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问题与文献评述

乡村中学生基督徒生活在多种宗教文化共存，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自幼受到传统文化和基督教¹文化的双重浸染，同时又在学校里接受科学文化教育。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都是其母体文化，一定程度上，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与学校教育所倡导的科学文化是高度异质性的、充满矛盾甚至对立的三种文化。那么，在乡村中学生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化过程中，当接触这些高度异质的文化时，是否会因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而带来文化适应上的困难以及认同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或是科学文化的矛盾？对此他们是如何应对的？这是本文关心的主要问题。

1.本文提到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两个派别。

(一) 文化冲突、文化适应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目前学界对文化冲突尚无统一的界定。概言之，研究者一般从文化变迁的两类方式来认识，或指一种文化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或指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在相互接触时，因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差异而导致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和状态(李庆霞，2004:30-41)。显然，本文所指的文化冲突属于第二类，即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相互接触时所产生的竞争和对抗状态，反映在个体层面上，是指个体因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立或排斥导致自身价值观和态度改变而持有的一种矛盾状态。由文化差异和冲突导致的文化模式变迁以及个体在认同、态度等方面的变化则是一个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立场和视角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有关文化适应的概念界定和理论模型。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和习俗的改变，主要从群体水平定义文化适应。普遍认可的人类学定义来自雷德菲尔德等人给出的界定：“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Sam & Berry，2006:11)。这个定义主要关注文化而非个人，较少涉及文化接触过程中的个体经验。近年来，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瑞依据对移民和土著居民的调查，将个体层次的认同、价值观和行为改变纳入到文化适应的概念内涵中，认为完整的文化适应概念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指文化接触之后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等方面发生的变迁；二是心理或个体层面，指文化接触之后个体在认同、价值观、态度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发生的变化(Berry，1990:201-234)。

此外，在文化适应研究中，“enculturation”也具有文化适应的意思，但代表了与“acculturation”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心理过程。“enculturation”是指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个体对母体文化的价值观、习俗等的学习和适应过程；“acculturation”则是指个体从当初所熟悉的母体文化进入异质文化后产生的行为变化和适应过程。从发生的时间序列上看，“enculturation”发生在个体生命的早期，是个体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则晚于“enculturation”发生，往往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文化适应。由于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差异，有研究者(Rudmin，2009)提出“双文化”(biculturalism)概念，希望进一步完善文化适应的概念界定。“双文化”要求个体同化两种文化，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个体在幼年时期对两种异质文化(non-alien culture)的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另一类是个体在对第一种文化的文化适应性同化(enculturative assimilation)之后对第二种文化的文化适应性同化(acculturative assimilation)。

长期以来，虽然有许多学科致力于群体层次的文化适应研究，但文化适应理论的最新进展主要仍是针对个体层面的，其中使用最为广泛、得到更多实证研究支持的是贝瑞(Berry，2002:345-383)提出的文化适应策略模型。在此模型中，贝瑞区分了四种群体或个体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当人们不想保持他们原来的文化认同，而是追求与支配文化的接触，力图使自己融于支配文化之中，这便是同化(assimilation)策略；若人们在坚持自己原有文化的同时，力图避免与支配文化的接触，便是分离(separation)策略；若人们的兴趣在于既要保持自己的文化，又要同其他文化保持接触，则是整合(integration)策略；若人们对保持原来文化和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都没有什么兴趣，就是边缘化(marginalization)的文化适应策略。后来，考虑到由于主流文化群体的原因，文化适应个体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自由选择文化适应策略，贝瑞增加了主流文化群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通过种种手段促进移民的同化时，采取的是熔炉(melting pot)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追求并加强与非主流群体的分离时，采取的是隔离(segregation)策略；当边缘化策略由主流文化群体强加于文化适应中的群体时，就是排斥(exclusion)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承认其他文化的对等重要性，追求文化多样性时，就出现了同“整合”相对应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策略。其他一些研究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Bourhis，1997)。不过，Navas(2005)认为文化适应过程是复杂和相对的，当文化在不同领域内发生接触时，文化适应个体并不是在所有社会文化空间范围内采取或偏好同样的策略。因此，他没有提出普遍性的文化适应策略，而是从接近自然或物质的表层文化到远离物质世界的诸如符号、意识形态和宗教等深层文化区分了政治和政府体系、劳动或工作、经济、家庭、社会、宗教信仰和风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7个文化领域，文化适应个体可能在一些领域选择保持自己的原有文化，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选择融入主流社会。

中学生基督徒自幼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中，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他们早期社会化过程中需要学习和适应的重要内容。进入学校之后，学校中传递的科学文化成为作用其社会化过程的整个传递结构中的一种新成分，具有系统性和规范性的特点。依据中学生基督徒文化适应的这些特点，结合已有研究，本文将文化适应界定为个体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化过程中，由于接触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和学校传递的科学文化而导致其在认同、价值观、态度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文化适应策略是指文化适应个体面对文化冲突时对不同文化适应方式的选择。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身份认同是文化适应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概念。这是因为，认同是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习得的，受到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在文化接触之后，文化适应个体将面临不同的甚至是异质性的文化身份，如何在自我概念、价值观体系中建构这些共时性的文化身份成为有效适应的关键(Benet-Martínez & Haritatos，2002)。对乡村中学生基督徒而言，在成为基督徒的同时，如何选择性地保持其中国文化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又如何在学校里做一名合格的中学生，是其文化适应努力的核心。

(二) 华人基督徒文化适应研究的相关成果

国内外学者对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冲突或融合的表现及其缘由的研究已有很多，但他们要么是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进行史料分析(谢和耐，1989)，要么是在文化哲学和宗教学的学科框架内进行理论探讨(白诗朗，2006)，多限于从宏观层面探讨文化之间的冲突，而较少关注处于文化冲突情境中的华人基督徒的具体适应策略。例外之一是邢福增对中国基督徒文化适应的研究。作者指出，当基督教传播到中国，由于文化的差异，必然会衍生出一定程度的冲击，中国基督徒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思索、反省，在冲突、矛盾中寻求协调、适应，进而建立其“中国基督徒身份”。因此，在邢福增看来，“文化适应”是建立中国基督徒身份的必由之路(邢福增，1995：21)。不过，此研究是从基督教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基督徒的文化适应，而非建立在经验研究基础之上。

近年来，一些社会学、人类学者开展了较为细致的经验研究，其中，华人学者杨凤岗对海外华人基督徒的认同建构策略和文化适应及融合的研究有典范价值，这集中体现于其专著《皈信、同化和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中。对美国华人基督徒而言，他们同时具有三种凸显的身份或资格，如作为中国移民(或第二代华人)、作为美国公民(或居住者)以及作为基督徒。这三种有待叠合的认同元素是高度异质性的，充满矛盾或对立。但是，杨凤岗发现，他们既没有放弃族群认同，被动地接受同化，也没有拒绝融合而简单地固守其族群认同，而是同时圆润地建构和重构美国人认同、华人认同和宗教认同，从而成就其叠合认同(adhesive identities)。在叠合认同模式之外，碎片整合(fragmentary integration)和混合整合(fusive integration)是两种不成功的或适应不良的认同模式。碎片整合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保持一种主要的身份，仅从其他两者中吸纳一些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如新移民是高度中国化的，但也吸纳一些美国的生活习惯；而美国出生的则是高度美国化的，但也会点中文。混合整合则是不同文化特征的混合，结果是在中国人眼中过于美国化，在美国人眼中又显得太中国化，对于中国主流社会和美国主流社会而言，他们都是边缘人(杨凤岗，2008：220-224)。

对中国本土基督徒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问题的经验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刘志军(2007)以一个中原乡镇为例，考察了传统信仰与基督教的冲突与矛盾，二者在偶像崇拜、祖先供奉和争夺信众上的冲突，在“民俗兼容”、“价值伦理比附”等方面的融会以及教籍多元的问题。其他类似研究还有李华伟(2008)从理念与符号的视角对基督徒在葬礼上的冲突和调适的探讨，范正义(2011)对当前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共处情况的调查与分析。相对于海外华人基督徒的研究，中国本土研究充分考虑了作为主流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以及民间信仰群体对基督徒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但在概念界定或理论建构方面相对薄弱，总是笼统地在宏观层面上强调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冲突与融会，而没有从不同文化之间的某些要素或不同层面上进行分析，也很少关注基督徒的具体文化适应行为，因而难以进行系统的深入探讨。

虽然海外华人基督徒和中国本土基督徒同属华人，生活中均涉及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适应，但两个群体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存在诸多差别：在海外华人生活的社会中，基督教是强势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弱势，而在中国本土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是强势文化，基督教则为弱势文化；在基督教共同体的建构历程中，海外华人面临三种凸显的身份，即华人身份、美国人身份和基督徒身份(杨凤岗，2008)，中国本土基督徒则只有中国人身份和基督徒身份(卓新平，2000：164-183)，不涉及两种对立的民族国家身份。此外，无论是对海外华人基督徒或中国本土基督徒的研究均较少涉及青少年基督徒这个群体，而诸多研究表明，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宗教信仰形成的关键时期(阿盖尔，2005：17-24)。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的互动情境中探讨中国本土青少年基督徒日常生活和社会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问题，就具有全新的意义。

归纳起来，从这些文化适应文献中得出的主要启示是：第一，在致力于宏观层面的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探讨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个体经验，特别是个人与其他文化群体接触时的经验和具体文化适应策略的分析；第二，不同文化之间可能只在某些要素上存在冲突，而在某些要素上则具有某种一致性，换言之，文化冲突可以存在于某些相对局限的文化层面上，也可以存在于文化的整体水平上，相应地，文化适应过程可能因不同的文化要素或层面而有所不同；第三，文化适应研究的重心不应只放在弱势文化群体，而应在主流文化群体和弱势文化群体交互性的互动情境中探讨各自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采取的策略；第四，要充分考虑中西方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特别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特点以及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及一般特征对基督徒文化适应的影响。

结合上述认识，本文拟通过对一个具有百余年基督教传播史的村落的田野调查，在中国社会宗教信仰的现实和文化传统的背景下探讨乡村中学生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化过程中，由于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和科学文化而经历的文化冲突和由此引发的文化适应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考察在这三类文化的哪些要素或层面上出现了文化冲突？这些冲突是否会给乡村中学生基督徒带来身份(基督徒、中国文化共同体成员、学生)的对立，认同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或是科学文化的矛盾？如果存在对立或矛盾，乡村中学生基督徒又是采取何种文化适应策略，通过当事者的互动来完成文化适应过程的？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 W村概况

W村位于甘肃省中东部地区，是纯农业村，村民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所得。大部分青壮年男性、青年女性都到省城或更远的东南沿海地区打工，村子里常常只留下老人、妇女和孩子。W村的村民信仰基督教的历史较早，19世纪末基督教就传播到这里，是甘肃境内基督徒比较集中、基督教影响比较广泛的地区之一。这里多种宗教文化共存发展，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宗教文化景象，基督教、道教、佛教和民间信仰皆可在这里找到。据当地基督教长老估计，W村有540余户人家，3 000多口人，其中基督徒家庭占到180余户，超过1 000余人，大约占当地人口的1/3强，佛教徒有50多户人家，占总人数的10%，其余的人家信仰元君、伏羲等其他民间宗教。

(二) 研究对象

按照方文(2007)提出的以“宗教行动者”为核心建构宗教群体资格的假设，“受洗”作为皈依宗教的仪式能使皈依者对宗教群体产生高承诺、依恋和认同，避免皈依宗教的随意性。先赋基督徒自出生之日起，就生长在既定的与基督教相关的社会范畴语境中，基于分类线索，通过社会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或社会分类(social classification)使宗教群体与外群体得以区分，并且这种区分是社会共识性(social consensual)的一种类别化的安排和标定。因此，本研究以是否接受“洗礼”作为自致基督徒获得基督教群体资格的鉴别标准，但在先赋基督徒的鉴别中没有加入“受洗”标准，只要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即可。根据以上标准，采用目的性抽样，从W村中学生上学的三所中学选取年龄在11—18岁之间的中学生基督徒作为调查对象。

(三) 资料收集和整理

在事先搜集W村的相关信息资料，进行初步考察后，研究者先后于2007年6-7月和2008年10-11月两次深入W村开展实地调查。在近三个月的调查中，研究者先是通过一位在当地生活的同学，认识当地的老师和学生，由这些老师和学生引见学校中信仰基督教的学生，在与信仰基督教的学生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关系之后，按照研究对象的选择标准，选取研究对象。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对中学生基督徒采用结构式或无结构式深度访谈法，并参与村民的宗教活动，观察教区的主日学校、村民的日常行为、生活态度和信仰层次，访谈部分村民和神职人员。针对一些特定问题，采用半结构式的问卷调查，问卷不求高级的统计分析，仅在了解中学生基督徒对某些问题的基本态度。此外，调查还搜集了有助于认识中学生基督徒的各种实物和文献，如主日学校学生的作业和课堂笔记等。

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每天的观察和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就尽可能快地将录音资料整理成文字，补全访谈和观察笔记不够完整的地方。在随后反复阅读这些文字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采取数据主导(data-driven)与理论主导(theory-driven)并重的方法对所有资料进行初步的编码、分析，逐步发现一些相关的主题(themes)、类型(patterns)，将研究者在这一过程中的任何感受、初步的理论思索与分析等认识以反思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对研究中有失误的地方提出改进策略，且为第二天的研究制订出计划。在实地调查之后，研究者对所有访谈笔记、观察笔记、反思笔记和整理成文字的录音反复阅读，反复编码，从不同的层面找出资料意义和彼此联系，追踪业已出现的任何主题、类型和模式。然后，将资料中与这些主题、类型和模式相关的内容聚合在一起，对没有归类的内容重新分析，直到没有发现新的主题，稳定的关系模式出现后为止。

(四) 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质性研究的实地调查在自然情境中实施，关注研究现象的精确描述和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缺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并不适合运用定量研究的效度和信度等量化标准对研究结果进行科学性度量。但是，研究者在调查及写作过程中采用了以下提高研究效度和信度的策略：

第一，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寻找各类访谈对象，扩大访谈对象容量，从各个角度、运用不同方法获取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整体的、关联式的考察，以便使所得结果相互印证，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第二，广泛听取同学、老师和熟知当地情况的人员对初步结论的意见，将研究发现与熟知相关研究主题的研究伙伴进行分享、交流和讨论，把研究发现提供给研究对象，让他们确认或修正研究者提出的分类、解释与结论。这样做的目的是从更多的角度理解和分析研究结果，从多方面检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三、传统信仰与基督教信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层级结构的系统，儒学和民间信仰分属于这个系统结构的不同层级。儒学以理性形式为主，表现为突出伦理思想特征的理论体系。民间信仰以感性形式为主，更多地表现为风俗习惯。但是，民间信仰是受儒家文化规范和引导的。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异质性，无论在儒家伦理层面或是风俗习惯层面都有着差异和矛盾，易于造成文化上的不连续性，是产生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 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W村人对文化非常重视，这从村中各式各样的对联、村民家中的字画都可看出。敬天法祖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重要特质，祭祖是维系宗族理念的象征仪式，而基督教是禁止祭祖的。但这一文化差异在W村得到了很好的处理。信仰基督教的人家也像其他人家一样为亡故的亲人守孝三年，村子里常可看到诸如“主怀平安入睡、神前喜乐复生”，横批为“安然见主”的白纸对联。笔者曾问一个同学：“你母亲是信仰基督教的，你舅舅家是信佛的，如果舅舅家出现了丧事，你母亲会怎么办？”他答道：“我舅舅家的人都知道我母亲信主的事，所以她一般只戴孝，但不会磕头上香。”笔者又问：“那你怎么办呢？”他回答：“那我和母亲一样。”我们又问：“他们会不会逼迫你们呢？”他答道：“那是不会的，他们晓得我们信主的人的做法嘛。”从这一点上看，基督徒虽在祭祖的形式上作了变通，行动上做出了一定的退让，但祖先崇拜的内核没有改变。这里主日学校的老师也曾经给学生们布置过“如何孝敬父母”的作业，让他们谈学习圣经之后的体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是重要的家族伦理。在此，基督教利用了圣经与中国文化的相似之处来表达自己的价值体系，来证明自己是符合儒家伦理的。

信仰基督教的Y老师对基督教和儒家文化有着自己的看法：

基督教的教义教规和传统文化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相同之处是忠、善、孝，差别是基督教是注重生命的宗教。孔子依赖上帝，孔子也信仰上帝，为啥哩？孔子不是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以”的话吗？而上帝说：“他就是道。”因此，孔子也求上帝保护自己，孔子对上帝也没有办法。因为，神是创造者，上帝是控制生命的。¹

1.文中访谈记录系根据访谈录音和访谈笔记整理，下同。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基督徒，Y老师从基督教思想出发对中国的儒家文化进行重新阐释，来证明基督教的合理性。他没有否认儒家思想，认为两者有相合之处，尽管有曲解，却没有偏离中国儒家文化的基本要素。忠、善、孝是中国社会中主要的世俗伦理内容，在这里也成为基督徒所注重的伦理观念，表现出基督教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中国文化的伦理内容，在妥协和认同中求得两者之间的融合，获得自身的发展。

秦家懿和孔汉斯(1997)曾讨论了中国基督徒在文化与伦理意义上的双重身份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基督徒在信仰的“教条教义”上是彻头彻尾的基督徒，而在伦理道德上又是儒家或佛教徒。从上述研究结果看，中国基督徒之所以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没有出现伦理身份矛盾，是因为他们没有将儒家伦理和基督教的教义教规对立起来，而采取了与儒家伦理文化相整合的策略。同时，儒家伦理也显示出强大的包容性，做出灵活的变通，将基督教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之中。因此，基督徒采取了“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表现为对儒家伦理的吸收，使之与基督教的教规教义共存一体；儒家思想影响下的非基督徒则采取了类似于“多元文化”的包容策略，承认两种文化的差异之处，尊重基督徒的信仰，最大限度地使之能够纳入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当中。对于中学生基督徒来说，儒家伦理和基督教文化都是他们的母体文化，具有共时性，而不是先后出现在其生活中的两种文化，这给予他们更多的适应时间，可以通过社会化过程习得消解冲突的策略，从而在出现矛盾时能够恰当地处理。

(二) 基督教风俗与民间信仰风俗

虽然儒家伦理和基督教伦理不是造成文化冲突的主要方面，但基督教风俗和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的冲突却为数不少。在明清的排教风潮中，由宗教礼俗差异造成的教案时有发生。近代以来，基督教是伴随着西方的殖民入侵才得以深入中国城乡各地的，捍卫民族文化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化了两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现在依然出现在基督徒学生和非基督徒学生，甚至是师生中间。W同学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问：你是否经历过由于你信主而与其他不信主同学发生冲突的事情？

答：有啊！信佛的同学说我们信的是洋教，我说他们的佛是泥塑的，随后就打了起来。

问：和老师呢？

答：也有。其他的同学说我们信主的人是洋人，老师也这样说我，说我是天主教堂的门扇样板¹。我心里很生气，这使我很矛盾，心里很有压力，是不是基督教是不好的信仰呢？但我只好忍受着。

1.方言，指反应很慢的人。

问：那这样的冲突会不会在信主的同学之间发生呢？

答：信主的同学打我，说我信主信得不好，说他们圣灵充满，而我没有圣灵充满。我看信主的人唱赞美、跳、哭，因为跳、哭意味着圣灵充满，我也跟着跳、哭，他们又说我的圣灵充满是假的，还是打我，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圣灵充满是怎样的？

问：那你觉得他们打你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答：我想可能是我们家周围的邻居信佛的多，常和信佛的孩子一起玩，所以他们打我吧。

问：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什么时候？

答：小学吧，初中和高中就少了，因为都懂事了嘛。

问：那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答：我找了我的同学打他们，他们也就不敢打我了。

小女孩M讲到：

我的同学常在一起说信佛的坏话。她们说我们的坏话时，我们忍受着，因为她们说的是假的，我的父母和主日学校的老师说我们只信我们唯一的神——“上帝”，而不是信那些泥塑的像。

从W同学和小女孩M的话可以看出，民间信仰者把基督教看作“洋教”以及基督教尊崇唯一神、不崇拜偶像与民间多神崇拜之间的冲突是引发不同信仰学生之间矛盾的导火索。也可以看出，当宗教信仰作为同伴接纳的一个重要标准被纳入到同伴互动中，较易引发同伴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但是，当矛盾发生时，不同宗教虔诚度的学生会做出不同的反应。

E同学说：

信佛的同学笑我们这个信仰的人的“圣灵充满”，说我们“疯了”，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信仰不同。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强辩说服，但因为我这方面知识的缺乏，每次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H同学说：

我经历过因为我的宗教信仰而受其他信仰的人的嘲笑，我认为这是他们对世间的万事万物是怎样创造的、由谁创造的根本不知道，对世间的根源知道太少的原因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将我在圣经或其他资料中知道的东西告诉对方，让对方也成为一名信徒。

具有上述观点的同学还有很多，他们一般都认为发生冲突的原因是其他信仰的同学不懂主，不懂基督教，不懂主对他们的爱，而采取说服和传道的方式，这与《圣经》中规定信徒有传扬福音的义务有关。笔者在主日学校学生的课堂笔记上也见到这样的内容，教育孩子们进行艰苦卓绝的传道。所以，当他们与非基督徒学生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发生冲突时，他们都会争辩或说服，讲明基督教的道理。

宗教虔诚度不高的中学生基督徒虽有争辩，但争辩不是以讲明基督教的“真理”为目的，而是采取攻击别人宗教信仰的方式来维护群体尊严。T同学在此很有代表性，他是这样说的：

我虽然信得不真，但是，我的父母都是信仰基督教的，我也是他们群体中的一员。恶意的攻击就不对嘛，所以，我也要说信佛的坏话。

这是来自他者定义、社会分类而非是对自己宗教伦理、信仰的认同而导致的宗教群体身份，与虔诚与否无关，是群体分界造成的结果。所以，宗教虔诚度不高的中学生基督徒在本群体文化受到他群体的攻击时会采取捍卫行为。

一些同学在面对这些冲突时采取了忍让或回避的方式，前面提到的小女孩M就是一个例子。这与中国人集体主义取向的应对模式相契合，因为冲突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破裂和不和谐，妥协和回避被看作是恰当的应对策略，能够避免冲突以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D同学的话具有典型性：

有过冲突。(我)尽量不和他们谈自己信教的事，尤其是基督教的仪式，这常会产生矛盾，没多大意思，没有必要去争，反而会破坏同学关系。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也发现很多宗教虔诚度低的中学生基督徒没有感受到这些风俗之间的差异，即便是认识到这些差异，在面对这些冲突时也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比较典型的说法是：“我信得不真，说就说去吧！我无所谓。”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人在宗教信仰表达上关注现实人生，具有世俗化的特点，人与人的关系重于人与神的关系。如唐君毅就指出，“世界其他有宗教的民族，无不把神人关系看得比人伦关系重，然而在中国，则从来不曾有主张爱神应过于爱人及爱人应本于爱神的学说”(1988：247-248)。那么，乡村中学生基督徒身上是否会体现出这种宗教信仰特点，并影响到其面临文化冲突时的适应取向呢？在问及是否会参加非基督徒的婚礼、葬礼或庙会时，大多数中学生基督徒都表示他们会参加非基督徒的婚礼、葬礼，但不会磕头烧香，庙会只有少数同学参加。在问起原因时，参加庙会的同学一般都认为是好玩、凑热闹，并非是祭拜。谈及为什么参加非基督徒的婚礼、葬礼时，他们主要认为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在人情上过不去。可以看出，虽然婚礼、葬礼和庙会都与基督教风俗存在差异，但基督徒的处理态度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婚礼、葬礼和庙会各自承载的意义不同，婚礼和葬礼是个体层面上的行为，是和人情关系相关联的，庙会是群体宗教活动，则不具备这样的特点。这表明，基督教经过多年的传播，已成为部分乡村的地方传统，并验证了林耀华对中国乡村基督徒之生存逻辑的解释：“一个人为了要在这个世界生存，必须与不同圈子中的人们发生多种联系”(1990：133)。换言之，在乡村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围绕人情关系展开，宗教并不为人们的世俗社会关系提供行为准则。乡村中学生基督徒这种“人理”大于“神理”、“神情”让位于“人情”的适应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宗教风俗之间的冲突。

(三) 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

本尼迪克特(2000)在《菊与刀》中提出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概念，用以区分美国与日本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后来许多学者认为，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方国家都属于耻感文化体系，使之成为区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标准。中学生基督徒的“罪感”体验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罪感”意义是否一致？L同学和T同学的解释具有代表性。

L：有时候对上帝很恐惧，特别是连续犯错的时候，没有去主日学校、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对上帝很恐惧，晚上睡不着觉，怕主不管我了，不赦免我的罪。

问：遇到这样的情况，你通常是怎样摆脱这种局面的？

L：这时，向主祷告，我会说主是爱我的，请主赦免我的罪吧，我再也不敢了……

(此时，研究者想到她的这种体验和基督教的“原罪”有什么关系呢？)

问：那你相信“原罪”说吗？

L：我相信“原罪”说。刚开始时觉得没有，无所谓，后来觉得罪多，罪把人的一切都压过了。

问：那你通常在什么情况下，会有“罪”的感觉？

L：做错了事的时候。

问：能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吗？

L：比如说，我上周去主日学校，迟了，就没去，后来觉得干错了事，不顺心，就向主忏悔。还有，我和妹妹吵架，后来感到上帝在责备我。

问：那你觉得遇到困难时，主对你有帮助吗？

L：有帮助啊。我以前去教堂，爸爸不叫我去，我妈和我婆都信，让我去，就不挡了。我爸爸很不信嘛，说他心里有主哩，你们去，心里没主，还是闲着哩。后来，我爸上山拉麦子，翻了车，下面有个坑坑，掉到了里面，下面就是个崖，没有出什么事。那以后，我爸开始去教堂，不热心，但不挡我们了，再遇到事，就说主是爱他的，对他真个是好得很……

T同学说：

在做了一些与教义和教规不符的事情时，我会感觉不舒服，有罪一样，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盯着我，我心里通常会说：“上帝请饶了我吧！别让我心里不好受。”

很多中学生基督徒都谈到自己有过“罪”的感觉，特别是那些信仰虔诚的人。这些同学大都提到“罪”、对主的“恐惧”和“害怕”、主的“惩罚”等，特别是在做错事，违反教义教规，不参加宗教活动的时候，如：“做主不喜乐的事”、“不去主日学校”、“不去教堂做礼拜”。由此看来，“罪感”是信仰虔诚的中学生基督徒普遍存在的一种体验。本尼迪克特(2000:154)认为，罪感文化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而耻感文化则是公认的道德标准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发展人的良心。两种文化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强调自己的良心感受，道德拘束是内在的，一旦自己犯有过错，内心深处的躁动、不安、懊悔会促使其悔过自新。中学生基督徒做错事后的“自责”就是体现。后者强调外在的约束力，只有错误外露，受到他人的谴责与惩罚，个体才会有耻辱感。从这一点来看，中学生基督徒的“罪感”与本尼迪克特提出的“罪感文化”的特点是相符的，反映出基督教教义在中学生基督徒中的影响。不过，那些让中学生基督徒有“罪感”的事件，要么与违反教规教义有关，要么与宗教生活紧密相连，它们在世俗生活中是否依然得到遵循？有学者认为：“两千余年来中国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其基本性质是人文的、世俗的、非宗教的”(吕大吉、牟钟鉴，2005：95)。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对基督徒而言，这种状况是否有所变化，还需要后续研究加以补充。

四、基督教信仰与科学文化

教会、家庭和学校各有一套行为方式和价值体系，在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如何协调与适应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学生基督徒在家庭和教会中遭遇的宗教文化常常会与学校教育中倡导的科学文化发生矛盾、冲突甚至对立。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中学生基督徒都遇到了哪些文化冲突，他们又是如何适应的？这是研究者关注的另一问题。

(一) 进化论的困惑

现行教科书是按照唯物主义科学观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与宗教解释截然相反。当研究者问学生：“你觉得书本上和老师讲的哪些内容同《圣经》和教牧人员讲得不一样，也是你最为困惑的？”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谈到了进化论和神创论之间的矛盾，甚至讲了自己所经历的故事。

那么，中学生基督徒在课堂上是否对那些与宗教不符的内容发生过疑问呢？笔者调查了当地中学的老师。大多数老师认为没有疑问，个别老师说到了学生的疑问，但都不是很激烈地坚持，稍做解释也就解决了。情况是否如此，我们看看学生们的想法。

Z同学是笔者在教堂里遇到的一个初中女生，父亲是中学里的老师，她的故事给人印象深刻。

有冲突，如人的起源，主日学校的课程说人起初是神造的，而学校学的是人是由猿进化成的。但我坚信猿不可能进化成人，如果可以的话，那么现在的猿经过几百万年后能变成人吗？人进化是需要过程的，那么为什么没有进化到中途的半人半猿呢？人经过几百年之后是否又会变成猿呢？因此，我坚信人是神造的。我在上生物课的时候就曾经和老师发生过争论，老师没有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从这个孩子的言行举止可以看出，她是一位好问的同学，父亲又是学校的老师，这使她敢于站起来提出自己的疑问，并同老师争论。但是，大多数的孩子选择保持沉默，A同学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问：你觉得书本上和老师讲的哪些内容同《圣经》和教牧人员讲得不一样，也是你最为困惑的？

A：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就不一样，有矛盾。还有一些历史上的，物理学上的伽利略、哥白尼的理论就和《圣经》上的常识不一样。

问：那你觉得谁更正确？

A：这个我也很矛盾，(思考了片刻)一般相信科学，但有时候觉得长老讲的有道理。

问：你又是怎么解决的？

A：学生嘛，在学校我们要相信科学，要么老师就不愿意。在教堂我就相信神，要么教堂的人又不愿意。

X同学回答得很巧妙：

不矛盾，一方面学老师的，一方面学习主日学校的，都应用于实际，一样的准确。

A同学的话反映出中学生基督徒的文化适应困难。他们并不是没有疑问，而是不敢提出疑问，在老师和神职人员面前，采取了沉默或情境决定策略，即在不同场合中，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按照各自的场合要求做出适宜的决定，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本意做决定。情境决定策略是为了维持安全和谐的人际关系，使自己免于与他人发生冲突。许烺光(1990：160—170)把中国人这种个案地处理事情的方式称为“情境决定主义”。按照前文提到的杨凤岗的“叠合认同”理论，这意味着中学生基督徒能够在学校里像个学生，在教堂像个基督徒，而不会发生身份认同的矛盾。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但是，存在的一个疑问是，中学生基督徒虽在行为上能够在不同场合中做到得体，但在心理层面却依然存在冲突和困惑，因而只是“表面功夫”，并没有达成行为与心理的统一，实现完全的适应。因此，该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契合性问题依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那么，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学生基督徒对谁的话更为信赖呢？从这个角度入手可以看出宗教、学校教育在这些阶段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亦可认识此类冲突发生的变化趋势。在重点访谈个别同学的基础上，本研究把“你觉得书本上和老师讲的内容与《圣经》和教牧人员讲得内容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有哪些不一样？你认为谁说的正确？”这个问题用开放式问卷形式进行调查，频次统计后得到表 1。

表 1表明，在小学六年级和初中阶段，认为宗教知识正确的学生占多数，高中之后呈相反的趋势。六年级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年龄大都在11—15岁左右，这是一个半幼稚、半成熟的时期，是独立性和依赖性、自觉性和幼稚性交织共存的时期(朱智贤，2003：475-523)。在这一阶段，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增加了，涉猎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逐步增多，认知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独立意识增强，那些比故事式的了解更为详细的实验和事例不断冲击着他们以前学到的宗教知识。好多同学谈到“书本上的知识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另外，由于学习任务较重，去主日学校和参加宗教活动的次数减少，来自宗教的影响逐渐减弱，使得大多数学生的认识不断向唯物主义倾斜。

田野调查发现，W村所在地区的宗教教育对孩子的影响较为深入广泛，一方面教会通过在周末开办主日学校来向青少年传授宗教知识，另一方面，日渐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及大量青壮年村民外出打工，老人、妇女和孩子留守农村，使得中学生基督徒的日常生活起居由宗教虔诚度相对较高的祖父母或母亲照顾，而乡村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改变，也使得他们将宗教作为社会支持系统的一部分，这导致部分学生对宗教知识持较为坚定的态度。因此，初中阶段成为对宗教知识发生怀疑的转折点，高中阶段则慢慢完成了向唯物主义知识的转变。不过，对那些生活在浓厚宗教氛围之中的学生而言，宗教对其生活的影响依然如故，这部分高中生仍对宗教知识深信不疑。

从上述讨论来看，课本知识和宗教知识的差异易于导致教育中的文化不连续性，造成中学生基督徒的内心冲突和困惑，是中学生基督徒文化适应的重要方面，其中初中阶段是最为敏感的时期。虽然沉默或情境决定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回避外在的师生冲突，但并不能解决心理层面存在的冲突。目前，这一地区家庭和主日学校的宗教生活对儿童的影响较为深入，正视宗教生活和学校生活的差异，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应该成为这些地区中小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 信主是迷信

随着世俗化的深入影响和科学知识的学习，学生基督徒的宗教信仰在初中之后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学生受宗教的影响较深，依然保持基督教信仰；另一部分学生受科学知识的影响较深，信仰发生了变化，对基督教持可信可不信，甚至是不信的态度。这与笔者以往的研究成果一致(杨宝琰、万明钢等，2008)。这种变化使中学生基督徒的文化适应方向发生了转向，坚持信仰的人被其他学生看作是迷信的人，信仰成为导致同学或师生之间冲突的原因；那些脱离了信仰的人，科学信念使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听从父母的吩咐参加宗教活动，信仰成为亲子冲突的根源。

在研究者与学生的交谈中，多次听到“迷信”这个词，通过访谈和实际调查，研究者理解了学生心目中“迷信”一词的具体含义。对于那些信仰虔诚的学生来说，“迷信”是其他学生对这些学生的指代。对于那些信仰不够虔诚的学生来说，“迷信”是他们对基督教信仰者的指代。这使得他们面临的文化冲突各不相同。

L同学是个心直口快的姑娘，直接谈起了自己的情况。她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小时候上过主日学校，现在若有闲余时间也去。她认为基督教对她帮助很大，让人们要爱人、忍耐和互让，认为父亲能够在一次事故中化险为夷，也得益于主的帮助。所以，基督教在她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她给研究者讲述了由于自己信仰基督教受到同学“歧视”的事。

L：有，这主要是我周围，多的都不信嘛，我出去了说我是信基督教的，别人就是以那种歧视的眼光看我哩，好像在说：“你们怎么还信基督教哩！”我觉得心里很难受。有时候，我一起耍的好的，人家多的都不信嘛，说：“你就别去了，你去还浪费你时间哩，你信不信，无所谓，你见过神的吗？迷信嘛！”

问：那你会怎么办呢？

L：我一般是，别人说别人的，反正我信的是我的，我心里要坚定，我就祷告一下，说一下。

问：那你遇到这种情况时，你会不会隐瞒你的基督徒身份呢？

L：有时会肯定地说是，有时候不会，给我的感觉是人家说你怎么还信基督教，就这么个说哩，胡说哩……

诸如此类的故事在调查中还有很多。其他同学认为基督教是一种“迷信”以及前面例子中提到的把基督教看作是“洋教”，都可能造成不同信仰同学之间的文化冲突。对那些将宗教信仰内化的基督徒学生来说，基督徒是他们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歧视性的语言或行为人为地撕裂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因而，遭受歧视的中学生基督徒易出现负性情绪体验，此时，这些同学往往通过向宗教寻求慰藉来减缓负性情绪或采取“回避”的应对策略。

对于那些信仰不够虔诚或认为自己不信教的学生来说，他们把基督教信仰看作是迷信，不再认同基督教的宗教观念和价值体系，转而认同科学价值观。这时，他们的文化适应方向也因此发生转向，由原来适应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科学文化转向适应基督教文化，表现为自己认可的科学文化同父母、神职人员所认可的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冲突。调查发现，这种冲突主要发生在长辈和孩子之间。

Q是两个女儿的母亲，大女儿初中毕业之后去新疆打工，二女儿正在上高一，丈夫经常外出打工，教育子女的责任落到了她的肩上。Q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乐于参加教会活动，W村长老也认为她是村子里信主信得真的人。在探讨她和女儿的冲突时，她是这样说的：

双方的观念不同，基督教引人归主，让她去主日学校，对她今后的人生有帮助，孩子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劝孩子时，孩子不接受，就发生冲突了嘛。你不信，问她嘛。(她指着躺在炕上的孩子J)

Q将矛盾的原因归结为双方观念的不同，其实就是孩子的科学观念与父母的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笔者后来问J时，J是这样说的：

书本上说：“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但父母却说：“人是由神创造的，神不仅创造了人，而且创造了天地万物。”我认为书本上的比较真实，因为人是研究科学的，我们相信科学。

E同学讲了自己小时候父母逼自己上主日学校的事，甚至产生了恨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想法。

小时候，父母让我上了由本村组织的“主日学校”，我本来就不喜欢去，但由于父母的强迫，我还是非去不可，如果不去会受到父母的责备。因此，由于这个事情，我有时候真恨过这个信仰，因为它限制了我的快乐和自由。

这类学生对宗教普遍持抵触态度，因此常与父母发生冲突，造成与父母关系的紧张。尽管亲子冲突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但宗教在此扮演了亲子冲突导火索的角色，增加了青少年与父母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冲突往往难以化解。

五、结论

通过对一个基督教影响比较广泛、基督徒较为集中的村庄的田野研究，本文发现中学生基督徒的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表现出以下若干特点。

(一) 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融会及文化适应策略的多样化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始终存在一个如何与本土社会文化互相适应与融合的问题。从本研究来看，在儒家伦理层面，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基督教文化则迎合、比附于中国传统文化，致力于外来宗教的中国化，从而极大地消解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但是，宗教风俗的冲突、“侵略”印记给中学生基督徒带来的文化冲突仍较为普遍。不过，中国人集体主义取向的应对模式、“人情”大于“神情”的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解这些冲突。对中学生基督徒来说，宗教虔诚度愈高，对冲突的感受性愈高；反之，宗教虔诚度愈低，则冲突感受性愈低。面对这些文化冲突，中学生基督徒表现出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体现为两个极端：争辩、说服和传道是主动的策略，情境决定、回避和忍让是另一类型的策略。争辩并不同宗教虔诚度高相对应，一些宗教虔诚度低的青少年也可能出于维护本群体文化的原因而与他人发生争执；说服和传道同高的宗教虔诚度相关，回避和忍让则没有表现出差别。

(二) 信仰分化与文化适应方向的转向

学校将现代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传授给学生，但学校并没有垄断文化传递的全部权力，受到其他传递主体的强劲挑战，作用于学生社会化过程的传递结构是多样化的。中学生基督徒在学校里接受科学文化，同时还在家庭和社区接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之间的不连续性造成了中学生基督徒的文化适应困难。初中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学校主导的科学知识得到更多中学生基督徒的认可，对宗教知识产生了疑问，随之信仰产生了分化。保持信仰者和脱离信仰者各自面临不同的文化适应问题：保持宗教信仰者对代表科学文化的价值观和知识体系心存疑问，因其信仰受到老师和其他学生的误解和歧视而导致内心冲突和困惑；而对那些信仰不够虔诚的学生来说，则可能会与认同宗教价值观念的父母和神职人员发生矛盾和冲突。因此，无论是保持宗教信仰者或是脱离宗教信仰者，学校传承的科学文化和宗教文化之间的撞击都可能引起他们的文化适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