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文献回顾显示，在中国文化下进行有关父母亲职及亲子关系的研究十分缺乏(Shek, 1999, 2003)。由于中国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我们实在有必要进行更多相关的研究。虽然，当我们提及“中国”研究时，往往会假设“中国文化”是单一的，但是，不同的华人社会里有关父母亲职及亲子关系的现象是否相同，正是本研究最为关注的。本研究尝试研究香港和上海青少年在对父母亲职及亲子关系质量认知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在心理健康上的差异。

虽然香港和上海同是华人社会，也都是中国的一部份，但这两个城市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分别：

第一，人口的差别：上海常住人口约为1，300多万，而香港的人口约700多万。

第二，历史上的差别：虽然上海曾经出现租界，但一直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则在1842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直至1997年回归中国。

第三，文化上的差别：上海虽然在解放前受到中西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在解放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文化的影响锐减。直至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影响才重新加强；香港文化在过去的百多年里深受中西文化的影响。

第四，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差别：上海遵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经济；而香港则奉行资本主义，政府通常扮演“不干预”经济的角色。

第五，经济发展的差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上海的经济在过去十年里迅速发展；相反，随着经济转型和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香港的经济在回归后发展缓慢，失业率持续上升。

第六，家庭特点的差别：上海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尤其是1980年代后成立的家庭中以一个子(女)为多数，且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男性和女性的地位相对平等；相反，香港并没有“独生子女政策”。此外，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研究(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2002, 2005)指出，香港的家庭凝聚力在过去十多年里持续下降。

基于以上不同的特点，我们提出以下问题：这两个城市里的青少年在看待父母亲职和亲子关系质量方面是否存在着差异？

在现有的文献中，虽然关于父母亲职及亲子关系的中港两地比较研究并不多(Lau，et al. 1990；Berndt，et al. 1993；Chen，Liu & Li，2000)，但其中有些零碎的研究显示，香港父母的亲职及亲子关系比内地的情况差。例如，《青少年的家庭角色与责任：两地比较研究报告》(陈婉华等，2004)指出，虽然大部分的香港和广州青少年均认为父母有需要改进教育子女的方法，但相对于广州青少年而言，较少的香港青少年认为父母经常尊重子女、教导子女、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子女及在意子女的学业。该研究指出，广州的青少年比香港的青少年较为满意与父母的关系及主动与父母分享感受。此外，在《“青少年自信心”两地比较研究报告》(罗润秀等，2001)中，研究结果指出，与香港青少年和父母的关系相比，广州青少年和父母的关系比较好。

在现有的中港两地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比较研究中，有很多研究都指出香港青少年在心理健康方面比内地青少年差。一项有关香港与上海青少年心理健康比较的研究指出(陈启芳、吴铎，2001；陈启芳、吴日岚，2002)，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和自尊比上海青少年差。而在两项有关香港与广州青少年自尊感比较的研究中，结果均显示香港青少年的自尊感比广州青少年低(魏雁滨等，1995；罗润秀等，2001)。

在本研究中，我们会检视香港和上海青少年对父母亲职观点的差异。文献回顾显示，不同的专家学者对亲职有不同的看法(Maccoby & Martin，1983)。在这些概念中，父母控制(例如，控制相对于自主和严厉、相对于放纵)被广泛用来描述亲职特点。然而，父母控制尽管被广泛地使用于现有的亲职模式及相关研究中，很多学者依然指出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父母控制(Barber, 1996, 2002；Steinberg，1990)。一般说来，有两类父母控制比较明显：一类是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指“父母通过控制子女的活动来负面地影响子女的心理世界，从而决定子女的心理发展”(Smetana & Daddis，2002：563)，心理控制的例子包括强迫性的口头表达、无价值感、人身攻击、负疚感、爱的撤退以及古怪的情感行为等；另一类是行为控制(behavioral control)，指“父母为子女订下的规则、制度及约束等”(同上)。Barber(1996)指出心理控制是亲职中“被忽视的方面”，“研究者很少特别关注心理控制及其变量”。

关于父母的行为控制，有关研究指出通常会以“父母监控”(parental monitoring)这个概念来表示(Pettit，et al. 2001；Smetana & Daddis，2002)。然而，当“监控”意味着“监视或跟踪的时候”(Dishion & McMahon，1998)，常常又会用父母对子女活动的理解(parental knowledge)来测量(Crouter & Head，2002；Kerr & Stattin，2000)。Stattin和Kerr (2000)认为父母监控(即监视)与父母对子女活动的理解是不同的，因为父母的理解不一定反映在监控活动上，子女的主动揭示才是关键。从概念来看，有必要认识父母行为控制的多面特点(Smetana & Daddis，2002)以及区分父母监控与父母对子女活动理解的不同。对现有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在父母行为控制上(即父母试图控制和管理子女的行为)至少有5个不同的方面：1.父母的知识(即父母对子女的处境知道多少)；2.父母的期望(即父母对其作为父母的规则和希望)；3.父母的监控(即父母监视和跟踪以及父母主动去理解子女)；4.父母的管教(即根据父母期望而对子女作出的奖励和惩罚)；5.子女对父母行为控制的满意度。

另外，一些研究还指出可以用概括的观念(global measure)来描述亲职。例如，在Maccoby和Martin(1983)提出的模式中，建议将“父母反应”(parental responsiveness)和“父母要求”(parental demandingness)作为概括的亲职层面。

总而言之，本研究旨在探讨沪港两地青少年在以下变量方面的差异：1.父母行为控制(包括父母知识、期望、监控、管教及要求)；2.父母心理控制；3.透过中国文化本土观念评估的父母管教；4.父母对传统中国文化亲职信念的认同。

关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质量方面，Stattin和Kerr(2000)指出有必要研究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信任。遗憾的是，这一方面通常是被忽略的。Rotenberg(1995：713)指出：“尽管信任在社会化过程中显然是重要的，但很少引起实证研究的关注。”Noack，Kerr和Olah(1999：174)也认为：“在家里的信任几乎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Crouter和Head (2002：473)也批评说：“许多有关父母监控的研究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父母身上而不去分析亲子关系的质量”。此外，我们也会研究子女对父母控制的满意度及子女与父母沟通的倾向状况。

究竟香港和上海的青少年在父母亲职及亲子关系质量的观点，以及心理健康方面有什么分别？在思考上述问题时，以下几点值得我们考虑：

第一，虽然香港的经济在2003年后有所增长，但工作和就业仍是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很长，与家庭接触的时间相对减少。

第二，香港是一个十分强调成就的社会，很多父母往往只强调子女的学业成就，而忽略管教子女的行为。此外，由于传统中国道德规范的崩解，父母对子女行为上的要求也有所降低。

第三，研究结果显示(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2002, 2005)，香港家庭的凝聚力在过去十多年里持续减弱。

第四，上文所回顾的研究结果显示：(a)香港家庭的亲子关系较内地差；(b)香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比内地青少年较差。

基于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相对于上海的父母，香港父母的行为控制较低，但心理控制却较高；

假设2：相对于上海的父母，香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质量较差；

假设3：香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比上海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差。

二、研究方法 (一) 测量工具

在本研究中，我们运用不同的工具来测量不同方面的父母亲职特点及亲子关系质量。这些测量工具包括﹕父母行为控制(知识、期望、监控、管教、广泛性的要求及透过中国文化本土观念评估的父母控制特点)、父母心理控制、父母对传统中国文化亲职信念的认同、亲子关系质量(子女对父母控制的满意度、子女与父母沟通的倾向及子女与父母互相信任的情况)及心理健康(包括自控感、希望丧失感、生命满足感及自尊感)。

1.父母控制评估

(1) 父亲亲职知识量表(PKNO)和母亲亲职知识量表(MKNO)。根据文献回顾，以下7句组成父亲亲职知识的测量量表：a.“爸爸清楚地知道我在学校的情况”；b.“爸爸了解我在学业上的表现”；c.“爸爸通常知道我在什么时候有测验和考试”；d.“爸爸清楚知道我与什么人做朋友”；e.“爸爸知道我在放学后做些什么事情”；f.“爸爸晓得我与朋友一起时做些什么事情”；g.“爸爸不清楚我怎样运用空闲的时间”。信度分析表明这些句子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PKNO：香港=.82；上海=.76)。同样的问题用于评价母亲的亲职知识，组成母亲亲职知识量表(MKNO：香港=.85；上海=.79)。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父母对子女行为的亲职知识水平，分数越高表示知识水平越高。

(2) 父亲期望量表(PEXP)和母亲期望量表(MEXP)。透过文献回顾，我们用以下7句来测量父亲期望：a.“爸爸要求我在学校要有好的行为”；b.“面对考试时，爸爸期望我要努力温习¹ ”；c.“爸爸期望我在学业上有好的表现”；d.“对于我与什么人交朋友，爸爸有明确的要求”；e.“对于我在放学后做些什么事情，爸爸有清楚的规定”；f.“对于我与朋友一起时做些什么事情，爸爸有清楚的规定”；g.“爸爸对我怎样用空闲的时间没有清晰的规定”。信度分析表明这些句子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PEXP：香港=.72；上海=.66)。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价母亲的期望，组成母亲期望量表(MEXP：香港=.71；上海=.64)。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父母对子女行为的期望水平，分数越高表示期望水平越高。

(3) 父亲监控量表(PMON)和母亲监控量表(MMON)。依据文献回顾，我们用以下7句来评估父亲的监控：a.“爸爸主动了解我在学校的情况”；b.“爸爸通常会检查我的功课，看看我是否把功课做好”；c.“爸爸主动了解我温习功课的进度”；d.“爸爸主动了解我与什么人做朋友”；e.“爸爸通常主动要求我告诉他，我与朋友一起时做些什么”；f.“爸爸主动了解我在放学后做些什么事情”；g.“爸爸不会主动了解我怎样用空闲的时间”。信度分析表明这些句子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PMON：香港=.82；上海=.78)。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价母亲的监控，组成母亲监控量表(MMON：香港=.79；上海=.76)。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父母对子女行为的监控水平，分数越高表示监控水平越高。

(4) 父亲管教量表(PDIS)和母亲管教量表(MDIS)。基于文献，我们用以下5句来测量父亲对子女的管教：a.“当我努力读书时，爸爸会赞赏我”；b.“当我不用心温习时，爸爸会责骂我”；c.“当我的行为表现欠佳时，爸爸会责骂我”；d.“当我做事有分寸时，爸爸会赞赏我”；e.“当我不遵从爸爸的期望运用空闲时间，爸爸会责骂我”。信度分析表明这些句子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PDIS：香港=.68；上海=.63)。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价母亲对子女的管教，组成母亲管教量表(MDIS：香港=.70；上海=.68)。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父母对子女行为的管教水平，分数越高表示管教水平越高。

(5) 父亲反应量表(PRES及PDEM)和母亲反应量表(MRES及MDEM)。根据现有的亲职模式，在评价父母控制时经常使用父亲亲职方式量表和母亲亲职方式量表(Lamborn, et al., 1991)，这两项量表被用来评估青少年对父亲或母亲亲职行为(反应和要求程度)的看法，主要参照的是Maccoby和Martin(1983)的架构。Shek(1999)提出了经过修正后的量表，发现在这些量表里有两个稳定的导向，即“反应”和“要求”。在本研究中，反应量表(13项)和要求量表(7项)都是可信的，父亲的信度分别为PRES：香港=.85；上海=.76和PDEM：香港=.76；上海=.74，母亲的信度分别为MRES：香港=.84；上海=.76和MDEM：香港=.73；上海=.75。有关句子的总分代表父母反应或要求的水平，分数越高表示父母积极的亲职特点越显着。

(6) 父亲心理控制量表(PPSY)和母亲心理控制量表(MPSY)。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Barber, 1996, 2002)，以下10句组成父亲心理控制量表：a.“爸爸经常想改变我对事物的想法或感受”；b.“爸爸重视他的想法而轻视我的想法”；c.“在我与爸爸的交谈中，爸爸经常打断我的说话，要我跟从他的看法”；d.“爸爸经常将家人面对的问题归咎于我”；e.“当爸爸批评我时，他经常提及我以往所犯的错误”；f.“如果我对事物的看法与爸爸不同，他对我的亲切和友善的行为会减少”；g.“如果我令爸爸失望，他会对我不瞅不睬² ”；h.“如果我令爸爸不开心，他会停止与我说话，直至我再取悦他为止”；i.“我的爸爸想控制我做的一切事情”；j.“我的爸爸经常尝试改变我去达到他的标准”。信度分析表明这些句子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PPSY：香港=.88；上海=.88)。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价母亲对子女的心理控制，组成母亲心理控制量表(MPSY：香港=.90；上海=.90)。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父母对子女心理控制的水平，分数越高控制水平越高。

(7) 中国父亲控制量表(CPCS)和中国母亲控制量表(CMCS)。以上量表都是参考西方文献和理论而建立起来的。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人对子女的控制，透过文献回顾，我们运用以下12句来评价持中国文化信念的父亲控制：a.“爸爸要求我要‘生性’³ ”；b.“爸爸要求我要‘乖’和‘听话’”；c.“爸爸要求我要有好的品德和行为”；d.“爸爸要求我要有好行为，以免我的坏行为‘有辱家声’⁴ ”；e.“爸爸要求我要有好行为，以免别人批评他‘无家教’⁵ ”；f.“爸爸要求我尊敬他”；g.“爸爸对我的管教很严”；h.“爸爸经常教导我有关行事为人的道理”；i.“当我做错事，爸爸通常要求我要反省”；j.“当我做错事，爸爸一定会教训我”；k.“当我达不到爸爸的要求时，他会督促我要努力”；l.“爸爸要求我与长辈相处时要有礼貌”。信度分析表明有关句子所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CPCS：香港=.86；上海=.80)。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价中国文化背景下母亲对子女的控制，组成中国母亲控制量表(CMCS：香港=.85；上海=.80)。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依据中国文化观念父母对子女控制的程度，分数越高表示控制程度越高。

2.亲职信念评估：父亲的亲职信念量表(PBEF)和母亲的亲职信念量表(MBEF)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我们用以下5个句子来评估子女对父亲在传统亲职信念方面的认同观点。a.“我的爸爸相信：做子女的，无论如何都要服从父母”；b.“我的爸爸相信：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比任何事情都重要”；c.“我的爸爸相信：棒下出孝子”；d.“我的爸爸相信：爸爸疏于管教子女会令子女做坏事”；e.“我的爸爸相信：父母有责任严厉地管教子女，以防子女行差踏错”⁶。信度分析表明这些句子所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PBEF：香港=.77；上海=.71)。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估子女对母亲在传统亲职信念方面的认同观点，组成母亲的亲职信念量表(MBEF：香港=.80；上海=.76)。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子女对父母传统亲职信念的认同水平，分数越高表示认同水平越高。

3.亲子关系质量评估

(1) 对父亲控制的满意度量表(SATF)和对母亲控制的满意度量表(SATM)。依据文献，我们用以下4个句子来测量子女对父亲控制的满意度：a.“爸爸对我的管教是合理的”；b.“我乐意做爸爸要求我要做的事情”；c.“爸爸对我的管教方式令我反感”；d.“我相信爸爸对我的管教对我有益”。信度分析表明这些句子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SATF：香港=.79；上海=.75)。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价子女对母亲控制的满意度，组成对母亲控制的满意度量表(SATM：香港=.78；上海=.75)。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子女对父母控制的满意度，分数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

(2) 子女与父亲沟通的倾向量表(RCF)和子女与母亲沟通的倾向量表(RCM)。我们运用以下两个句子来评估子女与父亲沟通的倾向：a.“我主动地把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告诉爸爸”；b.“我主动与爸爸分享我的感受”。信度分析表明这两句所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RCF：香港=.90；上海=.83)。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价子女与母亲沟通的倾向，组成子女与母亲沟通的倾向量表(RCM：香港=.90；上海=.86)。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子女与父母沟通的倾向程度，分数越高表示倾向度越高。

(3) 父亲信任子女量表(PTRU)和母亲信任子女量表(MTRU)。我们用5个句子来评估子女感到父亲对自己的信任：a.“爸爸信任我不会与坏人交朋友”；b.“爸爸相信我是一个‘生性’的子女”；c.“爸爸信任我是一个懂得自律、做事有分寸的人”；d.“爸爸不信任我会尽力做好我的本份”；e.“爸爸不信任我有能力做一些理智的决定”。信度分析表明这些句子所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PTRU：香港=.81；上海=.74)。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价子女感到母亲对自己的信任，组成母亲信任子女的量表(MTRU：香港=.80；上海=.73)。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子女感到父母对自己的信任程度，分数越高表示信任度越高。

(4) 子女信任父亲量表(TRUF)和子女信任母亲量表(TRUM)我们用5个句子评估子女对父亲的信任，有关句子组成子女信任父亲量表：a.“总的来说，我愿意让爸爸替我做决定”；b.“我相信爸爸会履行他对我所作的承诺”；c.“我相信爸爸是不会欺骗我的”；d.“我觉得我的爸爸是不可以信赖的”；e.“爸爸对我的管教令我感到不安”。信度分析表明有关句子所组成的量表是可信的(TRUF：香港=.77；上海=.67)。同样的句子用于评价子女对母亲的信任，从而组成子女信任母亲的量表(TRUM：香港=.74；上海=.67)。这些句子的总分代表子女对父母的信任程度，分数越高表示信任度越高。

4.心理健康评估

在本研究中，我们用以下4个量表来反映被调查者的心理健康：

(1) 中文自控感量表(MAS)。中文自控感量表参考Pearlin和Schooler(1978)的研究建立，具有令人满意的心理测量特性。被调查者在量表中的得分越高表示其自控感越高。

(2) 中文希望丧失感量表(HOPEL)。希望丧失感量表由Beck，Weissman，Lester和Trexler(1974)设计，由Shek(1993)翻译为中文。数据显示中文版量表具有信度和效度(Shek，1993)。量表分数越高表示被调查者对自己及其将来持较负面的看法。

(3) 中文生命满足感量表(LIFE)。生命满足感量表由Diener，Emmons，Larsen和Griffin(1985)设计，用来量度个人对自己生命状况的评价。Shek(1992)将量表翻译成中文，并证实量表的中文版具有足够信度。量表分数越高表示被调查者的生命满足感较高。

(4) 中文自尊量表(ESTEEM)。中文自尊量表译自Rosenberg(1979)所编制的Self-Esteem Scale，具有令人满意的信度(Shek，1992)。被调查者在量表中的得分越高表示其自尊感越高。

(二) 调查对象和程序

1.香港的研究

本研究基于3，017名香港中学生的回应(香港：男=1，331，女=1，670)。被调查者来自随机抽样筛选出来的16所香港中学，他们都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12.65岁。于研究进行的当日，所有出席的同学皆得悉本研究的目的，并再三明确获悉研究数据的保密原则。不愿意参与的同学，需要清楚表明他们不愿意参与的意愿(即已获同学“被动式”的同意)。所有被调查者共同以自行填写形式回应问卷中的所有工具量表。在此过程中，我们为被调查者提供足够填写问卷的时间，为40至60分钟。

2.上海的研究

本研究以3，022名上海初中生(上海：男＝1，512，女＝1，480)为调查对象。他们是从上海17所中学里随机抽取的，都是初中六年级和七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13.41岁。问卷调查是在半个月的时间跨度里在被调查者的学校分别进行的，具体的调查时间和班级由被调查者所在的学校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决定，然后由经过我们严格培训过的问卷调查员进入班级负责完成。所有被调查者都清楚地知道本研究的目的和保密原则，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如实地填写问卷中的所有量表。我们为被调查者提供了足够填写问卷的时间，为30至45分钟。

三、研究结果 (一) 两地样本的内在一致性信度

表 1、表 2和表 3显示，本研究所采用的工具在香港和上海的样本上，均有可接纳的内在一致性信度。

(二) 两地样本在有关变量上的差异

因结果指出两地青少年的年龄有差异(香港样本的年龄：平均值=12.65，标准差=.88；上海样本的年龄：平均值=13.41，标准差=.90；t=-33.17，p < .001)，我们运用协方差分析(analysis of covariance)，在控制了年龄的差异后，再看两地的青少年在有关变量上的差异。

1.两地青少年对父亲的亲职观点的认识差异

(1) 相对于上海父亲，香港父亲的知识(paternal knowledge)较差。例如，对“爸爸清楚知道我在学校的情况”的回答，有82.9%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只有60.5%。

(2) 相对于上海父亲，香港父亲的期望(paternal expectation)较差。例如，对“爸爸要求我在学校要有好的表现”的回答，有96.2%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为89.5%。

(3) 相对于上海父亲，香港父亲的监控(paternal monitoring)较差。例如，对“爸爸通常会检查我的功课，看看我是否把功课做好”的回答，有59.7%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只有19.2%。

(4) 相对于上海父亲，香港父亲的管教(paternal discipline)较差。例如，对“当我努力读书时，爸爸会赞赏我”的回答，有90.2%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只有75.9%。

(5) 相对于上海父亲，香港父亲的要求(paternal demandingness)较差。例如，当问到“他会主动关心我在学校的情况”这样的句子是否适合来形容你的爸爸时，有68.5%的上海青少年认为“适合”，而香港青少年认为“适合”的只有45.7%。

(6) 相对于上海父亲，香港父亲的心理控制(paternal psychological control)较强。例如，对“爸爸重视他的想法而轻视我的想法”的回答，有29.4%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为36.6%。

(7) 相对于上海父亲，香港父亲的传统中国文化管教特质(paternal control based on indigenous Chinese concepts)较弱。例如，对“爸爸要求我要有好行为，以免我的坏行为‘有辱家声’”的回答，有61.5%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只有51.7%。

(8) 相对于上海父亲，香港父亲的传统中国文化管教子女信念的认同(paternal beliefs)较强。例如，对“我的爸爸相信：棒下出孝子”的回答，有26.4%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有37.4%。

2.两地青少年对母亲的亲职观点的认识差异

(1) 相对于上海母亲，香港母亲的知识(maternal knowledge)稍差。例如，对“妈妈清楚知道我与什么人做朋友”的回答，有80.7%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为77.5%。

(2) 相对于上海母亲，香港母亲的期望(maternal expectation)稍差。例如，对“妈妈要求我在学校要有好的表现”的回答，有95.8%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为95.0%。

(3) 相对于上海母亲，香港母亲的监控(maternal monitoring)较差。例如，对“妈妈通常会检查我的功课，看看我是否把功课做好”的回答，有72.4%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只有37.4%。

(4) 相对于上海母亲，香港母亲的管教(maternal discipline)较差。例如，对“当我努力读书时，妈妈会赞赏我”的回答，有93.4%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只有86.7%。

(5) 相对于上海母亲，香港母亲的要求(maternal demandingness)较差。例如，当问到“她会主动关心我在学校的情况”这样的句子是否适合来形容你的妈妈时，有86.1%的上海青少年认为“适合”，而香港青少年认为“适合”的为83.7%。

(6) 相对于上海母亲，香港母亲的心理控制(maternal psychological control)较强。例如，对“妈妈重视她的想法而轻视我的想法”的回答，有26.7%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为29.9%。

(7) 相对于上海母亲，香港母亲的传统中国文化管教特质(maternal control based on indigenous Chinese concepts)较弱。例如，对“妈妈要求我要有好行为，以免我的坏行为‘有辱家声’”的回答，有61.4%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只有54.1%。

(8) 相对于上海母亲，香港母亲的传统中国文化管教子女信念的认同(maternal beliefs)较强。例如，对“我的妈妈相信：棒下出孝子”的回答，有28.6%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有42.0%。

3.两地青少年对父亲的亲子关系质量的认识差异

(1) 相对于上海青少年，香港青少年对父亲控制的满意度(satisfaction with paternal control)较低。例如，对“爸爸对我的管教是合理的”的回答，有86.0%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只有77.6%。

(2) 相对于上海青少年，香港青少年较少主动与父亲沟通(readiness to communicate with father)。例如，对“我主动与爸爸分享我的感受”的回答，有68.0%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只有50.2%。

(3) 相对于上海青少年，香港青少年认为父亲对他们的信任(paternal trust of children)较低。例如，对“爸爸信任我是一个懂得自律、做事有分寸的人”的回答，有85.2%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只有69.7%。

(4) 相对于上海青少年，香港青少年认为他们对父亲的信任(children’s trust of father)较低。例如，对“我相信爸爸会履行他对我所作的承诺”的回答，有79.7%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只有72.6%。

4.两地青少年对母亲的亲子关系质量的认识差异

(1) 相对于上海青少年，香港青少年对母亲控制的满意度稍低(satisfaction with maternal control)。例如，对“妈妈对我的管教是合理的”的回答，有86.9%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为84.9%。

(2) 相对于上海青少年，香港青少年较少主动与母亲沟通(readiness to communicate with mother)。例如，对“我主动与妈妈分享我的感受”的回答，有73.7%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为70.1%。

(3) 相对于上海青少年，香港青少年认为母亲对他们的信任(maternal trust of children)较低。例如，对“妈妈信任我是一个懂得自律、做事有分寸的人”的回答，有87.5%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只有73.5%。

(4) 相对于上海青少年，香港青少年认为他们对母亲的信任(children’s trust of mother)稍低。例如，对“我相信妈妈会履行她对我所作的承诺”的回答，有81.9%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为79.3%。

5.两地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差异

(1) 相对于上海青少年，香港青少年的自控感(MAS)较低。例如，对“我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只有很少的控制能力”的回答，有25.0%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为34.0%。

(2) 相对于上海青少年，香港青少年的希望丧失感(HOPEL)稍高。例如，对“对我来说，我的将来似乎是黑漆一片”的回答，有18.0%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为20.2%。

(3) 就生命满足感(LIFE)而言，香港与上海的青少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4) 相对于上海青少年，香港青少年的自尊感(ESTEEM)较低。例如，对“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的回答，有33.8%的上海青少年表示同意，而香港青少年表示同意的高达43.5%。

6.相对于香港青少年，上海青少年较多在放学后回家，而家里也有成年人，他们较少在没有成年人的情况下与朋友在一起。

四、讨论 (一) 测量工具有可接受的信度

研究结果显示，有关测量青少年对父母亲职及亲子关系质量观点的工具均有可接受的信度(表 1和表 2)。鉴于华人青少年对父母亲职及亲子关系质量观点的评估工具很少(Shek，2002)，本研究的结果是先驱性的。此外，研究结果也显示本研究所采用的心理健康量表在香港及上海均有好的信度，相关的结果可帮助研究者在日后应用这些工具。

(二) 香港与上海青少年的差异

1.子女对父母控制观点的认识差异

研究结果清楚地显示，在男孩和女孩的样本中，上海父母对子女的行为控制均比香港父母为高(即他们对子女的认识较多、期望较高、监控较强、管教较严及要求较多)，但上海父母对子女的心理控制却比香港父母为低。这些结果与我们的假设吻合。

虽然这个研究并没有探讨这些差异的成因，我们假设经济环境的反复及家庭凝聚力的下降，都是导致香港家长较少管教子女的原因。此外，由于香港父母对传统中国文化管教子女信念的认同稍强，这一文化特质与本研究所发现的差异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Shek，in press-a)。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透过一些西方亲职观念(例如，父母对子女的认识)或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亲职观念(例如，父母要求子女“懂事”及尊重长辈)，上海父母对子女的管教都较香港父母严格。由于在现有文献中有关香港与上海父母亲职的差异根本没有，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可视为先驱性的。

2.父母与子女关系质量的差异

与我们的预测一致，上海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质量比香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质量为佳。相对于香港子女而言，上海子女对父母的信任较高，父母对子女的信任较高；子女对父母的管教较满意，而且子女较愿意与父母沟通。由于父母与子女的互信在现有文献中较少，而在中国文献中则根本没有，本研究的结果是具有启发性的(Shek，in press-b)。为什么上海的亲子关系质量较香港为佳？我们认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亲子关系质量观点的差异是亲职差异的结果，例如，父母因为不理解子女(parental knowledge)而减少与子女之间的互相信任(Shek & Lee，in press)。对于这个可能性，我们需要再进行追踪研究加以证实。第二，由于香港受西方思想影响较多，青少年较早要求独立自主，故亲子关系会因子女与父母冲突而变得较差。

3.对传统中国文化管教子女信念认同的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上海青少年认为他们的父母对传统中国文化管教子女信念认同的程度，较香港青少年稍低。由于现有文献没有相关的研究，本结果可视为先驱性的研究结果。这些结果清楚地指出，虽然香港和上海同样是华人社会，父母对传统中国文化亲职信念的认同仍会有差异。

4.心理健康的差异

与我们的预期一样，上海青少年比香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为佳。以希望丧失感而言，香港青少年的希望丧失感较高，而这个结果与陈启芳和吴日岚(2002)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研究结果显示香港青少年有较差的自尊感，这也与陈启芳和吴日岚(2002)的研究结果一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青少年的自控感较上海青少年为低。整体而言，无论是用负面心理健康定义(即心理症状，例如，希望丧失感)或正面心理健康定义(例如，自尊感及自控感)，香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都较差。不过，如果应用生命满足感作为量表，两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则没有显著的差异。

以上研究结果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就压力而言，两地青少年都面对巨大的学业压力和社会对成就的病态追求。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两地青少年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差异，实在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上海是一个正在起飞的城市，发展的机会较多，而人们对将来亦充满憧憬。相反，香港是一个发展稳定的城市，而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地产业，青少年对将来的期盼相对变得较为薄弱。如果这个解释成立，香港特区政府如何提升青少年的期盼和自控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 本研究的学术贡献

本研究有三方面的贡献：

第一，因为现存文献里并没有研究检视香港和上海青少年对父母亲职及亲子关系质量的观点，也没有他们心理健康的差异，本研究结果帮助我们了解有关的研究问题。此外，本研究结果亦加强现有有关华人家长亲职及亲子关系质量的资料库。

第二，本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虽然上海和香港同样是华人社会，父母亲职、亲子关系质量及青少年心理健康仍是有差异的。所以，当我们尝试研究“中国人的心理”时，我们必须理解在中国文化内不同区域的中国人的特性。

第三，本研究所发现的两地差异，对我们建立影响中国人亲职因素的有关模式将有所帮助(例如，我们应进一步了解传统中国文化的父母控制子女的程度及亲职信念的认同)。

(四) 本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是一项先驱性的研究，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限制：第一，由于对父母亲职、亲子关系质量及心理健康的评估都是以子女的角度为基础，这种方法会有误差存在。因此，在日后的研究中，还有必要应用其他角度来评估有关的变量(例如，父母的评估)。第二，由于两地青少年的生命满足感没有显著差异，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第三，由于本研究主要是比较两地青少年对父母亲职及亲子关系质量的观点以及心理健康的差异，对于这些差异的成因，我们需要作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注释：

1 上海卷把“温习”改为“复习”。

2 上海卷将“不瞅不睬”改为“不理不睬”。

3 上海卷将“生性”改为“懂事”，以下同。

4 上海卷将“有辱家声”改为“有辱家门”。

5 上海卷将“无家教”改为“没有家教”

6 上海卷将“行差踏错”改为“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