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是近年来活跃在中国研究界的一位知名学者。他以《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后，转向了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相继发表了《解构中国的民族国家》、《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以下简称《拯救历史》)、《中国的超民族主义与主权困境(1900-1945)》、《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对黄宗智〈近代中国与中国研究中的双重文化性〉的回应》等著作。在这些论著中，杜赞奇讨论了中国的民族观念、民族国家观念、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成、民族主义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的关系。他的《拯救历史》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以及建构的复线历史研究范式更是在中国研究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¹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以及建构复线历史范式的理论探究有着深刻的学理背景，本文试对此加以分析，以求进一步理解他的学术思想和当代美国现代中国学的情况。

一、民族主义运动与全球化趋势的交相辉映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运动在全球政治、社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伴随着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的另一趋势是全球化的兴起和蔓延，这两者在冷战后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杜赞奇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关注正是这种现实的体现。

以北美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的发表为标志，18-19世纪末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民族主义开始兴起。法国大革命后，民族自治、民族统一、民族个性等公民观念在欧洲得到传播和强化。这一理念还延及到拉丁美洲，于是拉美出现了波澜壮阔且卓有成效的独立运动。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之时，民族主义就已表现为遍及各个民族的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在此时已具有全欧洲的意义了。意大利与普鲁士的统一是民族主义原则在19世纪中期取得的最大成果；19世纪后半期，民族运动的重心转向了东欧和东南欧的受压迫民族；进入20世纪，民族主义更是一路狂飙猛进，相继出现了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第二次浪潮发生于20世纪50-70年代；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并沿续至今，这次浪潮更具多样性、复杂性特征，即在前苏东地区出现了民族分离主义。苏联解体后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在中东、非洲、南亚和亚太地区也出现了类似分离主义和复国主义抬头的趋势；而西欧北美也受到了北爱尔兰、科西嘉、巴斯克、魁北克和夏威夷等“族裔自主”、分离主义等问题的困扰；在非洲则受到了部族主义问题的严重冲击，索马里、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加纳、多哥、贝宁、乍得、苏丹、扎伊尔、刚果、卢旺达和布隆迪等发生了因部族矛盾和冲突而引起的仇杀和内乱；在南部非洲，根植于民族冲突的安哥拉战火又重新燃起。冷战后，宗教民族主义也开始兴起，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这是一股民族主义同伊斯兰极端主义结为一体，或者说伊斯兰极端主义利用民族主义作为载体而形成的势力，其源头原来在中东、北非的伊斯兰国家，后扩展到中亚、北高加索、巴尔干和东南亚等广阔地域。此外，冷战后兴起的还有泛民族主义，这是发生在东欧及中亚、西亚地区的以广大和复兴传统帝国为目的的一种民族主义，包括泛突厥主义、大哈萨克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大匈牙利主义、大乌兹别克主义和大蒙古主义。这种泛民族主义在相关地区成为一种制造不稳定的因素，对有关国家的主权形成严重威胁。

在民族主义勃兴的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又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1848]1995：267)。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市场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深化，这一现象发展更加迅速。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了地球村的每个角落，技术、生产、贸易、金融的全球流通正在摧毁各国的经济壁垒，越来越多的国家介入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各国在交往中使用同样的商业语言、按统一的规则活动、建立类似的机构制度，这些正促使着世界成为一个联系密切、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整体。上世纪90年代后交通及信息业的飞速发展更是推动了全球化进程。高速公路的延伸、高速火车和超音速飞机被广泛地投入使用、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全球通讯网的建立，正在把巨大的地球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为开发、使用高新技术而形成的许多国际性的“战略联盟”，推动着全球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此外，全球也共同面临着诸如环保、人口、粮食、毒品、核扩散和能源危机等一系列日趋严峻问题的挑战。这些全球性的问题都是在民族主义兴起的同时得到迅猛发展的。

由此可见，民族主义首先在西方国家兴起，并向其他地区扩展，可以说近代以来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当属民族主义。冷战之后，民族主义更是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杜赞奇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正是这种民族主义受到全球关注的一个具体体现。对此，他明确说明：“我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解不仅基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且更主要的是基于当今世界各地的事态的发展。”(杜赞奇，[1995]2003)与民族主义相伴的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化要求超越民族国家，而民族主义却是民族国家的坚强柱石。那么如何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成为摆在全球人类面前的共同问题。1997年杜赞奇发表的《中国的超民族主义与主权困境(1900-1945)》，恰恰体现了这样的现实关怀，该文旨在试图探寻20世纪上半叶东亚的民族主义者保有的各种超民族主义与主权利益至上的潜在冲突方式(Duara，1997)。

二、民族主义理论研究的勃兴

虽然关于民族主义理论的专门研究相对于其实际影响要显得滞后，但是，自从其被纳入到学术研究之后，它就一直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变化。实际情况是，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等学科中，民族主义都成为了这些学科所普遍关注的对象。

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有人开始思考和探索民族主义问题，如阿恩特(Arndt)等；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的康德、费希特、赫尔德、李斯特等以及19-20世纪之交的M.韦伯和涂尔干等也涉及过对民族国家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而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同时，也在支持欧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展开过对民族问题的探索和研究；19世纪末期，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关于“民族是什么”的演说、约翰·穆勒的《论代议制政府》以及阿克顿的《民族》等具有重大影响的演讲或著作，也都对民族问题有过论述。

伴随着20世纪的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也相应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期间的代表人物有：卡尔顿·J.H.海斯(Carlton J.H.Hayes)、汉斯·科恩(Hans Kohn)、爱德华·H.卡尔(E. H. Carr)和K.W.多伊奇(K. W. Deutsch)等，前两人则被称作民族主义学术研究的“开山双祖”(the twin founding-fathers)。这一时期主要探讨了西方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及传播方式等。第二次研究高潮随着196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而突然出现，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博伊德·C.谢佛(B. C. Shafer)、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休·塞顿-沃森(Hugh Seton-Watson)、约翰·布鲁伊利(John Breuilly)、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 Smish)、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idict Anderson)、米洛斯拉夫·赫洛奇(Miroslav Hroch)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著名学者都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由于1980年代后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自身的特点也极大促进了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众多老作者纷纷写出新著，他们的旧作不断再版，而且每年都涌现出不少新人新作。

杜赞奇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关注首先就是基于这样的学理背景，并反映了这种背景。其中，特别要提及的就是厄内斯特·盖尔纳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研究。两者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当前西方学者关于民族问题研究的经典之作，更是对杜赞奇有关民族、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品。盖尔纳有个著名的观点：“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民族造就了民族主义。”在盖尔纳([1983]2002：73)看来，“当总的社会条件有利于那种统一的、相似的、集中维持的高层次文化时，当这种条件遍及到全社会的人口，而不仅仅遍及到为数很少的精英分子时，就会出现一种局面，即定义明确的、由教育作后盾的、统一的文化单位构成了人们自愿地并且往往热情认同的近乎惟一的一种组织单位”，这就是民族的最终形成。安德森([1983，1991]2002：5)关于民族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 limited and sovereign)。”可以看出，两人都强调民族、民族主义产生上的人为建构作用，也就是说，民族、民族主义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人们在意识上的建构。这点被杜赞奇直接继承了。杜赞奇([1995]2003：40)明确说明：“我赞同他们中许多关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观点。”杜赞奇在研究中国民族主义时的根本立足点实际上就是认为民族、民族主义的人为建构性。他也是把民族看成是一种身份认同，并且他在研究中试图要揭示的就是民族主义话语对民族的建构作用、民族主义话语所建构的历史对其他历史的压抑，以及其他话语对民族主义话语的反抗。

不仅如此，杜赞奇还对盖尔纳与安德森有所超越。盖尔纳与安德森认为，民族、民族主义是人为意识的建构，但是他们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安德森强调印刷资本主义的作用，盖尔纳侧重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质变。而且，他们还把民族主义看成是绝对统一的认同。杜赞奇认为，盖尔纳与安德森的观点将民族、民族主义完全从时间上与前现代割断了，而如果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民族、民族主义并非是现代的产物，是与历史有着密切联系的，而且认同也并非是统一的。他以中国关于马祖或者关帝神话故事为例指出，不仅口头的和书面的传统完全融和在一起，并且“神话提供了一种媒体，通过它，不同的群体可以宣布加入到一种民族性的文化中。”“在农业社会中，许多人都从不同层次上意识到了其文化与身份。从这种意义上说，也许他们与现代人并无太多差别。”(杜赞奇，[1995]2003：42)这就是说，中国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并不主要是通过印刷资本主义形成单一的文化认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因此，他说实际的记录并不能给那种“现代与前现代的两极化的生硬论点提供任何基础。”(同上：42)他还认为，安德森等人关于民族主义是整体自我想像的自觉意识的观点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肯定了对作为现代的、理性的自我的‘他者’的‘非自觉’的社会与团体的统治。”(同上：43)建立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杜赞奇在研究中国民族主义时就力图揭示认同的多样性、冲突性和建构性。

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

20世纪60、70年代的欧美学界兴起了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其代表性人物主要有米歇尔·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思潮最先是出现在建筑、艺术领域的，此后不久，后现代主义进入了历史学。1973年，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发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代表后现代主义开始正式进入历史学界。虽然历史学是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最后领域，但是一经出现便对历史学产生了颠覆性影响。随着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加强，运用后现代视角研究历史的微观史、妇女史等等日益增加，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国际学术界又兴起了后殖民主义思潮。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开端的标志一般被认为是1977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的出版。此后，柴特基(Partha Chatterjee)、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霍米·K.巴巴(Homi K.Bhabha)等都对后殖民主义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此，后殖民主义研究也逐渐引起了学界相当的关注。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杜赞奇的中国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他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就是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在书中对“权力”概念的运用。对此，他明确说明：影响本研究至深的‘权力’概念源自于米歇尔·福柯(《法纪与惩罚》；《性史》，特别是第93-96页)。从福柯的观点中可见，权力关系并不源自于某一特别的因素，而是来自于多元；它并不是脱离经济、性别等因素独立作用，而是与它们密不可分。但更为重要的观点是，某一时期的体制(特别是制度化的知识)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现权力的方式，这一观点也适用于历史文化。此外，在福柯看来，“权力并不经常或者必须是压迫的，它还具有创造性和启发性。”(杜赞奇，[1988]2003：7)而关于“文化的权力网络”，他则明确指出是“更为接近后现代思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影响在他研究中国民族主义时再次凸显，在《拯救历史》中，杜赞奇([1995]2003：5)明确说到：“虽然我不是一个印度问题专家，然而我受到仍然模糊地定义为‘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框架影响较大。”可以讲，后现代、后殖民思潮是统领杜赞奇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主导理论。

首先，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直接影响了杜赞奇对民族主义历史的认知。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就是自黑格尔以后强调历史的理性线性进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的目的，即其进步方式，是精神即理念的自我意识的展现。黑格尔的线性历史理念通过其后的马克斯·韦伯等人的发展逐步成为西方对于历史理解的主流观念。后现代、后殖民史学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对启蒙历史的解构，否认线性进步的启蒙历史，后现代主义批判启蒙运动带来的现代文化的专制和绝对论倾向，力图把思想从所谓理性的桎梏和独断论的价值观和真理观中解放出来(Honderich，1995：708)。杜赞奇在他自己关于后殖民史学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后殖民史学是对启蒙历史的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在印度次大陆以外，无论从事独立研究(常借助后结构主义和人类学)，还是从事贱民研究的非西方历史学家，都已开始质疑作为纯粹客观研究范式的启蒙历史(enlightenment history)本身。”“‘历史’不再被简单地视为一种中性模式或认识过去的科学，而被视为一种政治的世界观和政治工具。它已经成为正在崛起的民族国家体系中要求主权的重要手段。”(杜赞奇，2002：96)在他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及其建构的复线历史范式中，这一历史认知被直接体现出来。他认为：其一，线性历史为西方国家入侵其他地区、为西方中心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进化论历史一直是优越种族进步的角度”(杜赞奇，[1995]2003：8)。其二，在线性启蒙历史中建构了民族这一单一主体，这造成了对其他历史的压抑。“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其它历史就没有了。”(杜赞奇，2000)在解构了线性民族主义历史后，杜赞奇从历史横断面的认知上进行了新的建构。他认为，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历史中的主体并不只有民族一个，而是多样的，即有多个身份认同的。他在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指出：“在现代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个人与群体均同时认同于若干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些身份认同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相互之间常常有矛盾冲突。无论是在印度历史还是在中国历史上，人们都曾认同于不同的群体表述。”(杜赞奇，[1995]2003：42)即便是民族、民族主义同样也是多样的。而且，杜赞奇还认为，在近代中国伴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勃兴，还同时存在着超民族主义意识，这就意味着民族、民族主义并非是近代中国惟一的认同(Duara，1997：1030-1051)。

其次，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史学影响了杜赞奇对话语在建构历史中作用的认知。在兰克等人看来，通过话语叙述是能够再现过去的，但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史学从权力与知识关系的角度说明了话语叙述在建构历史中的作用。M.福柯认为，话语与对象(客体)之间不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成为话语对象(客体)的事物本身是话语操作建构而成的，话语不仅是使用符号以确指事物，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对象(客体)本身；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对象(客体)都有对应的“物”。“确定这些对象不参照事物的基质而是把它们同规律的整体联系起来，这个规律的整体能使人们把它们形成为某一话语的对象，从而构成它们的历史出现条件。”(福柯，[1969]1998：59)再现本身就要依赖于自我意义的主体存在和客体的有效性这样一些假定。所以，再现也是不可靠的。同时，表象要通过话语表达，可是话语本身是历史建构起来的现实，这样，在能指和所指之外不存在某个客观的历史实在可供再现或表象，“表象是一个普遍的、中立的、自觉的和‘客观的’思想模式”(Sheridan & Foucault，1980：82)。这里的重要之处在于历史依赖于当下的主体的话语构建，而且话语又受到权力的构建。杜赞奇在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时充分吸收了福柯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如果让我自己来评价这本书，我会说，话语就是表面的思想及行为的前提。”(杜赞奇，2000)他的具体研究实际上就是试图揭示民族主义的话语权力如何建构、压抑历史的，这点他明确指出其思想渊源在M.福柯。“按照福柯的理论——话语构成主体，主体再来构建制度，我以为应该特别注重这一过程，即话语在何时形成了主体，而主体又构建了怎样的制度。”(同上)据此，在他的复线历史范式中就把历史视为现在和过去的复杂的交易。“复线的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transaction)，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

再次，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直接影响了杜赞奇的分析方法。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由此，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费尔克拉夫等(Fairclough & Wodak，1997)曾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原则归结为8条：批评性话语分析关注的是社会问题；话语反映权力关系；话语是社会和文化的构成要素；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话语具有历史关联性；语篇与社会的关系是间接的；话语分析是解释性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是社会行动。在复线历史中，其对于历史的理解、解构和对历史的叙述均是从叙述方式入手的。《拯救历史》中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则鲜明地体现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论原则，其中，杜赞奇最为关注的是揭示话语所反映的权力关系、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工具，从而揭露话语背后所隐藏的不平等的关系。在分析近代的反宗教运动时，他考察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是如何利用“大同”等话语来服务于其现代化目标，从而压制其他话语，同时他又揭示出另外对反宗教运动加以抵制的话语的存在。在分析近代中国秘密会党时，杜赞奇通过文本分析，特别是考察了陶成章的《龙华会序》及其一部秘密会党史的文本，描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把秘密会党的浪漫叙述融入有关种族国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的努力。在对20世纪早期中国的联省自治运动的考察中，杜赞奇主要描述了地方是如何建构自己的民族国家、民族观念，以及地方关于联邦主义的表述是如何向中央集权主义表述的民族观念进行挑战的，从而揭示了不同表述的竞争。这些分析，很显然就是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中关于话语是权力关系，是意识形态的反映，是一种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其宗旨是揭露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方法论原则。

此外，在杜赞奇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M.福柯提出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也对杜赞奇产生了影响。M.福柯在《诊所的诞生：医学知觉考古学》、《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和《知识考古学》中阐述了知识考古学的方法。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是指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在现存的知识空间中拾取历史时间的因子，从而发现被现存历史埋没的珍贵的历史线索，进而对现行的知识作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也就是对知识的先在结构作本原的揭示，然后对各种话语出现的条件、变化的形式、环节以及规律进行分析。M.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和《性经验史》等著作中阐述的主要是谱系学的方法。“谱系学术语是指关于博学的知识和局部的记忆的统一，它为了建立一种斗争的历史知识和现在仍然对这些知识进行利用的策略”(Foucault，1980：83)，“让我们用‘谱系’这个词来代表冷僻知识和局部记忆的结合，这种结合使我们能够在今天建立有关斗争的历史知识，并策略性地运用这一知识”，“这些谱系是冷僻学问和流行知识的结合的产物，只有废除总体性话语及其等级体系在理论上的特权地位，他们才能建立起来。”(福柯，1997：219)杜赞奇(2000)在研究中国民族主义时明确指出，他的方法就是受到M.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影响。“我的方法是：如考古一样(这一点当然受到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影响)，从地底下挖出被掩盖的东西。”杜赞奇在研究中还详细考察了“封建”、“革命”等话语的谱系，他认为，中国在1906年之前“封建”这个词的含义还是比较积极的，而且此后也有这样的用法，这是一个关于保护地方、反对中央权力的理想，跟民主也有关系。黄遵宪和梁启超在湖南维新变法时期，就是在创建国会、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意义上使用“封建”这个概念的。但是到了1920年代，“封建”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它的含义已经被纳入到一种新的历史话语之中了，指的是“中世纪”。所以在联省自治的时候，大家都采用了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的做法，却不敢使用这个词，反而都用它来攻击对手，指责对方为“封建”。关于“革命”一词，孙中山在对秘密结社讲的时候，用的是它的传统含义，但是当他写成文章的时候却有了新的含义。

四、美国中国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高度关注

作为现代民族主义研究开山双祖之一的卡尔顿·S.H.海斯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出现不久，美国学界便有学者运用他的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1932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卡尔斯·H.皮克(Cyrus H.Peake)的《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一书。此后，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便基本上伴随着美国的中国研究而进行。上世纪40年代，费正清来华，对中国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看法，其中，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共产党能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利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费正清，1992：335-336)。费正清的这一角度对美国的中国研究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使民族主义研究成为战后美国中国学界的一个重要取向和内容。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美国相继出版了大量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专著或论文，其中主要是延续费正清所探讨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50年代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语言改革》、《中国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联顾问的文献(1918-1927)》等专著和文献；1960-1970年代有探讨农民民族主义的《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²，探讨学生民族主义的《中国的学生民族主义：1927-1937》等，从文化角度探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顾颉刚与中国新史：民族主义和对其他传统的探寻》等，有探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革命的《19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与革命》、《中国近代史：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1980年代后，美国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和拓宽，相继出版的较有影响的专著有：《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中国的蓝衣社：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等等。1990年代之后，美国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结出了更为丰硕的成果，仅1994年以来，以中国民族主义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就有二十余篇，期间还出版了大量的专著，而且研究的对象也有极大的拓展，涉及了民族主义的多个方面，如：地方民族主义问题；民族主义与中国政治、社会、外交问题；网络民族主义问题、文化民族主义问题等。

由此可见，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始终给予了高度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杜赞奇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关注不仅是这种学理传统的反映，而且，前人的研究对杜赞奇也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有关从文化角度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展开探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杜赞奇(2000)曾明确说明，他的《拯救历史》一书受到了列文森的影响，列文森的研究“给了我很多的启迪和引导”。

1960年代，列文森的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出版，该书系统阐述了中国“文化主义”观念，并在数章中集中阐述了他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认识。列文森认为，在中国民族身份认同之前，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形式，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但是，“当20世纪初民族主义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兴起时，它体现的是一种要将一切明显的为中国传统辩护的时髦话语扫除干净的企图。”“中国民族主义的起因及其实质是知识分子在感情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疏离。作为在中国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含义丰富的概念，民族主义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由于视国家为中国人尽忠的最合适的对象，因此，民族主义者反对历史的选择，即反对对‘中国生活方式’的‘文化至上式’的崇敬高于对其他一切的忠诚。”(列文森，[1968]2000：82、80)这里，列文森试图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之前的身份认同是断裂的。他的这些认识对杜赞奇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列文森从文化意识角度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为杜赞奇所直接继承，杜赞奇的研究基本上就是考察中国民族主义作为思想意识在近代中国的作用的。其次，列文森提到的民族主义身份认同之前的文化主义认同实际上为杜赞奇的研究提供了启发。杜赞奇试图说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身份认同意义上讲的民族、民族主义并非是现代才出现的。杜赞奇与列文森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如何认定民族主义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列文森认为民族主义与传统是断裂的，但是，杜赞奇认为，民族主义与传统并非是完全断裂的，之所以断裂是启蒙历史叙述方式及其进化论目的导致的。他通过研究革命者对秘密会党叙述的利用证明了这一点。

五、美国现代中国学界的反思浪潮

上个世纪60、70年代，美国中国学界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思浪潮，这种反思不仅成为这门学科的惯例，更成为其发展主要的内在动力。1984年出版了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该书是作者十余年对美国中国学反思的结晶。在该书中，作者全面反思了此前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模式，指出了以费正清等为代表的“冲击-回应”模式和由这一模式衍生的“传统-近代”模式，以及“帝国主义”模式的缺陷和不足，认为这三种模式在本质上都是“西方中心主义”，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中心观”。“中国中心观”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中国研究，而且对国内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中国中心观的提出并不意味着美国中国学界反思的结束，相反在其提出后就引发了进一步的反思。有学者认识到“中国中心观”自身也陷入一种内在的矛盾中，即也是从一种预设的前提构建出现象的模式来研究中国历史，从而造成在中国研究中出现若干悖论，即历史事实出现与预设理论相反的情况。

1990年代美国中国学界的反思主要集中于认识思维范式，特别是历史认知方面，其中以黄宗智最具有代表性，1991年他发表了《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一文。在文中，黄宗智([1991]2000：412)正式提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1990年代后期，黄宗智又发表了《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在文中，他认为中国史研究中理论存在着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四个陷阱是指，不加批判地运用、意识形态的运用、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主义；一个问题是指，在现代性中，“中国”对西方学者而言意味着什么？在现代世界中，中国文明的内容将是什么？在反思中他既指出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理论对中国研究造成的伤害，同时他也肯定了理论的作用。“它既可以使我们创造性地思考，也可以使我们机械地运用。它既可以为我们打开广阔的视野并提出重要的问题，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唾手可得的现成答案并使人们将问题极其简单化。它既可以帮助我们连接信息和概念，也可以给我们加上一些站不住脚的命题。它既可以使我们与中国研究圈子之外的同行进行对话，也可以使我们接受一些不易察觉但力量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它既可以使我们进行广泛的比较，也可以使我们的眼界局限于狭隘的西方中心的或中国中心的观点。”(黄宗智，[1998]2003：103-128)2000年在《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中，他通过反思文化研究认为，以往的中国研究学者在思维上大多都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模式，“在过去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学术理论和意识形态中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话语结构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连那些自觉地反对东方主义建构的学者都经常不经意地采用了它。”(Huang，2000)

杜赞奇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不仅反映了美国中国学界的反思浪潮，而且本身也是反思的结果。1998年，杜赞奇写了《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2000年，他又写了《对黄宗智〈近代中国与中国研究中的双重文化性〉的回应》等文章，这些都是他对中国研究反思的总结。在前文中，他明确提出“历史学可能是惟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解剖的学科”；“只有审视理论的作用，才能阐明为何在撰写历史时采取反理论的态度是必要和值得的”；“所谓理论，我是指在历史知识基础上的反思，包括历史概念的预设、历史学家的作用、历史再现的手段等。”(Duara，1998：105，118)前面提起的黄宗智的文章主要是分析中国研究中造成范式危机的原因，对此，杜赞奇(Duara，2000：35)在回应中表示同意，“我很欣赏黄试图把区域研究从目前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和文化研究基础上分离的努力。”《拯救历史》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实际上就是对启蒙历史的反思。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他就对启蒙历史及其造成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而提出了复线历史范式。杜赞奇([1995]2003：20)在书中针对线性历史强调指出：“我们处在现代历史学家的主体位置上，线性历史所假定的透明性使我们看不到它为了包含这些压制，为了阻止民族体内部的分裂所采用的战略。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反省像历史分期、特殊时代之类的基本范畴，认识到它们并不仅仅是阻止材料的便捷方法，也不仅仅是通向现代性的目的论大道，而是为了隐匿断顿与压抑的修辞战略，因为这是主导叙述结构所需要的。”由此可见，杜赞奇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既是反思浪潮的结果，同样也是反思精神的反映。

综上所述，杜赞奇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既与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理论研究偏好——这种偏好又受到当今世界各地持续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及急剧加速的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而不断加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与美国国内“中国学”理论界的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注释：

1 杜赞奇对复线历史是这样解释的：复线的历史不仅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性的演化，而且否认历史是因果性、线性发展的，否认只有在因果的链条中才会前因产生后果。复线的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transaction)，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与此同时，在考察此种利用的过程中，复线的历史不仅试图重新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而且还试图解释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杜赞奇，[1995]2003：226)从中可以看出，复线历史范式是通过解构线性历史范式，并针对线性历史的弊端而提出，其认为历史并非只有一个单一的主体，而是多元的主体；历史并非是直线向前发展的，而是在过去与现在复线时间里互为因果性的复杂交易；复线历史研究范式的目的就是要揭示散失的意义，解释造成散失、压抑、利用的原因、条件等等。关于《拯救历史》的评论可参见：Matthew Chew，in Contemporary Sociology，Vol. 25，No. 6 (Nov. 1996)；Theodore Huters，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56，No. 1 (Feb. 1997)；John Fitzgerald，in The China Journal，No. 38 (Jul. 1997)；Kenneth Pomeranz，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102，No. 4 (Oct. 1997)；James L. Hevia，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 47，No. 4 (Oct. 1997)；李猛.1998.拯救谁的历史[J].二十一世纪(10)；王晴佳.2000.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历史学[J].中国学术(3).商务印书馆；德里克.2001.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J].中国学术(1).商务印书馆。

2 该书一经出版，便在美国中国学界引起了一场关于农民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争论，参与争论的有：史华兹的《农民民族主义》(《中国季刊》1963年7月-9月号)、C.P.菲茨杰拉德的《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太平洋事务，1963年秋季号》)和唐纳德·G.吉林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农民民族主义”》(亚洲研究杂志，1964年2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