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化的历程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劳动者失去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并为了生存向他人出卖劳动力的过程。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关键主题”(Katznelson，1986：5), 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阶段，无产阶级化历程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而言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一历程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及彼此间的关系，还改变了家庭和社区的结构，创造出新的政治需求与集体行动(Tilly，1979a)。作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核心内容，无产阶级化历程构成了审视社会变迁的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视角。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该历程已经是历史的事实；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该历程正在展开之中。因此，有必要基干无产阶级化历程的宏大视角展开相关的理论探讨，如厘清发达国家该历程的历史路径并借鉴其经验教训；比较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早期该历程与新型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该历程之间存在哪些差异；考察并把握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当代雇佣工人的阶级意识、集体行动等具有哪些新的特点；探索如何运用这一理论视角与相关概念工具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非农化进程”与无产阶级化历程予以解读与阐释，等等。

要对上述一系列课题展开探讨，首要的工作是对无产阶级化历程的经典论述与相关研究加以回顾和评价。基于这一目的，本文首先对无产阶级化的概念及其研究困境做了辨析，重点引介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以下简称C.蒂利)的相关定义与分析框架；其次，通过对研究文献的梳理，对欧洲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出现的无产阶级化的不同模式及其历史经验进行初步的检视和评介；最后，结合“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存在无产阶级化历程”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引介了塞勒尼(Ivan Szelenyi)(或译作扎列尼)等人的相关研究。期望这些探索性研究对分析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无产阶级化历程带来一定的启示。

一、无产阶级化历程：概念辨析、研究困境与分析框架 (一) “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化”

何谓无产阶级？这是研究者在解读关于无产阶级化历程的理论文献时必然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涉及到“无产阶级”这一术语的语义学分析，还要求研究者回到经典作家(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中去。否则，我们不仅难以区分无产阶级与所谓“穷人”或“劳动者”之间的差异，甚至还会认可雷蒙-阿隆(2005)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表述的观点：马克思创造了一个关于“无产阶级的神话”。

德语中的proletarier(无产者)，源自拉丁文proletarius。在古罗马，该词原指最下层、最贫困的自由民。其词干“proles”原意为“(没有名份的)后代”，主要指社会最下层的那些既不用服兵役(当时的自由民士兵须自备铠甲、武器)又无须缴纳赋税的自由民，他们对国家的唯一贡献仅仅被认为是生育人口，正因为如此，贵族们常常满含鄙夷地称他们为“proletarius”。此后，人们不断尝试赋予proletarier以新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使用“雇佣工人”来界定proletarier的现代意义(金海玉，2011)，他们(马克思、恩格斯，[1848]1995:278)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同上:278-279)。应该说，在经典作家的论述中，“现代的工人”、“无产者”及“现代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在不同问题域下的一种“同出而异名”的表达。¹值得关注的是，恩格斯(同上:272)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中所加的一个注释，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出的明确而清晰的定义：“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或“无产者”)和“劳动者”的含义是不同的。无产者是劳动者的一种，但劳动者并非只有无产者。²对此，恩格斯([1914]1995:230-233)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对这种区别作出了清楚的阐述：“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但是……这种工人，即无产者，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上世纪下半叶发生在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无产阶级或者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

1.关于《共产党宣言》中的三个德语外来词(proletarier (无产者)、bourgeois (资产者)和kommunismus (共产主义))的语义学辨析，详见金海民(2011)。还有，唐文明(2008)在《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1844年之前，马克思很少使用阶级(class)一词，而主要使用等级(德文为“stand”，英文为“estate”)一词；到了1843年之后，马克思开始倾向于用来自法语的阶级(class)一词代替原来德语的等级(estate)一词。这一用词上的转换，主要是为了区别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特征，以及资本条件下新的等级制(hierarchy)与古代等级制的根本不同。至于马克思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概念，当是在被称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宣言”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写作于1843年3月至9月期间)一文中的事情。

2.关于是否应该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的一个有趣而意味深长的“争鸣”参见(郑异凡，2008)。

无产阶级化理论曾是阶级阶层分析与社会史学者争论的重大问题³ (参见Erikson & Goldthorpe, 1992；Roy，1984:483-506；Wright & Martin, 1987:1-29；Marshall & Rose，1988:498-518)。综合几位主要研究者的相关定义与论述，至少可以发现两种关于无产阶级化历程的论点或研究取向：第一种论点将其看成是直接生产者的其他生活资源逐渐减少或逐步被剥夺，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谋求生存的过程。这种视角的分析大多来自历史学家，可以称之为一种“人均的无产阶级化历程”(proletarianization per capital)的研究取向(Humphries，1990)。第二种论点来自社会学家的阶级分析研究，将无产阶级化历程等同于无产阶级在劳动人口比例中的增加过程，将其视作一个雇佣劳动者逐渐由低度无产化的产业类别(生产位置)向高度无产化的产业类别(生产位置)移转的过程。这种研究取向可称为“经过阶级位置变化而实现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或曰基于阶级视角的无产阶级化历程，proletarianization by class)。有学者认为，前一种定义是“弱无产阶级化理论”，后一种定义是“强无产阶级化理论”(林宗弘，2007)。¹这两种不同的操作定义与研究取向，有助于我们把握无产阶级化研究的不同学科分野背后的观点预设，审视两种分析视角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对无产阶级化历程的历史复杂性与地域差异性抱有充分的估计；特别是将有助于人们自觉地避免把“人均的无产阶级化历程”视野中职业结构上的变化直接等同于整个阶级结构的无产化。毕竟，许多国家无产阶级化的历史表明：在一国的特定发展阶段，“弱无产阶级化理论”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因为，在迈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中，生产者从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获得的收入来源，未必会被迅速而彻底地剥夺。马克思、恩格斯曾构想和论述过的资本通过类似“圈地运动”的形式来剥夺农民的土地或小生产者的收入来源，从而将劳动力推向市场与充分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未必得到国家暴力手段的支持，未必大规模或迅速地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来实现的(陈其人，2010：135)。换言之，资本的积累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前提(这是罗莎·罗森堡的一个激发诸多理论争议的深刻洞见)。这意味着：虽然存在“人均的无产阶级化历程”的历史趋势，但某一国家无产阶级实际增长的速度及扩大规模，将取决于历史的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低收入的自雇者或小农生产方式，会持续而顽强地存在下去。¹

3.在20世纪60年代，资产阶级化论题(the thesis of embourgeoisement)是西方社会学界阶级分析论战中的一个核心论题；到了80年代，这一论题让位于各种关于阶级结构的无产阶级化论点(参见Marshall & Rose，1988)。

1.林宗弘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阶级结构的变化，较接近“弱无产阶级化理论”的观点；主要表现为：在无产阶级比例扩大的同时，新中产阶级也随之扩张，而小资产阶级萎缩速度缓慢。

1.基于对英国18世纪早期至19世纪晚期的工业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分析，汉弗莱斯(Humphries，1990：41-42)指出：无产阶级化历程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peasants)转变为靠挣工资谋生的雇佣劳动者的历史过程。但是，很多研究者过于强调男性工人关于无产阶级化历程的体验，忽视了现实中的无产阶级化历程乃是与整个家庭的生计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不仅仅取决于某位挣工资者的工资性收入。换言之，无产阶级化历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家庭获得的非工资收入的来源将被缓慢地消解。

(二) “无产阶级化”的传统叙事及其研究困境

传统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化是一个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有着密切联系的历史过程。C.蒂利对此提出了异议。在题为《无产阶级化历程：理论与研究》的工作论文中，他指出：无产阶级化历程并非是一个和工业化相联系的过程；毋宁说，它是一个和资本主义的进展有着密切关联的历史过程；无产阶级化并非仅仅发生在工业部门，也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中。人们之所以将无产阶级化与十九世纪的工业化联系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将有关该时期工业化进程的线性叙事假定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C.蒂利(Tilly, 1979b)指出，这种叙事并非历史的事实。众多有关社会史的研究表明：在欧洲的很多地方，工业化首先从乡村开始；无产阶级化的历程也首先发生在乡村之中。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原初工业化的时期，欧洲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因此得以发生在农村，其工业化也平稳地在农村中进行，且未伴随着大规模的技术变革(如象征“工业”及工业大生产的烟囱等)。直到19世纪，欧洲才发生了另一种类型的变革——工业化向城市的集中。也就是说，当时所发生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并非是农民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而是原本起源于乡村和城镇的工业发生了转移。这种转移过程告诉我们：与其说是城市和工业使人们被无产阶级化，不如说是已经无产阶级化的人们，向城市和工业部门集中。这一过程，还包括许多以前曾经是工业区的去工业化过程。

C.蒂利认为，必须纠正以前人们关于工业革命叙事的诸多习以为常的误解(即过分强调技术变革以及对资本的使用)。十九世纪的欧洲确实发生了各种巨变：譬如，资本的大量集中，资本家根据利润情况转移资本；他们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与重组，取消了工人对生产要素的控制，包括对自己劳动力的控制；工人聚集于同一地点，为了提高自身的劳动回报，不得不遵从工作纪律，处于持续的监督和标准化的规范管理之下。工人对生产的依赖以及这些变化所造成的各种后果：生产地点向资本密集和劳动力集中的地方转移、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在就业上的集中、无产者从乡村向城市的集中，都意味着无产阶级劳动者脱离农业生产，其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必须依靠非农业的雇佣性职业……。所有这些变迁及其叙事，常常导致这样一种误解，即：似乎工业化一定与城市、技术变革联系在一起的；似乎无产阶级化历程一定发生于城市和工厂之中；似乎今天的乡村缺乏工业就等于过去的乡村缺乏工业；似乎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可逆现象(例如去工业化以及农村居民的再农民化)从来就不曾存在过(Tilly，1981)。概言之，对无产阶级化历程的误解，与研究者们关于线性工业化模式的预设有着密切关系。这种预设忽略了其他已经发生的各种情况同样也包含在今天的工业化模式之中。这种线性叙事所假想的工业化模式，是一个渐进的、不可逆的过程，是一个在技术、组织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传统进行变革和解放的过程；它将过去看成是铁板一块和没有变化的稳定农业社会。然而，这种叙事其实并没有反映历史的事实。

C.蒂利强调指出, 很多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关注工业化这一传统的研究领域，过分关注工业化、经济增长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些研究构成了无产阶级化历程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起点，但却不能替代对无产阶级化的研究。事实上，许多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的诸多研究，表现出了对该问题的惊人的忽视。譬如，在欧洲的社会人口学研究路径中，对人口学各种特征的考察并未与无产阶级化历程的研究相结合；研究者并不试图去揭示与资本主义的起源相伴随的，与前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相联系的无产阶级的起源问题。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路径只是侧重于对社会分化尤其是职业分化进行分析，忽略了对无产阶级被剥夺的时段及无产阶级化历程的集中化过程的研究。由于社会学研究往往重视对当前社会现象的研究，忽略了对过去进行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这使得无产阶级化历程问题在研究中被遮蔽和悬置。这种悬置所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学对无产阶级化历程的把握是如此不尽如人意，以至于采用何种理论视角与概念工具去把握这一重大的社会历史进程，成为一个令社会学家们颇感棘手和难堪的问题。当然，主要困难不仅来自研究的方法，还来自理论，因为社会学领域中各种关于分化与整合的理论难以胜任对无产阶级化历程进行历史分析。有鉴于此，C.蒂利认为：为了既能够正确地把握无产阶级化发生的时间与地点，同时，为了深刻地理解该过程所引发的各种后果，研究者最需要做的事情之一，是基于历史对无产阶级化历程进行分析(Tilly，1979b)。

(三) “无产阶级化历程”：历史逻辑及其分析框架

面对无产阶级化研究的种种困境，C.蒂利力图将人口学研究与阶级形成、无产阶级化历程等因素结合起来，从“长时段”的历史社会学视野来把握资本主义进程中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在题为《欧洲无产阶级的人口学起源》的长篇工作论文中，他区分了无产阶级化的两个明显不同的历史逻辑：其一，工人日益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这意味着剥夺(expropriation)的不断增长；其二，工人越来越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生活，这意味着雇佣劳动的不断增长。在马克思([1857][1903]1995：41-51)看来，无论是剥夺抑或雇佣劳动，都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因此，剥夺、雇佣劳动及其所包含的异化形式，构成了无产阶级化过程的基本面相。不过，C.蒂利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剥夺和雇佣劳动未必一定联系在一起。可能存在这样的历史场景，即：特定的社会中存在着严酷的剥夺，但却没有雇佣劳动的存在。譬如，在矿场工作的工人，因为工作外包的原因，老板可以实现对工人的剥夺，但工人的劳动却并非雇佣劳动。同时，也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形，即：特定社会中存在着雇佣劳动，但却没有剥夺的发生。总之，无产阶级化的历程既可以表现为资本主义化的雇佣劳动，也可以表现为劳动关系的非资本主义化和超级剥夺(Tilly，1979c)。

基于上述分析, C.蒂利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夺和雇佣劳动作为无产阶级化的两个主要方面，其可能的关系如图-1所示：(1)在一般情况下，剥夺和雇佣劳动的增长是同步的；(2)不过，在某些时候，在雇佣劳动不发生很大变动的情况下，可能出现大量的剥夺行为；¹ (3)除非是在低度无产阶级化的情况下，如果相应的剥夺形式不发生变化，则雇佣劳动很少会出现增长；(4)在某些极端条件下(甚至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情况也很少发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工人完全失去对生产资料控制的可能性，要大于其完全依靠工资而生活的可能性。原因很简单：雇主不会按照雇佣劳动本身对劳动力进行定价；他们将雇佣劳动看成是完成剥夺劳动者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相反。只要他们能够控制劳动力而不用支付工资，他们就会那样做。

1.例如，欧洲农民的农奴化过程(enserfment)，就体现为农民日益失去对其耕种的土地的控制权；但是，他们的生存并非依赖于雇佣劳动。相反，地主们往往要求分配给农家一小块糊口的土地，并要他们缴纳货币形式的捐税、农业产品和劳役。在这种情况下，剥夺的程度增加了，但雇佣劳动性质的工作岗位并未增长(Tilly，1979c:19)。

1.资料来源，参见Tilly(1979c:21)。

根据这一图示，C.蒂利提出了衡量某一社会特定人口群体的无产阶级化程度的标准(Tilly，1979c:22)：dp=d(1)/d(2)，其中，dp是指对“无产阶级化程度的大致表达”；d(1)指“总人口被剥夺的程度×总人口对工资的依赖程度”；d(2)指“总体的人口”。换言之，特定社会的无产阶级化程度(或去无产阶级化的程度)，取决于剥夺程度与人们对工资的依赖程度以及与该社会中总人口增长速度之关系的变化。这一公式，反过来也可以粗略地表达为：dp=1-{d(a)/d(b)}。其中，d(a)表示“不断增长的能够控制生产资料的岗位数量”；分母d(b)表示“总人口的增长数量”。²亦即，特定社会中拥有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生产资料的岗位数量的增长越缓慢，总人口的增长越快，其人口的无产阶级化程度便越快。以数值衡量，若dp大于1，则该社会的人口正处于无产阶级化过程之中；若该数值小于1，那么发生的是一个去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若该数字接近1，则意味着该社会人口结构的无产阶级化程度处于稳定状态。换言之，特定社会中能够控制自己生产资料的人的数量越少，其人口的增加速度越快，那么，其无产阶级化的速率也就越高。C.蒂利认为，这一关于无产阶级化的定义与分析框架，不仅有助于避免将无产阶级化历程仅仅视作与资本主义相关的现象，更有助于用它来分析前苏联的工业化过程；同时，这一定义还能够帮助人们深化对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工人参与管理等现象的认识，¹避免只是将收入、教育、生活方式乃至阶级意识等看成是把握社会进程的主要因素，从而帮助研究者抓住社会关系变迁的主要方面——无产阶级化历程。

2. C.蒂利认为，有四个主要变量决定着特定社会中总人口的增长速度：(1)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变化(一般为正向影响)；(2)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的变化(一般为负向影响)；(3)此前的人口的无产阶级化程度(一般为正向影响)，它最终会影响到这些孩子们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平均年龄；(4)其它外生变量的影响，如生育率与死亡率的“自然”变动(取决于疾病、营养、灾难以及其它体系外因素，影响可能为正向，也可能为负向))。并且，随着无产阶级化的推进，前三个变量觉得越来越具有主导作用，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自然”波动的重要性则会下降。而决定“能够控制生产资料的岗位数量的增长”的四大因素为：(1)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变化(一般为正向影响)；(2)成立新的生产单位的成本(一般为负向影响)；(3)资本的集中程度(一般为负向影响)；(4)雇主的强制权力(一般为负向影响)(Tilly，1979c：31-32)。

1.譬如，工人参与管理，确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工人对生产决策的控制权，并在某些情况下能够降低工人对工资的依赖。梯利认为：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将劳动力的位置，移向图-1的左下角方向罢了。至于象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体制国家，曾采用资本主义的某些方法(引发了具有报复性质的各种后果)、借助国家的全部权力来推进剥夺的过程，并在工人的名义下，使雇佣劳动的范围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化历程并非一定就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能发生无产阶级化历程(Tilly, 1979c：24)。

C.蒂利关于“无产阶级化历程”的两个逻辑及其决定因素的分析表明：其一，在过去数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化程度的增长之间的关联，足以表明，大体上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其二，资本积累与农业中的无产阶级化及其他非工业形式的无产阶级的产生，使人们有理由质疑工业化是无产阶级化的必需条件的观点。换言之，即便没有发生工业化，也有可能出现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其三，总体而言，资本家们要比其他的权力所有者更有兴趣去剥夺工人，并采用雇佣劳动的形式去剥夺他们；其四，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出现的无产阶级化的进程中，其资本所有者的做法大体上效仿了资本家的做法。

二、无产阶级化的不同模式：欧洲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 (一) 欧洲无产阶级化的历史经验及其适用性

传统观点认为，随着蒸汽机和机械化工厂生产方式的引入，欧洲的工业化过程在1760年左右开始发生且该过程是一个突生的、非连续性的变迁过程。而新的历史学研究表明：实际上，欧洲的工业化是一个缓慢发生、逐步成长的连续过程。它从16世纪的原初工业化开始，经历了五个多世纪的漫长过程(Tilly，1981；Kriedte，Medick & Schlumbohm，1981；Levine，1984；Walton，1987：89-108)。原初工业化(或“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主要基于商业资本的乡村散工制工业(rural putting-out industries)。正是在某些市场和行会对劳动力控制相对匮乏或薄弱的地方，乡村工业才得以建立起来。随着工匠(artisan)们被吸收到工厂之中，城市手工业生产逐渐被工业资本主义所摧毁。许多研究表明：直到19世纪晚期，在工厂工作的工人还只占英国、法国和德国产业工人中的一小部分；直到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时代前，家庭依旧是最为重要的生产单位。在法国，“工人不仅没有成为服从机器的抽象原则和苛刻工厂管理规则的原子化的大众；相反，大多数具有工厂性质的工作，似乎发生于家庭这一单位，并在父母、叔婶等的监督下进行”(Sewell，1986：69)；对女性工人而言，情况更是如此(Louise & Scott，1987)。此外，欧洲无产阶级化的历史还是一部手工业工人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发生持续冲突的历史(汤普森，2001；Aminzade，1981；Calhoun，1981；Katznelson & Zolberg，1986)。面对资本家对手工业生产工人组织的侵蚀，手工业工人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原初工业化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在乡村得到发展，原因在于城市中的劳工被16世纪的各种行会组织所牢牢控制。为了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商业资本将散工制工业引入到那些不存在强大手工业工人组织的区域。逐渐地，手工业工人沦为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牺牲品，许多人到新的工厂去寻找工作，一些人因竞争而失业，另一小部分手工业主则成了小资本家。不过，“涌入工厂，并不意味着手工业工人的最后失败；尽管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小店铺，他们依旧集体控制着车间生产的各个方面”(Aminzade，1981：11)。总之，是手工业工人而不是工厂中的工人，在早期的这种阶段斗争中表现得最为积极。

与欧洲的早期经历相比，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经济发展不足以吸收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并使其成为全职的雇佣劳动者，由此形成了发展经济学家们所称的“半无产阶级化”、“非正式经济部门就业”等各种模糊而复杂的问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部门间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并非是从第一部门(农业)向第二部门(工业)再向服务业转移，而是直接从第一部门向主要由小型贸易以及大量个体服务组成的第三部门转移。通常，其第三部门的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从事着各种边缘贸易或个体性的服务活动。因此，这些国家的“第三部门化”或“虚胖的第三部门”折射出的更多地是不发达状态，而不是发达状态(Browning & Roberts，1980：86-104；Evans & Timberlake，1980：531-552)。即使是在制造业部门，许多产业工人基本上是临时工人；他们要么是自我雇佣者，要么是家庭作坊的工人；或是作为雇员在没有劳动合同、缺乏政府劳动保护的状态下工作(Ray & Gerry，1979；Alejandro, et al., 1989)。譬如，拉丁美洲制造业中的“非正式工人”的比例，在自1950年以来的整个快速工业增长期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非正式经济的大量出现及其随时间的推移而表现出的稳定状态，表明这里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受到了阻碍。并且，在其它的各边陲化的经济体中，人们也能够观察到这一现象(Amin，1976)。

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倾向于将这种状况解释为是资本积累全球化逻辑的结果。譬如，亚历杭德罗和沃尔顿(Alejandro & Walton，1981)认为，通过为正式部门的工人提供廉价生产的各种产品和服务，以使他们能够在低于生存线的工资状况下维持生存，非正式部门实现了对正式部门资本主义企业的补贴。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83:37)则用“半无产阶级化”的概念，对发生在更长历史时段中的这种过程做出解释。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基本上是一个寻求更低成本劳动力的过程。资本家“更愿意其雇佣工人位于半无产化的家庭中，而不是处于无产阶级化的家庭中”。这是因为半无产阶级化家庭中的工人们更可能接受低于生存和再生产最低成本之下的工资。从“半无产阶级化家庭”向“无产阶级化家庭’的转型，将导致实际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由此，他(同上:137)指出：无产阶级化的压力并非来自资本家而是来自工人，“工人们常常比那些自称是工人代言人的知识分子更清楚地知道，半无产阶级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剥削，要比更为完全的无产阶级化的家庭所遭受的剥削严酷得多。”对沃伦斯坦而言，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无产阶级化是不完全的”，而在于“无产阶级化的程度究竟如何”。他认为，随着边陲经济中的半无产阶级化的劳工被吸纳到全球劳动分工体系之中，核心经济体中不受限制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程度，将会不断加深和加剧。

(二) 罗得西亚非洲农民的无产阶级化：阿瑞吉对传统观点的挑战

阿瑞吉(Arrighi，1970：197-234)的长篇论文《历史视野中的劳动力的供给——罗得西亚非洲农民无产阶级化研究》，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传统的无产阶级化观点提出了挑战。

首先，彻底的无产阶级化会给资本原始积累带来阻碍。阿瑞吉指出，事实上，罗得西亚农民彻底的无产阶级化，为资产阶级带来了更多的麻烦而不是好处。只要该过程是局部的，它就会为非洲农民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因为非洲农民生产了他们自己所需的部分资料；而农民越是无产阶级化，这种动态机制就越容易被打破，因为只有在劳动者拿到谋生工资的条件下才可以被剥削。因此，无产阶级化程度的提升，不是使劳动力易于被剥削，相反它使得对劳动力的剥削变得越来越困难；并且，这种情况下的剥削通常要求政权更为强硬。换言之，对南部非洲农民(C.阿明称之为“非洲的劳动力储备库”)的极端掠夺及其彻底的无产阶级化，带来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食其果:最初，它的确为农民服务于资本主义农业、采矿业、制造业等创造了条件；但是，逐渐地，它也增加了利用、动员和控制这些无产阶级的难度。

其次，该历程的不同阶段对资本积累具有不同的影响，并非所有阶段的无产阶级化都有益于资本积累。与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总是要伴随无产阶级化的学者(如布伦纳¹)相反，阿瑞吉认为，罗得西亚的这种历程包含三个阶段，只有一个阶段对资本积累是有利的。²在这一阶段，作为对农村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响应，农民会提供农产品，且只有在工资很高的情况下，农民才会提供劳动力。于是，整个地区会出现劳动力的缺乏，因为不论资本主义农业或采矿业何时开始发展，对当地农产品总存在着需求，非洲农民很快就能满足这种需求；他们更愿意通过出卖农产品而不是出卖劳动力来参与货币经济。国家支持移民农业的目的之一，便是在非洲农民之间制造竞争，迫使他们出卖劳动力而不是提供农产品。这样一来，就开始了他们漫长的、从部分无产阶级化向彻底的无产阶级化发展的过程。然而，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过程。南部非洲农民的经历表明，仅仅是无产阶级化本身，对资本主义发展而言并无益处——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依靠其他种种因素的支撑。¹将无产阶级化视作是资本主义发展同一过程的简单化模式，不仅忽视了南部非洲殖民资本主义的现实，而且也忽视了许多其他模式的存在(例如，美国就曾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即奴隶制、对土著居民的屠杀和来自欧洲的剩余劳动力的结合，来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

1.布伦纳(Brenner, 2001：169-241)认为，相对于“无产阶级化”所指的彻底剥夺，劳动从属于资本更普遍地是受生活资料的商品化所推动。换言之，在迈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中，农民可能确实无法脱离商品关系和市场来生产，但他们未必就一定会被剥夺土地以及其它生产资料。被迫“自由”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的情况，可能只代表了生活资料商品化的一种形式，尽管是最“高级”的形式。

2.阿瑞吉(阿尔利吉，2001)将罗得西亚的劳动力转移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在1903年以前，劳动力供给是短缺的，但大体上是按照完全竞争的市场原则来进行的；在1903年之后，买方的独家垄断组织通过强制性的殖民机制，加快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其基础是表现为劳动力供给不断扩大的罗得西亚农民的无产化；在19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罗得西亚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方面，强制性的殖民机制逐渐变得不必要，另方面，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工人斗争意识的增强，都促使了实际工资的上升。

1.这里的矛盾在于：通过剥夺原有生产者使之彻底无产化的资本积累，最终会成为南部非洲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尽管经典理论认为这种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于是，是否彻底剥夺劳工，是否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这些资本积累途径上的差异，造成了东亚和南部非洲在发展方式上的根本分野(参见雷弗，2011)。

最后，彻底的无产阶级化(更确切地说，当人们意识到他们被彻底无产阶级化时)，会导致城市中的人们为争取生存工资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换言之，一旦农民不得不在城市里生活，那么，那种认为“我们是单身汉，我们的家人还可以在乡下继续过农村生活”的幻想就会越来越行不通。

阿瑞吉的核心观点在于：资本主义发展并不一定要依靠彻底的无产阶级化，且其各个阶段也未必都对资本是有益的；无产阶级化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和表现形式。这实际上构成了对沃勒斯坦和布伦纳论点的批判(参见Reifer，1999)。沃勒斯坦坚持认为, 生产关系是由其在中心-边陲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处于边缘地带的经济体更倾向于保有强制性生产关系，因此，这里发生的无产阶级化是不彻底的，彻底的无产阶级化只会发生在中心国家。在某些方面，布伦纳的观点与沃勒斯坦正好相反，但两人的观点却又很相似：都认为生产关系取决于其在中心-边陲结构中所处的位置，都认为该位置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特定联系。如此一来，无产阶级化历程似乎表现为一个单一的过程，尽管历史事实并非如此。阿瑞吉的研究还对某些解释工业化过程和劳动力流动的经典理论(如刘易斯模型)提出了批评：不是自由的市场机制而是强制性的殖民机制采用各种政治手段剥夺了罗得西亚农民的各种生存资料，使他们逐渐陷入不得不通过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计的状态；罗得西亚非洲农民无产阶级化的历程表明，在刘易斯那里被“省略”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其实并不象某些学者经常强调的那样，是由市场按照“比较利益”来加以调节的，而是一个“反市场”的过程。

(三) 韩国与台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与无产阶级化模式

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在欧洲已经成为历史，在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却是正在呈现的现实(Munslow & Finch，1984；Deyo，1987)。尤其是在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研究者能够观察到剧烈的无产阶级化和阶级形成的过程，尽管其方式和社会后果有所不同(Burris，1992：245-283)。如果说“半无产阶级化”的理论主要是基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验，而手工业工人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发生持续冲突的无产阶级化模式几乎完全来自欧洲和美国经验的话，那么，上述无产阶级化模式或半无产阶级化理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经验与现实呢？

通过对韩国无产阶级化模式的考察，具海根(2004；[1990]2009)认为，韩国的情况不仅与世界体系理论有关半无产阶级化的结论相矛盾，同时，在无产阶级化的速度、形式以及社会动力机制等方面，与欧洲模式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韩国职业结构性变迁的主导趋势，显然是无产阶级化过程而不是半无产阶级化过程。¹韩国的依附式发展，并没有阻碍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与欧美工业化进程相比，韩国表现得更为快速和剧烈。韩国的产业转型所体现出的变迁的突然性与非连续性，在很多方面都甚于欧洲的产业转型。第二，韩国的后发工业化过程，导致其无产阶级化历程具有欧美模式的双重特点。在韩国，典型意义上的产业无产阶级和更现代的白领工人同时出现，并以相似的速度增长。这决定了韩国的工人阶级政治要比西方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工人阶级政治显得更为复杂。第三，决定韩国无产阶级化速度和形式的最重要因素，是国家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是资本的自主性活动。通过采取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以及压制性的劳工政策，国家不仅对劳工流动的主导模式，而且对各产业中的就业结构与工作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第四，韩国的无产阶级化历程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韩国的产业劳工主要来自农业，而农业领域的无产阶级化并不明显，这一点与欧洲早期的情况颇为不同。韩国工业化的区域集中模式，推动了农村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持续不断的移民，使得移民工人完全从事各种产业性工作，促进了各种工人阶级社区的快速发展。第五，韩国的工业化过程，很少包含前工业化的文化模式与现代工业化工作要求之间的冲突。韩国工人尽管主要来自农民家庭背景，却能够很平稳地适应工业化的工作节奏及其权威结构。高度的城市化水平与教育水平，极大地促进了韩国工人从农村到工厂的转型，而儒家文化所反复灌输的守纪律的规范取向，极大地促进了这种转型。第六，手工业工人的组织及其文化传统在型塑韩国工人对无产阶级化经验的集体反应方面，没有发挥重要作用。由于缺少这样的文化资源，韩国工人以孤立的个体身份对工作场所中的艰苦工作条件作出反应，缺少有效的反向意识形态(counter-ideology)。¹这一点能够解释在韩国出口导向工业化进程的早期阶段中，其产业关系何以会处于高度和平的状态。第七，尽管韩国工人对无产阶级化的最初反应是微弱的，但在经历了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后，发展出了一种强有力的工会运动。主要原因在于迅速的工业化进程及工人社区的集中程度。工业发展的高度集中模式促进了工人阶级社区的发育；国家对工业领域的广泛干预又使得工作场所中的劳动关系具有政治化色彩。其结果是，与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工人阶级形成相比，韩国的工人阶级形成要显得更为迅速和突然。

1.具海根([1990]2009：6)对无产阶级化的定义是：数量不断增长的人口失去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而不得不依靠出卖自身的劳动力而生存。

1.譬如，当韩国早期劳工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全泰一试图要求一些资深工人参加他的愚人社(一个具有自主工会性质的工人组织)时，所有的工人都拒绝参加。工人们的回答是：“你以为你在做什么呀？你觉得自己头脑中的想法有可能实现么？只有傻子才会想着去发动一场劳工运动。”(Cho，2003：173)

沈幼荪等(Sen & Koo，1992)对台湾地区工业化历程与无产阶级化模式的研究，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其一，从农业人口急剧下降、产业工人数量迅速上升以及后来服务产业中白领工人数量大规模增长等现象来看，台湾地区无产阶级化过程不同于拉美国家。正如许多依附论者所观察到的那样，拉美国家的经济变迁，主要伴随着“不正常的”庞大服务部门或非正式经济的增长。拉美和非洲的依附式发展意味着迈向无产阶级化过程遭到“阻碍”；在台湾地区，依赖世界市场的工业化过程所带来的是不可阻遏的无产阶级化历程。与曾经发生于核心工业经济体中的无产阶级化历程相比，其表现要更为快速，其范围也更为广泛。其二，在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中，一方面，外国资本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外国资本卷入台湾地区经济的程度与方式，却与其渗透到拉美经济体的方式不同，台湾地区的经济不仅依赖国际资本的程度较轻，其依赖国际资本的主要形式亦只是各类贷款而不是跨国资本的直接投资。如果说，大型跨国企业的投资可能会在拉美创造出一个小规模的“劳工贵族”阶层，那么，在台湾地区，小型和中等规模的本地资本的积极作用，则有助于创造出一个规模庞大的、受雇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半熟练工人阶层。不过，东亚和拉美经济体各自追求的不同工业化战略(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最终导致了伴随这两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转型的不同模式，前者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就业效应，尤其是能在劳动密集的产业中创造出各种需要半熟练技能的工作岗位。其三，相对而言，外国资本在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较为次要的角色，行政当局的经济政策在形塑台湾地区产业结构的进程中，则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

理解行政部门所扮演的角色，对于认识存在于东亚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各种区域间差异尤其重要。研究者尤为感兴趣的是台湾地区与韩国之间的差异。韩国基本上也遵循着同样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但却采取了一种相当不同的资本积累模式，并因此经历了不同的产业结构变迁形式。换言之，韩国的国家发展政策导致了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工业化模式，其工业发展主要集中于大型企业，这导致了产业结构方面尖锐的城乡和地区差异。相应地，二者各自的无产阶级化模式也显著不同，韩国更多地表现为工人集中于大型工业中，其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过程表现得更为持久，且较早出现工人阶级的社区以及较高层次的集体行动；台湾地区的无产阶级化模式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则较轻，其历程所具的几个重要特征，都与台湾地区地理上分散的工业发展模式有关。台湾地区的工业发展并未集中于少数都市中心，而是广泛散布于城乡间，大量的农村家庭同时从事着农业和非农活动并因此成为“半无产阶级”家庭。乡村的发展不仅延缓了农村人口的流出，还维系着城市移民与其乡村家庭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他们的“半无产阶级”取向。小型和中等规模的生产单位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广泛的外包生产网络的存在，意味着对工人而言存在大量的“退出”机会。尽管出现了快速的工业转型，台湾地区的自雇佣部门一直都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其规模难以估计，但在台湾地区，无论位于乡村还是都市的大量家庭，都可以被划入多元阶级家庭(multi-class households)，其成员的阶级地位大多处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上。此外，台湾地区分散的和非集中的工业化模式，对延缓工人认同和工人阶级社区发展具有极大的作用，尤其是对阶级意识发育的阻碍作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工业化过程中未出现过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研究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特殊的无产阶级化形式。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也值得考虑，如国家对劳动体制的法团主义控制策略等。尽管如此，过去数十年间所呈现的快速无产阶级化过程，极大地改变了台湾地区产业工人的社会和人口统计学特征，这对其未来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的产业工人越来越多地来自非农村家庭背景，尤其是具有工人阶级背景的家庭，且正在形成的第二代产业工人中，大多数人接受了中等教育，其社会化过程是在城市环境中进行的。这样，到了80年代末期，台湾地区的劳工运动开始表现出新的活力，主要表现为：工厂中频繁且密集地发生的劳动争议数量显著增长；小型或中等规模企业中的各类独立工会不断增多，同时大型企业中既有的工会得到重组，以争取更多的自主权。虽说导致台湾地区劳工运动不断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但快速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无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其中，农业部门作为供应工业劳动力的基础地位的不断下降，城市工人阶级再生产趋势的不断增长，蓝领工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从雇佣就业中“退出”机会的逐渐减少等，都有助于工人阶级认同感的不断增长，以及对共同经济利益认识的不断增长(参见Sen，1994)。

要言之，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影响后发国家(或地区)无产阶级化历程的晚期工业化进程，与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模式相比存在诸多不同。但遗憾的是，学界关于工业化过程的社会学知识储备，主要还是来自19世纪的欧洲经验。虽然，以此为基础的工业化理论后来受到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挑战，但应该看到，依附理论的视角本身也具有区域的局限性，其灵感主要来自拉美的经验。在这种情形下，传统的和经典的无产阶级化理论，对于理解不发达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无产阶级化的历史经验而言，显得捉襟见肘。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否也会引发类似的无产阶级化历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具有哪些独特性？它会带来怎样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后果？在对欧洲、非洲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化历程进行审视与反思之后，人们不免会提出上述各种问题。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化历程：一个新兴的学术议题

应该说，欧洲、非洲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及其无产阶级化历程，为理解中国农民工的历史命运和透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与发展的演化路径提供了“一把钥匙”(马克思，[1857][1903]1995：23)。然而，吊诡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是否会带来类似的无产阶级化历程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学界的讨论极少。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无产阶级化历程”这一论题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这种并非出于“学术反思”的政治敏感，使研究者很难从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去看待这一问题，而过多赋予其意识形态的内涵，从而往往将“无产阶级化历程”等同于“无产阶级贫困化”。²由于问题误置与意识形态负载过于沉重，研究者们很难将因社会主义工业化引发的无产阶级化历程的独特之处，与全球化进程中相关的其他类型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很难客观评价并汲取不同国家无产阶级化历程中各个历史阶段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阶级整合的策略，参见Mikkelsen，2005：277-306)，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与发展提供镜鉴。

1. 2011年10月，笔者检索中国期刊网“人文与社科学术文献总库”，在“题名”一栏输入“无产阶级化”一词进行检索，仅出现10篇文献：其中，只有《开放时代》刊载的一篇译文(《从农场到工厂：韩国的无产阶级化历程》，2009年第10期)和会议记录(《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2009年第6期)，真正涉及“无产阶级化”这一学术议题。

2.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的论战，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中国曾是一个学术热点问题(参见蒋学模，1981；胡培兆、孙连成，1982)。在笔者看来，这一论战和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论战一样，都属于“密涅瓦的猫头鹰到了黄昏才起飞”，并且，面临着将抽象的理论演绎(或者说纯粹抽象条件下的理论概括)推论到现实中的具体工人身上的困境。这种“抽象工人”与“具体工人”之间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与迈克尔·布洛维所指认的困境(即“将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与现实中的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具有高度“同构”的特点。

(一) “无产阶级”、“农民工”抑或“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阶级形成的多种可能性

的确，对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化历程进行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着更多的困境，尤其是需要破除各种意识形态的迷雾。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试图从长时段的历史出发，通过对工业化模式、阶级结构与阶级流动、阶级再形成等论题的考察，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及其独特之处进行探索性研究。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塞勒尼等对匈牙利这一前社会主义国家家庭农业生产的社会学特征所作的理论分析。在题为“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社会主义匈牙利家庭农业企业家的社会背景和生活”一文中，塞勒尼等(塞勒尼、曼钦，2010)指出：存在三种不同的描述和解释集体社会主义农业中家庭生产的社会学理论，它们分别是：“无产阶级化理论”(proletarianization theory)、“农民工理论”(peasant-worker theory)以及“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interrupted embourgeoisement theory)。

“无产阶级化理论”得到了匈牙利官方理论家数十年来的宣传。在持这一理论观点的学者们看来，家庭性质的农业生产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其存在应归咎于落后的小农意识、集体农场中技术和组织发展的不充分等因素。随着社会主义农业逐渐且不可避免地工业化和工厂体制的形式，在经过适当的时间后，从前的小农将完全转化为无产阶级。在这一理论看来，家庭中的农业生产者被看作是一个转型中的阶层，且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双重特征：仍然与小农身份有联系；在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方面小农的特征较多，小农旧习还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转型性表现为他们既没有成为工人，同时又已经不再是农民。当他们沿着从农民向无产阶级的生活轨迹前进时，其无产阶级化的程度将逐步加深。不过，这一理论将家庭农业生产看成是仅仅涉及一代人的现象，并未考虑到阶级再生产或代际延续的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新的证据开始挑战该理论的有效性。毕竟，匈牙利的家庭农业生产并非像该理论所暗示的那样，仅仅是过渡性或暂时性现象。相反，实际上家庭生产仍然相当稳定，尤其是当集体农民的第一代老去且从此不再在自留地上耕作时，会有更年轻的工人甚至是白领家庭成员开始接手生产。

“农民工理论”的提出人是伊斯特万·马库斯(István Márkus)。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马库斯在匈牙利的格拉噶山谷(Glaga Valley)(一个位于布达佩斯东北部的、以园艺生产为特色的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时注意到，一些农村家庭(其中许多家庭的户主是产业工人)开始在其果园或菜园中生产，其表现更像是农场主(farmers)而不是小农(peasants)。为了描述这一新现象，马库斯提出了“后-小农”(post-peasantry)概念，用以描述这一发生质变的新现象，而不是简单的“小农”和“工人”的混合。“后-小农”具有新的文化行为和经济行为，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城市/农村、农业/工业)中，并试图同时从这两个世界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与此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伊斯特万·喀迈尼(István Kemény)关于匈牙利工人阶级的社会分层研究发现，大约有一半的产业工人是出身小农的第一代无产阶级。这一“新工人阶级”和城市的无产阶级存在很大的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在农村居住，并且继续参与家庭农业生产。“后-小农”和“新工人阶级”概念互相补充，对此前的无产阶级化理论构成挑战。不过，马库斯和喀迈尼在一定程度上都坚定地延续了无产阶级化理论中的某些传统，认为两者都是迈向无产阶级化的过渡阶段，只不过他们仅仅假定完全的无产阶级化被一代人延迟了。

后来匈牙利学界有关迷你型农场生产动态的许多研究又揭示了“农民工理论”的局限性。从1972年到1982年间，匈牙利的家庭生产呈现出集中的趋势，而且，这些小农场变得越来越高度专业化，主要是为市场进行生产。也就是说，原先的农民工的一部分，已开始像真正的企业家一样行动起来，参与到资本积累的活动之中。经营小型农场不再仅仅是一种创新的工人阶级生存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企业家阶层出现的标志。帕尔·朱哈慈(Pál Juhász)用“资产阶级化理论”来概括这种现象。朱哈慈第一个意识到，这些市场导向的小农场运作者们经营农场时，会像经营企业一样考虑投资的回报；他们开始有效利用劳动力和资本。这些人并非拿工资的工人，而是企业家，是“资产者”(burgers)，或者用一些匈牙利社会学家更喜欢的概念来表述的话，是“资产阶级分子”(bourgeois)。换言之，匈牙利发生的社会变革，并非某种“无产阶级化的历程”或“新工人阶级的形成”，而是一种“资产阶级化过程” (embourgeoisement或bourgeoisification)。

塞勒尼等将上述进程概括为“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由在于：1945年二战结束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匈牙利乡村的传统士绅统治开始崩溃且各地相继进行了土地改革，一度呈现出资产阶级化的浪潮；但是，这一浪潮在1948年至1949年被国家推行的斯大林主义所中断，私营农场经济被迫转到地下；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和80年代初期，匈牙利重新出现了具有市场导向的家庭农业生产，在匈牙利人看来，这一进程与1949年前曾出现过的市场取向的家庭经济一样是一种资产阶级化过程。

塞勒尼等认为，上述三种理论并不相互排斥，相反能够加以整合并用来预测不同社会阶层的历史命运。譬如，“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在解释谁会抵达资产阶级这一目标方面显得特别有用。但是，由于农业人口中的大多数不太可能参与创业活动，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多数人仍然还是农民工。换言之，“农民工理论”在描述这些人的特征方面仍将有效。而对少数已经被无产阶级化了的工人来说，“无产阶级化理论”还是更具解释力。塞勒尼等认为：在社会主义的转型过程中，不同的阶层会发生不同的转型轨迹，其阶级形成的解释也应遵循不同的理论路径。²总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谁将成为农民工？谁将成为资产阶级？谁将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面对这些问题，一些研究者往往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制度、结构等因素，而对不同阶级主体的形成以及影响其最终归宿的不同路径有所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塞勒尼等人的分析，无疑为研究者审视社会主义国家中农民家庭分化及其阶级形成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很好的理论透镜。

2.值得关注的是，塞勒尼等在后期的研究中，重点关注的是知识分子与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参见伊亚尔、塞勒尼、汤斯利，2008；Szelényi & Kolosi，2010)。

塞勒尼等从各个维度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假设检验(参见表 1)。

1.资料来源，参见塞勒尼、R.曼钦(2010：202)。

(二) 社会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化历程与阶级形成

早在1984年，美国学者魏昂德(Walder，1984；1986)便指出，1949年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历史连续性的一个急剧中断。此后，中国的工业、资本积累、新产业工人的数量开始空前剧增。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状况几乎在所有方面，如工人就业的企业规模与类型，就业方式、培训方式及领取工资的方式，工作安全、社会保障和其它各项福利，获得住房与购买日常必需品的方式，以及家庭依附于工作场所的程度、社会生活的性质等等，都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中国劳动力丰富的人口学现实、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模式及国家对人口的高度集权化控制结合在一起，使一种颇为广泛的世界历史进程——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在中国被终结了。

根据C.蒂利的定义，无产阶级化历程包括三个客观的重要环节：对乡村生产者的剥夺；对从农民到雇佣劳动者的乡村人口进行再分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¹通过对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的历史考察，魏昂德(Walder，1984)认为，在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无产阶级化历程中的上述三个环节，都通过各种复杂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譬如，对乡村个体生产者的剥夺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广泛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得到了有效的完成；事实上，农民还成为各个集体耕作单位中的雇佣劳动者。这种剥夺无疑具有社会主义的特色，具备其历史的合理性。不过，尽管无产阶级化历程的前两个环节在中国似乎进行得颇为迅疾且达到了历史高潮(其形式与西方国家早期的无产阶级化形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在第三个环节——人口从乡村到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过程——上却出现了停滞，在某些时期甚至还发生了逆转。概言之，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中国工人阶级得到了重塑。表现在产业工人阶级身上的所有情况，构成了一个更为基本的变化——从一个阶级社会到身份社会的转变——的一部分。这一变化过程中的诸多特征，如不断增长的政治统一、集体性的组织、与其他阶级相对立的有关共同利益的意识等，所有这些被汤普森描述为十九世纪早期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特征，在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中都发生了移位、变形乃至有效的逆转(Walder，1984：3-48)。魏昂德的分析对于透视新时期传统产业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刘建洲，2009；吴清军，2010)，对基于历史的视野来把握和分析农民工无产阶级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如身份的逐渐消解、公民权的获得、“半城市化”问题、“新二元社会”等)(参见Solinger，1999；王小章，2009；刘平，2007；王春光，2006)，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1.譬如，在国家话语体系中，中国农民工的称呼大致经历了从“盲流”到“外来工、外来妹”，从“打工族”到“弱势群体”，直到“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主要力量”的变化。这些针对打工者进行意识形态定义的不同的话语体系，实际上是不同的权力主体在对“从农民到雇佣劳动者的乡村人口进行再分类”。参照C.蒂利(Tilly，1979b)关于无产阶级化的不同环节与维度的论述，这些方面构成了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从无产阶级化历程的理论视角来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特点与路径进行描述和分析，并得出了若干引人瞩目的研究结论。譬如，潘毅、卢晖临等(2009；2010)认为：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就是使农民变成工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比较角度看，过去三十年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过程和大量的城乡人口流动现象，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历史的普遍性，而不是什么“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今天的南亚与拉丁美洲，都曾在其工业化历史中的某个阶段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这种无产阶级化过程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之中。在通常情况下，这一过程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而中国工业化过程的最独特之处在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之后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在受到市场力量的深刻影响的同时更受到国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预。在国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从诞生伊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约束和制衡，至今仍然只能维持在“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下。¹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经验的特殊之处在于，农民在转变为工人时，并没有完成转化任务，而不得不暂时处于“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状态。“农民工”这一语词所暗含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理解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历程何以最终无法在城市中完成的关键。应该看到，“农民工”这一语词实际上折射出这一劳动主体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关系的扭曲和错位。“工”是指职业身份，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工业劳动力的出现及其使用方式，“农民”则指向正式的制度性身份。“农民工”的称谓，一方面表明这一劳动主体的职业和身份转化受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暗含着这一主体的劳动力再生产形式、内容以及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作为劳动的主体，其劳动力的出现和使用及其再生产——劳动过程中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在空间和社会意义上被割裂和拆分开来，前者发生在城市，其身份是工人；后者却只有回到农村社会才能进行，其身份是农民。总之，“农民工”这个语词的内涵充分表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结构性障碍。

1.潘毅、任焰(2008)认为：“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伴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往往会同时出现一个急剧的城市化过程，即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农业人口不断地转化成为城市人口，并在城市中逐渐扎根，形成自己的社区，成为新的工人阶级。”显然，他们重点关注的是C.蒂利所论述的无产阶级化历程三环节中的第三个阶段——“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在这一分析视角下，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路径及其历史命运实际上由国家和资本的力量共同决定。农民工身份上的辩证统一的两个过程——劳动力的使用与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全球资本的经济逻辑(最大限度获取劳动剩余价值，迅速进行资本积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逻辑(通过控制劳动者的流动和使用方式以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之目标)的共同作用下，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呈现出严重的分裂状态。国家一方面允许农村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以满足全球资本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另一方面却回避(或者说无力)承担其无产阶级化及其世代再生产的成本(参见任焰，潘毅，2007)。结果是，尽管对农民工劳动力的使用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由于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的割裂状态而使得工业化与城市化无法统一，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无法在城市中完成，只能停留在(更确切地说是流动于)“半无产阶级化”的特殊状态之下。然而，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对产业发展模式以及劳动力素质的需求发生转变，农民工的工作开始处于不稳定状态，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引发了农民工对工资及集体性消费资料需求的增长。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 无论是资本主导抑或是社会主导的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模式, 都因其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而无法填补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任焰、梁宏，2009)。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参见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尽管就新生代农民工在阶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其尚处于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之中这些特征而言，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处境有相似之处，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在成长经历、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他们更期待能使自己转变为在城市居住的工人。然而横亘在他们眼前的却是有着巨大反差的社会现实：生活在“宿舍劳动体制”之下的农民工，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遭遇着城市的排斥。这种反差使他们感到愤怒、沮丧、怨恨，而这些情绪无疑将促进工人自我意识的提升并强化他们对自身共同阶级地位的认知(Pun & Lu，2010)。

潘毅等的分析，主要侧重于从“拆分式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来透视影响农民工无产阶级化历程的宏观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困境和巨大的张力。张谦等(Zhang & Donaldson，2010)的研究，则从农业生产的非农化形式的视角概括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六种非农化的农业生产形式，比较了不同形式下的劳动体制与直接生产者的社会经济地位，¹同时，评价了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对这些农业生产形式的影响(参见表 2)。

1.根据三个“决定因素”(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是否分离、是否存在超经济强制以及是不是“自由的”雇佣工人)，伯恩斯坦(2011.：78-81)将殖民时代的劳动体制(labour regime)分为四种类型：强迫劳动的劳动体制、半无产阶级化的劳动体制、小商品生产的劳动体制、无产阶级化的劳动体制。

2.资料来源，参见Zhang和Donaldson(2010：446)。由于版面原因，本表在纵横方向上对原表作了重新编排。

张谦等的主要发现有以下三点：第一，农民的不同分化路径。农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使得农民朝向不同的新阶级位置分化。这里同时发生着资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换言之，资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构成了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第二，农民基于市场的分层。资本主义农业中的生产者其分层主要取决于他们在劳动力和土地市场中的位置。换言之，农民在劳动力和土地市场中的位置，决定了其分层的位置。第三，土地制度的中介作用。乡土中国的双重土地制度在塑造多元而独特的农业生产形式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¹这一点往往被研究农民工无产阶级化历程的学者所忽视。应该说，张谦等的这一研究与塞勒尼等人的研究存在着惊人的异曲同工之处。其研究发现提醒人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化历程的研究，不仅要借鉴世界历史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更要关注其与后发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和已经发生剧变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情况之间的异同。由此，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从历史社会学的比较视野建构适合中国特点的分析框架，以及如何通过类型学的分析揭示正在中国发生的无产阶级化历程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提出符合历史潮流的应对之策。

1.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其二元性，即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分配到农户。有趣的是，中国目前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正是在现有的二元土地体制下、在土地所有权没有私有化的情况下实现的。基于经验研究，张和杜认为：农村土地不应私有化，因为那样只能促使土地的兼并和大量农民从土地游离。土地承包制度赋予农民一个与企业谈判的重要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民的利益。结果是，有产的(“半无产化”)农民工人的经济地位，要优于完全无产化了的农民工人(Zhang & Donaldson，2010)。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学界，针对本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文献可谓蔚为壮观。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阶层研究范式和利益群体分析等视角的局限，诸多研究难以被纳入到“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研究视野(沈原，2006)和无产阶级化的理论视角之下；尤其是很少有研究能够从历史社会学的比较视野出发并借鉴C.蒂利的分析框架，对农民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对该群体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阶级化程度，对制约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历史与现实因素等，进行系统的深入探讨。“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中心”，分析并透视农民工无产阶级化历程的特点、制约因素及其可能的路径，无论从学术价值还是从实践意义来看，都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本文所引介的C.蒂利关于无产阶级化的定义和相关论述，欧洲、非洲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无产阶级化的不同模式与历史经验，以及塞勒尼等人的相关研究，对于后续的研究者而言，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意义：

其一，在产业工人阶级形成的背后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基于对更广范围历史变迁资料的考察可知，无产阶级化历程，从产业的角度看，不仅发生在大规模生产的工业领域中，也表现在服务业和农业领域之中；从地域空间的角度看，不仅发生在城市中，也发生在乡村地域中。这提醒人们在研究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无产阶级化历程时，要自觉地摆脱固有范式和叙事模式的束缚。譬如，农民工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在当地乡镇企业中的就业，以及在各地城乡大量存在的非正规就业(黄宗智，2009)，都可视为其无产阶级化历史进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惟其如此，才能以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去看待农民工无产阶级化所面临的独特困境、特点与趋势，审视其对于国家形成、资本积累与公共治理的意义。

其二，无产阶级化历程与一国的工业化模式选择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深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基本格局的影响。尤其是国际性的产业转移深刻地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的升级与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产权及用工模式，社队企业、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国有企业乃至“世界工厂”，这些都只不过是其具体的载体与表现形式。而且，其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城市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如何借鉴无产阶级化的分析框架来把握农民工无产阶级化历程的现状与趋势，比较这一进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无产阶级化的异同，是一个亟待关注的重大课题。

其三，C.蒂利关于无产阶级化的定义，尤其是关于剥夺和雇佣劳动不断增长及其与人口增长趋势之关系的分析框架，有助于研究者厘清无产阶级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破除长期以来附着在这一问题上的各种意识形态窠臼。它至少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并非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存在无产阶级化的过程，社会主义同样存在无产阶级化的客观过程。这有助于人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去关注这一重大的历史进程。毕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957:45)所指出的，“问题已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