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国的水产养殖产量占到全国水产品总产量的73.49%,已连续多年超过捕捞量。作为我国的水产养殖业, 尤其是海水鱼类养殖的重要代表,鲆鲽类养殖业在海水养殖第四次浪潮中脱颖而出并迅速发展起来。随着养殖过程中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科技先导型养殖观念深入人心,工厂化养殖及产业集群现象越来越普遍。在现代水产养殖中,旨在提高效益的竞争不仅依靠单个生产环节,而且有赖于产业结构及产业链各环节的合理化。产业结构是产业链持续发展与优化的产物[1-2]。随着产业链的拉长,交易费用会增加,分工经济提升的效益就有可能被交易费用的增加所抵消。因此,养殖户为了最大化利润,会通过理性对比交易费用与内部管理组织费用的高低来选择是进行市场交易还是推进企业内分工,进而决定纳入养殖户内部的产业链环节数量,从而最终决定产业链模式。不同的产业链模式打破了养殖户一体化发展的模式,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不再仅仅着眼于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模式,而是选择了更为灵活的专业分工和协作。对比分析不同专业化分工程度的产业链模式的经济效益情况,有利于揭示在当前养殖环境下,不同产业链模式的生产成本收益情况,从而为养殖生产者在专业分工的选择方面提供科学依据。
尽管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早就有关于分工的论断,但国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水产养殖经济研究的著作多数集中于技术经济效益评估[3-7],从产业经济角度开展的研究甚少,且仅聚焦于水产养殖产业链的某一环节[8-11],关于不同产业链模式的经济效益分析的著作就更少。国内这方面研究起源于21世纪初,但可能由于数据获得性较低等原因,研究以定性方法为主,多数选择从宏观层面分析水产养殖产业链的现状[12-23]。纵观国内外文献,用定量方法研究水产养殖产业链模式的相关文献仍较少,尚有较大拓展空间。鉴于此,本文以中国鲆鲽类种业为例,对2013年主产区的两类产业链模式展开跟踪调研,运用非参数秩和检验的分析方法,对比分析不同模式的要素成本、净收益和资本报酬率,剖析两种不同专业化程度的产业链模式的成本、收益及资本投资回报情况,从而评估出在现有环境下,鲆鲽类养殖产业链的最优模式,以期为产业链模式优化研究抛砖引玉。
1 研究对象、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对象的描述本研究采用了比较分析法,针对不同专业化分工程度的鲆鲽类养殖产业链模式,分析其要素成本、收益以及资本投资回报率。在调查中发现,鲆鲽类养殖产业链模式可根据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分为“育苗+成鱼养殖”模式、“仅育苗”模式及“仅成鱼养殖”模式。“育苗+成鱼养殖”模式是指育苗与成鱼养殖在同一经济主体内进行,将交易费用内部化,产生更多养殖户内部的管理组织费用,是专业化分工程度较低的产业链模式;“仅育苗”模式及“仅成鱼养殖”模式指育苗、成鱼养殖两个环节在两个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的产业链模式,专业化分工程度较高,彼此间产生的费用为养殖户之间的交易费用。本研究以“育苗+成鱼养殖”模式、“仅育苗”模式及“仅成鱼养殖”模式为研究对象来评估在当前环境下不同程度专业化分工的产业链模式的经济效益情况。
1.2 研究指标及其计算方法 1.2.1 研究指标本研究指标主要有两方面:要素成本和收益。其中净收益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总收益为该经营主体销售所养殖的产品而获得的总收入。为方便对比,将所有成本及收益转换为单位产量成本与收益。
1.2.2 计算方法(1)成本收益及资本回报率
总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其中固定成本为不随产量变动的成本,根据养殖生产者的实际情况,将厂房折旧、设备折旧、租金、维修费用、一般管理人员工人工资归为固定成本。可变成本为随着养殖产量变动的成本,根据实际情况,将苗种(鱼卵)支出、鱼药支出、饲料支出、水电煤支出、临时工工资、其他支出归为可变成本。资本回报率用于衡量投出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文利用该指标来衡量不同产业链模式的经营主体对资金的利用效率情况。
(2)非参数秩和检验
秩和检验指的是以秩和作为统计量进行假设检验的方法,包括参数秩和检验和非参数秩和检验。由于样本总体分布类型未知,故本文选用非参数秩和检验,即不考虑总体分布类型是否已知,不比较总体参数,只比较总体分布的位置是否相同的统计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在进行三组对比时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
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用来检验多个样本是否来自相同或同分布的总体,先将所有样本看成单一样本,然后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统一编秩,转换成秩样本后再对其进行方差分析。与方差分析的区别在于构造的统计量不是组间平均平方和除以组内平均平方和,而是组间平方和除以全体样本秩方差。需要检验的原假设H0:各组之间不存在差异;备择假设H1:各组之间存在差异。采用卡方分布检验。
Kruskal-Wallis秩和统计量
如果样本中存在结值,将上述公式调整为:
式中:KW表示Kruskal-Wallis秩和统计量,k表示有k组样本,ni表示第i组样本中的观察数,n表示所有样本中的观察总数,Ri表示第i组样本中的秩和,μ表示平均值,σ表示标准差,τj表示第j个结值的个数。KWc表示调整后的Kruskal-Wallis秩和统计量。
在本研究中,原假设为不同产业链模式之间不存在差异。若原假设为真,则秩将大约均匀分布在样本中,说明不同产业链模式不会导致经济效益差异;若备择假设为真,则说明产业链模式的不同会导致经济效益存在显著差异,此时进而比较两种模式之间的平均值便可说明其中某种模式之优劣。
1.3 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是资料查阅,包括《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15)》和《中国渔业统计年鉴(1949-1985)》;二是通过调查问卷对相关数据进行采集。此调研数据包括国家鲆鲽类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团队的调研数据和该体系各综合试验站在2013年跟踪调研数据。调研区域涵盖了鲆鲽类主产区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福建等省市40多个区县。根据实地调研观察发现,选择“仅育苗”和“育苗+成鱼养殖”养殖模式的总量相对较少,因此抽样调查的户数也较少。共回收有效问卷89份,其中“仅育苗”模式6份,“育苗+成鱼养殖”模式11份,“仅成鱼养殖”模式72份。
1.4 基本信息描述从养殖户规模来看,职工总数在1~116人,拥有2位职工数的最多占25.45%,职工数在10人以下的养殖户占83.64%,自有劳动力人数在1~10人,拥有1位自有劳动力的养殖户最多,占58.13%,说明养殖户以家庭为单位的养殖形式居多;调研的三类模式中养殖户主年龄在32~68岁之间;从受教育程度看,43.51%的养殖者为高中毕业,33.77%为初中水平,14.29%的养殖者为小学程度,这说明养殖户的文化水平还普遍较低,但同时也有高学历养殖者。表 1描述了抽样调查中不同产业链模式产量的基本情况。
从整体成本结构来看,三种模式的所有要素成本都存在显著差异,并以三种方式呈现:
(1)专业化分工程度低的产业链模式的成本 < 专业化分工程度高的产业链模式的成本。即表现为“育苗+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 < “仅育苗”模式的成本 < “仅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或者“育苗+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 < “仅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 < “仅育苗”模式的成本。
(2)“仅育苗”模式的成本 < “育苗+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 < “仅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
(3)专业化分工程度高的产业链模式的成本 < 专业化分工程度低的产业链模式的成本。即表现为“仅育苗”模式的成本 < “仅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 < “育苗+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或者“仅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 < “仅育苗”模式的成本 < “育苗+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
第一种差异方式表明,专业化分工程度越低的产业链模式成本越低。主要体现在苗种(卵)、鱼药、水电煤和一般管理人员工人工资上,且从表 2中可发现,该项差异大部分体现在可变成本中。说明育苗环节内部化有助于降低苗种(卵)、鱼药和水电煤,从而降低可变成本,通过降低一般管理人员工人工资来降低固定成本。从每个要素成本上看,专业化分工程度比较低的产业链模式在苗种(卵)上支出降低幅度最大,比“仅成鱼养殖”模式的低74.7%;从下降的绝对量上看,专业化分工程度低的模式水电煤支出最大,“仅成鱼养殖”模式的平均值为4.36元/kg,而“育苗+成鱼养殖”模式的仅1.55元/kg,两者差额达到2.81元/kg。造成这种专业化分工程度的低模式可变成本低的原因可能是,当前单独的育苗和成鱼养殖环节的技术水平有限,专业化分工程度加深后,技术水平上升带来的技术效率不明显,导致经济组织内部管理费用低于企业间交易费用。
第二种差异方式表明,专业化分工程度在该项成本上作用并不明显,其主要原因是混养模式起到成本分摊的作用。在以这种方式体现要素成本差异的方式中,“育苗+成鱼养殖”模式的要素成本位于“仅育苗”模式和“仅成鱼养殖”模式之间。在总成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上均有体现。整体上看,“育苗+成鱼养殖”模式单位总成本为20.61元/kg,略低于“仅育苗”模式和“仅成鱼养殖”模式的平均值23.68元/kg;“育苗+成鱼养殖”模式可变成本为13.76元/kg,略低于“仅育苗”模式和“仅成鱼养殖”模式的平均值17.47元/kg;但是,“育苗+成鱼养殖”模式固定成本为6.85元/kg,要略高于“仅育苗”模式和“仅成鱼养殖”模式的平均值6.21元/kg。在作为可变要素的饲料及临时工工资、作为固定成本的厂房折旧和维修费上,“育苗+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均要高于“仅育苗”模式和“仅成鱼养殖”模式的平均值。
第三种差异方式表明,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的产业链模式成本越低。从表 2看,主要体现在租金和设备折旧上,以此影响固定成本。说明提高专业化分工程度更有利于固定资产的充分利用,从而降低固定成本。就租金而言“仅育苗”模式和“仅成鱼养殖”模式的平均值比“育苗+成鱼养殖”模式低1.45元/kg;对于设备折旧来说,“仅育苗”模式和“仅成鱼养殖”模式的平均值比“育苗+成鱼养殖”模式低0.66元/kg。
综上,产业链模式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对于成本的大致影响在于:(1)整体上看,产业链模式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在总成本、固定成本、以及可变成本上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对来说,“育苗+成鱼养殖”模式起到的成本分摊的作用更明显。成本整体呈现如下趋势:“育苗+成鱼养殖”模式的要素成本位于“仅育苗”模式和“仅成鱼养殖”模式之间;(2)分开来看,产业链模式的专业化分工程度越低,可变成本中的要素成本越低,固定成本中的要素成本越高。可能原因在于将育苗环节内部化后,有助于在苗种(卵)、鱼药、水电煤上降低可变成本,并通过一般管理人员工资降低固定成本。但同时也需注意到,将育苗环节内部化后,可能增加租金和设备折旧从而使得固定成本升高。
2.2 收益及资本回报率分析从收益角度看,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的产业链模式收益越高,对资金利用程度也越高。从表 3中发现, 专业化分工程度高的“仅育苗”模式与“仅成鱼养殖”模式的单位净收益均为正,分别为1.61元/kg和5.52元/kg;资金回报率也相对较高,分别为0.15和0.22。而专业化分工程度低的产业链模式的净收益及资金回报率为负,且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表明不同专业化分工的产业链模式的净收益与资本回报率在1%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净收益以及资本回报率对比情况均体现为:“育苗+成鱼养殖”模式 < “仅育苗”模式 < “仅成鱼养殖”模式。
在综合考虑成本与收益情况下,“仅育苗”模式与“仅成鱼养殖”模式要比“育苗+成鱼养殖”模式的经济效益要高。“仅育苗”模式相比于“育苗+成鱼养殖”模式,成本低约一半,并且在净收益与资本回报率上为正;“仅成鱼养殖”模式相比于“育苗+成鱼养殖”模式,成本更高,净收益与资本报酬率均为正。
3 结论及建议 3.1 结论本文用秩和检验的方法分析了2013年我国40多个地区不同产业链模式下鲆鲽类养殖的经济效益,结论如下:
(1)我国鲆鲽类养殖产业链模式按专业化分工程度分,有“育苗+成鱼养殖”模式、“仅育苗”模式及“仅成鱼养殖”三种模式。其中“育苗+成鱼养殖”模式专业化分工程度相对较低,“仅育苗”模式及“仅成鱼养殖”模式专业化分工程度较高。三种模式中“仅成鱼养殖”模式占据的比例较高,其余两种模式则相对较低。
(2)鲆鲽类养殖的经济效益受到产业链模式的显著影响。不同产业链模式下鲆鲽类养殖的成本和收益不同,并最终影响到鲆鲽类养殖的资本回报率。秩和检验的结果表明“育苗+成鱼养殖”模式的整体要素成本位于“仅育苗”模式和“仅成鱼养殖”模式之间,三种模式中可变成本中的要素成本越低,固定成本中的要素成本越高;“育苗+成鱼养殖”模式的收益低于“仅育苗”模式和“仅成鱼养殖”模式;三种模式的资本回报率对比情况是“育苗+成鱼养殖”模式 < “仅育苗”模式 < “仅成鱼养殖”模式。
(3)产业链模式对鲆鲽类养殖经济效益的影响因专业化分工程度而异。专业化分工程度更高的“仅育苗”模式及“仅成鱼养殖”模式经济效益明显高于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育苗+成鱼养殖”模式。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有利于育苗和成鱼养殖企业技术提升,进而带来技术效率,从而降低整体要素成本并提高单位净收益。
3.2 对策建议(1)整顿产业,促进专业化分工。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合理整顿产业来提高专业化分工程度,进而加速整个鲆鲽类养殖的产业结构转型。充分考虑种业产业链前端的特殊性,对于亲本质量进行严格控制及技术研发将是整个产业链模式健康发展的基础;有效监督交易过程,防止道德风险及信息不对称带来交易成本的加大,这是产业链模式发展的关键因素;适当宣传产业转型相关知识,稳定养殖生产者投资心里,这是产业链模式发展的最有效推动力。
(2)创新技术,提高专业化程度。建议养殖生产者加强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能力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专业化分工程度高的产业链模式将会是一个趋势,养殖生产者提高养殖的专业化分工程度能更好地改善当前利润空间被压缩的现状。加强养殖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能力,通过提高专业化程度来提升经济效益,不仅可提高养殖户资本回报率,同时也可为整个产业转型和发展夯实基础。
3.3 不足及展望本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需要在将来进一步探讨:(1)因条件有限,研究选取的样本较少。本文仅有89份有效样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增加样本量可能会使本研究的结果更加稳健。(2)本文采用的研究指标不够全面。影响养殖户经济效益的因素很多,受条件限制,很多因素,比如组织化程度、品牌建设情况、资源禀赋条件等并未加以考虑,因此本文得到的是一个初步的研究结果,亟待后续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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