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社区实际上是一个包含着社会联系的概念,而这些社会联系则蕴涵了基于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团结、一种共同的情感分享模式,以及对于合作的自愿态度等等。在这种社区观念中,情感和生活被共同分享着,并且个人的角色是高度重合的。这样的社区观点,我们可以回溯至滕尼斯的著作之中。滕尼斯把社区定义为地域范围狭小的、其居民具有较紧密的相互关系的、传统性较强的地方性社会;把社会定义为大规模的、关系较松散的、现代性较强的社会,列出了社区与社会之间一系列可互相比较分析的性质(参见黎熙元、童晓频、蒋廉雄,2006:4)。实际上,在我们对于当下社区的讨论中,滕尼斯的社区标准往往只存在于农村社区。然而,其关于亲密性的邻里和地域性的互动的论述,仍作为一个重要的社区话题而存在。
在早期社会学家的眼中,社区的未来是不乐观的。滕尼斯对社区与社会两种社会形态的区分,本身就包含了对于人类社会结构发展的思考。这种思考所隐含的假设则为:社区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逐渐消亡。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一书,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将城市背景及城市环境概念化为人口规模、社会心理环境刺激强度、社会分工、货币经济与理性等几个方面,以此来论证城市背景和城市环境对城市社会人际关系的影响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张应祥,2006)。从齐美尔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社区中地域性的亲密关系将在现代社会逐步消亡,而取而代之的则是非个化的、专门化的、没有情感关连的人际关系的结论。以L.沃思为首的社会学者们进一步继承了这种对“社区消亡”的观点,他们认为传统社区中个体之间、邻里之间关系密切等方面的特征在现代城市中已不复存在,城市社会呈现出人口密度高、异质性强、社会组织发达等特点。这种观点与早期社会学者对于社区观点一起,后来被综合为“社区失落论”。社区,在社会学者的眼中逐渐成为了一个即将远去的话题。
然而经验世界的发现,却并非如“社区失落论”者的预期。在其后社区研究者中的现实观察中,社区仍然具有着不同寻常的生命力。其中以刘易斯和H.甘斯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意义。刘易斯对美国墨西哥移民社区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在这些移居者的社区生活中,传统的人际关系仍然得到了保存。尽管身处城市化的大众社会中,他们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小社会圈。由此,刘易斯认为,城市中大量人口、高密度及高异质性,并不是造成人际关系恶化、社会秩序混乱、都市社区解体的必然因素(参见单菁菁,2006:184)。而H.甘斯对波士顿西区意大利移民的生活进行研究后,也得出相类似的结论。他更进一步认为城市问题及城市社区的衰败,是与城市居民的阶级、种族、家庭、文化和生活背景等相关的。而对于这种移民社区而言,社会歧视与种族歧视加强了社区对于移民生活的构建意义(参见黎熙元、童晓频、蒋廉雄,2006:16)。费舍尔的《城市性的亚文化理论》、W.F.怀特的《街角社会》、E.利博的《Tally角》等著作,都阐释了在城市社区当中,亲密的邻里关系仍然存在,城市居民仍存在地方性的社会联系,同时也利用着邻里关系来进行社会交往和获得各种社会支持。这种对于社区研究的发现和观点,被称为“社区继存论”(夏建中,2000)。
美国社会学家韦尔曼(Wellman,1982:70)提出了研究社区的新的视角——将个人社会网络当作社区。他认为,前二者的立足点在于社区是直接与亲密关系相关联的,当个人的亲密关系已由地域性的社区向外蔓延,或是依旧保留了下来,所以得出社区消失或继存的结论。而社会网络分析并不将群体或邻里边界作为真实的社会边界,他认为研究社区重点在于研究个体的社会网络与亲密关系,这些内容才是在真正的意义上构成了个体的“个人社区”。与此同时,他谈到,在一个家庭中,可能同时存在着“社区失落”与“社区保存”两种情况。对于一个儿子而言,处于“单身型”的结构类型之中,他的关系构成则是以朋友关系为主的,并且比较分散,而对于居家的母亲而言,亲密的亲属、邻里关系则可能在其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对儿子的社会网络而言,是一种“社区失落”,而对于母亲而言,则表现了“社区继存”。如表 1所示,韦尔曼对不同结构类型的个人网络作出了区分,在这些区分中,向我们展示了以网络观点来看社区时,关于社区的三种观点实际上是可以共存的。
所以当我们重新审视韦尔曼的社区理论时,我们可以发现,其研究视角实际上是从以往对邻里、亲密关系和地域性社区生活等传统研究范畴,转移到了对个体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的探讨中去,社区,在其眼中,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个人关系网络构成的“社区”。这种“社区”从未消失过,并且一直存在,只是在现代的社会中,个人社区的地域性特征发生了多元化的变化,因此产生了“社区失落”与“社区保存”两种观点的对立和争辩(见图 1)。
由此,韦尔曼(Wellman,1999:17-18)认为这种研究视角具有三种优势。第一,避免了人们必须整合于邻里、亲属群体以及其他限定性社会团结的组织这一假设;第二,使得我们能够更广泛的研究社区这一范畴,包括从人际关系到世界体系的跨越;第三,这种视角使得研究技术得到了系列的发展,包括定量和定性的方法,让我们对于人际网络的存在、构成、结构以及操作都有了更好的发现和分析。因此,在社区研究中,费雪尔、韦尔曼和雷顿等人的社区理论观点被称之为“社区解放论”(参见单菁菁,2005:37-38)。
二、作为社区多重空间的地域在社区解放论者的研究中,个人网络社区观最重要的方面是将个人从传统的地域共同体中解放了出来,重新放在社会的结构位置上进行衡量。他们的研究也证明了地域社区的衰落。坎贝尔等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北美人认识可以与之谈话的大约12个邻居,其中没有或只是一个是亲密关系(Campbell & Lee,1991:13)。而在韦尔曼等人(Wellman & Hall,1988:26)的东约克调查中,约7 / 8的东约克人的亲密关系超出了邻居的范围,3 / 4的人在所在城区之外。其在关系支持方面的研究也发现“空间接近和直接交往频度只与提供小物品及服务有关系。易于接近使这些支持的交换更容易实现。但空间接近和直接交往频度与重要支持都没有关系。而间接交往虽与关系强度有相关关系,但与提供支持没有显著关系。
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似乎证明了地域空间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开始慢慢地消去。然而社区解放论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将个人社会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了社会支持网络上。事实上,对于个人而言,社会网络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包括了社会活动的网络、参与的网络、情感交流的网络、获得支持的网络等等。而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则主要针对了个人在需要帮助和获得支持方面的社会关系分析,这实际上使个人社会网络的范围缩小化了。韦尔曼依然没有绕开社区研究的重要标准,社区代表着一种亲密关系的集合,而作为具有社会支持内容的社会网络正是可以被认为是个人社会网络中的亲密关系部分。因此,在这里我们需要反思两个问题。
首先,从将“个人社会网络当作社区”的研究出发,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否足以说明个体社会网络的所有事实。一些关于社区公共空间与社会运动的研究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启示。庄仲雅(2005)以台北市的一个邻里社区为例,研究了一个因公园保存运动激起市民参与的都市移民社区,其居民生活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这个影响又如何改变社区运动的过程。他认为社会运动代表了一个集体的寻求地方感觉和在地想象的过程,以及改变都市社会现状的期盼。事实上,对于该研究,当我们换以社会网络的观点来看,这个社区运动可以看作是社区非亲密性社会网络的形成过程,而这种过程的结果则是加强居民的“社区意象”。在许多关于社区社会运动的研究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相似的结论。例如,石发勇(2005)对于一个街区针对绿地与房产公司发生的维权运动的研究;何艳玲(2005)对一次街区集体抗争事件的实证分析等。因此,社区的非亲密性社会网络对于社区而言是重要的,因为这种社会网络不但创造了社区居民的利益,同时也在社区认同与归属上加强了社区成员的地域性社区的认知。
其次,对于亲密性关系的形成而言,地域性社区的意义是否不再重要呢?C.贝尔和H.纽拜(Bell & Newby,1971:53)认为,尽管发生了变化,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组织都成为了缺乏地域边界和亲密关系的社会网络,他们研究了中产阶级的社区后,发现社区居民并非生活在一个基于松散社会关系、职业和消费之上的非地域社区,并且,他们宣称,这种“扩大化的”社区即使存在,也很少具有“效用”。伏伊达诺夫(Voydanoff,2001:133-156)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家庭关系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并无强有力的证据说明朋友关系正在代替家庭关系,“当出现重要事件时,家庭仍然是人们获得支持的首要来源”。事实上,如果我们得到了家庭关系仍是个人亲密关系的主要部分的结论,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家庭关系是一种先赋性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往往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地域性的特征。一个人的成长与社会化和家庭是密不可分的,而任何一个家庭作为社会单位而存在时,也是一个地域性社区的单位。在研究中,韦尔曼发现,个人的亲密性社会网络从地域性社区扩展到了社区之外,不可否认的是,同时这种关系仍是以家人和亲属为主的。这样,我们假设一个40岁的成年男子在20岁的时候来到一个新的社区居住,而在其生活的前二十年中,和家人与亲属是居住在同一个社区的,那么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认为,前二十年这种地域性社区的居住,决定了他的亲密关系。
社区解放论对于地域空间忽视的第二个不足在于,社区的地域空间是一个包含了物理空间、制度设置、资源配置和文化价值等的综合性系统。韦尔曼本身也在对“把个人网络当作社区问题”评述中谈到其“忽略了人们在其居住与社会空间中必须面对的生态学设置” (Wellman & Hall,1988:22)。事实上,地域空间的分离和社会设置的地域性对个人社会网络仍是存在重要影响的。首先,从物理空间的意义上来说,费孝通(2005:171)在《乡土社会》一书中写到,“一个亲密的团体,日常的合作,会面,生活的配合,还是受地域限制的。夫妇的正常关系不易在分居的状态下维持。日夕相处一堂的父子和万里云山相隔的父子,在社会身份上固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实际生活上的关系相差可以很远”,因此,可以说“居处的聚散多少是有关于生活上的亲疏,因此,空间距离给了我们研究社会联系的一个门径”。在人文区位学者的研究中,从R.E.帕克开始,其后包括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霍依特的扇形理论和哈里斯、厄尔曼的多核心理论等,在这些理论观点中,其特点都是从人口与地域空间的互动关系来研究社会和城市社区发展,正是由于地域性的设置对人类生活互动产生诸多的影响,因而人文区位学派对社区的定义非常强调地理或地域的概念。
其次,社区的地域性也不仅仅包含了物理空间的意义,也具有其社会意义。正如韦尔曼针对自己研究的不足之处所指出的那样,人文地理学和一些社会学者强调了社区认同的观点。一个群体关系的空间是一个包含了意义生产的物理和文化的结晶,这种意义生产则是一种以某种方式将人们与空间相联系,同时使得人们之间相互支持与信任的过程(Lepofsky & Faser,2003;Martin,2003;Mitchell,2003:211)。奥依斯特与格里夫(Aouest & Griffet,2004)通过对法国南部大城市一个社区性公园的研究认为,作为一项社区设施的公共空间——公园,对青少年的社会化以及同伴间社区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弥合代与代之间的隔阂上,也有着特殊的社会意义。社区居民在这个公共空间中逐渐建立了社区认知的多种面相。弗雷舍(Fraser,2006)通过对美国新奥尔良州社区居民在大暴风灾难后的访谈后发现,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在这种突发事件发生之后,表现十分强烈,而这一结果与当地政府在社区的制度安排和资源动员上的努力是密切相关的。瑞劳德(Reynaud,2006)对美国移民社区的口述史进行了研究,他发现虽然新一代移民对族裔的历史和记忆并没有直接的体会和经历,然而有老一代移民在社区空间中对于认同与记忆的创造,使得新一代移民在社区的认同和交往上,保留了许多传统的因素。
那么,如何在城市社区中发展中理解这种社区地域性的认同和归属呢?冯刚指出,城市社区存在的可能性与人性有关。如果我们从个人的心理需求、心理体验的角度而不是从经济学的理性人概念出发,将会发现,尽管城市社区不存在着利益关联,但对于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却有着重要价值,诸如像创造社区成员之间的互惠这样的社会资本,就可能在成员中建立社区归属感和共同利益(参见桂勇,2005)。这样我们就可能理解社区社会网络观点中地域缺失的一个问题,即在什么情况下什么人能够得到什么人提供的帮助来衡量社区关系时,往往带有了一种利益假设的观点。然而在一个地域性社区空间中,人们社区活动与交往的可能性并不一定是基于利益的考虑,而是一个以利益、兴趣、情感为背景的更加复杂的互动系统。正如卡尔洪和德兰提所认为的那样,社区既非一种社会整合的模式,也非意义形式,而是一个包含归属感的开放式的系统,而社区需要被理论化为一种具有互动空间和归属感的社会联系(参见Calhoun,1998;Delanty,2003:57)。此外,费孝通(2005:24-30)在20世纪40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结构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他指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张其仔(2001:220)认为早期的这些相关研究,其实所描述的即为如今社会网研究中的强关系现象,“差序格局”概念所描述的不是弱网的强力,而是强网的强力。因此我们在本文中所讨论的将是由弱网将如何可能形成强网,从而产生强力。所以如何重新认知社区,是社区研究者必须面对的复杂的课题。
三、社会网络的纵深扩展:从社区互动到个体网络可见,以多维空间和系统观点看待当代社区时,首先要理解地域社区与网络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如前文所言,基于社区这一地域平台,构造了社区居民多元化的、松散的交往和沟通。然而这种非亲密性(不具备社会支持功能)的社区网络,在现实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年来社区公共空间和社会运动的研究,虽然并不以社会网络与地域的关系为主题,却为本文的论述提供了辅证和现实的案例。因此,如何搭建一个从当代社会地域内的互动到个人生活网络的桥梁,将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本文使用了一个于2005年-2006年在广州市进行的社区调查的数据加以阐释。抽取的三个社区类型分别是:(1)城中村社区,位于广州市东端,是一个以三大家族姓氏为主体的自然居住聚落,2002年改村委会为居委会,成为一个新城市社区;(2)老城区,位于广州市西部,自清朝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住户之间没有血缘或家族的连带,但居住历史大多超过三代;(3)商品房住宅区,位于广州市西部,由几个大型房地产集团承建的新型住宅小区,在1990年代中期建成第一期楼宇,至2006年共有在册住户逾1 000户。在这三个社区中,以已登记住户居民为基础,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各抽取300位居民(除18岁以下、80岁以上者)作为问卷调查对象,回收的有效问卷数分别为267、233和240;回收率为89%、78%和80%。问卷的问题涉及三方面内容,即个人的社会网分布、对社区的认知和对社区活动的参与。
事实上对于许多社区居民而言,其支持性、亲密性的社会网络的形成,并不必然以社区性的互动为基础,而是一个独立的现象。如表 2所示,在三种类型的社区中,家人与亲属在社会支持网的作用最为显著,几乎在所有的社会支持类型中,一半以上的人们在寻求帮助和情感支持时,都选择了最为亲密的血缘、亲缘网络,这与以往的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是一致的。而同学、朋友关系则在社会支持网中居于次要地位,但在个人的情感性社会支持上,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我们注意到,邻居关系在三种类型的社区的不同支持类型中,都不具有显著性的影响。
这种结论似乎又与传统社区研究中对于邻里关系重要性的分析有些不一致,邻里关系为何在三种不同发展阶段的社区中都没有重要作用呢?如图 2所示,我们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在城中村社区中,处于同一社区的网络成员要远远超过其他两种类型的社区,比例达到了70%以上,其次是老城区和商品房社区。所以我们了解到,在实际的生活中,城中村这样的新城市化社区,其邻里关系有相当部分是由亲属和家人构成的,同时也包括了同学、朋友这样的关系,而当被问及获得支持的关系类型时,人们往往倾向于回答关系中最亲密的类型。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所谓邻里,并非仅仅是一个地域性居住,而是一个包含了多重社会关系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在社会转型的过程,由于人口、社会环境和居住条件的变化,由一个地域性社区内逐渐向社区外扩展。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当代地域性社区只是一个居民产生松散、疏离的社会互动的场所,而由于人们的利益空间、情感空间本身并不在地域性社区之中,因此当人们真正需要社会支持和帮助时,则要到地域性社区之外的空间中去寻找。因此,当我们要考察当代社区性的交往和互动是如何生成人们亲密性社会网络时,应从社区居民的内在动力机制去寻找答案。
林南在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对人们获取资源的动机进行了类型学的分析。他认为,以获取社会资源的行动可以分为两种,表达性行动和工具性行动。表达性行动是在对于人们为了维持有价值资源的动机下而发生,这种维持资源需要他人对要求获得这些资源的财产权,以及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情感的合法性的认可。虽然这种行动也包含要求得到情感与支持的工具性,然而期待的回应主要是表达性——一种对于自己的财产权或分享自己的情感。这样,人们“期待着对自己同情和共鸣,欣赏与交换自己的情感,从而认识到、同意和分享自我对他们的资源的要求”。而对于工具性行动而言,寻找和获得额外有价值资源的动机则具有决定意义。这种行动“将引起他人的一系列行动与反应,分配给自我更多的资源”。在工具性行动中,行动被视为实现目标的手段:产生利润(增加资源)。同时,林南认为,对于社会个体而言,维持和保护既有资源的动机是更重要的动力,丧失已经拥有的资源比获得额外资源对自我的生存会产生更大的精神和身体威胁。因此,“表达性行动——寻找情感和支持的行动——被认为比工具性行动更重要”(林南,2006:44-45,28-39)。从林南对于两种基本获取资源的行动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到这么一个假设,对于个人而言,在其社会支持网络这种以获得资源为核心内容的网络中,获得情感支持的社会网络比获得直接利益的社会网络更加重要。
我们对个体的生活交往进行了研究,其中内容包括探访亲友、打麻将等娱乐活动、体育活动、散步、节日聚会、购物、唱歌跳舞、旅游等八项基本内容,并询问了与被调查者一起活动的活动者的关系类型和活动动机时。从图 3可见,在社区居民的生活交往网络中,有两个方面构成了人们生活交往的主要原因,一是兴趣,二是感情。而认识朋友这种寻求新的社会关系资源的取向并非个人社会网络的主要动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林南所作出的推断,对于个体而言,基于兴趣和情感所构筑而成的社会交往,对于行动者而言,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在图 4中,我们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性社会互动的心理动机同样作了分析,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社区志愿者活动、文娱活动、体育活动、慈善活动,以及知识教育活动的社区活动。很明显,同样也有两种因素在居民对参与社区社会网络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是对活动的兴趣,第二则是对于社区参与的义务性认知,也就是一种社区认同与归属感的范畴。对于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网络和社区性社会互动的进行比较,我们很容易发现,对于活动的兴趣是社会交往形成的一个重要心理机制。那么,这样就构成了我们将社区性社会互动纳入更加广阔的居民生活网络的一个“无形的社会桥梁”——趣缘关系的意义。对于一个事物的共同关注度,往往会形成集体的共同感受和理解,而通过社会网络中的情感分享,增强了社会网络成员对于事物的认知和兴趣。这就意味着趣缘关系所形成的社区社会网络,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意义。
按照“社区解放论”的观点,形成社区的最重要的条件并不是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域,而是人们之间的具有一定强度和频度的社会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纽带关系。而对于社区而言,社区性的社会网络发展空间在于由弱纽带所形成的社会联系中。正如图 5所示,一个社区社会网络空间与地域性社区空间沟通起来的可能性,则存在于基于对社区非亲密性社会网络互动参与的兴趣之中。
从传统社会学理论、人文区位学理论对于地域性社区共同体的强调,到社会网络学者对于个人社会网络的研究,社区的概念似乎已经越来越难界定清楚。P.菲林(Fellin,2001:49)认为社区是一个基于共同地域、利益和认同之上的社会单元,布劳尔(Brower,2000:43)提出邻里与社区是区别的,邻里地区是在限定区域内家庭关系的集合体,这种集体往往具有自己的标识系统,而社区则是一个包含更广泛概念的社会系统。萨普森(Sampson,2001:3-30)则认为,社区包括三种结构内容:规则,作为社会控制手段引导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期望;资源,包括关系和制度支持;惯例,对于类型化行为和混合行为设置的协调。马西尔等(Marcie,Christina,Shelley & Rano,2006)学者区分了不同的理想类型社区,并且阐释了这些环境是如何或多或少地满足形态各异的居民群体的。他们将社区的资源划分为四种形式,其中包括了:正式资源,社区项目和服务形式;非正式资源,居民社会关系形式;制度资源,社区政策的形式;规范性规则,价值共享的程度。
事实上,对于社区而言,地域和社会网络是一个可以综合起来考察的系统。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将二者视为社区的两种空间。社区包括地域性空间和社会网络空间的两个部分。地域性空间中,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结构:制度环境、资源和认同。其中,制度环境可以理解为社区所实行的社会政策形式,包括经济生产、政治参与、社会保障等由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政策;资源是社区所具有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这包括社区针对居民生活所建设的物质性服务设施和基于居民生活而实行的服务项目等;认同,则是一个社区居民对于自身所在空间地域的理解、支持,以及对于自身身份之于社区的归属。而在社区的社会网络空间中,通过对于韦尔曼等对社区社会网络研究的思路补充,我们可以将社区的社会网络划分为亲密性、支持性社会网络和非亲密性、社区性社会网络。前者表达了社会网络中具有社会支持功能的网络结构,是一种紧密的社会网络,而后者则是不包含社会支持功能的社会网络构成,是社区居民基于对于共同事物的关注,对共同活动的参与所形成的松散的社会网络形式(见图 6)。
如何沟通地域性社区和社会网络是我们研究的主旨。李汉林、王琦(2001)的阐释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他们认为,社区研究应关注于“人们如何在这种互动关系和纽带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一种非正式、非制度化、具有社会和情感支持的以及特殊主义取向的系统和群体;这种系统和群体结构又是何如和区域性社区的结构相互作用,并如何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构造一个社区的多元化结构,推动一个社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迁”。所以,在此,通过前文的回顾,本文提出一个将地域性社区与社会网络空间沟通的理论框架。由于社会网络的研究一直将社会网络中亲密关系部分作为自身的研究主题,而忽视了非亲密部分。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对于当代社区而言,居民社区社会网络的非亲密性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在社区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居民针对一个社会的地域性空间内某种设置,投下了共同的关注,使得原本松散、互动性较低、不紧密的社区社会网络发生了转化,形成了一个社区运动网络,这种网络最终对社区居民的个体生活网络产生了重要的支持功能。事实上,这个互动过程之中,社区所拥有的制度环境、资源等结构因素也对这个互动系统产生了影响。
因此,本文形成了如图 7所示的思路和框架,在制度环境、社区资源、社区认同等地域性社区空间的基础上,创造了非亲密性、社区性社会网络的构造空间。而通过非亲密性社会网络与亲密性社会网络的互动,将社区的社会网络和社区地域空间结合了起来,形成了我们可以进行的整个社区范畴。这样的理解思路,补充了社会网络社区观中对于非亲密社会网络关系的忽视,同时在学理层面阐释了在地域环境内实现社区整合的可能性。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社区具有清晰的边界,原因是传统西方理论视野中,个人的社会网络空间与地域空间是重合的。在费孝通的研究中,地缘关系以亲缘关系为基础,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区也是个人社会网络空间与特定地域空间的重合体,但如果说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这种观点强调的是社会网络空间而非地域空间。当代城市社会学的社区论辩来源于这样的城市变化:个人的社会网络空间超越了特定的地域空间,由此可以看出,学者的论辩始终基于对社会网络空间或者地域空间因素二者居一的强调。本文的分析显示,两种空间因素在学理上是可以结合的,在中国城市社区的现实中也是互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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