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研究是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争论最为激烈的研究领域。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传统阶级特征弱化、阶级意识淡化、身份特征和身份意识强化、阶级政治退化以及去阶级政治强化等趋势的日益显著，西方学界围绕“阶级消亡”(the end of class)的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对立的两派。赞成阶级消亡论的学者认为，任何阶级都有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工人阶级也并不例外，在西方，阶级作为分析工具与历史的主体都已结束，作为理论的客体被解构。而反对阶级消亡论的学者认为，虽然后工业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已不是原来的工人阶级，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正在告别历史，但阶级在经济、政治与家庭领域都没有消亡，仍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虽然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变化，这种变化使人们对无产阶级能否担当革命的生力军产生了怀疑，但阶级依然存在。

一、工人阶级是否终结

“阶级”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概念，阶级斗争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解释的基本框架。它有两个基本点：第一，在迄今为止的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着作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相互对抗的阶级斗争，这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和内在动力。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工人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具有内在一致性，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处于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核心，但它的阶级利益却不能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得到满足，这就决定了工人阶级必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人类解放的主体。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消灭自己的阶级性，恢复人的地位。

然而，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各种调整而将其统治范围扩展到全世界，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阶级却由于战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并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新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活力，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有较大的提高，出现了蓝领和白领工人之分；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从暴力统治向意识形态统治转换，除了在政治上压迫和经济上剥削工人阶级外，更多地是通过控制工人的意识使其认同资本主义统治的文化秩序，从而引起了工人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的弱化甚至淡化。

当代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分化成复杂的阶层和利益集团。一方面，白领工人比蓝领工人有较高的收入、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因而表现出求稳怕变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科技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西方社会出现了伴随“白领失业浪潮”而产生的更大的精神压力。此外，由于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工人和整个社会在资本主义高生产、高工资、高消费的引导下，向消费主义方向发展，产生了非政治化倾向。上述情况使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1)传统的阶级概念在理论上界定不清，在现实中模糊；(2)与马克思曾预言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状况将趋于恶化，其革命意识将日益增长的结论不同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越来越不革命；(3)阶级概念过于简化，将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约为阶级关系，把多样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化约为阶级立场，从而使之得考察现代社会结构的视野呈现出局限性。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改变了马克思的过分乐观的看法，他指出，欧洲大陆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工人阶级应由革命转入和平发展，应有效地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如争取普选权、参加国会等。总之，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消退、无产阶级非无产阶级化的问题，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尴尬境遇，由此，西方学者提出了工人阶级“有产化”、“无产阶级消失论”等观点，而安德瑞·高兹(André Gorz)以激进态度写作的《告别工人阶级》一书，乃是基于为适应后工业社会变化的立场而尝试放弃马克思之阶级观点的代表性的文本。

《告别工人阶级》挑战了马克思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财富；二是面临资本威胁的工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推翻它的行动者。A.高兹认为，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产生工人阶级(挣工资的阶级)的那种无产阶级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形而上学的，这种神秘的无产阶级观点不仅构成《资本论》的分析框架，而且蔓延于以后诸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作品之中。《告别工人阶级》对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进行解构。在A.高兹看来，马克思所提出的判断，即工人阶级追求的目标与整个社会休戚相关，因为工人一无所有但又无所不在，与所有的工作过程相联系，成为“普遍的阶级”，并且相信工人阶级迟早会意识到自身的这种普遍性，不再与特定的工作过程相联系，能够主宰和控制所有的工作的这些论断，是一种“集体占有的神话”(myth of collective appropriation)。A.高兹认为，事实上，成熟的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碎片化，使工人没有机会在整体上控制生产。只不过，尽管“这些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否定”，但其表现为“为了利润而将生产置于资本的控制下的经济就被为了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原先称为社会主义)所取代”(Gorz，1982：122)。A.高兹的这种结论虽然与马克思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其区别在于，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以及阶级冲突在整体上的转型意义，而A.高兹看到的则是工人的斗争为形成现代“福利资本主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A.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背离了马克思的预期，与其说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体系，不如说资本主义的成熟越来越使工人阶级的作用弱小化。在A.高兹看来，信息技术将消除大部分现存的体力劳动，使蓝领工作越来越趋于萎缩，同时也将消除单调乏味的白领工作。无产阶级不再是直接革命的阶级，而是逐渐地非政治化了，他们受自动化的威胁首先要求的是雇佣的稳定性。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使传统形式的社会革命成为不可能，传统马克思主义把注意力放在经济上被剥削的无产阶级身上的观点，已不再适用于二战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应“告别工人阶级”，发动后工业社会革命以解决“普遍的人类利益问题”(核恐怖和生态危机)。A.高兹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的产物，被资本主义所同化，不能形成对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挑战，无产阶级正处于解体过程中，“无产阶级”这一标签正在饱受非议、已无用武之地。

A.高兹先后提出了“新工人阶级”、“后工业的新工人阶级”、“非工人非阶级”等概念，认为历史发展和技术变迁即便不造成无产者的消亡，也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消亡。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A.高兹失望地看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几个关键时期都没有能够起来夺取政权，不仅未能组织起有效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资本的逻辑同化。A.高兹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消亡，大量的蓝领工人转化为白领工人，劳动者受到物化的压迫却并未产生被奴役的意识，正日益失去职业的自主性和否定的目标，而参与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管理之中，如果说马克思所指出的在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失去的仅仅是锁链，那么在今天则意味着失去得更多。A.高兹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结构、矛盾和斗争的新变化，提出了“新工人阶级”论，主张用新工人阶级取代马克思的所谓同质化的革命工人阶级。他反对总罢工，提倡一种以新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他认为，革命必须从劳动场所开始，重点在于直接掌握领导权，通过合法斗争和渐进的结构改革而逐步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由专家、技术人员、教师、科学家、工程师、学生、学者、新闻记者、科层管理人员、受过专门训练的白领工人、青年、知识分子、黑人和外籍劳工等组成的新中间阶层正在崛起，A.高兹把这个阶层称为“新工人阶级”。他认为“新工人阶级”是实施社会主义劳工战略的先锋队和主要力量，“新工人阶级”受过教育，薪金丰厚，主要关心的不是薪金，不像传统的工人阶级那样，其革命性建立在物质贫困的基础上，关心的是工资、待遇，而一旦这一革命性基础不存在，革命性也就随之消失。新工人阶级革命的动力不再是物质匮乏，而是克服异化和厌倦，追求劳动、生活的意义和创造性。“新工人阶级”同样是工资收入者，同样受资本规律的制约，同样遭受被异化的命运，有克服异化的自治要求。尽管A.高兹的“新工人阶级”概念尚有诸多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之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意欲解构马克思主义经典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这一“神秘的概念”或“幻相”，“工人”这一概念被“祛魅”了，它不过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字眼，褪掉了在其之上被赋予的许多政治的寄寓和理论的载荷。在工作场所日益分散化以及对抗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中，作为普遍主体的“工人阶级”已不在场了，如果工人还存在，那么它在社会建构中作为单一主体的中心地位已不复存在。

可以说，A.高兹的“新工人阶级”论所反映的现实背景，一是工人运动的危机，二是后工业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后工业时代的生产过程摧毁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信息技术的应用带来产业结构的巨大转型，工业中大量的投资所带来的不是更多而是更少的就业机会，大部分人将加入到长久失业者的队伍之中，那些由于战后产业结构调整而使其劳动技术变得毫无价值的人首当其冲地成了永久失业者或半失业者，已取代旧工人阶级。A.高兹提出，传统的工人阶级只是少数，大部分人口属于并无职业安定感的后工业社会的新工人阶级，遍布在见习的、合同的、不定期的、临时的和业余的工作领域，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工作要被自动化所消除。新工人阶级是一个从体力、智力工作中被排挤和被部分雇佣、没有工作保证的阶级，疏离于稳定而连续的工作场所，劳动的片断化和随机性、间断性使他们缺失阶级意识。“它比马克思的能够直接意识到自我的工人阶级有更多的优越性；它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既作为集体又作为个体而不能分割地存在”(Gorz，1982：68)。新工人阶级的目标不是夺取政权，而是通过解脱生产主义的市场合理性，重新获得支配自己活动的权力。其实，A.高兹的“新工人阶级”说，从根本上并未超出马克思关于劳动与资本对立中的集体反抗逻辑，只是在当代资本权力空前强大的压力下发生的一些理论变形。

A.高兹认为，随着后工业社会的继续发展，新工人阶级衍化为“非工人非阶级”，“我已用‘非工人非阶级’这个术语来指这种阶层，体验劳动作为外在强加的责任，在其中‘浪费生命去赚取生活’”(同上：7)。20世纪60年代的群众运动表明，科技知识分子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农民、学生、少数民族、妇女、同性恋者、环保主义者逐渐上升到社会变革的显要位置。A.高兹在1968年以后放弃了新工人阶级论，转向对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思考，以寻求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力，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新的激进力量即他所谓的“非工人非阶级”上。他认为，属于“非工人非阶级”的那些人是后工业社会中阶级成分不明、政治身份模糊的个人，起的作用却越来越大。“非工人非阶级”预示着西方社会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切阶级的瓦解，表明非阶级政治的、强调个人主权的新社会运动和力量的崛起，主张以权力抗争取代阶级斗争，以激进的、多中心的文化抗争和民主建构否定劳动对资本的反抗，否定以推翻资本的统治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A.高兹认为，后工业社会革命的主体和动力都不是工人阶级，革命动力来自人的需求而不是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一个不但不能控制生产资料、而且其直接利益和社会主义合理性不一致的工人阶级”(同上：15)。“非工人”有别于传统的工人，“非阶级”不再是一个阶级，没有组织上的延续性，没有明确的阶级认同，与特定的社会集团无关，不具有共同的社会使命，“与工人阶级截然不同，非阶级不由资本主义形成并且不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烙印”(同上：68)。A.高兹认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已难以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状况。

然而，虽然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垄断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使得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构成及其特点与传统的产业无产阶级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消亡或其历史作用发生了根本变化，不能据此认为工人阶级消失了或资本主义的矛盾已根本解决，A.高兹的去阶级化的多元政治理论，并不能说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本身出现了危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今天仍有现实性，当其与当代社会结构分析、社会不平等以及女性问题等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时依然会显现出更强的生命力。马克思核心的观点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可能在现存的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内、只能通过彻底替代的社会主义体制才能得到根本的满足。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变革主体的论断没有过时，马克思揭示的工人阶级利益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依然有效，工人阶级并未终结，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未变，只是需要以新的方式实现而已。

二、工人阶级在何种意义上终结

由于不满意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优先地位的强调和对种族、性别等问题的忽视，A.高兹对工人阶级在形成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作用表示怀疑而提出以性别、种族、年龄和居住区为基础的集团将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A.高兹对西方发达国家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人阶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丧失了自身的革命性、否定性和批判性，从而并未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未能完成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却先于资本主义消失、进入坟墓的状况深为感慨。因为，在他看来，当代的工人阶级已经远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工人阶级，它与资本家之间已经不是敌我矛盾，并被资本逻辑同化和俘虏。A.高兹认为，工人阶级构成了大工业时代阶级斗争的基础，是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的主角，当代劳动者的概念已不仅仅是指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而且扩展到第三产业的服务人员和知识型的白领工人。“社会主义的危机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危机。……那么，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是否定自身的存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只是显示这种否定能运作有效并变成现实。……阶级自身进入了危机。”(Gorz，1982：66-67)由于感慨于传统工人阶级的衰落(其体现为大规模工厂劳动、人口集中的庞大的无产阶级已不存在)，A.高兹进而将表现在现代社会中的性别、文化、种族、生态等领域的种种冲突与阶级冲突等量齐观甚至取阶级冲突而代之。他认为，传统工人阶级的衰落并非是受资本控制的结果，而是由于科技进步侵蚀传统的蓝领制造业的后果。其关于传统工人阶级终结的观点主要源于微电子技术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由于微电子技术的应用，工人人数大幅度缩减并分化为高技术高工资的特权部分和无技术无生存保障的弱势部分，大部分人将加入到长久失业者的行列，引进自动化生产的新技术可能急剧地减少劳动力的需求，大量的文职人员、销售人员和流水线生产工人成为多余。然而，应该看到，虽然，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构成及其特点，与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这种量的变化并不标志着阶级或阶级政治的消失。

A.高兹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突出地表现为他将工人阶级从其历史变革动力的优先性位置上置换下来，换言之，即把阶级斗争连同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中置换下来，从而大大降低了对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发动机之作用的评价，在其理论中，虽然阶级斗争依然是一种获得政治权利的手段，但已经不是主要的、根本的手段。A.高兹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带有去阶级化色彩，只要求体制内的文化革命是其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的致命伤。应当看到，探索西方符合晚期资本主义实际的工人阶级革命的正确道路、用马克思主义重新武装和动员西方工人阶级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工人阶级的存在仍然是西方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长期的现实，尽管经历着巨大的经济社会变化，工人阶级的身份却是稳定的，现在宣告工人阶级的消亡可谓过于操之过急。马克思是在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无产阶级是一个由于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阶级，这个阶级若不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但A.高兹却认为，现在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了，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变化，原来的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工人具有长期的、稳定的工作，而另一部分工人则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拥有长期稳定工作的工人成为少数精英，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倾向于保持现状并与资本合作；失业半失业的“非工人非阶级”对工作没有认同感，也希望参与整个生产并得到必要的报酬，由于他们对资本主义没有认同和对未来社会没有整体的设想，不可能独立成为社会变革的直接主体，只能与其他社会斗争的行动者一起成为斗争的真实主体，“无产阶级本身是‘总体工人’的一小部分”(Gorz，1982：33)。“高兹在任何时期都没有说过新无产阶级将成为‘唯一的革命主体’”(Adrian，1996：99)。A.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结构与功能，使阶级关系缓和，通过利益的纽带把这两个以前的敌对阶级拴在了一起，无产阶级的有产化提高了工人阶级的处境和地位，也腐蚀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然而，工人阶级毕竟是“工作的雇佣阶级”，一个人只要是被雇佣的劳动者，其生存取决于自己出卖的劳动力，作为工人阶级的性质便没有改变，受剥削和被驱使的命运便没有根本改观。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只要工人阶级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历史地位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就必然要起来摆脱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精神上受奴役的地位，其历史使命就仍然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

A.高兹看好“非工人非阶级”这一既不属于工人又不属于阶级的大批量人群，认为阶级对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已无能为力，失业反而获得积极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意义。非工人非阶级这一明显的缺陷却成了优越性和力量的源泉，因为非工人非阶级倾向于从工作领域之外寻找满足，从而意识到自己能将全人类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潜能。A.高兹提出，当今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已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由工人阶级获取权力，而是获得一种自由来扬弃作为工人的全部角色，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规定的工作领域中彻底挣脱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传统工人阶级手工劳动的岗位大量流失，许多人成为永久失业者或半失业者，他们作为一个积极的主体取代工人阶级，与生态运动、女性运动等“新社会运动”汇合，成为否定资本主义的重要社会力量(Gorz，1982：67-68)。他认为，从工人阶级衰落趋势中正产生着新的社会转型的可能性，放弃对工人阶级乃至对工作本身的崇拜，是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关键一步。西方经济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削弱了工人阶级共同的阶级归属感和认同感，职业界限的淡化导致西方工人阶级意识的淡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淡化，确实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一些消极不利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进程。然而，应当看到，随着科技革命和经济的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也为工人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为实现其历史使命提供了更加强大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人阶级素质的整体提高，有利于实现其历史使命，能够更直接、更广泛地参加到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来。工人阶级虽然缺乏足够的生态意识，但毕竟是从事直接生产劳动、直接与自然打交道的，同时他们也是在生产和生活中受环境污染最为深重的阶级，因此工人阶级中蕴藏着的革命性一旦激发出来是巨大的。A.高兹的观点有合理之处，但是他的语境是在后工业社会内部而没有将全球性的视野纳入其中，所以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A.高兹认为，按资本主义的逻辑和需要发挥作用的技术塑造着工人阶级，这种工人阶级如果夺取了资本所设置的统治机器，将再生产出同样类型的统治，变成功能上的资产阶级。A.高兹对传统的工人阶级说再见，认为集体的工人已经变得软弱无能，无法意识到自身的力量，由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单位及其所体现的技术、社会、地域的劳动力划分所主宰。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组织化造成了劳动力的碎片化，在这个通过信息技术组织全球生产的时代，工人根本没有机会作为一个普遍阶级去控制整个社会生产的整体特性：“在现存的生产结构的框架中，基层工人的权力于是可视为一种实际的不可能。……不是他们个人有毛病，而是因为技术和社会的劳动分工、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工业机器的规模和惯性严格地决定着生产过程的结果和阶段，从而使工人控制生产的空间所剩无几。”(Gorz，1982：51-52)他认为，从泰罗制到后福特制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资本对工人控制形式的不断调整的过程，当代资本主义的后福特制生产模式只是一种为掩盖深层对抗状态而寻求劳资关系虚假一致的策略，它的巨大缺陷是工人只有如何生产的决策权而并不享有对产品的控制权。这种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将推动工人对企业及其发展目标的认同，削弱工人的阶级意识。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是与资本对工人的控制密切相关的，在后福特制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的全职就业成为不可能，工人被分割成有稳定工作的技术工人和失业半失业的边缘工人，缺乏技术、无特长的工人已经被知识型、组织化、有技术的工人所代替，后福特制条件下失业成为越来越多的工人的宿命，受雇的工人对工作没有自主权。在当代西方，无产阶级的两大传统特征(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贫困化)已经消失，无产阶级已丧失了革命性，阶级意识无法唤起，与其坐等他们重新觉悟，不如寻找和集结新的革命力量。A.高兹主张向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道别，认为工人已经割断了同无产阶级的关系，这已经不仅是阶级意识的匮乏和缺失的问题，更是作为普遍历史主体本身成了问题，整体革命、宏大叙事不再可能，可能的只是微小的反抗。当代西方社会革命的主体应当为扩大了的工人阶级，即以白领工人、青年、知识分子、黑人和外籍劳工为主的工人阶级，在传统意义上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告别工人阶级就是告别原来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无产阶级。

三、工人阶级何以终结

在无产者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上，A.高兹指出，“既然阶级是由社会系统强加在个体无产者的存在之上的一个不可超越的限制，那么阶级的存在自然是先于个体而实现的。作为某个阶级的成员的个体从来不是自由的，而只有在由它甚至在逃避它时完成的阶级命运的界限内才是自由的。……结果无产者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个非特定的可以相互交换的存在——也就是说，作为许多无名的和完全被异化了的他者中的一个——才能易于对他或她的剥削者施以影响。作为一个无产者意味着你转而反抗你的剥削者的唯一武器只是可以交换的劳动量及其具有的工作能力”(Gorz，1982：36)。个体作为整体中的没有任何个性的成分而存在，个体的力量来自于集体的力量，个体工人只有先使自己成为非个体才有可能依靠集体来与他的剥削者做斗争，“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完全被基于个体的异化、被剥夺和自我否定的社会体系所否定，将能使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复归被异化的一切。换句话说，他们作为个体必须丧失自我，作为异化他们的社会体系中的一个阶级的主人。……阶级作为一个单位是想象的主体，重新占有社会体系，但这是一个延伸和超越了任何个体和一切现存的无产阶级的主体”(同上：37)。A.高兹认为技术院校的教育使技术工人更多地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中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不仅发生了量的变化，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人数不断增加，其内涵和外延在逐渐扩大，工人阶级的劳动则越来越多地具有局部性，很容易被机械化和自动化所代替。

A.高兹告别工人阶级转而关注各种打破了传统固定政治身份的大众，这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左派学者在探寻变革可能性时的主体依赖。由于工人的阶级意识消解，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变成了一封“没有收信人的信”，被马克思称作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连为一体。A.高兹对工人阶级失望但不绝望，在“革命”这一字眼逐渐淡出时他并没有附和众人而送别革命，反而对新形势下如何实施革命作了有益的探索。一方面，他对工人阶级成份的变化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强调工人阶级的成分比马克思的时代有很大的扩展，无产阶级消失了，新工人阶级已经崛起。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科技劳动者是“新工人阶级”，不能被列入传统工人阶级的行列，因为科技劳动者所创造的科学技术与资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新技术革命的需要决定了“新工人阶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传统工人阶级越来越边缘化甚至终结。由于在A.高兹看来，“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不可避免，其真正的危机在于，支撑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已经消失。所以，尽管他仍然坚持马克思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并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的新发展和新特点，其视野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但是，他不再强调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使命。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社会结构的经典理论相去甚远，因而他对工人阶级的终结、工人运动的衰落和社会主义政治所作的预言也只能属于一种犬儒主义式的命题，“历史的终结将成为一个新的开端，最初将成为最终，一无所有将变成一切全有”(Gorz，1982：37)。一旦像A.高兹那样“告别工人阶级”，就几乎等于向经过改良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送去另一种秋波。A.高兹的非阶级理论不具有战略上的力量和可行性，他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生活和阶级结构的新变化，试图以“新工人阶级”作为传统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突破点，但这种“新”意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渐行渐远。

尽管在《告别工人阶级》一书中A.高兹的许多观点招致多方批评，但该书本身却开创了工人阶级研究的新局面，起到了为后来的研究提供启发与借鉴的作用，因而被西方许多大学列为研究政治学、社会学和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必读书目。他立足经济基础分析所得出的告别工人阶级的阐述，可以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所作的激烈批判(这种批判着重于在现代大众消费的浪潮中工人阶级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淡化其阶级意识并最终放弃其历史使命的批判)进行相互阐释。在西方，尽管经历了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生产模式的转变以及由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服务、消费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但阶级对立依然存在。因而阶级分析必将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其表现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富国和穷国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现为资本主义内部资产阶级和被雇佣阶级的矛盾，不论白领和蓝领的比例如何，也不论服务业在整个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达到多大的程度，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并没有过时。随着生产劳动分工的国际化和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规模，并具有了生态意识。全球范围内的工人形成了全球化的反对资本的运动，使传统的阶级斗争具有了更加开阔的世界视野，并开始进行有关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思考。资本全球化运动带来的一个理论后果是人们的注意力过多地被吸引到边缘劳动与中心资本的对抗的领域，而忽视了中心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从而造成似乎中心国家已经解决了自身的资本与劳动的对抗，似乎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家以股权或福利形式收买完毕，成为资产阶级的同谋，分享着跨国资本对边缘国家或半边缘国家的红利的印象，其实，这只是一种幻觉。A.高兹宣告“告别工人阶级”为时尚早，今天，无论是现实上还是从理论上，都难以对工人阶级说再见，应该告别的恰恰是“告别工人阶级”。

诚然，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中，工人阶级不再是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参与和管理的主体和新社会的建设者。中国的工人正处在阶级形成、再造而非消解的过程中，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与西方国家由前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相比，在社会结构背景、意识形态以及社会阶级关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尽管，A.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可以为理解我国当前工人阶段的状况提供某些启示，但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地套用他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当前工人的转型。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宣布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阶级、阶级斗争的话题从官方意识形态和学术话语中逐渐消失。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靠工资为生、处于领导地位的劳动者所形成的阶级。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变化确实非常显著，其内部阶层和利益复杂化，知识素质不断增强，流动性不断加大，内部构成发生了变化，愈发显示了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特性。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我国社会阶层发生的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人阶级的素质明显提高，掌握现代高科技的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使得工人阶级在当前的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时代仍是掌握着先进生产力的阶级，这对强化工人阶级的基础大有裨益。二是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经济制度改革的深入和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形成，“无产”不再是当代工人阶级的特点，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导致工人阶级有产化。今天的劳动者不再是也不可能是通常意义上的无产的劳动者，而是成了或正在变成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有产的劳动者。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成份和经济利益的构成日趋复杂和多元化，如果还是把工人阶级的定义局限在体力劳动工人，未免过于陈腐。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人数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计算机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生产工具改良，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二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随着资本的转移，传统工业已经从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迁移到边缘地带。全球化导致工人阶级的分化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转化为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斗争的对象不明确，工人阶级的联合很困难。不过，有目共睹的是，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大军还将长期维持下去。尽管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在穿着、语言或休闲方式等方面的差别可能正在消失，但是根本差别依然存在。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大陆，当代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奢谈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消失、认为工人阶级的有产化导致阶级消亡未免过于草率。

工业化、无产化只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客观条件，工人阶级由无产向有产的转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工人阶级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成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发展进程中的最初阶段。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的劳动素质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企业利润的分配，且可能有所节余以购买股票、债券或本企业的产权，而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有产化的“产”指的不是用于消费的生活资料，而是用于生产的生产资料；有产化的“化”是一个过程，指的是工人阶级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即产权的过程。工人阶级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同时也就有了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权利，成为企业的主人，而不再是被雇佣者，从此便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有产阶级了。工人阶级有产化是资本不断扬弃的结果。资本既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同时也是现代生产发展的杠杆。随着生产的发展，资本在生产中的杠杆作用日益突出，作为剥削工具的职能则不断淡化。马克思把这种现象叫做资本扬弃。资本扬弃的最终结果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合而为一，阶级的分野不再存在，劳动由雇佣劳动转化为自由劳动，工人阶级完成了有产化过程而成为有产者，工人阶级有产化、产权化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共同富裕只有在实现工人阶级有产化之后才有可能。并不是工人消失了，而是体力劳动者被脑力劳动者替代了。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成份日趋复杂和多元化，一味地强调“阶级”的经济剥削性质，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即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当作区分阶级的标准，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了。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是一个经济概念，指的是人们与生产和消费资料的不同关系；而在A.高兹那里，阶级就是阶层，A.高兹断言工人阶级消失的地方，恰恰可以看到现代资本逻辑结构中工人阶级的强化和新生的萌芽。

《告别工人阶级》刺激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观点。但是，尽管该书论点新颖，却结构松散，虽然在描述方面特点显明，却未能梳理出一种条理清晰的理论以取代传统理论，由于该书过于强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反的观点的新颖性，从而引发了比它要解决的问题多得多的问题，因而，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A.高兹误以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不是建立在阶级矛盾的经验观察上，也不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上。这种诠释显然是有悖事实的。而且，与马克思的革命无产阶级思想相比，他的非工人非阶级的思想似乎更为幼稚。A.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之表达迎合了将马克思主义链接到自由多元主义的需要，有弱化西方大众阶级意识的消极作用。但我们同时也承认，A.高兹的主张仍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强调个人自治精神以及每个人个性的发展，要求在自治领域内获得劳动的解放，只不过其指向的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指摘过的那种具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A.高兹虽然希望人摆脱资本主义逻辑的束缚，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但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不能仅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阶级分野，而应侧重于世界体系内的革命，这个革命的主体既包括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也将包括其他阶层的民众，即各种被剥夺、被边缘化的人群，革命的形式也将呈现出更为多元化且有效的运动。显然，“非工人非阶级”的阶级意识模糊，并不像传统无产阶级具有明确的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目标，不能代替传统无产阶级成为新的革命代理，而只能作为传统无产阶级的辅助力量。若就A.高兹的新工人阶级论，他在根据时代背景探索工人阶级的新出路的过程中，“意图之外”地为工人阶级指点了新的“同盟军”而言，则可以说他的思想仍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