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和方法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艾滋病流行态势的加剧，预防和控制经性传播艾滋病病毒已经成为关键。在全世界，约有四分之三的艾滋病病毒是通过性途径传播的，受感染女性中有五分之四的人是通过其男性性伙伴(异性恋传播)染上病毒的(UNAIDS，2002)。新的证据显示，中国经由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比例正在上升，女性感染者上升幅度尤为明显。1998年女性感染者比例为15.3%，2001年为22.7%，2004年上升至41.0%。2004年国家哨点监测资料显示，暗娼中艾滋病病毒阳性率平均为1.0%；与此同时，暗娼人群“每次都用安全套”的比例仍处在较低水平。¹

在国外，依据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原因行动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展开的个体性行为研究在进入由非主流人群个体性行为构成的亚文化系统后，才找到了比较切实的艾滋病干预方法。对高危行为人群的研究发现，正因为性的动因深藏在个人意愿、社会关系和文化潜移范式内，并运行于社会环境及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高危行为人群的性表达才与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及历史相关。因而要寻找艾滋病经性传播的核心问题，必须深入研究性的亚文化系统，并通过个性意愿转换和文化潜移范式去进行行为干预，才能达到有效的目的(高云、王曙光，2005)。从文献资料来看，这一理论在中国的艾滋病预防工作中还缺乏普遍的自觉意识和本土化的实践模式。

已有的研究证实，人的行为转变是一个复杂、渐进、连续的过程，上述因素对行为转变的影响至关重要。行为转变理论模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behavior，TTM)指出，行为转变需要经历六个阶段：打算转变前阶段(precontemplation)、转变阶段(contemplation)、准备行动阶段(preparation)、行动阶段(action)、巩固阶段(maintenance)、完成阶段(termination)(Prochaska and DiClemente, 1986；Prochaska，DiClemente，and Norcross，1992；Prochaska，Redding，Harlow et al., 1994；Prochaska and Velicer, 1997)。以上六个阶段存在着依次发展变化的关系，各阶段都会受到不同的因素影响。要真正达到行为干预的目的，保证行为干预的有效性，除了要了解该人群的艾滋病认知、态度和行为以外，还必须弄清影响该人群行为转变的其他变量如性别文化、同伴影响、社会环境等对行为干预的影响。本研究试图通过对不同性别商业性性交易行为的调查，为揭示个体性行为与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之间最为隐秘的关系提供分析基础，进而为促进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制定和有效实施艾滋病行为干预提供理论支持。

(二) 研究对象和方法

在国内的同类研究中，对商业性性交易人群不安全性行为的研究大都在女性人群中进行，较少涉及男性人群，更缺乏对不同性别商业性性交易人群的比较研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男性样本的缺失不利于解释文化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项研究选择了上海两个收容教育所(分别收容男、女商业性性交易者)为调查基地，对两所人群进行整群抽样和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04年7-10月。研究人员在调查开始前必须向被调查者说明调查目的、内容和程序，强调保密原则和无伤害原则。其中向男性对象发放问卷252份，回收有效问卷250份，回收率99.2%；向女性对象发放问卷772份，回收有效问卷760份，回收率98.4%(样本人群分布见表 1)。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年龄和性别分层，抽取30名对象进行个案访谈，其中男性和女性各15名。问卷调查的数据用STATA软件包(StataCorp，2001)进行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融入个案访谈的关键信息。统计分析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于被调查对象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数据以及卷入商业性性行为的原因、艾滋病和性病相关知识以及商业性性行为中安全套的使用情况。第二部分，我们应用二元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不使用安全套的单一及多重危险因素。人口的特征变量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对于Logistic回归分析中所用的三个复合指数和其他变量的定义需要在此详细说明：

1.艾滋病、性病认知指数。该指数用于衡量被调查者对艾滋病和其他五种性病的认知程度。被调查者对6个相关问题分6个等级进行选择(从“1，从未听说”，到“6，非常了解”)，将六个问题的选择结果相加，形成艾滋病、性病的认知指数。指数值越高，说明被调查者对艾滋病、性病认知程度越高。女性和男性样本该指数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0和0.92，说明该指数的高度可靠性。

2.不正确的艾滋病、性病预防指数。该指数基于被调查者对6种常见但不正确的预防方法的回答，回答值分1到5(1分代表“很不同意”，5分代表“很同意”)，将6个问题的回答值相加，构成不正确预防指数。指数值越高，表示被调查者越强烈认同这些不正确的预防方法能够预防艾滋病和性病。女性和男性样本该指数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6和0.82，说明该指数也具有内在高度可靠性。

3.性自主权指数。这个指数仅仅适用于女性被调查者。它用来衡量女性被调查者自己认为对商业性性交易的自主权利。女性被调查者对在商业性性交易中的6个方面，如选择顾客、性交时间和地点，从1到5回答自己能否作主(1分代表“完全不能”，5分代表“完全能够”)。将6个问题的回答值相加，构成性自主权指数。指数值越高，表示被调查者越有能力控制商业性性交易。该指数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6，显示该指数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4.收入/支出。这个变量是指女性通过一次性服务获得收入的平均值或男性通过接受一次性服务付出费用的平均值，按照费用高低的不同共分为8类。

5.知晓安全套预防功能。这是一个2分变量，代表被调查者是否知道性活动中坚持使用安全套能够预防艾滋病和性病。研究表明，知道坚持使用安全套的预防功能可以减少无保护性行为可能性。

6.同伴间安全套讨论。这是一个4分变量，测量被调查者与同伴讨论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和性病的频率(1，从不，4，经常)。我们假设经常与同伴讨论安全套的使用能够提高使用安全套的频率。

7.安全套使用的自我评价。这也是一个5分制的变量(1，非常困难，5，非常容易)。用来衡量被调查者对商业性性行为中坚持使用安全套所感到的难度，我们假设它将与无保护的商业性性行为呈负相关。

二、研究发现 (一) 从事商业性性交易的女性的基本状况 1. 该群体主要由低文化的农村进城务工女性构成

与1997年的一项同类调查²(夏国美，1997：148-149)相比，本次调查对象的个人特征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农村进城务工女性比率大幅度增加。在1997年的被调查对象中，本地人员占57.8%，如果加上11%的市郊人员，该数字达到68.8%，但本次调查对象中，97.9%的对象都是非沪籍人员。其中来自上海周边江浙皖的占25.7%，其他省市占72.2%。在1997年的调查中，农村进城务工女性仅占16.2%，但在本次调查中，该比率上升至85.1%。二是该群体低文化倾向更加显著。在1997的被调查者中，文化程度以初中居多，占56.5%，小学15.6%，文盲和半文盲7.1%。但在本次调查中，超过半数的人没有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其中30.3%的人为小学程度，27.1%的人为文盲和半文盲。

2. 渴望摆脱贫困是女性涉足商业性性交易的主要动因

与1997年的调查数据比较，本研究发现，中国商业性性交易的性价比已经明显下降。例如在1997年的调查对象中，一次性交易最低收入在300元以上的占70.7%，但在本次调查中，一次性交易平均收入在300元以上的仅占14.7%，每次收入在100元以下的占41.3%(个案访谈资料发现最低收入为一次性交易20元)。从市场经济的规律来看，导致供求性价比变化的原因和供求关系的变化相关，当供大于求的时候，供方价格必然下降；另一方面，商业性性交易女性自身资源的匮乏(文盲者增多)也决定了价格走向。

从涉足商业性性交易的动因来看，经济因素明显占据首位，15项指标中平均分排列前7位的均为经济因素。其他因素平均分都在2分以下，其中有些因素也属于经济因素，如：兄弟姐妹上学要钱；离婚单身女性要抚养孩子；丈夫或男友没工作；丈夫或男友吸毒或赌博要钱等。也有一些是为追求高档享乐或快乐和刺激的生活，但平均分仅为1.84和1.35。

个案访谈的资料也支持了上述发现。

“我是叔叔、婶婶养大的，来上海后在饭店里做服务员，月工资300元。今年婶婶生病瘫痪在床，我的两个孩子要上学，大儿子又得了不治之症。实在是生活所迫，我就经人介绍到发廊里去做洗头工。后来老板就让我与客人做这事，说这样可以多挣钱”(受访者05，来自安徽农村，发廊洗头工，35岁，已婚)。“刚来上海时就在洗头店工作，月工资300元，租房每月100元，吃用开支200元，生活实在困难，更别想有积蓄了。老板就叫我学其他姐妹接客。开始我不愿意，老板就给我脸色看，说‘你来上海就是为了挣钱，即使你不做，别人也不会认为你是干净的’。想想我这种人又没有一技之长或文化，所以只能做了”(受访者07，来自四川农村，发廊洗头工，16岁，未婚)。

早在1985年第三届世界女性大会上，由世界各国女性组织参与制定的《至2000年为提高女性地位前瞻性战略(内罗毕战略)》中就指出：妓女的出现乃与“迅速的城市化和人口迁移进展，导致就业不足的事业，从而排除女性劳动力”有关，是“女性依附于男人的一个结果”(张宏良，1996：217)。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今天的中国，这一倾向依然没有得到改变。

3. 女性在商业性性交易中的被支配性构成了行为干预的最大困难

从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流行的目标来看，商业性性交易中男人的主宰地位和女人的卑下地位构成了对女性目标人群行为干预的最大困难。从本次调查资料来看，41.3%的人由皮条客拉客，27.6%的人部分由皮条客拉客，31.1%的人自己拉客；认为不能和基本不能自己选择顾客的占28.1%；认为不能和基本不能选择性交时间和地点的占42%；认为不能和基本不能选择性交方式的占27%；认为不能和基本不能选择停止卖淫的占19.1%。从个案访谈资料来看，低级场所诸如发廊中的商业性性交易女性通常在经济和行动上会受到老板更严厉的控制和利用。

“干我们这行是没有自由的，一切都要听老板与客人的，还要受老板和客人的侮辱，他们骂出来的话很难听，简直就不把我们当人对待。如果不接客就会被老板骂或被开除，那样放在老板那里的500元押金就别想拿回来，所以即使你不想干也要干”(受访者08，来自四川农村，发廊洗头工，25岁，已婚)。

女性在商业性性交易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更突出的表现是在安全套的使用方面。在本次调查中，进入收容教育所之前就知晓安全套可以预防性病或艾滋病的人占65.7%，但从在安全套使用的方面认为自己完全能做主的仅占30.2%。

“用安全套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提出的，也有不同意用的，遇到这种人有时我会坚持不做，客人就会骂我，但有时为了多赚钱也就同意做了”(受访者07，来自四川农村，发廊洗头工，16岁，未婚)。“用安全套都是我提出来的。如果对方不同意，我就告诉他我怕自己有病或怕怀孕。但对方会说‘我看得出来你没有病，不用骗我或吓唬我’。如果遇到实在不愿用的，也只能自认倒霉，因为不接客老板要骂人的或被开除，被扣押金”(受访者06，来自安徽农村，发廊洗头工，20岁，未婚)。

4. 艾滋病、性病认知程度不高

95.9%的人都听说过艾滋病，77.2%的人知道艾滋病可以通过性交传播，84.7%的人知道输血会传播，71.3%的人知道共用针头会传播，42.5%的人知道母婴可以传播。半数以上的人认为自己不可能得艾滋病，少数人已经知道自己或同伴、顾客中有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对“你认为你得艾滋病的可能性有多大”这题，13.6%认为有点可能或完全可能。有2人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有5人知道自己的同伴中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另有5人知道自己的顾客中有人感染了艾滋病。

多数人已经知道商业性性行为存在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64.0%的人认为做小姐有可能得艾滋病，6.2%的人认为完全可能。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商业性性行为存在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此外，尽管有89.1%的人知道可以用安全套预防性病艾滋病，但在是否一定要用的认识上存在误区。在760名调查对象中，认为和顾客之间一定要用的占81.0%，认为和关系亲密的异性朋友之间一定要用的占25.2%，认为和丈夫或恋人之间一定要用的仅占5.2%。28.7%的人认为看客人外表可以预防性病、艾滋病；50.2%的人认为可以通过目测判断对方是否有病；62.4%的人认为性交前后用水清洗可以预防；72.7%的人认为常用抗菌素冲洗可以预防；63.2%的人认为口服或注射抗菌素可以预防。从医学角度来看，无论是性病还是艾滋病，用这些预防方法都是错误的。

5. 不安全性行为发生率和性病发病率高

调查对象中普遍存在危险的性交叉关系网。未婚者中有64.4%的人有或者曾经有同居男友，已婚者中有8.0%的人有或者曾经有同居男友，离婚或丧偶者中有2%的人有或者曾经有同居男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对象都有婚姻或类似婚姻关系的性生活；其中31.2%的人与客人保持固定的情感联系；9.5%的人与皮条客有性关系。

尽管多数人知道应该使用安全套，但实际使用率比认知程度低很多。仅10.8%的人和顾客之间发生性关系时能每次都使用安全套，12.9%的人从来不用，和关系亲密的异性朋友(固定客人或情人)之间的使用率是11.4%，和丈夫或恋人的使用率仅为2.2%。害怕交易失败的心理降低了安全套使用率。20.7%的人认为在接客时，坚持使用安全套很难，55.3%的人界于难与不难之间，认为顾客中有人能自己提出使用安全套的仅占4.9%，从来没有人提出的占13.4%。

本次调查对象的性病发病率很高。36.5%的人曾经得过各种性病，其中淋病发病率10.7%，梅毒8.9%，衣原体感染1.1%，个别人得过尖锐湿疣和生殖器疱疹。17.1%的人在患病期间依然接客。65.0%的人同意“卖淫得性病艾滋病是自作自受，不怪别人”，有33人(4.0%)同意“如被传到艾滋病就报复社会，大家别活”。

此外，有21人承认自己吸毒，其中15人注射，10人有共用针头行为，有17人曾因贫穷而卖血。这表明，在女性商业性性交易人群中已经存在着通过性途径和血液途径交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

(二) 从事商业性性交易的男性的基本状况 1. 本地男性多、已婚者多、中等收入者多、无业者多

男性对象中，46.7%的人是本地户籍，其中68.5%的人为市区居民，其余为上海农村、乡镇居民。53.3%的人为外来人口，其中来自浙江、江苏和安徽的占多数，为33.2%，其他省市的为20.1%。从婚姻结构看，已婚占62%，未婚占30.8%，离婚或丧偶等占7.2%。从文化程度看，大专及以上程度占9.6%，高中24.1%，初中42.2%，小学13.7%，文盲或半文盲10.4%。

该人群的职业构成如下：失业或无业人员占半数以上，达52.0%；建筑工地民工和出租车司机各占13.7%；商业服务行业员工4.4%；本市工人和机关干部各占3.2%；采供销人员2.8%；长途卡车司机2.0%；流动打工者1.6%；企业干部和一般职员各占1.2%；私营企业主0.8%。这一职业构成和被调查女性提供的数据不一致。在女性对象中，认为顾客最多的是私营企业主(27.4%)，其次是个体商人(20.8%)、工人(12.4%)、民工(9.8%)、国企干部(5.6%)、司机(4.8%)、政府官员(4.7%)、无业人员(2.9%)、大学生(2.0%)、采供销人员(1.2%)，其余还有港澳台和境外人员。而另一项来自公安部门的相关研究则表明，³在嫖娼人群中，个体商人占首位，其次是单位负责人(周祥明，2004：56)。这和本次调查对象的身份与职业构成明显不符。也可能是，绝大多数有钱(老板或个体商人)或有权(单位负责人)者即使嫖娼也不会进入收教所，或者绝大多数干部在嫖娼时并不向卖淫女暴露真实身份。

2. 开放的性氛围是男性涉足商业性性交易的主要动因

在调查对象中，59.6%的人在发廊和妓女搭识，其中45.9%的人直接在发廊进行性交易。每次单价为200元以下的占76.6%；最高不超过1000元。有25.6%的人曾经在性交易后觉得付这些钱不划算。从涉足商业性性交易的动因来看，开放的性氛围与寻求刺激的个人性心理、寻求性生理满足构成了男性涉足商业性性交易的主要动因。大多数去嫖娼的男人并不只是去满足性欲望，而是去满足他们对自我的需求。借醉酒突破道德防线的占第一位。

在样本人群中，33.2%的人认为嫖娼是男人满足正常性需求的方法之一；44.5%的人同意“嫖娼只需要付钱，不用向对方承担什么责任。” “我常年在上海做生意，老婆不在，主要是满足自己的性需要。有时是一起做生意的人之间没事，信口一说就去洗桑拿”(受访者210，浙江人，来沪做生意，小学，37岁，已婚)。

在传统观念中，妓女被认为是利用男人的“正常”的性欲望来搜刮男人钱财的“婊子”，并认为是妓女勾引了男人。这一观念至今仍然在产生着作用。在本调查中，有35.8%的人同意“男人嫖娼主要是被妓女勾引”。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承认同伴影响对嫖娼行为的产生起了很大作用。“我第一次去娱乐场所大学还未毕业，是校友带我去的。”(受访者205，湖南来沪工作，市场营销，27岁，本科，未婚)“做这种事主要受到外界的影响、引诱。”(受访者211，湖北人，医科刚毕业，23岁，未婚)

在样本人群中，35.8%的人同意“男人一生只有一个女人太不过瘾”。“我的朋友中99%的人都找小姐，一个男人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的。”(受访者203，上海人，室内设计师，26岁，大专，未婚)“我和朋友在一起时他们的炫耀钩起我对女性的向往，况且与女性有了一次接触之后就有了瘾”(受访者208，上海人，职员，20岁，高中，未婚)。

3. 性病、艾滋病预防方法错误、风险意识薄弱、性病发病率高

虽然98%的人都听说过艾滋病，72.8%的人知道艾滋病可以通过异性性交传播，59.2%的人知道肛交会传播，80.8%的人知道输血会传播，76.8%的人知道共用针头会传播，62.4%的人知道母婴可以传播。但这些知识都来自自行接触的媒体信息，理解的误差率很高。比如在如何预防上，31.7%的人认为看客人外表可以预防性病、艾滋病；45.0%的人认为可以通过目测判断对方是否有病；53.3%的人认为性交前后用水清洗可以预防；41.8%认为口服或注射抗菌素可以预防。这些方法都是错误的，只会增加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风险。同样，60.2%的人在入所前就从一般宣传中知道使用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病，但商业性性交易中100%安全套使用者仅占34.4%；和关系亲密的异性朋友使用的占5.7%；和妻子使用的只有2.0%。有22.4%的人在商业性性交易中从来不用安全套。不用原因中占第一位的是“对方没有提出来一定要用”，其中认为对方“从来不提或偶尔提”的占30.1%；“每次提”的只占20.2%。还有27.6%的人“从没想过要用安全套”。

从个案访谈的资料来看，男性的艾滋病风险意识薄弱，侥幸心理影响了安全套使用。“我们觉得艾滋病还是很远的，都有侥幸心理，不相信小姐有性病和艾滋病。一般小姐不坚持用，我们是不会用的”(受访者201，上海人，物流经理，37岁，已婚)。“找小姐的人得性病肯定是有的，但艾滋病就很少了，这也不是你想得就能得的”(受访者203，上海人，室内设计师，26岁，大专，未婚)。“平时电视里也听到过性病艾滋病，头脑里也想过，玩归玩，不要最后得什么病。但想过就忘记了，想想也不会这么巧，就是我中奖”(受访者202，上海人，物业公司保洁员，51岁，初中，丧偶)。

此外，不少被调查对象同意，“如果小姐提出要男的用安全套应该有难度”，因为“她们是为经济所迫”。“有一次我与朋友同去找小姐，小姐提出要用安全套，我的朋友不肯，最终在价格提升后，小姐也就放弃用套了。我与小姐‘做事’先看小姐是否干净，如果干净不用也可”(受访者208，上海人，职员，20岁，高中，未婚)。“男的出来‘做事’找乐趣，就不希望有任何的阻隔，也不会考虑别人的后果，小姐为了赚钱不放过一次机会也只好迁就。我的朋友酒饭之间经常讲起搞小姐时的感觉，但是他们从来都不用套(受访者207，江苏人，理发店老板，33岁，小学，已婚)。

统计数据表明，样本人群中有28人(11.2%)得过各种性病，其中淋病17人(6.8%)，梅毒8人(3.2%)，还有个别人得过尖锐湿疣和衣原体尿道炎。有5人在患性病期间依然进行商业性性交易，有14人(5.7%)同意“如果被传到艾滋病就报复社会”。此外，有8人吸毒，其中3人有共用针头行为。

(三) 两种性别人群不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危险因素

上述发现证实，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被调查者，在商业性性交易中对性病、艾滋病的风险意识都相当薄弱，预防方法错误，造成性病发病率高，从而进一步导致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为进一步弄清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商业性性交易中的无保护性行为，本文接下来用单变量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方法，分别对女性和男性商业性人群不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危险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表 4提供了男性和女性不坚持使用安全套危险因素的单变量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对于女性样本，当所列变量被逐一单独检测时，结果(未调整栏)显示在预测女性不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上，所有这些自变量在统计学上均有显著性意义。总之，年龄较大的女性比年轻的女性更倾向于不使用安全套。学历较高的女性和单身女性在商业性性行为中不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较低。每次性服务的收入越高，无保护的商业性服务的概率越低。这种现象显示，经济上的困难可能阻止女性坚持安全套的使用。

与预期的研究假设相同，在艾滋病、性病认知上得分较高的，知道安全套的使用能够减少艾滋病、性病的危险，以及经常与同伴讨论安全套的女性，她们的无保护商业性性行为显著降低。相对而言，如果女性坚持相信不正确的预防方法，例如通过视觉检查性伴是否“干净”或“健康”、滥用抗生素等，则有更大的可能进行无保护的性行为。这一结果强调，在研究对象中正确传播预防艾滋病、性病的信息和知识，广泛纠正错误的预防方法是很重要的。

就性自主权和安全套使用的自我评价而言，那些在商业性服务中对时间、地点、方式具有较大控制力的女性，坚持安全套使用的可能性也较大。同样，在商业性性行为中自认有能力(感到很容易)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女性，她们的无保护性行为明显降低。但是，当表中所有的变量在多变量回归的模型中同时进行分析时，表 4的结果(调整栏)提示，10个变量中仅有4个变量在独立预测无保护商业性性行为中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未婚女性相对已婚女性来说，进行无保护性行为的概率明显偏低，这可能是因为未婚女性相对已婚女性抚养家庭的经济压力较小。反之，坚持认同不正确预防方法的女性，她们从事无保护商业性性行为的概率则明显提高。

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在商业性性交易中性自主权利以及自我坚持使用安全套的能力，在影响女性安全套的使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多变量回归分析中，在其他相关变量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权利指数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女性参与无保护商业性性行为的相对概率则降低8% (odds ratio=0.92)。自我评价的影响更为显著：在5分制分值中(从“1，非常难”，到“5，非常容易”)每提高1分，无保护商业性性行为的相对概率将减少79% (odds ratio=0.21)。所以说，即使女性在使用安全套的自主权或自信方面有小小的提高，也能对无保护商业性性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与文献中已有研究的结果相一致。要想针对艾滋病、性病进行行为干预，就必须重视提高坚持使用安全套的行为技巧和自主权利意识(Bandura，1990；Fisher and Fisher, 1992；MacKenzie et al., 1999；Svenson et al., 2002)。

对男性样本而言，表 4中的结果表明这些对女性无保护商业性性行为概率起重要作用的变量对男性却并非如此重要。在单变量回归分析中，9个变量中只有5个在预测男性无保护商业性性行为中呈统计学上的显著性。第一个是年龄。商业性性交易中年长的男性进行无保护性行为比年轻男性比率高(p < 0.10)。第二是教育程度。与女性对象一样，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进行无保护性交易的概率要比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低。第三是接受性服务的费用。男性每次支付费用越高，进行无保护性交易的概率就越低。最后，知道在性活动中坚持使用安全套能够预防艾滋病和性病和自认能坚持使用安全套(感觉容易)都能显著降低男性无保护商业性性行为的概率。

在多变量回归分析(调整栏)中，当所有的自变量被同时检验的时候，只有受教育程度、知道安全套的保护作用、安全套使用的自我能力这三个指标在预测男性不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概率上具有统计学意义。知道安全套的预防功能和安全套使用的自我能力二变量的影响尤其显著和重要。前者能够使不坚持使用安全套的相对概率降低三分之二(odds ratio=0.36)，而后者每提高1个单位，能够使不坚持使用安全套的相对危险度降低41% (odds ratio=0.59)。

总的来说，男性样本的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不如女性样本的合理性强。以各自方程的pseudo R²为例，男性多变量回归分析只解释了男性被调查者中不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概率的差异的14%，而女性多变量回归分析方程却解释了女性被调查者中不坚持使用安全套概率差异的将近三分之一(32%)。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我们的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都证明在安全套使用方面缺乏自主权是无保护商业性活动中不可忽视的最危险因素。这也再一次强调了除艾滋病知识和预防意识以外，安全性行为技巧和性自主权意识的提高在安全性行为转变中的重要性。

三、结论和对策

在性交易中，男性在性能力(sexuality)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决定了艾滋病行为干预应当在男性人群中开展。但是，这需要颠覆性的理由，即把从16岁到72岁(受访者提到的年龄最小和最大的顾客)的男性都看作是可能的、潜在的性服务购买者。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干预工作者只能转向夜总会、歌舞厅、发廊、酒吧的陪侍女性，因为她们的身份已经被标签化。问题是，在目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要针对这一人群开展艾滋病行为干预，却又存在明显的障碍：

第一，生存压力迫使商业性性交易女性放弃使用安全套。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进入城市谋生(Gaetano & Jacka，2004)。但是，这些女性在求职方面存在三个“先天不足”：一是受教育程度太低，缺乏技能，而绝大多数收入略高的、体面的工作岗位都必须以一定的受教育程度和基本技能为前提；二是缺乏地缘、血缘和业缘关系，缺乏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从而大大减少了农村进城女性求职信息和机会的获得；三是没有本地户籍，这很容易降低求职单位的信任度，特别对规定只招收本地户籍求职者的工作更是明显的障碍。当一些女性在私营企业的密集型加工业和强体力的服务业中整日长时间地工作，而每月所得薪水依然不足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时，卖淫就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事实上，对于许多文化中的女孩和女人来说，性是‘流通的货币’，可以用来购买生活的机会”(UNAIDS，1997)。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和价格平衡规律，当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女性进入性交易市场后，竞争就会加剧，价格也会降低。因此，不放弃每一次挣钱的机会是商业性性交易女性的一种无奈选择。尽管本次调查发现女性对商业性性交易可能感染性病艾滋病有一定的风险意识，但是如果安全套的使用有可能使她们增加失去收入的危险，她们中的一些人就会甘冒得病的风险，放弃使用安全套。

第二，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削弱了商业性性交易中女性保护自己的能力。研究证实，文化和传统对不安全性行为的影响十分巨大。由于中国传统的性“美德”是建立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之上的，因此这一“美德”从来没有真正作用于男人，一夫多妻或纳妾嫖妓历来是男人的“专利”。这种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在构建男人和女人不同气质的同时，也构建了男性的统治和女性的服从为社会本质，肯定了男性为中心的男女行为标准和性行为标准。女性主义者认为：“卖淫的基础是经济强制，卖淫要求一个女人的性行为只能以取乐男人的方式表达”。“从根本上说，卖淫的道德地位与强奸是相同的。像强奸一样，卖淫通过女人只是性客体的观点使女性受压迫，加强了男人的支配地位和女人的卑下地位”(邱仁宗，2001：16)。女人认为自己就是为男人所用的，尤其在商业性性交易中，为男人提供性享受和服务更应是女人的本分。在这种性别不平等的文化中，涉足商业性性交易女性通常被看成是不知廉耻、传播性病、污染社会的人群；但涉足商业性性交易的男性则通常不会受到如此评价。对处于婚姻关系中的男性来说，当他不得不考虑作为妻子的女性因人工流产而可能遭遇健康受损的后果时，他可能会考虑使用安全套。但是，这种行为经常被认为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此，当男性一旦有机会涉足商业性性交易时，就会变得无所顾忌，他根本不会考虑性行为有可能给对方造成的伤害。事实上，商业性性交易中，男性不仅满足了性的欲望，同时也满足了对年轻女性的占有和支配欲望，满足了男性贬低女性的欲望。正是这种倾向增加了艾滋病传播的风险。

由于男性是性服务的买主，因此双方在性交易过程中绝无平等人格，女性的卑下地位决定了她必须是顺从的、能取悦客人的、会挑逗的，这也就决定了女性是被凌辱的。在安全套使用上，女性常常不得不服从男性的意志，“处于买淫男子的强权之下”(王金玲，2001：128)。访谈中发现，在老板、皮条客和顾客的眼中，这些从贫困农村进城务工的女孩子都是潜在的妓女，她们本身一钱不值，只有为男人服务，特别是性服务，才是她们的价值所在。由于商业性性交易女性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使她们的自主性受到削弱。她们不但要被老板、皮条客和顾客辱骂，还要被强奸、殴打和性虐待。她们缺乏经济来源，又害怕老板和皮条客的威胁或暴力。因此，她们对采取性行为的方式和时间无法控制，继而控制不了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Tang，Wong，and Lee 2001；Wong and Tang 2001；Liao，Schensul，and Wolffers 2003)。在本调查中，女性人群高达36.5%的性病发病率并且已经有人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就是明显的危险信号。

第三，艾滋病行为干预工作缺乏有力的社会支持环境。由于人的社会行为方式和道德规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被认为与艾滋病传播有密切关系的商业性性行为，通常又被认为是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产物，为道德所不齿。如此，要改变这些人的不安全性行为，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在中国，尽管买、卖淫双方都要受到司法惩罚，但社会对女性卖淫的道德谴责通常更甚于男性买淫，因卖淫被处收容、劳教的也比买淫者要多。因此，女性商业性性交易者通常都不敢暴露身份，使干预工作者很难找到并接近她们。这就决定了该人群在艾滋病、性病的信息获得方面的边缘化(Zhang，2004；Wu，Rou，and Cui，2004)。在本次调查中，有10%的人根本不知道在商业性活动中应该使用安全套，更为糟糕的是，许多人采用错误的方法预防性病和艾滋病，这又大大增加了该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数据显示，31.0%的被调查女性不能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原因之一是身边没有携带。其原因一是携带安全套有可能被警方认为有卖淫的嫌疑，会增加被关押的风险；二是安全套购买不方便；三是安全套价格太贵。个案访谈资料证实，第一个问题最为突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由于导致中国艾滋病更广泛流行的因素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行为范畴，它涉及城乡差异、贫富差距、性别不平等、权力腐败和资源分配不公等大量社会问题，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造成艾滋病易感性的深层的社会和经济根源，仅仅对女性商业性性交易人群进行处罚，不但无法改变她们的行为，甚至还会扩大性别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因此，倡导从根本上消除艾滋病社会易感因素的理念、推动社会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全部问题的关键。

(一) 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介入对艾滋病行为的干预

面对艾滋病向人类安康和社会和谐发展提出的挑战，社会学不但要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失范方面(anomische aspekte)，更要研究性的个体性及其行为特征演化出来的疾病传播的潜在的社会关系，重新认识个体的性的深层内趋力是如何建构社会文化关系和社会亚系统的。在世界范围内，前沿的社会科学家在回应艾滋病的挑战中，已经从大量成功和失败的实践中发掘出人类复杂行为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的最为隐秘的关系，进而为促进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制定和社会文化资源的利用提供了科学支持。在西方，自笛卡尔明确提出到康德达到顶峰的主客二分理论，对性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影响巨大。从性的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西方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者通过对边缘人群的考察，了解了性是如何在个体的行为实践中被历史建构的过程。这种理论视角，极大地丰富了对不同层次个体的性社会学研究，为改善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环境和提供行为改变的方法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在国内开展的艾滋病行为干预模式，基本上也是以上述研究为基点的。但是，这一从西方引进的研究路径，至今未能引起国内社会学研究者的重视，进而影响了行为干预理论的本土化与合理性问题的研究。由于社会学所探讨的是生活世界语境中的日常实践，因此，社会学必须把所有的符号行为趋向形式都纳入到自己的考察视野当中。在艾滋病防治策略的社会文化特性上，对从“性”到“交易”这两个抽象范式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进行诠释，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介入对行为干预的合理性问题的研究。

(二) 艾滋病的干预模型不能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之上

艾滋病传播中最难预防的高危行为现象，既不属于主体社会机制的功能缺陷，也不属于主流文化的理性弊病。因此，由政府机构出面，采用主流社会道德理性文化的模式进行治理和纠正，在逻辑上必然出现悖论。近几年来，中国的艾滋病社会政策始终在采取保护性模型(鼓励和帮助高危行为人群改变不安全行为)或惩罚性模型(对高危行为人群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击)的决策上陷入逻辑的两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职能与保护性干预模型之间的不协调。事实上，社会运动在任何时候都是充满矛盾的。从政府的职能来看，它必须保持社会有序，维护社会规范，因此，政府不可能同时充当无序社会的辩护者和失范行为的溯源人。自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形式逻辑后，没有一种形式的存在可以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之上。政府是一个庞大的形式结构，当然不可能充当矛盾的角色。政府也不可能包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全球化背景下“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建立艾滋病预防的社会模式时，政府除了加强宣传、治疗、救援等职责外，可以而且应该将政府功能无法涵盖的对高危行为人群的干预工作交给民间团体去承担，通过个性意愿转换和文化潜移范式沟通的干预性防范，弥补政府功能之不足和角色之冲突。对民间团体的工作，政府的间接责任就是提供政策引导、经费资助和进行制度化评估。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由民间团体和志愿者采取保护性模型进行的艾滋病行为干预远比采用国家机器强硬打击的预防手段要有效得多。因为这一模型是以肯定个性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它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关怀，强调的是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 尽快建立政府责任模式与社会干预模式的协调机制

任何时候社会都是一个统一体。在艾滋病防治策略上，当矛盾的角色通过两种机制分解后，虽然体制层面的冲突缓解了，但是两种机制的协调必然上升为新的问题。由于民间团体的活动不在政府程序内，政府不可能通过硬控制模式加以管理和协调。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的民间团体(草根组织)发展的瓶颈。要协调政府与民间团体的机制，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政府只能采用软控制模式，实现由机构模式向制度模式的转换。诸如建构“目标确立制度”、“行动申请制度”和“实践评估制度”等，合理的制度设计是模式运行的基础。在执行制度程序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专家的作用，根据严格的操作程序进行审查和把关，否定伪命题，确立真命题，同时运用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和财政法规的制约力将民间团体的活动成效与政府的预期目标吻合起来。目前国内在许多社会领域都开始采用软控制模式，并正在形成科学的规范。但在艾滋病领域，却依然没有放弃传统公共卫生法律框架中的传染病硬控制模式，这与艾滋病的有效控制及社会的和谐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注释：

1 资料来源于《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4。

2 该调查在上海女性劳动教养所进行，采用整群抽样，样本数153人。

3 该研究分析了2003年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全年查处的302起卖淫嫖娼案件，在302名嫖娼者中，个体商人79人，单位负责人71人，企事业职工60人，公司老板和无明确职业者各46人。

4 说明：

a 结果以概率比值比表述。数值大于1表示自变量的增加将增加不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概率，而数值小于1则表示自变量的增加将减少不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

b 此为二分变量，单身和知晓安全套预防功能的对比参照组分别为已婚或婚姻状况不明和不知道使用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病/性病。

c.未调整结果基于单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即当该变量为唯一自变量时的结果。

d 调整结果基于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即当表中所有变量被同时作为自变量测试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