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问题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也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曾几何时，“不安全”、“危险”、“风险”、“恐怖”和“恐惧”等诸如此类的概念开始被学界频繁用来作为当今社会的一种常态的注释，甚至还有学者以“不安全时代”(insecure times)(Vail，1999：1-3)、“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贝克，2004a；2004b)来为当代社会命名。如今，“不安全”、“风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安全问题也的确使世人感到了它的无法回避性。

安全是相对的，不安全是绝对的。由于社会只能提供有限的、相对的安全需求满足，因而才引出了Douglas(1992)“多安全才算安全”(how safety is safe enough)的问题，这也使得安全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从一个客观的社会状况的描述性问题转而成为一个主观的“安全感”(security)问题。其原因在于，人们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人类无法消除风险，只能尽量避免风险或使其损失最小化，并尽最大努力营造一个有安全感的社会。由此，安全感成为社会安全或个体安全层面上一个重要的支点，也成为安全研究的重要视角和切入点。

一、安全感的理论和研究假设

安全感很早就成为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社会学及社会工作等学科关注的问题(Cameron & McCormick，1954：556-564)，也是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王俊秀等，2002)。也正是因为多学科的关注，由于关注点的不同，人们在使用安全感概念时，对其基本含义的界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心理学把安全感理解为是个体的一种人格特点，犯罪学将其理解为是对犯罪的恐惧(fear of crime)，而社会学则关注的是以集体焦虑和普遍的社会不安全感为标志的新的社会形态——风险社会。

(一) 心理学研究中的安全感

在心理学的三大经典流派中，除行为主义外，精神分析理论和人本主义心理学都很重视安全感这个概念。精神分析理论强调儿童早期经验对安全感形成的作用，把安全感作为心理健康的一个衡量指标。如阿德勒(Alfred Adler)认为，那些有生理缺陷和先天不足的儿童可能产生自卑感，进而会表现出怯懦、没有安全感(参见高觉敷，1982：391)。K.霍妮(K.Horney)认为，一个人生来的主要动机是寻求安全，避免恐惧和威胁，而不安全、恐惧则会导致焦虑。由于儿童自身弱小而必须在环境中寻求安全，这种基本的安全需求就成了其人格发展的主要动力。儿童的基本焦虑来源于家庭中父母对待儿童的态度，而基本的焦虑同时也促使个体寻求安全的应对生活的方式(同上：413-414；高觉敷等，1987：363)。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们之间普遍存在着疏隔、敌视、怨恨、恐惧及信心丧失等感觉，这些感觉综合起来可以使人产生一种孤立无助的不安全感，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潜在的危险和敌对的世界当中，从而形成一种基本焦虑，并可能进而导致神经症(高觉敷等，1987：361)。

人本主义心理学也把安全当作人的基本需求，把安全感看作一种人格特质，认为它是决定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马斯洛(A. H. Maslow)在其需求层次理论中把安全需求作为生理需求满足后出现的第二层级的需求，安全需求是指安全、稳定、依赖，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需求(马斯洛，[1957]1987：44-49)。马斯洛尝试了以编制《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来衡量个体安全感的高低的方法，他试图用这一量表来区分具有安全感和不安全感的人，具体而言，就是从十四个方面来区分具有安全感和缺乏安全感的人的主要差异(参见谢小庆等，1992：193-200)。

Cameron和McCormick(1954：556-564)在总结有关安全感的研究时指出，安全感(security)和不安全感(insecurity)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始于托马斯(W. Thomas)和阿德勒，阿德勒用来表达的是机能不全带来的自卑感，托马斯则把安全感作为个体的希望，用安全感表述基本安全需求。Cameron和McCormick对以往研究中安全感的使用作了分类：

(1) 安全追求是人的基本驱力，安全感是一种目标。(2)不安全感是对突发威胁的情绪反应，常常指由交通事故、火灾、战争、地震、瘟疫等危机引发的，平素生活中不会发生的惊恐，因此也被称为是暂时的不安全感。(3)不安全感来自于外在相对持久的威胁，更多强调的是环境而不是个体的反应，常常是指失业、低收入、社会变迁等社会经济因素导致的不安全感。(4)不安全感来自于竞争和自卑，在社会竞争中不安全感可能来自于与他人比较的结果，一些研究者认为社会危险比物理危险更易产生不安全感，没有社会安全就不会有个人安全。如Howe认为安全就是把期望减低到不容易失望的水平。(5)不安全感来自于内在的威胁，是个人内在的人格特质，不依赖于外部条件，主要决定于成长过程中的早期经验。如Jame Plant认为安全感与不安全感是个人早期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心理状态，所以哺乳和拥抱对于建立安全感是重要的，不安全感是药物难以治愈的。(6)安全感是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的功能。(7)不安全感不利于人格健康发展，认为不安全感可能导致心理疾病，不安全感可能是人格障碍、神经症的征兆。(8)不安全感被视为某些行为，特别是病理性行为的原因或某些态度的原因，如不安全感导致反社会行为、过度幻想、独裁等。

人们不难看出，以上的不同用法中多数讨论的是不安全感，其实，这并不难以理解。因为，一方面不安全感是与安全感相伴随的概念，另一方面不安全感比安全感更便于表达。正如Zender(2000：200-214)所指出的那样，在有关安全问题的讨论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缺乏明确的安全含义，安全成为一种理想，一个努力的目标，难以界定，而安全最有效的界定是其相反方面，也就是不安全，也就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好事，而是什么坏事没有发生”。

(二) 安全、风险与安全感

很显然，上述论及的心理学关于安全感问题的不同研究类别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包含的。不过，可以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内在的不安全感和外在的不安全感两种类型。所谓内在的不安全感指不安全是个人的人格特质，感到不安全的人并非因为周围环境的危险或风险，而是由于早期经验所造成的；与之相对的是外在因素导致的不安全感，有的是暂时环境变化所引起的，有的则是由来自相对持久的社会环境的压力或人际关系的压力所引起的。

吉登斯把内在的安全感叫做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而这种本体性的安全感对应的正是作为人格特质的安全感。吉登斯的思想主要来自精神分析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埃里克森，吉登斯吸收了埃里克森的观点，认为基本的信任是本体性安全感建立的基础。他认为，在前现代社会，本体性安全主要来自于四种信任类型：亲缘、地缘、宗教和传统，而在现代社会，这些因素失去了原来的重要性，这就造成现代社会的本体性不安全水平高于前现代大多数社会环境。在论述风险时，吉登斯把安全定义为特定的危险被消除或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情境(吉登斯，[1984]1998：120；[1990]2000：30-132)。而实际上这个最低限度是难以客观界定的，人们对其的判断只能是一种主观感受。

对内在和外在的两类安全感的区分也引出了新的问题。其一，是作为情境反应的安全感与作为内在心理特质的安全感之间的关系问题。吉登斯不仅把安全感看作是来自于儿童早期经验的影响，而且视其为人生历程中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在现代社会环境中，人们感受到的不信任会引起不安全感，而长期持续的不安全感会使人们产生本体性不安全，外在环境的不安全便会内化为个人的不安全感。其二，是安全状态与安全感之间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安全与安全感之间是什么关系，安全状态无疑会影响安全感，主观的安全感受与个人对于安全状态的认知和判断是密切相关的，这二者之间是不是一种线性关系。

英文security既有安全的含义也有安全感的含义，为了对其作出区别，Howard(1999：58-74)用feelings of insecurity表示不安全感，用feeling safe和being secure来区分安全感与安全状态。他发现，身处同样的社会，有些人总是感到焦虑不安，觉得随处都有威胁和隐患；而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即使身处危险环境也充满信心，具有很高的安全感。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虽然现代社会降低了许多前现代社会的危险，但现代社会的人们的安全感反而更低。吉登斯认为这是由于人们面对的不再是前现代的危险而是现代性的反思的威胁和危险——风险。也就是说，与安全对应的是危险，而与安全感对应的是风险。

J.维尔(Vail，1999：1-3)认为，现代社会进入了“不安全时代”，不安全已经渗入到了人们生活的结构中，破坏了个人的生活，也破坏了自我价值和自尊，产生了让人无法忍受的恐惧、焦虑、无望和无力。J.维尔的“不安全时代”是从风险的角度提出的，是侧重于安全感的，他认为不安全、风险、焦虑、不确定性这些概念是可以换用的(同上：5-8)。风险意味着危险或对人们的威胁，是可计算的，是不确定的，是一种可能性。他认为安全感/不安全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定义：首先，安全感是幸福、安全的感觉和状态，不安全感是一种预防和恐惧的感觉和状态；第二，安全感是个人实现目标的自我肯定和信心，可以实现一些希望的结果，不安全是一种绝望感，在个人努力无效时自我和信念受限制的感觉，也是一种无力感，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能保护个人的利益，也是不断增加的易受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攻击的意识；第三，安全感是稳定和永恒的条件，是个体对周围环境和关系可靠的持续的期望，不安全感是对他人活动的意图和未知事物的不确定感。

J.维尔(同上)认为，安全/不安全可以从个人、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等几个方面来描述，每个方面都象包含两极的光谱：(1)个人安全/不安全，如健康、充足的食物，家庭、工作场所和社区等环境的安全；(2)经济安全/不安全，包括金融安全、工作安全、个人财产权利、土地使用和个人投资方面受到保护；(3)社会安全/不安全，如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等；(4)政治安全/不安全，包括公共秩序得到保障，政治组织的合法性得到保护，国家安全等；(5)环境安全/不安全，主要是指社会成员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U.贝克(2004a：2-3)的风险社会理论则试图从现代性的角度探讨“当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他认为现代化的过程正在消解工业社会，一种反思现代性正在形成，工业社会正在变为“风险社会”，不安全感是风险社会的核心特征。他(同上：19)在定义风险概念时指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U.贝克分别用财富的分配逻辑和风险的分配逻辑来说明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典型特征。风险社会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而且这种威胁不是只针对某些地域和群体，是全球性的。虽然风险并非风险社会所独有，但传统社会的风险只是个人风险，而风险社会的风险则是对全人类的威胁，U.贝克(2004a：16-21；2004b：4)因此称为“世界风险社会”。他指出，阶级社会的“不平等的”价值体系被风险社会的“不安全的”价值体系所取代；阶级社会中人们关心的是如何分享社会成果的问题，风险社会中人们关心的是如何免受伤害；而作为一种社会的驱动力，阶级社会的典型表现是社会成员“我饿”的表述，在风险社会变成了“我害怕”，U.贝克(2004a：56-57)把这种转变叫做从需求型团结到焦虑促动型团结。因此风险社会所要解决的问题完全不同于阶级社会，是如何避免、改造或疏导现代性中系统产生的风险和威胁，“使它们在生态上、医学上、心理上和社会上既不妨害现代化进程，也不超出‘可以容忍的’界限” (同上：16)。

(三) 研究假设

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1957]1987：40-68)的观点，安全需求是第二层级的基本需求，是在生理需求满足之后才会出现的，在他看来，生理需求就是那些使感官获得满足的需求。马斯洛所说的安全当然主要是指个体的安全，依照J.维尔(Vail，1999：5-8)的观点，个体安全包括健康、食物、住所、工作场所和社区等的安全，其中食物是直接满足生理需求的更为基本的需求，因此食品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驱力会更大。基于马斯洛的这一理论，本研究提出的第一个理论假设是：

假设1：人们基于不同的需求程度来作出风险判断，越是基本的需求不能获得满足，人们感受到的风险就会越高；获得较高层次需求满足的人，比没有获得类似需求满足的人的安全感更高。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假设，本研究提出了下面的操作性假设。涉及到人们对于不同需求满足与否表现出的安全感，以及地缘、宗教信仰、组织等与马斯洛的归属需求有关的需求和安全感的关系。

假设1a：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食品安全、劳动安全以及个人信息与隐私安全中，食品安全感最低。

假设1b：不离乡的人群比离乡的人群具有更高的安全感。

假设1c：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仰宗教的人具有更高的安全感。

假设1d：中共党员比非中共党员具有更高的安全感。

“多安全才算安全”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安全感的问题。社会安全感决定于个体安全感，而影响后者的因素很多，包括客观环境因素与个体主观因素。U.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下风险分配的逻辑，其中一方面就是知识水平决定的风险认知逻辑。本研究依此提出第二个理论假设：

假设2：人们的风险认知决定着人们的风险可容忍度，决定着人们的安全感。

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了涉及理论假设2的下的4个操作假设。

其分别涉及对社会治安、社会稳定的体验等的安全感评价。

假设2a：社会治安状况评价越高安全感越高。

假设2b：社会稳定评价越高安全感越高。

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工作性质等与知识背景有关的变量会影响风险认知，进而影响安全感。

假设2c：受教育程度越高安全感越低。

假设2c：工作的技术性越强安全感越低。

假设2e：职业相对优越的个体安全感更低。

心理学的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安全感观点，一种是由交通事故、火灾、战争、地震、瘟疫等危机引发的暂时的不安全感，另一种是来自于外在相对持久的失业、低收入、社会变迁等社会经济因素导致的不安全感。按照吉登斯的观点，长期持续的不安全感会使人们产生本体性不安全，使外在环境的不安全内化为个人的不安全感。U.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下风险分配逻辑的另一个方面是地位逻辑，地位决定着所要面对的风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并不属于大家面对共同风险的典型风险社会，人们的安全感更多地是基于差异化的个体面对不同的风险环境。纯粹的个体因素如性别、年龄和身体状况与纠合在一起的教育、身份、地位、职业、生活环境等因素对安全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目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阶层差距加大的情况下，公众安全感与地位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的关系，这是本研究所提出的第三个理论假设的背景：

假设3：风险分配的地位逻辑影响安全感的地位逻辑，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面对的风险越少，安全感就越高。

其操作假设分别为：

假设3a：享有较高社会保障水平的人安全感更高

假设3b：居住条件越好的人安全感越高

假设3c：男性安全感高于女性

假设3d：身体状况越好的人安全感越高

假设3e：个体的社会地位越高安全感越高

假设3f：个体的经济收入越高安全感越高

假设3g：以公车为出行工具的个体安全感更高

二、研究方法 (一) 数据收集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6年3月5月在全国进行的“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此次调查以2000年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的区、市、县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抽样框设计，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最后抽中7100样本户，覆盖全国28个省市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获得有效问卷7063份，调查误差小于2%。采用问卷调查，由调查员入户访问的形式进行。

(二) 变量

本研究中因变量的确立借鉴了J.维尔(Vail，1999：5-8)对安全感概念的分类，即把安全感分为财产、人身、交通、医疗、食品和劳动安全感。在所列出的因变量中，基本涉及了J.维尔的个体安全、经济安全方面，并根据信息社会的特点增加了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感，这几个变量均采用四点量尺记分。在此基础上把各项安全感转变为标准分数，求和得到总体安全感，在后面的分析中以这8个变量作为因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环境变量，包括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社会稳定是被调查者对于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判断，社会治安是被调查者或者家人对于社会治安状况的感受，社会保障变量采用医疗费报销的比例多少构成一个四点量尺；二是生活环境变量，包括居住环境、离乡程度和出行方式三个方面，其中离乡程度通过户口类型来判断；第三个方面是个人因素的变量，涉及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11个方面。有关变量的详细说明参见表 1。

表 1所列变量是分析时用到的全部变量，但在回归分析中，社会保障、政治身份和工作性质三个变量均未进入8个安全感分析模型。

三、研究结果 (一) 验证理论假设1

表 2中各项安全感普遍较低，从平均分数看，个人信息、隐私安全感最高，处于“比较安全水平”，食品安全感最低，平均分数低于“比较安全”，高于“不大安全”。这一安全感高低的顺序反过来就是风险高低的顺序，满足最基本需求的食品风险最高，属于尊重需求的个人信息、隐私风险最小，这一结果与假设1a是一致的。

表 3为表 1中除了社会保障、政治身份和工作性质三个自变量外的其余14个自变量与各安全感为因变量分别进行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格中为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进入回归方程的参数。模型1为总体安全感，模型2为财产安全感，模型3为人身安全感，模型4为交通安全感，模型5为医疗安全感，模型6为食品安全感，模型7为劳动安全感，模型8为个人隐私、信息安全感。

统计结果显示，离开户口所在地对于安全感有影响，离开户口所在乡镇、区县的被调查者安全感最高，在总体安全感、人身安全感、交通安全感、劳动安全感和个人信息、隐私安全感上都更高，结果与假设1b不同。

逐步回归中，政治身份、宗教信仰两个变量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安全感模型，说明政治身份和宗教信仰对于安全感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没有支持假设1c和假设1d。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归属需求是高于安全需求的，研究发现，那些归属需求满足程度更高的个体并未表现出安全感更高的结果。

(二) 验证理论假设2

可以看到，社会稳定评价、个人或家人的社会治安体验对于各项安全感都有显著的影响。越是认为社会稳定的人安全感越高，个人或家人具有社会治安焦虑体验的人安全感更低，这一结果证明了假设2a和假设2b，也就是风险认知决定了人们的安全感受。

受教育程度越高，总体安全感、医疗安全感、食品安全感和个人信息、隐私安全感都更低，这一个结果验证了假设2c。

是否有工作没有进入任何一个模型，但工作性质越倾向于体力工作，在总体安全感、交通安全感、医疗安全感、食品安全感等方面的安全感也越高；体力劳动者在食品安全感和劳动安全感上都较高，半技术半体力劳动者的食品安全感更高，这些结果与假设2c一致。

工作性质属于集体企/事业、个体经营和农村家庭经营对劳动安全感有显著影响，表现为这类人员的安全感更高；此外，农村集体经济、三资企/事业分别对总体安全感、人身安全感有显著影响，表现出安全感更低；国有企业、农村家庭经营和社会团体及自治组织对医疗安全感有显著影响，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集体企/事业、农村集体经济对食品安全有显著影响，均表现为安全感低，这一个结果并未完全支持假设2e。

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高、从事技术性工作的人风险知识相对丰富，风险意识较强，安全感较低。

(三) 验证理论假设3

以医疗费报销比例表示的社会保障甚至对医疗安全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假设3a没有得到验证。

从居住环境看，居住在农村的人各项安全感及总体安全感都高于其他居住环境的人，其他居住环境的人对某些安全感有显著影响，但均表现为安全感更低，单位社区、商品房小区居民的人身安全感更低，老城区居民和商品房小区食品安全感更低，单位社区、商品房小区和高级住宅区居民的个人信息、隐私安全感更低。这一结果没有支持假设3b。

结果显示，在总体安全感、交通安全感和劳动安全感方面，男性的安全感低于女性，与假设3c相反。男性劳动安全感低也可能因为一般男性从事的工作风险、责任更大一些，可以用U.贝克([1999]2004b：7)关于风险与责任内在关联的观点来解释。进一步对男女工作性质进行χ²分析发现，男性与女性在工作性质上有极其显著的差异，χ²=90.23，P=.0001，支持工作性质影响的解释。同样，男性也比女性面对更多的交通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

在所有模型中身体状况对各项安全感都有极其显著的影响，身体状况越差，安全感越低，这与假设3d吻合。

年龄对安全感有显著影响，随着年龄增加，总体安全感、人身安全感、交通安全感、医疗安全感、劳动安全感和个人信息与隐私安全感也增高，但变化很微弱。

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总体安全感、人身安全感、医疗安全感和食品安全感都有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安全感也越低，这一结果部分验证了假设3e。但是经济收入对各项安全感均没有显著影响，没有支持假设3f。

出行方式对于交通安全感没有显著影响，公车出行的人们人身安全感更高，部分支持了假设3g。

这些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的变量在与安全感之间的关系上并没有得到非常一致的结论，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理论假设3。

四、讨论 (一) 安全需求与需求安全

研究发现，人们对不同方面的风险感受是不同的，属于基本需求的风险感受最强烈。但是，本次研究发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基本需求满足中的安全问题，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很难如马斯洛所设想的那样分为两个层次，安全需求并不一定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才出现，在追求生理需求满足过程中安全问题已经存在，个体在追求基本需求满足过程中会遇到需求与安全的冲突，既要满足基本需求又要冒安全风险。以食品安全问题为例，人们是不是会为了满足消除饥饿的需求而去食用可能存在风险的食品？由于马斯洛把人的需求看作是一种驱力，完全没有考虑人的认知的作用，而把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截然分开。实际上，一个需求满足的过程可能面临两难处境，既要满足生理需求，又害怕生理满足带来的不安全，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人们的焦虑和降低的安全感。

(二) 风险认知与安全感

研究结果显示，公众的各项安全感均偏低，但由于并没有一个可以依据的衡量安全感的标准我们还难以确定怎样的安全感水平是合理的。但从需求的角度看，这一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基本需求的安全满足。Doyal和Gough(2000：37-118)认为，人类有共同的基本需求，这就是生存与健康和自主，而这两种基本需求要靠中介需求来满足，而中介需求包括了：(1)适当的营养和水；(2)有保护功能的住宅；(3)免于危险的工作环境；(4)免于危险的物理环境；(5)适当的健康照顾；(6)儿童安全的成长环境；(7)重要的基本关系的建立；(8)安全的物理环境；(9)经济安全；(10)安全的节育与养育；(11)基础教育。需要强调的是，Doyal和Gough为这些中介需求每一个都加上了定语，而这些定语几乎都与安全相关。从人的发展角度去看安全感的问题，人的发展正是需要这些基本的需求都得到安全的满足，才会有安全感。而社会的发展就应该把为人类每个个体提供这样的基本发展条件作为起码的标准，这也就是个体“可容忍的界限”。

但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到，安全感除了受到社会稳定性、社会治安状况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之外，也受到生活环境因素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等个体因素的影响，而且受个人的主观因素影响，个体对于安全的预期不同，个人对风险的认知不同，个人对风险的容忍度也就不同，并且还会影响其安全感的评价。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到，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安全感最高，这是不是意味着个人的信息隐私处于更高的安全状态呢？答案是否定的。安全感高并不代表处于更高的安全状态，甚至相反，安全感高可能是由于风险知识缺乏而导致的风险意识的淡薄。这样的话，高的安全感就潜藏了进一步的风险，增加了危险性，可能使人处于不安全境地，受到伤害。同理，安全感低可能是由于个体的风险知识丰富，风险意识强所致，这使得他们处于警觉状态，时刻防范和应对可能的风险，避免危险的发生，免受伤害，这无疑成了有利的方面；不利的方面是他们处于风险焦虑中，可能会产生心理上的消极影响。U.贝克用“替罪羊社会(scapegoat society)”来形容这样的两难，也就是说，造成了人们的不安并不是危险，而是指出危险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U.贝克([1986]2004a：91-92)认为，在风险社会中应对不安全感是社会成员的文化资格，是社会教育的核心任务。

(三) 安全感的逻辑与风险分配的逻辑

研究的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安全感越低，农村居民安全感高于城市居民，体力工作者安全感高于技术工作者，这些结果映证了U.贝克所提出的风险分配中的风险知识、风险认知逻辑问题的意义，但同时，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安全感也越高的结果又说明风险分配中地位逻辑的存在，似乎真的是“财富在上层聚集，风险在下层聚集”(同上：36)。但这样的两种逻辑如何同时起作用，U.贝克所说的风险分配的不公平是否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却难以断定。安全感的逻辑已经说明了安全感的复杂性，仅从安全感的分析还难以说明风险分配的不公平是否存在，因为风险分配的不公平不是以不安全感的形式表现的，而是以安全状况体现的，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