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来，发轫于“中国观察学”的海外中国研究，已经从注重对“历史的中国”的研究的汉学研究转变成了对“现实的中国”关注的当代中国学研究(俞可平，1999)。海外中国研究，尤其是美国的海外中国研究，作为区域性研究的典范，依靠研究者的良好的学术素养以及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成果，已经成为一个学术传统，或者说成为关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综合性社会科学。

二十多年来，海外中国研究在国内外学术频繁交流的背景下，对中国社会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论者由此认为“中国研究”应该成为包括中国学者的研究在内的国际社会科学的共同论域。

共同论域本身并不能消除不同的学术传统之间的张力。海外中国研究无论是在其研究的预设方面，还是在其研究的目的及所借重的研究方法上，都有其自在的逻辑。由此，试图构建国内的“中国研究”论域的第一步便是与这个学术传统对话，换言之，由于国内的“中国研究”的论域实际上是海外中国研究所开创的，因而，如何面对作为“西学”的海外中国研究在“中国研究”中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应该成为国内中国研究的题中之意。

一、从“海外中国研究”到“中国研究”

本文所言的“海外中国研究”基本上与学界所言的“当代中国研究”或者说“中国学”相合，它具有两重含义：一是题为“海外”中国研究，借用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名，这一丛书所展现出来的“美国的中国研究”特点以及对于当代汉学研究的把握，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学术传统的特点，即海外中国研究主要的是美国汉学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而且主要是学术研究；二是它区别于传统的欧洲汉学研究，“海外中国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其论域已从对“历史的中国”的关注转移到了对“现实的中国”的关注，从人文科学的论域转移到了社会科学的论域，而且越来越呈现出一门“专门研究”的倾向。

在这两种含义之下的“海外中国研究”，自然就与“美国的中国研究”离不开。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学意义上的海外中国研究发端于美国，是美国的“中国观察学”对传统欧洲汉学的反叛的产物。这种传统汉学向当代中国研究的转向，与费正清的努力分不开，费正清的新汉学本身就具有这种转向的特征。作为跨学科的区域研究的一个分支，新汉学侧重于对中国革命的研究，而这种研究既应该把握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点和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以此来理解近代中国革命的起点和背景；又应该把握中国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这就需要对此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观照(邓鹏，2004)。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及文化的理解，显然是欧洲传统汉学的传统，而对于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观照，以及由此所要求的对中国革命的内外因素的考察，则显然是对于当时的汉学研究而言的“当代”转向。费正清的这种转向，发轫于传统汉学的主要阵地的历史学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效应，《剑桥史》所代表的研究取向，一方面表明西方汉学界已经开始注意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打破了传统汉学的“中国无历史”的学术倾向，从而也在事实上开始了“当代中国研究”——关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自此以后，作为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一部分的中国研究，因为其强烈的对策性及意识形态性，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要依据。也正因为此，作为学术研究意义上的中国研究具有了发展的坚实的现实基础及关注“当代”中国的学术品格。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中国研究具有社会科学的特征，或者说已经“社会科学化”了，“冲击-反应”、“传统-现代”等各个时期的社会科学前沿理论被用于分析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甚至用于分析古代史。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在于仅仅使用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无法有效地使历史变成观照现实的工具，也无力使之具备现实的反省能力(杨念群，2003)。由此可见，费正清所开创的中国研究，一开始就具备了当代中国研究最重要的特征：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以及利用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当代中国(或者用历史反观当代)。实际上，中国学所具有的这种特征，同样可以在与费正清同时代的另一中国学的奠基者傅高义的社会学家的身份中体现出来。而早期从事中国研究的施坚雅的代表作品《中国农村的市场及社会结构》，则是典型的社会学及人类学作品，其意义甚至不在于“中国观察学”上，而在于社会人类学理论发展的范式转换上。²

施坚雅的市场体系论及其后来的区域体系论，一方面，成为海外中国研究中的“施坚雅模式”，其中国中心观的取向，注重区域和基层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任放，2006)，体现了当时的中国学研究的潮流，并直接推动了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在学科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对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同样具有范式转换的意义。换言之，以当代中国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学研究的学术作品，具有双重身份，一是它们共同形成了海外中国研究这一学术传统；二是它们本身的跨学科的特征，又使得这些学术作品可以在各自的学科内对话，从而具有学科史的意义。由此，如果说海外中国研究这一学术传统足以构成一门专门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的话，作为这一学科内的学术作品却同时具有其他社会科学的特质。作为“中国观察学”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研究，其评判的标准可以是这一学术作品是否在认识及理解中国社会上具有意义，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当代中国研究，同时还要回应相应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海外中国研究的研究前提有两个：一是在极端意义上，“中国研究”作为在美国国家战略利益考量下的“区域研究”的一部分，它必然受到对策研究及意识形态的影响；二是在另一个极端意义上，“中国”作为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客体，“中国研究”所要回答的是社会科学理论的问题，关心的是填补理论的空白，从而证实“公认理论”的普遍性或对此作出“偶然性”解释，借用林南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³ (若换作中国研究的政治学者来说这句话，可能就是“中国研究如何为政治学理论做贡献”，如此情况，可以无限推广)。这两个前提在海外中国研究中并不是没有冲突的，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所具有的特征足以体现这一点。傅高义给这些专家贴的三个标签可以形象地表明这一点：“冷淡的冷战战斗士”、“边缘化的社会科学家”以及“过于自信的道德家” (傅高义，2004)。作为中国观察家的中国研究专家，他们没有反叛整个框架，但也不是毫无批评地接受，在整个学科体系内，他们被认为是边缘性和应用性的。

作为一个学术传统的海外中国研究，显然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极端意义上的“中国问题研究”，只存在于政界，政界的中国问题研究往往只做短期的课题研究，对当前问题作出预测或提出对策，相应的，这种研究对政策的影响比较大，这种研究构成了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另一半” (袁鹏，2003a)。学界的当代中国研究，经过费正清、傅高义等学者的奠基工作，逐渐步入了创造一个学术传统的轨道。1970年代以来的中国研究，在美国逐渐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学术群体及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一时期的海外中国研究出现了范式的转换，与此同时，“中国观”也出现了转变。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为例，出现了国家取代传统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妥协、国家与社会互相渗透、公民社会改造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多元复杂性的更替。⁴作为跳出以苏联模式研究中国的表现，“中国学”真正作为一门政治学研究予以重视(袁鹏，2003b)。并且，在研究范式上，“中国中心论”对“冲击-回应”模式的反思和修正，以及其后出现的地区史研究方法的具体展现的黄宗智对江南经济区域“过密化”现象的概括，杜赞齐对中国农村基层研究时“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提出，罗威廉研究汉口时引起的对市民社会理论的争论，“每一个核心概念的提出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进而形成新的研究和切入问题的起点”，并且，“每一个核心中层概念的提出都开拓了新的史料来源”(杨念群，2003)。由此，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就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有相当规模的研究机构及研究人群。当代中国研究的阵地不仅存在于政界的各个部门，而且，一些主要大学已经搭建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且，在这些研究机构的背后，还有一些基金会的资助。二，具有学术传承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范式(或者说研究方法及理论)的转换；二是研究群体的代际交替。至少有三代中国学研究学者在海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表现突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奠基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费正清、傅高义等，他们实现了传统汉学向当代中国研究的转向；1970年代，海外(主要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模式甚为多样化，研究方法及研究领域大为扩展，并且，研究群体也不断扩展，是中国学研究的确立时期；1980年代，新一代的中国学研究学者崛起，并且，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现了与中国学界的交流，并有可能进入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进行调查，海外中国研究进入了鼎盛时期。三，学科化倾向。1980年代以来，海外中国研究步入了学科化的道路，到1990年代，中国学越来越学科化、规范化，以至于“作为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在体系、方法和对象方面，有自己的独特的研究领域，其双重身份的特征表露无遗。既可以在汉学的框架中进行，也可以作为其他学科领域的一个部分(沙尔平，2004)。

作为一个学术传统的海外中国研究，自1970年代末以来，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渐渐为研究者所直接接触。同期，作为大陆中国的替代品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其文化同质性受到质疑，而且，大陆作为“田野”也逐渐向海外的中国研究学者开放。在海外乡土中国研究中，弗里曼、毕克伟和赛尔登的华北农村研究，以及萧凤霞和波特夫妇的广东农村的调查，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大陆做田野调查的海外中国研究(孙庆忠，2005)。与此同时，国内外的学术机构通过这些在中国大陆做田野调查的学者建立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外的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交流变得频繁起来。

作为海外中国研究的研究客体的“中国”的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至少在两个方面对海外中国研究的状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一，海外中国研究真正开始了参与式研究，从海外汉学人类学的意义上看就是实现了从“远观人类学”向“解剖麻雀”的转变，在这个前提之下，海外人类学的乡土中国研究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本质作出了实证性的解释(同上)；其二，海外中国研究的“海外”色彩在国内外学界交流的背景下渐渐淡化，同时，作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一部分的“海外中国学研究”逐渐出现。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出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专门的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机构大量出现，自从1975年专门研究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机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成立以来，分布在国内各高等院校的以汉学或者海外中国学研究为对象的科研单位纷纷建立，与此相关的学术期刊也不断出现；二是大量的海外中国研究的著作得以翻译，构成国内学术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三是通过这种学术交流，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生力军，以至于在国内形成了中国学研究的阵地。

这两种状况的出现，直接导致了从海外中国研究向中国研究的转向。由于海外中国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当代中国，使得海外中国研究成为与国内外学界交流最为紧密的领域之一。从开始的引介意义上的交流，发展到后来研究意义上的引介。海外中国研究意义上的“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研究对象意义上的“中国”，而是具有了研究主体的意义。

二、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

从海外中国研究到中国研究，其要义在于：由于中西学术交流的存在，使得作为“西学”的海外中国研究逐渐演变成为具有“中学”意义的，或者说中西学术相互融合的中国研究，按照周晓虹(2002)的话说就是“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研究工作”。从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前身国外中国学研究室的建立肇始，“海外中国学研究”意义上的中国研究实际上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区分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与研究主体的“中国”之间的差异。30年来，中国研究中的作为主体的“中国”在多方面凸现出来，并且，由此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诸多影响。

在对海外中国研究成果的译著方面，学界在“引进”的同时，对这一学术传统对中国及中国学界可能产生的影响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海外中国学研究意义上的引介。在第一个层次上，将海外中国研究引进国内学界，这一学术传统对于认识当下中国的社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确是西方世界的“他者”，但西方世界对“他者”的认识同样会影响作为主体的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性”会相对化甚至虚无化。从更现实的意义上说，正如刘东(2004)所言，“中国今后的道路无论顺与不顺，都肯定要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性影响，而对华政策的制定与修正，又肯定要受到那些中国问题专家的关键性影响。缘此，中国如不能在这方面具备相应的专门家，就很难具有专业水准地追踪到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及其变化，就很难想清别人究竟为何对我们采取那样的态度”。因而，当代中国研究不仅仅只是海外中国研究，而会成为包括中国学者研究在内的世界性的社会科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样一种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带给中国人的最为奇妙的经历之一”。在第二个层次上，海外中国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内学术向海外延伸的体现。在引进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成果的同时，国内学界往往同时对之加以回应。19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海外中国研究中的重要著作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介绍进国内，并引起国内学界的回应。比如，1990年代初史学界对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大讨论，不仅涉及其中的相关观点，特别是关于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而且还对与此相关的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进行了反思，这种争论甚至延续至今。⁵这种讨论，显然已不再是海外中国研究学术传统内的对话，而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国内学术研究回应海外中国研究，并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为国内学术参与国际社会科学的体现。

在海外中国研究被引介进国内社会科学的同时，相关的理论及范式也对中国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相当大程度上引起了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反思，中国及中国学术的主体性问题在这种反思过程中凸现出来。与海外中国研究相关的，并在中国学界产生激烈影响的，莫过于1990年代以来的国家与社会相关理论及范式的讨论。1990年代初，经过《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的推动，市民社会理论被引介进国内学界，并用于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并暗含对中国今后民主化可能性问题的讨论。可以这样认为，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的市民社会理论，还是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国家与社会二分法以及相关的修正，或者说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国家与社会分析范式，都渗透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至少有三部相关著作和国家与社会理论范式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直接相关，并检视了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一是张静主编的《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该论文集集中了具体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具体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论文；二是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对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种范式在中国具体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也在一般意义上检视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局限性；三是黄宗智主编的《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的“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专辑对海外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讨论。三部著作合起来，可以很清晰地展示国家与社会研究在国内学界的发展历程：海外中国研究身处西方社会科学的场域中，较早注意到了这一分析手段，并将之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具体运用于中国研究当中，⁶而且，对这种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反思；国内学界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理论对于分析中国社会的范式意义，也将之移植过来具体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但是，很显然的，简单地运用这种范式来分析中国社会并不适合，于是，对于这一外来理论以及外来学术(包括海外中国研究)的反思就成为必然。

由于海外中国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因此，这一学术传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于与此相关的西方理论及研究范式，以及背后的学术自主性问题的反思，就必然会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科学产生影响。仅以上文所提及的相关讨论为例，海外人类学的乡土中国研究，一方面在人类学的学科史以及海外中国研究的范式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国内的人类学研究状况，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人类学重建二十多年来，其所承接的正是人类学研究的“中国时代”这一命题，并一直在和汉学人类学对话(弗里德曼及施坚雅理论的范式意义至今还对国内的人类学研究产生影响)，从而推动国内人类学的发展；而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同样与海外中国研究密切相关，黄宗智的经济史研究在国内产生广泛讨论及巨大影响就是一个证明。而实际上，海外中国研究本身就有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对国内学界的影响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史领域及黄宗智一人；至于说社会学，也同样明显，张静主编的《国家与社会》基本上就是社会学的相关研究。而其他的学科，比如说政治学、法学等同样明显地受到海外中国研究的影响。与海外中国研究介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相应的是，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在反思西方理论在中国研究中的适应性问题，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在思考中国学术的自主性问题。在中国研究的视域下，具体的就是作为客体的“中国”在同时作为“主体”时，其学术的自主性在哪里。王铭铭(2005：175)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中认为，不同时代汉学解释体系具有不同特点，这种特点表面上是汉学界内部范式转换的结果，而在其深层却是不同时代欧美对华战略的副产品，因而，汉学人类学的自我反思并没有出现，至上世纪90年代依旧具备传统东方学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在社会人类学的本土化过程中，应该注意早期中国人类学者的努力，中国人类学的使命在于，“中外人类学的对话首先应成为目前的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本土人类学的建构也不能以西方汉学人类学的取向为取向”(同上)。而在历史学界，相关的反思同样存在，这其中，杨念群的一篇文章或许是一个代表，其论题直接针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的历史，并在此过程中理解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寄希望于国内史学界能更多地在规范性概念上形成富有特色的解释传统，从而增强与国际中国学界的对话能力。在社会学界，这种反思更为明显，尤其是在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反思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邓正来(1998)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以及由此产生出的一般性框架，无论如何都源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以及西方人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这对中国论者而言，无疑是一舶来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学界对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就很难摆脱西方思维框架的影响。作为一种知识社会学的反思，思考的已不仅仅是具体的西方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而是中国学术的自主性问题。而介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对海外中国研究这一西学意义上的学术传统进入中国，一开始就有反思。刘东(2003)在“阅读中国序”中认为，汉学(当代中国研究)是中学的一支，更是西学的一支，中间潜伏着许多未曾言明的外在预设，本质上跟本土的国学判然分属于两大话语系统。“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把对话看成是唯一现实的救度之路”，“从而在文明之间激发出辨证发展的‘中国性’来”。在既有西学背景，又有中学背景的海外中国研究的反思之中，黄宗智的反思是一个代表。从1991年的“中国研究中的规范性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开始，黄对中国研究及中国学术的自主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1998年的“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使这种反思进一步深化，再到2005年的“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使得这种对中国研究的反思步入了如何建立自主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层面上，由此，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在黄宗智的中国研究中赋予了主体性。⁷

很显然，这种由中国学者作出的反思，不同于海外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从海外中国研究这一学术传统上看，这种反思显然不具有范式转换的意义，充其量只是对西方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进行质疑。从这个意义上看，仍然只是在西方理论、也即海外中国研究(而不是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上作修补。在杨念群所言的解释传统的意义上看，就是国内学界显然还没有形成足够多的规范性概念，没有形成富有特色的解释传统，因而，也就还没有与国际中国学界对话的能力。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正是国内学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学术自主性的考量，使得他们在这种反思过程中往往具有把中国研究中的“客体”转向“主体”的指向。换言之，大部分中国学者具有把海外中国研究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研究的取向，都有避免把中国研究变成东方学意义上的学术的努力。

因而，在目前的中国学界，作为主体的中国在中国研究的论域内主要有两个体现：一是国内学界已经介入了中国研究，中国研究的各种理论与范式为国内学界所移植，并用于分析中国经验；二是国内学界对于中国研究的理论范式以及背后的预设进行了反思，并在理念的层面提出了中国主体性的问题。然而，仅如此还显然不够，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把中国研究中作为客体的中国真正转化为作为主体的中国，即如何实现中国研究的本土化。

三、在中国做“海外中国研究”

进入21世纪，国内学界对于海外中国研究以及中国研究继续坚持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努力，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成果仍然持续不断地被译介进国内，并且因为持续的努力而“熬成传统”。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中国研究中的华裔学者的阵容越来越庞大，并在国内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很难评价这些学者的努力到底是海外中国研究意义上的学术，还是作为主体的中国研究的体现。海外中国研究中的理论及范式仍然被国内学界所借鉴，并用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社会问题，当然，对这些理论范式的反思仍然在继续，甚至已经不再仅仅停留于反思的层面上，而是在具体做实现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工作。近年来，作为对海外中国研究及中国研究进行反思的继续，国内的中国研究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新的发展态势：首先，在理念层面上。如果说以前的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反思仅仅停留在“破”的层面上的话，那么，近年来的反思则更多的是在“立”的层面上，即在提出中国作为中国研究的主体的问题的情况下，进一步考虑这种主体性应该如何确立。这种思考，在邓正来的反思过程中，就是如何实现中国法学(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理想图景”，从而在这种“理想图景”中确立“中国性”(邓正来，2006)；而在黄宗智的反思过程，在西方理论的视野下，中国是一个悖论社会，从悖论出发，认识中国，应该“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的道路(黄宗智，2005)。其次，在实践层面上，如果说之前的中国研究中作为主体的“中国”主要体现在海外中国研究的阵营中有越来越多的华裔学者，从而冲淡了“海外”的色彩，并且，国内学界对主体性的追求主要表现在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中的话，那么，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于中国主体性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中国本土学者加入中国研究的阵营上。至少有两个学术努力体现了这一倾向，一是由黄宗智所努力的中国乡村研究，连续出版物《中国乡村研究》及“中国乡村研究专著系列丛书”，力图汇集中国乡村研究的优秀人才，提高中国乡村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水平，推动中国乡村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二是周晓虹主编的《中国研究》，认为与中国这个庞大的有机体相比起来，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因而，其努力在于成为面向全球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国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促进中国研究的日益精进。无论是《中国乡村研究》还是《中国研究》，其指向似乎很明确，即既要与西方学术界对话，又要有本土特点。

从以上的分析看来，在总体上，国内学界对于中国研究中的主体问题显然不缺乏反思，也不缺乏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是，仔细分析，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邓正来所提出的中国社会科学“理想图景”的问题，显然在延续其1990年代以来的对于市民社会理论的反思。在对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反思时，邓意识到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生成的理论在解释中国经验时必然会遇到问题，如果不对其保持足够的知识自觉，就会陷入西方理论的逻辑中去，从而无法形成中国经验基础上的解释体系。但是，对于“理想图景”的追求，邓显然仍然只是停留在批判意义上的理念的反思过程中，实际上并没有足够的经验和实证研究来支撑其力图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性”的宏愿。可以这样认为，这种表面上的对于中国作为主体的“立”的努力，因为没有接触中国的现实经验，实际上仍然是在“破”的意义上讨论问题。《中国研究》的努力，宗旨极为明确，即开放性和务实性。这种典型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其意在于通过对微观问题及现实经验的研究，来达致对中国社会的通透认识。这种努力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强调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中国研究”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是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当代中国”仅仅在研究客体上有意义，在这个预设下，中国研究显然应该强调“问题”，而没有“主义”，至少是说，中国及中国研究中的主体性问题并不重要。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研究》所秉承的宗旨，继承了二十多年来海外中国研究向中国研究转变的趋势，但是，并没有在理念上继承二十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于海外中国研究进行反思的成果。因为没有中国作为主体的问题意识，在海外中国研究的强大的学术传统的影响下，《中国研究》中的“中国研究”的确可能成为海外中国研究在国内的延伸(而非相反)。与这两个努力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差别的是《中国乡村研究》的努力。《中国乡村研究》显然是黄宗智1990年代初以来对海外中国研究进行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既有理念上的意义，即其明确提出乡村研究的本土化取向，而且，这种努力显然不单单是理念的反思，它还力求在中国实现领先世界的乡村研究及乡村学，但是，这种乡村研究同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回避了中国性何以实现的根本问题。从一定意义上看，“中国乡村研究”所代表的学术取向，更多是在作为海外中国研究当中的《近代中国》(Modern China)的姊妹刊意义上的存在，其指向在于追求国际化的乡村研究，只不过这种追求的场域放在了中国，原因甚至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乡村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吸引不到新的优秀人才，而国内的乡村研究领域仍然人才济济(黄宗智，2003)。简而言之，中国经验实际上仍然只在国际化的“学术质量”的标准下有意义。

应该承认，无论是对中国“理想图景”的追求，还是强调实证与经验研究的“中国研究”，抑或“中国乡村研究”的对于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学术诉求，都对中国主体性的实现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对于当前的中国研究，仍然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在中国研究中，是否有将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转化为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的意识；二是如果有这种意识，那么实现这种主体性的策略是怎样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从海外中国研究进入中国，或者说更早时候的汉学研究的引介(这可以追溯到早期的西学引进时代)，尤其是在大量的具有中国身份的中国人加入中国研究的论域后，“中国”这一研究客体在中国研究的论域中失去了“客观”基础：不仅海外中国研究应该回答这一问题，国内的中国研究者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站在海外中国研究的立场，应该回答的是当“中国”已经不具备纯粹的研究客体意义时，应该如何确定这一研究对象？而站在国内中国研究的学者立场所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面前，应该如何确定自身的主体性？对于海外中国研究而言，站在“汉学主义”的立场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在“中国观察学”的意义上看待中国，或者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立场将“中国”定格为一个“客观”的实体。在这些研究者看来，中国研究(汉学)可以作为一种思想和方法论，从而用于检视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张西平，2006)；也可以作为一种态度，在中国研究中确立本国的主体性(沟口雄三，2005)。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欧美中心观还是中国中心观，实际上都内在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客体”，而回避了中国作为“主体”的意义。在这个逻辑之下，缺少反思的国内中国研究很容易陷入汉学主义的泥潭之中，从而表现出“学术殖民”的倾向。中国研究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传统的发展，其所借用的理论资源必然只能从海外中国研究以及汉学研究中来，在这个前提之下，强调对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而不考虑解释经验的理论背后所蕴涵的预设，就很可能出现两种后果：一是将中国经验淹没在西方理论当中，从而填补理论的空白，但无益于发展本土理论；二是对西方理论生搬硬套，从而切割中国经验，甚至误读中国经验，这种结果可以证实或者证伪理论本身的普适性问题，但理论本身却不能解释中国经验。在中国研究成为世界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并且成为横跨各门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领域的背景下，当代中国研究很容易成为检验当代社会科学尤其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力的试金石，但却不一定可以成为提升新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源泉。在中国研究的论域中，仍然不缺乏这种汉学主义阴影下的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早期社会科学引入中国时，国内学界普遍具有义无反顾的态度，社会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居高临下的地位仍然在中国研究中占据相当位置；另一方面则在于，这种主体性问题针对的是中国是什么的问题，在本体论上提问，因而无法进入具有具体研究的反思视域内，在“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逻辑之下，主体性问题显然就属于“主义”的范畴，而这些具体研究则属于“问题”范畴。这种努力，实际上在回避中国研究中的主体性问题，或者说，否认存在中国研究中存在研究主体的中国与研究客体的中国之间的差别。

可以这样认为，“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对立面，即“只谈主义，不谈问题”，在中国研究的视域内，同样不缺乏。对于中国研究过程中缺少中国性问题的反思，的确已经否定了中国仅仅只是研究客体的汉学主义的立场。这种反思显然抓住了汉学主义的中国研究的缺陷，即这种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从西方理论出发的，并且，忽视了这些理论所具有的西方经验的背景。既便是对这些理论进行反思，实际上也仅仅是在海外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的意义上讨论问题。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实际上都没有在“中国性”的确立方面作出贡献。要解决中国主体性的问题，应该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理想图景”，但是，由于这种反思只谈“主义”，不谈“问题”，并且把之前的相关的中国经验研究否定了，故而，中国的“理想图景”实际上是不存在于具体的中国经验基础之上的，而只存在于理念当中。然而，这种反思，不可否认的是，已经站在了国内的中国研究的立场上回答中国的主体性问题，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中国研究应该把纯粹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转换为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

由此，在肯定中国研究中存在主体性问题的前提下，就涉及到了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如何实现这种主体性？在提出中国社会科学的“理想图景”的论者看来，中国性实际上存在于这种“理想图景”中，因而，实现中国主体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实现中国的“理想图景”的问题。由于“理想图景”的提出本身只是在批判及反思的立场上提出来的，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理想图景”本身也就在反思的层面上具有意义。至于说如何实现中国的理想图景，则同样是理念上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理想图景的实现，在于每个中国人具有“中国人”的意识。很显然，这里并没有回答如何实现中国主体性的问题，或者说，它实际上把一个实践层面上的问题理念化了，如果说它在回答第二个问题的话，那么其主张并不在于基于中国经验基础上的坚实的研究，而在于理念的自我实现来达致中国性的目的。相比之下，“中国乡村研究”所秉承的对中国主体性的追求可以说开辟了另一条道路。无论中国乡村研究的践行者是否更加注重中国学术的“国际性”追求，但其“实用主义”的取向的确是切中了确定中国性的要害。的确，“乡村到底仍然是中国国家的根本和大多数人民的所在地”，因为乡村社会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而言规定了中国性，因而，论者显然也有理由相信“今后乡村研究和乡村学要发扬光大，主要动力必定要来自国内”(黄宗智，2005)。并且，这种确立中国及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道路显然也不同于单纯的理念上的反思，“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显然点明了这种努力所主张的道路，即应该从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及革命的实践中去实现本土的社会科学。具体而言，理解中国的实践，可以从西方理论视野下的“悖论社会”出发，从而以此为起点，找到中国实践的逻辑，最后上升为不同于西方理论的自己的理论。由此可见，这种实践取向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追求，其出发点仍然是西方理论传统，具体在中国研究的场域中，则仍然是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只不过，“中国乡村研究”的践行者所期望的是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在面对中国这个“悖论社会”之后，可以转变成中国自己的学术。

如此看来，从“海外中国研究”到“中国研究”的转变过程，尽管仍然存在海外中国研究这一学术传统，并且国内仍然存在汉学主义阴影下的中国研究，但是，从总体上而言，伴随着这一转变过程，实际上也即意味着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向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的转变过程。国内学界显然不缺乏对中国性或者说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问题的反思，并且，也不缺乏对实现这一主体立场的具体进路的探索，但是，由此需要考虑的是，中国性以及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立场对中国研究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且，这些具体进路是否切合实现中国主体性的立场。

四、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

说到底，中国研究是在继承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至少是国内的中国研究不可能摆脱海外中国研究的影响，因此，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基本的特质就同样会在国内的中国研究中体现出来：即中国研究作为一个学术传统，或者说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的学术成果，或者说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的学科背景之间的张力。无论是作为一个学术传统的海外中国研究，还是具有明显学科背景的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作品，对于国内的中国研究的研习者而言，都存在着如何把这些学术作品内含的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转化成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的问题。对于国内的中国研究者而言，他们同时具备两个身份，既是研究的客体，又是研究的主体。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对于必然受到海外中国研究影响的国内中国研究而言，这显然不会是问题，但是，对于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而言，却是个问题。

把中国作为中国研究的主体，可以看成是中国研究的立场问题。姑且不论海外中国研究，或者说西方理论所可能含有的意识形态假设以及西方经验的逻辑基础，注定这一学术传统或者说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经验时必然会遇到理论所不及的问题，从而在西方理论的视野下中国可以成为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与理论逻辑不相适应的“悖论社会”，单单就从海外中国研究向中国研究转化的过程中，研究客体与研究主体出现混淆的情况而言，也不能不考虑由此所带来的如何面对过去已经完成的研究成果，以及今后如何设定研究议程的问题(石之瑜，2006)。在这种情况下，确定中国研究的主体性这一立场问题同样是必要的。

关键的问题实际上不在于此，因为几乎所有的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者都承认这一点，即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有大国的学术，几乎与西方社会科学(这包括海外中国研究)引入中国的同时，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这种讨论似乎并没有在实际当中体现出相应的效果，以至于学界到最近仍然把“中国性”的问题提出来，并且仍然在讨论实现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可能路径。因而，真正的问题应该在于，在中国主位的立场之下，如何体现学术研究当中的中国主位意识，以及实现中国主体地位的具体路径是如何的？

“中国乡村研究”的践行者以及《中国研究》的推动者显然看到了关键的问题所在，即农村人口占据总人口80%以上比例的中国，“乡土中国”的特性仍然决定着中国性，认识了中国乡村，认识了中国的基层社会，才谈得上认识了中国，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村研究与乡村学是最有可能成为从中国经验生长出来的学术。无独有偶的是，二十多年来，华中地区在几代学者的努力下，形成了村治研究的传统，并且现在仍然在践行面向农村、面向基层的研究传统(吕德文，2006)。如此，国内的乡村研究显然成为了一个“显学”，并且成为中国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如果说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实现应该走的是“从实践出发”的道路的话，那么，乡村研究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一条捷径。这一方面在于乡土中国本身决定着中国性，中国的乡村社会变迁的经验必须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寓希望于中国实践中提升中国理论，必定绕不开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关注；另一方面还在于，乡村研究在中国研究的视域内，与海外中国研究相比而言，占据了相当优势的地位。这就如前文所言，乡村研究在西方学界已经吸引不到优秀人才，而在中国国内仍然有大量的优秀人才在从事这一研究。由此，按照黄宗智的话来说，今后乡村研究及乡村学要发扬光大，其动力必定来自于国内。

乡村研究在中国研究论域中所内含的国内学界的不同研究取向，对于理解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而言，具有诸多的示范意义。

首先，中国研究是一个问题取向的，而非学科取向的研究。乡村研究在国内学术研究的语境下，显然还难以达到学科化的水平，而且，从现有的研究状况看，它必定是一个多学科参与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中国乡村研究”所代表的学术取向，还是《中国研究》所秉承的宗旨，都把多学科的介入看成是一个基本的取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研究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下，显然不会如海外中国研究一样，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门的社会科学。换言之，海外中国研究中的关于学术传统与学术成果的学科背景之间的张力，在国内中国研究的视域内，就可能转化成研究对象与学科背景之间的关系，这本身并不一定会形成张力。如此，海外中国研究或者说中国研究在中国的学术场域中，就不会真正成为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最多只是如同一切西方理论一样，只应该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借鉴，或者说问题导向的中国研究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研究”具有了更宽泛的意义，它不会只是一门规范化的学科，而只是以中国社会变迁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如果说它可以达致一门规范化的社会科学的境地，那么，也即宣告中国的乡村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也自可以在这一学术传统中展现出来。但这显然不会是现在、甚至是在可以预期的最近的中国研究的状况。对于长期从事乡村研究的华中地区的村治研究而言，对于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同样具有独到的见解。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当前的农村研究应该避免真问题与真学问的断裂，由此多学科研究中国农村的非均衡性就显得尤为必要。而以分科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一旦进入专业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的整体视野就会被屏蔽。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中国现实关怀的研究就显得极为珍贵，“这种关怀本身将某一个环节问题的思考，置于中国经验的整体关怀之中，就比那些轻易将中国经验思考纳入到专业学科尤其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中去的研究，更能完整地理解这个环节的问题，并以此能够为这些问题的定位”(贺雪峰，2005)。由此，因为是问题取向的研究，作为在中国主位意义上的中国研究，也就不可能通过海外中国研究学术传统向国内移植的方式实现，而只有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中(由此就应该悬置已有的西方理论，包括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才能实现。

其次，中国研究是经验取向，而非理论对话取向的研究。很显然，相对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这种变迁所可能带来的影响的不确定性而言，“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2005)。换言之，无论是海外中国研究还是具有中国学者参与意义上的中国研究，都无法解释中国经验。如果按照既有的逻辑，中国的经验会成为“中国研究”的重要的理论生长的源泉；如果按照“中国乡村研究”论者的设想，西方的乡村研究及乡村学具有深厚的学术传统，不与其对话是不可能的，其所希望的理想结果是同时推动乡村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无论是“中国研究”还是“中国乡村研究”，都寄希望于从中国经验中获得理论提升，但是，在具体做法上，却都追求“中国研究”的国际化。如此，这显然在中国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间走钢丝。一方面，由于海外中国研究以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深厚的学术传统，使得这些具有西学背景的论者(无论是“中国乡村研究”的倡导者还是“中国研究”作为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传承者)都无法摆脱与西方理论对话的追求；另一方面，这些论者同样清楚，西方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验，必须有根植于中国经验基础上的扎实的调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论者显然回避了问题取向与学科取向研究当中所应该解决的问题，即如何避免中国经验成为西方学术传统及理论的附庸，从而无法真正从中国经验当中生长出自己的理论，进而，也就无法真正确立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在乡村研究的论域中，这种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大都来自于西方学术界，并且，事实上存在着西方理论的霸权，使得中国乡村的经验很容易被西方理论这一个有色眼镜所误读。正因为如此，也就不可能从乡村研究经验中提升出中国自己的理论，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徐勇等，2002)。因而，经验研究的要义显然就不在于在西方理论的假设与对话下进行研究，而在于按照经验自身的逻辑来生成理论。诚如“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所言，至今为止，真正构成认识理解中国“理论”的是毛泽东、梁漱溟和费孝通等前辈学人的努力，而这些真正具有“本土化”特质的社会科学及其学术实践，显然就不会是以理论对话为目的的实践，从根本上而言，这些学术理论仅仅是认识和改造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实践的副产品。

再次，由此，中国研究的起点和归宿都不会是以理论对话为取向的，而是以认识和理解中国为取向的。从既有的对中国主体性的反思状况看，几乎所有的反思都直接指向与西方理论对话，更加直接的就是继承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换言之，中国经验本身只是这种反思的工具，企求通过这种反思与对话本身来达到生成中国自己的理论与学术的目的。对于中国理想图景的追求者而言，这种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从既有的理论反思中进行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对中国主体性的追求，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实现路径。对于“中国研究”的倡导者而言，其出发点在于面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其研究客体“当代中国”之间的巨大反差，国内学者应该并且可以在这种反差中求得中国学术的一席之地，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仍然在于海外中国研究这一学术传统。而对于“中国乡村研究”的力行者而言，在西方深厚的学术传统面前，海外的中国研究学术界是国内学界必须借重的力量，并且，与此同时，海外学术界也可以从国内的乡村研究吸取新的动力和高水平的研究。在这个逻辑之下，追求“真正国际性”的学术就始终成为其践行者的最主要的目的。因而，其实现中国学术的主体性的具体进路尽管是从实践出发的，但是，西方理论仍然是认识的起点，而理想的结果是让中国的理论成为认识的终点。问题在于，如上文所言，以理论对话作为起点和终点的中国研究，最终的结果可能只是成为海外中国研究这一学术传统在国内的延伸，而中国的实践仍然可能成为西方理论的附庸。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研究具体表现的乡村研究的具体路进可能就应该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中国乡村研究的起点及归宿都可能在于对中国农村的整体性的理解，西方理论只是作为认识的工具，也正是在大部分研究都在寻求理论对话的学术环境下，这种选择无疑是试图从学术和政策研究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地带，最终从“田野的灵感”中生成自己的学术的“机会主义”的表现。如此，作为另外一种“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其出发点应该在于深厚的中国社会自身的实践逻辑以及前辈学人的努力，在此基础上，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吸收借鉴西方理论的学术成果，最后仍然上升到对中国社会的整体理解上。由此，具有本土特征的国际化的“中国社会科学”只是这种理解的副产品。因而，在这种研究策略之下，“宁可不要福柯，却不能不要梁漱溟；宁可不知道一个海外学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却不能不去认真对待李昌平关于中国农村现状的分析”(吴毅等，2005)。

如此，中国研究的立场是中国主位的，中国主体性的表现显然不在于中国学者加入中国研究的论域中，也不可能在于海外中国研究在中国的传播状况，而在于真正从中国研究的论域中生成中国自己的理论与学术传统。实现这一中国主位的立场，其具体进路在于中国研究是问题取向和经验取向，最终应该是以认识及理解中国为取向的，因而，在这种研究进路下，中国研究的学术的主体性只能在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过程中作为“副产品”出现。

注释：

2 王铭铭(2005)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把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与弗里德曼的家族理论及宗教研究一起，看成是对人类学超越村庄的研究方法。另见王铭铭.2006.“范式与超越：人类学中国社会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3 林南在使用这句话时，显然不是在填补西方理论空白的意义上来说的，相反，其意在于从中国研究中生长出自己的理论，甚至可能在阐释能力上超越原来的源自西方的“公认理论”。见林南.2004.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赵文词.1999.五代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转引自周晓虹.2002.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3).另见周晓虹主编.2004.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对黄宗智著作的相关评论主要集中在《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及1994年组织的几期稿件中，另外，《读书》及《中国经济史研究》也有相关的较为集中的讨论。2002年，黄宗智在《历史研究》中发表了对彭慕兰新作的评论文章，彭慕兰则于一年后发表了回应文章，由此再次引起了国内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见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这种讨论可以看成是1990年代初讨论的延续。

6 最为明显的就是罗威廉的《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利用市民社会的分析手段，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市民社会，从而在学界引起轰动。

7 这些文章分别出自《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读书》，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