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社会的发展与家庭模式(family pattern)¹的变迁及其研究在美国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领域。西方人留恋的理想的传统家庭模式是“在农场凌乱的大房子里愉快地生活的扩大家庭² ”，早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那种令人满意、舒适的扩大家庭是前工业社会美国典型的传统家庭模式(Ogburn & Nimkoff，1955；Goode，1963)。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使有别于乡村传统家庭的城市家庭大量出现。家庭方面的巨大变化使欧洲和美国的许多社会学家感到震惊，也激起了他们强烈的研究兴趣，并产生了大量影响深远的成果。芝加哥学派把当时正在涌现的城市家庭模式作为一种城市病来研究，认为传统的生活模式(包括家庭模式)正被邪恶的城市化力量所破坏，社会面临解体的危机(Ogburn & Nimkoff，1955)。二战以后，作为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混合体的现代化理论更将家庭变迁视为其中心论题。其代表人物W. J.古德在他的著作《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Goode，1963)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正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变；家庭正从扩大的血亲家庭模式向夫妇式家庭模式变迁。¹他强调传统的扩大家庭对工业化起了阻碍作用，而夫妇式家庭模式是十分适应工业化发展的。Berger等在其著作《无家意识》中进一步指出，现代化有助于个人摆脱扩大家庭、亲属、部落的控制，为个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机会。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中，私人领域的家庭制度与工作、社区等社会公共制度是相脱离的(Berger, et al., 1973)。

1家庭模式(family pattern)，从家庭的结构特征视角，可以按照不同标准把家庭分成不同的模式(类型)。根据社会所认可的婚姻形式，可划分为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以及群婚制；根据家庭中的婚姻和子女状况可分为核心家庭、扩大家庭等；根据家庭权威的结构，可以分为父权家庭、母权家庭和平权家庭；根据世系追溯方式，可以分为父系家庭、母系家庭以及双系家庭。社会学的家庭研究者比较关注根据家庭中的婚姻和子女状况所划分的家庭模式(类型)及其特征。

2扩大家庭(extended family)是指以亲子关系为纽带的几个核心家庭的联合体，其中存在三种或更多的代际关系。它是一种血亲家庭(consanguineal family)，注重代际、兄弟姐妹之间的血缘关系。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指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婚姻关系在其中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性。如果它独立于扩大家庭系统，则又可称之为夫妇式家庭(conjugal family)。

1历史学的发现修正了这一社会学的假设。历史学家Demos、Greven，和剑桥学者群指出，即使在前工业社会，核心家庭也是占主导的家庭模式。历史学家的发现使社会学家认识到：把现代家庭视为家庭从扩大亲属结构中脱离，从扩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模式转换，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只有从家庭功能的变迁以及家庭同其它社会制度联系的变化才能准确地理解家庭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参见Demos，1965；Greven，1966；Berger et al., 1973)。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乡村人口继续向城市大规模迁移，城市核心家庭急剧增加。学者们纷纷建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美国结构功能主义奠基者帕森斯曾断言，孤立的核心家庭是美国亲属制度最独特的形式。与芝加哥学派强调工业化对家庭产生消极影响不同的是，帕森斯认为孤立的核心家庭不受传统扩大家庭强制性的亲属关系的妨碍，它能满足工业社会固有的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的需要，并能更充分地利用就业机会，核心家庭和工业制度非常适合，而且，能满足家庭的两种主要的社会需要，即儿童社会化和为家庭成员提供情感依托。因而，由双亲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是适应现代社会的、标准的美国家庭模式(Parsons，1943)。随着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在美国逐渐确立其霸主地位，更多的学者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对家庭进行理论探讨。家庭被进一步阐发为围绕一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角色结构类型而组织起来的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在家庭中，男人的工具性角色将家庭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女人的表达性角色维系着家庭内部的团结。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划分与社会分为公共和私人两个部分相对应，都是适应发达工业社会的互补性的制度安排。双亲家庭是家庭跨越时空的唯一模式，它是普遍存在的，是基于男女生物差异的制度安排，是一种自然的结果(Kingsbury & Scanzoni，1993)。结构功能主义对家庭基于种族和阶级等所呈现的差异性视而不见，从理论上将现代家庭模式理想化，并假定白人中产阶级双亲核心家庭是唯一普遍存在的家庭模式，把它称之为“正常家庭”，而将一些不能或不愿遵循这种模式的家庭边缘化。

在美国家庭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中，二战后至上世纪70年代之前是结构功能主义和符号互动论占据主导地位。符号互动论只在微观层面探讨家庭内部状况，结构功能主义考察特定社会中家庭与其他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霸权使得美国“正常家庭”之外的其他家庭模式长期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直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及西方社会才开始探讨家庭的多样性(family diversity)。目前，在美国家庭研究领域，女性主义已成为主导研究范式，此外还有功能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和符号互动论等研究视角。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社会从现代到后现代情境的变迁，强调否定性、反正统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等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盛行，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整合方式的家庭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并引起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经济的发展与种族、性别、宗教等价值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在20世纪末的美国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的家庭大战。围绕着婚姻、妇女的平等权、同性恋权利、儿童教养与福利等家庭问题，在大众媒体、国会、州立法会上，各界人士展开的论战可谓激烈而火爆。以功能主义为取向的新保守主义社会批评家David Popenoe(1988)和女权主义学者Judith Stacey(1996)为首形成了两大主要阵营，各自为现代家庭模式与后现代家庭模式鼓与吹。

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围绕着家庭引出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家庭到底是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当合法婚姻几乎不能够给人们提供实质性的保护，而离婚又如此之普遍，那么，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整合方式的家庭在形式上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西方现代家庭模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现代婚姻家庭制度设置本身产生了危机，还是这种制度设置的旧形式产生了危机？人类的亲密关系将以何为基础？后现代的家庭又将去往何方呢?本文通过介绍美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婚姻家庭多样化与变迁方面的前沿性研究，从理论上就以上问题展开探讨与分析，并藉此反思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家庭的相关问题。

二、美国家庭的多样性及变迁研究的前沿性综述

上世纪70年代起的家庭多样性研究拓展了美国人对于现代家庭的理解。所谓家庭多样性有两层含义：一是家庭模式的多样性，即除了典型的现代家庭模式(异性恋的夫妻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之外，还存在一些其他家庭模式，如同性恋家庭、单亲家庭、继父母家庭等；二是家庭过程的多样性，包括父母教养方式、亲子互动关系、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等方面的不同特征(Fine，1993)。与家庭变迁相联系的后现代背景下美国家庭模式的多样性变化是本文关注的要点。经验研究表明，到了20世纪末，美国家庭在构成模式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没有哪一种家庭模式能占到人口的大多数，典型的现代家庭模式占美国家庭总数已不到15%，双收入家庭、单亲家庭、独身户等家庭模式总体上远远超过了上世纪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体现白人中产阶级价值的核心家庭模式(Coontz，1997)。在现实中，功能主义建构的现代家庭理想模式的统治地位显然已被颠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婚姻与经济、离婚率、单亲家庭、非婚同居和酷儿家庭等方面探讨家庭多样性与家庭变迁的最新经验研究成果，进一步显示了后现代情境下美国家庭的重大变迁。

(一) 婚姻、离婚与夫妻经济前景的关联性研究

从婚姻与经济基础的联系探讨现代核心家庭的变迁是美国家庭研究的重要内容。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越来越多，经济收入也增长迅速；相反，作为传统挣面包者的男性的收入增长速度却慢了下来。很多学者把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上升等婚姻家庭的式微归因于女性的经济独立。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1981]1992)从国际贸易获得灵感，提出了婚姻经济基础的“专门化交易”模型，他把单身的男女视为交易的伙伴，选择结婚是基于双方相信婚姻比单身经济上更有利。丈夫妻子各司其职，分别从事劳动力市场和家务，这样有利于婚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该模型出发，研究者发现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的增加反而降低了女性进入婚姻的动机，客观上促使现代家庭模式趋于式微。但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宣布婚姻的“专门化交易”模型已落后于时代。Sweeney的研究指出，近20年来美国家庭中夫妻经济前景对于婚姻的影响发生了变化。男女在劳动力市场地位的变化及男女在家庭中角色和消费模式的变化已改变了婚姻在经济上讨价还价的特征。通过同期群对比研究，Sweeney发现初婚的年轻人中，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地位的上升不会降低她们进入婚姻的可能性。相反，收入的增加更有助于提高青年男女组成婚姻家庭的可能。

婚姻的破裂对于女人、男人及孩子在经济上的不同影响是近年来美国离婚研究的主要关注点。美国是一个高离婚率的国家。一个世纪以前，当离婚还不是常见现象时，美国的离婚率就远高于西欧及斯堪的纳维亚诸国(Goode，1963)。从20世纪初开始，尤其是60年代至80年代初，美国的离婚率呈持续上升的态势，1981年的离婚率达到已婚人口的18.9‰，几乎为1962年的3倍，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Lye，1988)。近年来的离婚率虽然没有持续攀升，但一直停留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发现，婚姻能给女性带来根本性的经济利益，所有处于婚姻之外的成年女性在经济上都是脆弱的(Delphy & Leonard，1992)。打算离婚的女性比维持婚姻的女性在经济上更不利，即使其婚姻尚未破裂(Holden & Smock，1991)。很多学者认为，与女性相比较，男性往往是离婚事件中的赢家。但是，最近有研究摈弃了女性主义的视野，而是独辟蹊径，探讨离婚对于男性的影响，尤其是经济上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婚姻/同居关系的解体使美国大多数离异/分居男性的经济地位降低，但是离婚/分居对于男性的影响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只有小部分男性，即离婚/分居前女方的收入低于男方收入的1/5者，一般可以从离婚/分居中获利。从发展的趋势看，美国婚姻/同居关系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趋增强，这种趋势使男性离婚的经济代价日趋增大，因而有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McManus & DiPrete，2001)。

(二) 单亲家庭与儿童社会化、贫困化问题

美国人口调查数据表明，从1950到1998年，单身母亲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从9%上升到18%(Bureau，1998)。这种家庭模式已成为美国家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约有一半的母亲和孩子在一生中总有一段时间经历过单亲家庭。随着单亲家庭(主要是由母亲及孩子组成)比例的攀升，学者们日益关注的问题是：那些在与传统双亲家庭不同的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他们社会化的结果会不同吗？他们的福利(well-being)会受到消极影响吗？上世纪60年代，莫尼汉研究了黑人单亲家庭后，在报告中提出了“母权制病理学”(pathology of matriarchy)假设，认为父亲的缺失对于儿童，尤其是男孩的成长是灾难性的。它意味着孩子将缺乏父亲所提供的经济资源、角色示范、管束与指导(Moynihan，1965)。学者们对“母权制病理学”假设进行了大量的社会科学经验验证，但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一些全美规模的研究指出，单身母亲家庭的孩子取得的学业、职业成就低于双亲家庭的孩子(McLanahan & Sandefur，1994)。另一些全国性的调查却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如果控制某些变量，这种差异几乎不存在(Biblarz, et al., 1997)。有的学者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研究单亲家庭与儿童贫困的关系，发现上世纪60年代以来单身母亲家庭的增多对儿童贫困的影响是惊人的。1959 1988年间来自单身母亲家庭的贫困儿童占贫困儿童总体的比例从20%增长到57%(Hernandez，1993)。

(三) 非婚同居家庭

同居(cohabitation)现象在西方引起关注大约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近20年来，美国非婚同居¹现象急剧增加。关于同居现象，大规模的社会学与人口学定量研究也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迅速发展起来。1987-1988开始第一轮定期的美国全国家户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尽管主要是调查生育状况，但是它提供了大量的数据资料供学者们对同居者的状况及同居现象的纵向变迁进行研究。学者们研究发现，初婚者有婚前同居经历的比例从1965 1974年间结婚者的10%上升到1990 1994年间结婚者的50%；在再婚者中，这个比例更高。男女初次结成生活共同体(包括婚姻与同居)以同居开始的比例从1980 1984年间的46%上升到1990 1994年间的60%。对于大多数伴侣来说，同居只是一个短期的经历。大约55%的同居者最后结成婚姻(Bumpass & Lu，1999)。通常人们认为同居是一种没有孩子的状态，但经验的事实并非如此。约1 / 2有婚姻经历的同居者和35%没有婚姻经历的同居者组成的家庭中有孩子，其中70%的孩子属于同居者一方，30%属于同居者共同的孩子(Bumpass et al., 1991)。大多数同居研究主要探讨三个方面的关系：①同居与婚姻的稳定；②同居与正式的婚姻制度；③同居与儿童教养。经验的事实表明，与人们良好的愿望相反，婚前同居倾向于和婚姻的低质量相联系并增加了离婚的风险(Axinn & Thornton，1992)。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同居选择，即同居倾向于发生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及有自由主义取向者中；另一原因是同居的经历改变了人们对于婚姻的态度，因而增加了离婚的风险。前者获得了较多的经验支持(Lillard et al., 1995)；后者由于态度测量方面的困难较少受到关注。

1同居(cohabitation)研究关注的对象通常是异性恋的。同性同居现象的研究一般属于同性恋(gays and lesbians)研究的内容。

(四) 酷儿家庭与同性恋公民权

从宏观的社会背景来看，最近十年来，在大多数后工业国家探讨非异性恋(GLBT)时，同性婚姻都成为了其话语的核心主题。欧洲一些国家较早对同性婚姻进行法律认可。在自由主义传统较盛的美国和加拿大也有部分州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由于家庭与同性恋原来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酷儿家庭(queer family)(或曰同性家庭)被多数家庭研究的学者们所忽略。从Weston先锋性的民族志研究《我们选择的家庭》(Families We Choose)(1991)开始，学者们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同性恋运动所要求的平等公民权阶段，即争取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等，而此前的同性恋研究主要关注其对婚姻家庭的“反叛”。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是Weeks等(Weeks et al., 2001)的研究，探讨后现代情境中在异性恋婚姻制度之外非异性恋者是如何建构婚姻模式的弹性选择。Weeks等发现，大多数非异性恋者认为是友谊而不是爱情是构成最主要的情感来源，他们和异性恋夫妻一样愿意承担对子女的责任，但他们拒绝亲密关系中的责任。

三、后现代情境中婚姻家庭变迁的理论探讨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从现代过渡到后现代，其经济、社会、文化方面与以往时代相比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后现代社会是以信息和其自身为组织核心，它不同于以工业和服务为基础的工业与后工业社会。社会自己已被文化的变革所取代，文化观念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信息的流动和现实的多元性更成为人们强调的中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家庭多样性与变迁研究表明，在后现代背景下的美国婚姻家庭发生了不同以往时代的重大变迁。离婚率的增高、单亲家庭比例的上升、儿童贫困化的加剧、非婚同居的普遍、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等经验的事实都表明，婚姻家庭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毫无疑问，现代家庭刻板模式已落后于时代了。后现代社会家庭中男女角色和消费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女性就业机会增多、收入不断提高，而男性的收入增长相对较慢，女性对配偶在经济上的依附性大大降低。男性逐渐丧失了家庭“挣面包者”的传统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基于白人中产阶级价值的、丈夫挣钱养家、妻子操持家务、夫妻共同抚养未成年孩子的现代家庭的典型模式从根基上受到了动摇。在现实构成中，这种家庭模式已经不占主流。

几十年持续的高离婚率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离婚所导致的女性经济上的脆弱性、单亲家庭儿童的贫困化与社会化等问题对美国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直至一代人以前，婚姻家庭还是由约定俗成的传统来构造。两性差异和性本能是婚姻产生的生理基础，而两性关系导致的血缘关系则是家庭关系的自然根源。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共同构成人类婚姻家庭制度的生物与自然基础。而这个时代频繁离婚和频繁结婚的后果破坏了家庭的自然基础，使家庭内部的关系变成可选择的，家庭正变成不同关系的组合。

同居在家庭研究中常被视为婚姻家庭的一个过渡形式，但另有观点认为同居是婚姻的替代。同居到底是婚姻过程的一个阶段还是婚姻的替代呢？以上经验研究中相当比例的同居者最终结婚，或有结婚的计划，就能很好地支持同居被视为是婚姻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一观点。如果将同居视为婚姻的替代，则意味着，在美国，婚姻作为制度已经受到威胁，或正在丧失其合法性。如果非婚同居家庭日益成为生儿育女的场所，那么它朝着婚姻的替代形式方向越走越远，越来越有力地挑战正式婚姻家庭制度的合法性。

同性恋运动以及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基础。人类的婚姻家庭制度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形式，但主要都是构筑在两性、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酷儿家庭的出现是对亲密关系和血缘关系传统模式最激烈的冲击，是对现代婚姻家庭制度异性恋假设最强有力的挑战。Stacey(1996：110)评论道，同性夫妻养育孩子是“西方几个世纪以来在家庭形式与结构方面所出现的最新的、最具争议的变迁”。

20世纪末，在美国社会围绕家庭的论战中，女权主义学者Judith Stacey的“后现代家庭”(postmodern family)概念对现代家庭理想模式提出了挑战。其论战对手，新保守主义社会批评家David Popenoe(1988)认为，家庭主要是一个养育孩子的社会设置，理想的家庭是夫妻生活在一起，共同承担对子女的责任，以及承担相互之间的责任的现代家庭(modern family)模式。但是Stacey(1996)不主张父母为了孩子而维持家庭的完整。她认为后现代家庭是流动的、不确定的、重组性的，即家庭未必由双亲组成，而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组成形式。她甚至认为在后现代背景下双亲家庭不太有现实的可能性，因为稳定的婚姻系统依赖于系统模式的不平衡。

社会理论在后现代背景下的发展已突破了其现代意义上创造知识整理结构的角色，产生出对人们的常识进行挑战等新任务。过去仅仅被女性主义所关注的情感和家庭等内容现在也被主流社会理论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从反思现代化的视角审视了在整个社会从制度上超越现代性的背景下，家庭制度的相应变迁。

U.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性通过抽象系统所生产出来的不断增长的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危险，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无法逃避的结构情境，它要求当前的社会结构、制度和联系向一种包含更多复杂性的形态——“风险社会”转变(Beck，1992)。该理论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假设：现代社会正经历着“个体化”过程和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过程。站在反思现代性的高度，U.贝克从制度的层面探讨了由于个体化的发展导致家庭的变化以及人们对新的爱的主体性的寻求。U.贝克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利己主义的、个人渴望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和自己“身份”的创造者的时代。能带来安全感的稳定的亲密关系不断增长的需求和男人、妇女及孩子对于自由与自我实现的新需要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现代核心家庭模式面临解体的危机。U.贝克(Beck，1992；1999)提出了以“协商家庭”(negotiated family)替代现代核心家庭模式，夫妻双方以情感的舒适来调节。

另一位著名的反思现代化的理论家吉登斯提出的“亲密关系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概念在西方也引起了极大关注。后现代社会增加了个体的选择范围。在后现代背景下，进入或离开婚姻的决定逐渐开始基于个体的意愿而不是义务。后现代家庭的建构特征正在朝着吉登斯所谓的“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演进，婚姻从永久的、义务的承诺转变为自愿的、可终止的契约，关于亲密关系的特征与能否延续的时间，现在彼此必须相互磋商而不是预先假定(Giddens，1992)。后现代家庭不仅在结构上多样化，而且亲密关系也更强调自愿性而不是责任义务。

而且，U.贝克对家庭的分析没有像众多批评家那样止于对这个时代个人主义盛行、“自我本位”的道德批判，相反，他认为这个时代是一个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有道德的时代。在现代性中，谁有自由权和谁无自由权的问题，是通过求助于性别和种族的本性来解决的；普遍要求与特殊现实之间的矛盾是通过一种差别本体论来裁断的。在与“风险社会”相联系的第二现代性中，社区、团体和身份的结构失去了这种本体论的要素。政治民主化(民主国家)和社会民主化(福利国家)之后，文化民主化正从根本上促进属于私人领域的家庭、两性关系、爱、性和亲密关系的变迁(Beck，1992；1999)。

四、对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研究的反思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和其自身为组织核心的后现代社会与以往时代相比发生了颠覆性的变迁。信息的流动消解了国家的边界，迎来了一个新的全球时代。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伴随其经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掀起了一场世界性的人类家庭的大变革。当代中国家庭难以避免地也被这一潮流所席卷。

从美国社会来看，婚姻家庭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变迁的，其功能逐渐外移，个体更加独立，从早期田园牧歌式的、功能繁多的传统家庭，到以儿童社会化和为家庭成员提供情感依托为主要功能的现代核心家庭，再到形式上尽管多元化，但更加强调伴侣间亲密关系的后现代家庭模式，物质的日益富足、个体化的不断发展使家庭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情感的港湾。虽然对儿童的责任依然被重视，但是无论是儿童还是经济，对婚姻家庭的形成与分裂的影响都在弱化；无论异性还是同性夫妻伴侣间的责任与义务都在淡化。美国家庭模式变迁理论的形成建立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理论的假设与经验的研究互相推进，跨学科相互借鉴，为增强对社会的发展与家庭模式变迁的关系的理解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良好的框架。

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持续的经济发展、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等重大经济社会变迁与全球化潮流日益交织在一起，共同见证了中国婚姻家庭的巨大变迁及其表现出的类似西方的特征。人口学的统计数据表明，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离婚率持续递增，婚姻家庭越来越失去了传统上的稳定性。一些研究和报道也显示，近年来我国非婚同居现象不断增多，这对于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长期以来作为通向家庭和两性关系的唯一合法桥梁的正式婚姻的合法性地位，发起了强烈挑战。一代人以前还鲜有耳闻的同性恋现象现在已进入了争取婚姻合法化的阶段，开始冲击婚姻的异性恋假设。现实的情况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探讨社会发展与家庭变迁的关系并形成自己的理论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然而，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大量经验研究基础上的，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家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需要经验的证据来说明。而目前中国从事家庭社会学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关于家庭变迁的很多重要问题还没有展开研究。有关家庭的许多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还带有道德批判倾向。在美国，家庭研究是社会学最大的分支，有大批学者对家庭的变迁进行定量与定性的经验分析。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以来向家庭多样性研究的转向说明，即使在价值充斥的家庭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仍需要摆脱意识形态对家庭的规定，不带歧视地研究所有的家庭与亲密关系模式。

再者，什么是与中国现在的家庭形成对照的传统家庭呢？是所剩寥寥的儒家大传统，还是久违了的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在中国这样一个近现代以来变革重重的东方国家，中国人到底推崇什么样的家庭价值？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如何抽象出与中国的发展相符合的婚姻家庭模式？这些问题与这个时代热烈讨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建构性问题联系紧密。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构的现代家庭理想模式直至今日还占据着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位置，理论的魅力可见一斑。

然而，家庭的问题和现实毕竟是一个价值充斥的研究领域，它深刻地体现着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国家能够改变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并建构关于恰当家庭行为的观念。在自由主义盛行的美国，尽管当前现实的婚姻家庭构成模式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迁，尽管把社会视为文本的后现代解构暗流汹涌，但是涉及到政治领域与政策制定，代表国家的美国政府依然强有力地发挥其保守主义影响，推崇体现中产阶级价值的现代家庭模式。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大力推行1950年新婚姻法，试图用婚姻法重塑婚姻家庭的结构与关系，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介入到婚姻关系之中，打破了婚姻家庭的旧传统，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婚姻革命。改革开放以后，除了推行计划生育，国家对于婚姻关系干预较少。1980年婚姻法还体现了与市场经济相符合的对个人权利的强调。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以2001年新婚姻法的颁布，又显示出国家积极介入到个人生活之中的新姿态。在中国目前阶段，国家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到个人的生活中，在维系社会整合与个体发展之间达成怎样的平衡呢？这也是一个值得反思与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