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对求职行为的研究一直吸引着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兴趣，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在这一研究主题上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Tilly & Tilly，1994；边燕杰，1999；Kalleberg & Sorensen，1979；Granovetter，1992；桑普斯福特和桑那拖斯，1999)。这种研究兴趣一方面来自于“找工作”对于求职者个人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饭碗”的获得已经成为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前提；而另一方面也因为对“求职”这一“日常生活事件”的关注和体会，已经成为人们了解社会现实、探索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重要视角。我们不但能够通过找工作的过程和结果来了解求职者成败得失的个人经历，而且可以借此来发掘和探查究竟是什么因素促进或限制了求职者找到一份工作、或者谋求到一份好的工作；我们更可以通过对求职过程和求职结果的分析和探讨，来考察求职者所在的群体和组织、所处的社会背景乃至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特征和变迁。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由于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企业经营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国城市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员。受现阶段劳动力供给状况的“暂时过剩”和体制转轨的影响，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已成为我国面临着的最大社会难题之一(李强等，2001；李培林等，2001；陈秋华等，2000)。失业人员原有工作职位的丧失是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所带来的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结果，而它所引发的再就业行为更受到这种社会分层体系的作用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失业人员的求职也就不可能仅仅是与失业人员的个人因素相关的事情，它实际上与他们所在的群体、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或者组织以及他们所在的整个社会背景和结构都相关。

就失业人员而言，影响其求职过程及其结果的因素，既包括与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政治身份等)相关的因素，又包括与个体特征无关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因素。本文的问题是，在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求职过程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左右着他们对工作的获得？对于那些获得工作的失业人员来说，他们在求职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或者通过何种渠道找到工作？他们为什么会采取这样或者那样的求职方式？求职者与新工作岗位相匹配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人能够找到工作，什么样的人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对于不同的失业人员来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和回答，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行为。与此同时，我们也可借此解读影响失业人员的求职行为的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原因。

本文拟从结构分割(Struchural Segmentation)的分析角度，以上海的失业人员为研究对象，以分割的不同单位或者部门对于失业人员求职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为研究主题，试图对转型期影响失业人员的求职过程和结果的上述结构性因素进行考察。在目前对失业人员的求职过程进行分析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过多地关注了失业人员所采用的求职手段或者求职渠道本身，例如分析和论述失业人员在求职过程所采用的不同的求职手段(“人力资本”、“社会关系网络”或者“社会资本”)的不同效用(风笑天、赵延东，2000；赵延东，2001；李培林等，2000；顾东辉，2000；桂勇等，2002)，探讨影响再就业的政策或者社会支持程度对再就业的影响等(王汉生等，1998；顾东辉，2000)，但对求职者为什么采取某种求职手段的深层结构性因素则关注较少。笔者认为，在对职业流动特别是失业人员的考察中，我们都不应当忽略结构分割这样的事实。在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单位制还相当明显的情况下，以单位为主要分割机制的结构分割仍然成为制约求职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变量。本文的研究表明：以单位为特征的结构分割效应不仅影响着失业人员对再就业求职手段的具体运用，影响着他们获得工作的可能性大小，而且也决定了他们是否能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

二、文献回顾

结构分割(Structural Segmentation)是指社会经济结构的分割和断裂，即社会经济结构被不同的经济部门和工作组织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不是各部门或组织在功能上或者类别上的区别和差异，而是表现为不同经济部门在工作安排和机会结构的差异和不平衡，这种差异使得处于优势或者核心地位的工作部门吸引了最合格的劳动力，吸引了最丰富的组织资源，从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保持了优势的地位(Baron，1984；Lin & Bian，1991)。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主要由于生产效率或者资本投资以及市场影响力上的差异所产生的结构分割，使得掌握着更多的资源、控制着经济命脉、处于优势地位的企业和组织在招工、内部劳动力市场和报酬结构方面都显示出与其他处于劣势的公司和组织不同的特征(Kalleberg，Wallace & Althauser，1981；Lin & Bian，1991)。

传统社会学关于职业流动的理论主要以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理论模型为代表(Blau & Ducan，1967)。这种理论将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区分为先赋性因素(Ascribed Factor)和后致性因素(Achieved Factor)两个类别，并探讨父亲的教育水平、教育地位等先赋性因素和本人的教育水平等后致性因素对于个人职业流动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地位获得准则将从先赋性因素向后致性因素(特别是个人的教育水平等)转变(Treiman，1970；Lin & Bian，1991)。然而，这种理论模型因为假设一个完全开放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和缺乏对结构性因素的关注而遭到了众多研究者的批评，并被冠之以“个人主义的取向”(Lin，1981；郑路，1999；李培林等，2000)。尽管地位获得模型后来又由Featherman(1975)、Hause等人(1975)通过引入与社会组织、制度和结构相关的一些变量予以了修正，但仍未摆脱用静态的和隔离的眼光看待地位获得过程的局限性。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以社会网络结构观(White，1981；Granovetter，1979；边燕杰，1999)和分割理论(Kalleberg，Wallace & Althauser，1981；Cain，1976；Lin & Bian，1991)为主要代表的新兴理论，正是在对这种传统的地位结构观的批判和补充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社会网络结构观强调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求职过程及其后果的重要作用，但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过多地强调了主观因素而忽略了更深层的制度及结构的因素。分割理论则弥补了这一点，它强调的是经济部门或者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分割或者分离对于职业流动和地位获得的重要作用。这两种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互补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运用实际上反映了结构分割的影响，而结构分割又规定着个人社会关系网络运用的具体细节。

分割理论(Segmentation Theory)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诞生和发展的，¹后来逐步被社会学家们所接受，并且已经成为分析职业分层和流动的一个重要视角(李路路、孙志翔，2002)。在分割理论看来，社会经济结构实际上是工作部门(Segment)或者组织被与之相关的技能和培训、工作保障与附带条件、升迁机会、工作范围、职员参与决定的程度以及工作补偿系统分成了不同的类别或者部分(Tilly & Tilly，1994)。在这些不同的工作组织或者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结构性障碍(Griffin & Kalleberg，1981)，正是这种不同部门中的结构性障碍所造成的不同工作部门或者组织的分离对于个人的职业流动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其结果是，一方面，劳动者在不同的部门内部的工资水平、升迁机会、工作范围以及其他附带条件显示出明显的差异；而另一方面，则是劳动者在某个部门内的流动要比跨部门流动容易很多(Cain，1976；Kalleberg & Sorensen，1979；Tilly & Tilly，1994)。

在已有的关于中国社会职业流动、特别是对失业人员的求职过程的分析和研究中，将产生于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职业流动的经典理论应用于中国，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些年来，更多关注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已经成为分析中国城市居民职业流动的一个重要潮流。这些研究实践为我们从微观层面深刻地了解个人在求职以及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具体过程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想源泉，同时也为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处于急剧社会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指针。

但是，上述研究只强调了求职过程或者职业流动中的一个方面，即从微观层面来考察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对不同手段的选择和应用，而对这类选择背后的更深层的结构分割的因素关注较少。事实上，在对中国的职业流动特别是失业人员再就业的考察中，绝不能忽视结构分割的重要作用。

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结构分割不同，在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发育不充分的中国社会，结构分割表现为不同的所有制性质(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非公有部门)、不同级别(中央与部属、市属和区属等企业或者部门的划分)的单位之间在资源和机会结构方面的不平衡性。单位与国家的产权关系或者隶属关系的差异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同的单位在所占有资源以及利益分配上面存在着差别，那些在所有制性质上为国有、属于较高级别的单位在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中都处于核心或者优势地位。正如林南和边燕杰所指出的，那些具有更多资源的国有产业或企业以及具有行政管理机构特征的机关事业单位在劳动力安排、物资调拨、报酬水平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都被赋予了优先权(Lin & Bian，1991)。

结构分割对于身处不同单位或者工作部门的个人的行为选择有着重要意义。相关研究表明，那些处于核心单位的从业人员不仅在工资水平上和福利待遇上优于其他单位部门的人员，而且在求职过程中也与后者存在着较大差异(Lin & Bian，1991；沃尔德，1999)。尽管在中国社会由计划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体制外”和“体制内”的改革使得单位的组织职能正逐渐地缩小和丧失(李培林，2001；郑路，1999)，但更多的实证研究却反映出“单位制遗产”的效应依然很明显(李路路、李汉林，1999)。事实上，以单位体制为分割标准的不同部门为单位内部的人员提供了一种机会结构，在这样的机会结构下，单位的所有制类别、单位的行政级别、单位的隶属关系、单位的规模以及单位对社会资源的掌握程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单位内部人员的行为。

上述分析意味着，在对中国城市居民的职业流动的分析中，结构分割已经成为影响求职者求职过程和地位获得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对不同单位和部门间的分割效应的考察和关注，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和实际轨迹获得更深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在求职和职业地位获得过程背后那更为宏大、更为深刻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过程获得更多的体会。正因为这样，从结构分割的角度来分析和探讨失业人员的求职过程才有了其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研究的基本框架

本文数据取自笔者2002年参加的上海市失业人员再就业调查。失业人员是指由于企业改制、经营效益不良、个人发展需要以及其他原因而导致工作机会丧失的各类人员，既包括城市社会保障部门登记的失业人员，也包括下岗、协保、退养以及其他形式没有工作的各类人员。在这里，“失业与下岗人员”实际上是个非常笼统的说法。按照通行的有关失业的定义，²凡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工作(或者工作的时间和收入低于一定标准)，而又有就业愿望和工作能力，并且正在搜寻工作的劳动者，都属于失业人员(李培林等，2000；李强等，2001；袁志刚、陆铭，1998；陈秋华等，2001)。在现阶段的中国城市社会上，上述“失业人员”的定义实际上包括着登记失业人员、下岗无业人员(指虽已停止工作、但与工作单位还保持关系者)、在岗的隐性失业人员以及待业人员(新增加的就业求职者)等。

(一) 研究假设

就失业人员求职过程而言，这种以单位体制为分割基础的结构分割反映在失业人员对具体求职手段的选择和求职结果上。首先，在求职手段的运用上，作为原有单位或者工作组织的析出者，失业人员与原有单位或者工作组织必然保持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³由于分割所造成的单位之间的封闭性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缺失，失业人员在求职的过程中更多地采用原单位的内部联系；也正是因为结构分割效应的存在，失业人员的求职途径更多是通过熟人关系(家人、同事和朋友)，即强关系来进行的。其次，在求职结果上，对于原属于国有、中央等核心单位部门的失业人员而言，因为可能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机会而找得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高的职业满意度；而那些原来处于非国有、较低级别单位的失业人员因为缺少社会资源只能获得相对较差的工作、较低的收入和报酬，同时对所获工作的满意度也不高。不仅如此，这种的求职结果的差异也将反映在他们新找到的工作单位的性质或级别上。再次，对于失业人员这样一个特殊群体而言，其原有工作岗位的丧失和重新求职这一事实本身为他们社会身份和职业地位的转换提供了机会，也为他们跨越不同单位和部门提供了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不同类别、不同级别的工作单位之间的工作转换，例如原来处于国有或较高级别单位的人们对于同样类型工作单位的保留程度，或是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换的难易程度，都受到分割的程度和相互分割的不同单位或者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变迁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结构分割与求职手段的运用。来自不同单位、部门类型和级别的下岗人员，对于不同求职手段的选择和使用频率存在差异，原来处于优势或者核心单位的失业人员比其他部门的人更多地使用社会关系网络。

假设二：结构分割与求职结果。在求职结果上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单位之间的差异，原来处于核心或者优势部门的失业人员比其他部门的人更容易找到工作。

假设三：市场转型与求职行为的变迁。在由计划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化的过程中，结构分割的效应发生变化，原来所处单位的类型不同，其求职手段的变化存在着差别。

(二) 数据与变量 1. 数据来源

笔者所参加的上海失业人员再就业调查于2002年展开，对象为上海市各居民委员会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问卷调查根据随机原则，以多阶段抽样方式在全市范围内抽取样本。⁴至2002年11月底，共获有效问卷518份。

问卷的内容包括了被访问者完整的个人信息，包括其性别、年龄及职业，同时也包括了被访者第一次求职和最近一次求职的经历。其中有关工作经历的信息涵盖了被访问者在失去工作、第一次找到工作和最近一次找到工作时的工作岗位、工作单位的级别、单位的所有制类别、所在行业和平均月收入及被访者失去工作和搜寻工作的时间等各方面。此外，数据中还包括了被访问者的教育培训情况和技术等级，以及被访问者两次求职时所采用的求职手段(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还是通过市场渠道)。

2. 相关变量的说明及其测量 2.1 自变量

本文主要考察结构分割对于失业人员再就业行为及其后果的影响。因此，结构分割便是我们所要探讨的自变量。对这一自变量的具体测量，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Kalleberg等研究者(1981)认为应该从经济组织的集中程度(concentration)、经济规模(economic scale)、资本密集度(Capital Intensity)和国家对企业产品的征购(state purchase of goods)等方面来测量；而林南和边燕杰(1991)则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不同，应该将单位的所有权类别作为衡量单位所在部门的尺度。本文基本按照后者的测量标准，将主要考察失业人员失业前和找到工作后的工作单位的隶属级别和单位的所有制类别。另外，我们也将失业人员原来所在单位和找到工作的单位规模考虑进去。在这里，按照所有制性质和与国家的产权关系的不同将单位划分为国有、集体、私营以及外资企业，⁵按照单位的级别区分为中央和部属单位、市属单位、区属单位和街镇属单位等；另外，单位规模则主要代表了被访问者所在工作单位的人数。

2.2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测量：

首先，有关再就业的求职手段的运用。包括社会关系网络、市场渠道及关系强度。社会关系网络主要代表了被访问者使用关系网络的次数，包括通过亲戚、朋友和同事等介绍工作的次数；市场渠道求职包括直接通过各种媒体、劳动部门或其他机构提供信息，并通过电话写信，直接到用人单位求职或直接进行其他方式求职的次数。关系强度是指被访问者与介绍工作的人的关系密切程度，本文将这种关系强度区分为很不紧密、较不紧密、一般、比较紧密和很亲密五种类别。

其次，有关再就业行为的后果。包括失业人员从开始找工作到调查时(2002年11月)找到工作的风险比率以及从自失去工作开始到找到非公有部门工作的发生率；同时还包括被访问者失去工作前和找到工作后的平均月收入、职业类别和工作满意度。

第三，有关再就业行为的变迁。除了包括求职方式和被访问者找到非公有工作的发生比例外，还包括失业人员自失业后开始找工作的年代，根据前面的假设，以市场转型为背景，在这里我们以2000年为界限，划分为2000年以前和2000年以后两个阶段。⁶这一阶段划分方式的实际意义在于，可以通过这两个阶段求职行为及其后果的对比来考察结果分割效应的变化。

2.3 其他控制变量

此外，本文还将引入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教育程度、技术等级、年龄和婚姻状况，以辅助分析上述变量之间的相互效应。

四、实证分析

本文将结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对数线性分析、事件史分析方法和其他相应技术来进行分析。

(一) 结构分割与失业人员的求职过程

以往研究表明，中国社会正由传统的计划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劳动者获得职业的手段和方式是不同的。一些人通过国家行政性命令的再分配手段，即政府和单位的安置来获得工作；另一些人则通过正规的市场渠道谋得职业，还有一部分人是通过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来求职的(张宛丽，1996；卢汉龙，1997；贺飞，1999；李培林等，2000)。通过行政性命令的再分配获得工作的方式曾经是城镇劳动者获得职业的主要途径，它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分配特点。这种求职手段随着计划体制的转轨而逐渐减少，但仍然是中国劳动者获得职业的一种方式。通过市场渠道求职强调人们直接在市场中与雇主接触，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寻求工作。这种求职手段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劳动就业领域逐步市场化，通过市场获得工作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则不论是在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下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对以关系或伦理为本位的中国社会而言(Bian，1997；边燕杰，1999)，通过亲戚朋友和熟人获得工作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非制度化就业途径(李培林等，2000)。个人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不但能够得到与工作相关的有用信息，还可能因此而直接获得某一工作岗位。

在对失业人员的相关数据进行汇总分析之后，我们看到：失业人员的求职过程存在着上述不同求职手段并存的现象。实际上，对下岗人员来说，其尝试寻找工作的手段是多样的。一方面他们可能通过正规的人才市场、招聘会或者是通过再分配手段来谋求职业。例如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获得用工信息，然后到人才市场或者直接参加用人单位的面试。另一方面，失业人员也会通过家人、朋友、同事和亲戚的介绍来获得工作信息，并进而得到工作。表 1反映了被访者尝试通过正规的市场渠道和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职位的情况。

在表 1中，我们将被访问者运用社会关系网络和正式的市场渠道进行求职的情况对照列出。可以看出，就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找工作而言，失业人员更多地是通过同学、同事、朋友以及邻居等熟人关系。表中通过同事、同学和朋友介绍工作的平均次数较高，为0.7728次，而对于市场渠道而言，求职者通过用人单位发布的招工信息或者通过职业介绍所寻找工作的频度较大，通过报纸、杂志和电视等媒体的广告联系用人单位的次数和通过再就业服务中心、职介所提供的岗位信息与用人单位联系的次数分别达到了1.474次和1.268次。

尽管失业人员使用的不同求职渠道的频率有所不同，但是这并不能让我们否认被访问者运用上述两种求职渠道实际上都是很经常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那些失业后找到工作的失业人员而言，有超过半数的人是通过社会网络的渠道找到工作的。在将近518名被访者中，失业后曾经找到过工作的占72.4%(375名)，而在这375人中，有57.3%的人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第一份工作的，另外25.0%的人则通过自谋出路或者人才市场获得工作，通过政府部门的安置或者原单位安排的国家再分配手段进行求职的只占17.7%。

因此，选择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求职对于那些找到工作的失业人员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不同的单位之间的结构分割是否会影响失业人员对求职手段的选择，即在原来处于不同类型、不同级别以及不同规模的单位的失业人员间求职手段是否存在差异？例如，原来处于国有单位或者原来处在较高级别单位的失业人员是否比其他单位的人更有可能通过亲戚朋友找到工作？

将失业人员原来所处单位的所有制类型、单位的隶属级别和单位的规模与“不同求职手段的运用”进行交互分类，得到表 2、表 3和表 4。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那些找到工作的失业人员来说，原来所处的所有制类别、隶属级别以及规模的不同对求职者选择求职手段有着显著的影响，那些原来处于国有、高级别或者规模较大单位中的失业人员比其他单位或者部门的失业人员有更大的比例是通过亲戚朋友的社会关系网络途径找到工作的。而原来处于非公有部门、级别较低、规模的较小单位的失业人员则更多是通过直接联系、人才交流会或者招聘会的形式寻找职业的。例如在表 2中，原来处在私营外资企业的失业人员有53.5%是通过直接联系或者人才交流会的渠道找到工作的，而原来处于国有单位的失业人员只有22.8%是通过直接联系或者通过人才市场找到工作的。又如，在表 3中，原来处于中央部属或者市属单位的失业人员，其运用社会关系网络找到工作的比例明显高于级别较低单位的人员。就单位规模而言(如表 4)，尽管原来处于不同规模的单位的失业人员的求职手段有所不同，但似乎并不存在单位规模越大，其使用社会关系网络的比例越大的趋势。这一结果也印证了，在中国，单位的所有制类别以及隶属关系比单位的规模对于单位人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进一步的卡方检验的结果更证实这种求职手段的差异在单位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推断意义。这表明对于失业人员来说，其求职渠道的选择受到结构分割效应的影响是明显的。这样，本文的假设一基本得到证实，即在不同单位、部门类型和级别的下岗人员之间，求职手段的选择和使用频率存在差异，原来处于优势或者核心单位的失业人员比其他部门的人更多地使用社会关系网络。

(二) 结构分割与失业人员的求职结果

分割理论认为，经济部门、经济组织的分割性对于个人的行为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处于不同的经济部门或者组织的劳动者而言，其流动率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曾指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构成了一个广大的机遇结构(约翰逊，1983)，这种机遇结构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就中国而言，以“单位制”为特征的不同社会组织和部门对于劳动者的职位获得有着特殊的意义。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和单位对资源的掌握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单位内部工作人员的资源获得(李路路、李汉林，1999)。在1997年进行的关于下岗职工的调查中，李培林等学者发现，原属于不同行政级别、所有制性质的单位的劳动者，其获得职位的难易程度或者可能性是不同的，那些原来处在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比其他单位的人更有可能找到工作(李培林、张翼、赵延东，2000)。通过对2002年的上海失业群体的调查资料进行事件史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

表 5、表 6和表 7分别列出了以单位的隶属级别、单位的所有制类别和单位的规模为自变量(由于是类别变量，先进行了虚拟变量处理)，以失业人员自失去工作开始搜寻工作到调查时(2002年11月)为止找到工作的风险比率为因变量建立的Cox风险比例回归模型。运用该种方法可以有效处理删截(Censoring)的问题，即那些到调查时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个案的信息不会被浪费掉。在本次调查的总共518个被访问者中，截至调查之时有143人尚未找到工作。在Cox风险比例回归模型中，这些个案的信息同样是有用的。

以上三个表所列的Cox风险比例模型分别反映出了不同所有制类别、不同隶属级别和不同规模的单位对于被访问者自失去工作之日到被调查之时(2002年11月)找到工作的风险发生比的影响。⁷

在表 5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显著性水平p＜0.05的情况下，相对于“其他单位”而言，原来处于国有单位的失业人员在找到工作这一时间上具有较高的发生比，其幂值Exp(B)＝2.163>1。这表明，相对于对照组“其他单位”而言，原来处于国有单位的失业人员更有可能找到工作。在与其他组的比较中，原来处于国有单位的失业人员找到工作的发生比也高于原来处在集体单位和非公有单位的人员的发生比。例如在表 5中，当显著性水平p＜0.10时，原来处于集体单位的失业人员找到工作的发生比为1.988。而且，对表 5的整体模型的卡方检验在显著性水平为p＜0.10下具有显著性。

上述结果暗示着，对于失业人员而言，原来所处单位的所有制度的性质对于他们的职位获得有着重要意义，那些原来处于国有单位的失业人员由于更有可能获得较多的社会资源，因而在找工作这一事件上具有优势。这也就基本证明了本文的假设二，原来属于不同类型单位的失业人员，在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上存在差别，那些处于核心或者优势部门的失业人员更有可能找到职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单位级别和单位规模对于失业人员找到工作风险发生比例的考察中，我们并不能得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例如，根据表 6我们可以看到，在显著性水平p＜0.05的情况，失业人员原来单位为区镇级的具有统计推断意义，其幂值Exp(B)＝0.658＜1，这表明，相对于无主管单位而言，原来处于区镇级单位的失业人员具有较低的风险发生比。不过，整体模型的卡方检验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我们不能得出单位的级别越高，失业人员找到工作的发生比越高的结论。又如，在表 7中，在以原来所处单位为1000人以上的失业人员为对照组，原来单位为50人到300人的失业人员找到工作的发生比相对高于原来所处单位为1000人的失业人员，但其他组的失业人员在与对照组的比较中，其统计检验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可能暗示着，在当代中国，相对于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失业人员的职位获得的影响来说，单位的隶属级别以及单位的规模显得相对不具有意义。

一般来说，新职业的收入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包括失业人员的个人层次的影响，例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技术等级等，也包括非个人因素的影响，如企业的盈利率、行业收入差距和部门的差异等(张翼、李培林，2002)。分割理论认为，分割的部门差异对于劳动者的收入、地位和工作满意程度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处于核心部门”对于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成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Beck，1978；Spilerman，1977)。在对上海失业人群的考察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原来所处单位的类型和级别在失业人员的平均月收入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表 8和表 9是分别将单位的隶属级别和单位的所有制类别与新获得工作的平均月收入比较均值后的结果。

根据表 8和表 9我们看到，原来所处单位的类型不同，其平均月收入有着很大的不同，原属国有单位的失业人员的新工作的平均月收入明显高于原属集体单位的失业人员的相应值；原来处于中央、部属和市属单位的失业人员，其平均月收入也高于原来处在区镇属单位的失业人员，这样的结果印证了我们前面的假设：原来处于优势或者核心部门(例如原来处于国有单位或者级别较高的单位)的失业人员，其找到工作的收入水平要高于处于边缘部门的失业人员。需要指出的是，在表 8中显示的关于原来处于非公有单位的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与其他部门相比相对较高，这一结果与我们最初关于原来处于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的失业人员其新找到工作的收入要比原来处于非国有部门的失业人员新找到工作的收入高的假设不符。笔者认为，之所以有这一结果，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本次调查中原属非公有单位的失业人员的个案数较少，且标准差较大；而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原来处于非公有单位的人员，其新工作仍然绝大多数集中在非公有单位。上海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上海非公有制单位的工资水平由于其所属行业性质等的原因可能相对较高。在这里，笔者无法分离出有关行业因素的影响，有关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表 10反映了以单位的类型(单位的所有制类别、规模和隶属级别)为自变量(将类别变量进行虚拟变量处理)，以找到工作的被访问者新获工作的收入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第一个模型反映单位的所有制类别对于新获得收入的影响，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相对于原来处于国有单位的失业人员来说，原属集体单位对其收入的影响较为显著(p＜0.10)，且这种影响是负向的；非公有单位对于收入的影响较为显著(p＜0.10)，且影响为正向，这一结果与上文比较均值分析的结果相一致。第二个模型反映单位的隶属级别对于收入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其他单位而言，中央、部属单位、市属单位以及区镇属单位对于收入均有显著影响，且均为负值，不过，区镇属单位的标准化净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最大，市属次之，中央部属最小，这表明，相对其他单位而言，单位的级别越高，可能其对收入的负向影响越小，即原来所处的单位的级别越高，其新获工作的平均月收入可能越高。基于上述两个模型的统计分析结果，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原来所处单位类型不同，其收入存在差异，原来处于优势部门(国有，隶属级别较高的单位)的失业人员可能比原来处于边缘部门(集体，级别较低的单位)的失业人员获得更高的收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存在单位的规模越大，其收入越高的情况。例如第三个模型的统计结果所反映的，就单位的规模对于收入的影响而言，相对于原来处于50人以下的单位的失业人员来说，其他规模的单位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为负向。其中，单位规模为300－1000人的标准净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最大，单位规模为50－299人的次之，单位为1000人以上的最小。这一结果表明，原来处于规模为50人以下的单位的失业人员可能比原来处于其他规模的单位的失业人员拥有更多的收入，1000人以上规模的单位失业人员次之，50－299人规模的再次之，300－1000人的最少。

需要指出的是，在尝试建立不同单位类型对工作满意度作用的多元回归模型时，尽管就样本的数据而言，原来处在不同单位类型的失业人员在对其新找到的工作的满意度上存在着差别，(例如，根据均值比较，原来处于国有单位的失业人员对新获得工作的总体满意度比原来处于集体单位的失业人员要高。⁸)但统计检验的结果表明，原来所处单位类型对于新获得工作的满意度不具有统计推论意义。

(三) 结构分割与求职手段的变迁

在上述两节中，我们主要考察了单位的分割结构对于失业人员的求职过程以及求职结果的影响，但分析更多地是从一个横剖面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并没有考察失业人员随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转型的进一步深入而发生的求职手段和求职结果的变化。事实上，正如市场转型理论所指出的(Nee，1989、1991)，在由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传统的再分配权力在不断衰落，而市场的因素则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结果不仅反映在宏观层次上单位制作用的降低以及分割的不同部门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而且反映在微观层次上个人求职手段以及求职后果的相应变化。表 11揭示了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获得工作的失业人员的求职方式所发生的变化：虽然整体的卡方检验并不显著，但我们从样本上可以看到，通过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网络渠道找到工作的由2000年前的58.3%下降到2000年及以后的53.0%，这反映出随着市场转型的进展，通过亲戚朋友的社会关系网络找到工作的比例在逐渐降低。

但是，对于分割的不同单位或者部门而言，在不同的时间段这种求职手段的变化是否存在着差异？如果我们将单位所有类别和隶属级别这两个变量加入到表 11中，可以进一步得到表 12。根据表 12，我们清楚地看到，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在不同阶段，原属不同类型单位或者部门的失业人员，其求职手段的变化比例各不相同。例如，原来处于集体单位的失业人员使用社会关系网络的比例从66.7%下降到了45.2%。如果将单位类型按照隶属级别进行划分的话，则原来处于区镇属单位的失业人员运用社会关系网络渠道找到工作的比例从2000年前的54.3%下降到了48.6%，原单位为市属部门的失业人员运用市场渠道找到工作的情况则由24.2%下降到了18.0%，但其他级别的单位在这方面的变化并不明显。

上述结果表明，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相对于原来处于非公有部门的失业人员而言，那些原来处于国有单位的失业人员更可能利用社会关系网络的渠道来获得工作。这意味着，“国有单位”对于失业人员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可能更显著，而“非公有单位”则对运用直接联系或者人才市场渠道手段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也使得那些原来处于较高级别的失业人员更多地使用社会关系网络和政府安置的手段获得职位，而不是通过市场渠道来求职，而那些原来处于较低级别单位的失业人员则较多地通过市场渠道获得工作。这种求职手段的变迁，正反映着市场机制的引入所带来的以单位体制为分割标准的结构分割效应的变化趋势。

以往对中国职业流动的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求职者所运用的社会网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那些流通于关系网络中的资源逐步由“人情”转变为“信息”(边燕杰、张文宏，2001)。按照林南等研究者的社会资源理论(Lin，1981；边燕杰，1999)，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弱的关系所动员的资源主要是信息，而强的关系所动员的资源主要是人情。这样，在市场转型过程中，随着资源由人情向信息的转变，弱关系的作用将逐渐上升，并取代强关系(桂勇等，2003)。在对上海失业人员的调查中，我们从样本的信息中可以看到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弱关系的作用在逐渐地增大，如表 13。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分割的不同单位在关系强度的变化方面是否有差异?如果我们进一步控制单位的所有制类型和单位隶属级别的变量，可得表 14。

从表 14可以看到，在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找到工作的失业人员中，原来所处单位类型不同，其运用强关系或者弱关系的变化比例也有所不同。这一结果印证了本文的假设三。通过这些数字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市场转型的进一步深入，可能弱化了那些原来处于核心部门或者优势部门的失业人员运用强关系的能力，但却强化了那些原来处于边缘的劣势单位或者部门中的失业人员运用强关系找工作的努力。这是因为对于前者来说，市场因素的引入推动其内部人员更多地去使用信息而不是人情寻找工作，而核心或者优势部门由于其拥有较多的资源，可以提供较多的信息，因而为其内部人员更多地运用弱关系找到工作创造了条件；对于后者来说，市场因素的引入只会让他们更多地使用其他方式求职。在运用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求职方面，单位内部相对匮乏的资源使其内部人员可能更多地运用强关系求职。

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因素的引入将会引起原有的再分配权力的逐渐衰落。这种衰落既体现在单位制的解体以及体制外经济部门的迅速发展中，也体现在产生于再分配体制之外的市场开辟了新的社会流动通道之上。随着市场转型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处于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的人们开始主动或者被动地放弃原来体制内的工作，而做出向非公有部门求职的决定。在对上海失业人员的分析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趋势。

表 15是以失业人员找到非公有部门工作的风险发生比为因变量，以失业人员原来所处单位的所有制类型、单位的隶属级别、失业人员的性别、年龄、教育年限以及培训情况为协变量的不同阶段的Cox风险比例模型。

模型一反映了市场转型相对早期(2000年以前)各变量对于被访者找到非公有部门工作的发生比的影响。在模型一中，年龄对于找到非公有部门工作的发生比小于1，这表明年龄越大，找到非公有部门的发生比越小，相对未参加过培训的失业人员来说，参加过培训的失业人员找到非公有部门的工作反而更低。在按照单位隶属级别划分的各个类别中，相对于中央、部属单位而言，原来处于区镇属单位对于被访问者找到非公有部门的发生比有显著性影响，不过这种影响的幂值小于1，表明这种影响是负向的。模型二反映了市场转型较晚期各自变量对找到非公有部门发生比的影响。在各个变量中，年龄、区镇属单位以及接受培训的影响都变得不显著了，而教育年限对于找到非公有部门工作的发生比有着正向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与“找到非公有部门工作”的总模型相比，在上述两个模型中，单位所有制的各个类别都对找到非公有部门的工作的发生比没有显著性影响，但比较2000年前后找到非公有部门的发生比，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其他单位而言，原属各类单位或者部门的人员找到非公有单位的发生比都有所上升。这也说明，以单位为分割标准的结构分割在市场转型的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

本节的研究表明：市场转型使得失业人员的求职手段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人通过非社会关系网络渠道进行求职，不过，对于分割的不同单位或者部门来说，求职手段的变化并不相同。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那些原来处于核心或者优势部门的失业人员可能更会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求职，而那些处于边缘或者劣势部门的失业人员可能更会采用市场渠道。对于那些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找到工作的失业人员来说，随着市场转型，原来处于核心或者优势部门的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弱关系找到了工作，而原来处于相对边缘或者劣势单位的失业人员，则更可能通过强关系找到工作。此外，市场转型的深入使得原来处于不同类型的失业人员向非公有部门转换的发生率都有所上升。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检验了关于分割的不同单位或部门影响失业人员求职行为的三个假设，可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数据分析显示，结构分割对于失业人员的求职过程有着深远影响。一方面，原属不同所有制类别和不同隶属级别的单位或者部门的失业人员，在求职手段的选择上存在着差异：那些原来处于国有单位的失业人员比原来处于集体单位或者非公有部门的失业人员更多地使用社会关系网络；与之对应的是，原来处于集体单位或者非公有部门的失业人员，更倾向于通过直接与用人单位接触或者通过人才市场的渠道进行联系。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运用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求职的失业人员而言，分割的不同单位或部门在关系强度上也显示出了差异。

其次，所处单位的所有制类别不同，在找到工作这一事件上的发生比便不同。对失业人员而言，原来处于国有单位的失业人员“找到工作”拥有比原属其他类型的单位或部门的失业人员更高的风险发生比，也即拥有更大的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在失业人员所获得的工作的收入方面，尽管原来处于非公有部门的失业人员的平均收入高于其他部门，但是原来所处单位为国有单位的失业人员比原来所处单位为集体单位的失业人员收入偏高；原来属于较高级别单位的失业人员比原属较低级别单位的失业人员拥有更高的收入。

第三，市场转型的深入导致了结构分割效应的变化，也同时引起了失业人员求职行为的变化。市场转型使得失业人员的求职手段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非社会关系网络渠道进行求职。但是，对于分割的不同单位或者部门来说，这种求职手段的变化并不相同。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原属国有单位或者较高级别单位的失业人员，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求职，而那些原属集体单位或者非公有部门的失业人员，则可能更多地利用市场渠道。对于那些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找到工作的失业人员来说，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原属国有或者较高级别单位的失业人员通过弱关系找到了工作，而原属相对边缘或者劣势单位的失业人员则更可能是通过强关系找到了工作。另外，市场转型的深入也使得原来处于不同类型的失业人员向非公有部门转换的发生率上升。

从本文的研究发现，在失业人员的求职过程中，分割的不同单位或者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既表现出继承性又体现出松动性。一方面，分割的不同单位或者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地位从总体上来看并没有发生改变，即使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上海，体制外非公有部门的蓬勃发展也不能撼动在与国家产权关系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国有单位的地位。尽管原属非公有部门的失业人员在收入获得上已经超过了原属其他单位或者部门的失业人员，但就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来看，原属国有单位的失业人员因为拥有更为丰富的信息和资源，因而更容易找到工作。另一方面，虽然原属国有单位的失业人员向非公有单位的转换比率较低，但从国有单位向非公有部门转换这一事件本身就已体现了不同的单位或者部门之间的结构性障碍的松动和减弱。对失业人员的求职手段的进一步动态分析表明，从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向非公有部门的工作转换率呈现了上升的趋势，这正是市场机制的不断渗入所带来的一种正效应。

分割的不同单位或者部门之间相互关系的松动与继承，也向我们展示了市场转型背景下的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变迁：一方面，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得影响失业人员求职过程和结果的结构分割效应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另一方面，原有再分配体系的“路径依赖”特征，又使得分割的不同的单位或者部门间的相互关系仍被延续和“再生产”出来。

关于结构分割尚有很多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例如，关于单位制作为分割标准的普遍意义。结构分割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任何社会和政治经济体制中的现象，在不同的社会中遵循的标准是不同的。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优势(核心)部门和劣势(边缘)部门主要通过比较不同经济部门的经济规模、资本集中程度以及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地位等指标而加以区分的，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区分优势(核心)部门和劣势(边缘)部门的主要标准乃是该部门与国家产权关系的远近，这种分割标准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研究中国的再分配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中国社会由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单位体制正在逐渐衰落，特别是随着市场因素的涉入，非公有部门的迅速发展和壮大，必然意味着分割标准的变化，在新形势下如何区分优势部门与劣势部门，是一个极需深入探讨的问题。

注释：

1 经济学家Kerr(1954)提出内部劳动力市场(Internal Labor Market)的概念和理论可以算作分割理论的早期代表，该理论认为在劳动者所处的公司内部，实际上是有着一整套方法复杂的规则和筛选机制，决定着劳动力的流动和升迁。此后，Piore(1969)、Gordon(1971)和Evans(1975)等人又提出或发展了二元劳动力市场(Dual Labor Market)的理论，并将内部劳动力市场与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合并使用，奠定了关于劳动经济学的分割学派(Kalleberg et al 1979)。

2 按照最新的界定标准，“就业人员”指男在16至60岁，女在16至55岁的法定劳动年龄内，从事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并取得合法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其中劳动报酬达到和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为充分就业；劳动时间少于法定工作时间，且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本人愿意从事更多工作的，为不充分就业。“失业人员”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工作能力，无业且要求就业而未能就业的人员。虽然从事一定社会劳动，但劳动报酬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视同失业。见http://www.sina.com.cn 2003年5月8日，《北京晨报》。

3 实际上，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劳动部1998年3月的定义，下岗职工并没有解除与原来企业的劳动关系(李培林等，2000)。

4 通过结构式访谈所获得的部分资料，也在编码后输入了数据库。

5 关于单位的划分，有研究者曾经将单位划分为国有部门(包括国有机构、国有企业)，半国有部门(包括民办事业单位以及集体企业等)以及非国有部门(郑路，1999)。

6 之所以这样划分，一方面是因为2000年是上海市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到2000年初，就业服务网络建设延伸到街道一级，市-区、县-街道三级网络真正成型。同时上海市就业政策导向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以下岗分流为主转向以促进就业为主，并开始建构“促进就业政府责任体系”(桂勇等，2003)。

7 根据事件史分析方法，风险发生比例(即上表当中的幂值Exp(B)，代表了一件事情(event)在一定时间发生的可能性，在本文中，则表示了失业人员在失去工作到被调查之日间找到有收入工作的可能性。

8 工作满意度的测量是通过被访问者对其工作的满意情况进行打分，如果非常不满意为1分，如果非常满意为5分，因此工作满意度范围在1分到5分之间，通过做不同单位类型对工作满意度的均值比较，原来处于国有单位的失业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平均值为3.34，原来处于集体单位的失业人员为3.28，原来处于非公有部门的失业人能源的工作满意度为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