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产品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1]、为人类提供必不可少的营养支持^[2]、减少全球食品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3]、为农民提供生计和就业^[4]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使其成为当前全球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进口国(按贸易量计)和出口国^[5]。中国生产了全球35.00%的水产品，其中水产养殖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7.50%，海洋捕捞产量占全球产量的14.94%，内陆捕捞占全球产量的12.73%^[5]。

水产品是中国最重要的动物蛋白和微量营养素来源之一，在中国粮食安全和营养供给中起着关键作用。水产品营养丰富、价格低廉、脂肪含量较低、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是对婴幼儿的神经系统发育和健康成长尤其关键的EPA、DHA等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5]。水产品也是多种关键微量营养素的主要来源，如铁、锌、钙、碘、叶酸、维生素A、维生素B12和维生素D等^{[2, 6-8]}。由于水产品能够对人类营养和健康起到独特益处而被称为“超级食品”^[5]。《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特别强调要重视水产品的摄入，并在动物食品中推荐优先摄食水产品^[9]。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购买力的提高、交通和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改善、老龄化及对健康生活追求的增加等，中国对水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有望进一步提高^[10-11]。

然而，中国水产品供给面临着一系列政策、环境、资源限制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科技水平和国际供应链风险等方面的问题，对水产品的稳定供给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以往的粮食安全政策主要关注能量摄入和主粮的供给而忽视了水产品的重要性。近年来，为了保护海洋和内陆水域环境和优化捕捞作业结构，中国实施了严格控制海洋捕捞强度的政策，中国的捕捞渔业产量出现了显著降低。水产养殖也由于产量基数增大等原因增速放缓，并出现养殖面积显著下降的趋势^[12-13]。水产业的从业人数也出现明显下降。全球性风险如气候变化、中美贸易战及突发事件如COVID-19新冠疫情和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等，也对水产品生产原材料供给和产品消费的产业链稳定性以及未来水产品的稳定供给形成挑战^[14-15]。

当前中国存在着对水产品需求不断增加和多种因素限制了水产品供给量提高的矛盾。为了降低未来中国水产品供给的风险，保障水产品稳定的供给，本研究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水产品供给和消费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等，提出了需要加强水产品在粮食安全政策的地位、通过更好的统计数据支撑政策制定、立足国内并通过水产养殖可持续集约化满足未来水产品需求的增加、更多和更均衡的水产业资源投入等建议，以期为开展相关研究和制定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1 中国水产品供给现状和趋势 1.1 中国水产品供给与消费逐年增加

中国有着悠久的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快速发展^[16-18]。由于捕捞渔业产量的提高受到资源限制，同时在国家“以养为主”等政策支持下，中国水产养殖业产量快速提高并在1980年代末期超过捕捞产量^[16]。水产养殖产量在水产品总产量的占比逐年提高(图 1)。2020年中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6 549.0万t，其中养殖产量5 224.2万t，捕捞产量1 324.8万t，养殖产品与捕捞产品比例约为80∶ 20^[19]。捕捞产量仍以国内海洋捕捞为主，产量为947.4万t，占比71.51%；其次是远洋捕捞231.7万t，占比17.49%；淡水捕捞最低，仅145.7万t，占比10.97%。在水产养殖产量中，淡水养殖产量为3 088.9万t，占比59.13%，海水养殖2 135.3万t，占比40.87%^[19]。

在水产养殖中，虽然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产量按百分比计算时增速相近，但淡水养殖更大的产量基数意味着其每年净增长量比海水养殖更高^[20-22]。淡水养殖产量在水产品总产量的占比从2000年的36.54%增加至2020年的49.14%，凸显出淡水养殖在水产品供给中越来越核心的地位。在水产养殖中，淡水池塘养殖尤为重要，分别占淡水养殖产量和养殖总产量的73.80%和43.64%。淡水池塘养殖产品主要为可食用比例较高的鱼类，若按照可食用产量计算，淡水池塘养殖在淡水养殖产量和养殖总产量的占比将更高^[20-22]。

随着中国水产品产量的快速提高，中国人均水产品消费水平也不断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水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从2000年的29.0 kg增加至2020年的46.0 kg，增长幅度近60.00%^[23]。FAO根据水产品的生产及进出口数据估算了各成员国供人类直接食用的水产品人均供给量，中国的食用水产品人均供给量也从2000年的25.0 kg增加至2017年的39.0 kg^[24](图 2)。

然而，中国的水产品人均占有量或供给量与消费量之间有着显著差距。最权威的中国水产品人均消费量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共抽选出1 800个县(市、区)约16万住户参加调查^[26]。根据该调查，中国的水产品人均家庭消费量快速增长，从2000年的6.9 kg增加至2010年的10.4 kg和2020年的13.9 kg^[26]，远低于人均占有量或供给量(图 2)。按照人均家庭消费量和人口数计算，2020年的中国水产品总消费仅有1 822.2万t。目前中国水产品人均消费仍低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15.6~26.0 kg(每周300.0~500.0 g)^[9]。然而，国家统计局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并不包含家庭外消费，家庭外消费约为家庭消费量的20.00%~35.00%^[25]。将家庭外消费计入总消费量后，2020年中国水产品总消费为2 186.7~2 460.0万t，人均消费约为16.7~18.8 kg，仍处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消费量的下端。

虽然中国的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和消费量之间有着显著差距，但是可以预期，随着收入增加、城市化、食品供应链的进步以及生活方式和口味偏好的变化，中国水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将继续增加。《“十四·五”全国渔业发展规划》设定了2025年总的水产品产量目标从2020年的6 549.0万t增加至6 900.0万t，增量约350.0万t，增长5.36%。相关研究也预测了中国水产品的产量将从2017年的6 445.3万t增加至2025年的7 095.4万t^[27]。对中国水产品需求量的预测表明，其将从2020年的5 600.0万~5 800.0万t进一步增加至2030年的7 200.0万~8 400.0万t^[10]。

1.2 捕捞渔业的产量逐年降低且增长潜力有限

在水产品供给来源中，捕捞渔业仍然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得的最大天然食物资源，难以取代^[28]。在科学、有效的渔业管理下，捕捞渔业能够可持续地为人类提供优质食物，并避免了天然资源的浪费。但全球超过90.00%的捕捞鱼类已被充分捕捞或过度捕捞，自2000年以来，全球水产养殖快速发展而捕捞渔业增长乏力^{[5, 29]}。为了保护海洋和内陆水域环境和优化捕捞作业结构，“十三·五”期间中国实施了严格控制海洋捕捞强度、控制海洋捕捞产量和限额捕捞、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量负增长、长江十年禁渔、湖泊水库等大水体退渔还湖和禁渔区、限渔区以及种质资源和水源地的保护区等政策。受政策影响，中国的捕捞渔业产量出现了显著降低，尤其是国内海洋渔业产量从2011年最高点的1 241.9万t降低至2020年的947.4万t，内陆淡水捕捞也从2010年最高点的228.9万t降低至2020年的145.8万t^{[5, 18-19]}。根据《“十四·五”全国渔业发展规划》，到2025年中国国内海洋捕捞产量被严格限制在1 000.0万t以内^[18]。

近年来中国远洋渔业虽然发展较快，但远洋渔业有相当比例产品都在捕捞地就近销售或出售至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10, 30-32]}。2020年中国远洋渔业产量有157.4万t运回国内消费，占远洋渔业产量的67.93%和水产品总产量的2.40%。为了减少涉外渔业纠纷，中国主动控制了远洋渔业产业规模，远洋渔业渔船数量在“十三·五”期间稳定在3 000艘以内^[33-35]。由于远洋渔业的发展受限于渔业协定、捕捞配额和入渔国法律法规等限制，大幅度提高远洋渔业产量较为困难^{[18, 34-35]}。

除此之外，中国的捕捞水产品有约300.0万t^[36-37]至460.0万t^[38]被用于生产鱼粉或者作为冰鲜杂鱼在水产养殖中投喂^[38]。受渔业资源和相关政策限制，在可预期的将来, 中国捕捞渔业将无法供给更多的水产品。

1.3 水产养殖面积明显减少，但土地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水产养殖被认为是全球粮食安全和增加膳食营养的一种可能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多项研究预测水产养殖产量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29]。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快速增加，年均增长率超过11.00%，近年来由于水产养殖产量基数增大等原因，水产养殖增速放缓，年均增长率降至1.00%~2.00%^{[17, 19-20]}。水产养殖产量的提高途径主要包括扩大养殖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20-21, 39]}。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水产养殖空间受到有限的土地资源限制以及工业发展和新住宅区开发等挤压，中国的水产养殖面积出现了明显的减少^[12-13]。中国水产养殖面积从最高峰的2015年846.5万hm²降低至2020年的703.6万hm²，减少了16.82%(图 3a)。淡水养殖面积减少最快，从最高峰的2015年618.0万hm²降低至2020年的504.1万hm²，减少了18.43%。海水养殖面积减少稍慢，从最高峰的2015年231.8万hm²降低至2020年的199.6万hm²，减少了13.90%。近十年来中国大部分省市的大中型水域以及河道的围栏、网箱养殖面积被大幅缩减，围栏和网箱养殖产量分别减少90.00%和70.00%以上^{[5, 17, 40]}。池塘养殖是中国最重要的水产养殖模式，随着围栏、网箱养殖缩减，池塘养殖在中国水产养殖的地位变得愈发重要^[41]。然而中国沿海池塘养殖面积自2017年也出现下降趋势^[12]。水产养殖面积明显减少限制了养殖产量增长的潜力，提高水产养殖产量最主要的方式将通过提高养殖的单位面积产量这一途径实现。

随着中国水产养殖技术水平的发展，养殖单位面积产量和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最重要的淡水池塘养殖单产从2000年4.9 t/hm²提高至2020年的8.7 t/hm²(图 3b)。目前中国大多数水产养殖养殖集约化水平较低，仍可进一步挖掘现有养殖面积的生产潜力，逐渐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从而生产更多的水产品^{[21, 39]}。

一个典型案例是海南省由于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约束和旅游岛、自贸港等产业发展的政策方向调整，淡水养殖面积在2008—2020年减少了28.29%。然而，由于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海南省的淡水养殖年产量并没有减少，反而稳定在35.0万t左右^[42]。海南淡水养殖约80.00%为罗非鱼养殖^[43]，而罗非鱼养殖单位面积产量近年来大幅度提高。传统的罗非鱼池塘养殖密度为2.25~3.75万尾/hm²，产量仅为15.0~22.5 t/hm²，而随着现代化养殖设施尤其是新型微孔曝气底增氧设施的应用，部分罗非鱼池塘养殖密度已超过7.5万尾/hm²，产量可达54.0~103.5 t/hm^{2 [44-46]}。

1.4 水产业从业人数明显降低，但生产力逐渐上升

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大量更高收入的非农就业机会，以及中国渔业发展方针转变、水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渔业资源衰退、渔民增收难度加大、渔业风险较高、劳动强度较大、渔业老龄化、海洋渔业减船和渔民转产转业、长江流域十年禁捕等渔业资源养护和湖泊、水库退养退捕等政策的实施等原因，中国水产业从业人数近年来明显降低^[47-49]。捕捞渔业专业从业人数从2000年的186.19万人逐年下降，到2020年降至129.86万人，下降了30.25%。水产养殖专业从业人员从2000年的372.24万人逐渐上升至2011年的峰值529.00万人，再逐渐下降至2020年的457.54万人，较峰值降低13.51%(图 4a)^[19-23]。

然而，随着标准化池塘等养殖基础设施改善、全价配合饲料大范围使用、良种良法的推广、捕捞和养殖渔业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的提升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中国水产业的劳动生产力逐渐上升。捕捞渔业人均产量从2000年的7.43 t上升至2020年的约8.42 t，增加13.32%。水产养殖人均产量更是从2000年的6.01 t上升至2020年11.42 t，增加90.02%(图 4b)^[19-23]。

1.5 水产品进口在供国内消费的水产品中占比仍然较低

水产品生产已经是一个深度全球化的产业^[17]。原材料如鱼粉、豆粕等的供给和水产品的销售高度依赖于国际贸易，水产品也是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农产品类别^[29]。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水产品出口国，也是最大的水产品进口国(按贸易量计)。近年来，中国进口量占全球贸易量的13.00%~15.00%^[24]。2020年中国进口水产品567.86万t，出口水产品381.18万t^[19]。中国水产品贸易量快速增加的趋势及对全球水产品供需的影响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10, 36]}。鱼粉仍是中国水产品进口的最主要商品之一，占中国水产品进口的约四分之一(图 5)^[24]。中国进口的鱼粉大部分都用作水产养殖饲料原料，少部分用作畜牧业饲料原料^{[10, 20, 36]}。尽管中国水产养殖以低营养级物种为主，对鱼粉的使用效率较高^[50]，但由于中国巨大的水产养殖体量使得对进口鱼粉的需求很难降低。同时，中国是世界水产品加工的枢纽^{[10, 25, 36, 51]}，中国进口的供人类直接食用的水产品大部分都是用来加工再出口。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74.90%中国进口的水产品(占全球水产品贸易的11.30%)都在加工后重新出口，仅有25.10%的进口水产品用来国内消费^[51]。扣除鱼粉和再出口的水产品之后，中国的水产品进口量仅有不到120.0万t用于国内消费，占中国全部水产品总供给量的1.91%和总消费量的4.88%。

2 保障未来中国水产品供给的措施和政策建议 2.1 将水产品纳入主流粮食安全政策

中国始终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国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成功解决了近14.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居民生活质量和营养水平显著提升，粮食安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52]。目前中国实现了谷物的基本自给和口粮的绝对安全^[52]，但目前中国仍面临着因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或营养失衡而产生的营养和健康风险，这也称为隐性饥饿(Hidden Hunger)^[53]。据报道，中国目前有3亿人口存在着隐性饥饿问题^[54]。而水产品能够提供多种重要微量营养素，这使增加水产品的供给和消费成为增加微量营养素摄入和解决隐性饥饿问题的关键手段。

然而中国的粮食安全政策对水产品缺乏足够的重视。如审议中的《粮食法》和广东、四川、浙江等省的粮食安全保障条例仅限于主粮，如谷物及其成品粮、豆类和薯类等^[55-58]。《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提到了水产品，但并未将水产品列入主要粮食安全指标^[59]。环境保护、耕地保护(作为粮食安全政策的一部分)通常有着比发展渔业更高的优先级^{[13, 29]}。渔业在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土地使用的竞争中处于劣势^[13]，环保优先的发展战略也将进一步对水产养殖和捕捞业赖以生存的发展空间造成挤压^[17]。当前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及农田保护的土地开发红线均对进一步发展水产养殖形成了制约^[17]。在动物源食品中，猪肉在中国粮食安全政策中比水产品更为重要，如为了保障猪肉的稳定供给，中国有着国家储备肉政策。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粮食安全政策关注点也正在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方向发展。为了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中央把“树立大食物观”写入一号文件^[60]。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和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61]。中央提出“大食物观”的概念已成为将水产品纳入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机遇。为发挥水产品在粮食和营养供给中作为“超级食品”的作用，必须将水产品在粮食安全战略和相关政策的地位从喂养(提供能量和蛋白)到滋养(提供关键微量营养素和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并在食品系统和粮食安全战略中优先保障水产品的供给^{[5, 62]}。

2.2 需要更好的统计数据支撑政策制定

生产统计数据是水产养殖管理决策的基础。中国目前的渔业统计数据收集系统是一个金字塔式的逐级报告系统，所有的渔业统计数据都是依靠行政逐级报表并进行数据汇总和统计。这个系统产生的数据准确性曾经受到了国际和国内学界长期和广泛的质疑^{[31, 38, 63-67]}。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渔业产量统计数据有过高现象，部分原因是当时粮食生产被列为优先事项，以及中国自上而下的官员考核和晋升制度^[68-69]，但也因为在拥有大量小规模捕捞渔业和小型水产养殖场的发展中国家收集数据和进行统计不仅成本较高，而且较难实施^{[38, 70-71]}。

中国在2007年和2016年根据农业普查情况进行了2次渔业产量统计数据的修正^[29]，修正后的数据更贴合实际情况。然而，当前中国渔业统计数据仍然不能够及时反映生产的变化。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水产品的供给和消费受到很大影响。疫情爆发初期中国水产品消费量显著降低，且部分高价值水产品的消费量恢复较慢^[15]。但中国的统计数据仍显示2020年水产品产量在持续增长，出现了消费量和供给量变化趋势的矛盾。

由于统计数据不能反映水产品供给的实际变化情况，相关的计划、规划和政策制定容易出现问题和偏差。尤其是中国的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和消费量之间有着显著差距(图 2)，影响了未来中国水产品需求的估算^[10]，限制了中国水产品的可持续供给的战略和相关政策制定。水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好的统计数据进行支撑。

2.3 中国未来水产品的供给需要立足国内

由于捕捞渔业产量增长乏力，可预期水产品供给的增量将主要由水产养殖提供。随着印度尼西亚、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国的水产养殖快速发展，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养殖总产量的份额近年来持续下降，从2010年的61.49%降至2020年的57.50%^[5]。在中国大力推进渔业方面的国际合作，尤其是推动一带一路项目背景下，中国渔业产业也在海外开始大量投资，主要投资方向为发展远洋渔业和水产养殖^[17-18]。然而，远洋渔业增长潜力被远洋渔船规模控制政策等因素限制^{[18, 34-35]}。同时，中国水产养殖巨大的体量带来了显著的规模优势和较低的生产成本，将中国投资在海外生产的水产品销售到中国可能存在成本较高和缺乏竞争力的问题。如非洲作为罗非鱼的故乡，虽然人力、土地等资源成本较低，但缺少适合养殖的良种和有竞争力的饲料等配套产业链，其产品与中国水产养殖生产的罗非鱼相比缺乏竞争力，仍然需要大量进口中国的罗非鱼^[72]。

另外，中国的水产品进口主要为鱼粉和用来加工再出口的水产品原料^{[25, 36, 51]}。由于全球水产品出口量有限，且欧美等发达国家拥有较大的水产消费需求和较强的购买力，水产品进口很难完全成为中国水产品供给的主要来源。由于中国巨大的水产品供给和消费体量，中国水产品未来的供给，需要坚持立足国内。尤其是需要提高水产养殖产量来满足中国对水产品需求的增量，同时稳定海洋和内陆捕捞产量，并以进口作为水产品供给的适当补充。

2.4 水产品的可持续供给亟需更多科研力量等资源的投入

水产品已在全球和中国粮食安全中展现出关键作用，但水产业仍是一个在快速发展的行业，亟待增加科研投入对其进行提升。当前中国的水产业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如外源和内源环境污染、科技发展水平不足、饲料蛋白源供给风险、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全球性的水产病害传播和外来物种入侵、食品安全、COVID-19新冠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国际政局变化和战争等。为了实现水产业在满足人类粮食和营养安全等方面的潜力以及迎接各种环境和突发事件的挑战，需要在水产营养饲料、遗传育种、生物安全和疾病防治、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供应链安全、养殖容量和环境影响、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方面增加研究和投入。

最近两年来，COVID-19新冠疫情以及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等突发事件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了许多挑战，引起能源价格高企、捕捞作业和养殖周期被打断、水产品产销不畅等问题，严重冲击了全球和中国的水产品供应链^{[5, 15]}。尤其是受新冠疫情导致的封锁和国境关闭等措施影响，全球水产品贸易额从2018年的1 650.0亿美元降低至1 510.0亿美元，减少了8.48%^[5]。气候变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如极端天气影响捕捞作业和部分养殖设施，气候变化也影响了养殖饲料原材料(作物)种植生产和供给^{[5, 73]}。这些领域都需要增加科研投入，以提高中国产业的韧性(Resilience)，降低产业风险，尽可能地避免产业周期性繁荣与萧条的现象^{[14, 74-76]}。

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需要更多的科技和装备支撑，尤其是需要最新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对水产行业进行升级，开展诸如捕捞设备、渔业资源调查、养殖工业化和自动化设施、渔业信息系统和管理系统等方面的研究^[17-18]。通过科学的渔业资源评估和良好的渔业管理可以有效恢复过度捕捞的海洋渔业资源并维持甚至提高捕捞渔业产量。

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水产业仍存在规模较小、生产率较低、风险较高、环境影响较大等问题。如以挪威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大西洋鲑的选择性育种、营养饲料及生产系统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使大西洋鲑成为全球水产养殖生产效率最高的品种之一^[21]。相比之下，中国的水产养殖在品种及其生产方式高度多样化，大多数没有得到足够的投资和研究，迫切需要学术界和业界投入人力、物力对其进行提升。

由于中国的水产养殖主要集中在水网密集的江河中下游和沿海区域，缺乏统一的科学规划和养殖容量管理制度，集约化养殖带来的污染通常超过了当地水域的自净能力。大规模的集约化水产养殖带来的饵肥料和药物投入导致了水域富营养化、化学品污染、抗生素耐药性、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等问题^{[17, 41, 77]}。水域环境的恶化和病原传播等引起病害频发，对产业本身造成了严重冲击。

需要加强中国水产养殖业的良种化、机械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建设^[17]，努力提高养殖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养殖生产的集约化水平和劳动生产效率。同时还需要最大限度地降低水产养殖引起的温室气体和氮、磷等营养物质的排放水平以及其他环境影响，提高饵肥料的利用效率，促进废水废物的循环利用，努力实现“可持续集约化”^{[39, 77-79]}。

水产业的资源投入需要采取更均衡的策略。如淡水养殖在全球粮食安全的贡献远大于海水养殖，但当前全球对水产养殖的研究重点仍集中在海水养殖，淡水养殖的重要性被很大程度忽视^[21]。其原因在于海洋经济和蓝色经济越来越重要，辽阔的海洋也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同时科学界和水产养殖产业界对海水养殖从近岸走向远洋并没有很好的科学技术积累，缺乏对在远海开展养殖的技术、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困难的认知。因此，海洋相关的项目(如海水养殖项目)和资源远多于淡水相关项目。如在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历年资助的项目中，用关键词“海水养殖”可搜索到50项，而关键词“淡水养殖”仅搜索到10项^[80]。未来对于水产养殖的科研力量等投入，需要根据水产品不同生产方式的重要性，采取更均衡的投入方式将有助于水产业更可持续地发展。

3 结论

水产品为中国粮食安全和营养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中国对水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有望进一步提高。目前中国的水产品主要由水产养殖和捕捞渔业供给，中国的水产养殖产量已4倍于捕捞渔业产量，且捕捞渔业增长乏力而水产养殖产量将继续增加，未来的水产品供给的增量将主要由水产养殖提供。然而，中国水产养殖面积近年来出现减少的现象，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从业人数也逐渐下降，增加了中国水产品稳定供给的风险。供国内消费的进口水产品仍占水产品供给量的1.91%和消费量的4.88%，将中国投资在海外生产的水产品销售到中国可能存在成本较高和缺乏竞争力的问题。未来中国水产品供给，仍需要坚持立足国内。需要提高水产养殖产量来满足中国对水产品需求的增量，同时稳定海洋和内陆捕捞产量，并以进口作为水产品供给的适当补充。加强国内产业尤其是水产养殖业的产业升级，努力提高养殖集约化水平和劳动生产效率。同时还需要最大限度地降低水产养殖引起的环境影响，努力实现“可持续集约化”。为了促进水产业的健康发展和水产品的稳定供给，需要将水产品纳入主流粮食安全政策。由于当前水产品产量和消费量之间的显著差别和变化趋势间的矛盾，当前产量统计数据不能及时反映实际生产情况变化，还需要更好的统计数据支撑政策制定。为了实现水产业在满足人类粮食和营养安全等方面的潜力以及迎接各种环境和突发事件的挑战，需要在水产业投入更多科研力量等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