国统一、东欧国家的剧变、东欧的民族冲突、西北部与东南部欧洲的种族与宗派冲突，使民族国家的未来成为典型问题；(2)欧盟成员国逐渐统一，处于欧洲中心的民族国家需要重新界定，使得后冷战时代本来希望消除的政治冲突又由此产生了更多问题；(3)从东部和南部的贫穷地区向西部发达地区涌入的大量移民使难民问题愈发突出，激发了宪政民主的普遍原则与共同体保留其特殊要求之间的矛盾，对如何把公民整合成一个政治共同体提出新的问题；(4)由于大量失业，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也有数量庞大的人群被排斥于正式成员身份之外。由此，哈贝马斯认为，这些政治危机使得公民身份认同问题变得更为棘手，而通过宪政爱国主义来剥离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的现代关系，才是当代世界的唯一出路。

以哈贝马斯的真知灼见为基础，瑞纳(Reiner，1995：1)将公民身份界定为由“把公民整体汇集到一个一致、稳定组织的政治共同体，并维持其持续的忠诚”而产生的结果，而诸如种族冲突、变动的国家主权、由于大众移民和经济整合而引发的认同转移等政治危机则试图使“公民身份自我化解”，无论是自由主义、共同体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和普遍主义都无法化解这种危机。他指出：现在的问题锁定在相互对立的方面，其一，有各种强调个体道德价值的普遍主义，把人视为超越任何集体或公民认同的存在，在道德上怀疑公民身份的权威性，认为这是一种唯一的、特定的认同；另一方面，特殊主义支持将群体彼此分开的群体认同，这是对公民身份的自我稀释，这就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版本：自由的普遍主义与反自由的特殊主义，两者从相反的方向颠覆公民共同体的观念。普遍主义意味着斩草除根，特殊主义意味着家族主义、唯一性、狭隘的视野，无论是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实际上这两种理论都削弱了公民身份，因为前者把公民认同与种族认同混为一谈，后者强调的极端多元主义没有给公共认同留下空间。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主义都威胁到公民身份观念，只有宪政爱国主义既非个人主义也非共同体主义，是一种理想的公民身份观念，即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它强调活跃的公民参与以及负责任的公民担当。因此，卢梭是反对二者的典型，是解决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争端的出路，“要恢复一致的公民身份观念，我们必须回到更古老的政治思想范畴(从亚里斯多德到卢梭或黑格尔，而不是回到尼采或福柯)”(Reiner, 1995：10)。由此瑞纳提出公民共和主义以超越两种范式，他所提倡的公民身份概念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且主张在公民认同与种族认同之间划清界限，从而导向哈贝马斯的“宪政爱国主义”。

然而，无论是公民认同还是宪政爱国主义，都要以公民身份认同的多层结构为前提。霍耐特(2005：30、66-67)则从黑格尔的规范社会理论出发，把家庭、社会、国家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与主体之间的承认阶段统一起来，形成个体层面以情感—爱为核心的家庭认同，市民社会层面以法律—权利为核心形成市民(Bourgeois)作为法律主体的群体认同，政治国家层面以伦理—团结为核心，形成公民(Citoyen)的身份认同。只有在第三阶段，人们才以普遍性自身为目的，在国家的绝对普遍性关系中形成积极参与的政治意志。虽然霍耐特在规范层面发展出公民身份认同的多层次性，但他还是没有突破黑格尔在19世纪提出的以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形态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这一预设。对于推进欧盟或世界公民身份研究的学者来说，这个理论逻辑还不够，应该延伸到更高的超国家层面。

(二) 多元主义

如果说上述较为“现代”的保守观点试图继续强调国家层面的“公民身份认同”对其他认同的优先性，追求公共善高于其个人目的的话，那么，在多元主义看来，这种观点其实是在假定一个完整的、单一的政治共同体概念。因为，许多要求权利的群体不仅对抽象的公共善观念感兴趣，而且正在寻求合法的承认和公民身份权利，而共享国家公民的单一认同不足以解决社会上长期存在的压迫与歧视问题。金里卡等(Kymlicka and Norman, 1994：2-4)试图发展一种群体差异的公民身份概念。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承认群体权利的条件是，在自治权利、多种族群体权利与特殊表达权利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如果关系到内部制裁与外部保护的群体权利可以进一步区分，那么，群体差异的权利可以被理解为与以个体公民之自由平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相容的。他们(Kymlicka and Norman, 1994)认为，人之群体的成员身份与文化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并不冲突，而且，文化群体的权利之间有一个共同基础，人们的自我保存和权利被界定为公民与政治权利。因此，国家的少数群体与种族群体的需求可以在一个民主公民身份框架内被接纳。其方式有二：(1)保护所有公民的共同权利，基本意味着保护人们的民事与政治权利，即结社自由、宗教、动员、迁徙和保护群体差异的政治组织；(2)通过特殊法律与宪法手段接纳文化差异，具体群体的成员有着特殊的权利保障。

爱丽丝·杨(Iris Marion Young)基于群体认同的视野提出一种群体主义的“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在她(Young, 1989：1)看来，公民身份的文化碎片化并不是一种危险，而是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许多群体要求社会正式承认他们的差异并为此提供各种制度支持，如果社会接受并鼓励越来越多的多样性，但未能提倡文化包容，公民似乎必然越来越少共同点，如果主张的差异要求把边缘化的群体整合到一种公共文化，就不存在所谓的公共文化。”多元主义版本对现代公民身份观念提出一个挑战，因为按群体主义(groupism)的逻辑结论就是等同于一种“贫民窟化”。换言之，每个群体都从社会中撤出并进入它自己群体的边界内，维持其群体主义的认同，没有必要承认一个更大的公共文化。这就存在民族主义、多元主义与宪政主义三种可能性：(1)有学者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界定民族认同，认为群体必须同化到“民族观念”，如果他们即使不能或不应该归属于政治共同体，也应该归属于一个能为他们提供一种家园和根基感的共同体，最终维持自由国家的是社会忠诚和界定民族特性的忠诚。因此，公民身份有赖于作为一个社会概念的民族性(Scruton, 2001)；(2)有学者认为，国家应该服务社会群体的多元认同，而不是相反(Bhikhu Parekh，1995)；(3)所有公民都服从并尊重民族—公民而不是民族—种族的文化，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借用古典自由主义的二分法来界定国家中的而不是公民社会中的成员关系(哈贝马斯，2003)。然而，什么可以协调文化与国家、国家与社会、民族与国家、民族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多元主义未能解决的问题。

(三) 激进民主主义

如果说多元主义主要是拒斥现代国家单一的公民身份认同的话，那么，激进民主主义似乎走得更远，它具有更进一步的建构性意义，试图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认同观念以包容公民身份的差异问题，其主张主要以查特尔·墨菲为代表。墨菲(Mouffe，1992：9)将公民身份视为一种政治认同形式，并且严格区别于种族、宗教等其他的认同形式，政治认同对其他认同有着优先性，但后者都可以通过政治认同来表达。她(Mouffe, 1992：70)关注的问题是:“当我们的目标是一种激进多元的民主时应该如何理解公民身份？这个问题在民主抗争中创造一系列平衡。因此需要在民主的主题之间创造一种共同的政治认同。对于能够履行那种质询角色的公民来说，这种政治认同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关键问题是, 在现代民主条件下如何思考政治共同体的本质。”墨菲比文化多元主义更为激进，试图超越自由主义、公民共和主义、共同体主义之间对公民身份的争论。在她看来，在罗尔斯与其共同体主义批评者之间真正处于危险的是公民身份议题。

墨菲认为，在自由民主体制下，我们所分享的以及使我们成为公民的，不是善的实质性观念而是一系列原则，即所有人自由平等的原则。因此，作为公民就要承认那些原则与规则的权威性，在此基础上形成公民的政治判断与行动。这样，公民身份不是一种法律地位而是一种人为构建的政治认同形式。归属政治共同体要求接受公民交往的具体语言，这些规则形成了寻求自我选择满足和履行自我选择行动的行为规范。对公民交往规则的认同创造了一种公共的政治认同。这种现代的政治共同体形式不是通过一种公共善的观念而是一种公共纽带和公共关注。因此这个共同体没有具体的形式和认同，而是一个连续的反应过程。这应该在争取民主的延伸与激进化的不同群体之间达成一种共识，他们有着共同关注，在选择行动时应该服从某些行动规则，作为激进民主的公民应该构建一种共同体的政治认同(Mouffe, 1995：34)。因此，能否创造出作为激进民主的公民的政治认同，取决于民主需求之间的集体认同形式，这种需求可以在各种运动(如女性、工人、黑人、同性恋、生态以及许多其他的新社会运动)中体现出来。

墨菲的公民身份认同是以自由、民主、平等的基本权利为原则的，她致力于构建的是一个“我们”，并在不同需求之间达成一系列平衡，以便能够通过民主合法的社会运动途径来自我表达群体权利。许多自由主义者因漠视各种权力关系而无法理解这一点，虽然马歇尔等人同意延伸权利的领域，以逐渐包容各种被排斥的群体，但这种方法忽视了弱势群体实现和延伸多元权利的种种限制，因为有些既定的权利是以排斥或者压制其他群体的权利为代价的。因此，为了使各种民主力量体现出其权威性成为可能，就需要政治认同的新形式，而激进民主的公民身份认同是最重要的一种政治认同(Mouffe, 1995：22)。墨菲的观点在其他激进民主主义者那里得到进一步阐释，如拉米斯(2008)和巴伯(2006)，但也遭到现代政治理论家如米勒等人的强烈批判。后者从反驳群体权利的观点入手，认为公民身份权利不同于人类普遍的基本权利，而是特殊社会的一种具体权利。把群体权利视为公民身份权利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困难：一是难以说服这些群体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权利来要求；二是难以区分选择与环境之间的差异，因为有些群体权利反映的是群体身处其中的环境，有些是其成员集体认同的选择(Miller，2002)。

尽管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家对公民身份与认同之间的关系有着诸多不同的阐释，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阐释为公民身份认同作为新的研究领域夯实了理论基础，促进了公民身份认同概念的定形、界定的全面化以及相关理论体系的丰富化。总之，基于以上梳理，我们可以把公民身份认同界定为个体或群体成员对所在特定共同体中是否安全、归属、团结、包容或排斥的主观感受，是个体对于所在政治共同体的中心/边缘地位的主观认知，是在政治共同体中是否具有正式成员地位和尊严的表现。因此，有关公民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必然关联到社会政治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既定政治共同体的包容与排斥制度、维护共同体或者因捍卫个体自我尊严而反抗政治共同体的公民身份行动与实践、政治共同体为了提升公民身份认知和公民身份能力的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与公民身份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等议题。简言之，公民身份认同与公民身份教育、公民身份实践、公民身份制度一道，构成了公民身份相互关联的四个基本要素和公民身份研究的四个维度(Isin, 1997)。

三、内部分形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作为一种新领域的公民身份认同研究的形成过程中，体现在对其产生巨大影响的前述各种外部的理论流派之间存在的种种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反映在有关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讨论中，也反映在其他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其实也是现实或经验层面上的各种差异在理论上的反映，它们主要体现在，经验层面上最突出表现在欧洲公民身份的新观念与制度，形成对欧洲成员国既定的现代公民身份认同形态构成的巨大挑战；第三世界国家讨论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认同的关系，依然重视构建民族—国家层面的公民身份认同；为了解决现代公民身份认同面临的挑战而提出各种出路；世界主义公民身份对民族公民身份认同一直构成为挑战，晚近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加剧；而在多民族国家内部，以加拿大为典型，对于少数族裔权利与多元公民身份认同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呈现一种混乱的学术图景；当然，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认同依然非常强劲，突出地表现在多民族国家中与民族和部族成员身份认同的区别、分离与超越(格罗斯，2003)，这方面的讨论主要是侧重于如何通过强化公民身份教育来推进国家层面的公民身份认同。

如何进一步理解公民身份认同研究的诸多差异呢？按照卡斯特对认同概念的理解及其类型学划分，我们可以将通过政治权力构建起来的公民身份认同视为“合法化认同”，如前文阐释的哈贝马斯与瑞纳的宪政爱国主义、米勒的民族公民身份认同；将为了抵制国家内部所谓的普遍平等而提倡的地方多元的、宗教文化公民身份认同等视为“拒斥性认同”，如共同体主义、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等；将超越现代国家单一范畴的公民身份认同归类为“重新规划的认同”，这类认同在理论上的代表主要有墨菲的女性主义以及激进民主主义公民身份的理论等，而在经验层面它主要与欧洲公民身份认同与世界主义公民身份等问题相呼应。为了更便于进一步的讨论，在此我们把上述三种理论思潮的讨论视为公民身份认同的外部分形，而将接下来的归类分为内部分形。这部分的讨论主要以欧洲一体化中的民族国家等为背景，具体阐释公民身份认同议题的内在差异(参见图 1)。

(一) 合法化建构的公民身份认同

如果说古典文明时代的公民身份认同是公民个体对城邦共同体的归属、团结、服从与安全感，是作为精英群体的公民与共同体相互构建的合法性基础的话，那么，中世纪的公民身份认同就是基督徒以上帝之城为先验的共同体而构建起来的合法性基础。在近代世俗化过程中，尤其是在城市共同体上升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公民身份认同就转化为居民在一定领土内并围绕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为核心，通过意识形态和暴力形成的近现代的身份认同形态。换言之，现代的公民身份认同是以民族文化和国家暴力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合法化认同。但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静态的、单一的心理认同、单一的归属与责任，它体现的是一种霸权话语，其代价是排斥、漠视或压制了其他个体成员与政治共同体、生态、文化、种族、血缘共同体的多重认同关系，使现代公民成为平等、民主、同质性的个体或群体角色。现代民族国家所构建的公民身份认同主要是赋予的、强制的、诱导的政治认同形式。现代个体的公民身份认同是国家权力运用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塑造出来的，国家不断灌输、强化有利于民族国家这种人类史上最大规模之政治共同体的论述，使之合理化与结构化，从而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2011)。格尔茨(Geetz, 1977：309-312)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集体身份认同包括两种不同的因素：初级认同与公民性认同，初级性认同基于假定的血缘纽带、语言、种族、地域、宗教、习俗，等等，属于自然集合体的观念，它旨在唤起人们朴素的原始情感，体现于任何由自然因素所决定的部落群体，包括对群体的依附与联系；公民性认同则与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现代国家或社会相联系，为个体介入人为的公民生活提供有效身份，提供一种积极的参与意识，对此，格尔茨(Geetz, 1977：318)指出，“个人身份能够得到集体认可与公开表达的世界是有序世界”。

作为一种合法性基础，公民身份认同的塑造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形成中居于重要位置，并且在现代国家中公民身份的构建还与领土、文化与政治这三个要素相关联，并且同时伴随着三阶递进的认同要素。第一，官方运用于国际社会的外交政策以单边宣言、双边和多边条约、国际公约和合约形式出现。以此勾画“共同体内部”的物理领土边界，突出共同体地理空间的独特性与差异性，对领土内的人与资源形成物理上的包容与排斥的二元结构。这是奠定主权国家的种族、民族与领土范围基础，是形成特定公民身份认同结构的第一个阶段(Icduygu and Kaygusuz, 2004)。第二，政治精英群体达成一致的共识、行动与决议，并通过具体构建民族安全，或鼓吹时刻威胁到集体生命的“假象敌人”(Katzenstein, 1996)或“他者的作用”(Neumann, 1998)，重新编撰历史集体记忆，灌输能够得到政治与暴力保障的特定认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认同)(Malesevic, 2006)，以此确保特定民族认同明晰的边界。这一点对于现代公民身份认同的形成尤其重要，并且为官方和恰当的成员资格划定文化与民族的边界，形成民族文化的闭合结构和包容/排斥的文化结构。民族闭合是文化认同的霸权结构，比如种族、宗教关系、主流语言与文化，以此为基础提出最大的霸权地位所进行的方法包括对特殊的地方认同与忠诚进行公开排斥、孤立、边缘化、同化和清洗等，并且与物理边界外的群体与个人拉开文化距离(卡斯特，2006)，突出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第三，现代公民身份是一种伦理—政治的闭合结构，包括一种整合模式，不断再生产出一种特定的政治偏好，一系列政治制度和一套价值观念。这就是公民身份认同的政治维度，或者说，公民身份被看做是一种通过现代民族国家来构建的政治认同。“作为社会闭合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公民身份在现代民族国家和国家体系的行政结构与政治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Brubaker, 1992: 23)在这种界定中，公民身份作为对内包容和对外排斥的标志，不仅仅是一种法律地位，更是个体向特定政治共同体表达成员资格和忠诚的认同(Mouffe, 1992)，而这种政治共同体在现时代就是现代国家。

(二) 拒斥性的公民身份认同

然而，作为合法化构建的现代公民身份认同并非毫不遭人诟病。沃尔泽(Walzer, 1984)认为，现代国家的公民身份认同存在四个方面的挑战：(1)全球化过程造成各种共同体形式的大小变化，增加了个体与群体认同的选择机会，主体产生不同的、变动的、冲突的身份特征，为个体与群体创造更多的独特性提供空间与机会。因此，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遭到内部的个人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其他群体意识的挑战；(2)全球化市场经济引起的贫富差异，不平等问题引发对现代的平等公民身份的认同危机；(3)政治(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的缺乏，这种缺失是由体制不完善造成的，政府治理的失败加剧恶化政治的自由氛围；(4)市场的张力将公民的眼光局限在自我的利益上而非公共善的方面，造成了人们对公共权力与公共领域认同的缺乏。因此，只有缩小贫富差异并培养公共协商的机会，才能更有利于提升公民德性与公民身份的认同。

有学者从外交政策设计、实践与影响来考察土耳其的民族公民身份认同的构建，进而分析公民身份的政治如何与民族构建进程相关联，分析土耳其早期构建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复杂性，理解外交政策、民族构建与公民身份三者在土耳其现代性背景下的关系，如何通过公民身份认同的构建来推动民族转型并形成独特的现代化道路(Icduygu and Kaygusuz, 2004)。分析独特的公民身份认同及其与民族国家形成的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历史、种族、宗教、语言、社会性别差异以及当前人口快速流动产生的大量的具体问题，促进了人们更深入地思考民族国家的公民是否具有合适的成员资格，考察“在不同的民族国家语境下哪种模式可以有效运行”(Reiner, 1995：24, note 26)。就土耳其而言，民族主义的安卡拉政府的外交政策倾向与实践是在20世纪10年代之后形成的，并且成为土耳其国家公民身份认同的基础，而且，土耳其公民身份的界定所涉及的领土、文化和伦理意识形态边界，种族与宗教差异、穆斯林多数与其他教派的少数、土耳其人的文化与政治含义等议题，都是由新统治精英的外交政策所决定的，由此也形成了国内公共领域及重新确立起来的公民身份认同的特色，使之完全不同于奥斯曼帝国的成员身份与政治共同体模式。

不仅如此，存在种族冲突与宗教纷争的国家更难以推进统一的公民身份认同，因为这始终涉及普遍与特殊、神圣与世俗、自主与依赖等的深刻冲突，因此，如何调和这些矛盾是国家构建的主要任务。有学者(Amara and Schnell, 2004)运用半结构访谈、小组访谈等定性分析方法，调查一组阿拉伯穆斯林高中生，探索以色列的阿拉伯/巴勒斯坦高中生协商公民与国家认同的方式，了解处于多重相互竞争认同中的学生如何理解公民身份概念，思考如何在一个犹太国家调整自己作为阿拉伯/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公民。这些被调查的学生，一方面，是在将犹太教视为国教的以色列主权国家的公民，在学校接受公民身份教育，很大程度上具备公民认同与国家归属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在家庭教育和社会关系方面却接受本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这种研究正是要考察在这种看似零和博弈的认同冲突中，年轻人如何调整不同的政治认同，如何适应或抵制以色列社会各种支配性的公民身份话语和归属。还有研究发现，尽管学生完全理解公民身份本身所具有的多重含义，知道公民身份教育对提高宗教与种族的包容性、政治认同的多样性有益，也能够体察公民身份与认同之间的冲突，但是，他们既没有完全接受学校的公民身份认同教育，也没有完全固守本民族和宗教的认同符号及仪式，也就是说，只是部分地接受，在他们看来“认同和归属并不完全是固定的，而是在各种时空转换的不确定性中建构的”(Pinson, 2008：204-205)。这类研究的意义在于超越了以色列化与巴勒斯坦化进程相冲突的二元划分，包容与排斥的理解也远不是公民认同还是民族认同强或弱的问题，而是可能感到双重的排斥或多重的接纳，导致主体形成另一种替代性的、或超民族或超国家的集体认同，以满足自我的归属与安全。这充分反映了宗教、民族、种族、文化等方面的认同对民族国家单一的公民身份认同构成巨大冲击，而如何接受或包容多元的公民身份认同正是现代公民身份教育的重要任务。

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宗教复兴、民族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观念思潮与社会运动，使国家主导的公民身份教育面临巨大压力，即使在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也面临着“我们是谁”的认同危机与挑战(亨廷顿，2010)，虽然它继承了英国公民身份的成员资格、共同体与忠诚观念，并在19世纪完成了美国公民身份认同的构建(Kettner, 1978)。公民身份是一种核心认同，是在公民内心中发展出一种归属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感受，而且意识到并往往也能适应其文化特有的规范与价值(Smith, 2001)。但这种认同、归属与适应需要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和公民身份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来灌输和维系，使公民基于身份属性来提升特定的理想与认同，确定何为好公民(good citizen)(Schudson, 1998)。“‘我是美国公民’，这句话表达对一个独特民族的归属感”(Smith，2003)，但这种公民身份认同是通过政治社会化的公民身份教育灌输的，内容包括公民作为忠诚的国民、爱国者、投票者和共同体的参与者。公民训练开始于儿童时期，集中学习政治的基础信息、价值、信仰，为其未来成年后发挥公民的作用奠定必要基础, 而国家提倡的公民忠诚观念潜在地削弱了对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地方群体的忠诚，成为支持政治体制的信仰来源，由此打下对权威、服从、支持等忠诚的基础(Ennis, 1943)。公民身份教育的内容包括学习正式法律与制度、社会习俗、民族传统、政治仪式以及贡献于政治体制的英雄人物，灌输平等主义、个体主义等特定的意识形态，民族独特性及其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Cleveland, 1927；Kettner, 1978)。

(三) 重新规划的公民身份认同

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了欧洲公民身份的观念构想与制度设计，以至于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框架之外重新规划出一种公民身份认同，从心理观念与文化领域推动着欧洲国家的整合。当代研究如何规划欧洲公民身份的文献资料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大多集中在制度与法律层面(Closa, 1992)，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欧盟成立之后才真正全面进入到欧洲公民身份认同的研究，尤其是在有关欧洲公民身份认同与欧盟成员国既定公民身份认同的关系、差异与挑战方面的讨论。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对欧盟主要成员国公民身份模式及其超越的讨论，集中表现在英国、法国、德国与西班牙等老牌帝国或民族国家, 这类讨论力图切割公民身份与民族性(国籍)的概念关系；欧洲一体化带来的移民、福利、权利、归属等公民身份问题研究，提出超/跨民族的公民身份模式或者雀巢式的公民身份认同结构。

在探讨欧洲主要国家的公民身份认同新规划方面，英国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不列颠王国是以英格兰为主导，联合苏格拉和威尔士，并征服爱尔兰岛一部分而构成的，这种主导与联合而成的国家，一方面是一个完整独立主权的政治国家，并且由“人民的女王”作为政治认同的象征符号，构建出不列颠王国统一的公民身份认同(McGuigan, 2000)；但另一方面，不列颠王国更是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的国家，英格兰、苏格拉与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都有着自身的民族认同，种族与民族认同无法与公民身份认同或国家认同相并行。随着20世纪后半期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少数族裔群体成员越来越从族群方面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民族和国家面临政治、地缘和种族认同的挑战。因此，在民族认同的多样性、差异性与国家公民身份的同一性之间矛盾开始进一步凸显, 现实中，调和国家层面的公民身份认同与地方民族性之间、地方公民身份认同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愈发困难。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在英国，种族与民族认同本来就与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有所抵牾，与其他欧洲发达国家相比，有关政治认同、领土认同和种族认同等一系列问题在英国国内历史含义相对更为深刻且复杂，因而在这方面都遭遇了更为独特的挑战。但也有学者试图为英国这种公民身份认同的矛盾与冲突提供理论出路，认为不列颠王国这种构建起来的认同形式是英格兰、苏格拉与威尔士等并列的地方认同通向欧洲文化和政治认同的一种桥梁，不列颠王国的公民身份认同与地方公民身份认同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和竞争关系，而是在地域和领土上存在的“雀巢式认同模式”在空间上不断扩大的公民身份认同，三个层级之间是可以相互融合、包容与共处的(Parekh, 1995)。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国也面临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认同与欧洲认同之间的矛盾问题，但其历史过程与制度运行及观念形态是不一样的。由于法国的政治文化是通过一种区别于种族民族主义的公民民族主义构建起来的，因此其公民身份权利与认同具有明显的地缘性(出生并居住在法国的第二代移民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权利)、地域共同体、国家中心主义和同化主义特征(Brubaker，1992：1)，这与基于领土和国家的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是高度结合在一起的，进而使公民身份成为一种按照领土边界而形成包容与排斥的社会闭合(social closure)(Brubaker，1992:21)。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乃至全球不断加速的跨地域流动的移民对法国既有的公民身份制度形成了巨大挑战，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欧盟的公民身份逐渐制度化，对法国的政治文化和民族认同又进一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具有地域排他性的法国公民身份认同模式与要求包容的欧洲公民身份认同存在严重的冲突。据此，公民身份的新模式要求拆解公民身份权利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但权利的再界定本身是模糊的冲突话语，19世纪以来区别国民与外国人的制度结构是成为法国公民身份权利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Silverman, 1991)。各种为公民身份权利而抗争的新社会运动表明，法国以公民共和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公民身份认同模式忽视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多元主义维度，国家普遍主义的公民身份模式压制了公民社会的特殊主义，只有重新评价具有排斥性的民族国家的历史结构才能提出一种可以与欧洲公民身份模式相融合的公民身份认同。

如果说英国与法国的公民身份认同模式在欧洲整合的新公民身份观念与制度下都面临了严峻挑战的话，那么，德国以种族民族主义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公民身份认同则更容易与欧洲公民身份相契合。德国公民身份观念反映了德国民族发展史的独特性，即国家不是所有居住在德国的人民的政体，民族与国家并不是合一的，因此，基于政体的公民身份认同与民族特性相分离，民族和种族归属与公民身份强调的文化和社会维度是分离的。进而言之，历史上德国的公民身份建构是出于维系德国种族民族主义的目的(Preuss，2003)。德国公民身份概念在政治和文化维度方面的脆弱性使得德国民族更容易接受欧洲公民身份制度，形成一种超民族结构的公民身份认同。哈贝马斯正是基于对德国与欧洲在政治、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联系和可相容性，提出了建立在其话语伦理、后民族的民主理论、宪政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公民身份理论。但这种理论是否适用于其他诸如遭遇严重挑战的英法等国，是否能经受公民身份认同实践的现实主义或经验检验，仍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说德国在保持公民身份认同的基础上能与欧洲公民身份相衔接，那么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份认同研究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果。有学者从实证的数据分析出发，认为公民身份认同的认知动员与教育有利于欧洲认同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强化群体内部的集体认同，而西班牙的地区与国家公民身份认同与欧洲的公民身份之间是可以结合的(Medrano and Gutierres, 2001)。不仅如此，这种基于“雀巢式公民身份”(nested citizenship)的认同模式或者层级化的集体认同(leveled collective identities)，已经得到了很多学者来自不同角度的理论与实证方面的检验，研究结果认为这种模式对欧洲其他成员国也是有效的(Painter, 1998; Brewer and Gardner, 1996)。

有关欧洲公民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非常多，主要围绕欧洲认同与欧洲公民身份的结合而展开。在公民身份与民族性之间，进而言之，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作出明确区分是讨论欧洲认同的前提(McCrone and Kiely, 2000：25)，甚至，从更普遍的层面上说，上述的区分也意味着是“公民国家”(civic state)与“部族国家”(tribal state)的区分，有学者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在政治上能严格区分出属于公民公共领域的政治身份和国家成员身份与属于公民私人领域的族属、文化、宗教方面的身份认同与政治信仰，以此构建民主的、多元的、理性的现代国家(格罗斯, 2001, 第四章)。然而，在许多历史叙事中，表达民族认同感和自我作为公民的认同感之间存在明显的混同，且二者被赋予共同的理论基础：公民的意识常常自我界定为其他抽象行政类型的成员资格，并且要求与其他公民共享群体成员资格，表现出了典型的想象共同体特征，因此，公民身份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往往是重叠的关系。盖尔纳(2002)区别了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欧洲的国家、民族与公民身份之间的不同联系，但发现三者共享了合法性的需求，并且注意到在民族形成以及公民“公共善”最终形成过程中都需要国家的集中管制，由此确保免于社会和性别不平等带来对公民身份认同的挑战。但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福利国家体制更少提供公民身份给经济上独立的工人，从而使得受过更高教育与训练的年轻人即使有充分的政治权利也缺乏充分的社会权利，而欧盟的立法导向于解决福利、性别方面的平等，因此年轻人与妇女更有欧洲人的意识以及欧洲公民身份认同感(Jamieson, 2002)。但是，反过来，也不难理解，将公民身份与认同相分离也有其理论基础，如果设想使人置身于一个能进行任意的社会互动且拥有任意的生活机会的抽象环境中，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认同问题。因此，在某种情况下，公民身份的剥夺必然导致作为相应的自我认同范畴意识的丧失。由此说来，公民身份不仅仅应被视为马歇尔意义上的地位(status)，因而也不仅仅是国家所赋予的，而是在公民社会中地方与个人层面上主体的参与和治理。

四、结论

以上所分析的三种公民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逻辑与事实上的联系。政治权力利用法律、强制或权威推进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普遍的公民身份制度，运用其意识形态宣扬其公民身份认同的合法性，其必然结果是排斥、压制那些抵制政治共同体的主流价值的边缘个人或群体。因此，处于与权力中心相对的边缘群体，虽然一时无法形成反抗主流公民身份制度的集体行动，但时刻对地方、部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意义与价值有着自己的心理认同，即拒斥性的公民身份认同。这两种类型之间维持一种动态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关系，当合法化建构的公民身份认同处于强势时必将极力消解后者的力量和影响，以此实现政治共同体的高度整合与一体化。然而，当主流的权力体系陷入困境或衰退，拒斥性公民身份认同就可能在地方社会活跃起来。随着拒斥性公民身份认同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必然产生重新规划的公民身份认同，试图以此取代合法化建构的公民身份认同。由于该概念在西方学术界仍在发展中，从笔者有限阅读的已有经验材料来看，国家层面上的合法化建构的公民身份认同依然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如今在发达国家的民族认同主要面临宗教认同与地方文化认同的挑战，而这一问题在正处于现代国家建构阶段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重新规划的公民身份认同主要表现为，欧洲社会科学家们试图建构一种欧盟公民身份认同，剥离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而取代民族国家既定的公民身份认同模式。

公民身份认同的内部分形也对其外部的公民身份制度、行动与教育这三个维度产生不同的影响。合法化建构的公民身份认同有利于巩固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公民身份制度、合法有序的公民实践参与和既有的公民身份教育体制，可以调整或强化政治权力对公民各项权利与义务的主导或支配地位；拒斥性的公民身份认同旨在批判和抵制近代以来的西方公民身份观念与制度，采取反普遍主义认同的行动策略，旨在以“公民”的名义，复兴长期被压制的宗教信仰、地方族群、地方文化等领域的身份认同，相应地，多元多层的公民身份认同趋势前所未有地冲击着现代公民身份教育体制及其学校教学的理念、目的与方式；重新规划的公民身份认同旨在取代既定的公民身份制度结构和教育理念，这在心理与观念上对公民身份行动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民身份认同主要是公民身份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复兴之后产生的新议题，它的形成是由公民身份研究与认同研究两个热门议题相互冲突或交叉或部分结合的结果，成为诸多社会政治理论与思潮新近争论的聚焦点，跨越规范与经验的诸多学科领域。公民身份认同议题之所以迅速兴起，就在于公民身份由公民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狭义关系泛化为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广义关系，由单一的民族国家公民身份扩展到超民族认同的以及地方文化认同的多层级公民身份，由政治权力建构的公民身份认同分化为多元共存的公民身份认同的缘故，也是文化与认同问题深度介入到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讨论的产物。对此进行专题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其一，公民身份研究已经渗透到西方学术界的所有领域，从庞杂的公民身份话语中析出公民身份认同，并探讨其内在分形，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透析该议题的内在分殊、各种关系以及所指向的不同问题；其二，诸多社会政治理论家们之所以热衷讨论公民身份认同话题，就在于文化与认同问题已深度介入到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之中，从而使得所有形式的共同体都被提升到政治层面来探讨，这恰恰是当代西方社会政治思潮出现文化转向的缘由；其三，从公民身份认同及其内在分形还可以看出这股转向背后的现实与理论动力。其现实动力是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与东欧剧变带来的移民问题、社会融入问题、文化排斥问题；其理论动力在于，由于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无法完全基于既定的自由主义理论基础及其外在的民族国家制度框架来理解，因此，必须寻求新的解释模式和解决方案。当今的时代正处于旧的民族国家观念与制度结构依然有效，而替代性结构模式尚未形成的新的过渡时期，这是使得西方学术界呈现出各种思潮流派相互竞争、各种话语彼此冲突之乱象的根源所在。

注释：

1. 诸多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如达伦多夫、本迪克斯、帕森斯等(参见Marshall, 1950;Bendix,1970;Parsons,1965)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与运用公民身份概念的，以至于可以理解但不能接受的是，现代公民身份模式往往被视为主流的、普遍的、甚至是唯一的解释。

2. 夏瑛.2013.“当代公民身份研究：概念与理论.”中山大学“公民身份”研讨会.

3. 对于“认同”在学术话语中的增长速度，Fearon(1999：1；另见本文脚注1)基于1981年以来博士论文的摘要进行了统计并指出，从1981至1995年，摘要中包含“identity”术语的论文从709篇上升到1 911篇，而且这种增长完全出现在后十年。从1986年到1995年的年均增长为12%，而1981年到1995年基本上是缓慢发展，只增长2.3%。从而，他得出的结论是，“博士论文摘要用“identity”的增长数量之快是博士论文增长速度的3倍。

4. Fearon, James.1999.“What is Identity (As We Now Use the Wor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 November.

5. 因此，identity在汉语界可以译为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也可译为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其差异表现在，当社会行动者(个体或群体)在心理层面上对归属某群体、组织或阶层等范畴的自我构想和自我构建，就是“认同”；当他人据于某种生物学(如种族)或社会事实(如职业)对某一个体或群体进行符码化的象征构建，以此区别其他群体范畴，就是“身份”。二者有着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由此，公民身份认同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社会个体对外在赋予的政治共同体成员身份的一种自我评估、构想与构建。

6. Laitin, David and Kanchan Chandra.2002. A Constructivist Framework for Thinking About Identity Change.Stanford: LICEP 5 Conference at Stanford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