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期，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人们在探讨此次金融风暴的起因、分析其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时，自然而然地会联想起1990年代发生在亚洲的那场金融危机。众所周知，在1997年7月爆发的那场金融危机中，韩国是一个重灾国。经过几年的治理，韩国成功地摆脱危机，实现经济的复苏。然而好景不常，从上一次危机开始到现在整整十一个年头，金融危机的厄运再一次光顾韩国。这次金融风暴对韩国的影响目前还无法做出全面判断。但是，韩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同一个地方两次跌倒的事实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这里我们不探讨韩国金融体制乃至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而主要分析90年代金融危机对韩国社会的影响。

历史上任何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都无一例外地导致深刻的社会危机和重大的社会变革。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年有余，回过头来看90年代韩国金融危机，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对韩国社会的冲击之大、影响之深远。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社会质量全面下降，社会分化加深   “社会质量”是1990年代后期欧盟学者采用的一个用以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概念。简单地说，这个概念包括四个要素：一是社会经济安全性，指人们获取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可能性；二是社会团结性，指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在何种程度上能保有整体性和基本价值规范；三是社会包容性，指人们接近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多样化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可能性；四是社会赋权性，指个人的力量和能力在何种程度上通过社会结构发挥出来。衡量社会质量的四个要素有一系列指标，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具体的指标来考察90年代经济危机对韩国社会质量的影响。

(1) 社会经济安全性可以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就业状况和犯罪率等方面来考察。有关数据显示，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贫困层的数量急剧上升。1996年韩国的绝对贫困率为4.3%，1997年达到7.5%，1998年攀升到14.9%。贫困人口规模扩大和收入减少相伴随，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1998年第三季度韩国城市家庭月收入为176万韩元，是35年来的最低点。1998年韩国国民名义工资的增长率为2.5%，而同期消费价格则上涨了7.5%，所以韩国国民实际工资增长为10%。贫困阶层扩大与韩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是同步的。如果按照五等分的方法来衡量，1997年韩国最穷的和次穷的1/5家庭月收入分别为89.9万韩元和146.7万韩元，而其他三个组别的数据分别是191.5万韩元251.4万韩元和391.7万韩元。2000年上述相对应的数字则分别为86.2万韩元、146.3万韩元、196.2万韩元、261.7万韩元和416.5万韩元。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最穷的和次穷的两个组别的收入下降，而其他三个组别的收入则明显上升。基尼系数也揭示了这种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金融危机之前，韩国基尼系数处在稳定的水平0.28-0.29左右，而2000年则上升到0.32。

贫困与收入不平等扩大和当时韩国的就业状况直接相关。1997年7月韩国的失业率为2.2%，同年12月上升到3.1%。危机爆发半年之后的1998年2月失业率为5.9%，同年7月达到7.6%。1999年2月失业率攀升到最高峰值达到8.6%。失业率上升的同时，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1997年就业者中临时工的比例为14.1%，短期雇工为31.6%，而全职就业者为54.3%，1999年3月，相应的比例则分别为17.4%、33.2%和49.4%，数据表明作为非正规职的临时工比例增加，而正规职的比例降低。金融危机期间，劳动时间延长也是一个突出现象，危机前的月劳动时间不足195小时，1999年已经达到206.6小时。和劳动就业有关的另一个指标是金融危机之后生产安全指数下降，由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数字上升。1998年韩国事故性死亡人数为2212人，1999年为2291人，2000年和2001年分别达到2528人和2748人。

衡量社会经济安全性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犯罪率。1990年代初，韩国每10万人发生犯罪的是2732名，2000年这一数字是3974名，2004年达到最高峰的4328名。犯罪率增长非常显著，十余年的时间里增加了1.4倍。1998年以后刑事犯罪急速增加，包括财产犯罪、暴力犯罪、伪造犯罪、风俗犯罪等几大主要犯罪的发生频率更为明显。而财产犯罪的显著增加被视为经济危机的独特效果。

(2) 社会团结性可以用社会信任、归属感和离婚率等指标衡量。金融危机导致韩国社会的信任危机。有关调查数据显示，金融危机期间韩国人一般性的信任度明显减少，对社会机构的信任也明显弱化。例如，从1996年到2001年，韩国国民对工会的信任度由5.94下降到2.29，对大学的信任度由15.96下降到3.09，对司法部的信任度由20.07下降到28.2，对舆论的信任度由5.2下降的13.21。特别是对那些被标榜为代表国民和社会核心价值的机构的信任度明显下降。

与此同时，韩国国民的归属感非常明显地弱化。在回答“如果有机会是否移民”的问题时，回答“是”的在1986年为24.8%，1996年为27.6%，2001年猛增到35.5%，2003年更是达到42.2%。韩国国民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心理危机由此可窥一斑。

金融危机还给韩国家庭带来巨大冲击。离婚率居高不下成为金融危机期间非常令人瞩目的一个社会现象。据统计，1997年韩国离婚数为93 200件，1999年为118 000件，2000年达到120 000件，2002年更是猛增到145 300件。2002年韩国的离婚率为3.0，比1990年代初高出1倍，当时仅次于美国(4.2)，比英国(2.9)、瑞典(2.4)和德国(2.3)等西方国家还要高。高离婚率意味着韩国社会联结的最基本的纽带出了问题。如果就这一期间离婚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的话还能发现，因经济问题而离婚的比例由1992年的2.1%上升到4.4%，1998年达到6.9%。

(3) 社会包容指标可以用性别平等状况和阶层间整合程度以及社会关系的连接性来衡量。

从性别平等状况来看，韩国传统上是一个女性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国家。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男女平等指数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性别间的包容性增加。例如，女性就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就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金融危机期间，女性受到的就业歧视也非常明显。仅从就业结构角度来看，有关数据显示1997年62%的女性从业人员属于临时工或短期雇工，1998年这一数字上升为65.9%，而到了1999年和2000年时，这一数字维持在70%左右。从经济活动参加率也可以看出金融危机期间的男女差异。数据显示，2000年29岁以下的男性经济活动参与率为50.8%，而同期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只有40%；30岁以上的男性经济活动参与率为95.6%，而同期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只有54.1%；可见危机期间的性别间的包容性相对减弱。

从阶层间的整合性来看，贫困阶层的扩大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增加，使得危机冲击下的韩国人阶层认同发生了显著变化，危机前认同自己属于上层阶级的比例为4.3%，危机爆发后的1999年比例降为0.6%；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比例从61.1%下降到45.1%；而下层阶级的比例则从34.3%上升到54%。韩国国民的主观认同和客观统计数据揭示的趋势是一致的，即深陷危机的韩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从社会关系的连接性来看，本来可以用邻里关系、亲属关系的交流频度、家族及亲戚间的互助等指标来衡量。由于数据的缺乏，这里采用韩国统计厅发布的与父母同居比例来看韩国世代间的包容性变化。数据揭示，1998年调查对象中父母生存比例为66%，而有子女与父母同居的比例为15.7%；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4.4%，2006年更是降低到12.9%。而长子与父母同居是韩国社会的传统，金融危机期间长子与父母同居比例也急速下降，1998年长子与父母同居比例为30.8%，2002年下降为24.6%，2006年下降到21.8%。

(4) 社会赋权指标可以用从政治、经济和心理等角度来衡量。

从政治性赋权来看，投票率一直是衡量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主要指标。韩国金融危机之前的1992年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率为82%，1992年和1996年国会议员选举投票率分别为72%和64%。金融危机发生后的1997年和2002年总统大选举投票率分别为80%和71%；2000年和2004年国会议员选举投票率分别为57%和61%。危机期间的低投票率意味着韩国国民的政治参与意愿相对降低。

从经济性赋权来看，工会组织率是衡量工人的经济性赋权最重要的指标。1997年韩国各种工会组织数为5 733个，1998年下降为5 560个。工会组织率从1997年的12.2%，1999年下降到11.9%，到2005年更是下降到10.3%。工会组织率下降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工薪阶层的数量逐年增加。金融危机期间，工会组织率下降与人们对经济活动普遍性的信心不足有关。

社会心理指标可以从职业选择的标准和自杀率变化两个方面来考察。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1998年韩国人职业选择的要因中稳定性居第一位(41.5%)，其次是发展性(20.7%)和收入(18.2%)；2002年稳定性仍居第一位(34.4%)，但是收入(21.5%)跃升为第二位，第三位是发展性(16.1%)；2006年稳定性(32.6%)居仍第一位，收入(31.7%)和发展性(10.2%)紧随其后，顺位不变。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韩国人在择业时一直把工作稳定视为头等重要，即使从2002年开始考虑收入的比例逐年增加，但工作稳定一直稳居第一位。

自杀率的显著上升也是金融危机期间韩国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1997年韩国每10万人口自杀人数为14.1人，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上升为19.9人，1999年回落到16.1人，2002年上升到19.1人，此后逐年上升，2003年为24人，2005年为25.2人，2005年达到26.1人。韩国统计厅2006年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中有过自杀想法”的人为10.3%，其中有自杀念头的原因依次为“经济困难”、“家庭不和”和“孤独感”。按照性别区分，女性比例高于男性；按照年龄区分，40多岁和50多岁的韩国人有自杀冲动的比例较高。进一步按照年龄区分，自杀冲动的原因分别是：10多岁的人因为“学习成绩”和“升学问题”；20多岁的人因为“经济困难”和“职业问题”；30-60岁的人因为“经济困难”和“家庭不和”；60岁以上的因为“经济困难”和“身体或精神疾病”。

上述考察可以看出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社会质量全面下降，在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团结程度、社会包容性以及个人能力的发挥等方面社会分化加深。当然，这不意味着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社会的全面退步，实际上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在教育、医疗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进步也很明显，在对外国劳动者的包容以及男女平等等方面比过去也有提高。

社会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对韩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为应对金融危机，在危机深化期间赢得大选并宣誓就职的金大中总统，上任伊始就着手进行一揽子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之所以采取此种措施，主要是因为韩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紧急贷款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韩国开出的药方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韩国只不过是按处方施治而已。韩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调整包括：财阀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以及劳动改革。

(1) 财阀制度被普遍认为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所谓财阀是指由家族所有和经营的大企业集团。财阀制度改革首先指向财阀的所有制结构，政府要求财阀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其次，改革财阀的公司治理，要求财阀聘请独立的外来监事，减少支付方面企业内部的相互担保；第三，要求财阀合理化经营，砍掉和企业主要业务范围无直接关联的从属业务；第四，减少负债权益比率。当年韩国排名前5位的大宇集团被拆分显示了新政府对财阀改革的决心，此后韩国民众心目中财阀不可能倒闭的神话接连破灭，韩国最大的30家大企业中有多家接连倒闭或者被拆分。

(2) 金融改革集中在关闭或合并无力还债的金融机构，加强运营较好的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政府先将韩国第一银行和汉城银行两家商业银行国有化，然后出售给外国资本。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韩国有26家商业银行和30家商人银行，两年内政府关闭了5家商业银行和21家商人银行。同时政府投入了约500亿美元接管了52%的不良资产。

(3) 劳动改革的目标是劳动市场的弹性和构筑社会安全网。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工会的支持与合作。为此，政府出面协调组建了代表工会、企业和政府的三方委员会。委员会试图建立和发展出一个基于社团主义形式的三个行动主体间的契约。委员会在一开始就一些重要的协议取得了共识，但没过一年，工会对政府试图正面管理的企图不满，从而退出了三方委员会。

韩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重大政策调整对韩国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调整政策本身存在着很大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结构调整方案，是外部移植到韩国本土的，它过于标准化而没有考虑到韩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的特殊性，它没有给韩国社会追求自身发展战略的空间；二是韩国政府本身在如何改变国家基本经济，彻底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方面缺乏长远的观点。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充其量只是一次修修补补的工作，不是一次彻底的改革，治标不治本。虽然韩国通过这次表面的疗伤在短期内结束了危机(至少政府这样认为并匆匆宣布这一判断)，但更为根本的制度性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仍然是个疑问。这表明危机再次发生的土壤有可能依然存在。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使得韩国对外依赖进一步加强。发达国家控制支配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施加压力迫使韩国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世界市场逻辑来进行调整。其结果是韩国不得不对世界开放更多的领域，资产市场、服务市场、商品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等等。这样韩国对外来资本的渗透无法进行必要而适当的防范，对外依赖进一步加强。数据显示，到2001年外国投资基金和金融机构拥有了超过30%的韩国股票市场。1998年和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分别达到89亿美元，两年的总和超过从1962年到1997年35年期间全部外国直接投资的总和。在如此大规模外资流入的情况下，外资股份占10%以上的韩国公司数量从1996年的3877家增加到2000年的9423家。跨国公司和和外国投资开始进入韩国的要害经济部门。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这种对外资深度依赖的情况下，国际金融市场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韩国必然陷入新一轮的危机。

最后，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导致韩国国家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其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改革方案，将包含劳动、市场和政府三者在内的社会伙伴这一新社团主义理念融入其中。金大中为此提出了“民主和市场经济平行发展”的理论，其实质是原来政治上奉行的“平民主义”和“亲劳动者”的路线。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韩国政府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做法，就是通过加强社会安全网来谋求投资和福利。这种做法加速了市场经济的同时促进了民主化进程，在劳动、市场和政府三者之中，政府的力量不断减弱。其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的意图是，一方面要国家实施调节，另一方面是要市场来取代国家的角色。韩国在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中国家力量削弱的又一表现是，政府通过对私人部门的债务大量购买积累了高额的公共负债，同时，对公共部门的改革中，将政府拥有的企业快速收缩或私有化。这些因素导致国家置身于资本的影响下，极大地降低了国家应对经济循环和在国民急需时为其提供福利的能力。其三，市民社会力量不断加强。结构调整本身追求的是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增长而不是追求公平，因此结构调整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分化的过程。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联结也发生变化。例如，本土资本力量的减弱和国外资本实力的加强，使得原来的国家、资本、劳动的关系发生变化，原来的三方关系添加了外国资本后变为更加复杂的关系。所以，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的新诉求层出不穷，加之宽松的民主化环境，危机后韩国市民社会力量不断加强，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进行资源动员，新的社会联结形式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博弈中逐渐形成。其突出特征是市民团体和它主导的市民运动(尤其新社会运动)蓬勃发展。2005年底韩国全体社会团体为23517个，其中，2000年以后创立的团体占40.45%。市民社会的迅速发展是金融危机后韩国国家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